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东地区兄弟省市人大监督工作剪影（论文文献综述）
赵兴银[1]（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指出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和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主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领导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建设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党始终能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战胜一切困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决条件,并为此作出了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初建政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不走样,明确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作任务的转型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并在艰难的转型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推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1949年至195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并结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化解危险、领导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开辟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境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依据,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价;三、相关概念界定,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间界定、“群众”内涵的界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党群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四、主要研究方法;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分六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确立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明确了执政党建设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群众工作的社会理论基础。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其群众工作的好与坏、成与败,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的存续与发展。本章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的历史考察,对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的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进一步为当前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和方法指导。这一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收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发生的变化。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的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实现了有机融合。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牢固的社会心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使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后,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认可度仍然会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本章首先对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对群众工作政策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的转变。第四章重点回顾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实践进程。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是在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的。处理好执政党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反映到群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上来,就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在党的政策层面进行调整。本章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在运行机制、内在监督机制、内在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机制建设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围绕机制的建设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本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执政条件下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动力保障、建设思路、实践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经验,明确了目标和要求。第六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关键要为当前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前三部分分别从群众工作应探索其规律性,把握特点,研究方法,做到因时因势而异;群众工作的实践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通过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时代背景、具体举措、历史价值和实践经验的分析,指出对当前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及方向。
查国防[2]（2015）在《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研究》文中认为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Impact factor）是指对死刑适用方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正是这些影响性因素决定、左右着法官对被告人选择何种死刑适用方式。影响性因素既有规范性因素也有非规范性因素,既有显性因素也有隐性因素。通过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研究,能够合理、科学界定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未限制减刑的适用条件和标准,探究不同影响性因素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实现案件事实之认定、评价明细化、规范化,进而规范死刑司法适用,完善刑事裁量体系,实现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促进司法公正。学术研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破解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提升司法公信力。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思路: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站位实践服务实践,以审判实践中死刑适用为出发点,以实现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之规范化为落脚点。二是在研究方式上,以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过程中呈现出的明线——显性因素、暗线——隐性因素为切入点,整理并提升决定、影响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合法性、合理性、规律性因素,改造摒弃决定、影响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违规性、恣意性、机会性因素,以规范显性因素、隐性因素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运行行为,构建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模式。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秉承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但以实证研究为主;秉承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结合,但以工程思维为主;坚持“制度——结构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的结合,但更注重“过程——事件分析”。第一部分死刑适用的主要根据。一是从刑事法律规范角度看,根据《刑法》第48条和第50条规定,我国的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未限制减刑三种适用方式。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研究的首要根据是刑事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性规范、程序性规范和证据性规范,也包括立法、司法解释、法律文件。这些刑事法律规范是死刑适用方式选择的正当性根据,是实现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的前提和基础。二是从死刑政策角度看,我国的死刑之所以包含生刑、自由刑,主要归因于“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死刑政策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它能够指引立法对死刑罪名、死刑适用方式的删减与增设,也能够指导、影响、决定法官对死刑适用方式选择。因此,准确理解、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对实现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至关重要。三是从刑罚功能角度看,死刑适用方式的确立兼具报应与预防,但主要基于报应观念;死刑适用方式之选择是以责任为基石,以正义为取向,但应在恪守罪责刑相适应的前提下追求正义。第二部分死刑适用中的显性因素。通过对1095份死刑判决书1342名被判处死刑被告人的实证研究,从三个方面研究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过程中体现出的显性因素,并进行类型化。一是从死刑案件的主体性因素看,犯罪人与被害人的性别、年龄、职业及其角色关系,在选择何种死刑适用方式的过程中呈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二是从死刑案件的构成要件性因素看,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显性因素是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正常情况下,该类显性因素基本决定了犯罪人的生与死、限制与未限制;同时,情节因素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呈现出特殊的规律,如被告方赔偿被害方谅解的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三是从审判层级角度看,死刑案件的最终定谳要经过一审、二审、复核程序,发回、改判、未核准的“理由”是死刑适用方式选择的“指挥棒”,影响死刑适用方式的选择,通过对发回改判死刑案件原因及其结果、未核准死刑案件原因的梳理、归纳、探究审判层级因素影响死刑适用方式选择的特征。第三部分死刑适用中的隐性因素。隐性因素广泛存在于死刑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诸环节中,在审判中有其特定的位置,司法前见、逻辑推理、事实取舍、证据采信、经验参与以及其它权力渗透等都是对隐性因素的表述方式。通过对426名从事死刑案件审理法官的问卷调查、访谈,分析研究决定、影响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隐性因素。该类隐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是在显性的死刑判决书中未载明也无法载明,是死刑适用方式运行的“暗线”,只能通过对法官的问卷调查、访谈的形式进行搜集、梳理、研究。根据对426份样本的研究,决定、影响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隐性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案件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包含个体性因素和群体性因素,前者主要是案件当事人因素和法官因素,后者主要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关注、信访因素等;二是审判管理性因素影响,主要是审判机关内部的绩效考核、审委会、请示报告和法院外部的案件评查等,对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影响力度大;三是证据瑕疵因素的影响,死刑案件的证据瑕疵程度、不法官对瑕疵证据的可接受程度严重影响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也为“留有余地”判决之形成提供了空间。第四部分死刑适用问题的理性反思。通过对第二部分、第三部的研究,当前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是制约死刑适用规范化的主要因素。一是刑事立法规范的抽象性,缺乏可操作性。何谓“罪行极其严重”、何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在这事关“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将其判断、选择权几乎完全推诿或禅让于司法,由法官自由裁量,使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难度陡增。二是构成要件性因素——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缺乏规范性。犯罪手段残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手段极其残忍表述混乱;犯罪后果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认定不一;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应当型情节与可以型情节、责任型情节与预防型情节适用紊乱。三是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过程中,审判权运行与其它权力、案件社会结构、法官个人认知之间相互嵌入,而且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强化,各“权力拥有者”借助“领导、监督、指导”等正当事由,充分发挥其影响力,虽有觉察但却无法寻觅,更无法规范化。一方面,当事人及利益相关者借助新闻媒体、信访等因素撬动领导权力,并以此满足自己诉求;另一方面,各种审判管理性因素,如绩效考核、案件评查、群众满意度排名等,如同悬在法官头上的“刀”,不知道何时落下,但为了不让这把刀落下,就必须全力投“掌控刀者”之所好,否则“死”的很惨。第五部分死刑适用的完善与思考。该部分是基于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的立法规范、显性因素、隐性因素及其存在问题,有针对性构建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模式。一是死刑适用规范化模式的理论依据,主要理论依据是社会权力理论、案件社会结构理论及裁判模式理论。二是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的显性因素,包括犯罪构成要件性因素（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犯罪案件的主体性因素（犯罪人人格、被害人过错、被告方赔偿、被害方谅解）,该类因素是法官在选择死刑适用方式时应当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死刑适用方式选择模式的主要类型,针对《刑法》第50条规定的“9种情形”设定不同的死刑适用模式,根据犯罪行为所造成结果的形态可以分为“人身伤害性”和“非人身伤害性”。