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州训练青年领袖（论文文献综述）
王若玢[1]（2021）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研究（1922-1925）》文中提出1922-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承担起领导全国青年的重任,发舆论先声,尽宣传之力,运用多种方式培育青年成长,引导青年运动,凝聚青年力量。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形势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舆论宣传工作提供现实需要与现实可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传统文化及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思想提供理论资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集结了一批早期有志青年,以施存统、恽代英、张太雷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核心人物应时代呼声发挥了舆论领袖、榜样模范作用;《先驱》《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机关报刊,宣传马列主义、分析国情时事、报道青年运动,充分发挥其舆论宣传主要阵地的作用;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舆论宣传主要活动,关注工人、学生、农民等多个青年群体,运用多种舆论宣传策略塑造青年形象、引领青年思想、激扬青年情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工作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当代中国共青团舆论宣传工作提供资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重视舆论领袖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聚焦青年群体,树立青年远大理想;提升宣传实效,多维凝聚青年力量。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深入探析,有利于舆论宣传工作的发展与创新,有利于提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青年的组织与引导作用。
王美[2]（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赵琳琳[4]（2020）在《《新动向》与汪伪政权的青年宣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1年2月,汪伪政府统一了沦陷区以民间组织为名义的诸多东亚联盟团体,并将合并而成的东亚联盟运动称为伪“国民党”领导的“国民运动”,南京地区的东亚联盟协会转而成为东亚联盟运动下的南京分会。4月,南京分会的《新动向》以“指导青年思想与行动”的名义创刊,成为汪伪东亚联盟运动内惟一以沦陷区青年为对象的刊物。本文的论述由此展开。1941年的东亚联盟运动如火如荼,《新动向》也因势进入火热的宣传之中。创刊之初的《新动向》首先构建东亚联盟运动与青年之间的紧密关系,关注沦陷区青年的生活、学习及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以排解沦陷区广泛的苦闷情愫。试图“拉近”与青年间距离的同时,引入德意日的青年训练经验,以备控制沦陷区青年群体。1942年前后,新国民运动以精神与物质建设共存的“国民运动”形象出现,与东亚联盟这一“国民运动”之间关系模糊,分工不明。新国民运动开展之后,东亚联盟的运动声势逐渐低沉,《新动向》转而参与到为新国民运动造势的舆论宣传之中。同年7月汪伪将两运动的关系进行“一内一外”的厘定,将东亚联盟运动定性为“对外之团结”。但这一定义看似明确,实则仍旧模糊。以《新动向》的视角来看,东亚联盟运动虽不以“国民运动”为名,却行“国民运动”之实。两运动最终未能实现一元化,反而增添了汪伪集结民心的难度。把握五四运动的纪念权,是汪伪政权笼络青年的重要方式之一。《新动向》与沦陷区广泛的舆论群体共同炮制了这一五四纪念活动。1939年大民会以“救国不当,亡国有余”为题拉开五四纪念的帷幕,汪伪还都后这一纪念逐渐升温,将五四所涵盖的政治符号进行剥离、添新与重塑。1942年纪念遭遇爆冷,1943年汪伪转而切断“青年节”与“五四”之间的关联,赋予青年节新的内涵,这一做法不仅暗示伪政权对五四话语权的放弃,对五四纪念符号争夺的失败,也体现《新动向》对沦陷区青年控制之难。纵观《新动向》的整个生命历程,作为一份自1941年坚持至战争结束的刊物,《新动向》不仅是呈现汪伪青年宣传这一过程的极佳映射,同时也重现了汪伪东亚联盟跌宕起伏的运动过程。
雷月荣[5]（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研究表明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马爱婷[6]（2020）在《阮啸仙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阮啸仙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的奠基人。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阮啸仙从一位爱国主义者、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以阮啸仙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为研究对象,以时间为线索,以史实材料为基础,运用分析归纳法、史论结合法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分析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客观背景,概括出五四时期的社会环境和阮啸仙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历,从党、团建立时期、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对阮啸仙领导广东早期的工人运动、整顿广东团组织、协助改组国民党、领导广东早期的农民运动、创立仁化苏维埃政权、参与中共六大、领导徐海蚌赤色农暴和进行中央苏区的审计肃贪等八个方面梳理其所从事的革命实践,进而论述阮啸仙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关于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统一战线、农民运动和红色政权五个方面的主要思想。阮啸仙在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注重调查研究,重视工农群众的利益,具有鲜明的特点。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对富农“两面性”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不足。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中,阮啸仙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红色武装割据、开创革命新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断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阮啸仙作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精神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展示了那个年代进步青年寻求国家出路所作出的各种努力,而且对当前形势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做好青年工作,坚持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金永鹏[7]（2020）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劳工问题研究（1919-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1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苏俄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劳资矛盾与冲突也相伴而生。