一、中国高教学会后勤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子元在’95全国高校伙食工作研讨会的发言（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乔傲龙[2]（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张家豪[3]（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指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李响[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沈阳具有“东方鲁尔”之称号和“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之美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段内,妥善接收城市并迅速恢复各项功能之后,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和推动下,沈阳城市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对此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历史学为基础,兼用城市社会学、城市形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沈阳城建档案和当时报刊为主要资料,研究了这一时期沈阳城市的发展背景、历程、建设成果及其影响,并对这一时段的城市发展做出评价,以期为当今城市建设和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启示。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解放后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沈阳城市的恢复建设,为沈阳城市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沈阳解放后,沈阳军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的完成了接收和管理工作,成为全国大城市接收的典范。在国家的支持和城市人民的努力下,沈阳恢复和新建了市内工厂,使其在规模上和技术上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水平。在工业恢复的同时,残破的城市得以修复,社会重新运转并进一步走向安宁有序,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的恢复建设,不仅壮大了沈阳工业经济实力,更为此后大工业发展计划的确立、规划和实施创造了条件。第二章论述了沈阳城市发展的规划设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计划是围绕工业化制定和实施的。基于国内外现实条件和沈阳自身基础,国家在此布置了较多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和配套项目。为与工业化建设相适应,沈阳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也有了新的规划,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工业建设协调起来。因此沈阳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城市现代工业体系,而且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现代城市骨架结构,为城市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的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历程。沈阳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范围内形成了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了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作为工业建设的载体,城市道路、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交通、供水、供电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公园、广场、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丰富多样,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的呈现成为沈阳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第四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随着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空间也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形成了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沈阳模式。从城市整体布局的调整出发,扩建成铁西和大东两个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生产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新建陵北工业区和沈海工业区;配合工业发展,形成了南北两个文教区,教育科研机构规模和数量较为庞大;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布置调整了行政中心位置;逐渐形成了市、区、住宅区3层商业中心。城市以市政府为新的城市中心,构建了南北和东西轴线,沿轴线、铁路和陆路交通线向外拓展趋势明显。城市内部结构得到重构,外部形态得以扩展,重塑了沈阳作为东北工业化首位城市的空间形貌。第五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的更新。“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也促进沈阳城市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出现了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城市水平相吻合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机制——单位制,城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科学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特征。