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北原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组织的历史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白路[1]（2020）在《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与抗日武装整合研究（1931-1937）》文中研究说明中共东北党组织是土地革命战争与局部抗日战争时期最早领导抗日民族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作为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史的关键的一环,东北党组织所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运动至少包含着两层内涵:第一,东北党组织最早地经历了艰难的转型,由领导东北地区土地革命斗争转向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第二,东北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通过有效整合东北地区的各抗日武装力量,实现了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融合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坚持抗战至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十四年的东北抗战艰苦卓绝,虽然对于东北抗日联军的研究浩瀚繁多,但少有直接从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路线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融合发展的具体过程进行的研究,而东北党组织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整合工作正是在其政策转型的背景下完成的。本文从东北党组织政策转型的视角切入,探究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与抗日武装整合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东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融合发展的具体过程与特征。全文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关于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发展状况:作为东北抗战的直接领导者,东北党组织的发展相对滞后。1927年以前基本处于草创阶段,尚未建立地区统一的领导机构;从1927年到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开始统一领导东北党组织,但组织力量弱小、区域性发展不均衡长期困扰着东北党组织,局限于工人运动和城市斗争成为这种滞后性的主要体现。1930年,东北地区的原朝鲜共产党员在“一国一党”的原则下加入到东北党各地方党组织中,东北党组织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一方面党员数量得到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组织基础迅速建立起来。总的来说,原朝鲜共产党员的加入虽然使得东北党组织面临诸多党组织内部融合问题,但东北党组织由此获得的组织力量,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组织力量,对原本局限于工人运动和城市斗争的东北党组织转向领导东北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包括东北党组织在内的整个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土地革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最先在东北地区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东北党组织开始转向领导抗日民族革命。从领导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到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民族革命,东北党组织经历了艰难的政策转型,其中既有与中共中央“左”倾路线的斗争,也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直接介入。最终,东北党组织确立起“以统一战线整合东北抗日力量,以武装抗日领导反日民族革命”的政策主轴,完成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的转型,东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整合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政策主轴下才得以迅速开展。关于中共东北党组织整合东北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方式:如何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战成为东北党组织领导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转向领导东北抗日民族革命的背景下,东北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对东北地区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认知也由否定、批判转变为积极、可与之联合。根据东北地区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在实力、性质、诉求等方面的差异,东北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在进行武装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工作策略与形式,分别为:联合作战、共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进行改编。其中,联合作战是指东北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通过与其他抗日武装力量配合作战,建立起临时的军事互助同盟关系的工作方式;共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是指东北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通过与符合一定条件的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共同组建抗日联合武装,形成稳定的抗日军事联盟的工作方式;进行改编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东北地区其他抗日武装力量改组为东北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工作方式。三种整合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彼此之间并不排斥,共同构成了东北党组织团结东北地区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整合方式。关于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整合发展中的抑制离散问题:从1933年到1937年,东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成为东北各抗日游击区域的核心力量,既实现了东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整合发展,又创造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高潮。但是,东北党组织整合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过程并不平顺,除日伪当局不断加码的围堵与讨伐外,整合过程中的排斥力成为东北各抗日武装再度陷入分散化的重要威胁,其既与“整合”相伴随,又是“整合”所必须斗争的对象。如何有效的消除整合过程中的排斥力并抑制武装整合中的离散现象成为东北党组织领导武装整合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保障东北各抗日武装的整合发展,东北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采取作用于主体和客体的多重抑制手段,一方面在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中消除东北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的排斥力,另一方面从组织和心理两个层面来直接抑制整合过程中的离散行为,最终促进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整合大发展。总而言之,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与抗日武装整合工作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是其领导东北抗战的第一层,东北党组织领导的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整合是其领导东北抗战的第二层,同时,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与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整合又是同时进行的。依照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轨迹,东北党组织对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的整合工作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政策转型前期武装整合的萌芽（1931年至1934年）;政策转型后期武装整合的多元发展（1934年至1935年）;政策转型后武装整合的大发展（1935年至1937年）。正是东北党组织实现了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的转型,东北党组织所领导的武装整合工作才得以迅速发展,正是抗战武装整合工作的有效开展,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才得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摆脱分散化困境,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才得以迈入发展的新高潮。
