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像周总理那样自觉改造世界观（论文文献综述）
王秀涛[1]（2011）在《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会议为研究对象,但无意于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会议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和还原,而是希望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会议的考察,对文学会议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历史定位,以揭示文学会议在操作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原则与规范,以及这些原则与规范如何通过文学会议在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文代会是“十七年”时期文艺界的重大活动,是进行文学决策、部署文学任务、成立和改组领导机构的重要权力机关,其活动和运作也反映了文学领导体制的基本特征。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反映了文学决策的程序与原则,起草人的选择、政治权威的介入保证了决策的政治方向。而文代会的宣传、贯彻与执行则反映了文学决策的反馈机制,强大的政治组织保障和完备的配套体系使文学决策得以落实。可以说“十七年”文学的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体制的翻版,也因文学内部的矛盾重重使文学决策充满了权力争夺和利益平衡。组建文艺队伍是文学会议的重要功能之一。文代会尤其是第一次文代会在选择代表时所制定的方法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构成了文艺界选择作家进入文艺队伍、对作家进行政治评价和文学定位的基本标准,并因此形成了“十七年”作家队伍的主体,造成了作家群体的分化。对新解放区的旧艺人和旧文人,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团结、改造的方针,通过改造使其成为“文艺工作者”。此外青年创作者会议也是组建文艺队伍的手段之一,它虽是业务培训会议,但在选择参会代表时的工农兵标准无疑是希望通过培养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成长的作家,打造政治可靠的新型文艺大军。“十七年”的文学会议的诸多类型中,还包含一些具有奖惩意味和仪式化特征、意识形态倾向极其鲜明的会议,譬如批判会、纪念会、观摩会。批判会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借助于政治动员等战时阶级斗争策略对文学异端进行清理,并以政治参与的方式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政治教育。纪念会则通过对纪念对象的形象塑造与精神“还原”,挖掘其可以利用的价值为意识形态服务,并以一种仪式化的纪念方式强化其作为资源的价值。观摩会是戏改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示范意味的演出大会,通过树立典范,打造样板,展示戏改成果、强化戏改政策,推广具有示范价值的文艺样板,推动戏改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文艺调整时期,文学会议是进行文艺调整重要的推动手段。这些会议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会有所改变,更加注重听取基层不同意见,通过广泛的讨论达成一致意见,有时其至不做报告和会议结论。期刊工作会议、新侨会议、广州会议是十七年文学调整时期的代表性会议,这些会议制定了一些对文艺进行纠偏的政策和条文,但由于这些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合法性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丧失。出版会议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会议,但与文学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影响着“十七年”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建国初期的几次出版会议,不但对当时的出版工作譬如民营出版社的改造等进行了具体部署,而且确立了进行出版工作的基本规范和原则。统一集中的管理制度、对出版职能的确定以及分工合作制度影响了文学出版的格局和具体运作,而编辑制度的确立以及政治正确等基本要求则对文学编辑的组稿、审稿、改稿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会议在制定决策、传达政治倾向、整合资源以及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文学会议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过是主流意识形态施展“权力技术”的场所,因此文学会议召开的背后有一双“无形之手”在操纵着,使文学会议按照既定的程序、方式、方向进行“表演”。同时政治权力还以各种力量和资源保证文学会议的召开、传达顺利进行,以确保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稳固。也正是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文学会议的召开往往无法顾及文学自身的利益,在执行会议决定的过程中难免伤及文学利益,留下无法解决的“后遗症”。
樊诚[2]（2019）在《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研究》文中提出新时期伊始,周思聪、卢沉在《矿工图》组画的创作实践中,率先打破了传统水墨人物画固定样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绘画之优长,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现代转型”。《矿工图》组画作为新时期以来水墨人物画形式语言创新的实验者和先行者,其探索的经验对当下水墨人物画创作仍具有重要参鉴意义。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通过对《矿工图》组画的深入研究,探讨其在面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汇之时,是如何将中西绘画形式语言在实践中实现兼容的,同时又是如何将苦难历史叙事、主体思想情感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等精神内涵与形式语言探索实现同步的,挖掘其形式语言探索与创新的依据与内在机制,以期获得有价值的经验总结与启示。本文首先通过对《矿工图》组画的创作历程及图像资料进行梳理,剖析其形式语言的历时性特征,总结其形式语言创新的具体内容;其次,本文通过考察艺术家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实践经历,对《矿工图》组画的创作背景作深入研究,基于历史文献资料,将创作主体和作品置于历史语境中,分析《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创新的内在动因与依据;然后,本文以形式美学理论为基础,以形式分析方法为手段,深入剖析《矿工图》组画的图像资料,建构其形式语言探索革新的内在机制;最后,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进一步探讨《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的探索对新时期以来水墨人物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当下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启示意义。研究表明,《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的探索,在解决中西绘画形式语言矛盾与兼容的诸多问题上提出了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同时,《矿工图》组画体现了形式语言与精神内涵的并重,其形式语言探索立足于时代,发乎于作者本心,又植根于文化传统。它的经验和成果对新时期以来水墨人物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学习研究意义。
