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野生元胡的初步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董东平,朱俊阁[1]（2007）在《禹州野生元胡的生物学特性及可持续利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研究河南禹州野生元胡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分布,解决其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采用野外样方调查方法和室内生化分析,对野生元胡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查清了禹州野生元胡的种类和生态环境及其资源特性,并针对野生元胡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任风鸣,刘艳,朱晓富,杨丹,卓维,辛元尧,卢圣鄂,黄红燕[2]（2020）在《延胡索类药材资源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表明延胡索药用历史悠久,是著名道地药材"浙八味"之一,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紫堇属植物延胡索Corydalis yanhusuo的干燥块茎为正品延胡索药材。由于历史原因及各地用药习惯差异,有多种延胡索类植物干燥块茎也作延胡索药材使用,造成品种混乱,影响用药安全、有效。本文通过本草考证和文献比较研究,对延胡索类药材的历史沿革、植物来源、资源与分布、化学成分、功效及应用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以期为药材鉴定及质量控制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为延胡索类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孟祥才,陈士林,王喜军[3]（2011）在《论道地药材及栽培产地变迁》文中研究说明作者从古今道地药材形成和变迁的历史进行分析,总结出道地药材产地的变迁具有普遍性,其中质量和产量是道地药材形成和产地变迁的本质和动力。随着中医药的发展,栽培药材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结合现代生产技术,栽培产区已远远超过原有的分布区,产地变迁的合理性应以药材的质量为评价标准。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并结合道地药材形成的模式,进一步分析总结了道地药材的特点,提出了道地药材概念及适用范围,指出某些主产药材、野生主产地的栽培药材、劣质基原的药材不宜采用道地药材这一概念。中药材道地性研究应加强种质、药材质量评价的研究,以产地适宜区区划为指导,以产量和质量评价产区的适宜性,科学评价产地变迁。
陈靳松[4]（2019）在《猪苓苓种质量、接菌技术及不同采收期产量质量的研究》文中提出猪苓为多孔菌科真菌猪苓Polyporus umbellatus（Pers.）Fries的干燥菌核,其性平,味甘、淡,具利水渗湿之功效,用于水肿,淋浊,泄泻,带下和小便不利。随着猪苓原药材的需求与日俱增,人工栽培猪苓成为解决供需矛盾的关键。优质苓种是实现高产的物质基础,适宜接菌技术是提高苓种接菌率和药材产量的关键。本研究广泛收集河北省不同产地猪苓苓种材料12份,进行了苓种质量指标及分级研究,探讨了不同培养料配比、苓种处理方式及含水率、伴栽物比例、栽植穴大小、栽植坡度等对密环菌菌索生长状况及苓种接菌率的影响,比较分析了不同采收年限的猪苓产量和质量差异。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确定了猪苓苓种活力、苓种切面黄蓝度b*、苓种切面亮度L*和单苓鲜重4项质量评价指标,k均值聚类法和标准差法相结合将猪苓苓种分为三个等级。一级苓种:苓种活力≥0.399mm/d,苓种切面亮度L*≥74.34,苓种切面黄蓝度b*≤15.94;二级苓种:苓种活力≥0.248mm/d,苓种切面亮度L*≥65.33,苓种切面黄蓝度b*≤20.34;三级苓种:苓种活力≥0.164mm/d,苓种切面亮度L*≥53.95,苓种切面黄蓝度b*≤24.74。各级苓种的单苓鲜重均不低于10.0g。2不同培养料（腐殖土、湿树叶）配比的蜜环菌材质量差异显著。各处理的蜜环菌菌索生长状况总评分以A1处理的最高67分,其次为A2和A3处理的66分。各处理的密环菌侵染率差异显著,以A2处理的最高97.33%,A1处理的次之92.00%。各处理的每袋蜜环菌菌索鲜重及干重、多糖含量及积累量均差异显著,鲜重及干重均以A2处理的最大,分别为6.278g、2.537g,A1处理的次之,分别为6.099g、2.335g;多糖含量及积累量均以A1处理的最高,分别为61.18mg/g、140.77mg,A2处理的次之,分别为40.99mg/g、104.77mg。3不同苓种处理方式及含水率、伴栽物比例、栽植穴大小、栽植坡度的苓种接菌率均差异显著。不同苓种处理方式的蜜环菌菌索生长状况总评分以B3处理的最高65分,苓种接菌率以B3处理的最高63.67%,其次为B1处理的62.00%,且两者差异不显著。不同含水率苓种的蜜环菌菌索生长状况总评分以C3处理的最高65分,苓种接菌率以C2处理的最高68.33%。