因此,在死刑案件中,“死刑适用模式”存在两种情形,即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和非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就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而言,有单一型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主要适用于死刑案件中具有人的死亡、伤残或性侵等情形,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等）和复合型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存在单罪复合型和数罪复合型两种,前者是指存在侵财和害命两类犯罪事实,但仅定一罪的,如抢劫罪、绑架罪;后者是指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兼具有人身伤害和谋取财物,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构成数罪,犯罪人触犯多个罪名,是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另罪的复合,如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就非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而言,主要适用于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死刑犯罪,如贩卖毒品罪。通过分类型死刑适用模式的构建实现死刑裁量明细化、规范化。四是死刑适用中隐性因素的规制,隐性因素与显性因素是一体两面,具有内在的耦合性,隐性因素的规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和审判管理性因素,案件社会结构因素主要是个体性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和群体性案件的社会结构因素。审判管理性因素主要是纵向的上下级法院间的管理性因素和横向的法院与党委、人大之间的管理性因素。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的内心机理是较为隐秘的,特别是隐性因素的运行,更增加了死刑裁量的神秘性。那么,如何实现隐性因素规范化,应当以法官为核心,在其外围构建起形式多样、层级各异的防火墙,防范不正当的因素嵌入死刑裁判过程。第一道“防火墙”是“社会信息”,主要被告方、被害方的社会地位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阻隔,尽可能的将案件的社会信息阻挡在审判场域之外。第二道“防火墙”是“审判管理性因素”的阻隔,有横向管理性因素阻隔与纵向管理性因素阻隔两个维度,横向管理性因素阻隔主要是指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政法委等“权力部门”,这种阻隔一是靠“权力部门”的自我约束,二靠审判机关的“抗压能力”,不能犯“软骨病”,纵向管理性因素阻隔则是指上下级法院的审判管理权;第三道“防火墙”提升法官自身的免疫力,并对媒体关注案件、存在信访隐患的死刑案件进行风险评估。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性因素嵌入法律适用,已成为当代司法运行行为的显着特征。死刑适用方式选择,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外延相当广阔的过程,既是法律性问题也是社会性问题,既是法律实践也是法治实践。因此,对依法应判处死刑的案件,选择何种死刑适用方式,不仅受犯罪人的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犯罪情节及人身危险性等显性因素影响,而且受死刑案件的社会结构因素、审判管理性因素等隐性因素影响。这些影响性因素的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的作用有大有小,有的起决定性作用。希冀经由对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研究,实现死刑适用方式选择的规范化,完善法官裁量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朱宏[3]（2014）在《浙江省环境教育立法研究》文中提出为了应对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浙江省开始重视环境教育的立法工作。对环境教育进行立法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实现浙江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环境教育立法在国内尚属新兴事物,到目前为止只有宁回族自治区夏和天津市已经颁布了相关条例,全国性的法律还在起草之中,浙江省进行环境教育的立法工作必须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兄弟省市的相关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对域外及兄弟省市环境教育立法的借鉴,对浙江省进行环境教育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做出分析、论证。同时,提出《浙江省环境教育条例》的立法构想。文章第一部分主要对环境教育的概念、重要性、现状及特点进行梳理和解读。第二部重点对浙江省进行环境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从环境教育需要法律作为保障,环境教育能够实现公民的环境权和浙江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得出浙江省进行环境教育立法是必要的；从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兄弟省市的立法经验和浙江省自身的环境教育实施经验、经济基础等方面验证浙江省进行环境教育立法是可行的。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美国、日本、韩国、巴西、中国台湾和欧盟的环境教育立法经验,并从中比较、分析得出其各自的特点和值得借鉴的经验,结合浙江省自身的特点,提出了六点在立法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第四部分提出了浙江省环境教育立法框架、内容构想,建议在条例中重点关注环境教育各级政府的责任、经费来源、评价体系和法律责任等问题,并草拟了一份浙江省环境教育条例的建议草案稿。
王雪丽[4]（2013）在《目标、条件与路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一些省区陆续推行以“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县财省管”等为主要内容的“省直管县”系列改革。2005年以来,中央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这一改革的政策文件。2010年,中编办在全国选择了8个省区作为试点,正式启动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可以说,“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是一项十分紧迫而且具有长远意义的理论工作。“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替代“市管县”体制,在纵向政府间形成新的权力隶属关系,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淡化权力归属意识,树立“域”的观念,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行政区与经济区、政府系统内部纵向和横向关系的基础上,建构一套“以域代属、按需定责”的区域治理体系。尽管“省直管县”体制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试点情况总体良好,但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方,比如广东顺德,省直管后县域经济反而出现了“倒退”的情况,这说明“省直管县”体制并不是适合所有地区的“万金油”,在政府系统的纵向体制上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其中,改革基础包括：必要的经济基础、有限的政府责任和有效的管理幅度;改革条件包括：市县关联度、地级市经济实力、县域经济发达程度、省级政府统筹协调能力、地域空间条件、人口规模与分布密度、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管理者的能力、社会自治程度、改革共识与政策支持等。‘‘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仍然处在探索阶段,随着这一体制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各种伴随改革而来的体制机制问题也将揭开冰山一角,逐渐显露出来。能否有效破解各种改革难题,为改革继续前行扫清障碍,事关整个改革的成败。当前,各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中之所以会频繁遭遇瓶颈问题,与“区划导向”的改革思路有关。这一思路认为区域经济发展遭遇行政阻隔的问题只有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改变层级隶属关系才能得到解决。从短期来看,“区划导向”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助于冲破行政区对经济区的发展束缚；然而,从长远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区始终处于不断向外拓展的发展态势,行政区永远不可能完全满足经济区的扩张需求。如果不能跳出“区划导向”的改革思路,那么,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只能是权宜之计,终将陷入行政层级反复调整的循环怪圈。“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从区划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不够的,改革要取得实质性突破与进展,有赖于多方面措施的综合推进。因此,在改革中,需要超越“区划导向”,转而从重塑地方政府间利益格局、超越“级别”与“权力”的对等关系、重构地方政权体系、理顺条块关系、创新权力制衡机制等方面寻求问题的解决。当前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误区,需要及时澄清,否则会把改革引向歧途。比如,财政“省直管县”与行政“省直管县”宜同步推进；“权力下放”要有节有度；谨慎调整县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行政级别；审慎调整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客观看待试点经验；避免设定“时间表”；“省直管县”与“市管县”可以共存等。同时,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过程中,还需要适时启动相关配套改革。具体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关系、推进省以下分税制改革以及市制和县制改革等。
朱庆跃[5]（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段炼[6]（2011）在《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民主模式转换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历程（1949-2002）》文中研究指明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可以说,民主政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指导民主政治建设,对经济社会建设也产生深远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民主政治理论,取得许多重要成就,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二周年,面对历史发展的前后相继点,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民主政治理论发展的历程,把握基本线索,探索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总结基本经验教训,对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乃至执政理论建设等,都有比较重要的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本论文分序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序言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意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概念界定,大陆和海外研究综述,以及主题、理论依据、史料来源等论文的基本特点。正文部分在比较充分地占有和分析基本史料基础上,对1949-2002年间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历程进行总体考察,认为民主政治理论出现过革命型、建设型理论发展状态。这两种发展状态的互动,甚至冲突,实现了民主政治理论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民主模式转换,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来最重要的民主政治理论的质变。正文共分六章,基本思路如下: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三大来源作了介绍。本章通过分别介绍理论来源（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实践来源（革命和建设的民主政治道路）和传统文化来源,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理论、实践和传统,这三大来源共同推动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共同决定理论发展的深入与准确程度,也是本文分析历史进程的基本立足点。第二章对革命型和建设型的民主政治理论模式作了界定。本章首先分析了两种理论模式的联系,认为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实质相同,根本目的相同,基本实现方式和路径相同,基本规律相同。然后,着重分析了两种理论模式的区别,认为他们所处时代主题和基本内涵不同,主要任务不同,主要内容不同,具体实现方法不同,基本特色不同,所属思想体系不同。两种理论模式的联系和区别,说明他们既一脉相承,又不可混淆混用。界定革命型和建设型的理论模式,是本文分析历史进程的基本逻辑工具。第三章对1949-1956年的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作了考察。本章认为,由于国际国内主要矛盾的特点,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的正确判断,民主政治理论初现两种发展状态,即革命型理论发展状态和建设型理论发展状态。这两种发展状态同时存在,一方面革命型理论已完成模式化构建,并在新中国建立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建设型理论的萌芽刚刚产生,距离模式化构建尚早。革命型、建设型理论发展状态承担不同的历史任务,并形成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民主政治理论形态,指导了民主政治建设成功开展。第四章对1956-1966年的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作了考察。本章认为,由于国际国内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但中国共产党对此的判断出现错误,民主政治理论继续出现两种发展状态。这两种发展状态互相交错,一方面探索建设型理论获得非常宝贵的思想结晶;另一方面继续大范围运用革命型理论模式,给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严重失误。革命型、建设型理论发展状态错误并行,使建设型理论模式迟迟无法形成,无法持续推动民主政治理论的正确发展,两种理论发展状态已经严重冲突。这十年间,民主政治理论模式初步转换的任务没有完成,相反革命型理论发展状态越来越强化,建设型理论发展状态越来越弱化。第五章对1966-1976年的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作了考察。本章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出现全局性错误,民主政治理论也就出现两种发展状态的错误统一。一方面革命型理论模式畸形发展,给民主政治建设带来惨重损失;另一方面建设型理论发展艰难延续,但受到严重干扰和束缚。这种错误统一,偏离了探索建设型理论的正确方向,产生出一个呈现出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包含大量错误思想、经过实践证明失败的理论形态,是建设年代民主政治理论的反动。经过充分的反面教育,发展建设型理论渐渐成为全党和人民群众的共识。第六章对1976-2002年的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作了考察。本章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正确判断,民主政治理论终于实现两种发展状态的正确统一,建设型理论模式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成功理清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思路,既科学扬弃革命型理论模式,又继承和拓展探索建设型理论的思路。从1976-1992年,建设型理论模式基本形成;从1992-2002年,建设型理论模式得到进一步发展,成功实现民主模式的转换。建设型民主政治理论模式,实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民主政治理论的质的飞跃,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国化的丰硕成果,应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结束语部分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并对今后发展方向作了展望。
罗飞,王海燕[7]（2010）在《增强人大财经工作监督实效》文中认为本报讯 （罗飞 王海燕）围绕调结构促转型科学开展财经立法，就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全社会节能等开展执法检查，以绩效监督为切入点加强预算监督工作……这是昨天上午在沪召开的四直辖市和华东地区人大财经工作座谈会上，大家就人大财经工作如何促进“转方式”交流的工作心?