吴家虎[3]（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易春秋[4]（2005）在《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大量资料为基础,将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背景中,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五个阶段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并提出了若干思考。 论文由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语组成。 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写作框架以及本论文的创新点。 第一章,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 10 月～1952 年底）。党和国家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和长期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普通中学中的重要地位。此时,加强了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健全了学校内的共产党、青年团、学生会、少年儿童队组织,形成了以普遍开设政治课为主体,密切结合各项政治运动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 第二章,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部《宪法》,着手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相适应,中学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举措,一方面加强了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另一方面,也使政治课的地位日益弱化。此时,加强了时事政策教育,在实践中开辟了学生守则教育、劳动教育、榜样教育、校外教育等多种途径,逐步形成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由班主任、团、队、学生会等各方面配合的经常化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第三章,“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这一时期,曾一度强调加强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恢复政治课,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但 1957 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由于“左”倾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切围绕着运动转。在政治课教学上,以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代替了原来设置的政治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章还阐述了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第四章,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以贯彻“八字方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为标志,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开始逐步扭转前一时期“左”的倾向,政治课也开始进行调整,并继续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此时期,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既切实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又不放松德育。在德育工作中既重视政治教育、榜样教育、劳动实践,又加强了以学生守则为中心的道德品质教育,既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校内各教育阵地的作用,又开始重视校外教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开始构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但是 1962 年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左”的影响,开始加强贯彻阶级教育,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波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既伴随着正确的内容又交织着“左”的偏向。第五章,“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初～1966 年 5 月）。1964 年春节,以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的“春节谈话”为始,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指示,其中很多内容对中国教育的改革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讲话内容也包含一些“左”的因素。随着中苏分裂,美国采取反共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日益重视“反修防修”,并展开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运动,一时间,“反修防修”席卷教育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制度。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影响下,使本已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日益加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更加强化。1964 年 7、8 月间,全国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的召开,阶级斗争教育成为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之中。本章还阐述了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的情况,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继续加强和校外教育、家庭教育的情况。
