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和苏州的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刘长晨[1]（2020）在《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国有企业在各行各业尤其是非关键核心领域响应国家政策,逐步退出转型,采取多种产权变动形式改变自身产权结构,实现更优质的企业经营模式。在这一产权变动过程中,原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及产权变动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类型的档案如何处置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性难题。1998年,国家档案局就该问题联合四部委共同发文解决国有企业在产权变动过程中档案的处置问题。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如今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产权变动的形式和方案日趋多样,原有的文件已不足以支撑当下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时档案处置问题的解决。有鉴于此,构建符合新时代国情的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已迫在眉睫。文章首先对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构建中涉及的诸多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分析,主要包括对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等概念的界定,以及对自由来源原则、档案价值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等理论依据的解读。继而文章将从政策和实践两个角度对自1998年国家档案局发文以来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以具有代表性的苏州市和天津市的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工作为例,分析苏州市和天津市在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实践中的工作思路,总结得出在档案处置过程中,普遍存在政策法规脱节、沟通渠道不畅、工作程序不清、管理利用失位等现实性问题。在总结现有处置问题之后,文章对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的概念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就机制包含的主体与客体、处置支撑要素、处置环节、处置环境进行了针对性分析,并根据处置机制的多维性、动态性和环境依赖性三个关键特征概括出处置机制包含的权责体系、运作流程、保障制度三项具体内容。之后,文章将以三项具体内容为切入点,分别阐述其构建的基本原则、定位以及构建的具体要求。
谢立新[2]（2003）在《区域产业竞争力论——以泉州、温州、苏州三个地级市为例》文中认为本文认为：地区竞争表现为地区之间资源汲取能力和产业发展环境的竞争，基础在于产业发展能力的竞争。研究地区产业竞争力，目的在于从比较优势出发，寻求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并以此为主导(支柱)重点发展，营造产业竞争优势，获取竞争收益。本文以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福建泉州、浙江温州、江苏苏州三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三市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产业空间聚散能力和产业组织成长能力为重点，通过对三市产业产生、成长和演进能力的分析，试图研究和探讨地区产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一般规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必须从五个方面入手：一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中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要以城市化和开发区建设为载体，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卫星城镇为依托的层级城镇体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三要立足地区资源赋予和区位特点，鼓励发展中小企业。通过兼并、战略联盟、股权投资、品牌延伸等形式，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以产业链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特色产业集群，努力营造地区产业竞争优势。要继续强化个体营销和专业市场的功能，推行特许经营、专卖、品牌、虚拟经营等现代营销手段，重视区域营销和政府营销，不断强化产业组织的营销能力。四要健全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行业技术开发机构为依托，企业、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为基础的产业技术进步组织体系。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完善企业组织特别是家族企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产业组织成长和产业竞争力增强。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五要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发展行业中介组织、建立区域诚信系统、强化政府责任等措施，发挥好政府在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李安娜[3]（2015）在《我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权制度一直是我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事业单位改革的核心内容。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实地调查法、数理统计法,从新制度经济学权利产权理论和组织社会学关系产权理论入手,通过对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分析,结合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揭示影响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改革的制度因素,给予不同地区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定位,并提出促进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整体提升的建议。①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的变迁既为国家渐进式经济转型与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两大制度环境所塑造,同时也是场馆组织主动变形的结果。通过多年来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公共体育场馆的组织目标、组织形式、财政来源、产权结构也日益分化,基本具备了公共体育场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条件。②目前,我国大部分从事经营活动的公共体育场馆已通过产权结构的调整不断明确经营主体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权利划分与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管办分离”,但其产权结构的改革尚停留在场馆运营管理单位与政府主管部门机构分离的层面上,在公共体育场馆运营单位职能定位、治理结构、配套政策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的完善。③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事业单位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益性或经营性的组织目标定位不清晰、组织运行的监督激励机制不足、国有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资产界线模糊、具有市场活力的私有产权主体参与不足、改革的相关配套政策不到位。④我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的水平和效益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具有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产权性质越接近市场的公共体育场馆经济效益越好。中、西部地区虽然对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进行了调整,但由于地区制度环境制约,场馆转企改制的条件远不如东部地区成熟。⑤东部地区除了在市场竞争环境和地方财政实力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外,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效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的主动性较强,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以及场馆事业单位多年来积极探索企业化运营管理模式所积累的经验。⑥深化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既需要关注市场竞争环境、体制改革压力、地方政府行为、配套扶持政策、模仿示范效应、社会舆论影响等外部制度环境因素,也需要内部治理结构、资产管理制度、人事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内部相关制度改革同时进行。
顾闻[4]（2019）在《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重心是在分类治理的背景下进行公司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国有企业的功能为分类标准将其分为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并按照分类治理的模式进行改革。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功能从本质上说就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政府通过公益类国有企业实现其经济政策,以弥补市场失灵和缺陷,同时实现其经济调控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商业类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家出资或控股,通过商业化运作,以国有资本总体上的保值和增值为最终目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独立市场竞争地位的国有企业。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司治理的完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一种通过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公司管理层、董事等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和责任的契约关系以及管理和控制公司内部和外部结构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很多疑难杂症都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不完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研究对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进行的公司化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善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有利于有效行使国家所有权职能、保障国有企业投资者权益、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随着《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国有资产法》等一系列公司治理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形成。然而目前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产权主体缺位、股权结构不合理、董事会权力界限模糊、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完善、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缺失等问题,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第一,产权主体缺位问题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是抽象的产权主体,在我国国资委不能有效的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企业实际上面临产权主体缺位的现状。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多年来未能得到解决,易导致内部人控制,对公司治理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第二,合理的股权结构是良好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基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股持股比例过高,其他非国有股所占比例小。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在持股比例和公司资金控制上仍处于绝对控制地位。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缺少话语权,内部人控制严重,董事会、经理以及股东会的相互制衡机制很难实现。第三,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关键机构,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职权界限仍不够明晰,我国法律制度没有对不同种类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董事会职权进行分别设置,外部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仍然较低,而且董事会的职权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也不够完善。