陈梁[8]（2010）在《电视新闻流变——上海1958-200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的电视发展热潮中,新中国电视事业起步并不晚,上海也有幸赶上第一批发展。但在最初的20年间,电视新闻强调政治性和教育性,电视画面追求艺术性,导演、组织、摆拍、造假成风,从业人员在国门紧闭中摸索经验。上海电视新闻以技术人员攻关为前提条件、以电影摄影人员保证图像画面、依靠工农兵来充实队伍。在电视事业起步的前20年里,受制于技术革新的缓慢和国民经济基础的薄弱,电视作为奢侈品并未大面积进入家庭,与报纸、广播相比,影响力较弱。因此,电视从业者一直缺乏正确有力、科学现代的新闻传统,也就不足为怪了。“文革”动乱,稚弱的上海电视新闻队伍受到冲击,转播批斗大会实况成为上海电视的“创举”,对电视新闻“煽动性”的重视,亦自“文革”开始。拨乱反正,上海电视用“真理标准”讲座和话剧《于无声处》的转播赢得肯定；改革开放,上海再以第一条社会新闻、第一条电视广告领先同业；1984年,上海率先建成采编播“一条龙”的新闻中心,带来电视新闻节目增量扩容,时效增强,题材拓宽,报道质量直追报社,突发事件及时反映。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大门的开启,电视机成为这30年来,对我国居民生活最具影响力的产品。电视已经成为大众传播中位居首位的媒介,电视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电视威力显现的同时,难掩弊端。小平南巡,东方电视台应运而生,东视新闻在竞争中崛起,推进全方位新闻业务实验,探索电视新闻自身规律,确立电视新闻权威影响,跨区域新闻合作渐成气候。同时,高新科技数字技术、卫星技术给电视新闻传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电视新闻传播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视新闻在突出权威性、主流性、导向性和综合性之外,注重信息的组织和传播,拓展了信息认知的广度和宽度。新世纪商品经济大潮激荡,上海电视稳中求进,民生新闻、娱乐新闻登场亮相。卫星电视进入新闻主战场,东方卫视再推电视新闻变革,倡导新闻立台,实现直播常态,新闻业务改革趋近极限,广电体制改革鏖战犹酣,上海终以集团化优势组建统一的电视新闻中心,利弊尚待检验。本论文首度梳理上海电视新闻发展历程,在明确的思想体系、评价体系下整理史料,力求展现上海电视新闻的流变。
解冰[9]（2008）在《新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重构》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农村基层政权为研究对象,以政权职能及政权权责制衡为研究核心,从农村实际调查研究入手,以农村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为逻辑起点,以农村基层政权的功能和结构设置及运转为基本研究框架,以农村基层政权在运转中存在的问题及障碍性要素为切入点,以乡镇政权的自身生长逻辑和现实基础等为主要研究内容,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政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组织学等等多种学科理论,在分析了不同时期农村基层政权的相关职能变化以及对其绩效评估之后,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分析和探讨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有效性和有限性的特征及其实现路径,并据此重构了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的相互关系,为相关部门在农村基层政权改革及其结构设计提供思路。全文共分十一章。第一章导言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论文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核心概念,研究的技术路线及研究的创新点等等。第二章是研究农村基层政权的制度变迁历程。本章主要从制度设计与形态变迁及功能这三个角度,对新中国解放前后几个阶段所发生的制度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其目的旨在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历史演变、政权运转等进行纵向历史考察,揭示农村基层政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制度路径依赖。第三章是研究人民公社这一政权历史形态中的政权生态以及所承担的角色。本章主要研究了建国初期到人民公社这一阶段农村基层政权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和经济建设的历史过程,并对人民公社的特定阶段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绩效评价。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的政权存在源于它承担的全能政治功能:社会改造与控制功能,一切行动（包括经济建设）都服从国家政治需要。以至于在以革命为动力、以革命为表征的社会改造和建设中,以特殊的方式组织秩序,运作经济。第四章是研究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新的农村基层政权形式——乡镇政权的重建及其新的政权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生态。本章从乡镇政权涉足经济领域的起源及参与经济建设的历史过程,特别是通过其对政权基础因素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由此分析和解构乡镇政权重建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三种不同行为方式的历史根源及其政治生态。第五章是讨论乡镇政权改革以及新农村建设。通过分析新世纪之初乡镇政权存在的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危害性,阐明乡镇改革既是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影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问题。基于对问题重要性认识,本章阐述了本次乡镇改革的政治内涵,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命题。第六章介绍和分析目前学术界、理论界以及与乡镇政权密切相关的县乡村干部等对本次乡镇改革的看法和观点论争。之所以这样安排,其意义在于通过对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观点予以梳理,以及身处改革之中的干部感受呈现,使得对目前展开各种改革试验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在认识基础之上形成共识。第七章通过公众舆论调查对目前乡镇改革进行评估并提出对策。基于目前乡镇改革取向不明、改革不配套、不规范以及观点论争等等原因,乡镇改革存在诸多变数,本章采用政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目前已经或正在进行的乡镇改革试验效果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并进行绩效评价。第八章主要通过对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农村基层政权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基层政权效率。透过政权效率分析以及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发现和寻找出政权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此研究基础之上为当前正在开展的创新实践提供思路,同时也为本论文的核心制度设计提供经验和思路依据。第九章重点研究新时期农村基层政权——乡镇政府权责制衡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建构思路。主要通过对未来乡镇政权的权责逻辑分析、乡镇政权面临的现实（自身结构特性以及改革带来的行政空间变化等）的考察,以此来确定并阐述未来乡镇政权权责制衡的基本思路。第十章是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的具体制度设计。这是本论文研究的重中之重。基于对目前新村建设乃至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之后考虑,从现阶段新农村建设对乡镇政权的基本要求、乡镇政权未来功能认识以及新时期（未来中长期）乡镇政权的权责制衡等三个方面,给乡镇政权进行新的职能定位,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未来农村新形势下的基层政权中的责任和权力之间制衡进行中长期制度设计。第十一章是建立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基础之上的法律化机制设计。这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的内在配套需求,也是权责制衡的保障要求,更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形势下的必然要求。学术研究是累积性的。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由于本文首次从纪检监察角度和立足于反腐倡廉工作来研究农村基层政权,不仅在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创新外,而且研究内容有所创新。其中,关于乡镇再改革问题的提出和基础政权效率的分析,关于权责制衡重构的逻辑推演和思路设计以及新时期乡镇政权的功能定位,关于权责制衡重构的法律化机制的设计等,均突出了创新性。从而,极大增加了研究成果转换为政策实践的可能性。
