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真总结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论文文献综述)
王锐[1](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指出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郎朗[2](201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具体概括,党的十八大又予以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五中全会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伟大成就、外溢性影响等,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人们寻求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来解读与阐释,探究中国道路成功的密码、政治自信、未来走向;也有的则有意贬损,唱衰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不时响在耳边。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开创出了人类史上大国兴盛的一种崭新模式。本论文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创新性作为一个系统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深入探究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发展脉络、基本要素、独特优势、创新性、伟大成就、现实境遇及基本经验和世界意义,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为崛起的中国强力发声,为中国走向提供政策参考,为实现话语自信寻找中国理念、中国价值。这对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坚定中国自信,提升中国自觉,增强前进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论文主体部分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深入分析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历史渊源、逻辑起点、现实依据、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初步探索与开辟、逐步拓展、整体推进。第二章,深入解读和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具体形态以及基本架构。第三章,深入分析比对"苏联模式"、西方道路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模式、"拉美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别,科学掲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蕴含的基本因素与优势。第四章,较为深入地分析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道路的方向把握上、制度设计与安排上、发展的战略重点、制度保障与动力上、发展的任务设定与目标选择上、发展的总体布局与总体战略上、现代化模式选择上、理论指导上等方面的创新性,以彰显中国特色。第五章,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入剖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境遇及其一些急需解决问题。第六章,全面总结和解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经验和世界意义。
曹楠楠[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不懈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脱贫道路,创造了为全球减贫70%的“当惊世界殊”的瞩目成绩,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的“半边天”作用的重视与发挥。伴随农村农业生产和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农业女性化”结构性变化,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力量。无论基于妇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视野,还是当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作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诉求,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是当前脱贫攻坚全面决战阶段和2020年以后攻克相对贫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学科交叉、系统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着重从贫困现状、理论资源、历史进程、品牌项目、经验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回应当前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困境,以求促进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尽快摆脱贫困并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在未来的反贫困事业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巾帼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研究依据、意义和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宏观介绍研究思路方法、基本内容、创新之处等,以阐释论文选题价值、把握论题研究动态、展现论文研究基本概况,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在对贫困、农村贫困家庭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地理环境、制度设计、历史文化、社会参与等维度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原因进行深度剖析,系统阐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在贫困程度、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可行能力等方面的致贫表象及相应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影响,宏观展现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况,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相关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四个维度,对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妇女解放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妇女观和中国传统贫富观等相关理论思想进行阐述,为整个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对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意义为出发点,历史梳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实践过程,将其划分为通过体制改革、开发式扶贫、“两轮驱动”扶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四个阶段,展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脉络,从宏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基础。第五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围绕健康、科教、金融、就业创业、社会五大扶贫领域分别对母亲健康快车、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降消”项目等健康扶贫脱贫项目,春蕾计划、“双学双比”活动、巾帼科技致富工程等科教扶贫脱贫项目,母亲小额循环、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母亲创业循环金等金融扶贫脱贫项目,巾帼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妈妈制造等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幸福工程、母亲水窖、母亲邮包等社会扶贫脱贫项目的发展状况、运行模式进行阐释分析,总结项目扶贫经验,从微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素材。第六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结合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实践,立足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客体身份,从明确目标导向上要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推动脱贫致富、提升可行能力,重视主体能动作用上要激发主体意识、摆脱观念束缚、弘扬优良品质,增强综合脱贫素质上要提升科技文化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保障平等发展权利,强化全方位扶贫格局上要坚持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导向优势、加强社会联动参与四个维度揭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为新时代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事业提供经验遵循。
李晓寒[4](2016)在《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文中指出1978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这场变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三十多年来,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经历艰辛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极富价值的改革经验。认真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无论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的,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具体议题或特定领域。因此,回顾改革的历史进程也需要一种全面、综合的视角,展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全貌。为此,就必须选取一个研究基点,将三十多年的改革脉络串联起来,生动体现改革进程中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这个基点必须是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属于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能够指导新的实践,包含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观目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从探索改革规律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深入分析党的重大会议记录、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回忆录等一手材料,梳理改革的历史脉络,再现改革的历史进程、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根据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可以把当代中国改革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分别对应本文的前三章。第一章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这是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此后,改革的探索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全面展开,边试验、边总结,不断把各领域取得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探寻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故称之为全面探索时期。第二章从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南方谈话”掀起了第二轮思想解放的热潮,标志着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实践中,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相继确立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领域的改革目标,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各领域改革目标渐次明确的基础上的全面推进,故称之为全面推进时期。