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邵先国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宋泉[1](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提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陈应珍[2](2019)在《福建省宪研究》文中认为福建在中国近代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它最早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文化,并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及与辛亥革命并寿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均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省宪自治运动中,它在复杂、惨烈的军阀混战背景下,仍然不放弃对立宪政治的追求,并完成了省宪的制定。虽然福建省宪一经颁布即遭废止,但其中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所映射的中国在省制乃至建国道路上的艰难选择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本文立足于福建省宪的探索,试图揭示出其立废曲折历程中折射出的核心问题。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省宪运动的发生。该章旨在展示省宪运动发生的宏观背景,描绘省宪运动在各省的运行状况。省宪运动的发生背景首先是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由于镇压太平天国以及推行新政等方面的需要,地方主义在清末逐步形成,主要表现为督抚权力的扩张、地方绅权的升高及谘议局的设立。清末既已形成的地方主义助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运动本身也助成了地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时至民国初年,“地方主义”一词开始流行。省宪运动发生的第二个背景是联省自治思想的形成。联省自治思想起源于清末联邦制理论的传播。在清末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中,沐浴于欧风美雨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的联邦共和制,开始了中国政治史上对联邦制的探索。袁世凯上台不断强行推行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统治促成了联邦制思潮的复兴,及至1920年代,联邦制思想与晚清以来强劲的地方自治思潮合流,最终以联省自治思想的形式体现出来。地方主义的发展与联省自治思想为省宪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省宪运动经历了清末民初军政府约法的制定及1920年代兴起的省宪法的创制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鄂州临时约法》为代表,江西、贵州等省在辛亥革命宣布独立之后相继制定约法或类似的法律文件,它们虽然由精粗疏密之分,但都具备了近代宪法的特点和省宪的性质。后一阶段以《湖南省宪法》的颁布和施行为肇始,随后在浙江、广东等省相继开展起来,最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省宪运动。第二章揭示福建省宪运动发生的地方基础。本部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代议机构的设立。这为后来省宪法的制定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政治的窳败与经济的困窘。民国成立以后,福建长期处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之下,政权动荡不安,政治极其黑暗,经济极为窘迫,人口锐减,人口结构异常。三是清末地方自治的筹办与民初自治呼声的兴起。在清政府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背景下,福建筹办地方自治的活动甚为积极,设立自治讲习所为推行地方自治培训学员,制定详细的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进行时期表,对地方自治事宜逐一作出详细规划。受省自治浪潮之影响,加上北洋军阀长期以来的专制统治及客军入闽的现实威胁,自1920年开始,福建各界提出了强烈的自治要求。第三章描绘《福建省宪法》从倡议到颁布的创制历程。福建制定省宪的最初倡议可以追溯到1921年8月17日,但由于军阀的阻扰,直到1922年12月,福建省议会才正式启动制宪的议程。福建省宪的创制程序包括筹备、起草、审查、省民公投及公布五个步骤,创制历程历时三年有余,期间颇多波折,充满了制宪筹备处、省长及中央政府等相关各方的多次博弈。囿于士绅阶层规模较小、宦怀淡泊,军阀的抵制及制宪经费的短缺等因素,相较于其他省宪,《福建省宪法》的创制较为迟缓。第四章分析《福建省宪法》的主要内容与特色。《福建省宪法》由序言和18章共207条组成,内容主要包括省国关系及省之权限、省级政权结构、省民的权利义务及省的区域治理制度等。与其他省宪不同,福建省宪是在1923年宪法制定前后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审议中的部分议案对福建省宪的内容有很大影响。相较于其他省宪,《福建省宪法》特色鲜明,表现在:设立独立的考试机关,形成独特的六权分立体制;充分反映了欧战及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全民政治理念,设立生计专章,注重省民生计问题;强调对省民教育权的保护;尊重职业团体的提案和建议;通过省民创制和省民公决保障直接民主;在省级行政机关的组织模式上采用委员会制;在司法权的配置上,司法立法权和终审权委诸中央。第五章探讨福建省宪运动终结的原因。《福建省宪法》颁布仅半月有余即被军民当局宣布废止。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既有省内的特殊性原因,也有省宪运动整体层面的普遍性原因。福建省内的特殊性原因主要是省议会自利的制宪动机影响宪法权威、民意基础薄弱及制宪德性的缺陷。省宪运动整体层面的普遍性原因包括省制共识的缺失、工具价值观下的权宜之计、规范认同的障碍、时局的变化与统一路径的再选择等。
董静[3](2019)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落马官员忏悔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推进,大批“老虎”、“苍蝇”被打。按照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要求,被立案调查的官员必须写出忏悔录,以自悔自新,警示他人。落马官员的忏悔书,既可以为现任官员起到照镜子、正衣冠的警示作用,又有助于我们反思防范贪腐的法律、政策、制度、机制和具体措施的短板。本文对忏悔书中生动折射的落马官员蜕变人生轨迹、心路历程进行系统分析,一方面从宏观的视角解读了落马官员违规乱纪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根源,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视角剖析出落马官员朋友可靠、事后收钱无罪、曲线受贿无罪、牵线无罪、集体决策无罪等认识上的误区和对腐败问题的错误思想观念。落马官员忏悔书以反面警示的作用,启示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过程中应从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落实优良家风建设、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制衡体系、多措并举合力共建新型政商关系、发展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等方面综合发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罗泽刚[4](2014)在《国有公司经理制度研究》文中提出社会生活中,经理是个使用频繁的词汇,是一种权势和财富的象征。但是人们往往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各国对经理的含义在具体立法上存在很大差异。本文以《公司法》为制度模板讨论经理问题,因此经理概念指的是公司经理。国有公司经理是公司经理的特殊形式。国有公司就是指公司制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国家控股的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公司经理也就是指公司制国有企业中的经理。另外,公司经理通常是指总经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副总经理、部门经理以及项目经理等并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伴随着国有公司股份制改革的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理的地位大大提高,公司经理制度发生很大变化。