汪承亮[10]（2005）在《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及其演变机制研究 ——以浙江省县市政府为主要观察对象》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壁垒的拆除，资源和人才自由流动性的提升，全球性政府间竞争的时代逐渐来临。政府能否创造良好的环境来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成为国家或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在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与政府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政府如何定位自身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如何进行改革，关系到中国是走向“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在此背景下，本文批判吸收政治哲学中的政府理论、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理论、干预主义理论、市场增进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管理学中的组织理论、治理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结合以浙江省市县政府为主要观察对象的经验观察，试图探索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定位的基本原则，揭示政府角色生成与演变的机制以及如何有效促进政府角色的转换。具体说来，本文关注四个基本问题：（1） 转轨经济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2） 政府实际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3） 政府为什么会扮演这样的角色，政府角色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政府角色的生成与演变机制是怎样的?（4） 如何进行政府改革，有效促进政府角色的转换?本文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主要研究工作和内容（含创新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在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问题的研究中，针对以往研究大多是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逻辑推演政府应该干什么，而较少深入问及政府到底是什么，它会按照“应然”的要求去行动吗?本文首先深入到政治哲学领域探究政府的本质，分析指出现实中的政府是社会中的暴力垄断组织，其产生与持续存在均有深刻的集体行动逻辑，是“匪帮”与民众理性自利的结果，天然具有侵犯民众权利和自由的倾向；政府又是必要的。因此，为防止政府对民众权益的侵犯应将其角色定位在公共领域。同时从思想对行为的引导作用上指出，将政府建基于“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和理性的原则之上是历史的潮流，也是我们面临传统和现实压力时必须坚持的变革方向。其次揭示了西方经济理论在指导政府角色定位时的预设，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政府作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是预设了市场存在及其会自发扩展的，而转轨经济中不少地方（尤其是广大落后的农村地区）还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经济状态，政府面临是如何促进本地居民融入全国乃至全球性大市场的问题；干预主义以保护贸易、市场失灵、市场不稳定为逻辑起点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是预设了法治基础的，而转轨经济中法治并没有充分发展，政府没有受到应有的约束，它对经济的干预常常会异化为权力的滥用而导致更差的福利水平。因此，应强调政府通过增进市场本身的协调能力来解决市场机制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区域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区域经济能力--居民发现市场机会、组织资源的能力与技术能力的有机结合--的提升，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促进合作与双赢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所以，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提升区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水平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支持了这一点。最后，针对既有政府角色定位研究很少提出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本文以经验实证为基础，对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定位的原则做了基于本土文化的概括：以民为本，公正协调。（该部分的主要创新点已整理成论文《政府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论以民为本、公正协调是政府角色定位的基本原则》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的巧一24页） （2）在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的描述性研究中，本文以浙江市县政府为主要观察对象，运用职能文本分析、官方统计数据分析、调查研究等多种方法探索了地方政府角色特征，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浙江23个市县政府角色适应市场化程度的指数，同时运用案例分析了政府角色的缺位与错位现象。实证分析发现，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与安徽相比，经济发展领先的浙江财政支出中事业费开支占比更高，而行政管理费的开支占比更低;浙江政府在释放市场能量方面己经相当成功，但如何增进民间与市场能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即使是浙江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行为异化也同样存在甚至某些地方也比较严重。 （3）针对既有有关政府角色的文献很少深入探索政府角色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本文对政府角色进行了解释性分析，深入到政府治理结构、政府内的决策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绩效考核机制的分析及其对政府角色的影响。政府治理结构分析表明，各级政府的实际角色与各级党委，尤其是党委常委和书记的区域治理理念密切相联:治理结构缺失对地方“一把手”及行政机关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政府行为异化的制度性原因。政府决策虽然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但在实际中常常演化为“多集中而少民主”，民众意愿得不到有效的聚集和反映，导致政府角色偏离社会的需要。千部选拔任用机制在提名等环节上的缺陷，使得?
二、华东地区兄弟省市人大监督工作剪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东地区兄弟省市人大监督工作剪影（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借鉴 |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 |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发展 |
| 五、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三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 |
| 一、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党的群众工作与群众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 |
| 三、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
| 第四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推进 |
| 一、以任务为导向明确群众工作的新使命 |
| 二、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机制 |
| 三、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
| 四、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创新 |
| 第五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 |
| 一、群众工作为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发挥了保障作用 |
| 二、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思路 |
| 三、群众工作为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拓宽了实践路径 |
| 四、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累了经验 |
| 五、群众工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新任务 |
| 第六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
| 一、群众工作应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因时因势而异 |
| 二、群众工作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 |
|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 |
| 四、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范畴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立场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死刑适用的基本根据 |
| 第一节 死刑适用的法律根据 |
| 一、实体性法律根据 |
| 二、证据性法律根据 |
| 第二节 死刑适用的政策根据 |
| 一、死刑适用方式多样化源于“少杀慎杀”政策 |
| 二、死刑适用方式选择应贯彻“少杀慎杀”政策 |
| 第三节 死刑适用的价值根据 |
| 一、报应与功利 |
| 二、责任与正义 |
| 三、自由与法治 |
| 第二章 死刑适用中的显性因素 |
| 第一节 死刑适用中的显性因素概述 |
| 一、显性因素界定及特性 |
| 二、显性因素的研究样本 |
| 三、显性因素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死刑适用中案件主体性因素 |
| 一、被告人情况 |
| 二、被害人情况 |
| 三、被告人与被害人间角色关系 |
| 第三节 死刑适用中案件事实性因素 |
| 一、构成要件性因素 |
| 二、犯罪情节性因素 |
| 第四节 死刑适用中审判层级性因素 |
| 一、审判层级性因素界定 |
| 二、审判层级性因素征表 |
| 第三章 死刑适用中的隐性因素 |
| 第一节 死刑适用中的隐性因素概述 |
| 一、隐性因素的界定 |
| 二、隐性因素的特征 |
| 三、隐性因素的内容 |
| 四、问卷发放与收集 |
| 第二节 死刑适用中的案件社会结构因素 |
| 一、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
| 二、当事人特性对受访者的影响 |
| 三、新闻媒体对受访者的影响 |
| 四、信访对受访者的影响 |
| 五、民意对受访者的影响 |
| 第三节 死刑适用中的审判管理性因素 |
| 一、内部考核对受访者的影响 |
| 二、请示报告对受访者的影响 |
| 三、审委会对受访者的影响 |
| 四、外界干预对受访者的影响 |
| 第四节 死刑适用中的瑕疵证据因素 |
| 一、瑕疵证据的基本范畴 |
| 二、瑕疵证据的认知规律 |
| 三、证据证明力判断依据 |
| 第四章 死刑适用问题的理性反思 |
| 第一节 死刑适用的规范性问题反思 |