第三章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这是改革的全面深化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是指导新时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部署各领域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一次在理论上将各领域的改革目标打通与整合,从理论上解决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实现了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性上新的升华与飞跃,故称之为全面深化阶段。第四章总结了改革的七条基本经验。(一)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必须把握解放思想的特点、本质和功能,针对尚未认清的改革基本理论问题,进一步打破观念禁锢、清除思想障碍。(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三)要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四)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二者统一于能动的实践论。(五)顺应和把握时代潮流,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改革为开放创造内在条件和体制基础,开放对改革产生倒逼机制和示范效应,必须积极谋划、顺势而为。(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平衡点,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七)必须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改革启动的前提,也是保证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梳理改革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社会实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改革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不止步;只有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推进理论创新,才能确立改革方向、不断深化改革。(2)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上走了一条波浪式前进的道路,呈现出一个“整体上行的马鞍形”的发展轨迹。未来,改革仍将伴随短暂的、局部的调整,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相结合,表现为回归旧体制的“潜流”,这是改革的必经之路。然而,正如改革的调整不可避免,改革向前推进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必然在过程与方向的辩证统一中曲折前进。
王毅[5](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王国龙[6](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必须在“依规治党”上做文章、下功夫。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这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进路。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依规治党相关研究,虽然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了初步研究,但关于依规治党主要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我们还应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依规治党,对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党的规矩意识以及演变史缺乏应有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分析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成果还不多见;过去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时代化的视野,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比较研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学术研究空间。本文紧紧抓住“依规治党”这一核心概念,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基本逻辑,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加强从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运用文献研读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结合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深刻阐明依规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围绕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这一研究主题,本课题研究确定了基本逻辑思路和价值导向: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在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开展依规治党的基本形式、依规治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借鉴,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主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着力厘清依规治党的基本问题,构建研究依规治党的分析框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认为,明确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是展开依规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依规治党内在机理的客观前提,更是完善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文章始于对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本质、基本特性及与依规治党相关命题的三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要素构成,分析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进行历史考察,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的前提条件。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规矩进行自身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考察依规治党的历史进程,必须结合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来进行。文章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78-2012)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2012-)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活动,更加清晰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在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分析逻辑理路,为进一步详细考察依规治党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出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之结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依规治党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立规和严格执规的理论与实践,得出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之结论。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着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等方面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部分党员规矩意识不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必须以古鉴今、以史资政,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新时代加强依规治党,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朱继东[7](2013)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成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新时期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不仅“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也借机沉渣泛起,再加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凸显,使我们面对的挑战、考验和冲击前所未有,而意识形态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本文立足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双重脉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整理,阐述了意识形态能力的萌芽、发展,力图真实展示意识形态能力的丰富内涵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概念从列宁时期萌芽到毛泽东时代发展,再到新时期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期待,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的同时,也有着苏共亡党、卡扎菲、查韦斯等国内外的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并面临着不少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和人类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破解当前很多难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得到重视,“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教育部[8](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拓志超[9](2019)在《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者,本文认为,在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有必要静下心来总结反思这期间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提炼,使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并确立其在人类经济学领域的应有地位,改变一直以来言经济学必谈古希腊的思维惯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而学术史研究思路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就是这些宝贵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就很少甚至不再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也骤然减少,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这一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功成身退,不再适合于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当下已经过时。但人们通常观察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很多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极其相似,比如中央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五年规划(计划)、十年发展战略等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先行,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比例协调等目标。