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理论书的“多”与“少”现象（论文文献综述）
孙平[1]（2021）在《汉译社科文本中破折号的翻译 ——以《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导论》（节选）为例》文中指出
王爱民[2]（2020）在《努力实现从“两不误”到“两促进”的升级——提升工会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度的探索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今年7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党建工作是新时代机关工作的灵魂。机关的各项业务工作,本质上都带有鲜明的政治性,没有脱离业务的党建,也没有脱离党建的业务。党建为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业务工作又丰富和补充了机关党建的形式和内容,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慕振东[3]（2017）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的现代化是人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劳动实践）和对象性产物（物、组织、制度等）回到自身,不断自我确证、自我发展的过程,它要实现的是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全面构建。严格来说,人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明的课题。没有对象化的过程和对象物的反作用,主体性就无由体现、无法界定。就本文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人的现代化,不是时髦的点缀、可有可无的附加,而是客观的背景、可能可行的必须。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语境,谈论人的现代化就难免落入自说自话、循环论证。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在治理关系中,主体的多元化是构成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原来只是统治的对象的普通人的主体性凸显出来。人的现代化包括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从主体性到对象性,一个环节是从对象性到主体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前者集中表现为公民权利问题,这要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主体的公民必须享有相应的权利,从而构成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条件;后者集中表现为公民资格问题,这要求公民必须具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能力和素质,否则无法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质量和效果。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现代化问题核心就是现代公民的培育和塑造问题。本文分为导论、理论基础、主体和结论四大部分。本文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缘由、核心概念、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问题。正文第一章,是理论基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关于人的现代化的思想。通过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将主体性而不是客体性、人的标准而不是物的标准作为现代化的坐标原点和衡量尺度,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的坐标矫正。现代化是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转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走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个体主体性和群体主体性从混同到对立再到统一、人的经济主体性和政治主体性从混同到失衡再到协调。在近现代民主政治框架内考察主体性构建,马克思深入到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进程中,他最早批判了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的虚假性和片面性,从而强调对公民权利的积极实现和体系构建。马克思不是将公民权利仅看作一种静态的身份或制度,同时也注意其作为动态的行动和实践的一方面,因此对公民权利运用和实践的客观要求意味着对无产阶级具备相应公民资格的客观要求。运用公民权利的意识和能力成为马克思为无产阶级公民资格培育和塑造确立的基本方向。正文第二、三、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正文第二章,阐述了当下中国人的现代化的现实语境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既要探究国家理论特别是个人与国家关系演化的理论过程,更要探究中国治国理政内生性演化的历史过程。国家治理是经过了国家吞没个人、个人先于国家、国家高于个人的理论博弈和实践演化,才转向国家服务个人这个更民主更科学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在体系方面强调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在能力方面强调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但是传统统治体系中排斥人民的主体地位,并缺少管理经济、司法、军事和金融的“治理者”,于是宋朝之后中国的管理体制日渐僵化和管理能力日渐衰退,最终在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竞争中落败。近代的仁人志士向世界求索,经过“器物说”、“制度说”、“新民说”等思想和运动,逐渐形成了以“新民”而“强国”的共识。但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既唤起了民众又把人民组织起来,从而带领人民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工农阶级联合的国家政权,开启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系统全面地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思考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明确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正文第三章,阐述了作为人的现代化外向维度的公民权利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和进路分析。公民权利是公民主体性的发挥和发展的依托,现代公民理论奠基于公民权利。公民主体性的结构决定了公民权利的体系,公民权利体系的发展促进了公民主体性的构建。从发展脉络上来看:18世纪,着眼于满足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民事权利蓬勃发展;19世纪,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或者选举者体现的政治权利如火如荼;20世纪,旨在改善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权利大放异彩;而如今,体现公民参与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主动性和主体性的参与权利也日益兴盛。