因而,劳工问题也就成为20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包括国共两党共同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一般而言,劳工问题是工业逐步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问题,只是工人反对本国的资本家,工人所受到的痛苦,且只是经济力的”。而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近代中国来说,劳工问题却与政治、民族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特定的特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对于劳工问题,国民党曾实行以扶助劳工组织,实行劳资合作为内容的基本原则与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虽然一度支持实行“扶助农工”政策,但随着政治形势以及国民党政治地位的变化,国民党对于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运动的“过激”行动加以责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它主张用发展劳工教育、推行劳动立法、保障劳工福利等方式来解决劳工问题,但在实践中并未尽如人意,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混乱无序,很多法规只是一纸具文,无法产生实际效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则在苏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提倡“社会革命”,鼓励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领导工人运动以达到改善劳工生活、提高劳工地位,争取民族解放的目的。面对劳工问题,在社会福音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基督教界也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以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提出自己的理念与主张,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只会带来更多的斗争而不是合作,暴力产生暴力,由‘剑’建立的体制在一定时期会由‘剑’来灭亡。暴力革命现在看似有用,但历史会证明它不会带来乌托邦,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纠缠在一起的漫长和疲倦的环圈。”因而,基督教主张用“宁可代罪人死,不要把罪人杀死”的上帝观影响世人的思想,主张通过改造人心,提升道德,培养人格,坚持“爱人”、“牺牲”、“发展人格”、“劳工神圣”的原则,通过劳资调和的方式来解决劳工问题。自1922年起,中国基督教界先后召开了基督教全国大会、基督化经济关系全国大会等相关会议,讨论、制定劳工改革的方案。此外,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还设立工业委员会,负责调查中国劳工状况,宣传基督教工业思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负责具体实施服务劳工相关事工的基督教组织。他们“竭力提倡推行劳动法”,以保护劳工利益;通过鼓吹舆论、注重社会经济状况调查、培养研究工业及劳工问题的人才、出版与工业改造相关的书籍等手段,推动工业经济研究;通过在基督教机关刊物《青年进步》中开辟“劳工专号”,介绍欧美教会改造社会的计划,讨论教会在解决这类问题中的建设性作用;通过创办平民学校、工艺补习班,邀请北美协会亚洲区总干事艾迪,日本着名基督教传道者、劳工运动领袖、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贺川丰彦等名人演讲的形式与活动,以“普及工人教育,推广社会教育”,达到向工人“灌输普通的知识”,“增加职业上的能力”,“养成公民的道德”的目的。另外,还通过创办被蒋介石誉为“村舍新模范,社会新仪型”的浦东劳工新村和沪西公社等“模范社区”,达到改善劳工生活,增强劳工幸福的目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各项服务社会,谋求劳工改革的理念与事工对于“改良经济”,“改良家庭生活,增进公民智识”,“使人人成为完美之国民,能尽公民充分之责任”有着一定的思想启蒙与促进作用。然而,中国的问题深重,贫穷、衰弱、愚昧、贪污、纷乱五病俱全,“不是可以枝节救济的”,而应当“去求根本的改革”。
王海凤[8]（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吕承祯[9]（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侨刊研究（1937-1945） ——以侨务机构的四种期刊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在海外有大量的华侨存在,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海外华侨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密切。华侨对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即创办了不少侨刊,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延续了战前的做法积极地创办侨刊。全面抗战的爆发,将华侨与国民政府更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抗战时期中国的严峻局势,激发了华侨报效支援国家的心态,也促使国民政府寻求华侨的帮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侨委会与国民党海外部创办了一系列侨刊。面对抗日战争的严峻局势,侨委会将《侨务月报》改编为《非常时期侨务特刊》,用以报道抗战。1938年侨委会创办《华侨动员》,1940年停刊。同年海外部创办《华侨先锋》,1941年停刊,1943年复刊,此后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1940年侨委会将《华侨动员》改编为《现代华侨》,1942年停刊。《非常时期侨务特刊》仅出了一期。它在七七事变后的特殊时间段内以报道国内局势、驳斥日寇言论为主要内容。《华侨动员》以动员华侨贡献抗战为宗旨,刊登与华侨抗战相关的稿件。《现代华侨》的内容主要反映抗战时期华侨文化、华侨教育、华侨生活情况。《华侨先锋》以阐扬三民主义理论,发挥抗战建国国策,报道国内要讯,研讨海外党务侨务问题,提供侨胞共同努力的方针为宗旨。侨刊的主要内容有:国内国际时事、宣传动员华侨、华侨对抗战的贡献、救济华侨、华侨教育等方面。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是侨刊的重要内容,目的是使华侨了解中国抗战与国际局势,侨刊为此塑造了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正面形象。宣传动员华侨是国民政府创办侨刊的初衷,为此侨刊对华侨进行了积极的动员,指导他们为国效力。侨刊报道了华侨对抗战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经济方面,他们捐款捐物、购买救国公债、抵制日货、投资国内建设;在军事方面,许多华侨返回祖国从军杀敌,服务军民,有的甚至牺牲在了战场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大部沦陷,华侨急待拯救,国民政府转而救济华侨。华侨教育的内容在侨刊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对侨政策,侨刊的创办受到这些政策的指导影响,体现了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反过来又对侨务政策起到了补充完善的作用。这四种侨刊创办于不同的时间段,分属不同的组织系统,其宗旨、内容因此有不同,但是因为都是国民政府侨务机构的侨刊,因此又有共同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创办的这四种侨刊,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当代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现代人创办侨刊也提供了一些借鉴价值与经验。当然,这些侨刊也存在缺陷。它们的创办经营时间普遍较短,内容存在断裂;有的文章存在污蔑共产党的言论,不利于抗战统一战线的稳固。