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是否过时,它与宏观调控是什么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即按比例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同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也可以找到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其具体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沿着这条线索,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在梳理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开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文献梳理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本文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今有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主要研究文献,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深化时期和转型创新时期四个阶段,分别总结归纳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特点,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当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时,则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反之,当经济比例失调、不平衡时,经济发展就会受阻。毛泽东、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的财经领导专家以及王学文、薛暮桥、杨坚白、马寅初、孙冶方、董辅礽、李成瑞、刘国光、尹世杰、黄达、陈共、刘鸿儒、宋则行、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中呈现的客观规律的总结提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财经领导专家陈云、王学文、薛暮桥等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孕育了对这一规律的最初认识和理解,为解决当时经济困难、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初期,我国政界、学界开始自觉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正方两方面证实了这一事实,即遵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就会发展,反之,经济就会受阻甚至倒退。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个理论说明,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要遵循按比例规律,这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是经济向前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更是从国家规划、宪法层面,贯穿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从实现路径上,明确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从内容上,由最初的强调经济总量平衡到结构平衡,由“三平衡”发展到“四平衡”,不断深化和扩展其内容,更加强调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平衡、动态协调。“十五”时期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收入分配的平衡、国民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动态的,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的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接下来,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分别作比较,逐一解答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平衡/均衡问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非常热衷、并渴望给出最优答案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已经是贯穿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平衡/均衡问题本质上,就是遵循按比例规律,撇去表面现象,一切平衡/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关系的平衡/均衡。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本文比较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些理论都是宏观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理论,均以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均衡为目标,目标是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在方式上或倡导国家调节,或主张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或将两种方式结合。其次,它们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在理论内涵上是一致的,有着承继关系,但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存在缺陷的背景下,倡导未来社会是以国家计划作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消除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的不足,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将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的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因此,它们之间是继承中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们有些地方相似。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关注的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基本没考虑经济结构平衡,目标是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熨平经济波动,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回避了经济平衡背后的深层原因,即利益关系的平衡,而仅仅停留在经济现象表面的平衡,这是由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虽然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较严谨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技术层面提出很多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方法,值得学习借鉴,但却不能也没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宏观调控的理论指导。由此,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运用中国特色术语描述现代经济供求平衡的命题,不是源于苏联,也不是源于西方经济学,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创造。就承继关系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核心是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实现方式是有计划按比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生产按比例规律的具体体现,在实现方式上都坚持将国家调节与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相结合。理论本质的一致性体现在理论内容上,都包含了以经济权威的中央政府为实施主体,以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国家计划与市场价值规律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目标均以达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注重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平衡,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平衡社会经济中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要,以人文本。因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在学理层面上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化的表现和重要成果。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期、新的经济条件下的转型创新,二者在按比例规律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别,即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上存在差别;二者在内容上存在差别,宏观调控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内涵更加丰富,除了原有的经济总量结构平衡、再生产四个环节及两大部类保持恰当比例、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等经济领域的综合平衡,进一步关注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国防、国家安全、风险防控等其他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综上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是以宏观调控的形式呈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继续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历史逻辑层面即经济管理政策的演变梳理得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制定是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指导原则和目标,其中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是关键,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核心是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其中,财政、信贷平衡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和突破口,相应的,运用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日渐成为经济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些转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为核心内容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理念很自然的成为宏观调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实践中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理论上的转变。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并未过时,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代的转型创新。本文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作比较。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后,本文提炼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包括价格稳定、物资总量平衡、币值稳定、经济结构按比例、财政平衡、财富分配关系平衡以及实现平衡的方式等思想。具体来说,包括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范蠡的平粜思想、李悝的平籴思想、《管子》的轻重论、桑弘羊的平准制度、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王莽的市平思想、刘宴的商业情报网、王安石的青苗法、苏轼倡导谷物自由流转、卢世荣的平准周急库、丘濬的价格报告制度等思想,涉及到稳定物价和币值,同时平衡重要物资的供求;重农抑末思想则体现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形态下小农式的经济结构按比例发展;量入为出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遵循的财政原则,体现了朴实的财政平衡思想;晏婴的“权有无,均贫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管子》中主张的“贫富有度”思想,以及将这些思想付诸于土地政策的实践,如董仲舒提出的限田思想,均体现了财富分配关系的平衡;在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上有《管子》的“通轻重之权”的国家调节思想,也有司马迁的“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这些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出现,证实了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同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国家,国家能否繁荣昌盛、长治久安,要取决于经济、财政是否平衡、稳定,围绕这一主题,历代思想家从表面和深层展开了思考,促成了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的形成。