董事会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以上问题不利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严重,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第四,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仍存在信息披露渠道单一、缺少专门的信息披露法律细则、自愿信息披露动力不足、国有企业内外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激励机制。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缺失主要表现在高管薪酬分类管理制度缺失、高管薪酬和企业经营业绩脱节、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高管薪酬标准不合理等问题。产权主体缺位会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产权主体缺位的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明晰。没有清晰的产权,公司治理是没有意义的。产权理论认为公共产权是天然缺位的,但法律应明确产权的边界。委托代理理论论证了公共产权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然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我国出资人职能转变,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有效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但是国家无法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能,国资委既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能,又承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但两种职能无法同时履行,很难解决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国家和企业的实际经营者之间有很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容易产生国有资产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我国可以借鉴新家坡淡马锡的做法,构建政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控股子公司的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责,而国资委仅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将很好的分离政府和企业,实现商业类国有资产的良性运作,从根本上解决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股权结构决定公司治理的类型,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公司良治的基础。基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的股权结构存在的特殊问题,适当引入并建立优先股和金股等类别股法律制度,建立制衡性公司治理结构。优先股可以在商业一类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适用,将商业类一类国有企业部分国有股转化为优先股,不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国有控股股东持有的优先股不具有表决权,在公司的控制比例大大缩减,公司的控制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向制衡性公司控制结构发展。而金股制度的实质是政府虽然仅占有国有企业少量的股份,但是却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具有否决权。金股制度可以在商业二类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适用,如国防、交通、能源等国有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在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上应保留控制权。适当引入双层股权结构,从股权结构上降低国有股的比重,但国有股仍拥有绝对的投票权,始终保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股权改革过程中国有股减持应采用渐进式模式,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平稳过渡。同时提高机构投资者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比例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有着积极的作用。董事会的权力界限是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针对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界限不明晰的问题实行“董事会中心主义”,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董事会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及对经理的任免权和监督权。一方面,构建董事会职权独立行使的法律保障机制,按照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和非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分类进行董事会内部机构的设置,同时设立专业委员会,健全董事会选拔机制,保障董事会职权得到有效行使。另一方面,为了保障董事会的职权得到有效的制衡,完善董事会职权制衡机制。第一,国资委不能既当出资人又当监管人,明确国资委的主要职能。第二,将国资委的出资人职权即股东权分离出来,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行使,从而保障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独立经营。第三,我国相关法律进一步规定党委核心领导的具体职权,以及区分党委核心领导和董事会独立经营权。第四,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通过审计署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同时对于其他非国有独资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监事会行使其法定职责。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是公司治理中外部治理的重要内容,构建全面、规范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有利于遏制内部人控制现状,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控制,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降低监督的成本,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完善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可区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国有企业,对于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公开披露完整的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处于竞争行业的非上市商业类国有企业可以参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制定信息披露的具体法律规范,信息披露的方式以及公开程度应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作出相应的规定。而另一类处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对于信息披露的安排可以根据不同的企业区别对待。构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建立具有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拓宽信息披露的对象和渠道。建立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的惩罚措施、民事及刑事责任。建立内部和外部一体化的多层次监督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国有资产属性教育。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激励机制。薪酬合理程度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以及国有企业盈利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为了加强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规制,建立高管薪酬分类管理制度、优化高管薪酬结构。区分商业类国有企业中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与竞争性国有企业高管的选聘、晋升方式、薪酬标准。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薪酬结构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主要由基本年薪和绩效组成,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企业的薪酬设置标准分别制定。完善薪酬委员会制度、构建高管薪酬审查决定制度、薪酬追回制度。我国薪酬委员会应由外部董事组成,并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高管的业绩等要素独立制定合理的薪酬方案。根据商业类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别明确高管薪酬审查决定权的行使主体、审查程序以及审查的激励措施及法律后果,保障高管薪酬方案合理、公正。创设薪酬追回制度,规定国有企业高管因虚假、欺诈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或因为决策错误导致财务报表错误等情形的,其特定时期的薪酬全部予以追回。实现薪酬信息披露的多层级管理、薪酬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序规范化、高管选聘标准信息透明化。
单建华[5]（2014）在《传统道路客运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 ——江苏苏汽集团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文中提出道路旅客运输是与公众利益、社会和谐关系密切的行业。传统道路客运企业作为行业的中间力量，肩负着为社会公众提供空间位移服务和振兴民族现代化道路客运事业的重大责任。在经历了“有路大家走车，有水大家行船，多种经济成份一起上”开放政策20年的冲击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道路客运企业面临着严肃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出路在哪里？采用什么改革措施和发展战略才能走上做大做强的腾飞之路？它是所有客运企业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江苏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汽集团或苏汽）是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传统道路客运企业，笔者作为企业的一名职工和这场改革大潮的弄潮儿，在实践总结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传统道路客运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战略问题作为研究题目，将研究心得与业内同行交流，期冀对民族道路客运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论文主要研究以下内容：第一，在理论研究方面，研究了发展战略的概念；研究了道路运输服务的定性和定位问题，利用经济学公共产品理论，并通过构建公共影响程度的数学模型进行的定量研究，给各类运输服务在纯公共产品与私有产品之间排序，确定不同客运服务在定性定位方面的差别；给出了“传统道路运输企业”的定义，这个名词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概念；还阐述了本论文研究依托的规模经济理论、范围经济理论、网络经济理论及其在论文中的应用等。第二，研究苏汽集团发展的历史沿革和传统道路客运企业的改制问题。研究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包括现代道路运输企业的特征和结构组织等；研究了苏汽集团2001年的企业改制，包括改制背景、改制方案选择、改制过程和组织构建的重点内容等，结论是：苏汽集团企业制度的改革是成功实施三大发展战略、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条件。第三，研究苏汽集团改制以来成功采用的3个主要发展战略：资产重组与合作战略、多元化大客运发展战略和公司化经营改革战略。笔者通过研究认为，三大战略对企业做大做强起了关键性作用，是传统道路客运企业发展的“三大法宝”。资产重组和合作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苏汽集团在实践中两个战略结合一起同时实施。论文以规模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为指导，研究企业间的合作机理，通过分析合作共赢、联合发展的典型案例。深入研究“苏锡常通”（苏汽集团、无锡客运集团、常州客运集团和南通客运集团）四强实施的战略联盟；组建“江苏大运”，通过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实现快速发展。笔者给出了多元化大客运的定义，研究多元化大客运组合力量1+1＞2的原理。认为现阶段实施多元化大客运有三个途径，即客运主业的延伸服务、客运一体化、与高铁、航空等先进客运方式的非零和博弈，并对三个途径用理论和实践（案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实施的具体措施和步骤。道路客运公司化经营改革研究。论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个体车主的短期经营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车主短期经营行为是现阶段运输服务质量低下和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源；指出公司化经营是解决道路客运短期行为的主要途径；论文从高速直达班线、普通公路客运班线和农村客运班线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实施公司化经营改革的措施和途径。第四，总结了论文的研究结论及主要观点；归纳了本文研究的创新；提出了道路客运今后的研究方向。