张阔[2]（2020）在《东北地区朝鲜族革命斗争两次转向的历史必然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在朝鲜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激起了朝鲜人民的反抗,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很多朝鲜爱国志士被迫迁入了东北地区朝鲜族聚居区。他们在东北地区朝鲜族聚居区创办私立学校,开展反日教育,培养军事骨干人才,建立反日团体,进行武装斗争。1919年的“三·一三”反日示威运动,使东北地区朝鲜族民族主义团体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开始建立武装队伍。反日武装部队采取联合作战,取得了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斗的胜利。十月革命后,各国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团体领导的反日民族斗争被历史淘汰,退出了历史舞台,由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所替代,这是十月革命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历史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趋势。苏联沿海洲地区的朝鲜族先进分子首先建立了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在上海以及东北地区朝鲜族聚居区陆续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在此基础上,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东满区域局、南满区域局和北满区域局,领导人民群众在东北地区进行反日斗争。他们在政治上实行的“朝鲜革命延长论”脱离了东北地区革命实际,加上各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未做到真正的统一,经常进行派系斗争;这就充分暴露它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政党,再也无法领导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被共产国际解散,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也是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1927年10月,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后分析了东北地区朝鲜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认为东北地区朝鲜族受到双重压迫和剥削,能够成为中国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各地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对封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1930年的“红五月”斗争和吉敦暴动,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朝鲜族聚居区的政治影响。从此,早期朝鲜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转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革命斗争的潮流迫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团体领导的反日民族斗争,退出历史舞台转向早期共产主义团体领导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迫使早期共产主义团体领导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退出历史舞台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历史已经证明,东北地区朝鲜族革命斗争的两次转向是历史的必然。
崔峰龙,刘慧颖[3]（2020）在《略论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与朝共党员加入中共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和中苏"中东路事件"后,中国东北境内掀起了反苏浪潮,共产国际号召东北地区的共产党以"保卫苏联"的名义发起武装暴动。1930年5月爆发的"红五月斗争"是东北朝鲜人首次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领导下开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场暴动以"五一"示威为前奏,"五卅"暴动为高潮,是东北地区推行土地革命及武装暴动路线的尝试。而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隶属的原朝共党员在"红五月斗争"中表现出无比的积极性,并通过暴动中"斗争表现"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党组织。这是东北朝鲜人革命斗争史上的巨大历史转折点,从此东北朝鲜人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在直接参加中国革命的同时承担着争取朝鲜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
武洋[4]（2020）在《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文中研究表明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全国的党组织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1923年-1938年间东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融合了党的白区工作、苏区工作、武装斗争以及抗日民族革命等诸多内容,在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取得显着成绩的基础上,也对全国的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配合和推动作用。而由于东北地区社会环境和地缘条件的特殊性,又使东北党的组织建设和革命活动呈现出与关内其他地区不同的路径和特征,使之在追随和贯彻中共中央的政策之余,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同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具有一定的先行意义。本文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政党与社会相互动的研究视角下,对1923年至1938年间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发展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得出中共在东北地区的斗争经验与革命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交代文章的写作缘起、介绍本次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研究方法、创新之处、重点难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东北党组织及其革命斗争、东北地方社会等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介绍东北地区开展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东北的区域社会特征,移民对东北农村和城市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及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则是介绍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兴起的三条路径,分别是中东路沿线俄国革命的传播、东满和吉东地区朝鲜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以及192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建党活动。