虽然这些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但其中的国家调节方式为主导、运用市场调节实现按比例规律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对当代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宏观调控依然具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除了在思想内容上的相似,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本文通过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做法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思想主张作比较,也发现了很多的相似之处。由此可知,虽未发现直接的文字表述,但从具体做法中可以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中找到最初的表述,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本文对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研究,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第一,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第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第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最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定位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地位、时代价值。首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造。其次,揭开了过时论的假象,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而是以宏观调控理论的形式转型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作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之一。最后,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吸收和发扬。(2)在研究思路上,本文主要运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梳理的方法,大量搜集、查阅本文相关的文献,系统梳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西方经济均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解答了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一过程即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本研究再一次证实,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构建中国经济理论、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增强经济学理论自信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所获取文献的权威性、全面性、相关性将直接影响本文论证的质量。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使用中国知网、图书馆等平台获取相关资料外,一直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并提供相应资料,这些资料对本文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作者的理论认知水平及文献积淀方面的局限性,在论证的深度和广度上仍需后期继续潜心研究,加以完善。
钱路波[10](2018)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对实际经济生活中关于市场机制和市场组织结构等客观关系和实际作用的一种理论抽象。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市场及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这一中心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条主线。因此,学界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如何认识、运用、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崭新面貌在21世纪中更加发展完善。论文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生产方式的客观实践出发,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寻求实践总结和理论跃升。首先,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以对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思想渊源开篇,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论述与评价。随后,论文分别从实践、理论、时代、特色四个维度,分别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大致经历了历史前奏、起步试验、初步进展、持续推进、逐步完善、以及全面深化等历史阶段,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等经济实践,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从理论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决定论、宏观调控模式和“五大发展理念”,并从经济基础、分配制度、服务目的、社会矛盾、上层建筑等方面,形成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从时代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既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还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特色维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进行了制度选择与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归纳总结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特征。最后,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出了深化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推进产权制度的发展完善、加快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力供能。
二、认真总结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真总结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经济建设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三)规模效应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四、研究目标与基本内容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脉络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及其架构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态及其架构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其它发展模式比照及其优势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其它发展模式比照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蕴含的基本因素与独特优势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 |
一、道路的方向把握上的创新 |
二、制度设计与安排上的创新 |
三、发展的战略重点、制度保障与动力上的创新 |
四、发展的任务设定与目标选择上的创新 |
五、发展的总体布局与总体方略上的创新 |
六、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创新 |
七、理论指导上的创新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与现实境遇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境遇及破解路径思考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与世界意义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2.1.1 贫困 |
2.1.2 农村贫困家庭 |
2.1.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 |
2.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原因 |
2.2.1 地理环境的约束 |
2.2.2 制度设计的性别盲视 |
2.2.3 历史文化的影响 |
2.2.4 社会参与力量的不足 |
2.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表现 |
2.3.1 贫困程度深重 |
2.3.2 健康状况较差 |
2.3.3 受教育水平不高 |
2.3.4 可行能力缺失 |
2.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影响 |
2.4.1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经济影响 |
2.4.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政治影响 |
2.4.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文化影响 |
2.4.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社会影响 |
2.4.5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生态影响 |
小结 |
第3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1.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
3.1.2 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2.1 妇女解放思想 |
3.2.2 共同富裕理论 |
3.2.3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 |
3.3 国外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3.1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 |
3.3.2 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4.1 中国传统妇女观 |
3.4.2 中国传统贫富观 |
小结 |
第4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 |
4.1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重大意义 |
4.1.1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
4.1.2 彰显我国政治优势的集中标识 |
4.1.3 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现实途径 |
4.1.4 巩固我国社会安定的必要保障 |
4.1.5 打造我国美丽生态的重要环节 |
4.2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 |
4.2.1 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2 通过开发式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3 通过“双轮驱动”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4 通过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小结 |
第5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 |
5.1 健康扶贫脱贫项目 |
5.1.1 母亲健康快车 |
5.1.2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
5.1.3 “降消”项目 |
5.2 科教扶贫脱贫项目 |
5.2.1 春蕾计划 |
5.2.2 “双学双比”活动 |
5.2.3 巾帼科技致富工程 |
5.3 金融扶贫脱贫项目 |
5.3.1 母亲小额循环 |
5.3.2 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 |
5.3.3 母亲创业循环金 |
5.4 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 |