李艳[6]（2013）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三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三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尤树洋[7]（2014）在《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东南沿海农村地区形成的产业集群现象丰富而明显,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知识创新成为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如何指导产业集群由资源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对中国经济再次腾飞意义重大。这要求产业集群理论学者从传统的成本和资源视角向企业知识观视角转变,进而深刻理解产业集群发展和演进背后知识创造和利用的一般规律。然而,目前缺乏产业集群演进的知识理论,仅有的相关文献对现实中集群发展所表现出来的阶梯式成长轨迹缺乏解释。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情境探究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机制,不仅深化了已有相关文献,而且开拓了产业集群演进的知识理论。文献分析表明,其一,知识视角的产业集群理论在近年来逐渐兴起,但没有构建基于过程观的动态理论,因此不能理解产业集群演进背后的内在机制。仅有的相关文献停留在理论思考阶段,过分强调产业集群作为组织场域的制度同构化作用,不能有效解释现实中集群发展和演进规律。其二,已有理论强调制度同构化和集群利用式学习。将与之相对的制度创业和探索式学习等概念,引入到产业集群发展和演进的分析框架中,是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的有效途径。其三,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需要深刻理解其情境,因此把研究置于改革开放和和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并将市场转型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纳入分析框架之中,是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的关键。本文主要目的是,以市场转型为背景,通过整合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建立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本文不是验证已有理论,而是构建新的理论。因此,在实证部分采用了一个深度的案例研究设计,满足本文对产业集群演进历程的考察。本文所选取的案例是江苏省内一个典型的乡镇制造产业集群,超过40年的发展历程,跨越了计划经济后期和整个市场转型时期,经历了两个周期的发展起落,发展与变革轨迹清晰生动,符合本研究创新相关理论的需要。以扎根理论方法论为指导,本文正式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从2012年10月开始到2013年末结束,与作者导师、国内外学者讨论后,本文描绘了产业集群演进轨迹,阐释了解释机制,进而建立了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动态理论,并就该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命题。研究表明:其一,本文的案例集群在其形成至今的40余年内,先后经历了竞争力的缓慢形成、快速提升、下落、回升、快速提升、缓慢发展等六个明显波动的历史阶段。期间,集群整体知识表现为缓慢提升、快速提升至停止、再到重新缓慢提升的反复循环过程。这一变化背后的一般规律——集群演进机制——是集群作为组织场域整体的制度性变革（同构化与制度创业）和学习（利用式和探索式）自加强效应所致。其二,由此,本文构建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一般理论框架。一般理论框架认为,产业集群演进的一个循环过程由三个阶段所构成:即“（1）制度同构化与集群利用式学习行为自加强→（2）制度矛盾→（3）制度创业与集群探索式学习行为自加强。”由一种制度变革过程及其所对应的集群学习行为过渡到另一种,是决定产业集群知识变化进而导致竞争力波动的内在机制,而能否克服过分制度同构化和过分利用式学习所产生的集群制度矛盾,是决定产业集群是否能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和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其三,在制度同构化阶段,为了获取合法性,企业大范围利用集群已有知识并转化为生产率,进一步加深制度同构化程度。集群知识增量边际递减直到停止增加,这是集群的学习近视,从而产生集群制度矛盾。在制度矛盾阶段,集群没有新知识产生,已有知识生产率和竞争力消失,集群生存危机使得行为者意识的反思性转移,集群开始制度创业和探索式学习。在制度创业阶段,打破已有制度,创造新的制度,集群行为者探索超出已有技术轨迹的新知识,开始探索式学习,集群创造出新的知识,集群知识增量开始边际递增。新知识带来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加强了制度创业行为的合法性,进而在集群持续发展中再次演变成为新一轮的制度同构化和利用式学习,集群知识增量从边际递增,经过拐点,转而边际递减。集群进入“制度同构和利用学习→制度矛盾→制度创业和探索学习”新一轮循环。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情境中产业集群演进的一般规律,而且可以有效预测集群未来的发展轨迹。本研究试图在以下领域做出理论贡献。首先,本文构建知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是对已有集群演进机制相关研究的创新,填补理论上的空白。本文将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中的核心观点创新性引入集群演进机制分析中,刻画出产业集群演进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为从知识视角解释产业集群发展、演化和波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其次,本文整合制度理论和学习理论作为解释集群演进机制的工具,解释了组织制度性变革和学习行为之间联系的内在逻辑,加深了学者对二者复杂动态关系的理解,回应了组织理论学者近期的研究号召。最后,本文以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研究成果为背景,深刻理解中国产业集群演进规律,为我国集群地方政府出台恰当的治理政策、集群企业及时战略变革等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在文末,作者也讨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张笑寒[8]（2007）在《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解析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变迁过程。随着农业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逐渐地显现出来,家庭分散经营下土地细碎、规模狭小、机械化程度低、耕地抛荒等问题开始在农村出现。发源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形式,丰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涵,对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建设现代农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一度被理论界和实践界广为推崇。但是现实中各地在推行这一制度进程中面临诸多问题障碍,如制度形成条件不足、企业性质和地位模糊、产权和股权设置的缺陷等等,这些问题导致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实践中推行缓慢,制约了制度效应的顺利实现。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研究较丰富,在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结构、股权设置、治理机制和操作模式等方面争议颇多,莫衷一是。本文认为,作为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发展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生成动因,蕴含着不同于一般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制度内涵,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结构、股权设置、治理机制等关系到各产权主体的利益分配,进而影响到制度运行绩效。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对我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给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制度解析,探寻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背景和生成动因,在理论上剖析土地股份合作制本身的制度内涵,系统论证这一制度的产权结构、治理机制、制度绩效等,并结合江苏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论文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首先,论文第三章在总结评价国内外有关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及其相关文献观点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本文研究中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中的必要性,简要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等,并提出本文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接着,论文第四章从总体上对我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现状进行总结和评价,归纳了该项制度的运行流程及主要实践类型,介绍了南海模式、桓台模式、苏南模式、上海模式这四大模式的具体做法和各自特点,并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与其它农地制度形式进行了具体比较,总结了当前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探寻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论文第五章对我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回顾,指出现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吸取了中国传统的农村合作经济运动的某些经验,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区股份合作制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导致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因在于:“外部利润”的出现、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下“外部利润”难以内在化、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积极参与、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而对于农户、土地股份合作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制度创新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及其付出的成本各不相同,因此,论文针对不同的制度创新主体,进行了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现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内涵是什么?论文第六章将股份合作制与经典合作制和现代股份制作了相互比较,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在此基础上,从企业产权制度角度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结构、股权设置、收益分配制度加以解析。论文第七章又从企业治理结构角度论证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委托代理关系和治理机制等,并结合实践分别指出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在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一定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等制度设计必然带来相应的制度绩效,论文第八章接着对我国现有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绩效进行客观评判,充分肯定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在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总体效应,并分别从效率与公平两大角度对该项制度绩效加以评判,得出现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效率与公平双重目标,但也为公平目标承担了部分效率损失。最后,论丈对上述理论研究内容进行了三方面的实证研究:一是以江苏省为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论证了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决策行为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村年人均纯收入、村干部受教育程度等对于农户土地入股行为具有显着的影响,此外,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农户土地入股决策行为不同,且影响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二是以江苏省苏州市上林村为个案,剖析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企业产权和治理机制,客观评价其优劣之处。三是以江苏苏南地区为例,运用“倍差法”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农户收入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确实能够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尤其是人均非农业收入,但不够显着,且增收程度有限。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论丈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稳步推进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因地制宜地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实践形式;继续加大政府支持力度;规范企业组织形式,做到“政企分开”;明确界定企业产权关系,完善股权流动机制;制订合理的企业收益分配制度;加强立法建设,保障制度运行等。