杨凯良[10]（2020）在《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文中指出在新旧文明交替、时局动荡混乱的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作为过渡时代的思想引领者,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从何而来?本文结合运用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对作用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及相关因素给予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清末民初的时代环境及教育近代化的开展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萌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场景。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的西风东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生发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催化剂。儒家文化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萌生的原生思想背景。所处具体地域文化场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高等教育性情和学术偏好,也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铺设了个人思维层面的基底。教育文化场景中:虽然民国着名大学校长国内的知识结构上存在共性,然而留德和留美学人群的不同教育文化场景导致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大学校长所获取或感知的或显或隐的西方大学理念和古希腊哲学思想为他们回国后主持大学奠定了高等教育思想的来源基础。社会任职场景中:编译馆或杂志社任职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炼化厂;在政府任职时期积累的人脉为他们日后执掌大学、保证大学正常运转提供了诸多方便;任职大学是最为关键的职业经历,可以加深他们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感知和体认,为他们提出颇有针对性的建议提供依据。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烘托下,高等教育思想呈现出衍生从属性、中西杂交性、理想性和前瞻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场景的转换对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认识和发展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期间伴随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的冲突与磨合,偶有可能发生政域场和学域场之间高等教育沟通思维的调适。对学术场景的聚焦研究发现:杜威一脉学术师承秉承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的方法,然而其中国弟子在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上与杜威相比发生了异变;北大同人的学术网络聚合性强,交互性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同质性和细微分化。对大学实践场景考察发现:大学校长的人事变迁不一定会导致一所大学理念的断裂,职业场景变换却可能使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发生微调或转变。对大学办学理念与大学教育理念相关核心文本的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思想内核的多元调和性与对立共生性。由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的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联结性和交叉性这几种特性,因此从工具论角度出发截取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片段或者场景进行“神话”预制式的研究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适切,亦可能遮蔽真实的高等教育历史。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并未上升到理论化层面。基于场景视角,论文总结了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形成特点,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了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并尝试性提出了场景建设的路向。
二、广州训练青年领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州训练青年领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研究（1922-1925）（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研究 |
| 1.3.2 对舆论宣传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创新点 |
| 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资鉴 |
| 2.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逻辑 |
| 2.1.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与发展 |
| 2.1.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现实需要 |
| 2.1.3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现实可能 |
| 2.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理论资鉴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舆论宣传思想 |
| 2.2.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舆论宣传思想 |
| 2.2.3 近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舆论宣传思想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核心人物 |
| 3.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核心人物的舆论宣传 |
| 3.1.1 施存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宣传 |
| 3.1.2 恽代英关于青年革命的舆论宣传 |
| 3.1.3 张太雷关于国内外时事的舆论宣传 |
| 3.2 核心人物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作用 |
| 3.2.1 勇担舆论领袖,加强青年理论武装 |
| 3.2.2 成为榜样模范,坚定青年政治方向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 |
| 4.1 《先驱》《中国青年》舆论宣传的主要内容 |
| 4.1.1 宣传马列主义,抵制宗教渗透 |
| 4.1.2 分析国情时事,宣传党团决议 |
| 4.1.3 报道青年运动,关注青年生活 |
| 4.2 《先驱》《中国青年》舆论宣传的策略 |
| 4.2.1 明确而清晰的舆论宣传原则 |