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从国有公司为角度,对经理制度进行研究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国有公司经理制度的基础理论”。本章考察古今中外“经理”一词的词源,然后通过比较中外不同类型国家的公司经理制度,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发现公司经理的现代含义。然后介绍了公司委托代理理论、公司契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公司控制理论这四种理论,为研究国有公司经理制度提供理论基础。第二章是“国有公司经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国有公司经理制度存在诸多问题,本章从产权问题、公司治理问题以及国企对经理的激励与约束问题三方面分析了国有公司改革中经理制度的突出问题,为完善国有公司经理制度寻找逻辑起点。第三章是“国有公司经理法律地位”。本章考察了有关国有公司经理法律地位的各种学说,并对每种学说进行了评述。国有公司经理权制度,对经理的职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国有公司经理与出资人、董事会、公司雇员地位的比较中,对经理的法律地位进行界定。第四章是“国有公司经理选任制度”。本章从国有公司经理的消极任职资格、积极任职资格分析了经理的任职条件。通过国外经理市场制度的介绍,提出完善中国经理市场的建议。针对国企经理选任机关不合理的现象,建议重新配置选任机关。第五章是“国有公司经理激励制度”。提高经理工作的业绩,必须依靠激励制度以激发经理的工作积极性。该部分从完善薪酬激励、加大股权激励,并借鉴国外经理保险激励制度提出建立我国经理保险激励制度的建议与构思。第六章是“国有公司经理约束制度”。对经理的有效约束应从公司内、外部全方位进行。该部分从合同约束、公司章程约束、机构约束等内部约束和法律约束、市场约束、经理人协会约束、媒体约束等外部约束来完善对国有公司经理的监督约束。
邓青[5](2011)在《海关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初探 ——以武汉海关为例》文中认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发展到今天,职业生涯管理已经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之一。有效地开展职业生涯管理,有利于个人在职场实现成功,同样也有利于组织顺利达到目标。海关系统作为中国第一批实行公务员制度的部门,十几年来,随着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海关税收年创新高,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在海关队伍日益壮大、进出口业务日趋繁忙的同时,社会也对海关系统公务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职业生涯管理理念引入海关公务员系统,是一种全新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探索的结果,是区别于以往的人事管理创新。本文主体部分将主要分四个部分,对海关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这一论题进行阐述。首先介绍职业生涯管理的概念及理论,主要是分析职业生涯及职业生涯管理内涵,介绍职业生涯管理的基本组成理论、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和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理论,以及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分别在企业中的运用和在公务员职业中的运用。第二部分先介绍中国海关的基本情况,并以武汉海关为例,分析在海关系统开展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第三部分介绍国外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的一些实践做法,以及对我们的启示。最后一部分阐述在海关系统开展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的几点对策和建议,包括层次的划分、具体的内容,制度的保障等等。
张大维[6](2010)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三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三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黄加文[7](201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人力资本的战略、生产、运营、能力建设、开发环境、国际引进以及人力资本与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等之间关系的理论,是把马克思人力资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有益成果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由排斥、认知、扬弃到中国化的过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人力资本”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多次出现和强调,人力资本作为第一资本的地位在执政党的理论体系中得到认可,这是我们党在这一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理论的突破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发展完善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丰富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贡献分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思想基础;中国五千年传统的重才、选才、育才、用才思想是其历史渊源。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成果的有益内容进行了吸收和借鉴。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其形成的沃土。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和系统化的探索,先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力资本战略思想,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人力资本生产理论,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人力资本运营论,倡导并组织实施了出国留学和引进国外智力、提出了人力资本引进理论以及人力资本激励理论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江泽民同志针对世纪之交知识经济的兴起、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深化改革开放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国际国内大背景,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市场配置、人力资本要素参与社会分配、人力资本要素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创新能力是人力资本核心要素的思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世情、国情、社情和党情,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人力资本优先投入、统筹开发利用国际国内人力资本、突出强调品德是人力资本各项要素的统领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强国战略的实施,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实践和新探索,是继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后的又一个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国家重大战略举措。