李文[9]（2019）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协同演化视角下中国钢铁产业升级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产业。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钢铁产业已由传统的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模式转变。依据演化经济学理论与熊彼特创新理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拉动产业升级的两个重要力量。然而,当前中国钢铁产业升级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处于较低的水平,且二者的协同效应也较低。现阶段的迫切任务就是要探索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机制,实现钢铁产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拉动钢铁产业升级。因此,掌握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运行机制及二者的协同演化机理,探索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其协同演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是实现中国钢铁产业升级亟待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以中国钢铁产业为研究对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钢铁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及二者协同演化进行评价,进而探讨其对钢铁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我国钢铁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震荡式增长。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呈现先增长后下降态势;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则表现出一种加速上升的趋势。本文认为技术创新投入能力下降可能有以下原因:金融危机造成钢铁产业亏损、企业经营困难;受钢铁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优化重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的影响;可能与钢铁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及投入产出的时滞性有关。钢铁产业制度创新能力逐年提高。钢铁产业制度创新以企业层面制度创新为微观基础,以政府层面制度创新为支撑,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钢铁产业制度创新体系。2009年开始,政府层面制度创新得分开始高于企业层面制度创新得分。在经济危机以后,我国加大了钢铁产业政策力度,尤其在钢铁产业去产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等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同时在钢铁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采取了更多的措施,使得钢铁产业制度创新能力呈现不断提升的发展趋势。钢铁产业升级趋势较为平稳,但产业升级核心指标产业附加值评价得分基本实现增长态势。同时也注意到,产业升级指标体系其他指标表现不稳定。生产效率指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产品出口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呈现断崖式下跌。在钢铁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演化的动力来源不同:在产能扩张阶段,协同演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技术创新;在结构调整阶段,协同演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创新;在智能制造阶段,协同演化的主要动力仍然来源于制度创新。通过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测算,发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度不稳定,震荡明显。通过BP神经网络模型仿真训练,本文观察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其协同演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演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最高,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度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环境污染指标的降低影响最为明显。因此,钢铁产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更有效的加快钢铁产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各自的发展进程,也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加速推进效应,实现“1+1>2”的协同效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地进行拓展创新:（1）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2）构建BP神经网络模型,利用动态数据进行钢铁产业升级评价与测度;（3）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发现协同演化对产业升级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对钢铁产业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马锋[10]（2019）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有资产管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技成果转化是决定科学技术成果能否转化成为经济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是提升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以及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重要途径。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已经成为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科技创新活动的义务之一,而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群体,更加需要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国立科研机构作为国有事业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必然伴随国有资产管理问题,而国有资产管理的对象很多又与科技成果转化内容是交叉的。研究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必然要解决其中的资产管理问题,所以,本文围绕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资产管理相关问题对全院105家研究院所进行问卷调查,而且,三年内分两个阶段先后对分布于东北、西北、京畿、珠三角、长三角以及闽南等地区的中科院系统具有代表性的60多家研究院所、高校和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展开调研,并结合自身长期工作实践,对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有资产管理相关问题做了详细研究。首先,深入了解各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探寻制约成果转化和资产管理的问题,分析新时期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面临的新挑战,引述科研院所资产管理相关理论,结合中科院各单位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情况,分析借鉴国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经验。其次,探讨中科院院属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其对应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通过梳理当前中科院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问题和模式,构建一套中科院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以期对中科院国有资产管理成效进行科学评估。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做好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必须解决相应的监管和激励问题。因此,接下来进一步概括总结中科院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的投资与监管问题;通过研究中科院院属科研院所在激励分配方面的成功经验,详细分析各种不同激励方案,对激励与分配问题展开研究,力求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同时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实现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总结分析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症结,最终对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和国有资产管理这一对当前热门的研究问题,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相关研究文献,而且研究结论对国立科研机构做好资产管理工作将更具指导价值。研究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案例研究与实证调研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且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国有资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与以往学者采用的方法相比,增加了定量研究和案例研究的相关内容,使研究结论更全面、更具实践性。
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和苏州的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和苏州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点 |
| 2.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3.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现状及问题 |
| 3.1 国有企业产权变动现状考察 |
| 3.2 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实地调研与数据获取 |
| 3.3 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典型案例分析 |
| 3.4 国有企业处置产权变动档案的现状分析 |
| 3.5 国有企业处置产权变动档案存在的问题 |
| 4.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内涵 |
| 4.1 处置机制内涵 |
| 4.2 处置机制特征 |
| 4.3 处置机制具体内容 |
| 4.4 处置机制构建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 5.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权责体系构建 |
| 5.1 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权责体系构建原则 |
| 5.2 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权责界定 |
| 5.3 责任主体档案处置协同合作 |
| 6.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运作流程构建 |
| 6.1 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运作流程构建依据 |
| 6.2 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准备工作阶段 |
| 6.3 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具体落实阶段 |
| 6.4 产权变动档案处置监督审查阶段 |
| 7.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保障制度构建 |
| 7.1 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保障制度功能定位 |
| 7.2 改进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提前介入制度 |
| 7.3 完善产权变动档案管理利用制度 |
| 7.4 建立产权变动档案权利救济制度 |
| 8.研究总结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区域产业竞争力论——以泉州、温州、苏州三个地级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1. 选题的意义 |
| 2. 选定特定对象的依据 |
| 3. 研究方法 |
| 4. 结构和体系 |
| 5. 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地区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 |
| 第1节 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本质 |
| 1.1.1 地区竞争的本质 |
| 1.1.2 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本质 |
| 1.1.3 地区产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地区竞争力、企业竞争 |
| 第2节 地区产业竞争力源泉 |
| 1.2.1 地区竞争力源泉：研究回顾 |
| 1.2.2 比较优势理论与地区产业分工 |
| 1.2.3 竞争优势理论与地区产业发展 |
| 1.2.4 地区产业竞争力源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内在统一 |
| 第3节 地区产业竞争力分析模型 |
| 1.3.1 国家（地区）竞争力分析模型 |
| 1.3.2 产业竞争力分析模型 |
| 1.3.3 地区产业竞争力分析模型再研究 |
| 第4节 小结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
| 第1节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理论分析 |
| 2.1.1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地位和作用 |
| 2.1.2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分析构件 |