5.4.1 巾帼家政服务 |
5.4.2 手工编织 |
5.4.3 妈妈制造 |
5.5 社会扶贫脱贫项目 |
5.5.1 幸福工程 |
5.5.2 母亲水窖 |
5.5.3 母亲邮包 |
小结 |
第6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 |
6.1 明确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目标导向 |
6.1.1 实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全面自由发展 |
6.1.2 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实现脱贫致富 |
6.1.3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可行能力 |
6.2 重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能动作用 |
6.2.1 激发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意识 |
6.2.2 摆脱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观念束缚 |
6.2.3 弘扬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优良品质 |
6.3 增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综合脱贫素质 |
6.3.1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科技文化水平 |
6.3.2 促进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就业创业发展 |
6.3.3 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平等发展权利 |
6.4 强化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全方位扶贫格局 |
6.4.1 坚持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政府主导作用 |
6.4.2 发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市场导向优势 |
6.4.3 加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社会联动参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意义及背景 |
(一) 研究背景 |
(二) 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 我国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改革的认识 |
(二) 既有成果的主要问题 |
(三) 推进研究的思考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一)本文的重点 |
(二)本文的难点 |
(三)创新点 |
四、方法论 |
(一)当代改革史研究的学术规定性问题 |
(二)历史分期的标准和历史经验的视角 |
五、研究思路 |
六、基本概念界定 |
第一章 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1978.12-1992.2) |
第一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改革的尝试 |
一、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目标 |
二、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 |
三、创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
第二节 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2-1984.10) |
一、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 |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
四、试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 |
五、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灶吃饭” |
第三节 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探索阶段(1984.10-1988.9) |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
二、实行“利改税”基础上的财政包干制 |
三、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
四、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 |
第四节 改革的调整、整顿阶段(1988.9-1992.2) |
一、经济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
二、改革开放形势不容乐观 |
第二章 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1992.2-2013.11) |
第一节 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92.2-2003.10) |
一、“南方谈话”启动了第二轮改革 |
二、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 |
三、“分税制”改革先行一步 |
四、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大幅精简政府机构 |
五、对外开放形成梯次布局 |
第二节 改革的综合推进阶段(2003.10-2013.11) |
一、外汇、金融、财税改革稳步推进 |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入 |
三、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
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
五、开放型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 |
第三章 改革的全面深化时期(2013- )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
一、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
二、改革面临诸多挑战 |
三、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前进道路上所有问题的关键 |
第二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迎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 |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
第三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新进展 |
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谋划落实改革方案 |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三、五大理念引领发展方向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 |
一、历史的启示: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
二、解放思想的特点、本质与功能 |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所需解决的改革基本理论问题 |
第二节 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式 |
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
第三节 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尺 |
二、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三、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第四节 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加强顶层设计 |
一、“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
二、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
三、“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
第五节 顺应和把握世界大势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 |
一、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趋势不可逆转 |
二、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
三、用好开放主动权,打赢改革攻坚战 |
第六节 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一、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关键问题 |
二、正确认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三、把改革、发展和稳定结合起来的基本方法 |
第七节 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的定盘星 |
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结构安排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2.2.2 自组织理论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2.1 研究方法 |
5.2.2 研究对象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5.3.1 研究假设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6.1.1 数据来源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6.1.3 变量介绍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6.2.1 全样本分析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内生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致谢 |
(6)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依规治党基本问题探讨 |
一、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 |
(一) 依规治党的概念厘定 |
(二) 依规治党的基本特性 |
(三) 依规治党的相关命题 |
二、依规治党的要素构成 |
(一) 依规治党的主体 |
(二) 依规治党的客体 |
(三) 依规治党的介体 |
(四) 依规治党的环体 |
三、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 |
(一) 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
(二) 有利于规范社会价值导向 |
(三) 有利于引导社会行为规范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分析框架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演进(1921--1949)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流变(1949-1978)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1978-2012)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新进展(2012-) |
五、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分析的逻辑理路 |
(一) 秉承刚柔并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二) 秉承体用合一,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三) 秉承知行统一,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四) 秉承重点全面并行,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五) 秉承内外良性互动,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第三章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一、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 |
(一)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思想自觉 |
(二)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行动自觉 |
二、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 |
(一) 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
(二) 增强制度的系统性 |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一) 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 |
(二) 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 |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 |
