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鴉片战争的直接原因——駁斥西方资產階级反動学者的谬说（论文文献综述）
龚云[1]（2003）在《20世纪3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3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与中国政治发展有密切关系。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进行学术史和政治史的双重考察，对于整合和提升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视角，将20世纪3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形成、发展、演变置于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这一学科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国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单纯指学者）代表性的中国近代史论著的文本分析，指出： 中国政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外部因素，是推动其发展的最大动力，又是侵犯其学术独立的最大力量；政治发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社会效用，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独立发展的强大保障。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动力和启蒙工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迁，折射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思潮的起伏跌荡，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主题的演变：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指明了政治发展方向，参与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和确立；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各种政治派别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工具、不同的政权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武器和表达政治理念的重要载体。 论文最后得出结论：关注现实政治，为现实政治服务，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服务社会的重要优势，也是20世纪30-6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发展形成的一个优良学术传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相对独立和求真的关键取决于中国政治的发展。 论文全文包括导论和结束语共五部分，其中正文三章。在导论中，阐明了论文研究理由、目的、对象、方法、意义，梳理了研究动态。 第一章论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的政治前提和史学学术渊源，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是“士大夫政治”，政治支配中国社会一切领域，政治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近代中国政治斗争激烈，构成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的政治前提。史学为政治服务，书写政治史和当代史的传统，中国史学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的史学学术渊源； 第二章论述了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的关系，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不同阶级的有代表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包括为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蒋廷黻，反映学者立场的陈恭禄，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李鼎声、毛泽东、范文澜、胡绳，通过中国近代史论著建构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并服务于所代表的阶级立场； 第三章论述了20世纪50-6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关系，指出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主导的学术流派。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出版，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确立。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学术的身份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并服务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 在结束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结论性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胡尚元[2]（2005）在《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文中研究说明建国后17年的意识形态领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大批判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对这一历史现象,很多专家、学者已经在不同的范围和层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从总体上看,对文艺领域大批判的研究进行得最为深入,成果也最为丰富。比较而言,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极少,至今尚无一本系统的研究专著,甚至相关的论文也不多见。 史学是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显学,“文化大革命”就是以史学领域的大批判为导火线而发动的。重建这一时期史学领域大批判的史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无论对新世纪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新世纪的先进文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由绪论、八章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 绪论包括研究对象的界定、本课题的研究现状、论文的基本架构、撰述旨趣及创新之处四个部分。 第一章是史学领域的武训批判。这场批判是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第一场大批判,也是史学领域的第一场大批判。本章叙述了批判运动的三个阶段,重点考察了史学界的批判情况以及批判的主要内容,并对其消极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第二章写史学领域的胡适批判。文章首先追溯了中共批判胡适思想的历史过程,认为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然后从历史观的六个方面和方法论的两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史学领域批判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探讨了这场批判运动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三章写对华岗历史观的批判。华岗是因为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分子”而遭受批判的。对华岗历史观的批判是以《人民日报》和《文史哲》为阵地,围绕着他的几部最重要的历史著作而展开的。批判内容涉及到华岗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等方面的观点和理论。本章再现了对华岗历史观批判的具体情况,并就华岗的治史理念、批判运动的影响和特点等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说。 第四章考察反右派斗争中史学领域的大批判。文章首先回顾了史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概况,然后具体检视对雷海宗、向达和荣孟源的批判情况,最后就史学领域的具体情况谈了对“扩大化”问题的理解并探讨了这场批判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 第五章写1958年“史学革命”中的群众性大批判。文章首先概述了以大批判为主要内容的“史学革命”的情况,然后重点写了历史教学领域的大批判——“火烧教学”以及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陈寅恪和童书业的批判。最后对
梁文冒[3]（201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这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也产生了剧变。为了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一时期我国的历史发展状况,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的发展过程。这至少具有以下四点意义：其一,有利于深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过程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其二,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先进文化的历史过程。这可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三,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四,有利于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它的意义远不止这些。虽然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但它还可以从新的角度和新的材料进行再深入研究。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本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萌芽阶段；第二,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的产生阶段；第三,十年内战时期的发展阶段；第四,延安时期的成熟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先后从不同程度的反传统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过程。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1.不断探索追求科学的文化认识武器；2.确立了科学的文化观但还存在局限性；3.