| 第2节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宏观面分析 |
| 2.2.1 产业结构转换的路径分析 |
| 2.2.2 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分析 |
| 2.2.3 产业结构转换的绩效分析 |
| 2.2.4 产业结构转换的偏差分析 |
| 2.2.5 小结：以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绩效 |
| 第3节 农业产业结构转换 |
| 2.3.1 农业内部结构转换现状分析 |
| 2.3.2 农业内部结构转换的战略重点 |
| 2.3.3 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结构转换 |
| 2.3.4 小结：以农业产业化推动农业结构转换 |
| 第4节 工业化进程与产业结构转换 |
| 2.4.1 工业化及其结构转换 |
| 2.4.2 工业化进程及其结构转换 |
| 2.4.3 工业化模式及其结构转换 |
| 2.4.4 小结：加快工业化步伐，提高工业化绩效 |
| 第5节 第三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转换 |
| 2.5.1 第三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转换的重要力量 |
| 2.5.2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转换现状分析 |
| 2.5.3 引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差异的成因分析 |
| 2.5.4 小结：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三章 产业空间聚散能力 |
| 第1节 产业空间聚集能力的理论分析 |
| 3.1.1 产业空间聚散理论和类型 |
| 3.1.2 产业空间聚散能力的分析构件 |
| 第2节 中心城市带动能力 |
| 3.2.1 中心城市带动能力现状 |
| 3.2.2 中心城市发展滞后的成因 |
| 3.2.3 中心城市功能定位与带动能力 |
| 3.2.4 小结 |
| 第3节 城乡协调发展能力 |
| 3.3.1 城乡协调发展能力现状 |
| 3.3.2 城乡协作发展工业，推动区域工业化 |
| 3.3.3 以工建农，缩小工业和农业收益差距 |
| 3.3.4 建设小城镇，推动城乡一体化 |
| 3.3.5 小结 |
| 第4节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3.4.1 区域协调发展现状 |
| 3.4.2 示范带动效应：以工业化为导向的落后地区自主展 |
| 3.4.3 行政驱动效应：政府强制性区域间配置资源 |
| 3.4.4 市场引导效应：从互惠互利原则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3.4.5 小结（投入产出效应）：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与思考 |
| 第5节 开发区带动能力 |
| 3.5.1 开发区建设的经济社会效应 |
| 3.5.2 开发区建设的成功之路 |
| 3.5.3 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组织成长能力 |
| 第1节 产业组织成长能力的理论分析 |
| 4.1.1 产业组织理论演进及研究构件 |
| 4.1.2 产业组织成长的内涵与功能 |
| 4.1.3 产业组织成长能力的分析指标 |
| 第2节 企业组织：产业组织成长的微观基础 |
| 4.2.1 企业组织成长的逻辑起点：准古典企业 |
| 4.2.2 企业组织成长的重要节点：古典企业和准现代企业 |
| 4.2.3 现代企业组织的形成与成长：企业集团化和股份制 |
| 4.2.4 小结：以企业制度创新推进企业组织创新 |
| 第3节 产业集群：产业组织成长的高级形态 |
| 4.3.1 产业集群经济效应 |
| 4.3.2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产业集群 |
| 4.3.3 产业集群的主要特点 |
| 4.3.4 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 |
| 4.3.5 小结：实施集群战略，增强产业竞争力 |
| 第4节 产业营销：产业组织成长的关键环节 |
| 4.4.1 传统营销方式的兴衰 |
| 4.4.2 现代营销方式的成长 |
| 4.4.3 区域营销的流行 |
| 4.4.4 小结：多轮驱动，增强产业营销能力 |
| 第5节 政府管理：产业组织成长的外部环境 |
| 4.5.1 政府管理能力及其分析构件 |
| 4.5.2 产业组织成长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
| 4.5.3 小结：增强产业组织成长的政府推动能力 |
| 第五章 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 |
| 第1节 以新型工业化推动结构升级 |
| 5.1.1 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1.2 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 5.1.3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工业结构升级 |
| 5.1.4 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结构升级 |
| 5.1.5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第三产业结构升级 |
| 第2节 不断增强产业空间聚散能力 |
| 5.2.1 强化中心城市带动作用 |
| 5.2.2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
| 5.2.3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
| 5.2.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5.2.5 增强开发区带动能力 |
| 第3节 不断增强产业组织竞争力 |
| 5.3.1 增强企业组织成长能力 |
| 5.3.2 增强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
| 5.3.3 增强产业营销能力 |
| 第4节 以技术和制度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
| 5.4.1 以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竞争力 |
| 5.4.2 以制度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
| 5.4.3 以可持续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 |
| 第5节 着力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
| 5.5.1 界定和保护产权 |
| 5.5.2 大力发展行业中介组织 |
| 5.5.3 加强诚信系统工程建设 |
| 5.5.4 建设责任政府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我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主要不足之处 |
| 2 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
| 2.1 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
| 2.2 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 |
| 2.2.1 产权的内涵 |
| 2.2.2 产权的类型与效率 |
| 2.2.3 产权与制度变迁理论 |
| 2.2.4 与本研究的关系 |
| 2.3 组织社会学的制度理论 |
| 2.3.1 新制度学派的基本思想 |
| 2.3.2 合法性机制 |
| 2.3.3 关系产权 |
| 2.3.4 与本研究的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与阶段特征 |
| 3.1 作为制度化组织的公共体育场馆 |
| 3.2 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 |
| 3.2.1 1949-1978：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完全掌控公共体育场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 |
| 3.2.2 1978-1992：未触及产权改革实质的公共体育场馆事业单位制度内的探索与改进 |
| 3.2.3 1992—2002：体育产业化目标下以经营权为主导的公共体育场馆事业单位产权制度改革 |
| 3.2.4 2002—2011：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下公益性与经营性并重的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 |
| 3.2.5 2011至今：启动和实施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公共体育场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结构创新与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
| 4.1 产权结构创新与产权制度变迁 |
| 4.2 公共体育场馆不同运营管理模式下产权结构的比较分析 |
| 4.2.1 自主运行模式 |
| 4.2.2 合作经营模式 |
| 4.2.3 委托管理模式 |
| 4.2.4 买断经营权模式 |
| 4.3 典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结构创新的案例分析 |
| 4.3.1 典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结构与运营管理模式 |
| 4.3.2 典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结构的形式与特征 |
| 4.4 当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4.1 组织定位不清,产权性质不明 |
| 4.4.2 管理权责不匹配,监督激励机制不足 |
| 4.4.3 资产权限模糊,经营边界不清晰 |
| 4.4.4 多元产权主体参与不足,投融资渠道单一 |
| 4.4.5 外部制度环境欠缺,扶持政策不到位 |
| 4.5 本章小结 |
| 5 我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的地区差异 |
| 5.1 样本与变量的选择 |
| 5.1.1 样本选择 |
| 5.1.2 变量的选择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开放水平 |
| 5.2.2 经营内容 |
| 5.2.3 经营效益 |
| 5.3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的制度环境因素 |
| 6.1 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分析 |
| 6.1.1 市场竞争环境 |
| 6.1.2 体制改革压力 |
| 6.1.3 地方政府行为 |
| 6.1.4 配套扶持政策 |
| 6.1.5 模仿示范效应 |
| 6.1.6 社会舆论影响 |
| 6.2 内部制度环境因素分析 |
| 6.2.1 内部治理结构 |
| 6.2.2 资产管理制度 |
| 6.2.3 人事分配制度 |
| 6.2.4 社会保障制度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和建议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主要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一般分析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界定及相关概念解析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内涵 |
| (二)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外延 |
| (三)商业类国有企业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区分 |
| 二、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解读 |
| (一)内涵:商业类国有企业内外部运行治理机制 |
| (二)外延:商业类国有企业运行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 |
| 三、商业类国有企业对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需求 |
| (一)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
| (二)商业类国有企业对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特殊需求 |
| 第二章 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演变和现状 |
| 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演变 |
| (一)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 |
| (二)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 |
| (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阶段 |
| (四)分类治理改革阶段 |
| 二、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现存问题 |
| (一)产权主体缺位 |
| (二)股权结构不合理 |
| (三)董事会权力界限不明晰 |
| (四)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完善 |
| (五)高管薪酬法律制度缺失 |
| 第三章 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制度设计 |
| 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问题的法理分析 |
| (一)公共产权主体天然缺位的产权理论依据 |
| (二)委托代理理论对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影响 |
| (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论下的国资委权能反思 |
| 二、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主体缺位的法律原因 |
| (一)国有资产产权主体法律性质的特殊性 |
| (二)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复杂 |
| (三)国资委双重角色的形成和冲突 |
| 三、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之法律治理 |
| (一)构建新型国有资产三级管理模式 |
| (二)国资委出资人职能和管理者职能分离 |
| (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法律定位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制度体系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主要模式 |
| (一)英美高度分散型股权结构 |
| (二)德日高度集中型股权结构 |