人力资本强国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强党的建设,是人力资本强党和人力资本强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也将在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全文共分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结语七个部分,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对主题概念人力资本及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源、人才等进行了介绍和辨析,对选题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对研究方法和全文的基本框架结构以及可能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说明。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时代特征和理论渊源。在时代特征上,包括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需要。在理论渊源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既是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扬弃,也是对中国五千年传统人才观的继承和创新。第二章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开创性的探索:邓小平人力资本理论进行研究。从邓小平关于人力资本的战略、生产、运营、激励和引进等方面进行研究,得出邓小平理论包含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内容。邓小平人力资本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第三章主要对江泽民的人力资本思想进行阐述。分析了世纪之交知识经济兴起以及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要求等时代特征,论述了江泽民人力资本市场配置、要素分配、内涵全面发展、创新能力是核心要素等思想。江泽民人力资本思想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丰富和创新,又在其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第四章主要对胡锦涛人力资本观进行研究。在分析新世纪新阶段的世情、国情、社情、党情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胡锦涛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的战略观、人力资本要优先投入的生产观、人力资本引进是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全球观、品德要素是人力资本第一要素的品德建设观等。胡锦涛人力资本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第五章主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践探索—人力资本强国战略的实施进行论述。包括人力资本强国战略在提升国家实力、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大实践意义。结语是对本文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提出不足和今后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叶托[8](2012)在《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研究 ——基于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文中认为在中国,地方政府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处境:既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又被视为是经济社会问题的元凶之一;既与中央政府的期望有差距,又与当地民众的意愿不一致。这一尴尬处境正是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产物。现有关于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委托代理”的视角之上的。在中国,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发生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因而国内外学界往往运用“中央-地方”的分析框架来探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在这一分析框架中,非政治系统的因素(如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往往被视为一幕“背景”,虽然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但是始终只是“背景”,并没有登上“舞台”。但是,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棱柱型社会。在棱柱型社会中,地方政府行为不仅受到政治系统的影响,而且受到非政治系统的影响。为了弥补现有分析框架的不足,本研究将视角从组织内部转向组织环境,在借鉴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基于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可以同时涵盖政治系统和非政治系统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需要回应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哪些制度逻辑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第二,在这些制度逻辑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策略?第三,在制度逻辑形塑地方政府行为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体能动性体现在哪里?因此,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经历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变迁。改革开放之前,通过极权政府、计划经济等制度架构,国家逻辑成为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国家不得不放弃国家逻辑对经济领域的支配。其结果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国家逻辑支配社会诸领域的格局失去了经济基础。伴随社会诸领域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多元制度逻辑共存的格局逐步形成。在所有这些制度逻辑中,对中国地方政府影响最深刻的大概有市场逻辑、官僚逻辑、社会逻辑和国家逻辑等。这四个制度逻辑形塑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不仅限定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手段,还塑造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目的。(2)多元逻辑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趋同。市场、国家、官僚、社会等逻辑会在特定的行为领域形成了特定的逻辑场域,进而形塑了中国地方政府在特定行为领域的目标和策略。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领域的行为目标是发展经济,行为策略是经营辖区;在社会福利领域的行为目标是低水平供给,行为策略是保底执行中央政府的福利政策;在社会秩序领域的行为目标是不出事,行为策略是机会主义。可以说,逻辑场域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在相同领域采取类似的行为目标和策略。(3)趋同背景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差异。尽管地方政府的行为是由逻辑场域所形塑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地方政府是一个完全由逻辑所支配的“木偶”。事实上,地方政府是一个既深受逻辑场域影响,又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在逻辑场域中的主体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能力去改变自己嵌入逻辑场域的程度。其二,地方政府可以适时地根据行为领域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正是由于存在主体能动性的差异,不同的地方政府才会在相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努力程度和行为绩效。本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秩序等领域的行为选择已经被特定的逻辑场域所俘获,只有推动逻辑场域的变革,才有可能使地方政府摆脱尴尬的处境。遗憾的是,现有地方政府改革的目的都不在于改变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逻辑场域,而在于促使地方政府行为更加符合现存逻辑场域的要求。