在激进的变革观中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批判性占主导地位；4.虽然早期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并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但一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之后,这些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得到迅速的发展。第二阶段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反对复古主义思潮（主要是指“东方文化派”、“整理国故案”和学衡派、戴季陶主义）,在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对中国农民传统的重视。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1.传统文化观视角的一元性与多样性的不足；2.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是国内革命斗争性的要求；3.对传统文化的实践的初步运用性。第三阶段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辩证法为思想基础对中国农民传统的新认识和对中国传统兵法的批判性借鉴,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批判和研究,在新启蒙运动中对“新生活运动”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批判,以及建立综合性新文化的努力。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1.对传统文化有益部分的继承；2.对国民党文化观的批判；3.对保守派文化观的批评；4.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第四阶段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元多维的传统文化观,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功能,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传统史学、传统伦理和传统文艺的扬弃和发展。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趋向成熟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传统文化观；2.从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弘扬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3.延安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在民族战争的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民族战争的爆发促使当时全国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一新的形势下达到对传统文化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本文提炼和概括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一元多维的传统文化观,建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基本构架。这个基本构架就是：形成了一元多维的传统文化观,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基础上的从民族性、意识形态、地域性特征、历史继承性多个维度看待传统文化；形成了批判继承法、民族形式继承法、综合创新继承法、抽象继承法等对待传统文化的多种方法；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即它本身就成为对指导伟大的民族战争有重要帮助的一种方法,是民族精神的来源、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一部分。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以上的研究可知,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认识过程。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反对国民党对文化的复古倒退、西化派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保守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片面肯定的文化斗争论战中,在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中,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的理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一元多维的传统文化观。他们顺应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扬弃和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今天,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征途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实践价值。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它至少给我们三点历史经验：一、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要围绕新文化建设这个主题；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要坚持独立性和开放性原则；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要注重对社会思潮的引领。
黄广友[4]（2010）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著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著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捍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著《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著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著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著《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著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著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霍贺[5]（2014）在《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胡秋原是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和极具研究价值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受新文化运动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观的影响,奠定了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底色。进而钟情于五四后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革命学说,视其为救国救民之道,并一度投身于革命风潮之中。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自由理念的痴迷,又让他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陷入迷惘与困顿。为此,作为文化人的他,从文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路径入手,对自己思想上的迷惘作一厘清。他首先参与“文艺自由论辩”,成为“人道主义文艺观”的主要提倡者;继而以《读书杂志》为阵地,组织开展了在民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抗战爆发后又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从比较中西文化的视角探索抗战建国之道,提出了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走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因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抱有深刻的疑虑和不信任,1949年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此后多年致力于文化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但仍不忘情政治,并以其特有的家国情怀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不懈的思索,也是台湾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大陆改革开放后,他也是最早来大陆探访的文化名人之一。可以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上,胡秋原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理应据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尽管他在思想文化界颇为活跃,也有一定影响,但却是个不得志的“失败者”。他毕生对“超越之路”理想的求索,希望调和两个极端、谋求“中间道路”的愿景,一直处在不断碰壁之中。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胡秋原的命运和遭遇,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那个时代很多像他那样抱此理想的一代知识人命运的写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像胡秋原这样立场暖昧不明的“中间人士”,一个政治上的失意人和失败者,以往学界关注和研究都相当薄弱,对他们历史所起的作用和价值也缺少公正客观的评说,笔者主要为弥补此缺陷而作。对胡秋原及其思想的研究既是本文的重点,也是考察的基本视角。本文对胡秋原思想的研究,以系统梳理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演进的脉络为基线展开,重点考察他从“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展现其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探索。他的历史哲学或探索中国出路的哲学视角:大体以1932年出版的《唯物史观艺术论》、1935年自立思想后撰写的《历史哲学概论》、1953年完成的《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为标志;经历了“先超越期”、“超越前期”、“超越后期”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和“理论历史学和超越前进论”三种观念形态,其思想演进轨迹由折衷调和,逐渐转向“自立体系”。