| (三)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概览 |
| 二、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类别股制度设置 |
| (一)类别股对法人治理的重要价值 |
| (二)优先股制度的适用 |
| (三)金股制度的适用 |
| (四)双层股权结构的创设 |
| 三、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股减持的法律路径 |
| (一)国有股减持采用渐进式模式 |
| (二)国有股减持的步骤 |
| (三)提高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比例 |
| 第五章 规范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权力界限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界限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司权力配置的法经济学分析 |
| (二)现代公司“股东会中心主义”的神话破灭 |
| (三)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 |
| 二、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职权缕析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职权变迁 |
| (二)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经营决策权的确立 |
| (三)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权 |
| (四)董事会的任命权 |
| 三、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职权保障机制 |
| (一)董事会内部结构的设置 |
| (二)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配置 |
| (三)董事选拔机制的设立 |
| 四、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职权制衡机制 |
| (一)国资委的监管机制 |
| (二)股东会职权的行使 |
| (三)党委政治核心的法定地位 |
| (四)监事会外派制度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
| (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变迁 |
| (二)域外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概览 |
| 二、构建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 |
| (一)区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国有企业 |
| (二)加快构建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 |
| 三、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渠道 |
| (一)明确信息披露内容 |
| (二)拓宽信息披露的对象和渠道 |
| 四、建立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 |
| (一)构建民刑事责任追究机制 |
| (二)协调多层次监督机制 |
| (三)建立信息披露教育培训机制 |
| 第七章 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构建 |
| 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制度的变迁 |
| (一)完全行政化阶段 |
| (二)市场化阶段 |
| (三)市场化和行政化双轨制阶段 |
| 二、完善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 |
| (一)高管薪酬分类管理 |
| (二)优化高管薪酬结构 |
| 三、构建高管薪酬制定和追回法律制度 |
| (一)高管薪酬制定主体的法律规制 |
| (二)构建高管薪酬审查决定制度 |
| (三)创设高管薪酬追回制度 |
| 四、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法律规制 |
| (一)实现薪酬信息披露的多层级管理 |
| (二)薪酬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序规范化 |
| (三)高管选聘标准信息透明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传统道路客运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 ——江苏苏汽集团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选题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关于研究综述 |
| 1.3 论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2章 理论研究 |
| 2.1 企业发展战略 |
| 2.2 道路运输服务社会公共影响程度的排序研究 |
| 2.2.1 道路运输服务类别 |
| 2.2.2 道路运输服务的准公共产品特性 |
| 2.2.3 道路运输服务公共影响程度的判定因素 |
| 2.2.4 道路运输服务公共影响程度定位 |
| 2.3 传统道路运输企业的内涵与特点 |
| 2.4 本文研究运用的主要理论 |
| 2.4.1 规模经济理论 |
| 2.4.2 范围经济理论 |
| 2.4.3 网络经济理论 |
| 2.4.4 其它理论的应用概述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苏汽集团发展沿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3.1 苏汽发展沿革 |
| 3.2 现代企业制度概述 |
| 3.2.1 现代企业制度概念 |
| 3.2.2 研究综述 |
| 3.3 苏汽现代企业制度构建 |
| 3.3.1 现代企业制度相关问题选择 |
| 3.3.2 苏汽企业改制实施 |
| 3.4 苏汽内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化 |
| 3.4.1 用工制度改革 |
| 3.4.2 分配制度改革 |
| 3.4.3 经济责任制度改革 |
| 3.5 苏汽改制成果与经验 |
| 3.5.1 改制成果 |
| 3.5.2 改制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产重组与合作战略 |
| 4.1 资产重组与合作战略概述 |
| 4.1.1 实践简介 |
| 4.1.2 资产重组与战略合作内涵研究 |
| 4.1.3 研究综述 |
| 4.2 苏汽在苏州地区的资产重组与战略合作 |
| 4.2.1 实施概况 |
| 4.2.2 资产重组、战略合作的典型案例分析 |
| 4.2.3 资产重组中的组织结构创新：组建集团型二级企业 |
| 4.2.4 中巴车收购：对个体车主的资产组合 |
| 4.3 “江苏大运”的组建：在苏南地区的战略合作 |
| 4.3.1 “江苏大运”的组建背景 |
| 4.3.2 历史性探索,苏南四强联手创业 |
| 4.4 江苏省长途客运的重组整合：接驳运输创新 |
| 4.4.1 接驳运输概述 |
| 4.4.2 前期开展接驳客运的探索与实践 |
| 4.4.3 江苏大运对江苏省长途班线客运的重组整合 |
| 4.4.4 江苏长运组建后的运作与成效 |
| 4.4.5 评述 |
| 4.5 走向省外，构建全国性道路客运大网络 |
| 4.5.1 江苏大运向省外拓展 |
| 4.5.2 江苏大运与南阳宛运集团合作 |
| 4.5.3 评述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多元化大客运发展战略 |
| 5.1 多元化大客运含义和理论解析 |
| 5.2 研究综述、理论分析和实施状况 |
| 5.2.1 研究综述 |
| 5.2.2 多元化大客运理论分析 |
| 5.2.3 国内外实施多元化大客运战略介绍 |
| 5.3 多元化大客运的资源组合 |
| 5.3.1 企业人才、资金、信息、经营资源的优化组合 |
| 5.3.2 站场资源的有效组合 |
| 5.3.3 企业文化资源的组合 |
| 5.4 多元化大客运实施途径之一：客运主业的延伸服务 |
| 5.4.1 班线客运主业与其它道路客运服务相结合 |
| 5.4.2 向物流产业延伸 |
| 5.4.3 向机动车维修及配套服务延伸 |
| 5.4.4 三产多元化 |
| 5.5 多元化大客运实施途径之二：客运一体化 |
| 5.5.1 实施城乡客运一体化 |
| 5.5.2 智能化与客运一体化相结合 |
| 5.5.3 苏汽公交与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体化 |
| 5.6 多元化大客运实施途径之三：与现代化客运方式的竞争与合作 |
| 5.6.1 与铁路客运的非零和博弈 |
| 5.6.2 与民航的非零和博弈 |
| 5.6.3 与水运的非零和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公司化经营战略 |
| 6.1 道路客运公司化经营概述 |
| 6.1.1 公司化经营背景：道路运输两次大改革 |
| 6.1.2 道路客运公司化经营概念研究 |
| 6.1.3 实施道路客运公司化经营的作用分析 |
| 6.2 道路客运公司化经营的理论研究 |
| 6.2.1 研究综述 |
| 6.2.2 经营行为理论 |
| 6.2.3 道路旅客运输的短期经营行为分析 |
| 6.2.4 短期性目标是短期行为产生的原因 |
| 6.2.5 解决道路客运短期行为的主要途径 |
| 6.3 实施公司化经营的前期基础工作 |
| 6.3.1 企业内部前期基础工作 |
| 6.3.2 外部前期基础工作 |
| 6.4 公司化经营的实施 |
| 6.4.1 实施途径 |
| 6.4.2 实施案例 |
| 6.5 成效和经验 |
| 6.5.1 公司化经营成效 |
| 6.5.2 公司化经营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6）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一、核心概念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创新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写作思路与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体制转型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关于体制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体制转型的研究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新制度主义产权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产权理论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产权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四节 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
| 三、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 第五节 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应用 |
| 第三章 制度、行为与意识形态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变迁 |
| 一、制度 |
| 二、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产权、企业产权制度与产权制度绩效 |
| 一、产权与产权形式 |
| 二、产权制度与企业产权制度 |
| 三、产权制度绩效 |
| 第三节 行为者及其利益 |
| 一、企业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 二、中央政府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 三、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利益目标 |
|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观念 |
| 一、意识形态 |
| 二、传统文化观念 |
| 第四章 中国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中国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制度变迁主体的适时转换 |
| 二、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的制度变迁方式 |
| 三、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 |
| 四、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体制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制度环境 |
| 二、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 |
| 第五章 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一节 产权制度的外适应力：制度效率的相对性与适应性 |
| 一、制度外适应力的含义 |
|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适应性调整 |
| 三、民营企业产权制度适应性调整 |
| 第二节 产权制度的内适应力不足：制度的非耦合与非协调 |
| 一、产权改革、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三者之间的非耦合 |
| 二、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 |
| 第三节 产权制度的实质绩效不足：国企改革中的“效率与公平”目标失衡 |
| 一、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与双重目标 |
| 二、国有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的失衡 |
| 第六章 体制转型中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一节 体制转型中中央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 |
| 一、中央政府放权行为的主要内容 |
| 二、中央放权行为中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二节 体制转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以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为例 |
| 一、苏南模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
| 二、温州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
| 三、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适应性特征 |
| 第三节 政府行为调整中的“制度性悖论” |
| 一、“诺斯悖论”及其适用性分析 |
| 二、中央政府行为悖论及原因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及制度性因素 |
| 第七章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 |
| 第一节 体制转型中官方意识形态调整轨迹 |
