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努力贯彻卫生工作方针 全面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李剑,张晓红[1]（2021）在《从“中西医并用”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道路的百年探索》文中认为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就如何发展中医药进行了长期的道路探索和实践。从井冈山时期的"中西医并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凝聚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思想光辉,不断推动中医药的健康发展和当下的全面振兴。回顾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中医药工作方针的演进,可以从中医药事业的视角加深对百年党史丰富内涵的理解,从更宽广的背景上了解中国当代中医药的发展史。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殷宇冰[3]（2021）在《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健康观与我国发展人民健康事业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发展人民健康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根本指导思想。针对时代的呼唤、群众的心声、现实的问题,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应运而生,这些重要论述不仅顺应了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迫切需求,为新时代发展人民健康事业指明了方向,而且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健康治理体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在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新时代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健康中国战略逐渐完成,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同时,我国积极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维护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形成,在理论渊源上直接承袭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领导人关于人民健康的相关论述,同时也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健康思想的智慧源泉;其现实依据上是针对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制约人民健康事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有效回应,此外也与习近平个人生活有关经历和地方从政时期的相关工作实践密不可分。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特征鲜明。总体上包括对人民健康的重要性作出科学判断、对发展人民健康事业作出宏观谋划、对纵深推进人民健康事业作出周密部署。在理论上呈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强烈的问题意识、系统的战略思维、宽广的国际视野等特点。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极大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更是新时代我国发展人民健康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科学指南,对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战、形成中国特色健康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重大现实问题具有直接指导作用。
刘苗苗[4]（2021）在《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研究》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是陕北游击队在战争中形成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卫生事业极为落后。加之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严密封锁,内忧外患,导致原本就缺医少药的陕甘宁边区疫病肆虐,死亡率奇高,这对边区发展生产和进行持久抗战产生了极为不利影响。党中央到达边区以后,根据边区实际情况着力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既保障了军民身体健康,又有力的支援了抗日战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本文从陕甘宁边区实行中西医结合的背景入手,得出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是陕甘宁边区疫病肆虐,缺医少药;中西医矛盾突出,中医发展受到阻碍;中西医各有利弊,需加强合作。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党中央全力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成立中西医结合机构;中西医互相交流学习;中西医结合研制新药。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成效显着,即开发利用中草药,改变缺医少药局面;疫病治疗效果显着,保证军民身体健康;培养大批卫生人才,推动医药工作发展;普及卫生教育知识,开展人畜卫生运动;开辟了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之路。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党中央实行的中西医结合之所以取得成功,党中央的中西医结合政策是保障,坚持以为人民服务的治疗宗旨是根本,国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是方法。党领导全民抗战的指挥中心和坚强有力的大后方就是陕甘宁边区,在边区大力推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方针政策经实践有效后,在各个根据地推广开来,取得了显着成效。因此,对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进一步分析这一政策对新中国成立乃至进入新时代的医疗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李全平[5]（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李宁[6]（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研究表明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江维正[7]（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是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的集中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卫生和政治事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针对疫病严重流行的情况,一面着手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各级卫生防疫、医疗保健机构;一面总结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经验,建立各级卫生（防疫）委员会,组织动员群众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消灭蚊蝇鼠等病媒虫兽,减少和防止疫病威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为反对美国的细菌战争、加强卫生防疫工作,中共中央于1952年将卫生防疫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卫生事业关系着人民健康,影响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卫生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一直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广泛深入开展对于改善环境卫生、防止和减少疾病、维护和增进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水平发挥着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1]可见,爱国卫生运动仍是当前发展卫生事业和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知来。回顾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总结其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无疑可为当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历史钥匙”与现实启示。