霍修勇[9](2002)在《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文中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发动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封建末代王朝——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从而也就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其意义是相当重大而深远的。 建国五十三年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就已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自己的奋斗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出席每逢十年举行的盛大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还要发表社论。而且每次纪念大会之后都要召开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其规格也是相当高的。各地的纪念大会及学术讨论会就更加频繁,有的地区为了繁荣经济,以纪念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会“搭台”、让“经贸唱戏”,也搞得十分活跃。毫无疑问,研究辛亥革命史对于贯彻党的对外开放政策、加速现代化进程、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倡导社会主义文明以及宏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两湖地区一直存在着历史的渊源;近代以降,两省属同一行政区划,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志士热情拥戴孙中山,他们在确立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领袖集团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随着东南沿海地区迭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两湖志士逐步形成了中部革命思想,它促成了同盟会反清武装起义由沿海向长江中游的战略大转移。湘籍志士率先联络会党,并以会党为主力策动了举世瞩目的萍浏醴起义,打响了内地武装反清起义的第一枪;鄂籍志士倡导运动新军,策动新军倒戈,加快了同盟会将主要精力由联络会党直接转变为运动新军的步伐,从而在全国创造了“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的典型范例。在斗争实践中,两湖志士通力合作、精诚团结,无论是在组织发动、舆论宣传,还是在武装起义中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他们不愧为舆论界的骄子,战场上的英雄,“湖北首义、湖南首应”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长期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引起了众多史学家的浓厚兴趣,两湖地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伟大成就,在某些领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就“首义之区”或“首应之区”一个省的范围孤立地进行研究,将两湖作为一个整体,并将这一区域置于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成果却并不多见。到目前为止,研究两湖地区辛亥革命的论着仅有李时岳于196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和美国学者周锡瑞1982年的译着《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前者是第一部研究两湖地区辛亥革命的着作,具有开创性意义,但由于该书只是一本小册子、容量有限、史料挖掘不深,且已出版40余年,观点陈旧,不能反映两湖地区辛亥革命的真相;后者大量运用了外交档案史料,分专题论述了两湖地区由改良到革命的历史进程,是我们研究两湖地区辛亥革命的重要参考书,但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对大陆己经出版的有关资料掌握十分有限,且在学术观点上特别是对城市改良派的界定及在其辛亥革命中作用的论述等问题上大有商榷余地。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充分挖掘两湖地区的辛亥革命史资料,特别是有关报刊资料,以两湖地区辛亥革命史发展链条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纵向发展为经,以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及其相互联系为纬,从整体上探讨两湖地区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轨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本文由绪论和六章组成,绪论为研究综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湖北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第二部分为湖南辛亥革命研究综述,第三部分为两湖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上述三个部分从两湖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两湖地区的会党与军学界、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离合关系、军政府的成立及其举措以及“二次革命”等方面列举了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及其成果,指出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从而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前提,作了铺垫。 第一章追溯了两湖地区的渊源关系。从两省的历史地理、行政区划、文化传承入手,一直论述到两湖的近代联系及其差异。说明两湖从古到近代因为地界毗连、文化同宗等因素而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与此同时,由于分省的原因,两省在近代文化、群体性格等方面存在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章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两湖革命的基本动力。从清末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开始,两湖留日学生运动空前高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出现。他们组织革命团体,开展宣传活动、实行武装起义,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在辛亥革命条件逐渐成熟的
申茹[10](2007)在《有效治理结构与激励性规制的互动研究 ——以转型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将银行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债权约束来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要求。公司治理的动态演进中,其内容及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商业银行的负债经营特性,导致了其治理结构与一般国有企业不同,考虑到行业特征,其重点在于如何加强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从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在股权分散情况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属性使内部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但股权集中又不可避免带来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的问题。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率取决于法律制度和破产制度的有效性。