| 一、立法规范的粗疏 |
| 二、司法解释的僭越 |
| 第二节 死刑适用的显性因素问题反思 |
| 一、刑法条文设置不周延 |
| 二、构成要件性因素失范 |
| 三、量刑情节的功能紊乱 |
| 四、瑕疵证据“补证难、说明难” |
| 第三节 死刑适用的隐性因素问题反思 |
| 一、隐性权力“垂帘听政” |
| 二、结构因素“欲说还羞” |
| 三、评查考核“飞扬跋扈” |
| 第五章 死刑适用的完善与思考 |
| 第一节 死刑适用规范化的理论依据 |
| 一、社会权力场域理论 |
| 二、案件社会结构理论 |
| 三、刑事裁判模式理论 |
| 第二节 死刑适用模式的显性要素 |
| 一、模式运行的基石：犯罪构成要件性因素 |
| 二、模式运行的调济：犯罪事件主体性因素 |
| 第三节 死刑适用模式的主要类型 |
| 一、单一型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 |
| 二、复合型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 |
| 三、非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 |
| 第四节 死刑适用中隐性因素的规制 |
| 一、隐性因素内在关联性 |
| 二、隐性因素规制的原则 |
| 三、隐性因素规制的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3）浙江省环境教育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次 |
| 1 引言 |
| 2 环境教育概念及我国环境教育立法现状述评 |
| 2.1 环境教育相关概念及其重要性 |
| 2.1.1 环境教育的概念界定 |
| 2.1.2 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
| 2.2 环境教育的立法现状 |
| 3 浙江省环境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3.1 必要性分析 |
| 3.1.1 环境教育需要法律保障 |
| 3.1.2 环境教育立法是实现公民环境权的需要 |
| 3.1.3 环境教育立法是实现浙江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 3.2 可行性分析 |
| 3.2.1 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为浙江省环境教育立法提供了依据 |
| 3.2.2 兄弟省市环境教育立法实践为浙江省环境教育立法提供了经验 |
| 3.2.3 浙江省环境教育实践为环境教育立法奠定了现实基础 |
| 3.2.4 浙江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为环境教育立法提供了坚实条件 |
| 4 域外环境教育立法实践考察及启示 |
| 4.1 美国环境教育立法考察 |
| 4.1.1 环境教育管理体制及职责明确 |
| 4.1.2 环境教育经费得以保障 |
| 4.1.3 激励机制健全 |
| 4.2 本环境教育立法考察 |
| 4.2.1 对国家与国民合作的激励 |
| 4.2.2 对自觉意识的激励 |
| 4.2.3 对使用社会资本的激励 |
| 4.2.4 对角色合理分工的激励 |
| 4.2.5 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理解力提高的激励 |
| 4.2.6 对保证环境教育连续性的激励 |
| 4.3 韩国环境教育立法考察 |
| 4.3.1 环境部主导环境教育工作 |
| 4.3.2 建立“社会环境教育顾问”制度 |
| 4.3.3 建立“环境教育项目认证”制度 |
| 4.4 巴西环境教育立法考察 |
| 4.4.1 总体框架 |
| 4.4.2 巴西《国家环境教育法》的特点 |
| 4.5 中国台湾地区环境教育立法考察 |
| 4.5.1 环境教育主管机关 |
| 4.5.2 环境教育基金 |
| 4.5.3 环境教育推动及激励 |
| 4.6 欧盟环境教育立法考察 |
| 4.7 环境教育立法的国际比较(美、日、韩、巴、台) |
| 4.8 对浙江省环境教育立法的启示 |
| 4.8.1 重视环境教育工作 |
| 4.8.2 健全环境教育的主管机构 |
| 4.8.3 鼓励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 |
| 4.8.4 保障充足的经费投入 |
| 4.8.5 重视专门人才的培养 |
| 4.8.6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
| 5 浙江省环境教育立法框架及主要内容构想 |
| 5.1 名称及整体框架设计 |
| 5.1.1 名称 |
| 5.1.2 整体框架 |
| 5.2 《条例》的主要内容设想 |
| 5.2.1 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 |
| 5.2.2 明确环境教育的义务 |
| 5.2.3 明确环境教育的经费来源 |
| 5.2.4 明确环境教育的评价体系 |
| 5.2.5 明确环境教育的法律责任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浙江省环境教育条例(建议草案) |
| 作者简历 |
（4）目标、条件与路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理论价值 |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 一、“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的主要观点 |
| 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 |
| 一、主要概念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理论基础 |
| 一、政府间关系理论 |
| 二、政府职能配置理论 |
| 三、政府层级理论 |
| 四、城乡统筹发展理论 |
| 第五节 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三、研究工作的限度 |
| 第一章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动因与目标定位 |
| 第一节 “省、市、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
| 一、“省分别管理城市和农村地区”体制 |
| 二、“市管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
| 三、“市管县”体制的松动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启动 |
| 第二节 推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客观因素 |
| 一、经济体制转型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 |
| 二、城市化加速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现实驱动力 |
| 三、政府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 |
| 第三节 推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主观因素 |
| 一、县级政府基于自身发展利益的选择 |
| 二、部分地级市的“甩包袱”心理 |
| 三、省级政府制度创新的动机 |
| 四、中央政府对改革“红利”的期待 |
| 第四节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 |
| 一、近期目标 |
| 二、终极目标 |
| 第二章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基础与条件 |
| 第一节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基础 |
| 一、必要的经济基础 |
| 二、有限的政府责任 |
| 三、有效的管理幅度 |
| 第二节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条件 |
| 一、市县关联度 |
| 二、地级市的经济实力 |
| 三、县域经济的发达程度 |
| 四、省级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 |
| 五、地域空间条件 |
| 六、人口规模与分布密度 |
| 七、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 |
| 八、管理者的能力 |
| 九、社会自治程度 |
| 十、改革共识与政策支持 |
| 十一、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典型试点省份改革现状与评估 |
| 第一节 河南省改革实践 |
| 一、背景介绍 |
| 二、改革运行情况 |
| 三、经验与问题观察 |
| 第二节 江苏省改革实践 |
| 一、背景介绍 |
| 二、改革运行情况 |
| 三、经验与问题观察 |
| 第三节 贵州省改革实践 |
| 一、背景介绍 |
| 二、改革运行情况 |
| 三、经验与问题观察 |
| 第四章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推进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难题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间利益格局面临重组 |
| 一、市县竞争与市县争利 |
| 二、“市刮县”变“省刮县”、“县刮镇”之忧 |
| 第二节 “以级定权”的权力配置制度面临挑战 |
| 一、县级政府的升级“冲动” |
| 二、市辖区借机扩充权限 |
| 第三节 地方政权体系面临重构 |
| 一、省、市、县政府机构的设置问题 |
| 二、区域司法体制重构问题 |
| 三、市级人大代表选举问题 |
| 第四节 条块矛盾制约改革前行 |
| 一、垂直管理体制对县级政权的肢解 |
| 二、垂直管理部门在改革中定位模糊 |
| 三、条块关系协调不畅 |
| 第五节 权力监督体系面临失衡风险 |
| 一、行政系统内部权力监督“真空”风险加大 |
| 二、行政系统外部监督渠道不完善 |
| 第五章 超越区划：“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思路转换 |
| 第一节 “区划导向”的现实表现 |
| 一、行政区与经济区的高度统一 |
| 二、行政级别与政府权力的高度统一 |
| 第二节 “区划导向”思维成因分析 |
| 一、“行政区经济”思维惯性 |
| 二、“职责同构”体制下的“从属型政府间关系” |
| 三、“以级别定权力”的权力配置模式 |
| 四、缓解省级政府管理压力的现实考虑 |
| 第三节 超越“区划导向”的必要性 |
| 一、经济区渴望突破行政区的束缚 |
| 二、层级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发展困境 |
| 三、区划调整宜慎重 |
| 第四节 思路转换：“区划导向”到“功能归位” |
| 一、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定位 |
| 二、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的合理定位 |
| 三、纵向政府间关系的合理定位 |
| 四、市县关系的合理定位 |
| 第六章 综合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对策组合 |
| 第一节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需要明确的几点认识 |
| 一、财政“省直管县”与行政“省直管县”宜同步推进 |