第三部分为第二、三章。以时间为线索,以事件为参考,探究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史,还原东北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真实状态。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下,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使中共东北地方党的组织规模、分布、党员的民族和阶级构成等发生重大改变;从组织系统的运行机制、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基层组织的真实形态,可以看出其组织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勉强维持组织运转的弱势平衡;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更令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复杂多变的革命环境下难以充分施展能量和手段,只得艰难求存。第四部分为第四章。探讨东北党组织对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以及东北工人对中共政策的反应,首先对东北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与斗争意志进行分析,认为其较高的工资待遇、薄弱的斗争意识都使其参与革命的愿望并未达到十分迫切。接下来分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和东北沦陷时期,将中共的工运政策与外部环境的掣肘进行对比,进一步阐述工人阶级对于革命态度的变化以及东北工人运动的最终走向。第五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探讨东北沦陷后,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的融合与互动。事变前农村经济的崩溃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事变后农村社会的权力真空状态是使农民革命化的关键性催化剂,也令党和军队得以在农村立足;党对于农民的组织和动员维护了根据地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使农民不仅是革命的追随者更是革命的参与者;“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更使根据地的政权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令各阶层群众紧密团结到了党的周围;而随着日伪当局愈加严酷的封锁和讨伐,根据地农民群众不得已做出求生的本能选择,导致了东北农村根据地的最终丧失。第六部分为结语。对以上五部分内容进行总结,进而探讨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自身建设与革命活动的区域特色和先行意义。东北一直以来都与关内有着差异巨大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特征,使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带上了鲜明的区域特色;先行意义则在于,在外部革命环境发生改变之后,迅速转变了斗争方向,以“抗日统一战线”取代“苏维埃革命”作为斗争的指导方针,具有超前的进步意义。
苗大鹏[5]（2019）在《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的永恒课题。广东党组织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六个地方党组织之一。在“大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为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起到重要作用。然而,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广东党组织一度遭受沉重打击,濒临崩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民族危机,广东的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指导下恢复发展党组织,广东党组织成为领导华南抗战的中坚力量。探究抗战时期广东在复杂变化的形势下如何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全民力量坚持抗战的艰难历程,对于我们总结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担负的任务和使命,彰显共产党的先进性,有着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史实为依据,旨在对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行梳理,厘清其脉络,总结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启示。全文分导言,主体四章和结语。导言在于说明选题缘由和学术史的梳理,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论文研究思路,确定本文研究的目的以及价值所在。正文部分,首先,介绍了抗战爆发时广东党组织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从“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广东党组织及其力量遭受破坏、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三个方面展开,阐明抗战爆发广东党组织建设面临的形势;从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说明广东党组织面临的主要任务。其次,从抗战以来广东党组织建设的历程出发,梳理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建设的过程以及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广州沦陷、广东本土进入抗战阶段后,广东党组织如何在肩负抗战任务的同时发展建设党组织,期间有哪些经验,又有哪些教训?再次,从四个层面出发,用生动的史实说明中共广东组织建设的显着成效,在领导华南的抗日武装、配合国民党抗战,组织文化抗战以及动员民众抗战等相关实践上意义重大。最后,针对这一时期广东党组织发展的成绩和遭受的挫折,总结出“党组织建设的质量,必须重视对党员的发展及培训;党组织发展壮大必须注重统战工作;党组织经受起考验,要求干部必须有坚强的党性;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必须既要执行中央指示,又要结合地域特点”等历史启示。论文通过对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梳理抗战爆发后广东党组织发展壮大的脉络以及成为抗战中坚力量的历史,对于总结党的组织建设经验,推动当前党组织建设,开展好党员干部的教育活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丹玉[6]（2019）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策略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早期的妇女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对妇女运动进行了积极探索,特别是大革命时期,党面对国民革命的任务,致力于促使妇女运动摆脱幼稚使之纳入到民族解放进程中同时实现妇女自身的解放。对此,党依据大革命时期各阶段革命的形势及妇女运动的实际情形进行相应的策略调整,有力推动了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发展,彰显了党策略调整的历史规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可见,通过历史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历史规律,有十分重要意义。本研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以策略调整为视角,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历史实际展开研究。首先,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因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策略初步形成的背景。其次,从策略调整的逻辑发展视角,对大革命时期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妇女运动策略进行了全面分析,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引导妇女走向“联合化”“革命化”“群众化”的策略调整逻辑,深入分析了党在每个阶段指导各派妇女运动在其认识上、组织上、宣传上形成的一系列具体策略及在实践中相应取得的实效。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策略调整是基于科学理论、不断的实践经验总结以及现实需要的考虑,在实践中是与促进妇女意识觉醒、社会改造、女党员逐渐成长相影响的,但同时仍存在主观和客观上的局限。