杨方[5]（2010）在《周扬思想文化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艺史上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周扬（1907-1989）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本文把周扬一生的思想文化活动及其相应的特点分成六个阶段予以考察。第一章“翩翩浊世美少年”,重点研究周扬知识体系的童年渊源以及其少年时代的坎坷求学路,并分析“五四”精神、尼采哲学等对其的影响。这个阶段为周扬以后的思想文化活动打下了较扎实的文化与思想基础。第二章“如火如荼的左联时代”,主要研究周扬“左联”时期的思想文化活动。分析周扬为什么是一个有争议的“左联”负责人,即鲁迅所谓的“奴隶总管”；以及“左联”这同一营垒里产生矛盾漩涡——两个口号之争的原因以及对周扬的影响。本阶段周扬理论上最大的功绩是：引进“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口号,并在两个口号之争后反省“题材决定论”,强调“艺术需要形象思维”。第三章“红色延安：毛泽东文艺思想代言人”,着重探讨周扬结缘毛泽东后人生的新历程；峥嵘鲁艺成为周扬这个未来的中国文艺界领导之成长摇篮。首先分析周扬身体力行文学批评新原则——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之利弊。然后指出他承继“左联”时期的原则“文学从属于政治”,坚持文学为时代为政治服务,使文学进一步成为政治的工具。再分析周扬主持鲁艺整风中初步形成周扬式的“运动模式”。周扬在整风结束后一跃成为“注经式”阐释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文艺界的领导地位。本章最后分析了周扬本阶段的理论成果——民族形式论；并辨析了其理论根源与成果。第四章“功过交织的十七年”,建国后周扬掌管全国文化意识形态,参与十七年间文艺政策的制定,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本章重在分析周扬十七年间的功过,首先分析周扬的功劳：他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筚路蓝缕,筹办主持了第一次文代会；还是颇有实绩的戏剧改革者。他主持编写高校文科教材,还主持编写第一个文艺界纠“左”文件——“文艺八条”。在评述周扬的“功”中也辩证分析其对“左”的倾向有一定的反省与抵制,但其在纠“左”时有顾虑与反复,调整也是局部的、有限的。其次分析周扬的过失,他对从政治问题到刑事案件的胡风案的造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他是被动地参加反右运动,但是他积极主动地深化文艺界反右运动,造成文艺界不少的冤假错案。1963年周扬还弃车保帅,批“三条汉子”。但是周扬在运动中也有作为“保护伞”的另一面,在不危及自己地位的情况下保护了某些文艺界的人士。本章着重分析周扬运动前后行为与思想上的矛盾冲突即“两面”性,重点分析他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不同之处,如他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及他不再提文艺为政策服务；还有他对个人崇拜、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学术批判等一系列“左”的倾向都有所反思与批评。但周扬的复杂性或者“两面”性突出表现在每次运动中都紧跟运动步骤,抛弃或否认自己的理性思考。所以本章重在分析其“两面”性形成的复杂原因以及危害性。第五章“文革恶梦”,周扬在“文革”伊始被定为“文艺黑线”的“总头目”,从1966年起作为“敌我矛盾”被关押,于1975年经毛泽东批示为“人民内部矛盾”获释出狱。本章分析了周扬的监狱生活以及其思想的变化、理性的反省以及本性的逐渐回归。第六章“新时期风云”,首先分析复出后周扬有限的反思：他始终坚持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不情愿放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重点探讨周扬探讨马克思理论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先分析周扬探讨“异化”的思想与理论基础,再辨析探讨“异化”之利弊,后分析“异化”探讨成为政治事件的原因。本章最后辨析周扬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现实主义”,分析定于一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内部矛盾；再进一步辨析“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时代背景以及其实质；最后分析新时期周扬对“现实主义”的反思以及其局限。周扬一生不断在政治风云中跌宕起伏,历史的生活已经成了其个人的生活。周扬始终怀抱为革命而文学、为政治而文学的信念,并为这他自认值得牺牲一切的理想奉献其所有。无论周扬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其理想,真正有意义的是周扬能够献身于其信仰的价值观,并且为之战斗了一生,虽然周扬遭遇了很多的悲剧,但他是悲剧中的英雄。
卫恒先[6]（2019）在《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课题以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地区的雕塑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挖掘整理,系统的考察民国上海雕塑家的社会活动、艺术实践和创作观念,以点带面的反映中国早期现代雕塑的发展历程。阐述特定的城市商业环境、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对于雕塑家的深刻影响。救亡和启蒙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时代主题,五四运动以来,从“科技救国”到“文化救国”意识转型催生了中国学子对于西方艺术领域的关注,他们对于西方雕塑的学习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上海的文化背景和城市建设背景对于现代雕塑产生的有利条件,以及西学东渐浪潮下早期上海雕塑家的出现及学习情况。第二部分以社会学的视角还原历史的现场,微观考察雕塑家们留洋归国后,如何在上海的都市背景和文化语境下进行自我经营、从事雕塑展览活动和教学活动的,以及这些艺术活动的公众评价和社会效应。第三部分考察上海雕塑家多重艺术实践的以及他们对于艺术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民国上海文化中既具有最时尚和最具活力的元素,也有最传统和最经典的元素,这两种元素在艺术家的实践中是并存的,他们多数都接受过“新”“旧”之学,在面对“中”和“西”两种语汇时往往能应对自如,这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上的“分”,也体现在雕塑观念上的“合”。同时,他们将雕塑作为自我表达的媒介,在雕塑创作中强调个人风格,通过不同艺术语言和形式来诠释个人化的、特定的艺术观念。第四部分考察在民国社会和时代巨变下,雕塑家们对于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诠释与解读,他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建造的领袖和英雄形象,借鉴西方雕塑的形式和构图,塑造出符合中国时代特征的大写的“人”,将民族意志融入到公共空间中,从而促进民族公共意识的觉醒,激励全民族的爱国热情。第五部分考察民国雕塑家的历史贡献与当代意义。在民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雕塑家们都有着浓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的艺术活动与“美育救国”的思潮是相联系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可以说民国上海雕塑家们是中国现代雕塑的拓荒者、美育的传播者、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的雕塑作品成为城市独特的公共记忆和历史记忆,它们提升了城市的精神内涵,为城市注入了灵魂。文章的最后探讨民国时期雕塑家的艺术创作对于当今雕塑创作的启示,笔者认为雕塑民族化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的历程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民族化应与时代内涵相联系。同时认为雕塑应该表现人文精神,对于人性的表现、对于情感的表现是雕塑创作恒常的主题,当代雕塑在面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经历的对象时,依然会迸发出新的活力。