在“先超越期”,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胡秋原,崇尚自由民主,不满现状,与当时大多数具有挽救民族危亡情怀的热血青年一样,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创的社会主义充满憧憬,被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成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进而投身革命运动的洪流,以期实现救国理想。然而,大革命的种种挫折,让胡秋原对其一度追随的“主义”产生怀疑,他开始独立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认为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试图对当时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潮——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折衷调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相结合,以求重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他以“自由人”相标榜,指出“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引发了“文艺自由论辩”。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他企图修正唯物史观,提出了从秦至清的中国是“专制主义”社会的观点。在“超越前期”,胡秋原的研究兴趣由文艺史转向社会史。1934—1937年间,通过对欧美和苏俄的四年考察,他认为无论是西方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还是苏俄的武力革命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模式,都不是中国立国的前途。基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并自立文化史观,以构建其历史哲学。他从文化层面探索新中国建设的理论依据,痛感百年来的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在立国问题上的各执一端,提出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不是“旧文明的复活”,也不是“全盘西化或苏维埃的文明”,而是“由中国创造,为中国进步,表现中国特点的现代文明”。中国应当建立的是独立自由、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宪政国家。抗战胜利后,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堕入现实主义的倾向,胡秋原认为急需一种精神革命加以纠正,这也促使他在思想上再次转向。在综合前两期思想的基础上,他对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进行修正,构建“超越后期”的历史哲学,他称之为“普遍的历史哲学或理论历史学”。至此,胡秋原的思想基本成熟和定型。此后他又将该理论应用于考察中外历史,分析历史因革损益和兴衰成败,探求国家与社会出路,进而得出所谓文化上的“超越前进论”,即中国需要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进,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归宿。胡秋原的历史哲学与文化思想,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但他立足民族文化,会通中西,发扬自尊精神,探索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努力,则是后人应当重视的。
葛夫平[6]（2016）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鸦片战争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回顾60余年的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经历了从单纯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史向近代化史、政治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等多元研究的转变过程,并达到相当的学术高度。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同观点和认识,有些固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所致,但从科学的态度来说,这些不同研究取向彼此并不相抵牾,它们都各自反映了历史真实的一面。国内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症结,实际上在于如何处理好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这是研究晚清中国历史始终绕不开的问题,充分体现了晚清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一个组成部分的特殊性。
贺良林[7]（2014）在《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农业——宗法”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君主专制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专制性、封闭性、排异性、僵硬性的主要特质。这种特质的政治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变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逐步增强。尤其是封建皇权建立后,传统政治文化的专制性更为明显。而在专制皇权统治下,任何有可能破坏建设社会秩序稳定、酿成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祸源都要想方设法的清除,特别是朋党。所以,自古以来,“君子不党”也就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人的头脑之中,挥之不去。进入近代社会后,虽有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冲击,但是专制型政治文化的深广影响力依然显著。然而,作为一种新兴事物,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也在中国显现着顽强的生命力。于是在外敌武力入侵和内部被压迫者揭竿而起的背景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某种程度的裂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在慢慢解构,反抗外国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众自由便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这一时期,虽然清政府力禁朋党,但“政党”这一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伴随“西学东渐”之气渐进中国人的视野,政党政治文化开始在中国艰难生长,至民国肇建方有政党政治局面显现,政党才在中国立足并视为政治场中的正常现象。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华民国,无疑是对悠悠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再次激荡。但中华民国毕竟是一个新生儿,“新”必然与“旧”相并存,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民主方生、专制未死。因此,当人们在新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热心谈论政党并希望通过政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封建专制卷土重来,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犹如昙花一现,仅成为中国政治历史中的短暂实验。总体来说,整个中国近代社会（1840—1949）,是中国政治文化由专制型向民主型的过渡时期,更准确地说是转换交替时期。这一时期,主导近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是封建主义专制型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但是政治文化变迁的总趋势是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政治和政党制度都不是单一的专制型或民主型,这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相一致的。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中国比较活跃的政党,其性质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为不同政治文化的代表。中国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专制与民主混合于一身的政治文化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农等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政治文化的代表；而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民主党派,追求资本主义民主、实现民主政治,是其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不同的性质,导致了政治与政党合作的不易。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与中国其他政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国共两党合作,以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为目标。第二次是国民党与中国几乎所有政党的合作,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两次合作都是民主潮流的大势所趋,但都因合作建立时的目标基本实现而告结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以及纷杂的政党斗争中,既因“大一统”等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一党领导的性质,又因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多党合作的性质。