不同伴栽物比例的蜜环菌菌索生长状况总评分以D3处理的最高79分,苓种接菌率亦以D3处理的最高88.67%;不同栽植穴长度的蜜环菌菌索生长状况总评分以E2处理的最高64分,苓种接菌率亦以E2处理的最高73.00%。不同栽植穴深度的蜜环菌菌索生长状况总评分以F2处理的最高69分,苓种接菌率亦以F2处理的最高66.00%。不同栽植坡度的蜜环菌菌索生长状况总评分,G4和G5处理的均为72分最高,苓种接菌率以G4处理的最高73.67%,G5处理的次之70.33%,且两者差异不显著。4不同采收年限的猪苓鲜重及干重均差异显著,单穴猪苓鲜重和干重均以4年生的最高,分别为3.787kg、2.035kg,3.5年生的次之,分别为3.334kg、1.412kg,猪苓鲜重及干重表现为4年生>3.5年生>4.5年生>3年生>2.5年生。不同采收年限的猪苓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水分、多糖、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麦角甾醇等指标含量及麦角甾醇积累量均差异显著,总灰分含量以4年生的最低8.017%,酸不溶性灰分含量以3年生的最低0.437%,水分含量以4.5年生的最低11.518%;猪苓多糖、麦角甾醇含量和麦角甾醇积累量均以4年生的最高,分别为1.864%、0.153%、0.311kg/穴,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等含量均以3.5年生的最高,分别为1.959%、27.978%、1.959%。各采收年限的猪苓中,Mn、Zn、K含量以3.5年生的最高,分别为7.660mg/kg、26.543mg/kg、717.535mg/kg,Fe、Na、Mg含量以4年生的最高,分别为356.169mg/kg、257.806mg/kg、50.672mg/kg,Ca元素以4.5年生的含量最高2295.551mg/kg;Cu、Cd、Pb含量均以2.5年生的最低,分别为4.167mg/kg、0.032mg/kg、0.191mg/kg。各采收年限的猪苓中,氨基酸种类以4年生的最多13种,氨基酸总含量以4年生的最高9.134%。结论:确定了4项猪苓苓种质量评价指标,将猪苓苓种质量分为三级。确定了猪苓适宜接菌技术:蜜环菌材培养的适宜湿树叶比例为75%100%,选择含水率30%40%苓种,较大的苓种可从离层处掰断;栽植穴长度为45cm,深度为20cm;伴栽的腐殖土和湿树叶比例为1:3;栽植坡度为30°40°;适宜采收年限为3.54年。
邓仕海[5]（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认为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著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唐弥娆[6]（2005）在《中药元素的测定及研究》文中指出中药是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在我国,中药的使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如今,自然科学如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在中药学中的普通应用,人们对传统中药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元素生理作用的深入人心,中药元素的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本文采用微波消解处理中药样品,结合应用原子吸收光谱仪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定量测定了85种中药,包括63种中草药和22种中成药中的48种元素;另外,还测定了6种补益药的单煎、合煎液中的48种元素,结果令人满意。 对中药元素的研究表明,中药元素的含量与中药的种类、生长地域、生长年份、栽培条件、生产厂家有关。对中药煎液中元素的研究表明,元素的溶出率与煎煮时间、中药的形态、中药的种类、单煎还是合煎有关。
赵彦风[7]（2016）在《元代环境史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环境史为研究视角,旨在探讨1206-1368年间的元代,以蒙古贵族为统治阶级,以其他民族为主体的各类人群,在不同地域展开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发生的互动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带给各类人群的影响。总体而言,由于历史进程接续10-13世纪北方民族陆续南下的步骤而来,出现了战事不断、人口减少、社会元气受到损伤的状况。当然,社会经济总体上处于逐步恢复之中,人地关系总体上处于一种和缓的状态（不排除有的方面在累积作用下出现的紧张态势,如黄河泛滥）,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减弱,元人在广阔的地域内展开生产、生活活动,并与周围环境进行了广泛的互动。