| 二、“权力下放”要有节有度 |
| 三、谨慎调整县的行政级别 |
| 四、审慎调整行政区划 |
| 五、客观看待试点经验 |
| 六、避免设定“时间表” |
| 七、“省直管县”与“市管县”可以共存 |
| 第二节 破解“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难题的对策建议 |
| 一、重塑地方政府间利益格局 |
| 二、超越“级别”与“权力”的对等关系 |
| 三、重构地方政权体系 |
| 四、理顺条块关系 |
| 五、创新权力制衡机制 |
| 第三节 综合推进“省直管县”体制的配套改革 |
| 一、切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
| 二、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关系 |
| 三、推进省以下分税制改革 |
| 四、启动市制与县制改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民主模式转换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历程（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大陆文献综述 |
| （一） 改革开放以前的主要文献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文献 |
| 四、大陆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民主政治理论发展阶段 |
| （二） 关于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基本经验 |
| （三） 关于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基本特点 |
| （四） 关于民主政治理论发展的历史、现实条件 |
| （五） 关于科学划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界限 |
| （六） 关于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路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
| （七） 关于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程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
| （八） 关于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依托——政治体制改革 |
| 五、海外研究综述 |
| 六、本文基本特点 |
| （一） 本文主题 |
| （二） 本文理论依据 |
| （三） 本文基本史料依据 |
| （四） 本文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三大来源 |
| 一、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政治 |
| （二） 列宁、斯大林论民主政治 |
| 二、实践来源 |
| （一） 新中国建立前在革命的民主政治道路上，革命型理论从稚嫩到成熟，最后完成模式构建 |
| （二） 新中国建立后在革命和建设的民主政治道路上，革命型理论模式继续运用，建设型理论模式基本确立和初步发展 |
| （三） 新中国建立后错误实践导致错误认识，推动理论一度向反面发展 |
| 三、传统文化来源 |
| （一） 肯定通过商汤式革命，诛“民贼”和“独夫”，支持了革命型理论模式的正义性 |
| （二） 提倡民本、仁政和个人权利的思想非常丰富，为发展建设型理论模式提供坚实土壤 |
| （三） 监察与谏言制、科举选官制等历史悠久，为发展建设型理论模式提供了制度参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界定革命型、建设型民主政治理论模式 |
| 一、两种理论模式的联系 |
| （一） 思想基础和精神实质相同 |
| （二） 根本目的相同 |
| （三） 基本实现方式和路径相同 |
| （四） 基本规律相同 |
| 二、两种理论模式的区别 |
| （一） 所处时代主题不同 |
| （二） 基本内涵不同 |
| （三） 主要任务不同 |
| （四） 主要内容不同 |
| （五） 具体实现方法不同 |
| （六） 基本特色不同 |
| （七） 所属思想体系不同 |
| 三、两种理论模式既一脉相承又不可混淆 |
| （一） 两种理论模式需要回答不同的基本问题 |
| （二） 两种理论模式对革命的理解不尽相同 |
| （三） 混淆两种理论模式曾在实践上造成很大危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政治理论初现两种发展状态（1949-1956） |
| 一、国际国内形势的特点 |
| 二、指导思想发生重要变化 |
| 三、革命型理论模式继续发展和完善 |
| （一） 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
| （二） 民主政治建设服务于工作大局 |
| （三） 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四） 明确人民和敌人的界限 |
| （五） 探索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主要方式 |
| 四、建设型理论基本思路的产生 |
| （一） 确立和发展基本制度 |
| （二） 法制建设的起步 |
| 五、历史的反思 |
| （一） 两种理论发展状态承担不同的历史任务 |
| （二） 两种理论发展状态高度统一 |
| （三） 民主政治理论需要破旧立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主政治理论继续出现两种发展状态（1956-1966） |
| 一、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 |
| 二、指导思想发生混乱 |
| 三、探索建设型理论的思想结晶 |
| （一） 开始独立发展本国的民主政治 |
| （二） 再次分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
| （三） 探索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四） 尝试拓展人民的范围 |
| （五） 探索社会主义时期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主要方式 |
| 四、继续大范围运用革命型理论模式 |
| （一） 中苏大论战的重大影响 |
| （二） 继续突出民主政治的工具属性 |
| （三） 坚持革命年代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四） 错误界定人民的范围 |
| （五） 错误探索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主要方式 |
| 五、历史的反思 |
| （一） 徘徊在两种理论发展状态的基本特点 |
| （二） 徘徊在两种理论发展状态的具体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主政治理论两种发展状态的错误统一（1966-1976） |
| 一、开展建设的极端紧迫性 |
| 二、指导思想的错误统一 |
| 三、革命型理论模式畸形发展 |
| （一） 中苏两党的严重冲突 |
| （二） 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批判” |
| （三） 无限放大民主政治的工具属性 |
| （四） 扭曲地强调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五） 片面强调民主政治对经济社会建设的推动 |
| （六） 从严重混淆敌我到敌我不分——错误界定人民范围的惨痛教训 |
| （七） 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主要方式受到严重破坏 |
| 四、建设型理论艰难延续 |
| （一） 约束革命型理论模式的应用 |
| （二） 保留建设型理论一些基本内容 |
| 五、历史的反思 |
| （一） “文革”时期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基本特点 |
| （二） 理论发展出现严重错误的具体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民主政治理论两种发展状态的正确统一与基本形成建设型民主政治理论模式（1976-2002） |
| 一、紧扣时代脉搏 |
| 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
| 三、基本形成建设型理论模式（1976-1992） |
| （一） 坚持民主政治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
| （二） 独立发展本国的民主政治 |
| （三） 坚持正确方向 |
| （四） 基本确定社会主义时期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五） 大范围拓展人民的范围 |
| （六） 改革和探索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主要方式 |
| （七） 民主政治建设战略——实现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 四、进一步发展建设型理论模式（1992-2002） |
| （一） 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 （二）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 （三）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 （四） 认真反省苏联解体深刻教训 |
| （五） 明确提出发展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求 |
| （六） 探索人民范围的新拓展 |
| （七） 继续创新人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主要方式 |
| （八） 致力于建设国际政治新秩序 |
| 五、历史的反思 |
| （一） 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基本特点 |
| （二） 理论正确发展的具体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电视新闻流变——上海195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在"宣传"与"艺术"双重压力下挣扎(1958-1977) |
| 第一节 办台思想:重政治宣传 轻新闻传播 |
| 第二节 从业者:注重思想技术 罔顾新闻业务 |
| 第三节 电视新闻:从模仿《新闻简报》起步 |
| 第四节 电视规律:新闻抑或艺术 |
| 第五节 "文革"时期上海电视的"创举" |
| 第二章 在改革开放的鼓声中蹒跚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社会巨变推动电视新闻"解冻" |
| 第二节 观念、技术推动电视新闻增量扩容 |
| 第三节 新闻实务:庞杂需求导致表面繁荣 |
| 第四节 电视新闻弊端明显业务水平尚待提高 |
| 第三章 在市场竞争中独立求发展(1993-2001) |
| 第一节 东视新闻:尝试改变探求规律 |
| 第二节 思考电视新闻寻求独立发声 |
| 第三节 从电视新闻协作展望媒体跨区域合作 |
| 第四章 在商业化大潮中稳中求进(2002-2008) |
| 第一节 广告、收视压力之下民生、娱乐新闻登场 |
| 第二节 卫星电视时代新闻可否立台 |