第四章 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一、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 |
(一) 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规矩体系 |
(二) 逐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 |
二、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 |
(一) 倡导中国气派 |
(二) 走向规范之路 |
三、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一) 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 |
(二) 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 |
(三) 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 |
(四) 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 |
第五章 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一、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 |
(一) 同党所处时代党的历史任务相融合 |
(二)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融合 |
二、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 |
(一) 在真抓实干中严格执规 |
(二) 在考核奖惩中严格执规 |
三、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一) 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 |
(二)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三) 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 |
(四) 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 |
第六章 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一、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 |
(一) 领导干部带头讲政治 |
(二) 领导干部带头讲规矩 |
二、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 |
(一) 全程全域严格党员标准 |
(二) 共产党员必须严守党纪 |
三、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一) 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 |
(二) 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 |
(三)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四) 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
第七章 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一、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 |
(一) 党内监督覆盖全体党员 |
(二) 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
二、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 |
(一) 外部监督倒逼恪守初心 |
(二) 不断完善党的监督体系 |
三、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一) 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 |
(二) 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 |
(三) 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 |
(四) 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 |
第八章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机遇 |
(一) 西方政党制度深陷困境 |
(二) 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 |
(三) 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
(四) 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挑战 |
(一) 部分党员规矩意识未树牢 |
(二)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 |
(三) 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 |
三、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 |
(一) 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 |
(二) 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 |
(三) 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 |
(四) 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 |
(五) 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 |
(六) 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呼唤 |
一、 加强意识形态能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
二、 国内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
三、 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和发展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的起源、波折和演变 |
一、 “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和提出 |
二、 “意识形态”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波折 |
三、 “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
一、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及其在《莱茵报》的革命斗争 |
二、 完成向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马克思 |
三、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闪光思想和里程碑意义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
一、 从《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 |
二、 从创办《新莱茵报》到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
三、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 |
第二章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和内涵 |
第一节 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一、 恩格斯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二、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并成功实践 |
三、 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探索 |
第二节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向历史新高度 |
一、 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和最早提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二、 毛泽东关于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思想 |
三、 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极端重要性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发展和内涵变化 |
一、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遭受巨大冲击 |
二、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和发展 |
三、 意识形态能力的内涵和变化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期面临三大考验 |
第一节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一、 全球化思潮的演变过程 |
二、 全球化的特点和本质 |
三、 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第二节 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一、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本质 |
三、 市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第三节 网络化的巨大冲击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一、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
二、 微博兴起背景下的网络传播特点 |
三、 网络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第四章 国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 |
第一节 苏共亡党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 |
一、 领导层的背叛是最关键、最主要的原因 |
二、 国内外多种错误思潮泛滥危害巨大 |
三、 新闻舆论的失控甚至反动加速亡党进程 |
第二节 自我背叛导致卡扎菲走向灭亡的根源和警示 |
一、 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的巨大转变的深层原因 |
二、 卡扎菲对理想信念的自我背叛后果严重 |
三、 卡扎菲走向自我毁灭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 |
第三节 查韦斯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做法和启示 |
一、 将毛泽东思想作为“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
二、 带领民众学习马列着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三、 查韦斯敢于反对美国霸权向全世界普及了社会主义思想 |
第五章 从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
第一节 坚定信仰、加强学习构建价值自信 |
一、 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 |
二、 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 |
三、 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 |
第二节 拒腐防变、调查研究团结共创伟业 |
一、 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 |
二、 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
三、 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 |
第三节 坚持原则、尊重民意抵制渗透演变 |
一、 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 |
二、 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
三、 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 |
四、 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
结论 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尝试用理论指导现实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平衡”与“均衡” |
1.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
1.2.3 学术史研究 |
1.3 文献综述 |
1.3.1 经济平衡/均衡的研究 |
1.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 |
1.3.3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研究 |
1.3.4 文献研究评述 |
1.4 研究设计 |
1.4.1 研究思路及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学术史 |
