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流通体制研究——以化肥为主体的改革思路(论文文献综述)
冯娇娇[1](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陈有联[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赣南农业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杨松楠[3](202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认为“三农”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目前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特别突出。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农民生活水平是关键。通过梳理乡村振兴战略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进一步总结发展农业集体经济、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经验,为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纵深发展提供了支撑。乡村振兴不仅是全国统考的“大试卷”,也为各省预留了实施区域性方案的选择空间。山东省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农业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扩大农产品生产、改进粮食生产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的重要指示与要求,立足于山东省农业资源的先天条件和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现状,要全力发展社会化、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现代化农业,来满足农业发展要求,还要提高绿色农产品的发展优势,如寿光、莘县等,让生态文明和农业生产和谐发展。通过“高效率、高效益、高质量”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实现以“产业兴旺”为基础,以“生活富裕”为目标的乡村振兴。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基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社会化、专业化、组织化和集约化的特征,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相关论述和各届中央领导人的农业现代化思想,理清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梳理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实践基础。然后通过调查和个案研究,分析山东省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成效,发现山东省在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探索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府政策扶持不到位、低质量的要素资源投入、土地流转阻力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不高,并从政府、各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三方面进行问题成因分析。接着通过总结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前沿的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模式,并分析对比国内河南省、四川省、江苏省、黑龙江省等省份的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模式,从中汲取山东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可借鉴参考的经验和方法,来加快山东省农业经济发展。最后,进而从完善土地流转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健全生产要素供给体系、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外部的合作共生机制和完善社会化服务六方面对如何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出了科学性、可行性的对策建议,构建成助力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罗慧[4](2021)在《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是国家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已从单一的数量安全向多元目标转变,这就要求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方式和路径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才能有效地应对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样的粮食生产技术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更符合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需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历史演进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究竟呈现怎样的演进特征和内在机制,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哪些问题。新时代背景下,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又会呈现哪些规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和要素错配理论,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进行探析,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在构建“历史情境—制度框架—激励机制—技术选择”情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经历了跨越式技术进步(1978-1985年和2012年以后)和递进式技术进步(1985-2011年)两种变化节奏。跨越式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激励所引发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递进式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单一要素技术进步的推动。从要素组合的演进变化来看,对我国粮食生产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的单一技术进步先后是育种技术、肥料相关技术和机械技术。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呈现“制度激励→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形成新要素组合”的逻辑。演进的内在机制主要有: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分析主线是技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波动强度取决于宏微观目标匹配度。第二,在放松要素配置最优的假设条件下,采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得到,在考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的情况下,2000-2018年我国粮食作物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平均为1.7%。6种粮食作物的测算结果分别是:中籼稻(2.72%)、小麦(2.45%)、粳稻(1.73%)、早籼稻(1.27%)、晚籼稻(1.07%)和玉米(0.97%)。进入新时代以来,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波动趋于平缓,狭义技术进步仍是推动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动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进步呈现弱偏向性,主要偏向使用机械技术、(使用或节约)育种技术。从要素错配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粮食生产中大部分要素配置处于过度投入状态。第三,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在不考虑要素配置效率的情况下,集体组织统一经营的农地配置模式的广义技术进步率高于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模式,且前者的农地配置效率高于后者,但是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的技术效率表现更优。基于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化,挖掘生产技术潜能;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减少灾害对技术进步的冲击;激发农业金融市场的活力,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充分发挥集体组织的统筹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王永仓[5](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王英蓉[6](2021)在《秦皇岛市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农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是农业稳定高效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我国应对“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秦皇岛市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条件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同时作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以及首都经济圈的重要功能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环境下,发展现代农业是必然趋势。为此,本文以秦皇岛市现代农业为研究对象,立足当前农业发展实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对现代农业的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为推进秦皇岛市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归纳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SWOT分析法。在运用相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对秦皇岛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优势、劣势、机会、挑战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借鉴国内外现代农业的先进发展经验,得出了四点启示,即应结合地区实际发展现代农业、政府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重要的组织载体、必须重视农业科技创新。最后按照利用优势、摒弃劣势、把握机会、面对挑战的方针,提出了适合秦皇岛市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即利用优势制定专项发展规划;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机会;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设施装备升级;积极应对农产品贸易壁垒;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环境;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延伸产业链条。
孙明扬[7](2021)在《基层农技服务供给模式的变迁与小农的技术获取困境》文中研究表明在农业转型的背景下,小农户存在修正既有生产方式和获取日常性生产指导的技术刚需。但基层农技服务供给却呈现了"行政上移与市场主导"的双重特征。农业部门不再建设基层服务力量,县级提供的公益性技术服务以回应国家农业政策导向为核心,而彻底偏离了农民的生产技术需求。以技术为辅助性销售手段的农资经销体系成为了乡村社会的技术主导。这种以"卖货"为核心的技术供给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农民的技术服务资源,却加剧了小农户的技术获取困境,并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方式:技术服务的极度碎片化使得农民生产过程中技术与技术、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协调性极差;技术供给内容异化不断提高生产资料成本和生产难度;更为重要的是农资经销体系的转型使得小农户进一步被农技服务市场边缘化。因而,基层农技服务体系迫切需要廓清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功能,并建设有效的乡村服务力量,以保证小农户与农业技术的有效衔接。