杨鹏[8]（2011）在《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文中指出在英语中,"Japanese Sinolog"一词可以翻译成中文：“日本汉学”或者“日本的中国研究”,但其包涵的内容也许远不止这两个中文表达。它可能指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或是日本人对中国学术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也意指日本人采用自己的方式和眼光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文明作出的反应。笔者对此词的理解倾向于第一种指向,即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而“日本近代中国学”则系指1880年代到1940年代以“东洋史学”派和“支那学”派为中心,包括部分其它人士的中国研究（主要是中国史研究）。近代意义上的日本中国学与传统的日本汉学在性质上不尽相同,它是在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识的近代化潮流中形成的一种“国别文化研究”。其最显著特点,在于摆脱了传统的“经学主义”文化观念,而以“近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其学术的导向。日本近代中国学在创建之初,不少学者曾经进行过严肃的、认真的学术研究。但是,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日本元素逐渐占据了指导地位,愈来愈多的研究家抱有日本国体神圣论、民族优胜论而轻蔑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目的服务。背离历史科学的客观主义原则,甚至任意捏造和曲解有关历史。面对从客观主义走向反动的日本近代中国学,中国史学界其始因钦佩而表现出“倾听”和“学步”,其后亦因民族觉醒、文化自觉而逐步争取学术自立,对日本近代中国学有接受有抵制,彼此交流,互相影响。终因其蜕变为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工具而坚决抵制,少数纯正日本学者的研究在日本也被边缘化,在中国也难免被忽略。文章分七部分呈现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回应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相关概述。主要围绕日本近代中国学产生、发展、蜕化、衰亡的过程进行阐释,找出中国学界反应的系列聚焦点；第二部分主要以清末支那史、东洋史作品介译及响应情况为中心,探讨“新史学”思潮对日本“东洋史学”的移植；第三部分是通过王国维、胡适与日本近代中国学实证主义学派的交流和互动,分析“二重证据法”、“整理国故运动”形成、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对争论己久的古史辩运动与日本疑古史的关联问题,作进一步的厘清,肯定顾颉刚“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说借鉴了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和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第五、六部分集中突出中国学者对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侵略主义成分的拒斥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回应的焦点在于日本近代汉学家的侵华史观与满洲史地研究，结语部分则重点强调近代中日学术交流重要意义,分析指出中国史学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交流与互动中,中日双方学者所展现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心态。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范围和考察角度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重点研究1890年至194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1880到1940年代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认识与回应,从而把以前的“交流”或“传播”的研究向思想深层推进,并且回到历史现场,探讨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变化及其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互动。
傅静[9]（2005）在《意识形态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文中研究指明自从不列颠的轰轰炮火,炸开了紫禁城古老而厚重的大门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1840年至1949年,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就是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及奋斗,引发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一系列的变化。社会存在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成了各个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改造社会的工具。有鉴于此,我选择了《意识形态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作为博士论文,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1840年至1949年这个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来考察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将论文的内容框架设计为三大部分:一、五四之前:两大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诞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经历了由萌芽、形成到基本成熟的发展历程。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缓慢,没有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就始终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共居这一社会中,其相互间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萌芽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裂变两次鸦片战争的中外接触,在宁静沉闷的思想界掀起了阵阵波澜,一些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士开始总结中国失败的原因。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清王朝专制制度的弊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开始表现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羡慕。在此期间,外国的传教士也有意无意地将西方文化、社会风俗、科学技术、政治学说、议会制度及民主思想传播于中国。那些出使西方国家的中国外交人员,更是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感触颇深,也情不自禁地与中国相比较。中国不仅在军事方面不如西方,即使在制度方面也不如洋人。在内外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围绕着如何治国展开了争论,促进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传统的“重义轻利”到“逐利”的转变;从“天不变,道亦不变”到“因时变通说”的转变;从传统的夷狄观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转变: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建立近代化工业体系的转变;从重农抑商到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工商立国的转变。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萌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传统的封建秩序受到了冲击;地主阶级出现了分化: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近代文化教育事业诞生;产生了买办、资本家、工人阶级等新的社会力量;旧式的农村也发生了变化,有的地方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原料市场,农业经济结构出现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洋务运动的大潮。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只学习西方的器物长技,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依然强大,洋务运动最终陷入失败的境地。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萌芽,打破了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冰,社会迈向近代化。 （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因素的增加 甲午一战,中国败于一向被国人瞧不起的聂尔小国日本之手,整个中国被激怒、被惊醒。救亡图存,改革封建弊政的呼声,迅速增强。资产阶级维新派顺势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康有为将西方的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圣人崇拜相揉合,让进化论披着孔圣人的外衣出场了。他们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向中国人民灌输,只有改革封建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们倡言在政治上开国会,实现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文化上建立新式的学堂,培育新式的人才。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派唇枪舌战,终于推动了戊戌变法的进行。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弱小,封建顽固势力太过强大,戊戌变法最终被镇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场运动使整个社会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时尚学说;中华民族的精神发生巫变;为求民族的生存,甘愿把敌人当成榜样来效仿,改变封建专制成为国人的共识。尤为特别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国民进行了启蒙,自由民权、国家学说、改造国民性相继出现,社会现代化的因素逐步扩大与增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 （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成熟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 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扬武扬威,封建清王朝的摇尾乞怜,使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必须用暴力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在这场奋斗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基本成熟。孙中山在以进化论为依据的民生史观的指导下,提出了三民主义及其政治主张,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反清革命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宣传中,形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阶层。他们以宣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探讨未来中华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为己任,引导大多数中国人民认同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