2.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2.1.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2.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雏形的成型 |
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2.2.1 政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形成的贡献 |
2.2.2 学界研究推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深化 |
2.3.1 经济管理实践中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认识的深化 |
2.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第二次研究高潮 |
2.3.3 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题的文献大量涌现 |
2.3.4 其他研究发展深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2.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有用武之地 |
2.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2.5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及特点 |
2.5.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2.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3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3.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 |
3.1.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总述 |
3.1.2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内容 |
3.1.3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特点 |
3.2 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 |
3.2.1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内容 |
3.2.2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的特征 |
3.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3.3.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 |
3.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存在根本区别 |
本章小结 |
第4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没有过时 |
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关系的学理分析 |
4.1.1 宏观调控概述 |
4.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都是按比例规律的体现 |
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关系的历史逻辑分析 |
4.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指导下成功经验催生理论的萌芽 |
4.2.2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推动理论的形成 |
4.2.3 经济调整改革推动理论的深化 |
4.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理论转型创新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5.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 |
5.1.1 价格思想中的平衡 |
5.1.2 “重本抑末”的小农式经济结构平衡思想 |
5.1.3 货币币值稳定思想 |
5.1.4 财政收支平衡思想 |
5.1.5 财富分配平衡思想 |
5.1.6 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 |
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5.2.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内容 |
5.2.2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特点 |
5.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关系探析 |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时代价值 |
6.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6.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未来启示 |
6.2.1 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 |
6.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 |
6.2.3 在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
6.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市场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
1.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
1.1.3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奇迹般腾飞的体制根源 |
1.1.4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
1.1.5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
1.2 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现状述评 |
1.2.1 国内学者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现状述评 |
1.2.2 国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现状述评 |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1.3.1 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 |
1.3.2 文献研读法 |
1.3.3 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法 |
1.3.4 系统科学研究法 |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创新探索和分析框架 |
1.4.1 本文的主要内容 |
1.4.2 本文的创新探索 |
1.4.3 本文的分析框架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来源 |
2.1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性分析 |
2.1.1 社会经济三形态理论 |
2.1.2 世界市场理论 |
2.1.3 东方社会理论 |
2.1.4 对市场经济一般原理的具体论述 |
2.2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与处理 |
2.2.1 从消灭商品交换到利用商品交换 |
2.2.2 从限制市场到引导市场 |
2.2.3 探索“以市场、商业为基础”的路子 |
2.2.4“整个看法根本改变”和经济范畴的运用 |
2.3 毛泽东的商品经济思想在新中国的初步发展 |
2.3.1 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2.3.2 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性质需要辩证看待 |
2.3.3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前途命运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 |
2.3.4 要重视和发挥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 |
2.4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 |
2.4.1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市场思想的最初运用 |
2.4.2 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市场思想的继续发展 |
2.4.3 计划经济体制下邓小平市场思想的不断深化 |
2.4.4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市场思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飞跃 |
2.5 东欧国家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反思 |
2.5.1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探索——兰格模式 |
2.5.2 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布鲁斯模式 |
2.5.3 宏观间接调控的自由市场协调——科尔内模式 |
2.6 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理论研究的有益借鉴 |
2.6.1 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
2.6.2 马歇尔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 |
2.6.3 凯恩斯的全面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 |
2.6.4 萨缪尔森的混合调节市场经济理论 |
2.7 对中国古代市场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
2.7.1 高度重视市场对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 |
2.7.2 主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 |
2.7.3 重视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景像 |
3.1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前奏(1949—1978) |
3.1.1“第二次结合”的尝试:计划经济背景下市场因素的曲折成长 |
3.1.2 全面整顿的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
3.2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试验(1978—1984) |
3.2.1 农村改革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3.2.2 企业改革的尝试:向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 |
3.2.3 城乡商品市场的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和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
3.2.4 尝试市场新体制:经济特区的设立 |
3.3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进展(1984—1992) |
3.3.1 农村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
3.3.2 企业改革的推进: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
3.3.3 流通领域改革的力度加大:从“双轨制”到“价格闯关” |
3.4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持续推进(1992—2002) |
3.4.1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股份制的推行与“抓大放小”改革 |
3.4.2 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补充地位”到“重要组成部分” |
3.4.3 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转变: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建立 |
3.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完善(2003—2012) |
3.5.1 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非公36条”的出台 |
3.5.2 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现代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完善 |
3.5.3 政府与市场准确定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
3.6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面深化(2012——) |
3.6.1 经济新常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境遇 |