公民权利逐渐形成涵盖民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参与权利的体系。在公民权利扩张和公民权利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公民权利一方面体现了统治阶级为了缓和社会冲突和促进社会整合而采取的一种“统治阶级策略”,另一方面是下层阶级为改善其生活而努力斗争的结果——从上而下的进路和自下而上的进路相互结合构成了公民权利发展的现实路径。正文第四章,阐述了作为人的现代化内向维度的公民资格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和生成机制。作为个体构成共同体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享有共同体对公民身份认可的消极公民资格,是享有公民资格的前提;满足共同体对公民素质要求的积极公民资格,是享有公民资格的关键。积极公民资格,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推进民主政治构建、破解现代公民问题的紧迫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公民资格,关键在其价值取向、需要取向、思维取向、精神取向、能力取向、人格取向等方面。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格公民必须具有权利意识与自律需要、治理思维与公共精神、专业能力与健全人格。但对公民资格的列举并不等于对公民塑造的完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保障公民资格的实现,必须重视政治参与锻炼、市场经济培育、公共生活养成、公民教育塑造等四大方面。正文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阐述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推进的目标方向及现实问题、客观条件、构建路向。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解决的目标方向就是现代公民。但是在当前,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膨胀形成了人的现代化推进的价值困境,治理体系和参与渠道欠缺形成了人的现代化推进的实践困境,传统文化和现行教育制约形成了人的现代化推进的文化困境。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客观条件、客观可能。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的正负效应决定了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要求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自觉、加强人的塑造,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民资格,坚持主体性全面构建、注重对象化不断实现,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阮黄梅（Nguyen Hoang Mai）[4]（2017）在《越南新闻出版职业道德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在越南共产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将新闻和出版视为思想文化阵地上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是越南共产党始终坚持的观点。新闻是动员人民参加革命运动、鼓励表扬典型模范、反抗恶势力的有效宣传工具,而出版则因其特殊性对社会发展及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新闻出版活动已有了飞跃性的进步,数量与质量均有显着的增加,其地位及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虽然越南国内外演变复杂快速,但是新闻出版仍然坚持正确思想、政治导向,仍能贴近生活和改革事业,而且激发了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大关注。此外,新闻出版活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的维护及发展工作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对于已经或正在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职业道德方面上看,大部分新闻出版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总体上已充分表现了对党、国家、人民利益的忠诚;发现和报道了许多新因素和先进典型;积极斗争反对社会生活中的恶劣现象、消极表现;有意识主动保护和发挥越南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在新闻出版活动中,从业人员爱岗敬业,始终保持与单位、人民、公众的紧密联系,创作出有价值和意义或具有高社会政治素养的作品日益增多。新闻出版活动的这些成果和贡献均有利于提高党、国家以及制度的公信力,为国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建设与发展创造出强劲的驱动力。长期以来越南新闻出版在活动实践上存在着不少缺点和令人担忧的缺陷,尤其是违背职业道德问题。其表现如下:有一部分新闻出版单位的活动缺乏敏锐性,不仅尚未做好思想、文化功能和参加管理、社会监督职能,而且还具有远离宗旨、目的、远离党领导和国家管理的表现。一部分新闻出版单位被卷入商业化潮流,过于追求满足部分受众的低级嗜好;所公布的信息存在漏洞、缺陷,恶势力利用来对抗、妨碍党和国家。然而反对错误的言论和信息的工作仍未受到高度的注重,仍然缺乏敏锐性和说服力。一部分新闻机构不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公布出失实信息,严重危害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或企业组织的信誉和利益,危害到个人名誉和自尊。侵犯着作权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印刷、复制侵权盗版现象日益增多。因此,除了继承并发展党与国家所制定的文件中具有道德内涵的标准和崇高的传统道德准则以外,也要革新从业人员的标准以及工作在不同领域的职业道德准则,尤其是新闻出版领域,以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满足时代的潮流、任务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要求。