郭鹏鹏[8](2021)在《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孟德拉斯曾直言,在任何时候,农业问题始终都是一个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农业成为政策对象被顶层设计者关注是国家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之一。而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地方政府农业治理领域中的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农政转型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本文以拓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为工具,以农业结构政策演变为主线,主要回答“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与动力机制”问题。在深度的田野调研中,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以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行为;二是,以家户为视角,研究农民基于家户利益考量,在农业转型实践中的行动逻辑。在结构安排上,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作者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文的叙事:一是,首先以全国农业的宏观数据梳理了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和变迁的历史进程,其次选取陇中A区作为田野调研点,系统介绍了中观层面的农业结构变迁背景,最后以李村为案例点深入地考察了推动当地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第四章);二是,论文以粮食作物马铃薯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农业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总结出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动力(第五章);三是,以经济作物芹菜为例,揭示了小农户在推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阶层动力(第六章);四是,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功能性农业”出发,对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反思(第七章)。应该说,这对于农政研究中的转型过程、动力机制和地方性知识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在深入的田野研究基础上,作者得出如下结论:(1)基于田野点的地方性经验证据发现,当地的农业结构已然发生了转型,即资本进入农业,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实现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2)基于田野点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农业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农业政策在驱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在李村,基于项目制的规模化农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农业结构转型现象。这种追求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是受政策驱动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形成的。(3)田野点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更加彻底的农业结构转型。受家庭资源库的约束,农户在实现家庭积累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存在明显的差异,成为推动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这种由小农户驱动的作物繁荣为我们深入认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4)论文进一步得出农业结构转型所表现出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以规模化、统一化为特征,通过政策工具的干预而完成的简单的农业转型;另一种是以资本化为本质特征,同时兼具规模化与专业化,由小农户因经济分化而推动的农业转型。本文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外在动力总结为政策动力,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总结为阶层动力。农业结构的变迁是受政策与农户双重动力驱动的结果。作者认为,在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对农业的扶持和引导不可或缺,但是其干预不宜过多越界。农户作为农业实践活动的真正承担者,要发挥其能动性,不断培养调整农业行为的能力,以便应对市场和自然风险,成为繁荣乡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农业资本化转型造成的后果是多面向的。乐观地讲,农业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发展现代化农业不仅对于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对于消解全球饥荒,对于提升农村社区及农民群体的福利,以及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均功不可没。但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于农业生产本身而言,从本质上来讲农业是多种生命形式互动的过程,而单一作物的规模种植将逐渐丧失“传统农业”所蕴含的多功能性,使得农业变得不可持续。一个纵容浪费和污染从而破坏地力的农业体系,不可遏制地损耗着全球的环境公地;其次,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在没有国家福利规划的情况下,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即使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安全网;第三,对于农民而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加剧,各类经营主体和资本进入农业,使得小农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后,传统村庄被认为是由共同体成员居住的家园村落,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互惠原则、个人关系的的固定场域。农业、农地和农民作为一个互动共生的体系,都依托村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而发生各种关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已经被市场化进程和实质性的商品化所改变。
薛凤冠[9](2021)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实践中,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索,形成并实践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陈云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因此,系统梳理和研究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按照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本文二、三章主要探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曲折探索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其思想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有计划按比例”思想、西方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原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同时,其思想的形成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长期领导经济实践也有着密切联系,并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充实和深化。二、本文四、五章重点阐述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总结,文章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提炼概括为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等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全貌。文章认为,这六个方面内容涉及到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发展的思想两个层次。其中,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主要涉及陈云经济工作的伦理观和方法论,故可以归为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改革、经济开放更侧重于体现陈云在经济发展某一领域实践中的思想,可以归为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两个层次、六个方面思想,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完整体系。其中,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基础,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本文第六章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征与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实践的全面研究,文章从政治性、人民性、求实性、创新性、前瞻性五个角度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渐进而审慎可以说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终其一生,无论身处何时、身居何位,陈云始终保持这一特色。通过渐进和审慎,陈云在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中,推动中国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最后,文章认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体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二是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三是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四是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五是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这些对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既丰富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也值得学习借鉴。
严宏[10](2021)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首先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福利状态,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条件和收入的高低。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状况,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的重要方面,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权是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西南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方面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鉴于西南地区所处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地位的特殊性,这种差距的扩大会随着一些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会越发的凸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聚集区主要涵盖四川省、西藏、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五个省市区民族自治区。该地区主要为农村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和生态保障区,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仍然比较落后;西南地区包括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省藏区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我国构建了“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中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就在西南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受特定区位、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供给区域失衡,有限的资金渠道限制供给,单一的供给模式无法有效实现村民的需求表达等现状,立足西南地区,开展了如下研究:一是导论与基础分析。