李楠[10]（2020）在《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近代史是伴随着血和泪开始的。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去,开始了近代史的历程。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帝国在中国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一系列特权。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大量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面临崩溃,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权威地位也遭到了威胁。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批又一批拥有爱国情怀的学人纷纷去探寻中国未来的出路。他们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了尝试与改良,但都不足以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伴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恶化,广大人民的苦恼烦闷,近代中国人把改革的视角转向了文化心理、伦理层面,即转向了代表着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学说。在这一意义语境下,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其实,自19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孔子及儒学产生过质疑,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孔子及儒学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动摇,但大多都是皮毛的。20世纪前十年,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儒学因缺少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的保障,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加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族危机加重,封建复辟的逆流越来越嚣张,这让一部分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民族要觉醒、要复兴,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大革命。思想文化要革命,那么两千年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孔子思想势必成为革命的重点。从此,传统儒学面临着空前危机,康有为式的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改造儒学计划也宣告破产。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拯救中国。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此同时,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若要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就必须要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等人以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反对封建帝制复辟为导火索,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又由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儒家思想约化为“三纲”和礼教,认为“三纲”和礼教是儒学的全部,将礼教比作是吃人的。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普世价值的仁学、忠怒之道、“五常”等思想,他们并未提及。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及儒学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摈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猛然断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孔子、儒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儒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动摇,如此之大规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其他社会历史中亦从未出现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由于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对于古老的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孔学的这一“解构”也正意味着它的再一次“重生”。这是因为,孔学在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无情鞭挞和抛弃的同时,客观上却激发了孔子思想的重新崛起。可以说,经此运动“解构”了她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积习等方面的联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偶像化的孔子已经开始从人们的思想中淡去,平民化、真实的孔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理性、客观地评价孔子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儒学开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儒学能否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化观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分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形成了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派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固守和重建,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的关键性一环,现代新儒家也成为20世纪振兴儒学发展的主要力量。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力图重新诠释孔子学说,使孔子思想重新焕发生机。他们试图通过反省、融合、更新,完成中国传统旧思想的现代转换,并且开始尝试着从新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理性地定位孔子及儒学。他们更多地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关注孔子的人生哲学,希望用重振孔子人生哲学的办法来复兴儒学,进而从儒家文化中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构成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在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形成、发展、沉寂以及重新回归和全面复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的种子再一次生根、发芽,展现出一派生机景象,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新思考和新建构,而且还表现在民间大众之间,民间儒学、大众儒学、乡村儒学等等的兴起,使得儒学又重新走进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論鴉片战争的直接原因——駁斥西方资產階级反動学者的谬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論鴉片战争的直接原因——駁斥西方资產階级反動学者的谬说（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3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1 研究理由与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动态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的政治前提与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的政治前提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的学术渊源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
| 第一节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政治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
| 一、 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例 |
| 1 蒋廷黻的政治观点 |
|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
| 二、 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为例 |
| 三、 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崛起 |
| 1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 |
| 2 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
| 3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 |
| 4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
| 第三章 20世纪50-60年代初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
| 第一节 20世纪50-6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 |
| 第二节 20世纪5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
| 一、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出版 |
| 二、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三、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以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为代表 |
| 结束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2）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框架 |