徐静琪[5]（2017）在《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史料的整理、归纳与分析出发,通过对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发展历程的梳理与回顾,着重探讨、总结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中,书籍设计在设计风格、形式结构等方面所发生的视觉变迁及其背后设计价值标准的转变;同时,也对出版体制、文化方针对设计师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与阐述;并进而从国外设计理念的本土化、设计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审美标准的充实、更新等方面,深入解读中国书籍艺术发展变革的内在动因。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试图呈现出中国当代书籍艺术图景,为重新审视并理解当代书籍设计的本土内涵提供可能的路径和角度。回顾当代,书籍设计的理念经历了一个由“封面画”向“整体设计”的演进过程,与此相伴随着的,是设计价值的重建和演变。基于这样的理解,本论文主要由四章组成。论文第一章主要围绕“新中国”出版体制下的书籍展开讨论。通过体制的保障及设计人员政治身份的确立,延安文艺传统在新中国“十七年”得到了延续,集体创作的模式下建构了书籍视觉图像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形成一种崇高的美学风格。第二章是对“文革”书籍进行解读,揭示其“样板化”的特征,反思其中所包含的设计价值极度扭曲和倒退。第三章考察了八九十年代书籍面貌,主要围绕“整体设计”理念的深化,从三个方面,即民国书籍美学的传承、国外设计潮流影响下的风格模仿、书籍设计理论的形成,探讨八九十年代书籍所呈现出的“先锋”与“参照”问题。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设计师大多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个体化的表达从集体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挣脱出来,设计的手法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诚然,本文对书籍视觉语言与设计思维的把握与阐述,实质上是对人、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回顾和反思。它渗透着审美和风格的转换,其根源正是时代背景下产生对社会文化的不同关注、理解与接受。通过以上研究以求勾勒中国书籍设计转变的轨迹,对构筑完善的书籍设计价值体系有所裨益。
朱静[6]（2013）在《制度与组织 ——“老字号企业”杭锦丝织厂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对位于杭州“丝绸之府”的老字号企业——杭锦丝织厂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进行描述,以揭示制度环境对组织形态的影响方式、特点和深层原因。根据斯科特（W.Richard Scott）对制度三要素的理解,本文将制度环境建构成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三个维度,以考察（1）静态意义上,各个特定历史时期制度环境三要素对组织的影响作用；（2）.动态意义上,制度化、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环境三要素对身处其中的组织实体所提供的变更机制。具体来说,本研究在个案拓展法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法、深度访谈以及参与观察法,将杭锦丝织厂划分成新中国建国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化前后三个时期来探讨制度环境与企业组织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基本实证发现如下：新中国建国前（企业的创建阶段）,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共同作用于组织的建立。其中,市场、技术的规范,特别是当地的文化特色,更容易使某一类行业组织出现在某一地理区域内。杭锦先生从小就生活在蚕丝业、丝织业发达的江南,通过在专业学校所学习的织锦技术,在实践中开创了影光组织法,将美丽的风景织造得和照片一样富有层次感。在世代从事织锦生意的亲戚支持下,在1922年建立了杭锦丝织厂。文化上的认同,技术上的支持以及地区特有的经济作物,使企业组织的创立获得合法化地位。而其规模的大小、经营的方式则更多的采取组织顺从、妥协和回避战略中的模仿机制。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完全受国家管制阶段）,规制性要素统辖了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控制了市场和技术的规范,甚至是人们对工作和生活认知的理解。组织面对强大的规制性要求,更多地采取顺从、妥协的战略。如此,企业组织结构“大而全”,但只是国家这一超大型垄断企业的一个加工厂。市场化前后（企业应对市场转型的多元化发展阶段）,随着国家管控力度的减弱、管理机构职能的转变,规制性要素对组织的影响在减弱,组织更多地受到来自市场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的影响。由于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还不健全和成熟,因此,企业组织一方面依赖传统文化的认同,行业内对本组织的认同,以及政府官员的认同来获得生产资源和生存空间,从而调整企业战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不得不独立面对市场制度的竞争环境,因此在满足国家需求的前提下,企业通过规避规范性要素所带来的制度压力而走多元发展道路。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实证对比分析,我们看到,1)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和行为有影响作用,其中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在不同时期对组织的影响程度和方式都存在着差异。2)在每一个时期内,现存的制度及其塑造的组织形态,都会呈现出一种惯性,为组织的进一步路径选择制造出一种依赖结构。当制度发生变迁时,组织会依赖于前一时期制度要素所形成的判断。而这种制度依赖本质上恰恰是制度环境中的文化-认知要素所表现出来的惰性。据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作为制度环境之一的文化—认知要素给组织提供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行为主体企业组织的战略选择和行为模式,成为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重要依据。因而,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国有老字号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从我国当下的制度环境,特别是文化—认知要素所带来的制度独特性出发,既重视传统文化框架所提供的信念体系的作用,又发挥文化对市场规范不健全的弥补作用。这样,才能使企业组织在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老传统中焕发出新的青春。
邱丹丹[7]（2013）在《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及成因（1898-1906年）—变与常的交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的领袖，一篇《变法通议》宣告了晚清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的开始；作为一位深度参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结束，他流亡日本期间早期的革命宣传甚至间接地影响了辛亥革命；作为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1100万字的着述，内容涉及政治、史学、哲学、经济、新闻、法律等诸多方面，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他的影响，如毛泽东、梁漱溟、钱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可谓是中国近三百年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从思想史层面来考察，梁启超是戊戌维新思潮的核心人物，其思想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与康有为的“太有成见”相比，梁启超在思想上显得“太无成见”。这种被康有为批评的“流质善变”也成为梁启超本人思想上的一大特征。梁启超思想上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即以不变的爱国救国之心为始终，在不断地反思、累积、探索中调整自己思想的选择，包括他的学术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而二者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变化又总是相表里的。