同样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有效发挥功能的前提是各要素市场达到充分竞争水平。在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债权人缺乏对股东监督的激励,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公司治理中的主要问题。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导致的挤提,使得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制度设计和存在是必要的。同时银行与客户之间建立的长期客户关系本身就成为借贷市场上同业竞争的壁垒。部分准备金与央行最后贷款人制度,使债权人比股东更希望加强规制。事实上,政府规制与银行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累积循环的正反馈作用机制,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仅依靠传统的研究方法将其中一方零维度处理,而探讨另一方的优化,无益于解决二者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行业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本文将以国有商业银行有效银行治理结构与激励性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一种不对称信息下的显示与信息甄别机制,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规制范畴,通过二者的动态合作以实现规制目标,共同推动金融创新。在实施有效规制时,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目标融合进规制目标中,充分发挥这两者的作用,使规制者的目标函数与被规制者的目标函数达到最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实现规制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相容,形成金融机构有效控制风险的激励和激励性规制的硬约束机制,从而完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
二、关于邵先国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邵先国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三、本文创新点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小结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小结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小结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小结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小结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小结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小结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小结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小结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小结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小结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一、门市与批发 |
二、邮购业务 |
三、流动发行 |
小结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小结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小结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本文结论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致谢 |
(2)福建省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省宪运动的发生 |
第一节 地方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
一、地方主义的兴起 |
二、地方主义的发展 |
第二节 联省自治思想的形成 |
一、联邦制理论的传播 |
二、地方自治思想的勃兴 |
三、联邦制理论与地方自治思想的合流:联省自治思想的出现 |
第三节 省宪运动的发轫与勃兴 |
一、清末民初军政府约法的制定 |
二、联省自治运动时期省宪的勃兴 |
第二章 福建省宪运动发生的地方基础 |
第一节 代议机构的设立 |
一、福建谘议局的设立及其活动 |
二、福建省议会的设立及其活动 |
第二节 政治的窳败与经济的困窘 |
一、军阀政治的动乱与窳败 |
二、经济极为窘迫 |
第三节 自治呼声的兴起 |
一、自治运动的发轫:清末地方自治的筹办 |
二、民初自治呼声的兴起 |
第三章 《福建省宪法》的创制 |
第一节 《福建省宪法》的创制程序 |
一、《福建省宪法》的筹备 |
二、《福建省宪法》的起草 |
三、《福建省宪法》的审查 |
四、《福建省宪法》的省民公投及公布 |
第二节 《福建省宪法》创制过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 |
一、审查启动阶段制宪筹备处与省长的抗争 |
二、省民公投阶段制宪筹备处与省长的抗争 |
三、省民公投阶段制宪筹备处与中央政府的抗争 |
四、制宪筹备处向外界的求助 |
第三节 福建制宪活动迟缓之缘由 |
一、军阀的抵制 |
二、士绅的规模与政治热情 |
三、制宪经费短缺 |
第四章 《福建省宪法》的文本与特色 |
第一节 《福建省宪法》的文本分析 |
一、文本内容与结构 |
二、省国关系及省之权限 |
三、省级政权结构 |
四、省民的权利义务 |
五、省的区域治理结构 |
第二节 《福建省宪法》的特色 |
一、六权分立的政权体制:考试机关的创建 |
二、社会主义思想之一:特设“生计”专章 |
三、社会主义思想之二:强调对省民教育权的保护 |
四、社会主义思想之三:尊重职业团体的提案及建议 |
五、民主主义理念:对直接民主之重视 |
六、省行政机关的组织模式:委员会制 |
七、司法权的配置模式:司法立法权与司法终审权委诸中央 |
第五章 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与检视 |
第一节 福建省宪运动的终结 |
一、军民当局宣告废止《福建省宪法》 |
二、省议会最后的护宪努力 |
第二节 福建省宪运动终结的特殊性原因 |
一、自利的制宪动机影响宪法权威 |
二、民意基础薄弱 |
三、制宪德性的缺陷 |
第三节 省宪运动终结的普遍性原因 |
一、对省制共识的缺失 |
二、工具价值观下的权宜之计 |
三、规范认同的障碍 |
四、时局的变化与统一路径的再选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落马官员忏悔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缘起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第二章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及实施成就 |
2.1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内在逻辑 |
2.2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卓着成效 |
2.3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中落马官员“成绩单”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忏悔书解读 |
3.1 落马官员忏悔书分析研究设计 |
3.2 落马官员腐败整体状况分析 |
3.3 落马官员心路历程分析 |
3.4 忏悔书折射的落马官员腐败认识误区 |
第四章 忏悔书折射的违规违纪根源 |
4.1 错综复杂的现实影响 |
4.2 理想信念缺失 |
4.3 亲情公私不分 |
4.4 权力监管乏力 |
4.5 干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 |
4.6 政商关系错位 |
第五章 补齐短板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
5.1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补足精神之钙 |
5.2 落实优良家风建设,夯实拒腐防变的家庭理念 |
5.3 强化领导干部权力监督,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制衡体系 |
5.4 多措并举合力共建新型政商关系 |