基于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考察梳理和归纳总结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实践成效及历史经验,力图达到“复原历史”、“以史鉴今”之预期目标。而在具体研究中,本着将中国共产党的卫生工作思想、方针政策与地方实践“上下打通”的学术理念,立足全国的视野与高度,结合地方的精度与深度,从全国着眼,从地方着笔,以重庆为实例,系统深入地考察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成效与经验,力求从重庆市贯彻党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历史脉络和实践图景中,揭示和探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轨迹、历史经验与基本规律,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最佳契合点,以期为当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历史镜鉴。全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状况和美军细菌战两方面论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卫生事业的落后面貌,又重点分析了侵朝美军在我国东北等地发动的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党中央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第二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论依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卫生防疫思想、卫生工作方针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决策、指示等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阐述“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形成过程,四大卫生方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指导原则,从卫生事业的工作方向、应对疾病的科学方法、我国医学的发展道路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分析了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重要内涵。爱国卫生工作的相关理论充分体现了党领导卫生工作的政治性、科学性、全面性、人民性、主体性等。第三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即为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述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机构、宣传动员、主要活动、检查与评模等四个方面的具体举措与活动内容。（1）重庆市各级爱国卫生组织的相继建立、各级领导的重视、规范的制度以及不断发展的卫生资源等为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2）为了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全国各地采取各种方式深入地开展卫生常识结合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的卫生常识水平普遍提高,因此爱国卫生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3）开展了“讲卫生、除四害、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和冷饮管理”的爱国卫生运动和春、夏季的爱国卫生运动;（4）阐述了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定期检查和群众的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查后的评模是为了在各个领域树立典范、形成激励机制、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向前发展。第四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主要从减少疾病,促进生产、增进卫生知识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梳理归纳了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的历史成效。爱国卫生运动改善了卫生状况,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和卫生知识水平,养成了爱好清洁卫生的风尚习俗,保证了爱国增产和生产建设的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顺利开展增强了政治认同感,树立了中共新形象,提升了重庆人民的爱国意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风尚。第五部分,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主要基于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具体举措及其成效,分析总结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重要基础;紧密结合生产是不竭动力;建立健全制度是长久保障。这些经验可以为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历史参考和重要导向。
田晋嘉[8]（2020）在《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托强大的政权力量向乡村社会开展了诸多领域的改造和重构。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和农民疾病的防治问题,成为了农村工作的一大重点和难点所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建国后,农村的卫生状况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充斥着政治意味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覆盖广大农村区域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民中广泛实施,遍布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不断镌刻着历史印迹。然而,在这些宏旨背后,乡村社会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样态,为新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历史场域。如果能从农村内部的具体实践和农民自身的生活世界细致考察,将更加有助于探讨现代卫生体系是如何在传统农村中扎根,并对农村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集体化时代山西省稷山县农村的卫生实践为考察中心,致力于展示国家在不断推进卫生事业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具体形态。通过卫生社会史的视角,对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医疗状况以及建国后稷山县在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观念的培养、具体的实践、典型化塑造中所展现出的历史史实进行细致考察,探讨了中共领导的现代“卫生革命”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并对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之间形成了良好互动关系是“革命”落地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不断被在地化的实践所落实,使得农村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卫生医疗体系。此外,现代卫生对乡村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卫生下乡促使农村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融合;另一方面,卫生下乡的过程也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向农村不断渗透的过程,从而促使了农村的国家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辜柔[9]（2020）在《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1～1978）》文中研究说明血吸虫病作为一种流行范围广、传染速度快、危害性大的疾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成为我国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因其自然、社会原因,徽州地区长期遭受血吸虫病的肆虐。