是故，本文选取梁启超思想历史中变化最为激烈的一段时间，即1898——1906年为研究断限，以梁启超在此时间断限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为研究视点，围绕这些变迁的轨迹展开论证，以期探寻梁启超思想性格中多变、善变背后的深刻原因，以及屡变背后不变的精髓。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集中回顾了迄今为止梁启超思想研究的成果和主要观点，总结了研究现状的成绩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1898——1906年间梁启超思想研究的意义、目标、价值、方法和手段，作出具体规划，尽可能使题目的研究明晰化和具体化。第二章对1900年以前的梁启超的人生历程作简要回顾。一个人幼年时期形成的道德规范和成年后的人生阅历，对其思想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体系和范围中，由于每个独立个体之间有着微妙的个性差异，导致客观历史投射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影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观念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因此，在深入探讨梁启超的思想理路及成因之前，将人物还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这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可以勾稽并梳理出梁启超思想形成的本源以及后期发生改变的渊源。第三章选择梁启超一生思想中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即以1898——1906年为时间断限，通过爬梳梁启超的个人经历、与师友的交往活动、着述及往来信件，并对上述资料进行时间上的梳理和逻辑上的总结，阐释这八年间梁启超的四次主要思想变化：一是在政体的选择上，从维新变法时期的推动君主立宪到赴日后主张革命以共和，再到1903年后回归到立宪阵营；二是从“尊孔保教”思想向“尊孔不必保教”思想的转变；三是提出欲救国必先新其民的新民主张；四是在日本文明史观的影响下，于1902年提出“史学救国”的新思想。第四章主要围绕梁启超思想的上述四点主要变化，从师承、友人、日本社会思潮的影响、阅历四个角度分析梁启超思想理路的形成原因及思想间的内在联系：一是戊戌时期对康有为思想的师承，以及1900年以后逐渐突破康有为的思想框架走向独立发展的路径；二是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身边有一批志同道合、共研学问的朋友，特别是黄遵宪，他们对梁启超1903年前后两次较大的思想起伏和最后的回归，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是梁启超在日本生活时期，正值明治维新后期，大量的启蒙思想和思潮广泛地存在于日本社会，这些思想和思潮对梁启超当时的思想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四是1903年梁启超游美洲时，通过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了解，使他发现了中国和美国的距离，使他原本对民主、共和、革命的坚持发生了严重怀疑、动摇和转移，绝然地放弃了激进的排满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的设想，重新回归到开明的君主立宪制的阵营。概言之，伟大的抱负使他一生心系国家，康有为的言传身教使他走上政途，丰富的阅历使他累积学识，友人的规劝使他认真反思，渐增的学术使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第五章是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相表里的角度，分析1898——1906年间梁启超政学思想的一致性，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主导并贯穿于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化始终的内因，是其对自身所接受的学术理论的不断思考、选择、调整和扬弃的结果。他每一次思想上的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因而其学术思想的改变也必然引发其政治思想的改变，二者是因果联系，相互表里的。结语部分是对梁启超思想与中国近现代思想之关联与影响予以概括和总结，1898——1906年中，梁启超思想中的这些变化，既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状况复杂而急剧变化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在彷徨中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理论体系的产物，他怀着一颗赤诚不变的爱国之心，数十年求索于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他的思想几乎影响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青年人。
张建华[8]（2012）在《碑学的发扬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及其书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康有为作为侧景式研究对象,以“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为坐标,展示他的心路历程,剖析他的思想特色。其富有创意的新学伪经、托古改制、大同学说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激荡的维新思潮。康有为在上书变法和借今文经学冲击旧文化的同时,也在艺术美学领域掀起了新的审美,尤其对书法艺术的广泛深入的研究。康有为身为维新变法领导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很难设想,没有清代晚期康有为的介入,处于时代转折和世纪交替的中国书法艺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康有为,清代碑学运动就会夭折或偃旗息鼓。作为个人,康有为也决没有超乎常人的神奇本领。康有为对于书法创作、书法理论发展的影响都是一个不容回避不可忽视的。康有为是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着述丰富的学者。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统计,经、史、子、集四部合计共137种。其中政治理论书占大多数（如影响甚大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等）,文学艺术方面,除《广艺舟双楫》外,尚有《万木草堂所藏画日记》等。康有为满怀政治热情上书不成时,希望破灭而苦闷的康有为,把精力与兴趣转向经学和金石学的研究,由此而产生了对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极大的《广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虽然是康有为政治受挫、思想苦闷的产物,更是他集新旧国学及西学于一身的广博的知识素养和进化维新思想贯注于书法艺术的产物。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自幼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在研究康有为及其书法理论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到“西学东渐”这一历史潮流的冲击和近代新学与传统文化的这一特定背景,才能理解康有为变法革新思想使其书法理论所产生的力度,并对其意义作出正确的把握和充分的估计。