5.5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国有公司经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国有公司经理制度及其相关理论 |
第一节 公司经理的概念及其历史演进 |
一、 公司经理的概念 |
二、 国内外公司经理制度的演进 |
第二节 国有公司经理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 公司委托代理理论 |
二、 公司契约理论 |
三、 人力资本理论 |
四、 公司控制理论 |
第二章 国有公司经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
第一节 国有公司的产权问题 |
一、 国有公司产权主体虚置 |
二、 国有公司多重委托代理问题 |
三、 国有公司股权过于集中 |
四、 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权责不分 |
五、 国有产权交易市场不规范 |
第二节 国有公司的治理问题 |
一、 国有公司经理的行政化造成政企不分 |
二、 国有公司经理缺乏董事会的约束 |
三、 国有公司监事会有名无实 |
四、 国有公司经理实现对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
第三节 国有公司经理激励与约束问题 |
一、 国有公司经理激励主体存在的问题 |
二、 国有公司经理激励内容存在的问题 |
三、 国有公司经理约束机制存在的问题 |
第三章 国有公司经理法律地位 |
第一节 国有公司经理法律地位的学说考察 |
一、 代理人说及其评述 |
二、 机关说及其述评 |
三、 代表人说 |
四、 三元角色说 |
第二节 国有公司经理权制度 |
一、 国有公司经理权的性质与权能 |
二、 国有公司经理权的授予 |
三、 国有公司经理权的范围 |
四、 国有公司经理权的解除 |
第三节 国有公司经理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 |
一、 国有公司经理与出资人的关系 |
二、 国有公司经理与董事会的关系 |
三、 国有公司经理与董事长的关系 |
四、 国有公司经理与劳工雇员的关系 |
第四章 国有公司经理选任制度 |
第一节 国有公司经理的任职资格 |
一、 国有公司经理的消极任职资格 |
二、 国有公司经理的积极任职资格 |
三、 经理人选任资格制度的完善 |
第二节 经理市场制度 |
一、 国外经理市场制度 |
二、 中国经理市场的完善 |
第三节 国有公司经理的选任机关 |
一、 国有公司经理选任权的现实状况 |
二、 国有公司经理选任权的重新配置 |
第五章 国有公司经理激励制度 |
第一节 国有公司经理的薪酬激励制度 |
一、 薪酬激励制度概述 |
二、 薪酬激励制度的一般理论 |
三、 国有公司经理薪酬激励制度存在的问题 |
四、 国外经验与启示 |
五、 我国国有公司经理薪酬激励制度的完善 |
第二节 国有公司经理股权激励制度 |
一、 经理股权激励概述 |
二、 国有公司经理股权激励制度的现状 |
三、 国有公司经理股权激励制度的障碍 |
四、 国有公司经理股权激励制度的完善 |
第三节 国有公司经理保险激励制度 |
一、 经理责任保险的内涵 |
二、 国外经理保险激励制度 |
三、 我国国有公司经理保险激励制度的建立 |
第六章 国有公司经理约束制度 |
第一节 国有公司经理约束制度的再认识 |
一、 国有公司经理约束制度的应然性 |
二、 国有公司经理约束的可能性 |
第二节 国有公司经理的内部约束制度 |
一、 合同约束以及实现 |
二、 公司章程约束及其实现 |
三、 机构约束及其实现 |
第三节 国有公司经理的外部约束制度 |
一、 法律约束及其实现 |
二、 市场约束及其实现 |
三、 其他约束制度及其实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海关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初探 ——以武汉海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的问题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及实践 |
第一节 职业生涯管理的概念及意义 |
第二节 职业生涯管理的基本理论 |
第三节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
第四节 企业职业生涯管理与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 |
第二章 海关系统职业生涯管理探索 |
第一节 海关概况 |
第二节 武汉海关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现状 |
第三节 海关职业生涯管理分析 |
第三章 国外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经验之举要 |
第一节 英国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 |
第二节 日本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 |
第三节 新加坡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 |
第四节 国外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经验的启示 |
第四章 海关开展职业生涯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
第一节 海关职业生涯管理层次划分 |
第二节 海关职业生涯管理具体过程 |
第三节 海关职业生涯管理制度保障 |
结束语 |
附录 |
注释 |
参考文献 |
(6)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导论 |
(一) 选题由来与研究意义 |
1.研究经历与选题由来 |
2.问题意识与选题意义 |
(二) 研究现状与简要述评 |
1.现有研究情况与总体把握 |
2.现有研究视角与理论范式 |
3.现有研究内容与分析范式 |
4.简要分析与述评展望 |
(三) 研究思路与基本概念 |
1.分析思路与研究框架 |
2.基本概念 |
(四)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1.研究方法 |
2.资料来源 |
(五) 创新之处与主要限度 |
1.创新之处 |
2.主要限度 |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发生逻辑 |
(一) 社会转型:党领导社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 |
1.社会分层 |
2.社会流动 |
3.社会组织 |
4.社会分工 |
(二) 社会失范:党领导社会建设遇到的新问题 |
1.民主问题:公民权生长与自治制度不完善 |
2.民稳问题:单位制度解体与管理主体缺失 |
3.民生问题: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 |
4.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 |
(三) 社区建设:党领导社会建设作出的新选择 |
1.顶层设计: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社区建设必要性的论述 |
2.制度安排:中央政策规章关于社区建设必要性的阐述 |
3.变迁轨迹:党对社区建设道路的认识过程与理论趋向 |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 |
(一) 轴心体系:统领的社区建设理论 |
1.社区建设轴心体系理论的总体性探索 |
2.社区建设轴心体系理论的概念性图式 |
(二) 中轴核心: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 |
1.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的探索 |
2.党的各次全会关于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的精神 |
3.中央政策规章关于新型社区共同体理论的阐述 |
(三) 外围结构:链接的四大支柱理论 |
1.居民自治:社区民主与社区党建理论 |
2.管理有序:社区体制与社区治理理论 |
3.服务完善:社区民生与服务均等理论 |
4.文明祥和:社区文明与和谐文化理论 |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效 |
(一)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发展阶段的总体把握 |
1.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发展历程及其脉络 |
2.学术界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展阶段的概括 |
3.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和发展阶段的再判断 |
(二) 发展基层民主:居民自治理念下的社区民主建设实践 |
1.稳步推进:党领导的居民自治发展总态势 |
2.民主选举:内生人民民主思想的社区实践 |
3.民主决策:渗透协商参与理念的社区探索 |
4.民主管理:实现自我治理目标的社区实验 |
5.民主监督:颠覆传统官民位序的社区创造 |
6.其它各地社区民主与居民自治的实践发展 |