此病已严重影响着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号召下,1951年徽州地区开始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1～1954年是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起步阶段:成立了专门的防治机构,培训医疗卫生队伍,调查疫情,并初步开展“两管”一灭与治疗工作。1955～1957是血吸虫病防治的初步发展阶段:发挥农业合作社优势,进一步加强粪管工作,组建经常性的查螺灭螺队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推动了血防工作的发展。1958～1960年是血吸虫病防治的大跃进阶段。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徽州地区在血防上出现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导致了疫情的反弹。1961～1965年是血吸虫病防治的调整时期:纠正“大跃进”的错误,确定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流行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普查,加强生产生活的防护工作,并发动群众开展了灭螺歼灭战,血防逐渐恢复了正常化。1966～1978年是血吸虫病防治从低潮到再兴阶段: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血防机构被裁剪,血防人员下放,血防工作陷入了低潮;1970年,在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1970（2）号和1970（49）号文件的指导下,徽州地区重新建立健全各级血防组织,积极培训血防骨干队伍,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坚持反复查螺灭螺,加强“两管”。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在徽州地区掀起,血防工作进入了再兴阶段。1978年,徽州地委宣布,全区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仍取得良好的成效:到1978年,全区基本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人民体质增强,生产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环境卫生大为改善。徽州地区血吸虫病的防治给我们留下了经验,即执政党要发挥组织优势,建立严密的血防领导体系;要建立高效有序的联防联控机制;要坚持宣传动员、群防群治;要积极进行医学创新。徽州地区历时20多年的血防,有成功,也有失误,虽然曲折,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充分显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们正面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党和政府正是总结了历史上疫情防治的历史经验,开展联防联控,建立了严格有效的防控防治体系,使中国能逐步控制疫情的蔓延,不仅为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为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治提供了一份可借鉴的答卷。
魏丽[10]（2020）在《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文中认为爱国卫生运动兴起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为反抗美帝国主义挑起的细菌战,促进民众健康与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爱国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广大乡村地区积极响应各级党委的号召,组织动员全民参与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实现了乡村卫生事业的突破性发展,为新时期乡村卫生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论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与呈现了1952-1959年间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多元面相。首先在历史背景上从美帝细菌战的猖獗、地方疾病的流行、乡村卫生状况的恶劣及防疫设施的薄弱四个方面阐释了山西乡村地区开展卫生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其次从山西乡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内容方面进行深入探析:认为通过开展反细菌防疫战、除四害讲卫生防疾病、改善妇幼卫生以及贯彻实施中西医结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山西乡村卫生工作的发展。再次梳理了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具体践行措施:进行卫生宣传工作、开展检查、评比活动、举办卫生展览会等。再者结合人民群众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实践的史实,对其产生的成效和不足进行归纳和评析,认为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改善了乡村卫生面貌、完善了医疗保健体系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在其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思想发动不深入、治本工作不彻底及有个别形式主义的现象。最后,在分析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整体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总结其主要经验,具体表现在坚持党的领导、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树立典型推广经验三个方面,同时这也为新时期加强乡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了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以及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以共同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启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及乡村社会文明建设的发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导向,把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运动产生的历史经验对当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卫生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努力贯彻卫生工作方针 全面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努力贯彻卫生工作方针 全面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从“中西医并用”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道路的百年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1 从“中西医并用”“中西医合作”到“团结中西医”的早期探索 |
| 1.1 井冈山时期“中西医并用”,高度重视中医药的作用 |
| 1.2 延安时期提出的中西医关系准则 |
| 1.3 新中国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2 从“中医进修”“西医学习中医”到“中西医结合” |
| 2.1 以“中医科学化”为指向的中医进修及其实际效果 |
| 2.2 以整理提高中医药学为目的的“西医学习中医” |
| 2.3 为“创造中国医学流派学”开展的“中西医结合”探索 |
| 3 从“中西医并重”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全面回归 |
| 3.1 拨乱反正，恢复发展中医药事业 |
| 3.2 确立“中西医并重”方针，为中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
| 3.3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中医药体制改革 |
| 3.4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开创了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
| 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医药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
| 4.1 注重发挥传统医学的作用，结合国情制定中医药政策是我党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 |
| 4.2 中医药工作方针的演进反映了我党对中医药属性认识不断加深的历程 |
| 4.3 推动中医药学全面振兴是建设健康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基础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 |