| 4.2.2 具体而多样的舆论宣传目标 |
| 4.2.3 新颖而灵活的舆论宣传风格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主要活动 |
| 5.1 舆论宣传活动的主要内容 |
| 5.1.1 组织工人运动: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例 |
| 5.1.2 领导学生运动: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例 |
| 5.1.3 关注农民运动: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例 |
| 5.2 舆论宣传活动的策略 |
| 5.2.1 聚焦典型,多角度塑造青年形象 |
| 5.2.2 聚焦内容,多层次引领青年思想 |
| 5.2.3 聚焦过程,多形式激扬青年情绪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评价及当代启示 |
| 6.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评价 |
| 6.1.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贡献 |
| 6.1.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局限 |
| 6.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对共青团舆论宣传的当代启示 |
| 6.2.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重视舆论领袖力量 |
| 6.2.2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将理论与实际结合 |
| 6.2.3 聚焦青年群体,树立青年远大理想 |
| 6.2.4 提升宣传实效,多维凝聚青年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的变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背景 |
| 一、政治局势的杌陧 |
| (一)共和体制初建催发民初教育新气象 |
| (二)一元权力制度促使教育权向上集中 |
|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教育态势迫紧 |
| 二、经济形势的起伏 |
| (一)实业经济初步发展对教育的有限投入 |
| (二)稳定财政格局促使教育经费短暂平稳 |
| (三)强化收支控制导致教育陷入生存困境 |
| 三、文化运动的洗礼 |
| (一)复古逆流回澜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多元思想碰撞 |
| (三)三民主义文化涌现与国家意志统制 |
| 四、教育轨迹的转换 |
| (一)“以日为师”教育基准的破除 |
| (二)德美教育理念由边缘走向主流 |
| (三)法国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延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实现多样化起步(1912-1926) |
| 一、民主决策机制及其多样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
| (一)学制的趋新改造与办学新规定 |
| (二)教育经费“指定专款”的设想 |
| (三)学科规程“现代性”的融入 |
| (四)招考办法“独立化”的尝试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程的初拟 |
| 二、“悬浮型”政权管理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 |
| (一)自由治学改革实践的进行 |
| (二)管理中的纷乱:教育财政方案执行失范与索薪运动 |
| (三)自由中的无序: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困境 |
| 三、革新起步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近代政策体系初具,引导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发展 |
| (二)政策设计缺乏规划,导致大学规模过度扩张 |
| (三)政策实施效果式微,管理高等教育能力有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秩序的选择:高等教育政策趋向规范化与体系化(1927-1936) |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嵌及其高等教育政策选择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下办学法令的颁布 |
| (二)国家对教育经费筹拨的权威保障 |
| (三)训政时期学科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 |
| (四)“单独招生”向“计划招生”的政策过渡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定的“规范化”完善 |
| 二、“压力型”强权推动下的高等教育政策落实 |
| (一)大学整顿工作的有力推进 |
| (二)中央财政训令下发与地方应对 |
| (三)“党化”与“秩序化”:训育政策的强化执行 |
| (四)“取舍”与“统一”:各校师生管理办法的实施 |
| 三、发展与控制双重奏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体系逐步规范,立法建设取得成果 |
| (二)政策实施效力增强,推动高等教育秩序化管理 |
| (三)政策强制性加大,促使府学互动和博弈增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失序的应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应急调整与迁变(1937-1949) |
| 一、抗战建国及其高等教育应急政策部署 |
| (一)教育方针的仓促调整与学校布局规划 |
| (二)教育经费“减成拨发”办法的采用 |
| (三)配合战时需求的学科训令变化 |
| (四)“统一招生”到“多元选拔”的政策转衔 |
| (五)教员与学生相关事项的“调适性”补充 |
| 二、“挽救性”动员督促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 |
| (一)抗敌御辱与内迁方案的临危施行 |
| (二)统一招生政策的短暂实施与终止 |
| (三)恢复秩序的艰难努力:复员与甄审计划的开展 |
| (四)困境中的生存维系:各校有限的师生救济方案和措施 |
| 三、喜忧参半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纵向供给较为密集,立法数量得到扩充 |
| (二)确立战时教育政策体系,挽救高等教育事业 |
| (三)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影响大学稳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动因的探寻: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 |
| (一)社会诉求与国家危机的回应——外部场域发生的改变 |
| (二)知识分子与教育团体的起弊——政府与民间的自主互动 |
| (三)教育问题凸显及严重性变化——决策主体关注度的提升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因素 |
| (一)政党规约的折射与渗透——执政集团理念的转变 |
| (二)决策程序的失调与规范——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 |
| (三)目标群体的规避与适从——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演进的归结: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与利益逻辑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 |
|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 |
| (二)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 |
| (三)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逻辑 |