大革命时期党对妇女运动策略上的调整及实践,揭示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发展的内在历史规律,对于新时代党领导的妇女工作如何把握妇女运动的发展规律、适时调整完善妇女工作策略、推动妇女工作开拓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李志[7]（2019）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研究（1938-1941）》文中指出中共中央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非常时期的特殊存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日军在华中沦陷区的兵力,为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联系提供了通道,出色地完成了中共发展华中的重要任务,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军队的发展过程中,民众动员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敌后沦陷区,彭雪枫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由弱到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面积由小到大,都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抗战时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民众动员,在较短的时间与变化的局势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军政首脑对民众动员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的部署;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从而为根据地的建立与新四军游击支队的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共五个章节,第一章首先对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建立的背景进行了整体阐述,以便对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形成整体的认识。第二章对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工作的内容,从政治、军事、文化及经济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三章对根据地民众动员工作的方式进行了探索,体现中共民众动员工作方式的多样性与实效性。第四章对根据地民众动员工作的贡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在肯定动员工作效果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为现在政府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提供了借鉴。总之,在抗战形势危急之下,中共中央领导建立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对于稳定华中的抗战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通过不断加强民众动员工作使豫皖苏抗日根据地逐渐壮大,抗日力量不断加强。豫皖苏根据地成为联系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重要纽带,成功地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兵力和抵挡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江华[8]（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以来新一轮边疆危机加剧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虽然不受中央政府的实力控制,但仍然与中央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新疆各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局势动荡之中,不同程度地维持边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国家安全,教育施政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不仅事关新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更关乎边疆政治的成败,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教育服务于政治是有关民国新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教育施政由此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进入本研究的视野。本研究在大量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边政学、教育政治学、教育问题史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对维持新疆地方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为主线,以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所处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主政者教育施政的观念或态度、民汉教育的措置、教育的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权衡、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为五条逻辑分线索梳理和呈现历史。为增强研究的生动性,本研究还运用个案研究手段以及史论结合原则,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对接,得到历史借鉴意义和引起现实反思;另一方面剖析三届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进行优劣比较和原因分析。最后,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经验启示,同时进行研究的前瞻性探讨。依据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教育施政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上:杨增新政府处身于共和乍兴的新疆地方社会,政治变局较为复杂,教育历史条件与晚清相比极为落后;金树仁政府登台主政适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际,处于国民党中央开始图取西北以及其自身在新疆社会内部政治根基不牢这样杌陧的内外境遇,教育的历史条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陈旧不堪;盛世才政府的主政基本处于国家抗战时期,其虽面临国民党对新疆实际谋求控制以及新疆内部动乱等政治困局,但同时在抗战历史主题下拥有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机遇,有利于开创新疆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政治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施政理念方面:杨增新政府由于其主政者杨增新是前清遗吏出身且自身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操守,加之民国初期新疆社会的内外危机的影响,决定其政治上抱守“羁縻治边”观念与“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金树仁政府由于其主政者金树仁阅历肤浅、能力不足及其政治视野的狭隘,导致了对集团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迷恋,因此固守着“四同”政治小集团观念和教育施政的“权宜”态度;盛世才政府的主政者是拥有新思想的政治投机者,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政治野心,决定了其审时度势和善于应变的统治风格,因此盛世才政府主政新疆能够抓住新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顺应时局提出“六大政策”政治主张和全新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对待新疆民汉教育方面:杨增新政府对于二者基本采取分立举措,官办教育实施汉文和汉化教育且着眼于地方的地方治理的自足,少数民族私立教育则加强监管杜绝外来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持地方安定,同时还十分支持封建色彩浓厚的新疆本地的经堂教育,力求边疆社会因俗治俗;金树仁政府在公立学校教育方面基本因袭杨氏的汉化策略然而在国民学校的扩充方面亦属有限,而对少数民族教育则基本无力监管甚至达到放任的地步;盛世才政府由于提出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教育施政方针,新疆地方民汉教育实现了共举,官方和民众真正地联手协作,公立国民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会立学校教育都繁荣起来教育的边疆属性权衡方面:杨增新政府兼顾边疆教育的安全与发展二重因素,但总体上安全重于发展,安全上坚守封闭与传统两原则,发展上将实业教育视为边疆社会根基而视师范教育为教育的补充手段;金树仁政府在边疆安全上的教育举措走向偏颇,