| 2.1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形成的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健康思想 |
| 2.1.2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领导人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 |
| 2.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健康的思想 |
| 2.2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形成的实践依据 |
| 2.2.1 保障人民健康是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
| 2.2.2 当前制约人民健康事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
| 2.2.3 习近平个人成长经历及在地方工作期间有关健康事业的实践 |
| 第3章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就人民健康事业的重要性作出科学判断 |
| 3.1.1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
| 3.1.2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
| 3.1.3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
| 3.1.4 “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 3.2 就人民健康事业发展完善作出宏观谋划 |
| 3.2.1 以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为根本指导 |
| 3.2.2 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面健康服务为核心目标 |
| 3.2.3 以大力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作为战略牵引 |
| 3.3 就人民健康事业纵深推进作出周密部署 |
| 3.3.1 强基固本:夯实人民绿色安全健康生活基础 |
| 3.3.2 改革创新:打造人民健康事业发展动力系统 |
| 3.3.3 推己及人:共同维护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
| 第4章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理论特点 |
| 4.1 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彰显鲜明的人民立场 |
| 4.2 直面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矛盾,体现强烈的问题意识 |
| 4.3 全方位推进人民健康事业发展,贯穿系统的战略思维 |
| 4.4 首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凸显宽广的国际视野 |
| 第5章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意义 |
| 5.1 理论意义 |
| 5.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
| 5.1.2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了新内容 |
| 5.2 实践意义 |
| 5.2.1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战提供根本指导 |
| 5.2.2 为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健康治理体系提供关键思想武器 |
| 5.2.3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注入持久动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4）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案 |
| 一、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背景 |
| (一)陕甘宁边区疫病肆虐,缺医少药 |
| (二)中西医矛盾突出,中医发展受到阻碍 |
| (三)中西医各有利弊,需加强合作 |
| 二、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措施 |
| (一)成立中西医结合机构 |
| (二)中西医互相交流学习 |
| (三)中西医结合研制新药 |
| 三、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取得的成效 |
| (一)开发利用中草药,改变缺医少药局面 |
| (二)疾病治愈疗效显着,保证军民身体健康 |
| (三)培养大批卫生人才,推动医药工作发展 |
| (四)普及卫生教育知识,开展人畜卫生运动 |
| (五)开辟了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之路 |
| 四、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的启示 |
| (一)党和政府对中西医结合的高度重视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结合治疗宗旨 |
| (三)注重实现国医科学化和西医中国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1.2.1 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及过程 |
| 1.2.2 爱国卫生运动的分期及内容 |
| 1.2.3 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评价 |
| 1.3 研究运用的主要方法和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时间界限:新中国成立初期 |
| 1.4.2 空间界限:重庆市 |
| 1.4.3 内容界定:爱国卫生运动 |
| 2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状况 |
| 2.1.1 疫病流行猖獗 |
| 2.1.2 环境卫生恶劣 |
| 2.2 防范美军细菌战的需要 |
| 2.2.1 侵朝美军发动细菌战 |
| 2.2.2 中共中央应对细菌战 |
| 3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理论依据 |
| 3.1 中国共产党的卫生防疫思想 |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方针 |
| 3.3 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卫生防疫的指示 |
| 4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内容 |
| 4.1 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领导 |
| 4.1.1 中央卫生组织机构 |
| 4.1.2 重庆卫生组织机构 |
| 4.1.3 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和议事制度 |
| 4.1.4 爱国卫生运动的医疗资源 |
| 4.2 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 |
| 4.2.1 宣传之初群众不正确的认识 |
| 4.2.2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动员的开展 |
| 4.2.3 重庆市宣传动员的成效 |
| 4.3 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活动 |
| 4.3.1 讲卫生 |
| 4.3.2 灭四害 |
| 4.4 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与评模 |
| 4.4.1 爱国卫生运动的检查 |
| 4.4.2 爱国卫生运动的评模 |
| 5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 |
| 5.1 减少疾病 |
| 5.2 促进生产 |
| 5.3 增进卫生知识 |
| 6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 |
| 6.1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6.2 坚持群众路线是重要基础 |
| 6.3 紧密结合生产是不竭动力 |
| 6.4 建立健全制度是长久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报纸类 |
| 四、学位论文 |
| 五、期刊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稷山县传统卫生医疗 |
| 一、稷山县自然地理及历史沿革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变迁 |
| 二、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状况 |
| (一)政府对基层卫生的治理 |
| (二)传统农民的卫生行为 |
| (三)以医生为主的医疗资源 |
| 第二章 :送医进村:稷山县基层卫生组织和制度的建立 |
| 一、建国初期国家的卫生策略 |
| (一)“面向工农兵” |
| (二)“预防为主” |
| (三)“团结中西医” |
| (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二、稷山县卫生保健网的建立与发展 |