| 第三节 集团化一统新闻声势壮失竞争 |
| 结语 |
| 附录一:1972-1988年部分卫星电视实况节目传送一览表 |
| 附录二:上海造漆厂发生一起重大火灾(连续报道) |
| 附录三:朱镕基慰问工纠队员 |
| 附录四:南浦大桥成为上海人民心中的丰碑 |
| 附录五:火警声声向文化 |
| 附录六:上海新闻栏目志全录 |
| 附录七: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保存的上海长短纪录片、上海新闻简明目录(1958年-1962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新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相关概念及关联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二、国内外研究的观点 |
| 三、国内外研究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与结构 |
| 一、研究范围 |
| 二、基本思路 |
| 三、内容结构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五节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 |
| 第二章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封建社会中农村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一、制度及其环境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中的政权功能:控制社会 |
| 三、政权运转特点:专制政治下的“官绅合治”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农村基层政权 |
| 一、近代中国的基层政权变迁 |
| 二、危机应对中的中国共产党选择 |
| 三、政权运转特点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度选择 |
| 一、乡级政权的形态 |
| 二、政权实现路径 |
| 三、政权运转特点 |
| 四、乡级政权评价 |
| 第三章 人民公社的政治生态与角色 |
| 第一节 人民公社的设立背景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与军事安全 |
| 二、国内政治压力与经济形势 |
| 三、人民公社的理论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的战略选择与任务 |
| 一、人民公社构想的提议 |
| 二、人民公社的建立与修正 |
| 三、人民公社的战略任务 |
| 第三节 人民公社结构与运转 |
| 一、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 |
| 二、人民公社的运作特点 |
| 三、人民公社的政策讨论 |
| 第四节 人民公社绩效评价 |
| 一、基于政治学视角的人民公社绩效评价 |
| 二、基于经济学视角的人民公社绩效评价 |
| 三、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人民公社绩效评价 |
| 第四章 乡镇政权重建与绩效 |
| 第一节 人民公社制度变迁与乡镇功能转轨 |
| 一、农村基层政权形态的变迁 |
| 二、制度变迁中的政经角色剥离 |
| 三、乡镇政权功能转型:搞活经济 |
| 第二节 乡镇政权重建的绩效 |
| 一、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 |
| 二、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 |
| 三、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第三节 乡镇政权行为形态差异化及解析 |
| 一、不同乡镇政权行为的差异化特征 |
| 二、乡镇政权不同行为的差异化要素解析 |
| 三、乡镇政权行为形态形成过程解析 |
| 第四节 转型期乡镇政权的政治生态 |
| 一、乡镇行政自利化倾向 |
| 二、“离根”、“离土”倾向 |
| 三、乡镇政权畸变与机制性脱序 |
| 第五章 乡镇再改革与新农村建设 |
| 第一节 乡镇再改革的背景 |
| 一、机构膨胀与农民负担 |
| 二、宏观繁荣下的“三农”危机 |
| 三、乡镇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 |
| 第二节 乡镇再改革背景成因解析 |
| 一、政策成因 |
| 二、体制根源 |
| 三、机制缺陷 |
| 第三节 乡镇再改革的政治内涵 |
| 一、农业价值再认识 |
| 二、政权合法性再生产 |
| 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 |
| 第四节 乡镇改革的战略命题解析 |
| 一、制度安排与农村发展 |
| 二、农民福利再造 |
| 三、农民权利——权力的演进与互融 |
| 第六章 乡镇改革争论与政治实验 |
| 第一节 乡镇改革再认识与讨论 |
| 一、“三农”问题与城乡差别认识 |
| 二、改革规律及共识的认识论争 |
| 三、乡镇建制论争与分析 |
| 四、城乡融合问题讨论 |
| 第二节 乡镇再改革实践议论 |
| 一、对“精简机构”改革效果的质疑 |
| 二、对“海推直选”乡镇长的合法性质疑 |
| 三、对小城镇建设作用的质疑 |
| 第三节 乡镇改革的碰撞与冲击 |
| 一、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突 |
| 二、乡镇债务化解之痛 |
| 三、乡镇改革成本之困(钱从哪来?人往哪去?) |
| 四、农民中介组织发展的进与退 |
| 第七章 公众舆论调查与改革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公众调查及测定 |
| 一、公众调查设计 |
| 二、方法与抽样 |
| 三、分析与测定 |
| 第二节 乡镇再改革绩效分析 |
| 一、经济绩效 |
| 二、政治绩效 |
| 三、社会绩效 |
| 第三节 乡镇再改革中的新问题 |
| 一、“讨饭财政”下的秩序干扰与政治失序 |
| 二、形式化改革下的消极行政与信仰流失 |
| 三、改革遮蔽下的跑冒滴漏与新型腐败 |
| 第八章 农村基层政权效率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政权效率因子 |
| 一、政权效率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
| 二、政权效率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
| 三、乡镇政权效率因子选择 |
| 第二节 调查统计与分析讨论 |
| 一、调查方法与抽样 |
| 二、模型设计与数据统计 |
|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政权效率实证分析 |
| 一、1949年之前:无为政治与有为介入 |
| 二、人民公社:政治高效与经济低效 |
| 三、乡镇政府:经济高效与政治低效 |
| 第四节 农村基层政权监督与效率 |
| 一、政策扭曲过程解析 |
| 二、农村基层政权的监督渠道及效率分析 |
| 三、乡镇政权监督乏力的因素解析 |
| 第九章 权责制衡重构的逻辑与思路 |
| 第一节 权责制衡的理论基础 |
| 一、乡镇政权的权责逻辑 |
| 二、乡镇政权权力的有效性 |
| 三、乡镇政权权力的有限性 |
| 第二节 权责制衡的现实基础 |
| 一、乡镇政权结构与特征 |
| 二、乡镇政权调整的必然性 |
| 三、乡镇政权廉政建设形势研判 |
| 第三节 重构乡镇政权的思路 |
| 一、乡镇改革逻辑:职能决定形态 |
| 二、乡镇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三、乡镇监督机制的构建路径 |
| 第十章 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重构 |
| 第一节 新时期乡镇功能定位 |
| 一、保护性功能 |
| 二、生产性功能 |
| 三、服务性功能 |
| 第二节 乡镇政权权责制衡建构 |
| 一、乡镇政权的权力建构 |
| 二、乡镇有限权力建构 |
| 三、责、权、利量化与统一 |
| 第三节 乡镇监督体制重建 |
| 一、乡镇监督要素及其关联 |
| 二、县乡村监督体制整体设计 |
| 三、乡镇民主嵌入制度设计 |
| 第十一章 权责制衡重构的法制化机制 |
| 第一节 依法治国的内涵和要素 |
| 第二节 权责制衡的法律架构 |
| 第三节 权责制衡的工作化机制 |
| 第四节 法制化的社会动员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1 |
| 附件2 |
| 附件3 |
| 附件4 |
| 附件5 |
（10）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及其演变机制研究 ——以浙江省县市政府为主要观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问题阐述 |
| 1.3 选题意义 |
| 1.4 论文概览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经济转轨与政府变革概览 |
| 2.2 转型的基本涵义 |
| 2.3 政治学视野中政府起源、本质和目的的简述 |
| 2.3.1 政府的定义与类别 |
| 2.3.2 政府的起源与本质 |
| 2.3.3 政府的目的 |
| 2.4 政府经济角色理论回顾 |
| 2.4.1 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
| 2.4.2 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
| 2.4.3 发展经济学中的政府角色与世界银行的新概括 |
| 2.5 当前国外政府研究综述 |
| 2.5.1 新公共管理 |
| 2.5.2 重塑政府 |
| 2.5.3 电子政府 |
| 2.5.4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
| 2.5.5 治理与善治 |
| 2.5.6 简要评论 |
| 2.6 当前国内政府角色研究现状 |
| 2.6.1 政府研究概况 |
| 2.6.2 政府角色现状研究述评 |
| 2.6.3 政府角色应该是什么? |
| 2.6.4 政府职能的决定因素 |
| 2.6.5 政府职能转换与政府改革 |
| 2.6.6 市县政府角色研究 |
| 2.6.7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2.7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3.1.2 研究的问题与研究的方法 |
| 3.2 数据收集方法 |
| 3.3 数据处理方法 |
| 4. 转轨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多视角的分析 |
| 4.1 政府是什么?应该是什么? |
| 4.1.1 政府是什么? |
| 4.1.2 政府应该是什么? |
| 4.2 经济学视角的政府角色定位 |
| 4.2.1 从自由主义看转轨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
| 4.2.2 从干预主义看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定位 |
| 4.2.3 从市场增进论看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定位 |
| 4.3 区域经济发展内涵与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 |
| 4.3.1 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 |