(三) 维护社会稳定:管理有序理念下的社区管理建设实践 |
1.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 |
2.建立新型的社区管理体制 |
3.总体性模式、街道办模式和工作站模式 |
4.其它各地社区治理与管理体制创新实践 |
(四) 实现民生民本:服务完善理念下的社区服务建设实践 |
1.社区服务实践:变迁过程与总体发展状况 |
2.社区服务设施:拥有量和覆盖面不断增加 |
3.社区服务队伍: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 |
4.社区服务机制:多主体参与和多方式供给 |
5.社区服务投入:各级财政支撑与分类指导 |
6.各地发展社区服务的典型案例与创新实践 |
(五) 建设精神文明:文明祥和理念下的社区文明建设实践 |
1.创建文明祥和社区实践的总体发展 |
2.各地建设文明祥和社区的实践探索 |
五、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创造的核心价值 |
(一) 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
1.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已形成且是经受住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体系 |
2.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3.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
(二) 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基础 |
1.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社区建设经验 |
2.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经验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 |
3.党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经验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目录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基本概念辨析 |
第二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第四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
第一节 国际背景—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 |
第二节 国内背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
第四节 理论借鉴—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扬弃 |
第五节 理论继承—对中国传统人才观的创新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探索—邓小平人力资本理论 |
第一节 关键在人—人力资本战略理论 |
第二节 增加投入—人力资本生产理论 |
第三节 创新体制—人力资本运营理论 |
第四节 尊重人才—人力资本激励理论 |
第五节 开放借鉴—人力资本引进理论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丰富—江泽民人力资本思想 |
第一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人力资本思想的形成 |
第二节 运营改革—人力资本市场配置思想 |
第三节 收益平等—人力资本要素分配思想 |
第四节 能力建设—人力资本全面发展思想 |
第五节 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核心要素思想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发展—胡锦涛人力资本观 |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中人力资本观的形成 |
第二节 第一资本—统筹实施的人力资本战略观 |
第三节 第一投入—统筹优先的人力资本投资观 |
第四节 第一优势—统筹利用的人力资本全球观 |
第五节 第一要素—统筹引领的品德要素建设观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践—人力资本强国战略研究 |
第一节 人力资本强国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 |
第二节 人力资本强国战略与提升国际竞争力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强国战略与推进科学发展 |
第四节 人力资本强国战略与构建和谐社会 |
第五节 人力资本强国战略与加强党的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8)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研究 ——基于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1 导言 |
1.1 选题背景:处境尴尬的中国地方政府 |
1.1.1 地方政府与中国经济奇迹 |
1.1.2 地方政府与经济社会问题 |
1.1.3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 |
1.1.4 地方政府与民众 |
1.2 研究对象的确立及构建: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 |
1.3 研究的主要目的、思路设计与方法选择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思路 |
1.3.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框架 |
2 委托代理的视角: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研究现状 |
2.1 “选民-代表”的分析框架:国外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研究现状 |
2.1.1 古典民主理论:选民需求决定政府行为 |
2.1.2 程序民主理论:精英的偏好,而非选民的需求 |
2.1.3 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的困境 |
2.1.4 参与式民主理论:让民众参与决策 |
2.1.5 简要的评述 |
2.2 “中央-地方”的分析框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研究现状 |
2.2.1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分权的后果 |
2.2.2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研究途径:走向分歧 |
2.2.3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现象分析:以“中央-地方”为视角 |
2.2.4 简要的评述 |
3 制度逻辑的视角: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新分析框架 |
3.1 “中央-地方”分析框架的局限:被忽视的社会形态 |
3.2 研究视角的转换:从重视组织内部到关注组织环境 |
3.3 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的新分析框架 |
3.3.1 “制度逻辑”分析框架的具体内容 |
3.3.2 “中央-地方”分析框架与“制度逻辑”分析框架的比较 |
4 多元制度逻辑共存: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 |
4.1 制度环境的变迁:从一元制度逻辑主导到多元制度逻辑共存 |
4.1.1 以国家逻辑为主导的一元化制度环境 |
4.1.2 转向交错式的多元化制度环境 |
4.2 制度环境的组成:多元制度逻辑及其影响 |
4.2.1 市场逻辑 |
4.2.2 官僚逻辑 |
4.2.3 社会逻辑 |
4.2.4 国家逻辑 |
4.3 案例分析:影响Y区政府绩效考核的多元制度逻辑 |
4.3.1 绩效考核的扩张:国家逻辑与官僚逻辑的双重影响 |
4.3.2 绩效考核的指标:市场逻辑的影响 |
4.3.3 绩效考核的过程:社会逻辑的影响 |
5 逻辑场域的形成:多元制度逻辑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趋同 |
5.1 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领域:基于逻辑场域的视角 |
5.1.1 分析单元:行为领域的划分 |
5.1.2 研究假设:作为逻辑场域的行为领域 |
5.2 经济发展领域中的逻辑场域与行为同构 |
5.2.1 多元制度逻辑对行为目标的形塑:发展经济 |
5.2.2 多元制度逻辑对行为策略的形塑:经营辖区 |
5.3 社会福利领域中的逻辑场域与行为同构 |