| (一)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 |
| (二)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 |
| (三)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成本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审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经验借鉴 |
| (一)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 |
| (二)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 (三)从理论构建和实践需求中生成教育政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局限 |
| (一)政策“质”呈现与“量”供给的脱节 |
| (二)政策设计“幻象”与执行“真相”的阻隔 |
| (三)“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摇摆 |
|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
| (一)建构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化坐标 |
| (二)推进高等教育政策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并轨 |
| (三)兼顾“质”“量”效益,靶向高教需求精准施策 |
| (四)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与约束机制 |
| (五)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与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新动向》与汪伪政权的青年宣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界研究状况 |
| (一) 汪伪政权的青年教化问题研究 |
| (二) 汪伪的东亚联盟运动研究 |
| (三) 汪伪的新国民运动研究 |
| 三、论文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四、概念界定与说明 |
| 五、研究方法与主要资料 |
| 第一章 :东亚联盟与《新动向》 |
| 一、中日东亚联盟运动的接洽 |
| 二、《新动向》创刊之时代背景 |
| 三、《新动向》的编者及作者群 |
| 四、《新动向》的定位、栏目及内容 |
| 第二章 :初期的青年宣传与青训经验的引入 |
| 一、东亚联盟的“青年”气息 |
| 二、对青年切身问题的关注与“解答” |
| (一) 对青年苦闷情愫的关注 |
| (二) 对青年受教育问题的关注 |
| (三) 对“青年领导者”的鞭策 |
| 三、对德意日青训经验的初步关注 |
| 第三章 :“亲历”走向“旁观”的《新动向》 |
| 一、加入“大东亚战争”的舆论队伍 |
| 二、对新国民运动的观察 |
| (一) 对新国民运动的建言献策 |
| (二) 青年宣传的内在理路 |
| (三) 东亚联盟与新国民运动的“内外”关系 |
| 三、《新动向》笔下的南京青年训练 |
| 第四章: 《新动向》与汪伪的五四诠释 |
| 一、一笔抹煞:大民会口中之“滑稽武剧” |
| 二、“去伪存真”:1941年汪伪的五四纪念 |
| (一) 对于五四“反日”因素的消磨 |
| (二) 对于青年力量的关注 |
| (三) 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间的承继 |
| 三、移花接木:“新五四运动”的托出 |
| 四、无疾而终:沦陷区的青年节始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动向》刊文目录一览 |
| 致谢 |
（5）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历史资源:众多历史先贤国民性问题探索成果 |
| (二) 现实关照:社会转型背景下国民素质提升需求 |
| (三) 认知盲点:“熟悉的陌生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胡适思想研究概况 |
| (二) 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
| (三)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主要论题 |
| (四)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进与形成 |
| 一、胡适生平 |
| (一) 绩溪岁月(1891—1904):“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
| (二) 上海求学( 1904—1910):“受到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
| (三) 美国留学(1910——1917):“杜威教授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 |
| (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1926):“新文化运动领袖” |
| (五) 大革命时期(1926—1930):“人权的斗士” |
| (六) 抗战前夕(1931——1937):“战乱阴影下的北大文学院长” |
| (七) 抗战期间(1937——1946):“驻美大使” |
| (八) 内战时期(1946—1948):“北大校长” |
| (九) 落日余晖( 1949—1962):“坚持为自由而战的老斗士” |
| 二、背景:从民族危机到文化自觉 |
| (一) 辛亥革命后的文化反思思潮 |
| (二) 新民派先驱者的思想渗透 |
| (三) 留美求学后认识深化 |
| 三、溯源:从中国传统到西方文化 |
| (一) 隐性的暗合:传统文化的影响 |
| (二) 显性的自觉:西方文化的影响 |
| 四、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 上海求学(1904-1910):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发轫时期 |
| (二) 留美七年(1910-1917):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初步形成时期 |
| (三) 归国以后(1917—1962):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深化时期 |
| 第二章 国民性批判:从“国民批判”到“人的批判” |
| 一、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历程及相关概念分析 |
| (一)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历程 |
| (二) “现代国民”、“现代人”等概念分析 |
| 二、“无国民意识”:留美前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一) “立足救亡而兼顾启蒙”:20世纪前后国民性思想基本格调 |
| (二) “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留美前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三、“无个人意识”:留美及归国后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一) “超越贤妻良母”:对女子问题的批判 |
| (二) 人格应该高于贞操:对贞操文化的批判 |
| (三) “父母无恩”:对传统孝道的批判 |
| (四) “无后主义”:对家族个人主义的批判 |
| (五) 丧礼改革:对封建礼俗的批判 |
| (六) 对“时间观念淡薄、懒惰、知足”等劣根性的批判 |
| 第三章 国民性建构:从“现代国民”到“现代人” |
| 一、“现代国民”:留美前胡适国民性改造理想 |
| (一)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0世纪前后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二) “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留美前胡适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二、“现代人”:留美及归国后胡适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一) “健全独立人格”:“个人有自由意志”与“个人当干系、负责任” |