偏重于加强军事教育强化统治以及防范民族知识分子,而在边疆发展方面尚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足够的行动;盛世才政府在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的举措做到了并行和并重,安全上分别实施了强化政府政策教育以筑牢思想防线、宣扬抗战建省观念以此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完善教育机构以强化监管与指导等举措,发展上分别积极推动了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扩大经费投入保障各类教育的落实、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和各类学校并进发展等新疆教育的央地关系方面:杨增新政府坚持在教育的自决原则下与中央政府保持基本的形式上的行政关联;金树仁政府在防范国民党中央对新疆教育的实质影响之下附和其一般的行政指令;盛世才政府兴办教育并非仅仅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多地吸纳了苏联、中共以及国内民主人士的援助力量,因此在教育的央地关系上主要是个人政治利益优先下的回应与权变就新疆学院兴办始末和新疆反帝会的抗战教育这两个政府教育施政的历史标识进行探讨,其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将其与新疆地方当下的高等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接起来,反思其中的诸多问题在分析和述评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方面,研究认为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参半,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总体上弊端超过成就;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得大于失,其借鉴意义深远最后,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启示:在客观事实层面,民国新疆的教育状况并非总是落后,而有其历史变迁,它的兴衰进退与各届地方政府的不同的施政情况密切相关。在政府主体作为层面,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政府必须彰显主导性作用,不但要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政治方向,更要通过教育发展促进边疆地方问题的治理。在历史认识层面,对于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要兼顾边疆安全与发展、朝向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方向发展、契合国家重要历史任务和政治主题。这些经验有益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形势下的边疆治理。
何志明[9]（2017）在《国际革命背景下的中共东北党务——以满洲省委时期为例（1927～1936）》文中提出由于东北特殊的地缘关系,中共东北党身处与关内党组织迥然相异的内外部局面。满洲省委时期的东北党务工作无论是组织机构完善还是武装力量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党员数量及群体构成方面却并不如意。此外,东北党在处理与东北联共（布）组织及原朝鲜共产党成员之间的关系上更是困难。东北党曾多次努力尝试建立与联共（布）的正式沟通渠道,但均因苏联自身的实用外交政策所制而未能如愿;在接收在东北原朝共党员入党后,其原有的派系纠葛非但没有消弭,反而随之延伸到中共东北党内。这一切,都使东北党成为国际革命背景下,中共地方党组织面临国际主义与地方利益两难困境的生动范例。
李艳红[10]（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提出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二、东北原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组织的历史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北原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组织的历史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与抗日武装整合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东北党组织及早期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党组织 |
| 一、1930年以前东北党组织的组织概况 |
| 二、原朝鲜共产党员的加入及东北党组织的阶段性发展 |
|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及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 |
| 一、九一八事变及各方反应 |
| 二、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 |
| 第三节 东北党组织开始领导东北地区的“反日民族革命” |
| 一、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公开号召武装抗日 |
| 二、东北党组织开始领导抗日武装斗争 |
| 三、中共中央与东北党组织产生政策分歧 |
| 第二章 东北党组织实现政策转型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指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新路线 |
| 一、推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
| 二、中共中央与中共满洲省委的分歧 |
| 第二节 满洲省委政策的“左”倾调整 |
| 一、满洲省委要求各地方党组织转变“错误”政策 |
| 二、阶级斗争“倾向”的再度强化 |
| 第三节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强力介入对满洲省委的领导 |
| 一、共产国际的政策调整 |
| 二、中共代表团与取得满洲省委领导权 |
| 第四节 东北党组织政策转型的两条路径 |
| 一、杨松领导下的政策调整 |
| 二、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的政策调整在东北地区的延续 |
| 三、满洲省委主导的政策调整 |
| 第三章 东北党组织对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整合 |
| 第一节 东北党组织对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认知 |
| 一、坚持抗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
| 二、东北党组织深化对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认识 |
| 第二节 东北党组织所领导的联合作战 |
| 一、东北各抗日武装开展联合作战的紧迫性 |
| 二、开展联合作战的尝试与发展 |
| 第三节 东北各抗日武装共同组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 |
| 一、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理论与实践可行性 |
| 二、组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尝试与发展 |
| 第四节 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改编 |
| 一、改编问题的酝酿与探讨 |
| 二、改编的尝试与发展 |
| 第五节 东北党组织整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阶段性表现 |
| 一、政策转型前期武装整合的萌芽 |
| 二、政策转型后期武装整合的多元发展 |
| 三、政策转型后武装整合大发展 |
| 第四章 东北抗日联合武装的离散危机与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整合过程中的离散现象 |
| 一、南满地区的离散现象 |
| 二、吉东(绥宁)地区的离散现象 |
| 三、哈东地区的离散现象 |
| 第二节 整合过程中的排斥力 |
| 一、东北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的“左”倾路线趋向 |
| 二、东北地区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违纪行为 |
| 第三节 化解排斥力及抑制离散的策略 |
| 一、克服东北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的“左”倾路线惯性 |
| 二、抑制离散行为的多重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东北地区朝鲜族革命斗争两次转向的历史必然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创新点 |
| 1.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东北地区朝鲜族革命斗争两次转向的历史背景 |
| 2.1 日本入侵朝鲜及朝鲜人民的反日独立运动 |
| 2.2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 |
| 2.3 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影响 |