柳立敏[7]（2015）在《抚顺战犯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新中国改造战争罪犯的一所重要机构,在这里谱写了伟大的篇章,记录了历史的奇迹。抚顺战犯的成功改造,是在人民民主专政和强制改造的前提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改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在战犯改造过程中,惟有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触及战犯的思想深处和灵魂,重塑战犯的思想价值观念,由此,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成功改造战犯的基本手段之一。战犯改造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运用及其经验,在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上值得总结和研究。它是在特殊条件下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改造最顽固的一群人思想的成功案例,贯穿于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和实践做法,需要理论总结和提升以惠及和启示今天。本文以抚顺战犯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为依据,以提高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实践观照,展开对抚顺战犯改造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力图从这一个案中呈现出的个别、特殊中提升出普遍和一般,从中延伸出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有益的思想支持和实践借鉴价值。全文由四部分构成:第一章,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改造何以可能。这部分的研究旨在以发生的历史事实为基础,追问对战犯成功改造背后的因由,从而逻辑地引出和定位以“底线共识”为准则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抚顺战犯改造成功的“理念”蕴含。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改造何以可能?宏观上说,一方面,国内、国际形势为抚顺战犯改造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底线共识”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战犯改造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感化和转化作用。“底线共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基于人类共存的人性观念。其特点是从考察人以及人性这一基本共识为出发点,以个体为着力点,再由点与点推及至人际的、社会的关系视角。遵循中国传统伦常的道德思维观念,秉持正义观念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注重“以文化人”的劝服教化作用。它通过对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获得某些认识,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去感知感化罪犯,唯有这样,才有可能进入罪犯思想的深层结构实现政治劝服。这些基于“底线共识”维度的“理念”构建了抚顺战犯改造中的强大精神武器,为我们把握抚顺战犯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了基本线索。第二章,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设计与原则把握。这部分从中观层面研究和揭示抚顺战犯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把理念化作目标和实施原则。针对战犯这群特殊的教育对象,并紧紧围绕和重点抓好战犯的“思想改造”这一核心问题,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教育者们创新性地设计了“层级递进的两步教育目标”——从基础性目标（将战犯由抗拒改造转变为接受改造）向提升性目标推进（重塑战犯的人格）的两步走。在此基础上通过情感重塑、道德重塑和规范重塑改变战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战犯改造过程中,人类共生的人性理念使教育者对战犯给予人性的温暖与关怀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在实践中得到具体贯彻;尤其是在对战犯改造中贯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求实原则;并针对日本战犯按下层、中层、上层和顽固分子四个层次以分化瓦解为手段,采用孤立上层、瓦解中层、争取下层的层次性原则以及坚持正面引导和说服教育为主的思想疏导原则等的自觉,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对抚顺战犯思想改造目标的基本框架。第三章,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路径和方法。这部分在具体层面重点梳理、阐释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理论。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概而言之是重塑战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路径是以传输社会历史观知识为基点,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匡正受教育者的理念;以德性为根基,情感传递为途径,使受教育者从他律上升至自律;以生产劳动和社会参观为催化剂,引导受教育者从自发上升至自觉,促进品德认知向行为实践转化。并集理论教育法、社会教育法、文化渗透法、自我教育法等教育方法为一体,中介教育内容,推进教育目标的实现。第四章,抚顺战犯改造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当代启示。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抚顺战犯的成功改造给予当下以有益启示:首先,必须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和起点。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及对象的不同心理采取不同的对话方式,正确把握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做到尊重和理解教育对象;又因教育对象不同,教育起点也不同,需要正确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视角,即正确把握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认识、教育对象的需求性认识、教育对象思想的缺陷性等。其次,必须正确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有针对性,内容需要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关注生命教育,丰富生命情感;选择素材要贴近社会生活,传递社会正能量。要重视社会实践教育法;重视环境教育法,增强其人文性。第三,必须正确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略。正确认识和把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持与引导,这是制定其实施方略的前提条件;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制定其实施方略的首要问题;教育措施是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略,最终解决问题的必然途径。