| 4.3.2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 |
| 4.3.3 一个增进区域经济能力的案例 |
| 4.4 社会资本积累与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 |
| 4.4.1 社会资本 |
| 4.4.2 社会资本的形成 |
| 4.4.3 政府在社会资本积累中的角色 |
| 4.5 发达市场国家的地方政府角色对我国地方政府角色定位的借鉴—案例分析 |
| 4.5.1 蒙哥玛利县概况 |
| 4.5.2 从蒙哥玛利县政府组织看其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 |
| 4.5.3 从蒙哥玛利的财政收入与支出看其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 |
| 4.6 以民为本，公正协调:政府角色定位的基本原则 |
| 4.6.1 经验证明:政府以民为本促进了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 |
| 4.6.2 公正协调是以民为本的自然推论 |
| 4.6.3 公正协调也是现实发展的要求 |
| 4.6.4 政府如何“以民为本”? |
| 4.7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5.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
| 5.1 如何观察地方政府在转轨经济中的角色? |
| 5.1.1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的分析框架 |
| 5.1.2 几个主要的信息收集方法 |
| 5.2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与职能规范的文本分析:以绍兴县为例 |
| 5.2.1 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以绍兴县为例 |
| 5.2.2 转轨经济中市县政府职能规范 |
| 5.3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的实际角色 |
| 5.3.1 从政府支出占GDP比例看政府角色 |
| 5.3.2 从财政支出结构看政府角色 |
| 5.4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的实际角色 |
| 5.4.1 问卷调查法在政府角色研究中的作用与局限 |
| 5.4.2 问卷调查反映的浙江市县政府角色 |
| 5.5 浙江省市县政府角色适应市场化程度的测算 |
| 5.5.1 政府角色适应市场化程度的内涵界定 |
| 5.5.2 浙江部分市县政府角色适应市场化程度的测算 |
| 5.5.3 政府角色适应市场化程度与人均GDP |
| 5.6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6.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错位与行为异化的案例分析 |
| 6.1 关于政府角色定位的进一步思考 |
| 6.1.1 政府角色定位的逻辑预设 |
| 6.1.2 政府角色定位博弈论视角的概括 |
| 避免社会落入“囚徒困境” |
| 6.2 当前政府角色定位中存在的错位问题 |
| 6.2.1 政府角色定位中缺位问题 |
| 6.2.2 政府角色定位中越位问题 |
| 6.2.3 政府角色定位中错位问题 |
| 6.3.4 案例的综合分析 |
| 6.3 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
| 6.3.1 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的形式 |
| 6.3.2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的体制性原因 |
| 6.4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7 政府治理机制与政府角色 |
| 7.1 治理的一般理论 |
| 7.1.1 治理的起源与内涵 |
| 7.1.2 公司治理理论应用于政府分析的可行性 |
| 7.2 治理视野下我国政体的运行机制 |
| 7.2.1 宪法规定的政体 |
| 7.2.2 实际运行的政体 |
| 7.2.3 从政府治理角度看政府角色 |
| 7.3 政府系统的决策机制与政府角色 |
| 7.3.1 我国政府决策的一般过程 |
| 7.3.2 我国政府决策机制的特点 |
| 7.3.3 从决策机制看政府角色 |
| 7.4 政府官员选拔机制与政府角色 |
| 7.4.1 政府系统人事选拔机制 |
| 7.4.2 人格化权力对官员选拔机制的扭曲 |
| 7.4.3 从人事选拔机制看地方政府角色 |
| 7.5 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与政府角色 |
| 7.5.1 政府系统的绩效考核机制 |
| 7.5.2 从绩效考核机制看政府角色 |
| 7.6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8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的非体制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8.1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的影响因素:宏观视角的分析 |
| 8.1.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 8.1.2 区域文化传统 |
| 8.1.3 民间力量发展状况 |
| 8.1.4 区位特征和资源襄赋 |
| 8.2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影响因素:微观视角的分析 |
| 8.2.1 人类行为的生成机制 |
| 8.2.2 地方政府行为生成机制与地方政府角色的影响因素 |
| 8.3 地方政府角色适应市场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8.3.1 有关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适应市场化的若干命题 |
| 8.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8.3.3 相关关系的统计检验 |
| 8.4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9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演变机制 |
| 9.1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演变的两种类型:演化与变革 |
| 9.2 博弈论框架下政府角色的形式化定义 |
| 9.2.1 博弈论的一般性框架 |
| 9.2.2 政府角色的形式化定义 |
| 9.3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演化机制分析 |
| 9.3.1 政府角色生成和演化的微观机制 |
| 9.3.2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演化过程中行动可行集的拓展 |
| 9.3.3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演化的动力机制 |
| 9.3.4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演化性变化的局限 |
| 9.4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变革的机制分析 |
| 9.4.1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变革的两种类型:内生性变革与外生性变革 |
| 9.4.2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的内生性变革机制 |
| 9.4.3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的外生性变革机制 |
| 9.4.4 内生性行为模式的正式化与外生性行为模式的内化 |
| 9.5 演化与变革的交互作用的深入分析 |
| 9.6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10 转轨经济中的政府改革:如何有效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 |
| 10.1管理视角的政府改革 |
| 10.1.1 重塑发展观 |
| 10.1.2 变革人事选拔制度 |
| 10.1.3 变革绩效考核制度 |
| 10.1.4 建设学习型政府 |
| 10.2 治理视角的政府改革:建立闭环监督机制 |
| 10.2.1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总体进程 |
| 10.2.2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
| 10.2.3 链式监督制约机制局限之分析 |
| 10.2.4 闭环监督:化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难题的关键 |
| 10.2.5 建立闭环监督机制是政府治理变革的核心内容 |
| 10.3 改革的政治哲学:关于改革方法论的一个简单思考 |
| 10.3.1 改革的“最适临界区” |
| 10.3.2 营造改革的“最适临界区” |
| 10.4 建立政府与民间良性的互动机制:政府治理变革的目标 |
| 11 结论与展望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四、华东地区兄弟省市人大监督工作剪影（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赵兴银. 扬州大学, 2019(06)
- [2]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研究[D]. 查国防.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9)
- [3]浙江省环境教育立法研究[D]. 朱宏. 浙江大学, 2014(02)
- [4]目标、条件与路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D]. 王雪丽. 南开大学, 2013(07)
- [5]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6]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民主模式转换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理论发展历程（1949-2002）[D]. 段炼.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7]增强人大财经工作监督实效[N]. 罗飞,王海燕. 解放日报, 2010
- [8]电视新闻流变——上海1958-2008[D]. 陈梁. 复旦大学, 2010(11)
- [9]新农村基层政权权责制衡重构[D]. 解冰. 华中农业大学, 2008(05)
- [10]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及其演变机制研究 ——以浙江省县市政府为主要观察对象[D]. 汪承亮. 浙江大学, 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