康有为书法是特定时代产生的又一个书法高峰,是否既可将其置于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背景下来进行研究,以凸显其民族价值,又从当时艺术界的环境和发展来考察它所显现出来的时代价值呢?从时代价值和民族价值的交融和错落处,也许可以发现另一种面目的康有为书法。现在这个时期,康有为书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综观这些成果,这些研究的纵深度还不足,例如对康有为书法作品本体的研究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状态,康有为不仅仅在书法理论上有巨大的成就,而康有为的书法艺术也具备书法史上大师级的作品水平,所以对康有为书法艺术的深入探讨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对康有为的书学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成果,而对康有为书学的整体深入的研究者少。带着诸多问题,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心中一直围绕着几个待澄清的问题：一、多年来,学术界许多人认为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的主要思想理论源于今文经学,可本文认为是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产物。二、康有为书学思想中的之重“抑帖卑唐”,可本文认为帖学观是康有为书学思想的重要部分。通过对康有为帖学观及其成因的探究分析,本文似乎对其“抑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在倡导碑学书风,建构碑学理论的同时,对帖学的价值经历了多次再认识的过程,似乎明白他晚年以碑为主,碑帖兼容的艺术实践则更可贵。三、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开创了中国的现代文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无不经受了文化运动的洗礼。但唯独书法没有经历这番洗礼,无论是书法的内容和形式（包括语言内容）,还论是古典书论和创作实践。这是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深入思考的奇特的文化现象。研究历史是为了以古为鉴,借古开今。对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及其对书学的影响的研究,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康有为,更加明晰地认识书法的历史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其思想、书学道路、书法思想的探讨。为我们观照和把握时代文化精神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本文认为,就当代书家来说,传统的学习不是过剩,而是不足。一方面亟待强调传统的回归,不仅是技法的学习,更包括书法史论和美学的研究开拓；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书法也要有更新工艺面貌和发展。这两方面看似相反,而实际上却是统一的。没有传统的回归,超越前代是不可能的。回归传统的目的就是创新。本文用考证、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康有为的艺术人生、书法渊源、书学理论等方面放入整个时代的大文化背景中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揭示出康有为内在的文化情怀、人格精神。最后对他的碑学运动的贡献及在整个书法史上的重要性作出了定位。作者希望通过此文能抛砖引玉,能给更多的康有为关注学者一基石,为对康有为更深的研究以启发。
易图强[9]（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研究表明“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许静[10]（2009）在《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课题旨在通过对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背景、特点以及代表设计者个案的分析研究,来全面地论述中华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这一书籍装帧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设计思想与文化内涵的研究,客观地对其设计价值及精神影响做出评价,从而促进当今书籍封面设计的发展。另外,还可以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扩大民国时期封面设计研究的理论视野。对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研究,不仅涵括了对当时封面设计特点、理念的研究,同时也体现了民国书籍封面设计者的精神。这不仅是力求完整地论述了民国时期的封面设计方面,对于今时今日的封面设计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能给与现在的封面设计以启发和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对现在书籍封面设计者素质的提高也能起到一定的启发与引导作用。且现今大多数对民国封面研究的文章都是针对某一点深入,很少有完整的研究概括,本文在对民国时期封面设计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尽求完整、系统的对民国时期的封面设计进行了归纳与分析。
二、政治理论书的“多”与“少”现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治理论书的“多”与“少”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2）努力实现从“两不误”到“两促进”的升级——提升工会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度的探索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市总工会党建和业务“两手抓”的做法和成效 |
| 二、当前影响工会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融合度的主要问题 |
| 三、提升工会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度的思路与对策 |
（3）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人的现代化: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 |
| 一、问题的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公民问题 |
| (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界定 |
| (二)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与公民权利问题 |
| (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与公民资格问题 |
| 二、人的现代化的内涵界定 |
| (一) “人的现代化”的辨析 |
| (二) 人的现代化的含义及内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难点、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一) 难点及创新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人的现代化与主体性 |
| 第一节 现代化与主体性 |
| 一、现代性对现代化的本质探索 |