| 第三章 东北地区朝鲜族革命斗争第一次转向的历史必然性 |
| 3.1 开展反日民族教育宣传反日思想 |
| 3.2 东北地区朝鲜族反日民族主义团体的建立及其斗争 |
| 3.3 东北地区朝鲜族革命斗争第一次转向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东北地区朝鲜族革命斗争第二次转向的历史必然性 |
| 4.1 东北地区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团体的建立及其斗争 |
| 4.2 中共基层党组织在东北地区朝鲜族聚居区的建立及斗争 |
| 4.3 东北地区朝鲜族革命斗争第二次转向的必然性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录 |
（3）略论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与朝共党员加入中共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东北朝鲜人社会状况与反帝反封建激情高涨 |
| 二、中共满洲省委策划“红五月斗争”亟需原朝共党人的参与 |
| 三、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与原朝共党员积极参加暴动 |
| 四、中共满洲省委考验“斗争表现”吸收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
| (一)禁止有小组织派系意识的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
| (二)把原朝共党员的“斗争表现”作为加入中共党组织的依据 |
| 五、结语 |
（4）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时限划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东北地区革命开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东北社会的区域特征 |
| 一、移民社会 |
| 二、农业与农村 |
| 三、工业发展与工人队伍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的兴起 |
| 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东路沿线的传播 |
| 二、朝鲜移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东北 |
| 三、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二章 东北地方党的组织结构与党员构成 |
| 第一节 组织规模与组织系统演化 |
| 一、组织规模及其分布状况 |
| 二、组织系统的演化 |
| 第二节 党员构成情况 |
| 一、党员的民族构成 |
| 二、党员的阶级构成 |
| 第三章 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形态与经费状况 |
| 第一节 层级关系与组织运行 |
| 一、领导方式与信息沟通 |
| 二、巡视制度的建立与加强 |
| 第二节 基层组织形态 |
| 一、基层组织概况 |
| 二、支部形态 |
| 第三节 东北党的经费状况 |
| 一、东北党组织的经费来源 |
| 二、东北党组织的经费困境 |
| 三、经济困难的解决途径 |
| 第四章 东北党组织对工人的发动 |
| 第一节 东北工人群体概况 |
| 一、东北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考察 |
| 二、历史上的斗争与东北工人阶级的特点 |
| 第二节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党与工人运动 |
| 一、工运力量的积蓄与爆发 |
| 二、国、共两党对于东北工人的争夺 |
| 第三节 伪满时期中共领导下东北工人运动的走向 |
| 一、工运形势的转机与工运政策的滞后 |
| 二、“统一战线”与满总的成立 |
| 三、工人运动与抗日游击运动的融合 |
| 第五章 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 |
| 第一节 农村革命力量的积蓄 |
| 一、东北党组织农村工作的开拓 |
| 二、农村社会矛盾的酝酿与激化 |
| 三、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与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 |
| 第二节 游击根据地内的农民与党 |
| 一、事变后的农村社会与游击队的生存空间 |
| 二、农民的拥护与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
| 三、将农民纳入党的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党与农村依存关系的形成与打破 |
| 一、党组织与农村社会的相互依存 |
| 二、日伪高压政策下根据地的生存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5）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一)学术史梳理 |
| (二)研究方法介绍 |
| 三、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抗战时期 |
| (二)党组织建设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抗战爆发后广东党组织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 1.1 广东党组织面临的形势 |
| 1.2 广东党组织面临的主要任务 |
| 第2章 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建设的历程及特点 |
| 2.1 广东党组织建设的恢复期(1931—1937) |
| 2.2 广东党组织的重整与壮大期(1937—1941) |
| 2.3 广东党组织的曲折发展与政策调整期(1941—1944) |
| 2.4 广东党组织活动的全面恢复期(1944—1945) |
| 2.5 广东党组织建设的主要特点 |
| 第3章 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建设的实践成效 |
| 3.1 有力领导了华南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
| 3.2 有力配合了国民党抗战 |
| 3.3 有效组织了华南文化抗战 |
| 3.4 有效动员了广东民众抗战 |
| 第4章 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启示 |
| 4.1 党组织建设的质量,必须重视对党员的发展及培训 |
| 4.2 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必须要注重统战工作 |
| 4.3 党组织要经受住考验,必须有一支具备坚强党性的干部队伍 |
| 4.4 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必须既要执行中央指示,又要结合地域特点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6）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策略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
| 第2章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策略调整的逻辑起因 |
| 2.1 国际国内因素推动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策略初步形成 |
| 2.1.1 国际因素的影响 |
| 2.1.2 国内因素的影响 |
| 2.1.3 中国妇女运动的萌动之影响 |
| 2.2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妇女运动策略进行初步探索 |
| 2.2.1 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妇女运动策略 |
| 2.2.2 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早期实践探索 |
| 第3章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策略调整的逻辑发展与实践成效 |
| 3.1 联合化：大革命早期开创妇女运动的大联合 |
| 3.1.1 引导妇女运动走向“联合化”的原因分析 |
| 3.1.2 “联合化”指导下策略调整的具体措施 |
| 3.1.3 “联合化”指导下策略调整的实践成效 |
| 3.2 革命化：反帝反封建浪潮中引导妇女运动融入大革命 |
| 3.2.1 引导妇女运动走向“革命化”的原因分析 |
| 3.2.2 “革命化”指导下策略调整的具体措施 |
| 3.2.3 “革命化”指导下策略调整的实践成效 |
| 3.3 群众化：北伐硝烟中引导妇女运动贴近群众 |
| 3.3.1 引导妇女运动走向“群众化”的原因分析 |
| 3.3.2 “群众化”指导下策略调整的具体措施 |
| 3.3.3 “群众化”指导下策略调整的实践成效 |
| 第4章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策略调整的主要特点与现实启示 |
| 4.1 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策略调整的主要特点 |
| 4.1.1 “联合化—革命化—群众化”策略调整有其逻辑依据 |
| 4.1.2 “联合化—革命化—群众化”策略调整有其实践特点 |
| 4.2 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策略调整的当代启示 |
| 4.2.1 妇女工作策略的形成和推广须把握妇女运动的发展规律 |