| (二) 真假个人主义辨析 |
| 三、“健全独立人格”的具体表现 |
| (一)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须有独立批判的态度 |
| (二) “造就有意义的新生活”:须有自由冒险的精神 |
| (三) “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须有与社会协进的观念 |
| 第四章 国民性改造:从“单向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 |
| 一、“单向决定论”:留美前胡适“思想革新”式个人改造 |
| (一) 从新民派到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国民性改造路径 |
| (二) “人的改造”:留美前胡适国民性改造路径 |
| 二、“双向互动论”:留美及归国后“制度与人”双向互动式改造 |
| (一) 人的改造:教育与文学 |
| (二) 制度改造:民主制度 |
| 三、新文化运动后期对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批判 |
| (一) 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批判 |
| (二) 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批判 |
| 四、留美前后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转变之原因 |
| (一) 社会价值的近代转换 |
| (二) 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不同 |
| (三) 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 |
| (四) 留美前后胡适受教育经历不同 |
| 第五章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贡献、局限及教育启示 |
| 一、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贡献 |
| (一) 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 |
| (二) 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 |
| 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限度 |
| (一) 外在: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 |
| (二) 内在:中国自由主义内在问题 |
| 三、公民教育: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 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 |
| (二) 培养合格公民:中国人现代化之集中体现 |
| (三) 公民性: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之主要特征 |
| (四) 公民教育: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之实践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阮啸仙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2 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 |
| 2.1 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背景 |
| 2.1.1 国际背景 |
| 2.1.2 国内背景 |
| 2.2 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观背景 |
| 2.2.1 早年经历 |
| 2.2.2 思想转变 |
| 2.3 小结 |
| 3 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实践 |
| 3.1 党、团建立时期 |
| 3.1.1 领导工人运动 |
| 3.1.2 整顿广东团组织 |
| 3.1.3 协助改组国民党 |
| 3.2 国民革命运动时期 |
| 3.2.1 领导农民运动 |
| 3.3 土地革命时期 |
| 3.3.1 创立仁化苏维埃政权 |
| 3.3.2 参与中共六大 |
| 3.3.3 领导徐海蚌赤色农暴 |
| 3.3.4 开展审计肃贪 |
| 3.4 小结 |
| 4 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思想 |
| 4.1 关于工人运动的认识 |
| 4.1.1 分析工人阶级的使命及劳工问题实质 |
| 4.1.2 分析工农联盟在革命中的重要性 |
| 4.2 关于青年运动的认识 |
| 4.2.1 阐明青年的地位和青年工作的任务 |
| 4.2.2 重视青年团员的纪律和政策教育 |
| 4.3 关于统一战线的认识 |
| 4.3.1 提出中共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方法 |
| 4.3.2 深入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
| 4.4 关于农民运动的认识 |
| 4.4.1 分析中国农民运动发生的原因 |
| 4.4.2 提倡农民武装和夺取政权 |
| 4.4.3 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分析农村各阶级状况 |
| 4.5 关于红色政权的认识 |
| 4.5.1 分析苏维埃政权的特点 |
| 4.5.2 分析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
| 4.6 小结 |
| 5 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评价 |
| 5.1 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特点 |
| 5.1.1 注重调查研究 |
| 5.1.2 重视工农群众的利益 |
| 5.2 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价值 |
| 5.2.1 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
| 5.2.2 助推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
| 5.2.3 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 |
| 5.3 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局限 |
| 5.3.1 关于富农的认识 |
| 5.3.2 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 |
| 5.4 小结 |
| 6 阮啸仙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启示 |
| 6.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6.2 坚持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 |
| 6.3 坚持以廉洁建设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
| 6.4 小结 |
| 7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简介 |
（7）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劳工问题研究（191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建及发展历程 |
| 一、基督教青年会的成立与入华 |
| 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历程 |
| 三、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与运行 |