| 二、主体性对现代化的坐标矫正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发展形态理论 |
| 一、主体性的构建生发 |
| 二、主体性的分裂生长 |
| 三、主体性的对立统一 |
| 第三节 马克思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资格思想 |
| 一、现代公民的缘起 |
| 二、公民权利的本质 |
| 三、公民权利的路向 |
| 四、公民资格的变革 |
| 第二章 现实语境:国家治理现代化 |
| 第一节 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论演化 |
| 一、传统国家主义:国家吞没个人 |
| 二、古典自由主义:个人先于国家 |
| 三、国家理性主义:国家高于个人 |
| 四、国家治理理论:国家服务个人 |
| 第二节 中国治国理政的历史演进 |
| 一、治国理政的传统渊源 |
| 二、治国理政的近代探索 |
| 三、国家治理的现代基石 |
| 四、国家治理的现代构建 |
| 第三节 基本内容 |
| 一、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根本:人民当家做主 |
| 三、机制:民主集中制 |
| 四、基础:依法治国 |
| 第三章 外向维度:公民权利 |
| 第一节 发展历程 |
| 一、公民权利的兴起 |
| 二、公民权利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基本内容 |
| 一、民事权利 |
| 二、政治权利 |
| 三、社会权利 |
| 四、参与权利 |
| 第三节 进路分析 |
| 一、自上而下的进路 |
| 二、自下而上的进路 |
| 三、上下结合的进路 |
| 第四章 内向维度:公民资格 |
| 第一节 发展历程 |
| 一、公民资格的传统源流 |
| 二、公民资格的近代奠基 |
| 三、公民资格的当代呼唤 |
| 第二节 基本内容 |
| 一、权利意识与自律需要 |
| 二、治理思维与公共精神 |
| 三、专业能力与健全人格 |
| 第三节 生成机制 |
| 一、政治参与锻炼 |
| 二、市场经济培育 |
| 三、公共生活养成 |
| 四、公民教育塑造 |
| 第五章 目标方向:现代公民 |
| 第一节 现实问题 |
| 一、价值困境: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膨胀 |
| 二、实践困境:治理体系和参与渠道欠缺 |
| 三、文化困境:传统文化和现行教育制约 |
| 第二节 客观条件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的负面可能 |
| 第三节 构建路向 |
| 一、促进人的自觉,加强人的塑造 |
| 二、保障公民权利,确保公民资格 |
| 三、坚持主体性全面构建,注重对象化不断实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越南新闻出版职业道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革新新闻出版职业道德的严峻性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任务、目标、方法和创新 |
| 第1章 道德素质对新闻出版活动的重要性 |
| 第一节 职业道德 |
| 一、职业道德概念 |
| 二、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
| 第二节 新闻出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
| 一、促进维护政治稳定并确保社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方向 |
| 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
| 三、有助于越南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建设 |
| 第三节 新闻出版职业道德的特殊性 |
| 一、新闻出版是以信息为主的特别政治活动 |
| 二、新闻出版既是文化活动又是经营活动 |
| 第2章 马克思、列宁、胡志明以及越南共产党对新闻出版职业道德的观点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越南新闻出版活动的“思想基石和行动指南” |
| 一、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 |
| 二、建设和保护越南社会主义过程中 |
|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胡志明对于新闻出版职业德道的核心观点 |
| 一、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
| 二、与人民紧密联系，成为人民的声音 |
| 三、真实、客观、尊重事实 |
| 四、不断学习和磨练 |
| 第三节 越南共产党对新闻出版职业道德的观点 |
| 一、政治、思想定向上的观点 |
| 二、工作原理 |
| 三、管理组织上的观点 |
| 四、党对新闻出版工作者的新要求 |
| 第3章 越南改革阶段的新闻出版活动（1986 年至今） |
| 第一节 越南改革阶段的新闻出版活动概况 |
| 一、新闻活动质量与数量猛速提升 |
| 二、社会化出版活动日益明确正确方向 |
| 三、伯尔尼公约带来的新动力 |
| 第二节 影响新闻出版职业道德素养的新客观因素 |
| 一、大众媒体的飞速发展 |
| 二、全球化和民主化趋势的影响 |
| 三、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影响 |
| 四、社会利益集团的发展及强大分化 |
| 五、新闻媒体在社会中的活动潜力（社会政治组织和国家机构以外）越来越大 |
| 第4章 越南新闻出版职业道德的积极与消极表现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积极的表现 |
| 一、维护政治稳定，宣传、普及党和国家的政策、途径 |
| 二、惩恶扬善 |
| 三、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人才、保护与发展传统文化 |
| 第二节 消极的表现 |
| 一、背离宗旨、目的及活动功能 |
| 二、贸易化、直奔经济利润的倾向 |
| 三、发布虚假信息，造成严重后果 |
| 四、侵权现象 |
| 五、非法印刷、生产伪劣产品问题 |
| 第三节 限制的原因 |
| 一、无视政治、教育、自我教育 |
| 二、管理的不足之处 |
| 三、其他客观原因 |
| 第5章 越南革新新闻出版职业道德准则简介 |
| 第一节 新闻出版职业道德上的政治和信念素质 |
| 一、忠于党和人民、保护祖国 |
| 二、恪守法律法规 |
| 三、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及公民义务 |
| 第二节 新闻出版工作者必备的职业素养 |
| 一、以民族、社会文化、读众的利益为重 |
| 二、忠实、客观、尊重事实 |
| 三、按照法律规定严守国家秘密、信息源和相关的其它机密 |
| 四、具备求是意识和终身学习精神，以丰富知识并完善自我人格 |
| 第6章 提高越南新闻出版职业道德素质的对策 |
| 第一节 自我教育、自我培养革命道德素质 |
| 一、提高自身政治、文化、道德意识 |
| 二、以胡志明道德品质及思想为模范来学习，成为越南各新闻出版工作者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途径 |
| 第二节 革新、加强党的领导及国家的管理 |
| 一、提升党在政治思想取向上的领导效力和效果 |
| 二、提高国家对新闻出版活动的管理效率，并限制缺乏责任意识、职业道德的行为 |
| 第三节 从业工作人员培养、训练规划 |
| 一、宏观方案 |
| 二、微观方案 |
| 第四节 为新闻出版职业道德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
| 第五节 严格督查、清查与加强社会监管相结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论文研究维度、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 研究思路 |
| 3. 研究方法 |
| 四、关于装帧、书籍设计等概念的解释 |
| 第一章 设计与体制—建国十七年的书籍设计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图书出版业概况 |