王蒙[8]（1997）在《踌躇的季节》文中认为 第一章久违了,我亲爱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庸俗龌龊的事务缠住了你!电话和采访,仪式和聚会,名誉头衔和上不上镜头,意气之争与阴谋诡计,泼污水的快意与一锤子打不出一个响屁来的木头墩子。打翻了的醋罐与绝望的震怒旋涡中的稻草,迅速的反应与短平快的出手,碍于情面的约稿与半是文场半是官场的公关……王蒙,你就这样地浪费着你的才华和来之不易而又深知老之将至的大好光阴! 而我时时想着你,这且写不完的长篇小说,和我一样地重要,和我一样地老去,青春已经像小鸟一样地飞去不再飞回,又是和我一样地大化微尘,不足挂齿。你追求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谁
忽培元[9]（2012）在《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文中认为序曲踏遍青山,两位开国老部长国庆观礼重逢,天安门上欣然回望旭日初升……1995年10月1日,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六周年纪念日。这天晚上,首都北京华灯齐放,人们沉浸在喜庆的节日气氛中。天安门广场张灯结彩。八点多钟,江泽民、李鹏等中国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各届代表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观赏节日焰火。在这举国同庆,万众同乐,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新中国
刘霞[10]（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二、像周总理那样自觉改造世界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像周总理那样自觉改造世界观（论文提纲范文）
（1）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章 “十七年”文学的领导体制——以文代会为视角的考察 |
| 第一节 文代会报告的起草与文学决策 |
| 第二节 文代会的宣传与文学决策的贯彻执行 |
| 第三节 文代会与文学领导机构的成立和改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队伍”的组建 |
| 第一节 文代会代表的产生与文学队伍建设的原则 |
| 第二节 第一次文代会与旧艺人的改造 |
| 第三节 青年创作者会议与新作家的培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方向的引导 |
| 第一节 批判会与文学异端的清理 |
| 第二节 纪念会与文化资源的利用——以鲁迅纪念大会为中心 |
| 第三节 观摩会与文艺“典范”的推广——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会议与文学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与“百花时代”的期刊改革 |
| 第二节 新侨会议与“文艺八条”的制定 |
| 第三节 广州会议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出版会议与文学出版规范的确立 |
| 第一节 出版会议与民营文学出版业的改造 |
| 第二节 出版会议与文学出版体制的建立 |
| 第三节 出版会议与文学编辑制度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文学会议与文学秩序 |
| 主要参考文献 |
（2）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选题范围及相关概念阐述 |
| 四、研究路径与方法 |
| 第一章 《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之变 |
| 第一节 《矿工图》组画创作历程及图像资料 |
| 一、第一套《矿工图》 |
| 二、辽源煤矿之行与相关写生稿、习作稿 |
| 三、第二套《矿工图》 |
| 第二节 《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之变 |
| 一、造型语言之变 |
| 二、画面结构之变 |
| 三、笔墨语言之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之变的多重背景 |
| 第一节 《矿工图》组画的社会文化背景 |
| 一、社会文化环境与《矿工图》组画 |
| 二、美术新思潮与《矿工图》组画 |
| (一)关于“形式”的大讨论 |
| (二)关于自我表现的讨论 |
| (三)其他相关讨论 |
| 三、新时期水墨人物画创新之风 |
| 第二节 周思聪、卢沉创作观念的转变 |
| 一、新时期的周思聪、卢沉 |
| 二、周思聪艺术个性的觉醒 |
| (一)周思聪的自我表现意识 |
| (二)悲悯的现实主义人文情怀 |
| 三、卢沉的创新思想 |
| (一)“在现代基础上发展” |
| (二)西方现代绘画语言的引入 |
| 第三节 蒋兆和、珂勒惠支、丸木夫妇与《矿工图》组画 |
| 一、蒋兆和与《矿工图》组画 |
| 二、珂勒惠支与《矿工图》组画 |
| 三、丸木夫妇与《矿工图》组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的内在建构 |
| 第一节 《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建构中的“中西融合” |
| 一、造型语言的“中西融合” |
| (一)笔墨与造型的矛盾与兼容 |
| (二)造型观念的契合 |
| (三)《矿工图》造型语言“中西融合”的方案 |
| 二、画面结构的“中西融合” |
| (一)构图观念的契合 |
| (二)笔墨与形式构成的矛盾与兼容 |
| (三)《矿工图》画面结构“中西融合”的方案 |
| 第二节 《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与精神内涵 |
| 一、造型语言的个性化 |
| 二、画面结构的情感体现 |
| 三、笔墨的精神表达 |
| 四、画品与人品的统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探索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一节 《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探索的影响 |
| 一、水墨人物画走向多元化的转折点 |
| (一)写实性水墨的变革 |
| (二)表现性水墨的起始 |
| (三)多元化水墨实践 |
| 二、新时期水墨人物画形式语言的进一步探索 |
| (一)造型观念的解放 |
| (二)画面结构的突破 |
| (三)笔墨语言的拓展 |
| 第二节 《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探索的参鉴意义 |
| 一、《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探索的反思 |
| 二、《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探索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附录1 《矿工图》组画部分图像资料 |
| 附录2 《矿工图》组画创作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3）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 |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 第二节 学雷锋 |
| 第三节 学大寨 |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 小结 |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及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10月～1952 年底） |
| 一、新中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 |
| 二、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四、发挥党、团组织和少先队、学生联合会等的作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 |
| 一、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提出 |