| 四、撰述旨趣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史学领域的武训批判 |
| 一、批判运动的三个阶段 |
| 二、史学领域的批判 |
| 三、评说 |
| 第二章 史学领域的胡适批判 |
| 一、批判胡适思想的历史回顾 |
| 二、史学界的批判 |
| 三、评说 |
| 第三章 对华岗历史观的批判 |
| 一、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的批判 |
| 二、对《社会发展史纲》(增订本)的批判 |
| 三、对华岗在中国现代革命若干问题上的观点的批判 |
| 四、对《苏联外交史》的批判 |
| 五、评说 |
| 第四章 反右派斗争中的大批判 |
| 一、史学界反右派斗争概况 |
| 二、对雷海宗的批判 |
| 三、对向达的批判 |
| 四、对荣孟源的批判 |
| 五、评说 |
| 第五章 “史学革命”中的群众性大批判 |
| 一、“史学革命”概况 |
| 二、火烧教学 |
| 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
| 四、评说 |
| 第六章 对尚钺“修正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
| 一、批判的学术论争背景 |
| 二、直接招致批判的三篇文章 |
| 三、对尚钺“修正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
| 四、评说 |
| 第七章 阶级斗争迷雾下的史学批判 |
| 一、对刘节历史观的批判 |
| 二、对周谷城历史观的批判 |
| 三、围绕《李秀成自述》展开的大批判 |
| 四、对孙祚民历史观的批判 |
| 第八章 阶级斗争迷误下的史学批判及其升级 |
| 一、对翦伯赞历史观的批判 |
| 二、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 |
| 三、评说 |
| 结语 |
| 一、建国后17年史学发展的两种趋向 |
| 二、史学领域大批判的经验教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际遇 |
| 二、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可能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概念阐释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 |
| 一、文化的内涵 |
|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传统文化观的界定 |
|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选择路径与科学文化观的确立 |
| 第一节 从反传统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
| 一、新旧思想之大激战 |
| 二、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
| 三、马克思学说的接受与科学文化观的确立 |
| 第二节 从古今中西调和到马克思主义 |
| 一、新旧调和的文化观 |
| 二、中西融糅的文化观 |
|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 |
| 第三节 从先中后西到马克思主义 |
| 一、“先中而后西”的治学方法 |
| 二、旧国民性的批判 |
| 三、由“经世致用”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通道 |
| 第四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的嬗变及其特点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的嬗变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的嬗变特点 |
| 第三章 党的创立与大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初步实践 |
| 第一节 “唯物史观为吾党的哲学根据”以及对传统文化认识方法的影响 |
| 一、唯物史观与文化 |
| 二、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
| 第二节 对文化界复古主义文化思潮和国民党三民主义儒学化的批驳 |
| 一、驳斥“东方文化派” |
| 二、揭露“学衡派”和反对“整理国故案” |
| 三、抨击“戴季陶主义”的三民主义儒学化倾向 |
| 第三节 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
| 一、反对改良主义 |
| 二、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学 |
| 三、行向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道路 |
| 四、新文化建设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的缺失 |
| 第四节 对农民文化传统的认识挖掘 |
| 一、自修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与传统文化 |
| 二、国民革命与农民传统 |
| 三、农民文化与地主文化 |
| 第五节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及其特点 |
| 一、基于“经济、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文化观 |
|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特点 |
| 第四章 十年内战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的深化 |
| 第一节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基础：唯物辩证法 |
| 一、唯物辩证法的广泛传播 |
| 二、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 |
| 第二节 对中国农民传统、中国传统兵法的批判和借鉴 |
| 一、以农村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对农民传统的新认识 |
| 二、对传统兵法的批判性借鉴 |
| 第三节 对中国思想史的批判和研究 |
| 一、中庸思想的批判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法思想的发掘 |
| 三、中国历史上“重民思想”或民权思想的辨析 |
| 第四节 反对“新生活运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新启蒙运动 |
| 一、反对旧礼教旧道德 |
| 二、反对封建迷信、独断和盲从 |
| 三、创造综合性的新文化 |
| 第五节 十年内战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特点 |
| 一、十年内战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
| 二、十年内战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特点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成熟和实践多方面的展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成熟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成熟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成熟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成熟 |
| 一、一元多维的传统文化观 |
| 二、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 |
| 三、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功能 |
| 第三节 传统哲学的扬弃和发展 |
| 一、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 |
| 二、对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流派的扬弃和发展 |
| 三、对其他传统哲学流派的扬弃和发展 |
| 第四节 传统史学的扬弃和发展 |
| 一、对中国历史学习研究的重视和提倡 |
| 二、传统史学的扬弃 |
| 三、传统史学的创新 |
| 第五节 传统伦理的扬弃和发展 |
| 一、传统伦理的廓清 |
| 二、传统伦理的升华 |
| 第六节 传统文艺的扬弃和发展 |
| 一、优秀传统文艺的继承和运用 |
| 二、传统文艺的改造、普及和提高 |
| 第六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的历史经验和重要启示 |
| 第一节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要围绕新文化建设这个主题 |
| 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新文化建设为中心来认识和实践传统文化 |
| 二、当代中国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中心来认识和实践传统文化 |
| 第二节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要坚持独立性和开放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始终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 |
| 二、当代中国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宽容和文化融合 |
| 第三节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要注重对社会思潮的引领 |
| 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来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 |
| 二、当代中国要坚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以便更好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刘大年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理由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史学与刘大年 |
| 第一节 作为"战士与学者"的一生 |
| 第二节 著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 第三节 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建树 |
| 第一节 创榛辟莽,开"美国侵华史研究"之先河——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编撰中国近代通史——以《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四节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 |
| 第五节 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以《评近代经学》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理论:阶级斗争观点 |
| 第一节 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把"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作为对象 |
| 第二节 反抗动力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命题 |