在此基础上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丰富,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反映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也映射在今天的生活范式中。第六章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业绩成就了沈阳中国重工业第一城和东北首位城市的地位,也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以工业建设为依托,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貌得到重塑,也奠定此后城市发展格局结构;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也造就了辉煌的工业历史和独具魅力的工业精神。同时,这一时期沈阳城市发展也具有局限性,体现在城市建设落后于工业化,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设备与技术更新缓慢,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等,这些问题对当今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沈阳乃至东北城市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是巨大的更新也是辉煌的起点。在铭记昔日成就的同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汲取,更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思,寻求解决之道。要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沈阳,如何发挥辽宁精神,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历程可获得借鉴和启示。
郭川[5]（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林伟红[6]（2015）在《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本治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学治校理念是大学在教育探索及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对教育规律的理性认识和主观要求。它反映了学校决策层对教育现实的理解程度以及把握教育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治校理念集思想性、实践性、发展性于一体,对大学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的兴衰。本研究是围绕大学治校问题而进行的历史探究。研究对象为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本治校,之所以选这二十年,一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受严重创伤,这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是如何复苏的;二是因为湖南师范大学是一所“三无学校”—无底子、无码头、无名气,主要领导人也都是土生土长的,不是出身名校,更不是院士等头衔;三是湖南师范大学在这段时间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特别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神话”。这段“传奇神话”很多人知晓,但却鲜有人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一所普通师范院校的崛起,从这一个案更能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巨大进步;一所起点低、起步晚的大学,她的巨变也许更能说明大学发展的一些本质问题。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研究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人物访谈法、史论结合法,对湖南师范大学的人本治校理念及实践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是一个历史研究,首先是历史性,其次是研究。研究目的在于挖掘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本治校经验给当下的大学管理和改革提供借鉴,因而首先是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研究,把它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分析它与前、与后之间的联系,然后是经验探讨,且以历史研究为主,以经验探讨为辅。湖南师范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她以人为本的治校理念。人是大学立足和发展的根本。在学校里面,“以人为本”也是相对的,师生员工中的“以生为本”,教职员工中的“以师为本”,大学的活动中心是教学与科研;大学的目标中心:人才培养。湖南师范大学实施人才战略,大力引进博士,延揽知名教授,提升现有教师和有效昭示人才;推行来去自由政策,来者欢迎,去者欢送,首创师资建设日和加强机关建设为“来去自由”提供有利的支持;善用和创造条件,把握和抓住机遇,积蓄雄厚的师资力量。在人本治校的过程中,学校充分发挥教师的智慧,并着力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尽力完善公共服务基础建设、鼓励学术交流、竭力支持学术出版、大力发展图书馆、营造和谐的环境等方面来促进教师的发展。在“以生为本”方面,通过弘扬师范本色、坚守教学中心、着力大学生素质教育和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等来实现学生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因为实行人本治校而取得了显着的成就。首先是一支壮观的师资队伍。教师队伍不仅数量充足,而且结构合理,形成老中青学术梯队;教师队伍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层次提升。其次,教师们信守本职,潜心教学与研究,不仅取得了显着的教学成就,也收获了卓越的科研成果。其三,素质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提升了校园的文化品位,提高了学生的全面素质,擢升了教师整体素养。其四,由于学校的人本治校理念及相应的政策及举措取得了实效,科研成就享誉学界,教学成绩卓尔不群,学校享有良好的声誉。借鉴历史为了立足当下,走向未来。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20年的办学发展史阐释了大学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治校理念,着力创造条件实施人本治校。湖南师范大学的成功告诉我们:改革出活力这是基本思路,去官本,立人本是核心,人才强校是战略,一心为校的领导班子建设是关键:湖南师范大学的不足则提醒我们:政府放权,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大学的方式是实现人本治校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是实施人本治校的一个有力的保障。