| 二、学习苏联，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时事政策教育 |
| 四、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 |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 |
| 二、“左”倾政治运动的强大冲击 |
| 三、政治课与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途径展开 |
| 小结 |
| 第四章 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 |
| 一、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整 |
| 二、调整中的波折 |
| 三、政治课的调整及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四、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年初～1966 年5 月） |
| 一、“反修防修”席卷中学教育领域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三、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 |
| 四、其他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历史评价 |
| 二、几点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周扬思想文化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注释 |
| 第一章 浊世翩翩美少年 |
| 第一节 知识体系的童年渊源 |
| 1.1 薄弱的古典文化修养 |
| 1.2 初沐西风的少年 |
| 第二节 坎坷求学路 |
| 2.1 远赴长沙 |
| 2.2 雏鹰飞上海 |
| 第三节 赴日求火 |
| 注释 |
| 第二章 如火如荼的"左联"时代 |
| 第一节 锋芒初露:一个有争议的"左联"负责人 |
| 1.1 所谓的"奴隶总管":"左联"党团书记 |
| 1.2 尼采的影响 |
| 第二节 同一营垒里的矛盾漩涡:两个口号之争 |
| 2.1 内部矛盾的起因 |
| 2.2 激烈的两个口号之争 |
| 2.3 难堪的"闲适" |
| 2.4 假如鲁迅还活着 |
| 第三节 左翼时期周扬思想文化活动的阶段性分析 |
| 3.1 世界性的左倾背景 |
| 3.2 理论最大功绩:引进"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口号 |
| 3.3 反省"题材决定论" |
| 3.4 艺术需要形象思维之辨析 |
| 注释 |
| 第三章 红色延安:毛泽东文艺思想代言人 |
| 第一节 结缘毛泽东:开始文字之交 |
| 第二节 峥嵘鲁艺:中国文艺行政领导之成长摇篮 |
| 2.1 回归文艺界:鲁艺副院长 |
| 2.2 文学批评原则: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之辨析 |
| 第三节 鲁艺整风沧桑 |
| 3.1 "关门提高"的鲁艺 |
| 3.2 如火如荼的延安整风 |
| 3.3 亡羊补牢的鲁艺"整风" |
| 第四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 |
| 4.1 从"文学从属于政治"到"文学是政治的工具" |
| 4.2 注经式阐释者 |
| 4.3 "凡事有经有权" |
| 第五节 "民族形式论"之辨析 |
| 5.1 民族形式论之理论根源:毛泽东文艺思想 |
| 5.2 民族形式论的果实:"赵树理方向" |
| 注释 |
| 第四章 功过交织的十七年 |
| 第一节 继往开来的第一次文代会 |
| 第二节 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筚路蓝缕 |
| 2.1 意气风发的文艺政策制定者 |
| 2.2 颇有实绩的戏剧改革者 |
| 第三节 主持编写高校文科教材 |
| 第四节 "文艺十条"与"文艺八条" |
| 4.1 第一个文艺界纠"左"文件:"文艺八条" |
| 4.2 局部纠"左":不再提文艺为政策服务 |
| 4.3 纠"左"的文艺思想:"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
| 第五节 所谓的"两面派" |
| 5.1 两面的人格 |
| 5.2 勉强过关的运动:批《武训传》 |
| 第六节 千古奇冤胡风案 |
| 6.1 由学术讨论转为政治批判的批"红学" |
| 6.2 从政治问题到刑事案件的胡风案 |
| 第七节 结怨丁玲 |
| 7.1 丁、陈案起因:非个人恩怨 |
| 7.2 身不由己的反右 |
| 7.3 积极主动地深化文艺界反右运动 |
| 7.4 作为"保护伞"的另一面 |
| 第八节 弃车保帅:批"三条汉子" |
| 注释 |
| 第五章 文革恶梦 |
| 第一节 成为"文艺黑线"的"总头目" |
| 第二节 从敌我矛盾到人民内部矛盾 |
| 注释 |
| 第六章 新时期风云 |
| 第一节 复出之路 |
| 第二节 有限的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
| 2.1 真诚的道歉 |
| 2.2 有限的反思 |
| 第三节 "异化"探讨的轩然大波 |
| 3.1 探讨"异化"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
| 3.2 探讨"异化"之利弊 |
| 3.3 "异化"探讨成为政治事件 |
| 3.4 悲剧的结尾:植物人 |
| 第四节 不完善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
| 4.1 定于一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 4.2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内部矛盾 |
| 4.3 "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之辨析 |
| 4.4 "文革"后的反思与局限 |
| 注释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前期相关文献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上海雕塑家的出现背景 |
| 1.1 上海都市背景 |
| 1.1.1 大上海的商业背景 |
| 1.1.2 作为文化和艺术中心的上海 |
| 1.1.3 上海的都市建设与公共雕塑 |
| 1.2 “西学东渐”与早期雕塑的开展 |
| 1.2.1 传教活动及对于早期雕塑的影响 |
| 1.2.2 救亡图存与留学运动 |
| 1.3 上海雕塑家的国外求学背景 |
| 1.3.1 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求学 |
| 1.3.2 法国自由画室的雕塑学习 |
| 1.3.3 张充仁在比利的雕塑学习 |
| 1.3.4 日本雕塑背景及留日雕塑家的学习 |
| 第二章 现实境遇——雕塑家在上海的活动 |
| 2.1 商业活动 |
| 2.1.1 艰难生存与谋求业务 |
| 2.1.2 商业经营 |
| 2.2 人际活动 |
| 2.2.1 江小鹣的朋友圈 |
| 2.2.2 其他雕塑家的人际交往 |
| 2.3 展览活动 |
| 2.3.1 雕塑展览的开创(1925-1929 年) |
| 2.3.2 雕塑展览的发展(1930-1936 年) |
| 2.3.3 雕塑展览的衰落(1937 以后) |
| 2.4 教学活动 |
| 2.4.1 在美术学校的雕塑教学 |
| 2.4.2 在社团和画室的雕塑教学 |
| 第三章 上海雕塑家的个人创作与自我追求 |
| 3.1 李金发雕塑中的“诗歌意象” |
| 3.2 江小鹣“通变中西”的多种艺术实践 |
| 3.2.1 江小鹣作品的现代艺术形态 |
| 3.2.2 传统文化对于江小鹣艺术的影响 |
| 3.2.3 江小鹣雕塑的“西体中魂” |
| 3.3 滕白也艺术中的“东方表现主义” |
| 3.4 岳仑、张澄江雕塑的折衷风格 |
| 3.5 张充仁雕塑的“罗丹风格” |
| 3.6 其他雕塑家关于“民族风格”的探索 |
| 3.6.1 张辰伯 |
| 3.6.2 万籁鸣 |
| 3.6.3 严德晖 |
| 3.6.4 滑田友 |
| 3.7 女性雕塑家的自我关照 |
| 第四章 塑造时代形象 |
| 4.1 “国父”形象的塑造 |
| 4.1.1 民国早期公共空间的孙中山像 |
| 4.1.2 上海市府总理铜像及影响 |