| (一)联合诊所时期(1949-1955) |
| (二)联合保健站时期(1956-1958) |
| (三)四级卫生保健网的建立(1959-1965) |
| 三、乡村卫生制度与公约 |
| (一)卫生管理责任制度 |
| (二)集体事业中的卫生公约 |
| (三)乡村卫生制度和公约的建构逻辑 |
| 小结 |
| 第三章 :塑造新人:现代卫生观念的培养 |
| 一、基层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 |
| (一)传统医者与现代国家的矛盾 |
| (二)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模式 |
| 二、农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 (一)农民对卫生工作的态度 |
| (二)农村的卫生宣传与教育 |
| 小结 |
| 第四章 :双管齐下:“除四害”运动与生产积肥 |
| 一、“除四害”运动的话语表达和在地化实践 |
| (一)政治话语下的卫生运动 |
| (二)“除四害”运动的在地化实践 |
| 二、卫生运动中的积肥建设 |
| 三、厕所改造和粪便管理 |
| (一)从卫生到积肥:农村厕所改良的实践 |
| (二)从积肥到卫生:农村粪便处理的改进 |
| 四、畜圈改良和饲养卫生 |
| 小结 |
| 第五章 :“学赶稷山”:稷山典型化的塑造及影响 |
| 一、榜样示范:卫生模范的树立与影响 |
| (一)卫生模范的群体特征 |
| (二)卫生模范的生成机制 |
| (三)卫生模范的社会效应 |
| 二、稷山县的典型化塑造 |
| (一)党政领导的重视 |
| (二)报刊宣传的渲染 |
| (三)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的影响 |
| (四)外宾参观 |
| 三、“学稷山、赶稷山”的卫生运动 |
| (一)“稷山化”的标准 |
| (二)“学赶稷山”的机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1～197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概念释义 |
| 一、徽州地区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
| (一)徽州地区血吸虫病的历史记载及流行范围 |
| 1.有关血吸虫病的历史记载 |
| 2.血吸虫病流行范围 |
| (二)徽州地区血吸虫病的流行因素 |
| 1.气候因素 |
| 2.地貌因素 |
| 3.灌溉水田多 |
| 4.卫生环境差 |
| 5.防范意识弱 |
| (三)徽州地区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 1.人口大量死亡、房屋倒塌、农田荒芜 |
| 2.劳动力减少,人们生活贫苦 |
| 3.青年人身体素质弱,削弱国防力量 |
| 二、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历程 |
| (一)1951~1954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起步 |
| 1.成立专门的防治机构,培训医疗卫生队伍 |
| 2.调查研究,摸清重点 |
| 3.初步开展“两管”一灭与治疗工作 |
| (二)1955~1957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初步发展 |
| 1.发挥农业合作社优势,统一开展粪管工作 |
| 2.组建经常性的查螺灭螺队伍 |
| 3.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
| (三)1958~1960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大跃进” |
| 1.掀起大规模的灭螺突击运动 |
| 2.设立巡回治疗组,缩短治疗疗程 |
| 3.兴起了“水改旱”的高潮 |
| (四)1961~1965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调整 |
| 1.进行普检,集中救治急慢性患者 |
| 2.加强生产生活的防护工作 |
| 3.发动灭螺歼灭战 |
| (五)1966~1978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低潮与再兴 |
| 1.血吸虫病防治陷入低潮(1966~1969) |
| 2.血吸虫病防治的再兴(1970~1978) |
| 三、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成效和经验 |
| (一)1951~1978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成效 |
| 1.全区基本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
| 2.人民体质增强,生产生活水平提高 |
| 3.疫区展现新貌,环境卫生大为改善 |
| (二)1951~1978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经验 |
| 1.成立严密的血防领导体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
| 2.各部门协同作战,建立高效有序的联防联控机制 |
| 3.采用群防群治策略,发挥群众力量 |
| 4.坚持宣传教育,坚定大众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决心 |
| 5.进行医药医学创新,贯彻中西医结合发展战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 |
| 一、美细菌战的猖獗 |
| 二、地方疾病的流行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乡村卫生状况 |
| 一、环境卫生恶劣 |
| 二、防疫设施薄弱 |
| 第二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 |
| 第一节 开展反细菌卫生防疫战 |
| 一、制定疫情报告制度 |
| 二、建立农村基层卫生保健组织 |
| 三、开展预防接种 |
| 第二节 除四害、讲卫生、防疾病 |
| 一、控制四害孳生 |
| 二、大搞卫生积肥 |
| 三、防治地方疾病 |
| 第三节 改善妇幼卫生 |
| 一、加强儿童保健工作 |
| 二、普及提高新法接生 |
| 三、重视妇女劳动保护 |
| 第四节 贯彻中西医结合政策 |
| 一、党的中医政策 |
| 二、西医学习中医 |
| 三、中西医结合 |
| 第三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措施 |
| 第一节 进行卫生宣传工作 |
| 一、卫生宣传的重要性 |
| 二、卫生宣传的内容 |
| 三、卫生宣传的方法 |
| 第二节 开展检查评比活动 |
| 一、进行定期检查 |
| 二、开展跃进竞赛 |
| 三、举办卫生展览会 |
| 第四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成效及不足 |
| 第一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成效 |
| 一、改善乡村卫生面貌 |
| 二、完善医疗保健体系 |
| 三、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
| 第二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不足 |
| 一、思想发动不深入 |
| 二、治本工作不彻底 |
| 三、个别形式主义严重 |
| 第五章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三、树立典型 |
| 第二节 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的现实启示 |
| 一、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
| 二、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努力贯彻卫生工作方针 全面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从“中西医并用”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道路的百年探索[J]. 李剑,张晓红.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3]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研究[D]. 殷宇冰.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21(12)
- [4]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研究[D]. 刘苗苗. 延安大学, 2021(11)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6]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 ——以重庆为例[D]. 江维正.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2020(09)
- [8]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D]. 田晋嘉. 山西大学, 2020(01)
- [9]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1～1978）[D]. 辜柔.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10]山西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D]. 魏丽. 太原科技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