| 4.2.2 妇女工作策略的实际运用须融入妇女运动的发展规律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7）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研究（1938-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研究 |
| (二)关于抗战时期中共民众动员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五、写作难点 |
| 六、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背景 |
| 一、豫皖苏地区军事形势 |
| 二、中共河南省委前期准备 |
| 三、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建立 |
| 第二章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内容 |
| 一、政治动员 |
| (一)输送抗战理念 |
| (二)组织化的民众动员 |
| (三)动员先进分子加入中共 |
| 二、军事动员 |
| (一)实行优待抗属政策 |
| (二)宣传作战事迹 |
| (三)动员民众参军 |
| 三、文化动员 |
| (一)动员民众学习 |
| (二)发展抗战文艺 |
| 四、经济动员 |
| (一)动员民众支援抗战 |
| (二)减租减息、帮扶生产 |
| 第三章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方式 |
| 一、宣传鼓动 |
| 二、利益整合 |
| 三、普及教育 |
| 四、政治鼓励 |
| 第四章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分析 |
| 一、困难所在 |
| (一)军事力量弱小 |
| (二)干部缺少成份复杂 |
| (三)民众组织流于形式 |
| (四)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 |
| 二、历史作用 |
| (一)中共力量成长 |
| (二)为中共执政提供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8）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基础 |
| 五、概念界定与研究边界 |
| 六、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杨增新政府的教育施政(1912-1928年) |
| 第一节 共和乍兴之新疆:多重政治变局与教育历史变迁 |
| 一、伊犁革命政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冲击 |
| 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潮在新疆的影响 |
| 三、“双泛”思想意识形态在新疆社会加剧渗透 |
| 四、新疆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变迁 |
| 第二节 旧式官僚之立场:“羁縻治边”下的“养防合一”教育施政理念 |
| 一、杨增新旧式官僚政府的构成及施政依靠 |
| 二、旧官僚的羁縻治边观念及其表现 |
| 三、“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分立:汉文官办的自足与民族私立的监管 |
| 一、汉文官办教育施政的自足 |
| 二、民族新式私立教育的监管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衡量:安全与发展兼顾及其轻重措置 |
| 一、教育施政的安全属性考察:抱守封闭与传统原则 |
| 二、教育施政的发展属性分析:实业强基,师范补员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权衡:坚持自主原则下的微弱关联 |
| 一、教育观念: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抵牾与差距 |
| 二、教育行政:地方敷衍与中央放任共存 |
| 三、学校教育实施:地方行为滞后于中央的变革节奏 |
| 第二章 金树仁政府的教育施政(1928-1933年) |
| 第一节 登台主政之境遇:杌陧的内外政治情势与教育的历史遗留 |
| 一、历史转捩下金树仁政府的杌陧政治情势 |
| 二、教育发展的历史遗留 |
| 第二节 集团利益之主导:“四同”政治观念下的“权宜”教育施政态度 |
| 一、金树仁政府“四同”政治观念分析 |
| 二、金树仁政府“权宜”教育施政态度考察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敷衍:有限扩充汉校与消极放任民校 |
| 一、国民教育扩充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 |
| 二、民族学校疏于管理,“双泛”影响严重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检视:安全举措偏颇与发展的行动不足 |
| 一、兴办军事教育以期强军统治 |
| 二、漠视民族教育,防范民族知识分子 |
| 三、教育的发展缺少足够有效的行动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防范中央实质影响与附和其行政指令 |
| 一、坚守统治利益,拒斥三民主义思想传播 |
| 二、教育发展在形式上附和国民政府的要求 |
| 三、与中央部门畅通信息,防范不法文化考察 |
| 第三章 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1933-1944年) |
| 第一节 历史脉搏之把握:政治困局中的机遇与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
| 一、主政困局的解决与机遇的把握 |
| 二、开辟新疆文化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
| 第二节 政治投机之姿态:“六大政策”主张下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 |
| 一、广纳各方进步力量,充实与革新政府机构 |
| 二、“六大政策”的产生及其确立 |
| 三、“双以”教育施政方针指导下的教育新面貌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共举:官民携手推进各民族教育繁荣 |
| 一、全面设立民族文化促进会,兴办会立学校 |
| 二、积极采纳民族人士的教育建言 |
| 三、正面回应与合理措置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多元 |
| 四、推动各民族教育事业与国家抗战历史主题融合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探析:安全与发展的并行并重 |
| 一、强化“六大政策”教育,筑牢思想安全防线 |
| 二、宣扬抗战建省观念,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 |
| 三、完善文化和教育管理机构,强化教育监管与指导 |
| 四、加强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 |
| 五、扩大经费投入,确保各类教育的有力实施 |
| 六、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各类学校齐头并进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措置:政治利益下的回应与权变 |
| 一、以维护个人的政治利益为根本立场 |
| 二、保持新疆地方与中央的教育联系 |
| 三、在央地关系之间的游移和权变 |
| 第四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的两个历史标识 |
| 第一节 新疆学院:地方政府兴办高等教育始末及其社会价值 |
| 一、新疆学院建设发展始末 |
| 二、兴办新疆学院的社会价值 |
| 三、地方政府对待高等教育的施政态度 |
| 第二节 新疆反帝会:地方政府与民众联合开展抗战教育之典型 |
| 一、反帝会的创建及其性质 |
| 二、反帝会的抗战教育活动 |
| 三、反帝会抗战教育活动的社会影响 |
| 第三节 价值探寻:历史借鉴与现实反思 |
| 一、历史借鉴 |
| 二、现实反思 |
| 第五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举要与比较 |
| 第一节 变中谋安及其因习守成: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权的把握与教育资源的分配 |
| 二、教育与边疆政治社会化 |
| 第二节 适时改良及其敷衍褊狭: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成绩 |
| 二、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偏失 |
| 三、举措偏失带来的政治恶果 |
| 第三节 全新锐进及其正反面相:盛世才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施政的革新举措 |
| 二、教育施政的历史突破 |
| 三、民主进步与专制独裁并存的两副面相 |
| 第四节 综合评述: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比较与差异原因 |
| 一、各届政府教育施政举措得失比较 |
| 二、民国新疆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差异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一、历史发展之边疆安全启示 |
| 二、学术领域之相关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情况 |
（9）国际革命背景下的中共东北党务——以满洲省委时期为例（1927～1936）（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东北党务的总体概况 (1927~1936) |