| 一、改革方向和改革目标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 |
| 二、关于“所有制”与“国有企业”观念的转变 |
| 三、“效率与公平”的分配观念的变迁 |
| 第二节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调整的特征 |
| 一、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 |
| 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 |
| 三、稳定性与灵活性统一 |
| 四、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特征 |
| 第三节 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调整的层级性与区域性差异 |
| 一、意识形态调整的层级性差异 |
| 二、意识形态调整中的区域性差异 |
|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中的“非适应性”问题 |
| 一、意识形态调整滞后 |
| 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 |
| 第八章 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第一节 企业产权制度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一、继续深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
| 二、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
| 三、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培育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 |
| 四、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以实现其公平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均衡发展 |
| 五、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 |
| 第二节 政府行为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一、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二、政府行为目标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
| 三、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趋向 |
| 一、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 |
| 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 |
| 第九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部分 |
| 二、论文部分 |
| 三、外文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 |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意义和贡献 |
| 1.4 论文内容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分析 |
| 2.1 产业集群文献 |
| 2.1.1 研究定位:本研究贡献什么领域? |
| 2.1.2 知识基础观的集群演进理论评述:如何贡献这个研究领域? |
| 2.2 制度理论 |
| 2.2.1 基本概念和观点 |
| 2.2.2 本研究应用 |
| 2.3 组织学习理论 |
| 2.3.1 基本概念和观点 |
| 2.3.2 本研究应用 |
| 2.4 市场转型理论 |
| 2.4.1 基本概念和观点 |
| 2.4.2 本研究应用 |
| 2.5 文献分析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情境及适用性 |
|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
| 第四章 案例研究 |
| 4.1 第一阶段: 形成期(1960年代末—1978年) |
| 4.2 第二阶段: 快速发展期(1979年—1987年) |
| 4.3 第三阶段: 下降期(1988年—1991年) |
| 4.4 第四阶段: 缓慢回升期(1992年—1998年) |
| 4.5 第五阶段: 快速发展期(1999年—2006年) |
| 4.6 第六阶段: 平稳发展期(2007年—2012年) |
| 第五章 产业集群演进机制:一个动态过程模型 |
| 5.1 产业集群演进规律 |
| 5.2 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动态过程模型 |
| 第六章 讨论与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贡献与启示 |
| 6.2.1 对产业集群理论的贡献 |
| 6.2.2 对制度理论的贡献 |
| 6.2.3 对组织学习理论的贡献 |
| 6.2.4 对市场转型理论的贡献 |
| 6.2.5 管理实践启示 |
| 6.3 研究展望 |
| 6.4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解析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1.3.3 数据来源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研究述评 |
| 2.1 国外相关研究及其评论 |
| 2.1.1 欧洲早期的合作经济思想 |
| 2.1.2 新古典经济学的农业合作经济思想 |
| 2.1.3 新制度经济学的农业合作经济思想 |
| 2.1.4 二战以后西方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发展 |
| 2.1.5 简要的评论 |
| 2.2 国内相关研究及其评述 |
| 2.2.1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基本性质 |
| 2.2.2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变迁和产生动因 |
| 2.2.3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作用和制度绩效 |
| 2.2.4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安排和股权设置 |
| 2.2.5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
| 2.2.6 简要的评论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3.1.1 农村土地 |
| 3.1.2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
| 3.1.3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 |
| 3.2 制度分析的新视角—新制度经济学 |
| 3.3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
| 3.3.1 制度变迁理论 |
| 3.3.2 交易费用理论 |
| 3.3.3 现代产权理论 |
| 3.3.4 现代企业理论 |
| 3.3.5 制度与经济增长理论 |
| 3.4 本文的理论框架 |
| 第4章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评述 |
| 4.1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运行 |
| 4.2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主要模式 |
| 4.2.1 南海模式 |
| 4.2.2 桓台模式 |
| 4.2.3 苏南模式 |
| 4.2.4 上海模式 |
| 4.3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与其它农地制度形式的比较 |
| 4.3.1 与“两田制”的比较 |
| 4.3.2 与“反租倒包”的比较 |
| 4.3.3 与土地转包的比较 |
| 4.3.4 与土地信托的比较 |
| 4.4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面临的现实问题 |
| 第5章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历史演进与生成动因 |
| 5.1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历史演进 |
| 5.1.1 建国前后农村合作经济运动的历史回顾 |
| 5.1.2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 |
| 5.1.3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兴起 |
| 5.1.4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
| 5.1.5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和发展 |
| 5.2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生成动因 |
| 5.2.1 “外部利润”的出现 |
| 5.2.2 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下“外部利润”难以内在化 |
| 5.2.3 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积极参与 |
| 5.2.4 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
| 5.3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创新主体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
| 5.3.1 农户 |
| 5.3.2 土地股份合作企业 |
| 5.3.3 地方政府 |
| 第6章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制度内涵与企业产权制度 |
| 6.1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内涵 |
| 6.1.1 股份合作制及其内涵 |
| 6.1.2 股份合作制与经典合作制、现代股份制的比较 |
| 6.1.3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内涵 |
| 6.2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的产权结构 |
| 6.2.1 所有权 |
| 6.2.2 决策控制权 |
| 6.2.3 剩余索取权 |
| 6.2.4 转让权 |
| 6.3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的股权设置 |
| 6.4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的收益分配制度 |
| 6.5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的产权制度缺陷 |
| 第7章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的治理结构 |
| 7.1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的组织结构 |
| 7.2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 |
| 7.3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的治理机制 |
| 7.3.1 决策机制 |
| 7.3.2 激励机制 |
| 7.3.3 监督与制衡机制 |
| 7.3.4 约束机制 |
| 7.4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企业的治理结构缺陷 |
| 第8章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绩效 |
| 8.1 农地制度与经济增长 |
| 8.2 现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总体绩效 |
| 8.2.1 经济效应 |
| 8.2.2 社会效应 |
| 8.2.3 生态效应 |
| 8.3 基于效率与公平视角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绩效评判 |
| 8.3.1 效率与公平是衡量现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绩效的基本标准 |
| 8.3.2 现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效率与公平目标评判 |
| 第9章 实证研究 |
| 9.1 实证一:农户参与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决策行为及其区域差异—以江苏省为例 |
| 9.1.1 研究区域及样本情况 |
| 9.1.2 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说 |
| 9.1.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9.1.4 模型运行 |
| 9.1.5 政策含义 |
| 9.2 实证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企业产权及治理机制—以上林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例 |
| 9.2.1 上林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概况 |
| 9.2.2 合作社产生的主要动因 |
| 9.2.3 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与治理机制 |
| 9.2.4 合作社的社会经济绩效 |
| 9.2.5 合作社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 |
| 9.3 实证三: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农户收入效应—以苏南地区为例 |
| 9.3.1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
| 9.3.2 计量分析方法和模型 |
| 9.3.3 实证分析结果 |
| 9.3.4 政策含义 |
| 第10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协同演化视角下中国钢铁产业升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相关文献综述 |
| 1.4.1 产业升级影响因素与度量方法 |
| 1.4.2 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与实现路径 |
| 1.4.3 制度创新相关综述 |
| 1.4.4 协同演化与产业升级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研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升级 |
| 2.1.2 技术创新 |
| 2.1.3 制度创新 |
| 2.1.4 协同演化 |
| 2.2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协同演化与产业升级互动机理 |
| 2.2.1 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