刘业伟[7]（2015）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鲁迅文学院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打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借鉴创意写作的研究思路,运用文化领导权、文学生产等理论方法,从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鲁迅文学院六十年来的办学情况,阐释了其作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意义和“文艺党校”的历史局限。以此,一方面可以厘清新中国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多多少少地管窥到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实践。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至今已经走过了64年的历程。文研所的创办,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它的创办,充分体现出新政权对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视。文学学校的建立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期和鲁迅文学院时期。从考察可以得知,这三个时期的培养情况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比如八十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九十年代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半个多世纪来,鲁迅文学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着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着的比重。鲁院办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对鲁院办学模式的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在此基础上,鲁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已经形成。就鲁院初期的办学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拷贝。但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鲁院已经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鲁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必将吸收包括创意写作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努力拓展学历教育渠道,引入包括创意写作工坊在内的各种作家训练方法。
吕晶[8]（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邢恩源[9]（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车守同[10]（2013）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文中提出1944年1月成立的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是中国抗战时期所成立最重要的一处遗址博物馆。成立的背景，与抗故时期「西北开发政策」、「（1942年）国军派驻河西走廊」、「（1942年）中央政府收复对新疆省行政权」，有绝对密切的关系。为了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及经济封锁，地处偏远的敦煌，交通运输获得大幅改善。加上菁英人才的参与、兰州市政的建设，以及于全国最重要的国营事业玉门油矿凿井出油，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都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当时在河西走廊与莫高窟从事公务访查及学术工作的人员虽然不多，但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晌，并且在1949年以后，分居海峡两岸，相关的史料也分布在两岸。本论文系以分布海峡两岸的史料，包括公文、信函、日记，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时代背景，作一时间的比对与全面性的讨论。
二、中国高教学会后勤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子元在’95全国高校伙食工作研讨会的发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高教学会后勤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子元在’95全国高校伙食工作研讨会的发言（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
| 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 |
| 二、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
| 三、宫殿前小山般堆起文物箱 |
| 四、文物连夜运出故宫 |
| 五、列车停在浦口，不知道往哪里开 |
| 六、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次 |
| 第二章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
| 一、上海仁济医院的“临时周转房” |
| 二、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 |
| 三、马衡被任命为第二任院长 |
| 四、影印《四库全书珍本》 |
| 五、上海预展会取得“轰动效应” |
| 六、中国文物第一次有组织地走向国际 |
| 七、文物在六朝古都安家 |
| 八、易培基不可能活着看到洗清冤案了 |
| 九、千军万马的内迁洪流 |
| 十、运出南京的最后机会 |
| 第三章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
| 一、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本飞机炸平了 |
| 二、长沙至贵阳有土匪出没 |
| 三、安顺郊外的理想山洞 |
| 四、烟波一笠，回首江天 |