| 第四章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 |
| 第一节 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构筑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 |
| 第三节 回应"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刘大年关于"革命史范式"在新时期历史命运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一、大陆地区 |
| 二、港台地区 |
| 第三节 当前的不足与本文的创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青年时代的问学与求索 |
| 第一节 少年志向 |
| 一、家世与家学 |
| 二、明道救世 |
| 三、科学报国 |
| 第二节 追溯与调适:青年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
| 一、初识马克思主义 |
| 二、普列汉诺夫的信徒 |
|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和阐述 |
| 一、“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背景 |
| 二、“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自由人”的文艺思想 |
| 第一节 “人性论”与“阶级论”之间:胡秋原与“普罗文学运动” |
| 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艺自由论辩”的背景 |
| 二、“文艺自由论”的先声:“革命文学运动”中人道主义的诉求 |
| 第二节 错位的文学对抗:“自由人”与“文艺自由论辩” |
| 一、艺术正确与历史困境:“自由人”的文艺观 |
| 二、话语夹缝中的思与辩:“自由人”与“左联”的“战争与和平” |
| 小结 |
| 第三章 超越左右的尝试及其理论探讨——以“读书杂志派”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读书杂志》的创办、宗旨与社会影响 |
| 一、《读书杂志》的筹办和发行 |
| 二、“读书杂志派”及其思想倾向分析 |
| 三、道不同不相为谋——“读书杂志派”与“左联”的分歧 |
| 第二节 超越左右的理论探讨——“读书杂志派”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
| 一、“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 |
| 二、“读书杂志派”的社会史观 |
| 第三节 书生问政——“读书杂志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
| 一、“读书杂志派”与“闽变” |
| 二、和而不同——“读书杂志派”与“第三党”在“闽变”中的思想分歧 |
| 三、对中国出路的初步思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比较中西文化——自创“文化史观” |
| 第一节 比较中西文化思考中国出路 |
| 一、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辨析西方文化的价值 |
| 二、对苏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批判 |
| 三、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的思考 |
| 第二节 对“新自由主义”的诠释和“文化史观”的构建 |
| 一、为何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 |
| 二、“文化史观”的构建 |
| 第三节 践行书生问政 |
| 一、全民抗日的主张 |
| 二、抗战建国的诉求 |
| 小结 |
| 第五章 “超越前进论”——思想的归宿 |
| 第一节 观望与选择 |
| 一、武汉观望与离开大陆的心态 |
| 二、婉拒中共邀请北上的原因 |
| 三、栖身香港对中国前途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的再诠释 |
| 一、思想核心:理论历史学 |
| 二、思想归宿:超越前进论 |
| 小结 |
| 结论: 独立人格与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再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鸦片战争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概述 |
| 二关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 |
| 三关于中英冲突及列强对华政策研究 |
| 四关于清朝统治集团及相关人物研究 |
| 五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性质、失败原因及影响 |
（7）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回顾 |
| (一) 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 |
| (二)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功能及其价值研究 |
| (三) 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方法 |
| (四) 执政党研究 |
| (五) 参政党研究 |
| (六) 历史人物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 |
| 二、本选题相关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政治文化的涵义 |
| (二) 政治文化对政党制度的作用 |
| (三)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意义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党禁” |
| 第一节 朋党与党争 |
| 一、“党”的语义变迁 |
| 二、朋党的产生 |
| 三、中国历代党争之实 |
| 第二节 朋党与党争的政治文化分析 |
| 一、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政治文化的形成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下的朋党与党争 |
| 第三节 传统中国的“党禁” |
| 一、先秦诸子的党论与党禁 |
| 二、秦朝以降的党论与党禁 |
| 第二章 晚清时期政治文化变迁与中国政党的产生 |
| 第一节 晚清传统社会结构裂变中的政治文化变迁 |
| 一、鸦片战争后的传统社会结构裂变 |
| 二、社会裂变中的政治文化变迁趋向 |
| 第二节 “师夷制夷”中的西方议会制度最初介绍 |
| 一、师夷制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的开端 |
| 二、“师夷制夷”中的西方议会制度最初介绍 |
| 第三节 洋务运动中的政党观念更新 |
| 一、洋务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二、洋务运动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入变迁 |
| 三、洋务运功中政党观念的更新 |
| 第四节 维新运动中的政党观念输入与传播 |
| 一、维新运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启蒙 |
| 二、维新运动中的学会组建 |
| 三、维新运动中西方政党观念的传播 |
| 第五节 清末新政与中国政党产生 |
| 一、清末新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转型 |
| 二、以三种政治势力为代表的政治文化角逐 |
| 三、清末新政与中国政党的成立 |
| 四、晚清专制皇权的终结 |
| 第三章 政治文化演进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实践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演进 |
| 一、民主共和观念进一步张扬 |
| 二、政党政治理念持续加强 |
| 第二节 民国初年政党问题的论争 |
| 一、政党的基本内涵 |
| 二、政党政治及其运作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 |
| 一、民国初创时期(1911年10月—1912年4月) |
| 二、国会选举时期(1912年5月—1913年4月) |
| 三、正式国会时期(1913年4月—1914年1月) |
| 第四节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短暂实践 |
| 一、民国初创时期的政党斗争 |
| 二、“国会选举”阶段的政党政治实践 |
| 三、政党政治的失败 |
| 第五节 民初政党政治实践失败的政治文化分析 |
| 一、缺乏实行政党政治的文化土壤 |
| 二、缺乏实行政党政治的民主思想 |
| 三、缺乏广泛政治参与意识 |
| 四、政党政治理念的不成熟 |
|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深广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 第一节 封建专制文化的逆动与民主派的反击 |
| 一、清室复辟思想 |
| 二、北洋复古逆流 |
| 三、袁世凯复辟帝制 |
| 四、民主派的反击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深广发展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简述 |
| 二、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文化深刻发展 |
| 三、基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文化广泛发展 |
| 第三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 一、五四精英的政党思想转变 |
| 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与活动 |
| 三、中国共产党诞生 |
| 第五章 政治文化的碰撞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 |
| 第一节 各种政治文化的碰撞与共存 |
| 一、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封建政治文化延存 |
| 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初步兴起 |
| 三、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合作型政治文化的确立与断裂 |
| 一、合作型政治文化形成的背景 |
| 二、合作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
| 三、合作型政治文化的确立 |
| 四、合作型政治文化的断裂 |
| 第三节 三种政治文化的并存 |
| 一、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政治文化 |
| 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 |
| 三、中间势力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 |
| 第四节 三种政治文化的博弈与政党制度取向 |
| 一、政治协商会议时期的博弈 |
| 二、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终结 |
| 三、中间势力的发展与主张 |
|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写作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现状 |