1272年（至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于大都城（今北京城）,终元之世,元代的政治中心未曾迁移,元代统治者即以北方黄河流域为大本营,其政治影响力从这里向四面推进,即便是向南方、向沿海地区的推进,也是不遗余力。本文依据有元一代的基本史实,围绕元代的屯田活动与地方垦辟、主要地区的水利建设与环境、黄河治理问题、瘴疠对元人经营南方的影响、沿海地区的捍海塘修筑、海上运粮、城市建设中的环境因素、资源利用与管理等主题展开了论述研究,对元人的生存环境给予了初步的判断,基本印证了前述的结论。本文所进行的专题研究,大多是从区域的环境条件出发,将环境条件与人物历史事件结合,立足于元人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去探寻人与环境相处的有益模式。各专题研究所涉及的地域有别,元人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也各不相同,这也决定了不同地域人群在行为方式上的不同。基于对相关史料的了解,在专题研究中采用环境史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尽力突破时空和文化的阻隔,去理解元人与环境相处之不易,尊重其在改造与利用环境中所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以期用公正而严谨的态度看待元代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史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注意把握各个时代人的作用,突出人地关系,辨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引发的生态特征,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有所促进。本文本着这样的认识,对元代环境史相应专题所展开的论述,构成了元代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作者对此项研究做出的初步贡献,对元代及其前后时代环境史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杨化冰[8]（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认为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河南中医学院[9]（1971）在《河南野生元胡的初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指引下,我们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改变了过去关门搞研究的"三脱离"倾向,走出实验室,上山下乡,以老药农为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锤炼和改造自己。通过深入实际的
刘菊生,张千铮[10]（1979）在《北京气候与元胡生长》文中指出 元胡又名延胡索（Corydalis yanhusuo W.T.Wang）为罂粟科延胡索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活血散瘀、利气止痛的功效。主治心腹腰膝诸痛、跌打损伤、瘀血作痛、月经不调等症。元胡主产浙江省金华专区的东阳、缙云、永康、建德等县。近十几年在江苏省的南通地区,上海市郊区及江西省都有较大面积的种植,因元胡为常用止痛药,又有外销,故目前仍为紧缺药材。浙江元胡的来源:延胡索属植物种类很多,仅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记载就有27种,其中可供药用的有分布在河北省承德地区及东北一带的齿瓣延胡索（Corydalis remota Fisch）及其变种线齿瓣延胡索（Corydalis remotaFisch var.Lineariloba Maxim）和栉裂齿瓣延胡索（Corydalis remora Fisch vor. pectinataKom）,有东北延
二、河南野生元胡的初步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南野生元胡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延胡索类药材资源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延胡索类药材历史沿革 |
| 2 延胡索类药材资源 |
| 2.1 来源与分布 |
| 2.2 分类鉴定 |
| 3 延胡索类药材化学成分 |
| 3.1 延胡索类药材主要化学成分 |
| 3.2 不同种类延胡索药材的化学成分差异 |
| 3.3 不同产地延胡索类药材化学成分差异 |
| 4 延胡索类药材资源利用 |
| 4.1 本草记载与历史应用 |
| 4.2 现代药理研究及应用 |
| 5 讨论 |
（3）论道地药材及栽培产地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1 道地药材概念形成的核心 |
| 1.1 道地药材的概念的发展 |
| 1.2 道地药材形成的核心是质量和产量, 途径是实践 |
| 2 历史上道地药材的变迁 |
| 2.1 传统道地药材产地区域间的变迁 |