3.6.2 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
3.6.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革命 |
3.6.4“一带一路”倡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张力 |
3.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价值 |
3.7.1 推进了中国市场化进程步伐 |
3.7.2 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
3.7.3 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 |
3.7.4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集成 |
4.1 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深化 |
4.1.1 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反思 |
4.1.2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原则 |
4.1.3“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的形成 |
4.1.4 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 |
4.1.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
4.2 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
4.2.1 结合的理论前提:商品经济二重性 |
4.2.2 结合的现实前提: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4.2.3 结合的逻辑前提:市场经济中性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 |
4.2.4 结合的关键节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
4.2.5 结合的基本途径: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优化各自的实现形式 |
4.3 形成了中国特色市场决定论 |
4.3.1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内涵 |
4.3.2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定 |
4.3.3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基础性作用的区别 |
4.3.4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背景下的政府作用解析 |
4.4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模式 |
4.4.1 宏观调控的常态化 |
4.4.2 调控目标的多元化 |
4.4.3 调控机制的一体化 |
4.5 形成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新发展理念 |
4.5.1 创新发展:着力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 |
4.5.2 协调发展: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 |
4.5.3 绿色发展:指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4.5.4 开放发展:拓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张力 |
4.5.5 共享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格局 |
4.6 彰显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
4.6.1 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所有制结构与资本主义不同 |
4.6.2 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所引致的后果与资本主义不同 |
4.6.3 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 |
4.6.4 党的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与之联系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不同 |
4.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价值 |
4.7.1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增加了崭新内容 |
4.7.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
4.7.3 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与新发展 |
4.7.4 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方位 |
5.1 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维度 |
5.1.1 理解时代的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
5.1.2 实践基础的重要构件:十八大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变革 |
5.1.3 理论标志的主要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5.1.4 立论依据的突出表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5.2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
5.2.1 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
5.2.2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基础 |
5.2.3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
5.2.4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
5.3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和制度保障 |
5.3.1 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时代内涵 |
5.3.2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逻辑一致性 |
5.3.3 经济体制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 |
5.3.4 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抓手加快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
5.4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5.4.1 为转型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
5.4.2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
5.4.3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 |
5.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
5.5.1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
5.5.2 推动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的必要条件 |
5.5.3 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创新经济发展的特色呈现 |
6.1 充分发挥创新型制度变迁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6.1.1 注重制度建设“破旧”与“立新”的动态磨合 |
6.1.2 从单项制度变迁向制度结构变迁演进 |
6.1.3 宏观经济制度变迁与微观经济制度变迁同步进行 |
6.2 坚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市场化改革方式的稳步推进 |
6.2.1 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市场化 |
6.2.2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革相结合 |
6.2.3 从局部性改革到整体推进 |
6.3 凸显以市场配置资源为目标的价格改革 |
6.3.1 价格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
6.3.2 价格改革促进了市场制度建设 |
6.3.3 价格改革促进企业制度改革 |
6.4 注重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
6.4.1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 |
6.4.2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
6.4.3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必然要求 |
第七章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指南 |
7.1 继续推进基本经济制度的更加完善 |
7.1.1 持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
7.1.2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7.1.3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7.2 深入推动产权制度的更加完善 |
7.2.1 建立健全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
7.2.2 健全产权交易和流转制度 |
7.2.3 加强对产权市场运转的有效监管 |
7.3 加快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更加完善 |
7.3.1 不断健全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 |
7.3.2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
7.3.3 着力推进要素市场体系建设 |
7.4 促进宏观调控方式和体系的更加完善 |
7.4.1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7.4.2 调整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
7.4.3 完善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 |
7.5 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7.5.1 以要素新供给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
7.5.2 以结构性新供给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7.5.3 以制度政策新供给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7.5.4 推进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统一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根基 |
8.2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
8.3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
8.4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认真总结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创新研究[D]. 郎朗.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6)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D]. 曹楠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4]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D]. 李晓寒.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5]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6]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D]. 王国龙. 山东大学, 2020(08)
- [7]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D].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2)
- [8]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9]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D]. 拓志超.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D]. 钱路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