| 五、赴苏展品的安全，令故宫同人感到揪心 |
| 六、安顺待不下去了 |
| 七、在巴县的竹海中隐匿形迹 |
| 第四章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
| 一、把两千多箱文物抛在南京，让马衡无比自责 |
| 二、不易受潮湿的物品暂存重庆 |
| 三、宜宾也不安全 |
| 四、装满文物的木船纤绳断了 |
| 五、轰炸乐山的纪录片成为日本空军的“样板片” |
| 六、当学术巨匠遭遇大足石刻 |
| 第五章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
| 一、一个家庭的“南迁” |
| 二、军火库做文物库房 |
| 三、在大雪中翻越秦岭 |
| 四、大慈寺僧人要遵守来自故宫的“戒规” |
| 五、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 |
| 六、大火向存满故宫文物的武庙蔓延过来 |
| 七、为守护国宝而牺牲的军人 |
| 第六章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
| 一、故宫人员关闭了故宫大门 |
| 二、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搞了件大事情 |
| 三、日本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之无上妙品 |
| 四、日本投降了，有人半信半疑 |
| 五、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 |
| 六、文物工作者的胜利“纪念碑” |
| 第七章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
| 一、故宫文物走了，文化的种子留下了 |
| 二、接二连三的翻车事故 |
| 三、你不是学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 |
| 四、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
| 五、南迁文物回到出发地 |
| 六、追缴“小白楼”散佚书画 |
| 七、“故宫盗宝案”尘埃落定 |
| 第八章人间毕竟晴方好：一宫两院 |
| 一、文物迁出北平以来最大一次损失 |
| 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 三、生命中最后两个字 |
（2）《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和内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和创新 |
| 第一章 解放后沈阳城市的接收和恢复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沈阳城市接收 |
| 一、城市接收前的准备工作 |
| 二、城市接收的过程与实施 |
| 第二节 城市管理和建设工作次第开展 |
| 一、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 |
| 二、市政建设恢复 |
| 三、教育、卫生事业进步 |
| 第三节 城市工业的恢复和改造 |
| 一、解放前沈阳工业状况 |
| 二、国营工业的恢复和新建 |
| 三、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改造 |
| 第四节 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动员的城市社会生产运动 |
| 一、全市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 |
| 二、配合战争动员进行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 |
| 第五节 新政权的巩固与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 |
| 一、收缴武器弹药,确保城市安全 |
| 二、进行城市救济、收容散兵、乞丐和无业游民 |
| 三、封闭妓院,教育改造妓女和暗娼 |
| 四、严禁贩毒吸毒,肃清烟毒流害 |
| 五、镇压反革命运动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规划 |
| 第一节 “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过程和原因 |
| 一、国家工业发展策略中沈阳地位的确立 |
| 二、“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的城市规划设计 |
| 一、《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制定基础 |
| 二、《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形成过程 |
| 三、《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具体内容和评价 |
| 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 |
| 第一节 城市工业飞速发展 |
| 一、铁西区工业的扩充 |
| 二、大东区工业的调整 |
| 三、新工业区的工业建设 |
| 第二节 城市建设逐步完善 |
|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 |
| 二、城市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 |
| 三、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多样化 |
| 四、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呈现 |
| 第四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重构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一、原有工业区的充实和调整 |
| 二、新工业区和工业居民点的规划和兴建 |
| 三、文教区的新建 |
| 四、行政区域迁移和构建 |
| 五、等级化商业区的出现 |
| 第二节 城市空间总体形态及特点 |
| 一、更新与拓展——总体城市形态 |
| 二、扩张与重构——城市形态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演变逻辑 |
| 一、城市发展动力综合分析 |
| 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逻辑 |
| 第五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单位制在城市社会基层管理中占主导 |
| 一、单位制的形成 |
| 二、沈阳地区单位制的特征 |
| 第二节 城市社会人口结构变化 |
| 一、城市人口数量增长 |
| 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 |
| 三、人口经济结构的变化 |
| 四、女性劳动人口增加及意义 |
| 第三节 科学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突出 |