| 一、建国初期的出版业概况 |
| 二、向苏联学习 |
| 三、大跃进影响下的图书浮夸风 |
| 第二节 书籍外观与文字要素的变化 |
| 一、书籍结构要素的设置及开本的变化 |
| 二、简化字的改革与汉字印刷字体 |
| 三、图书横排变革 |
| 第三节 领袖着作的设计风格分析 |
| 一、毛泽东着作 |
|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 |
| 三、鲁迅全集 |
| 四、《中国》画册 |
| 第四节 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获奖书籍分析 |
| 第五节 “整体设计”与“集体创作” |
| 一、“整体设计”与书籍美术教育 |
| 二、“集体创作”与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 |
| 三、“集体创作”与人民美术出版社 |
| 第六节 设计要素分析 |
| 一、文字的运用 |
| 1. 书法体 |
| 2. 印刷体 |
| 3. 美术字 |
| 4. 手写体 |
| 二、图像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红色与样板——文革时期的书籍设计 |
| 第一节 文革时期图书出版概述 |
| 一、“文革”前期的停顿与破坏 |
| 二、“文革”中后期的动荡与恢复 |
| 第二节 文革书籍的视觉类型分析 |
| 一、红色狂飙——毛泽东着作 |
| 二、移植元素——“革命样板戏”书籍 |
| 三、图像崇拜——官方期刊与红卫兵刊物 |
| 四、文艺俗化——“文革”文学读物 |
| 五、地下流通——黄皮书与灰皮书 |
| 小结 |
| 第三章 多元与发展—八九十年代的书籍设计 |
| 第一节 书籍装帧事业的复苏 |
| 第二节 书籍出版协会与展览 |
| 第三节 设计观念的引入 |
| 一、日本书籍设计理念的传入 |
| 二、民主德国书籍设计的影响 |
| 三、香港设计潮流的引入 |
| 第四节 八九十年代书籍的形式美学 |
| 一、美学的回响 |
| 二、文化的回馈 |
| 三、诗性的塑造 |
| 四、网格的探索 |
| 五、构成的先锋 |
| 六、设计的参照 |
| 七、神态的朦胧 |
| 八、系列的设计 |
| 第五节 书籍理论研究与设计理念 |
| 一、“书卷气”的思考 |
| 二、书籍的形态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图版说明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6）制度与组织 ——“老字号企业”杭锦丝织厂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本章注释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研究策略 |
| 第一节 概念之辩：制度与组织 |
| 第二节 组织内制度的理性选择 |
| 第三节 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合法化影响 |
| 第四节 讨论与思考 |
| 本章注释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 |
| 第二节 组织研究的理论架构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的选择与进入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本章注释 |
| 第四章 杭锦丝织厂的起步：建国前创业期的制度与组织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国前政府的规制性要求 |
| 一、政策鼓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
| 二、法令推动：工商同业公会的合法化 |
| 第二节 传统规范下的企业组织发展 |
| 一、企业的创业领头羊：杭锦先生的努力 |
| 二、织锦技术、工艺流程与产品规范 |
| 三、企业的组织规模与市场兴衰 |
| 第三节 文化—认知中的丝绸传统与行会组织 |
| 一、文化底蕴：官办与民间织造同行 |
| 二、技术认知：手工向机械的过渡 |
| 三、丝绸贸易：行会组织的演变 |
| 第四节 讨论与思考 |
| 本章注释 |
| 第五章 杭锦丝织厂的改造(革)：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与组织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目标与规制性政策 |
| 一、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转变 |
| 二、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 |
| 三、政府机构的纵横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规范中的丝绸企业改造和建设 |
| 一、生产流程与技术的革新 |
| 二、产品风格的变化 |
| 三、企业“大而全”的结构和厂名的更替 |
| 第三节 认知信念的控制与心理依附 |
| 一、意识形态的日常化 |
| 二、日常工作的认同感 |
| 三、日常生活的归属感 |
| 第四节 讨论与思考 |
| 本章注释 |
| 第六章 杭锦丝织厂的整顿与转型：市场化前后的制度与组织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转型期的规制性基础 |
| 一、国企二次改革：承包责任制和股份制 |
| 二、管理机构职能的转变 |
| 三、老字号企业等扶持政策的出台 |
| 第二节 市场规范中的企业组织发展 |
| 一、技术和产品式样的资格认证 |
| 二、传统技艺的保留 |
| 三、企业的多元化产业结构 |
| 第三节 对丝绸品味与传统的文化—认知 |
| 一、企业组织的情感认知 |
| 二、织锦产品的声誉与品牌 |
| 三、多种协会组织的并行 |
| 第四节 讨论与思考 |
| 本章注释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制度化、制度变迁与组织 |
| 本章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及成因（1898-1906年）—变与常的交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研究课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课题的回顾与反思 |
| 三、 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的人生历程 |
| 一、 幼年足迹——因循传统，少年及第 |
| 二、 青年问学——师从康氏，奔走维新 |
| 第三章 1898-1906 年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 |
| 第一节 政体选择上的两难：改良立宪——革命共和——开明专制 |
| 一、 对革命共和的向往——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合离 |
| 二、 继续倡言革命共和——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 |
| 三、 开明专制——游美归来后的思想转变 |
| 第二节 学术上的发展与转向：“尊孔保教”——“保教非尊孔” |
| 一、 “尊孔保教”——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孔子观 |
| 二、 “尊孔不必保教”——梁启超学术思想的独立发展 |
| 第三节 流亡日本初期的反思与启蒙：作育新民 |
| 一、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新民思想的来源 |
| 二、 由公德向私德的转变——1903 年前后新民思想的变化 |
| 三、 由公德向私德转变的原因——日本阳明学的影响 |
| 第四节 萌生救国新理念：以《李鸿章》传为例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
| 一、 新史之作——过渡时代的传记 |
| 二、 新民启智——以史救国的新史学理想 |
| 三、 知人论事——传论结合的新史学文风 |