5.3.1 多元制度逻辑对行为目标的形塑:低水平供给 |
5.3.2 多元制度逻辑对行为策略的形塑:保底执行 |
5.4 社会秩序领域中的逻辑场域与行为同构 |
5.4.1 多元制度逻辑对行为目标的形塑:不出事 |
5.4.2 多元制度逻辑对行为策略的形塑:机会主义 |
6 主体能动性的区别:趋同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差异 |
6.1 地方政府在逻辑场域中的主体能动性 |
6.1.1 改变嵌入逻辑场域的程度的能力 |
6.1.2 适应行为领域变化的能力 |
6.1.3 补语:主体能动性的“微观叙事”方法 |
6.2 改变嵌入逻辑场域的程度的一个案例:富阳市“专委会”改革 |
6.2.1 “专委会”改革的问题诊断和目标定位 |
6.2.2 “专委会”改革的具体做法 |
6.2.3 “专委会”改革的内在机理 |
6.2.4 “专委会”改革:改变嵌入逻辑场域的程度 |
6.3 适应行为领域变化的一个案例:浙江县政扩权的成就与代价 |
6.3.1 县政扩权:经营辖区策略的具体措施 |
6.3.2 县政扩权与民营经济发展的互利耦合 |
6.3.3 经济环境的变迁与县政扩权的代价 |
6.3.4 结语:适应行为领域变化的新政策 |
7 主要结论、实践意义与研究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实践意义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9)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中文提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第一章 两湖地区的历史渊源关系 |
第一节 古代的两湖联系 |
第二节 近代的两湖关系 |
第三节 近代的两湖差异 |
第二章 两湖革命的基本动力 |
第一节 清末湖北留日学生运动 |
第二节 清末湖南留日学生运动 |
第三节 湘籍志士对会党的发动 |
第四节 鄂籍志士对新军的改造 |
第三章 两湖志士的合作关系 |
第一节 两湖志士的早期合作关系 |
第二节 湖北革命团体演变及湘籍志士的参与 |
第三节 两湖志士中部革命思想的形成 |
第四章 两湖立宪派与立宪运动 |
第一节 两湖保路运动中的合作关系 |
第二节 两湖保路运动的差异 |
第三节 两省咨议局异同 |
第四节 两省咨议局议案之比较 |
第五章 湖北、湖南军政府的关系 |
第一节 湖北军政府的演变 |
第二节 湖南军政府的演变 |
第三节 两湖军政府政策的异同 |
第四节 两湖军政府的互助 |
第五节 湘军援鄂 |
第六章 “二次革命”在两湖 |
第一节 湖北的二次革命 |
第二节 湖南的二次革命 |
第三节 两湖二次革命之比较 |
余论 |
附表 |
参考文献 |
(10)有效治理结构与激励性规制的互动研究 ——以转型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银行治理结构的研究状况 |
1.2.2 激励性规制的研究状况 |
1.3 研究思路及逻辑结构安排 |
1.4 本文研究的方法、主要创新点 |
2 公司治理的动态演进 |
2.1 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 |
2.1.1 企业本质的理论认识 |
2.1.2 公司理论与公司治理 |
2.1.3 公司治理的法理学基础 |
2.2 公司治理的内容 |
2.2.1 公司治理的概念及内涵 |
2.2.2 公司治理机制的决定因素 |
2.3 公司治理趋同 |
2.3.1 公司治理模式比较 |
2.3.2 公司治理模式趋同 |
3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 |
3.1 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述评 |
3.1.1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理论交锋 |
3.1.2 国有银行的治理机制的研究进展 |
3.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行业特征 |
3.2.1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性 |
3.2.2 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问题 |
3.2.3 影响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因素 |
3.2.4 银行业的行业特征及其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
3.2.5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特征 |
3.2.6 外部控制系统在目前银行公司治理中的运用 |
3.2.7 建立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
3.3 国际视角的公司治理机制发展 |
3.3.1 OECD公司治理原则: 确立公司治理现代框架 |
3.3.2 BASEL治理原则: 全面规范商业银行公司的治理 |
3.3.3 国际清算银行治理原则:具体规范商业银行公司的治理 |
3.3.4 美联储银行风险评级管理原则与治理机制法制化 |
3.3.5 新巴塞尔协议与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
4 我国金融规制的发展历程 |
4.1 金融规制理论进展 |
4.1.1 金融规制理论的研究 |
4.1.2 市场约束理论 |
4.2 银行规制的原因、失灵及发展轨迹 |
4.2.1 银行规制的成因 |
4.2.2 银行规制失灵 |
4.2.3 银行规制的发展轨迹 |
4.3 银行规制研究的内容 |
4.3.1 银行规制的信息约束与激励相容机制 |
4.3.2 我国银行脆弱性问题研究 |
4.3.3 政府规制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
4.3.4 中国银行治理 |
4.4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规制低效的制度分析 |
4.4.1 金融体制改革路径引发的低效 |
4.4.2 商业银行规制制度 |
4.4.3 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
4.5 金融规制的发展历程 |
4.5.1 金融服务业贸易规制与规制研究 |
4.5.2 我国银行业规制存在的问题 |
4.5.3 入世后我国金融规制的动态发展 |
5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激励性规制互动研究 |
5.1 金融危机与金融规制有效性 |
5.1.1 金融危机与金融规制有效性研究 |
5.1.2 金融规制的效率与宏观经济稳定 |
5.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规制的评价 |
5.3 转型期银行规制的体制改革发展 |
5.4 激励相容的金融规制 |
5.4.1 市场失灵、公共利益规制理论及规制失灵 |
5.4.2 信息经济学框架下的金融规制理论发展 |
5.4.3 “贝克尔-斯蒂格勒模型”与法律不完备规制理论 |
5.4.4 内生的激励规制理论 |
5.4.5 激励相容的金融规制机制初探 |
5.5 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与金融规制机构规制的动态博弈模型 |
6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四、关于邵先国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2]福建省宪研究[D]. 陈应珍.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3]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落马官员忏悔书研究[D]. 董静. 华东交通大学, 2019(04)
- [4]国有公司经理制度研究[D]. 罗泽刚.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7)
- [5]海关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初探 ——以武汉海关为例[D]. 邓青. 复旦大学, 2011(05)
- [6]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12)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研究[D]. 黄加文. 江西师范大学, 2012(05)
- [8]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研究 ——基于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D]. 叶托. 浙江大学, 2012(09)
- [9]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D]. 霍修勇. 湖南师范大学, 2002(01)
- [10]有效治理结构与激励性规制的互动研究 ——以转型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为视角[D]. 申茹. 西北大学, 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