| 一、科学和教育事业突飞猛进 |
| 二、医疗卫生条件有质的飞跃 |
| 第四节 城市居民生活变迁 |
| 一、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变迁 |
| 二、城市居民文体娱乐活动丰富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评述 |
| 第一节 沈阳城市发展成就与历史影响 |
| 一、谱写辉煌时代,建成新中国重点工业城市 |
| 二、形成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中部城市产业集群 |
| 三、重构工业城市形态,奠定城市发展格局 |
| 四、城市精神初步形成 |
| 第二节 沈阳城市发展的局限性 |
| 一、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水平落后于工业化 |
| 二、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 |
| 三、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 |
| 四、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 |
| 结论 |
| 一、革新与辉煌：建国初期城市整体风貌变革 |
| 二、辐射与担当：城市职能的转变 |
| 三、反思与梦想：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与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界定 |
| 1、抗战大后方 |
| 2、公教人员 |
| 3、日常生活 |
| 4、心态 |
| 5、嬗变 |
| 二、选题依据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 一、衣不蔽体 |
| 二、食不果腹 |
| 三、住不安居 |
| 四、行步维艰 |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 一、生不能养 |
| 二、老不能孝 |
| 三、病不能医 |
| 四、死不能葬 |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 1、要求改善待遇 |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 1、谁先到达终点 |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 一、遭人怜悯 |
| 二、被人欺辱 |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 参考书目 |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6）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本治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1.6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本治校的基础 |
| 2.1 人本是如何生成的 |
| 2.1.1 人是什么 |
| 2.1.2 人本的生成 |
| 2.2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嬗变 |
| 2.2.1 1978之前:半人的时代 |
| 2.2.2 1978年之后:逐渐进入人的时代 |
| 2.2.3 “九五”期间:“211工程”的实施 |
| 2.3 湖南师范大学的办学环境 |
| 2.3.1 十年挫折后的湖南师范大学 |
| 2.3.2 湖南师范大学的发展回顾 |
| 2.3.3 湖南师范大学的发展处境 |
| 2.3.4 湖南师范大学的人本简概 |
| 第三章 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师本理念与治校实践 |
| 3.1 湖南师范大学的师本理念：教职员工中，“教”字第一 |
| 3.2 湖南师范大学的师本治校实践 |
| 3.2.1 实施人才战略 |
| 3.2.2 推行来去自由政策 |
| 3.2.3 积蓄雄厚的师资力量 |
| 3.2.4 转换运行环境与机制 |
| 3.2.5 搭建平台促教师发展 |
| 第四章 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本理念与治校实践 |
| 4.1 湖南师范大学的生本理念 |
| 4.1.1 学生:发展中的人 |
| 4.1.2 师生员工中:“生”字第一 |
| 4.2 湖南师范大学的生本治校实践 |
| 4.2.1 弘扬师范本色 |
| 4.2.2 坚守教学中心 |
| 4.2.3 着力大学素质教育 |
| 4.2.4 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
| 第五章 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本治校的成效 |
| 5.1 壮观的师资队伍 |
| 5.1.1 数量充足,结构改善 |
| 5.1.2 质量优良,层次提升 |
| 5.2 突出的教研成就 |
| 5.2.1 显着的教学成就 |
| 5.2.2 卓越的科研成果 |
| 5.3 丰硕的素质教育成果 |
| 5.3.1 提升:校园文化品位 |
| 5.3.2 提高:学生全面素质 |
| 5.3.3 擢升:教师整体素养 |
| 5.3.4 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力 |
| 5.4 良好的学校声誉 |
| 5.4.1 国内:学校声誉不断上升 |
| 5.4.2 国际:学校声誉不断扩大 |
| 第六章 借鉴历史展望未来 |
| 6.1 值得借鉴的经验 |
| 6.1.1 治校思路:改革出活力 |
| 6.1.2 治校核心:去官本,立人本 |
| 6.1.3 治校战略:人才强校 |
| 6.1.4 治校关键:一心为校的领导班子建设 |
| 6.1.5 治校保障:较完善的法律法规 |
| 6.2 仍需反思的问题 |
| 6.2.1 政府过多干预的障碍 |
| 6.2.2 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问题 |
| 6.2.3 “人才战略”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7）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 |
| 第一节“文学大一统”时代里的“文学新人” |
| 第二节“文化领导权”语境下的“新人培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 |
| 第一节 文研所与延安鲁艺 |
| 一、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特别优待 |
| 二、师资队伍和招生方式 |
| 三、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 |
| 四、尝试改变办学方式 |
| 第二节 文研所与高尔基文学院 |
| 一、文研所对高尔基文学院的借鉴 |
| 二、文研所对高尔基文学院的“创新” |
| 第三节 文学研究所与丁玲 |
| 一、为何选择丁玲？ |
| 二、创办文学研究所 |