| 第二章 劳工问题的提出及国共两党的政策 |
| 一、中国劳工问题的起源及发展 |
| 二、国民党的劳工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与劳工运动 |
| 第三章 基督教对于实业和经济问题的态度 |
| 一、“基督教改造社会的根本原理” |
| 二、相关会议的召开 |
| 三、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工业委员会的成立 |
| 第四章 服务社会,谋求劳工改革 |
| 一、“鼓吹舆论”,“提倡工业经济的研究” |
| 二、推行工人教育,“养成公民的道德” |
| 三、创建“模范社区”,“增进劳工幸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南京国民政府侨刊研究（1937-1945） ——以侨务机构的四种期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侨务机构的历史回顾 |
| 一、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 |
| (一)历史沿革 |
| (二)组织机构 |
| (三)抗战时期的侨务工作 |
| 二、国民党海外部 |
| (一)历史沿革 |
| (二)组织机构 |
| (三)抗战时期的侨务工作 |
| 第二章 1937—1945 年国民政府侨刊的创办与概况 |
| 一、侨委会期刊的创办与概况 |
|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侨刊回顾 |
|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三种侨刊 |
| (三)《华侨青年》 |
| 二、海外部《华侨先锋》的创办与概况 |
| (一)创办宗旨 |
| (二)栏目设置及征稿条例 |
| (三)创办及经营情况 |
| 三、侨务领导人与侨刊 |
| (一)陈树人与侨刊 |
| (二)吴铁城与侨刊 |
| (三)刘维炽与侨刊 |
| 四、侨刊与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 |
| (一)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 |
| (二)侨刊对侨务政策的体现和补充 |
| 第三章 侨刊对华侨抗战的动员 |
| 一、海外华侨的潜在力量 |
| (一)华侨的人数及其在海外的分布 |
| (二)南洋华侨的职业与经济力量 |
| (三)华侨的爱国心及其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 |
| 二、国民党要员出国宣慰华侨 |
| 三、坚定抗战信念 |
| (一)驳斥日寇谬论与伪宣传 |
| (二)坚持抗战 |
| 四、对华侨的建议 |
| (一)经济方面支援祖国抗战 |
| (二)积极参与二期抗战 |
| (三)积极参与精神总动员 |
| (四)合理应对欧战与日本南进 |
| (五)积极参与国际宣传 |
| 第四章 侨刊注重报道华侨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
| 一、侨刊关于华侨抗战贡献的专栏 |
| 二、侨刊中有关华侨贡献的内容 |
| (一)抵制日货与讨汪 |
| (二)捐款捐物 |
| (三)投资建设 |
| (三)回国服务 |
| 三、侨刊对华侨抗战贡献的评价 |
| 第五章 侨刊对发展华侨教育的重视 |
| 一、华侨教育问题 |
| (一)对华侨教育问题的检讨与认识 |
| (二)论华侨教育的发展与改进 |
| (三)论战后侨民教育 |
| 二、归国侨生 |
| (一)归国侨生与回国升学接待所 |
| (二)对归国侨生的认识 |
| (三)对归国侨生的要求与期望 |
| 三、翁之达的侨教观 |
| (一)侨校问题 |
| (二)发展不同形式的教育问题 |
| (三)侨生问题 |
| 第六章 侨刊对救济华侨问题的关注 |
| 一、救济华侨的背景 |
| 二、国民政府救侨的原因及政策 |
| 三、侨刊报道的对华侨的救济 |
| (一)救济华侨 |
| (二)救济侨生 |
| 四、论救侨 |
| 第七章 侨刊关于其他方面的内容 |
| 一、侨刊关于国民党海外党务方面的内容 |
| (一)抗战时期的海外党务工作 |
| (二)对发展海外党务提出的要求与建议 |
| (三)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评价 |
| (四)海外各地国民党党务的发展历史 |
| 二、侨刊对国民党军队抗战形象的塑造 |
| 三、侨汇与复员问题 |
| (一)侨汇问题 |
| (二)海外复员问题 |
| 第八章 关于侨刊的历史思考 |
| 一、国民政府四种侨刊之间的异同 |
| (一)相同之处 |
| (二)不同之处 |
| 二、国民政府侨刊与汪伪政府《侨务季刊》的对比研究 |
| (一)汪伪政府《侨务季刊》简介 |
| (二)相同之处 |
| (三)不同之处 |
| 三、国民政府侨刊的性质 |
| (一)新闻性 |
| (二)文艺性 |
| (三)商业性 |
| (四)政治性 |
| (五)指导性 |
| 四、评价与启示 |
| (一)积极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 |
| (三)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西方大学理念相关研究 |
| 1.2.2 民国时期着名大学校长个体高等教育思想相关研究 |
| 1.2.3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群体思想研究 |
| 1.2.4 大学校长个性特质、能力及社会角色相关研究 |
| 1.2.5 知识社会学相关理论及应用研究 |
| 1.2.6 已有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着名大学校长 |
| 1.3.2 高等教育思想 |
| 1.4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1.4.1 场景:本义及多元衍生义 |
| 1.4.2 分析框架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2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基础场景 |
| 2.1 时代背景:清末民初国际国内政治社会演变 |
| 2.1.1 洋务运动与器物之变 |
| 2.1.2 变法运动与制度之替 |
| 2.1.3 革命运动和思想之立 |
| 2.2 因应时局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展开 |
| 2.2.1 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教育近代化 |
| 2.2.2 民国成立以来的教育近代化 |
| 2.2.3 近代教育及高等教育制度变革对现代大学的呼唤 |
| 2.3 思想文化的鏖战: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取舍 |
| 2.3.1 中国儒家文化的式微和演变 |
| 2.3.2 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涌入 |
| 2.3.2.1 “进步”与“竞争”的人生趋向 |
| 2.3.2.2 “自由”与“民主”的价值理念 |
| 2.3.2.3 “科学”与“实用”的内容导向 |
| 2.3.2.4 “社会改良”与“社会改造”的政治诉求 |
| 2.3.3 思想文化环境:“无序的多元” |
| 2.4 时代和思潮影响下高等教育理想的型塑 |
| 2.4.1 树立教育/科学救国的信仰 |
| 2.4.2 树立创办现代一流大学的理念 |
| 2.5 高等教育思想孕育的基础场景分析 |
| 2.5.1 共时性:所处基础场景的特征 |
| 2.5.2 教育/学术救国:所处基础场景的主题和灵魂 |
| 3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的子场景分析 |
| 3.1 地域文化场景及其影响:以吴越文化为例 |
| 3.2 教育文化场景及其影响 |
| 3.2.1 教育文化场景所形成知识结构的共性 |
| 3.2.2 留学文化场景不同导致知识结构的差异 |
| 3.2.2.1 留德学人群:庞杂且多元的知识结构 |
| 3.2.2.2 留美学人群:术业有专攻的知识结构 |
| 3.2.3 不同留学文化场景下思维模式的差异 |
| 3.2.3.1 留德学人:思辨理性哲学传统的精神取向 |
| 3.2.3.2 留美学人:经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科学取向 |
| 3.2.4 教育文化场景的衍生:古希腊哲学思想及西方大学理念的灌溉 |
| 3.2.4.1 对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涉猎 |