| 2.2 传统道地药材产地向边远产地的变迁 |
| 2.3 异地引种 |
| 3 栽培生产对道地药材产区变迁的促进作用 |
| 4 对道地产区发展的建议 |
| 4.1 明确道地药材概念及应用范围 |
| 4.1.1 主产药材不等同于道地药材 |
| 4.1.2 应当规范多基原药材的道地种质 |
| 4.1.3 野生道地药材主产地栽培的药材未必是道地药材 |
| 4.2 明确种质与环境对药材质量影响的关系, 加强道地药材的优质性培育 |
| 4.3 正确评价药材产地的变迁 |
| 4.4 以产地适宜性区划为指导, 结合药材的质量科学评价道地产区 |
（4）猪苓苓种质量、接菌技术及不同采收期产量质量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 |
| 1.1.1 中药材种子质量研究 |
| 1.1.2 中药材种苗质量研究 |
| 1.2 猪苓栽培技术研究 |
| 1.2.1 苓种的选择 |
| 1.2.2 蜜环菌材的培养 |
| 1.2.3 苓种接菌技术 |
| 1.2.4 苓种栽培方法 |
| 1.2.5 采收期 |
| 1.3 猪苓化学成分研究 |
| 1.3.1 多糖类 |
| 1.3.2 甾体类 |
| 1.3.3 非甾体类 |
| 1.3.4 氨基酸类 |
| 1.3.5 维生素类 |
| 1.3.6 无机元素类 |
| 1.3.7 其他化学成分 |
| 1.4 本研究内容和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1.1 苓种、菌种及培养材料 |
| 2.1.2 仪器与试剂 |
| 2.2 试验方法 |
| 2.2.1 苓种质量分级试验 |
| 2.2.2 菌材培养料配比试验 |
| 2.2.3 苓种接菌技术试验 |
| 2.2.4 采收期试验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苓种质量评价指标确定及分级 |
| 3.1.1 质量指标的确定 |
| 3.1.2 质量指标的聚类分析 |
| 3.1.3 质量指标的分级 |
| 3.2 培养料配比对蜜环菌材培养质量的影响 |
| 3.2.1 不同培养料配比的蜜环菌菌索生长状况分析 |
| 3.2.2 不同培养料配比的密环菌侵染率分析 |
| 3.2.3 不同培养料配比的蜜环菌菌索质量分析 |
| 3.3 接菌技术对蜜环菌菌索生长和苓种接菌率的影响 |
| 3.3.1 苓种处理方式对蜜环菌菌索生长和苓种接菌率的影响 |
| 3.3.2 苓种含水率对蜜环菌菌索生长和苓种接菌率的影响 |
| 3.3.3 伴栽物比例对蜜环菌菌索生长和苓种接菌率的影响 |
| 3.3.4 栽植穴大小对蜜环菌菌索生长和苓种接菌率的影响 |
| 3.3.5 栽植坡度对蜜环菌菌索生长和苓种接菌率的影响 |
| 3.4 采收年限对猪苓产量和质量的影响 |
| 3.4.1 不同采收年限猪苓的产量分析 |
| 3.4.2 不同采收年限猪苓的质量分析 |
| 4 讨论 |
| 4.1 苓种质量指标确定及标准制定 |
| 4.2 蜜环菌材培养料的适宜配比 |
| 4.3 接菌技术对苓种接菌率的影响 |
| 4.4 猪苓的适宜采收年限 |
| 5 结论 |
| 6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5）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
| (一) 边政方面 |
| (二) 边吏方面 |
| 三、写作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西南历史地理概况 |
| 一、自然环境 |
| 二、主要交通路线 |
| 三、唐代西南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西南行政区划沿革 |
| 一、先秦时期 |
| 二、秦汉时期 |
| 三、蜀汉时期 |
|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 |
| 五、隋朝 |
| 第三节 唐代西南族群概况 |
| 一、僚人 |
| 二、党项 |
| 三、白兰和西山八国 |
| 四、东女国 |
| 五、西蛮、东蛮、三王蛮、凌蛮、董蛮 |
| 六、吐蕃 |
| 七、爨 |
| 八、洱海地区诸族群 |
| 第二章 唐代西南边政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618—649年) |
| 一、招抚西南 |
| 二、官署机构 |
| 三、行政建置 |
| 四、羁縻府州 |
| 五、军事部署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650—755年) |
| 一、西南政治生态的一波三折 |
| 二、频繁的战争—唐蕃交流的主旋律 |
| 三、姚州都督府的兴废——唐王朝经略云南的缩影 |
| 四、设置剑南节度使——西南边防体制的重大调整 |
| 五、独具特色的赋役制度 |
| 六、为遏制吐蕃支持南诏统一洱海 |
| 七、连续失误致使南诏判附吐蕃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756—859年) |
| 一、玄宗武力镇压蜀军兵变 |
| 二、分治两川 |
| 三、两税三分 |
| 四、韦皋镇蜀 |
| 五、宪宗抑藩 |