| 三、主政文研所的厄运 |
| 四、平反后的丁玲与文研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文研所的筹备与成立 |
| 一、文研所的筹备 |
| 二、文研所的成立与倒掉 |
| 第二节 文讲所的恢复与鲁迅文学院的成立 |
| 一、文讲所的恢复 |
| 二、鲁迅文学院的成立 |
| 第三节 鲁院的办学环境 |
| 一、朴素而典雅的鼓楼东大街 |
| 二、艰苦而有趣的朝阳区党校和职工大学 |
| 三、素雅而偏远的八里庄 |
| 第四节 鲁院的学习风气 |
| 一、活跃的课堂 |
| 二、多彩的课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 |
| 第一节 文学研究所时期 |
| 一、文研所招生特点 |
| 二、在办学中发展 |
| 第二节 文学讲习所时期 |
| 一、停办之前的文讲所 |
| 二、恢复工作以后的文讲所 |
| 第三节 鲁迅文学院时期 |
| 一、进修班：八十年代鲁院办学形式 |
| 二、与高校合作办学 |
| 三、多样化办班：九十年代鲁院的招生办学 |
| 四、高研班：新世纪鲁院的招生办学 |
| 第四节 不同时期的对比与渐变 |
| 一、文研所时期 |
| 二、文讲所向鲁院过渡时期 |
| 三、九十年代 |
| 四、新世纪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 |
| 第一节 文学研究所时期 |
| 一、理论学习 |
| 二、社会实践 |
| 第一节 文学讲习所时期 |
| 一、文讲所前期 |
| 二、文讲所后期 |
| 第三节 鲁迅文学院时期 |
| 一、八十年代 |
| 二、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初期 |
| 三、新世纪高研班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 |
| 第一节 从对作家队伍的影响到体制的认可和学员的评价 |
| 一、对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的影响 |
| 二、体制的认可和学员的评价 |
| 第二节 从小鲁院到大鲁院：地方对鲁院培养模式的复制 |
| 一、各地对鲁院的模仿和复制 |
| 二、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及其对策 |
| 第一节 一种新的理论的生成：创意写作视域下的文学新人培养 |
| 一、文学新人培养的可行性 |
| 二、中国创意写作方兴未艾 |
| 第二节 一个新的培养路径：可借鉴的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系统 |
| 一、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的发展成就 |
| 二、鲁院借鉴创意写作的基础与前景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一、鲁院更名后开展的文学活动 |
| 二、历届高研班学员名单 |
| 三、鲁迅文学院讲义一览表 |
| 四、鲁迅文学院历届主要负责人任职简表及简历 |
| 五、鲁迅文学院主要授课教师名单 |
| 六、史料 |
| 七、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访谈录 |
| 八、鲁迅文学院办班名录（1950年—2014年） |
| 九、鲁迅文学院学员问卷调查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二、期刊 |
| 后记 |
| 致谢 |
（8）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缘起 |
| 第一章 论文结构说明 |
| 第一节 所使用的原始档案介绍 |
| 第二节 各种文献的运用 |
| 第二章 回忆、研究与新史料的介绍 |
| 第一节 重新回忆与以往研究的成果 |
| 第二节 史料运用方法举例 |
| 第三节 介绍本论文的新史料 |
| 附件 |
| 第三章 从建设西北到建设甘肃 |
| 第一节 建设西北政策的形成 |
| 第二节 抗战前甘肃政局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时甘肃的建设 |
| 第四节 兰州是敦煌的中途岛 |
| 第四章 西北建设与各种考察团 |
| 第一节 建设甘肃的模式-「建设新西康」 |
| 第二节 各种考察团络绎於甘肃之途 |
| 第三节 朱家骅、于右任两次重大影响的考察 |
| 第四节 收复新疆 |
| 第五节 莫高窟第一次成功的官方专业考察系由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达成 |
| 第五章 交通建设 |
| 第一节 以往的交通困难 |
| 第二节 交通战略与甘肃省的交通建设 |
| 第三节 国防的大动脉甘新公路 |
| 第四节 安敦、南疆与莫高窟公路 |
| 第六章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经过与人事的安排 |
| 第七章 民国卅四年「改隶」的经过 |
| 第一节 由「裁撤」到「改隶」 |
| 第二节 同案遭到「裁撤」的单位 |
| 第八章 傅斯年支持敦煌学缘於他的理想 |
| 第九章 玉门油矿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
| 第一节 油矿对敦煌研究工作的支持 |
| 第二节 油人的雪泥鸿爪 |
| 第十章 莫高窟的摄影 兼谈有未竟之志的罗吉眉 |
| 第十一章 剡司长就是英千里 |
| 第十二章 重建史料 张治中的敦煌行 |
| 第十三章 痛苦的物价波动与米代金 |
| 第十四章 读书杂记 |
| 第一节 学者所看到散落在甘肃省内的敦煌卷子 |
| 第二节 对「敦煌」地名注解的新思维 |
| 第三节 莫高窟与宗教学的关连性 |
| 第四节 莫高窟的三寺 |
| 第十五章 结语 |
| 参考书目 |
四、中国高教学会后勤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子元在’95全国高校伙食工作研讨会的发言（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3]“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 李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5]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6]湖南师范大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本治校研究[D]. 林伟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6)
- [7]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D]. 刘业伟. 上海大学, 2015(02)
- [8]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9]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10]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D]. 车守同.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