| 4.1.3 南京新街口总理铜像 |
| 4.2 革命英烈的塑造 |
| 4.2.1 骑马像 |
| 4.2.2 立像 |
| 4.3 抗战形象的塑造 |
| 4.4 民众肖像的塑造 |
| 第五章 民国上海雕塑家的价值 |
| 5.1 社会价值 |
| 5.1.1 促进美育的传播,凸显社会责任 |
| 5.1.2 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
| 5.2 历史价值 |
| 5.2.1 雕塑事业的拓荒者 |
| 5.2.2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
| 5.2.3 公共雕塑提升了城市的精神内涵和时代内涵 |
| 5.2.4 上海雕塑家的艺术活动丰富了“海派”文化的内涵 |
| 5.3 当代启示 |
| 5.3.1 雕塑创作要有人文关怀 |
| 5.3.2 雕塑创作要体现民族个性 |
| 5.3.3 雕塑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民国上海雕塑家活动年表 |
| 二、民国时期三次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展作品名录 |
| 三、民国上海雕塑家着述、译介文献名录 |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抚顺战犯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改造何以可能 |
| 一、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概况 |
| （一）抚顺战犯管理所概况 |
| （二）抚顺战犯概况 |
| 二、抚顺战犯改造何以可能 |
| （一）国内国际形势为抚顺战犯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
| （二）从思想政治教育底线共识做起 |
| 第二章 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设计与原则把握 |
| 一、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设计 |
| （一）基础性目标：由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 |
| （二）提升性目标：人格重塑 |
| 二、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把握 |
| （一）革命人道主义原则 |
| （二）求实原则 |
| （三）层次原则 |
| （四）疏导原则 |
| 第三章 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路径与方法 |
| 一、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一）重塑战犯的世界观 |
| （二）重塑战犯的人生观 |
| （三）重塑战犯的价值观 |
| 二、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
| （一）以传输社会历史观知识为基点，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匡正受教育者的理念 |
| （二）以德性为根基，情感传递为途径，使受教育者从他律上升至自律 |
| （三）以生产劳动和社会参观为催化剂，引导受教育者从自发上升至自觉，促进品德认知向行为实践转化 |
| 三、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
| （一）理论教育法：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思维基础 |
| （二）社会教育法：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现实指向 |
| （三）文化渗透法：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情感维度 |
| （四）自我教育法：抚顺战犯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心灵路向 |
| 第四章 抚顺战犯改造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当代启示 |
| 一、必须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和起点 |
| （一）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特点 |
| （二）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 |
| 二、必须正确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
| （一）正确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二）正确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
| 三、必须正确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略 |
| （一）关于正确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
| （二）关于具体教育目标的制定 |
| （三）关于教育措施的制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其着作情况 |
（10）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一) 从本土化到本土自觉:中国公民教育的追求 |
| (二) 母语教科书:中国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 |
| (三) 个人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思考 |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厘清 |
| (一) 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
| (二) 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 |
| (三) 百年母语教科书 |
| (四) 百年的时间段划分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公民教育历史回顾的研究 |
| (二) 中国公民教育本土化的研究 |
| (三) 母语教科书文本内容的研究 |
| (四) 以教科书为载体对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程与反思 |
| 第一节 西方公民教育的缘起与嬗变 |
| 一、公民及公民教育的概念源头:共和主义公民观 |
| 二、西方现代公民及公民教育:自由主义公民观 |
| 三、在挑战中完善自由主义公民观 |
| 第二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历程与问题 |
| 一、公民:从概念输入到思想萌芽 |
| 二、培养国家公民:从思想宣传到制度建立 |
| 三、强化与变异:从公民教育到国家公民训育 |
| 四、致力教育改革,推动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追求 |
| 一、需要中国文化参与 |
| 二、基于中国社会选择 |
| 三、凝聚中国千年智慧 |
| 第二章 西方公民教育的本上化(1904-1936) |
| 第一节 萌芽、阻抑与发展:公民教育探索期的曲折前行(1904-1919) |
| 一、辛亥革命前公民思想在母语教科书中的萌芽 |
| 二、符合民国宗旨,强调民主训练:《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公民教育 |
| 三、公民教育因“复辟”受到短暂阻抑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发展的黄金期(1920-1927) |
| 一、“国语运动”促进了公民教育思想的传播 |
| 二、“公民科”的设立促进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三、民主人士对公民教育的文本实践:以《开明国语读本》为例 |