| 3.2.4.2 对于西方大学理念直接或间接的感知 |
| 3.3 社会组织任职场景分析 |
| 3.3.1 编译馆/杂志社历练:教育思想交流的炼化厂 |
| 3.3.2 政府部门任职: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
| 3.3.3 大学任职:一旦投入便报以赤诚 |
| 3.4 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作用下的高等教育思想特性 |
| 3.4.1 “硕学鸿儒”的学术特质与高等教育思想的衍生从属性 |
| 3.4.2 “学贯中西”的学术路径与高等教育思想的中西杂交性 |
| 3.4.3 “大学校长”的社会角色与高等教育思想的理想性和前瞻性 |
| 3.4.4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高等教育思想的公共性和批判性 |
| 3.5 场景变换对高等教育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分析 |
| 3.5.1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之冲突与磨合 |
| 3.5.2 借力政域场以成就学域场:高等教育管理思维的调适 |
| 3.6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的子场景关系分析 |
| 3.6.1 子场景之间的联结性 |
| 3.6.2 子场景之间的交叉性 |
| 4 学术场景的聚焦:学术师承和学术网络维度 |
| 4.1 学术谱系两维度解析 |
| 4.1.1 师承关系维度 |
| 4.1.2 学术网络维度 |
| 4.2 学术师承:以杜威一脉为例 |
| 4.2.1 治学方式:实验主义的方法 |
| 4.2.2 治学理念: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 |
| 4.2.3 杜威一脉师承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承继性和变异性 |
| 4.3 学术网络:以北大相关的大学校长为例 |
| 4.3.1 聚合性强的学术网络:师生之间的职业传承和学术交流 |
| 4.3.2 交互性佳的学术网络:大学校长平辈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
| 4.3.3 北大同人教育理念上的同质性和细微分化 |
| 4.4 学术谱系观照下高等教育思想的引入和植根 |
| 5 大学实践场景的轮换:北大校长和科学社成员的高等教育思想流变分析 |
| 5.1 大学校长更迭与高等教育思想的承继和发展——以北大为例 |
| 5.1.1 蔡元培初掌北京大学时期: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实践 |
| 5.1.2 蔡退蒋进:德国经典大学理念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渐融合 |
| 5.1.3 蒋辞胡继:从关注单一大学发展到聚焦国家高等教育全局 |
| 5.2 大学校长的社团交往、职业流动与高等教育理念的维系与转向 |
| 5.2.1 缘起中国科学社:留美学生的科学教育梦想 |
| 5.2.2 初露峥嵘:科学教育思想的早期萌芽 |
| 5.2.3 职业沉浮间:科学教育观的维系或转向 |
| 5.2.3.1 任鸿隽:一以贯之的科学教育提倡者 |
| 5.2.3.2 竺可桢:从看重科学教育到科学人文教育并重 |
| 5.2.3.3 胡先骕:教育观的天平从科学向人文偏移 |
| 5.3 大学实践场景下高等教育思想的流变和延续 |
| 6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内核及特点 |
| 6.1 大学理念文本梳理 |
| 6.1.1 关于大学的使命、功能、职能的认知演进 |
| 6.1.2 关于大学理想和大学精神的认知推进 |
| 6.1.3 关于具体大学理念的论述列举 |
| 6.2 大学教育理念内核:科学与人文的拉锯与对峙 |
| 6.2.1 古代社会人文教育的辉煌 |
| 6.2.2 民国时期科学教育对于人文教育的冲击和压制 |
| 6.2.3 群策群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眼中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
| 6.3 基于文本分析的高等教育思想的多元共生性 |
| 6.3.1 大学理念:使命、理想和精神的多元调和 |
| 6.3.2 教育理念: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的对立共生 |
| 6.4 共价值性:高等教育思想的文化价值观场景特点 |
| 7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及研究的再反思 |
| 7.1 民国时期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社会时代影响和价值 |
| 7.1.1 对于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和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贡献 |
| 7.1.2 破除政教合一、争取教育独立和教育改造社会的尝试 |
| 7.1.3 为现今的大学发展和大学校长掌校做参考 |
| 7.1.3.1 大学校训的理念传承 |
| 7.1.3.2 大学校长毕业演说词的寄托 |
| 7.1.3.3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挈领 |
| 7.2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再反思 |
| 7.2.1 民国大学校长研究的“神话”预制 |
| 7.2.2 场景特质的呈现及“神话”的解构 |
| 7.2.2.1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 |
| 7.2.2.2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场景具有错综复杂性 |
| 7.2.3 “神话”的内伤:高等教育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基于场景分析的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 |
| 8.1.1 形成过程 |
| 8.1.2 影响因素 |
| 8.1.3 形成特点 |
| 8.2 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 |
| 8.2.1 基础场景健全平稳却无法形成核心凝聚力 |
| 8.2.2 教育文化场景宏大规整且“亚教育文化场景”开始出现 |
| 8.2.3 社会任职场景中高等教育思想的实践面临着主客观挑战 |
| 8.3 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场景建设的路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四、广州训练青年领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研究（1922-1925）[D]. 王若玢. 浙江大学, 2021(01)
-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新动向》与汪伪政权的青年宣传研究[D]. 赵琳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阮啸仙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研究[D]. 马爱婷. 广东海洋大学, 2020(02)
- [7]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劳工问题研究（1919-1937）[D]. 金永鹏.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8]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南京国民政府侨刊研究（1937-1945） ——以侨务机构的四种期刊为中心[D]. 吕承祯.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10]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D]. 杨凯良. 浙江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