| 二东北党与东北联共 (布) 党组织关系的调适 |
| 三朝共解散后东北党面临的新问题 |
| 四结语 |
（10）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左舜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左舜生研究的特征与不足 |
| 三、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四、从论政到从政,政治生涯昙花一现 |
| 第一章 早年左舜生的家庭与教育 |
| 第一节 家庭生活与教育 |
| 一、家庭生活 |
| 二、家庭教育 |
| 第二节 所受的学校教育 |
| 一、初等教育 |
| 二、中等教育 |
| 三、高等教育 |
| 四、赴法游学 |
| 第三节 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熏陶 |
| 一、对湖湘故土的依恋 |
| 二、梳理湖湘文化和湖湘人物 |
| 三、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左舜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
| 第一节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任职 |
| 一、入会的时间与原因考辨 |
| 二、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任职 |
| 第二节 左舜生主办《少年中国》 |
| 一、《少年中国》的经营活动概述 |
| 二、对《少年中国》月刊困难的处置 |
| 第三节 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论争 |
| 一、对小组织问题讨论 |
| 二、重视家庭教育 |
| 三、参与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 |
| 四、关于会员能否参加政治活动的争议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舜生在中华书局的活动及影响 |
| 第一节 入职中华书局 |
| 一、加入中华书局 |
| 二、在中华书局的任职 |
| 三、短暂游学与去职 |
| 第二节 在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 |
| 一、出版“新文化丛书” |
| 二、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
| 三、负责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 |
| 第三节 中华书局对左舜生的影响 |
| 一、提供事业平台 |
| 二、奠定从政与学术研究的基础 |
| 小结 |
| 第四章 左舜生参与中国青年党的早期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的“舆论造党” |
| 一、“舆论造党” |
| 二、加入中国青年党情形 |
| 第二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早期党务活动 |
| 一、参与青年党的早期党际联合与会务 |
| 二、积极宣传国家主义 |
| 三、创办知行学院培养青年党干部 |
| 小结 |
| 第五章 左舜生主办《醒狮周报》 |
| 第一节 参与《醒狮周报》的创办 |
| 一、创办报刊的缘起 |
| 二、参与创办《醒狮周报》 |
| 第二节 反对列强侵略的言行 |
| 一、反对列强经济掠夺与武力侵略 |
| 二、参与反教会教育运动 |
| 第三节 反共、反党化教育的政治主张 |
| 一、反对共产主义 |
| 二、批判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与《醒狮周报》的互动 |
| 一、办刊经营“大获成功” |
| 二、成为国家主义的宣传阵地 |
| 三、参与共青两党论战 |
| 小结 |
| 第六章 左舜生的抗战活动及其政治主张 |
| 第一节 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
| 一、事变前预测中日战争 |
| 二、事变后青年党人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 一、声援十九路军抗战 |
| 二、北上劝说张、吴抗日 |
| 第三节 抗日救国的主张与策略 |
| 一、主张积极抗日救国 |
| 二、争取中间抗战力量 |
| 三、赴日考察 |
| 第四节 在西安事变前后 |
| 一、事变前关注中日关系 |
| 二、事变中的活动与态度 |
| 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活动 |
| 第五节 重整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党务 |
| 一、致力于中国青年党党务整顿 |
| 二、开启国、青两党合作 |
| 三、党内两条政治路线斗争 |
| 第六节 从庐山谈话会到国、青两党合作的确定 |
| 一、庐山谈话会前后 |
| 二、支持“八一三”抗战及国防参议会 |
| 三、国、青两党合作确定 |
| 第七节 评议陶德曼调停和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一、评议陶德曼调停 |
| 二、评议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小结 |
| 第七章 抗战时期左舜生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
| 第一节 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
| 一、参加第一届前三次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 |
| 第二节 参加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
| 一、参加宪政期成会 |
| 二、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失败 |
| 第三节 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一、参与皖南事变的善后调处 |
| 二、参与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第四节 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初期活动 |
| 一、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共内战时期左舜生的活动与转向 |
| 第一节 致力于战后和平建国 |
| 一、访问延安 |
| 二、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
| 三、评议重庆谈判 |
| 第二节 转向国民党阵营 |
| 一、主张战后对日和解 |
| 二、出席中国青年党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退出中国民主同盟 |
| 第三节 从政治协商会议到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一、拒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
| 二、参与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第四节 从制宪国大到选举风波 |
| 一、参加制宪国大 |
| 二、参加改组政府 |
| 三、出任农林部长 |
| 四、选举风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东北原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组织的历史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政策转型与抗日武装整合研究（1931-1937）[D]. 白路. 吉林大学, 2020(01)
- [2]东北地区朝鲜族革命斗争两次转向的历史必然性研究[D]. 张阔. 延边大学, 2020(05)
- [3]略论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与朝共党员加入中共问题[J]. 崔峰龙,刘慧颖.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0(06)
- [4]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D]. 武洋. 吉林大学, 2020(08)
- [5]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D]. 苗大鹏.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9(01)
- [6]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策略调整研究[D]. 陈丹玉.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9(01)
- [7]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研究（1938-1941）[D]. 李志. 河南大学, 2019(01)
- [8]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D]. 朱江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9]国际革命背景下的中共东北党务——以满洲省委时期为例（1927～1936）[J]. 何志明.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2017(02)
- [10]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