| 六、德裕筹边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唐王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860-907年) |
| 一、咸通之后的唐诏关系 |
| 二、地方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冲突 |
| 三、高层权力之争与三川内乱 |
| 四、王建割据与唐王朝统治的终结 |
| 第三章 唐代西南边吏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的西南边吏(618—649年) |
| 一、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的西南边吏(650—755年) |
| 一、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的西南边吏(756—859年) |
| 一、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至德至大中时期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的唐王朝西南边吏(860—907年) |
| 一、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咸通以后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章 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互动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和任用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任用的影响 |
| 第二节 边吏对边政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政策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成果的影响 |
| 第三节 边政与边吏良性互动机制探究 |
| 一、健全制度 |
| 二、因地制宜 |
| 三、不断创新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6）中药元素的测定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概述 |
| 1.2 中药的分类 |
| 1.3 中药微量元素的研究概况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1.1 微量元素与中药质量 |
| 1.3.1.2 微量元素与中药理论 |
| 1.3.1.3 微量元素特征谱与中药鉴定 |
| 1.3.2 微量元素的研究方法 |
| 1.3.3 中药微量元素测定样品预处理方法 |
| 1.4 中药微量元素研究的意义 |
| 1.5 本文研究工作与目标 |
| 第二章 中药元素的测定 |
| 2.1 中药样品前处理 |
| 2.1.1 实验方案 |
| 2.1.2 仪器和试剂 |
| 2.2 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中药元素 |
| 2.2.1 实验部分 |
| 2.2.1.1 仪器与试剂 |
| 2.2.1.2 样品分析方法 |
| 2.2.2 实验方法的准确性 |
| 2.2.2.1 线性方程、相关系数、灵敏度、标准偏差、检测限、特征浓度、精密度 |
| 2.2.2.2 方法准确度实验 |
| 2.2.2.3 方法可靠性试验 |
| 2.2.3 中药样品中K、Na、Ca、Mg、Al、Fe的测定 |
| 2.3 ICP-MS法测定中药微量元素 |
| 2.3.1 实验部分 |
| 2.3.1.1 仪器和试剂 |
| 2.3.1.2 样品分析方法 |
| 2.3.2 结果与讨论 |
| 2.3.2.1 仪器工作参数的最佳化实验 |
| 2.3.2.2 仪器分析参数 |
| 2.3.3 中药元素的测定结果 |
| 第三章 中药元素含量的研究 |
| 3.1 中药材中元素含量的研究 |
| 3.1.1 元素含量与品质的研究 |
| 3.1.1.1 不同产地中药材元素含量与品质的研究 |
| 3.1.1.2 不同生长年份中药材元素含量与晶质的研究 |
| 3.1.1.3 不同药用部位中药材元素含量与品质的研究 |
| 3.1.1.4 不同栽培条件中药材元素含量与品质的研究 |
| 3.1.2 元素含量与临床药效的研究 |
| 3.1.2.1 补益药中元素含量的研究 |
| 3.1.2.2 活血化瘀中药元素含量的研究 |
| 3.1.3 其他中药材中元素含量研究 |
| 3.2 中成药中元素含量的研究 |
| 3.2.1 不同生产厂家冰硼散的研究 |
| 3.2.2 元素补充中成药的研究 |
| 3.2.3 保健药的研究 |
| 3.2.4 其他中成药的研究 |
| 第四章 中药煎液中元素的研究 |
| 4.1 实验方案 |
| 4.2 中药煎煮条件的选择 |
| 4.2.1 煎煮时间和煎煮方法 |
| 4.3 补益药单煎、合煎液中元素的研究 |
| 4.3.1 实验方案 |
| 4.3.2 中药样品 |
| 4.3.3 结果与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实验方法的可行性 |