| 三、理论、方法的构建与应用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五、主要观点与研究思路 |
| 六、相关界定及说明 |
| 第一章 从客观主义走向反动:日本近代中国学的流变 |
| 一、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建立与发展 |
| (一) 明治日本的学术变革 |
| (二) "东洋史学"派、"支那学"派的诞生与中国史研究的深入 |
| 二、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蜕变 |
| (一)"岛国特性"与"大陆政策"的推行 |
| (二) 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学术转向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新史学"思潮对日本"东洋史学"的移植——以清末支那史、东洋史作品介译及响应为中心的探讨 |
| 一、日本史学的近代化与"东洋史学"的兴起 |
| (一) 明治日本的文明史学 |
| (二) "东洋史学"的构建 |
| 二、"东洋史学"影响下的中国"史界革命" |
| (一) 日本支那史、东洋史作品的引介 |
| (二) 新史学思潮的兴起 |
| 三、典型性分析:《支那通史》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
| (一) 那珂通世与《支那通史》的创作 |
| (二) 《支那通史》在中国的传播 |
| (三) 《支那通史》在中国的影响 |
| 第三章 王国维、胡适对日本近代中国学实证主义学派的借鉴 |
| 一、交流中促进: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的日本影响因素 |
| (一) 王国维"科学"思想的形成 |
| (二)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从"整理国故"看胡适与日本近代中国学实证主义学派 |
| (一) "整理国故"的缘起 |
| (二) 崔述与章学诚的被发现 |
| 第四章 古史辨运动与日本疑古史的关联 |
| 一、问题的提出和争论的持续 |
| 二、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与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 |
| (一) 白鸟库吉与"尧舜禹抹杀论"的发表 |
| (二) 内藤湖南与"加上原则"的提出 |
| 三、影响古史辨运动的日本参与元素试析 |
| (一) 古史辨运动形成背景、学术渊源之考察 |
| (二) 从内容比较看"层累说"中的"尧舜禹抹杀论"、"加上原则"映像 |
| 第五章 中国学者对日本近代中国学家之侵华史论的拒斥 |
| 一、"同文同种"观掩饰下的"亚细亚主义"的演变与中国学人的驳议 |
| (一) 从"同文同种"论到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 |
| (二) 中国学人所理解的"大亚细亚主义"与"同文同种"论 |
| 二、形式各样的吞并、分裂中国论的叫嚣与中国学者的拒斥 |
| (一) 赤裸裸的吞并、分裂中国领土论 |
| (二) 中国学者义正词严的拒斥 |
| 三、"中国社会停滞、循环"论的提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驳斥——以对秋泽修二的批判为中心 |
| (一) 秋泽修二与"中国社会停滞、循环"论的搬出 |
|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秋泽修二及其歪论的客观有力的驳斥 |
| 第六章 针锋相对:日本的"满洲"史地研究与中国学人的回应 |
| 一、殖民视域中的近代日本的"满洲"史地研究 |
| (一) "满洲"作为问题的拈出 |
| (二) "满洲"史地知识的搜集与整理 |
| (三) 对策性研究的深入 |
| 二、中国学人对中国东北史地知识的重整 |
| (一) "通史"、"专史"等著述的推出 |
| (二) 《禹贡》等史地报刊的回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意识形态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理由 |
| (二)重要概念的说明 |
| (三)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五四之前：两大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 |
| (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萌芽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裂变 |
| (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因素的增加 |
| (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成熟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 |
| 二、五四时期：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与社会发展的“三足鼎立”之势 |
| (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 |
| (二)百家争鸣的兴起 |
| (三)“三足鼎立”之势 |
| 三、五四之后：四大意识形态之争与道路选择 |
| (一)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乡村的现代化模式 |
| (二)自由主义与“英美政治民主+苏俄经济民主”的新模式 |
| (三)三民主主义的发展、畸变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终结 |
| (四)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构想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和目的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孔学地位的升降隆替与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
| 一、孔学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升降隆替 |
| 1. 鸦片战争前后今文经学的复活与孔子的重读 |
| 2.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学与宋学的消长 |
| 3. 洋务运动时期孔子及儒学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 4. 戊戌维新时期对孔子及儒学的触动与改造 |
| 二、辛亥革命前后尊孔与反孔的对峙 |
| 1. 革命派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 |
| 2. 国粹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
| 3. 无政府主义对孔子的批判 |
| 4.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尊孔复古论思潮 |
|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与“打倒孔家店” |
| 一、《新青年》创办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1.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2. 《青年》杂志的创办 |
| 二、“打倒孔家店”——对孔学的极端否定 |
| 1. 陈独秀对孔学的批判 |
| 2. 李大钊对孔学的批判 |
| 3. 易白沙对孔学的批判 |
| 4. 吴虞对孔学的批判 |
| 5. 胡适对孔学的批判 |
| 6. 鲁迅对孔学的批判 |
| 7. 钱玄同对孔学的批判 |
| 三、“礼教吃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 |
| 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
| 第三章 “昌明孔学”与中西文化之争 |
| 一、激进与保守——中西文化之争 |
| 1. 中西文化论战 |
| 2. 新旧文化观之论争 |
| 3. 科玄论战 |
| 二、“昌明孔学”——东方文化派对孔学的坚守 |
| 1. 东方文化派出现的原因 |
| 2. 东方文化派的特点 |
| 3. 东方文化派的“昌明孔学” |
| 4. 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
| 5. 东方文化派的历史意义 |
| 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对孔学的挺立 |
| 第四章 新儒家的兴起与孔学的重生 |
| 一、对狭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责斥 |
| 1. 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 |
| 2. 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 |
| 3.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
| 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 |
| 三、为孔子出头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1. 为孔子出头 |
| 2.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第五章 20世纪孔学的命运 |
| 一、新文化运动与百年孔学 |
| 二、否定与传承的变奏 |
| 三、情感与理性的纠结 |
| 四、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論鴉片战争的直接原因——駁斥西方资產階级反動学者的谬说（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30-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D]. 龚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03)
- [2]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D]. 胡尚元.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研究[D]. 梁文冒.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1)
- [4]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09)
- [5]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D]. 霍贺. 南京大学, 2014(05)
- [6]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鸦片战争史研究[J]. 葛夫平. 史林, 2016(05)
- [7]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D]. 贺良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8]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D]. 杨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1(10)
- [9]意识形态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D]. 傅静. 山东大学, 2005(04)
- [10]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D]. 李楠. 山东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