| 第三节 公民教育政治化的前兆(1928-1936) |
| 一、公民教育受到“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的冲击 |
| 二、培育“三民主义”好公民:《新主义国语课本》中的公民教育 |
| 三、为了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公民教育的主动政治化 |
| 第三章 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1937-1949) |
| 第一节 国统区:公民教育融入抗日教育(1937-1945) |
| 一、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巩固精神国防 |
| 二、腥风血雨下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战时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培养投身于革命的公民 |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用公民教育支持抗战建国(1937-1945) |
| 一、为抗战服务: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 |
| 二、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时代性和革命性:《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中的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政权转变期:公民教育异化为宣传手段(1945-1949) |
| 一、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套经典母语教材 |
| 二、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比较 |
| 三、“复古”与“解构”: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文化认同的分歧 |
| 第四章 以“人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1949-1976) |
| 第一节 探索与迷惑:新中国公民教育的沉寂(1949-1966) |
| 一、公民、人民与接班人:新中国初期以思想政治为核心的教育目标 |
| 二、语文教科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
| 三、新中国初期语文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教育 |
| 第二节 狂热与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的“接班人”教育(1966-1976) |
| 一、青年学生作为主要参与对象的文化大革命 |
| 二、对建国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 |
| 三、“文革”期间的教科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
| 第三节 “接班人”教育:以北京市小学《语文》为例 |
| 一、“接班人”与国家的关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
| 二、课本中的“接班人”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课本中的“接班人”榜样:“毛主席的好战士” |
| 四、课本中的儿童:成人化、英雄化、政治化 |
| 第五章 新时期公民教育的复兴与重建(1977—今) |
| 第一节 “民主”“权利”成为新时期中国公民教育的目标(1977-1985) |
| 一、“民主”成为“文革”后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
| 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教材重建 |
| 三、改革开放后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为例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下快速发展(1986-2000)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公民生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
| 二、教育要为现代化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公民 |
| 三、第一套义务教育母语中的公民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新世纪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自觉构建(2001-) |
| 一、新世纪启动公民社会的建设策略 |
| 二、新世纪公民教育本土性的初步呈现 |
| 三、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公民:以“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为例 |
| 第六章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
| 第一节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性的紧张对立 |
| 二、政治诉求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公民性之上 |
| 三、中国传统文化、公民性与时代诉求三者间的相互制约 |
| 第二节 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的失落与追问 |
| 一、中国传统文化弱势地位 |
| 二、公民性淹没在战争和战争思维中 |
| 三、传统伦理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
| 第三节 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建构 |
| 一、成为普遍存在者:中国伦理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
| 二、中国伦理与公民精神的价值耦合 |
| 三、基于中国伦理的公民教育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像周总理那样自觉改造世界观（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D]. 王秀涛. 南京大学, 2011(08)
- [2]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形式语言研究[D]. 樊诚.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3]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4]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易春秋.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5]周扬思想文化活动研究[D]. 杨方. 复旦大学, 2010(11)
- [6]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D]. 卫恒先. 上海大学, 2019(02)
- [7]抚顺战犯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柳立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6)
- [8]踌躇的季节[J]. 王蒙. 当代, 1997(02)
- [9]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J]. 忽培元. 中国作家, 2012(16)
- [10]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