| 5.2 中药中元素含量与其品质关系的研究 |
| 5.3 中药煎液中元素溶出情况的研究 |
| 5.4 中药中有害元素的分析 |
| 5.5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元代环境史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元代环境史研究相关问题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3. 时空限定与基本概念 |
| 第一章 屯田生产与地方开发 |
| 第一节 战争、人口减少与环境 |
| 第二节 元代屯田制度的特殊作用 |
| 一、北方地区的屯田与环境效应 |
| 二、南方及西南地区的屯田活动 |
| 第三节 地方官员发展农业的绩效 |
| 一、土地垦辟与环境改善 |
| 二、五事考课与"纸上载桑" |
| 结语 |
| 第二章 水利建设与环境改造 |
| 第一节 水利机构与相关政策 |
| 第二节 腹里地区的河流改造与治理 |
| 一、围绕大都城的河流改造 |
| 二、腹里南部地方水患的治理 |
| 第三节 地方农田水利与环境 |
| 第四节 太湖流域的水利环境与治理 |
| 一、太湖流域的水利问题 |
| 二、太湖流域的治理措施 |
| 结语 |
| 第三章 黄河水患与官方应对 |
| 第一节 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与决溢泛滥 |
| 第二节 时人所见之黄河灾难 |
| 第三节 围绕黄河治理的争论 |
| 一、治河机构的调整 |
| 二、围绕治河方略的争论 |
| 结语 |
| 第四章 经营南方:元人如何应付瘴疠之害 |
| 第一节 瘴疠之气的分布 |
| 第二节 瘴对元人经营南方的影响 |
| 一、对官僚制度的影响 |
| 二、对军事征防的影响 |
| 结语 |
| 第五章 沿海地区:捍海塘修筑技术的改进 |
| 第一节 平阳海溢与《风潮赋》 |
| 第二节 东南沿海海患的发生与特点 |
| 第三节 捍海塘的兴修及其生态效应 |
| 一、余姚州海塘的修筑 |
| 二、盐官州海塘的修筑 |
| 结语 |
| 第六章 近海区域:元代海运的新尝试 |
| 第一节 海运航道的探寻 |
| 第二节 船队与海洋:海道的选择智慧 |
| 一、避开浅沙:由纡绕之道到径直之道 |
| 二、利用风汛:放舟万里惊涛骇浪中 |
| 第三节 记标指浅与测候潮汛:保障海运的方法 |
| 一、记标指浅:对船只的引导 |
| 二、天气歌谣及注释 |
| 结语 |
| 第七章 城市建设中的环境要素考量 |
| 第一节 由动乱到恢复的元代城市建设 |
| 第二节 蒙元三都之城市环境比较 |
| 一、草原深处的和林城 |
| 二、避暑胜地上都 |
| 三、大都的兴建与环境 |
| 第三节 顺天府的城市重建 |
| 一、重建前的顺天府 |
| 二、张柔规划顺天府 |
| 三、重建过程及环境改造 |
| 结语 |
| 第八章 基于生态实践的资源利用及管理 |
| 第一节 蒙古人在草原时期的生态实践 |
| 第二节 元代对自然资源的经济利用 |
| 一、管理机构与课税征收 |
| 二、开采矿产与资源枯竭现象 |
| 第三节 对动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
| 一、狩猎与禁令 |
| 二、弛山林川泽之禁 |
| 结语 |
| 第九章 沿海盐草和荒地的保护与开发 |
| 第一节 元代的盐场与煎盐烧盐草 |
| 第二节 元末北方沿海荒地开发方案 |
| 结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 第三节 中间商 |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 附录三 :茶亭 |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四、河南野生元胡的初步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禹州野生元胡的生物学特性及可持续利用研究[J]. 董东平,朱俊阁.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2007(03)
- [2]延胡索类药材资源研究进展[J]. 任风鸣,刘艳,朱晓富,杨丹,卓维,辛元尧,卢圣鄂,黄红燕. 世界中医药, 2020(05)
- [3]论道地药材及栽培产地变迁[J]. 孟祥才,陈士林,王喜军. 中国中药杂志, 2011(13)
- [4]猪苓苓种质量、接菌技术及不同采收期产量质量的研究[D]. 陈靳松. 河北农业大学, 2019(03)
- [5]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 [6]中药元素的测定及研究[D]. 唐弥娆. 浙江大学, 2005(08)
- [7]元代环境史专题研究[D]. 赵彦风.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8]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9]河南野生元胡的初步研究[J]. 河南中医学院. 中草药通讯, 1971(02)
- [10]北京气候与元胡生长[J]. 刘菊生,张千铮. 中药材科技, 197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