| 四、 不必问功罪——新史学的史德和史法 |
| 第四章 1898-1906 年梁启超思想演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对康有为思想的师承和突破 |
| 一、 对康有为思想的师承——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式思想”的形成 |
| 二、 对康有为思想的突破——关于改良与革命的争论 |
| 第二节 黄遵宪等友人的督责与劝诫 |
| 一、 梁启超与黄遵宪的交往——敬才与惜才 |
| 二、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影响——两次思想的回归 |
| 第三节 日本友人及东学的影响 |
| 一、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的日本观—— 一场自上而下的成功改良 |
| 二、 流亡时期梁启超思想转变中的日本因素 |
| 第四节 漫游新大陆的新启发 |
| 一、 对美式共和的失望——黑暗的民主政治 |
| 二、 新大陆之行带来的启示——选择君宪放弃共和 |
| 第五章 1898-1906 年梁启超自身理论的飞跃 |
| 第一节 由温和到激进：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接纳和阐释 |
| 第二节 由激进到彷徨：面对理论与现实两难的困境 |
| 第三节 由彷徨到回归改良：以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国家学说为基础的新理论构建 |
| 结语 善变与持守：“彷徨求索”的一生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碑学的发扬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及其书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写作背景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问题 |
| 第一章 康有为的生平与学术 |
| 第一节 以科举考试的失利和七次上书清帝看康有为的性格形成 |
| 一、晚中的秀才 |
| 二、落榜的举人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学术及着作略述 |
| 一、康有为与今文经学 |
| 二、《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 |
| 第二章 康有为的学术背景与书学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清代学术思潮与清代中晚期书坛状况 |
| 一、清代学术的复古思潮和清中晚期的政治文化 |
| 二、乾嘉金石学风对清代中晚期书坛的影响 |
| 三、西学东渐与清代碑学的中兴 |
| 第二节 理论的启示：来源于阮元、包世臣 |
| 第三章 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及其《广艺舟双楫》 |
| 第一节 康有为的碑学思想之源 |
| 第二节 碑学的发扬——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
| 一、《广艺舟双楫》 |
| 二、“抑帖、尊碑、卑唐、尊魏”的书学立场 |
| 三、康有为论书绝句十五首释评 |
| 四、康有为书学的师承 |
| 第四章 对康有为的书学认识 |
| 第一节 康有为书学的“形学”之见 |
| 第二节 康有为书学的“精”“熟”之融合 |
| 第三节 康有为“书学”与“变法”之相关性 |
| 第五章 康有为书法实践的两面性 |
| 第一节 激进下的碑学书之微探 |
| 第二节 隐匿下的帖学书作之气象 |
| 结语：对康有为书学思想的思考 |
| 文化现象之思考 |
| 现代碑、帖之思考 |
| 当代中国书法之思考 |
| 康有为学术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9）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1.1 论文研究的目的 |
| 1.1.2 论文研究的意义 |
| 1.2 论文要解决的问题 |
| 1.3 论文的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1.4 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设计思想的形成 |
| 2.1 传统文化对设计思想的影响 |
| 2.1.1 中国传统文化 |
| 2.1.2 中国传统文化对民国设计思想的影响 |
| 2.2 民国时期环境对设计思想的影响 |
| 2.2.1 民国时期政治环境对设计思想的影响 |
| 2.2.2 民国时期文化教育环境对设计思想的影响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封面设计 |
| 3.1 民国时期封面设计的萌芽 |
| 3.2 民国时期封面设计的基本特点 |
| 3.2.1 民族性 |
| 3.2.2 创新性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封面设计的分类研究 |
| 4.1 科技书封面 |
| 4.2 文艺书封面 |
| 4.3 政治理论书封面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封面设计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分析 |
| 5.1 鲁迅及其封面设计作品 |
| 5.2 陶元庆及其封面设计作品 |
| 5.3 丰子恺及其封面设计作品 |
| 5.4 闻一多及其封面设计作品 |
| 5.5 司徒乔及其封面设计作品 |
| 5.6 钱君匋及其封面设计作品 |
| 5.7 其它代表人物及其它优秀作品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封面设计对现在的借鉴 |
| 6.1 对现在设计思想和设计理念的借鉴 |
| 6.2 对设计师设计态度的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政治理论书的“多”与“少”现象（论文参考文献）
- [1]汉译社科文本中破折号的翻译 ——以《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导论》（节选）为例[D]. 孙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1
- [2]努力实现从“两不误”到“两促进”的升级——提升工会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度的探索与思考[J]. 王爱民. 工会信息, 2020(19)
- [3]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D]. 慕振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4]越南新闻出版职业道德建设研究[D]. 阮黄梅（Nguyen Hoang Mai）. 河北大学, 2017(08)
- [5]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D]. 徐静琪. 南京艺术学院, 2017(06)
- [6]制度与组织 ——“老字号企业”杭锦丝织厂的个案研究[D]. 朱静. 复旦大学, 2013(02)
- [7]梁启超思想的内在理路及成因（1898-1906年）—变与常的交织[D]. 邱丹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8]碑学的发扬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及其书学思想研究[D]. 张建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2(08)
- [9]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10]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研究[D]. 许静. 湖南师范大学, 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