| 2.2.2 制度创新与产业升级 |
| 2.2.3 协同演化与产业升级 |
| 第3章 中国钢铁产业升级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
| 3.1 产业升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1 构建原则 |
| 3.1.2 指标体系构建 |
| 3.2 一级指标描述性统计 |
| 3.2.1 附加值水平 |
| 3.2.2 生产效率水平 |
| 3.2.3 出口水平 |
| 3.2.4 能源利用及环保水平 |
| 3.3 评价方法选择及实证分析 |
| 3.3.1 评价方法选择 |
| 3.3.2 实证分析 |
| 第4章 中国钢铁产业技术创新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
| 4.1 技术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目标与原则 |
| 4.1.2 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的选择 |
| 4.2 一级指标描述性统计 |
| 4.2.1 技术创新投入能力 |
| 4.2.2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 |
| 4.3 指标权重的确定及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
| 4.3.1 指标权重及评价结果 |
| 4.3.2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5章 中国钢铁产业制度创新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
| 5.1 制度创新体系的构成及演进分析 |
| 5.1.1 钢铁产业制度创新体系构成 |
| 5.1.2 制度创新的演进分析 |
| 5.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1 评价指标的选择 |
| 5.2.2 评级指标体系的具体说明 |
| 5.3 指标权重的确定及制度创新能力评价 |
| 5.3.1 指标权重及评价结果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中国钢铁产业协同演化研究 |
| 6.1 协同演化的实践 |
| 6.1.1 产能扩张阶段(2001 年-2007 年) |
| 6.1.2 结构调整阶段(2008 年-2015 年) |
| 6.1.3 智能制造阶段(2016 年-至今) |
| 6.1.4 中国钢铁产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协同演化的总体特征 |
| 6.2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演化模型的构建 |
| 6.3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演化的实证分析 |
| 6.3.1 子系统协同度的确定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7章 中国钢铁产业升级仿真实验 |
| 7.1 BP神经网络模型构建 |
| 7.2 BP神经网络工作原理及过程 |
| 7.3 模型训练与确认 |
| 7.3.1 训练样本的归一化处理 |
| 7.3.2 网络训练及实验结果 |
| 7.4 模型调整确定 |
| 7.4.1 模型调整 |
| 7.4.2 实验结果分析 |
| 第8章 本文结论及对策建议 |
| 8.1 本文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技术创新层面 |
| 8.2.2 制度创新层面 |
| 8.2.3 协同创新层面 |
| 8.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有资产管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相关问题文献综述 |
| 2.1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研究进展 |
| 2.1.1 科技成果转化的经典模式 |
| 2.1.2 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成功因素分析 |
| 2.2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研究进展 |
| 2.2.1 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现状及分析 |
| 2.2.2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现状及分析 |
| 2.3 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相关问题研究进展 |
| 2.3.1 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方式 |
| 2.3.2 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的投资与监管问题 |
| 2.3.3 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的激励分配问题 |
| 2.4 相关理论综述 |
| 2.4.1 委托代理理论 |
| 2.4.2 公共产品理论 |
| 2.5 小结 |
| 第3章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相关情况的调研与分析 |
| 3.1 中科院科技成果管理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
| 3.2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情况调查的调查与分析 |
| 3.3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方式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有资产管理典型案例研究 |
| 4.1 苏州纳米技术产业平台驱动案例分析 |
| 4.1.1 成果转化方式 |
| 4.1.2 资产管理方式 |
| 4.2 西安光机所自创基金案例分析 |
| 4.2.1 成果转化方式 |
| 4.2.2 资产管理方式 |
| 4.3 盱眙凹土中心科技引领特色资源开发案例分析 |
| 4.3.1 成果转化方式 |
| 4.3.2 资产管理方式 |
| 4.4 合肥物质院自创园区案例分析 |
| 4.4.1 成果转化方式 |
| 4.4.2 资产管理方式 |
| 4.5 中科大借助资本市场促进成果转化案例分析 |
| 4.5.1 成果转化方式 |
| 4.5.2 资产管理方式 |
| 4.6 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运营案例分析 |
| 4.6.1 成果转化方式 |
| 4.6.2 资产管理方式 |
| 4.7 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孵化共赢案例分析 |
| 4.7.1 成果转化方式 |
| 4.7.2 资产管理方式 |
| 4.8 泰州-河南中心对接案例分析 |
| 4.8.1 泰州中心对接方式 |
| 4.8.2 河南中心对接方式 |
| 4.9 嘉兴-常州中心援建研发机构案例分析 |
| 4.9.1 嘉兴中心援建研发机构方式 |
| 4.9.2 常州中心援建研发机构方式 |
| 4.10 小结 |
| 第5章 中科院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研究 |
| 5.1 中科院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参与主体 |
| 5.1.1 财政部门 |
| 5.1.2 中国科学院 |
| 5.1.3 社会公众 |
| 5.1.4 第三方独立主体 |
| 5.2 中科院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
| 5.2.1 评价原则 |
| 5.2.2 评价思路 |
| 5.3 中科院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指标设计 |
| 5.3.1 评价指标的选取和设计 |
| 5.3.2 评价指标内涵及说明 |
| 5.3.3 评价指标赋值和权重确定 |
| 5.4 小结 |
| 第6章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的投资与监管问题研究 |
| 6.1 孵化器转化模式中的投资与监管问题 |
| 6.1.1 孵化器转化模式 |
| 6.1.2 孵化器转化模式的投资分析 |
| 6.1.3 孵化器转化模式的监管分析 |
| 6.2 链式转化模式中的投资与监管问题 |
| 6.2.1 链式转化模式 |
| 6.2.2 链式转化模式的投资分析 |
| 6.2.3 链式转化模式的监管分析 |
| 6.3 再生式转化模式中的投资与监管问题 |
| 6.3.1 再生式转化模式 |
| 6.3.2 再生式转化模式的投资分析 |
| 6.3.3 再生式转化模式的监管分析 |
| 6.4 融合式转化模式中的投资与监管问题 |
| 6.4.1 融合式转化模式 |
| 6.4.2 融合式转化模式的投资分析 |
| 6.4.3 融合式转化模式的监管分析 |
| 6.5 渗透式转化模式中的投资与监管问题 |
| 6.5.1 渗透式转化模式 |
| 6.5.2 渗透式转化模式的投资分析 |
| 6.5.3 渗透式转化模式的监管分析 |
| 6.6 引领式转化模式中的投资与监管问题 |
| 6.6.1 引领式转化模式 |
| 6.6.2 引领式转化模式的投资分析 |
| 6.6.3 引领式转化模式的监管分析 |
| 6.7 小结 |
| 第7章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有资产管理的激励分配问题研究 |
| 7.1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及法律依据沿革 |
| 7.2 中科院现行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分配政策简述 |
| 7.3 院属研究所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情况调查 |
| 7.3.1 调研范围及典型性分析 |
| 7.3.2 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总体情况 |
| 7.3.3 院属研究所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激励主要类型 |
| 7.3.4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分配政策差异原因简析 |
| 7.3.5 典型案例 |
| 7.4 小结 |
| 第8章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症结 |
| 8.1 制度、政策层面的问题 |
| 8.1.1 政策冲突增加国有资产管理难度 |
| 8.1.2 政策模糊迟缓工作进展 |
| 8.1.3 政策缺乏操作性 |
| 8.2 人才层面问题 |
| 8.2.1 人员不稳定性提高 |
| 8.2.2 成果转化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不健全 |
| 8.2.3 专业人才不足问题 |
| 8.2.4 我国科技人才流动政策规定和体制限制偏离度较大 |
| 8.3 工作流程问题 |
| 8.3.1 资产评估备案审批程序繁琐、耗时长 |
| 8.3.2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主要依赖技术团队自身而非中介机构 |
| 8.4 利益分配问题 |
| 8.4.1 非在职人员奖励问题 |
| 8.4.2 成果发明人与转化人员利益分配问题 |
| 8.4.3 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协调问题 |
| 8.4.4 我国科技成果收益分配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拓宽分配范围 |
| 8.5 融资与技术成果估价问题 |
| 8.5.1 科技成果转化“第一公里”资本金缺失 |
| 8.5.2 科技人员在与企业合作谈判时往往高估技术成果价值的问题 |
| 8.5.3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阶段融资渠道相比发达国家要窄 |
| 8.6 风险问题 |
| 8.6.1 党员领导干部持股等问题 |
| 8.6.2 无形资产在评估后折价入股时存在风险问题 |
| 第9章 加强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中资产管理的对策建议 |
| 9.1 政府层面 |
| 9.1.1 简政放权,精简手续 |
| 9.1.2 减税降负,提升动力 |
| 9.1.3 设立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资本金 |
| 9.2 中科院层面 |
| 9.2.1 出台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分配相关细则 |
| 9.2.2 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人员专业技术系列岗位 |
| 9.2.3 完善领导、干部股权激励分配方法和约束机制 |
| 9.2.4 多措并举,保证研究所集体利益 |
| 9.3 研究院(所)层面 |
| 9.3.1 加强科技成果质量管理,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
| 9.3.2 优化对科技成果转化团队人员的激励 |
| 9.3.3 完善非在职人员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办法 |
| 9.3.4 激励分配额度宜采用累计递减模式 |
| 9.3.5 探索建立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技术经纪人工作机制 |
| 第10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10.1 研究总结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和苏州的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机制研究[D]. 刘长晨. 南京大学, 2020(02)
- [2]区域产业竞争力论——以泉州、温州、苏州三个地级市为例[D]. 谢立新. 福建师范大学, 2003(03)
- [3]我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产权制度改革研究[D]. 李安娜. 北京体育大学, 2015(11)
- [4]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D]. 顾闻.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5]传统道路客运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 ——江苏苏汽集团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D]. 单建华. 长安大学, 2014(04)
- [6]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07)
- [7]构建知识视角下产业集群演进的动态过程理论[D]. 尤树洋. 南京大学, 2014(05)
- [8]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解析与实证研究[D]. 张笑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07(02)
- [9]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协同演化视角下中国钢铁产业升级实证研究[D]. 李文. 辽宁大学, 2019(11)
- [10]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有资产管理问题研究[D]. 马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