本部分围绕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依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供给主体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理论对本研究的农村公共品概念、研究范畴,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三类。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逻辑提出与现实基础的研判。本部分基于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服务型、农业生产保障型及发展促进型三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考察、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逻辑起点、开展理论论证,剖析现实基础,提出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现状和投资效率分析。本部分在以往公共品供给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立足西南地区,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准确分类基础上,开展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的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效率提升研究。四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西南地区“珙县农村修路”、“万春镇L村路灯维修”、“成都农贷通”三个案例,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及绩效评价研究。五是国外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提出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借鉴。六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配套制度设计。本部分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基于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当前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其成因,包括: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监管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各地区对农村公共品自身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和资金投入的差距相对较大。具体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较高;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存在差异。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呈现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区域间在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和投资结构上的差距显着,但总体上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逐渐改善。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较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公共品受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农民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五是依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的概括总结,本文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
二、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流通体制研究——以化肥为主体的改革思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流通体制研究——以化肥为主体的改革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
(一)相关学术研究概况 |
(二)学界研究内容及观点 |
(三)研究评析 |
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一)主要内容和文章结构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点 |
第一部分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
一、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及特征 |
(一)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内涵 |
(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 |
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述 |
(二)党的十九大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现代化思想 |
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实践基础 |
(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前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 |
(二)党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 |
第二部分 山东省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现状分析 |
一、山东省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成效 |
(一)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 |
(二)组织化程度不断增强 |
(三)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渐形成 |
(四)涌现出闻名全国的“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诸城模式” |
二、山东省农业经营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一)山东省农业经营体系存在的问题 |
(二)山东省农业经营体系问题成因分析 |
第三部分 国内外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经验借鉴 |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构建农业经营体系的成功经验 |
(一)保护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
(二)完善职业农民培养机制 |
(三)发展和监管农业合作社 |
(四)以短链产品促农企发展 |
(五)政府和企业组织合作服务农业 |
二、国内其他地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经验借鉴 |
(一)寻求农业发展新路径 |
(二)积极推进农场建设 |
(三)发展高质量农业服务体系 |
(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第四部分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对策措施 |
一、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
(一)明晰农地产权 |
(二)界定受让人主体资格 |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
二、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
(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
(二)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
(三)改造提升农户家庭经营 |
三、健全生产要素供给体系 |
(一)加强职业农民培育 |
(二)改革涉农金融机构 |
(三)鼓励外出人员回流农村 |
四、加快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 |
(一)改善农业科技服务的基础设施条件 |
(二)完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
(三)加强农业科技村级推广组织建设 |
五、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外的合作共生机制 |
(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外部合作共生机制 |
(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合作共生机制 |
六、完善社会化服务 |
(一)建立村镇级公益性和经营性服务组织 |
(二)创新网络服务机构 |
(三)采取绩效评定制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4)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一般分析框架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粮食生产技术与技术进步 |
2.1.2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 |
2.1.3 粮食生产要素及其最优配置 |
2.1.4 粮食安全涵义的演变 |
2.2 文献综述 |
2.2.1 技术进步及其路径选择理论溯源 |
2.2.2 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的文献综述 |
2.3 一般分析框架 |
第三章 农业技术进步与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 |
3.1 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3.1.1 促进粮食总产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单产大幅度提高 |
3.1.2 促进粮食优质化以及粮食生产区域的新格局 |
3.1.3 为粮食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支撑 |
3.1.4 促进种粮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管理方式的改进 |
3.1.5 促进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3.2 支撑我国粮食发展的主要农业技术进步 |
3.2.1 育种技术的进步 |
3.2.2 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的改进 |
3.2.3 地力改善技术的进步 |
3.2.4 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的进步 |
3.2.5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3.2.6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变迁之路 |
4.1 数据说明及其特征表现 |
4.1.1 数据处理及说明 |
4.1.2 数据变化特征 |
4.2 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分析 |
4.2.1 情境分析框架构建 |
4.2.2 粮食生产技术的外部情境演变 |
4.2.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情境分析 |
4.2.4 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变更历程 |
4.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特征 |
4.4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内在机制 |
4.4.1 技术进步路径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 |
4.4.2 技术进步路径的波动强度取决于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匹配度 |
4.4.3 技术进步路径的分析主线取决于技术成本与技术收益的对比 |
4.5 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存在的问题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规律 |
5.1 本章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5.1.1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
5.1.2 要素错配概念及理论回顾 |
5.1.3 本章研究框架 |
5.2 研究设计 |
5.2.1 要素错配对技术进步率影响的研究机理 |
5.2.2 基本模型设定 |
5.2.3 广义技术进步率(TFP增长率)的分解 |
5.2.4 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定方法 |
5.2.5 要素错配指数测定方法 |
5.3 数据处理和假设检验 |
5.3.1 数据收集和处理 |
5.3.2 假设检验与估计结果 |
5.4 生产要素及其产出弹性分析 |
5.4.1 平均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分析 |
5.4.2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变化趋势 |
5.5 粮食生产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5.5.1 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时空演进特征 |
5.5.2 粮食偏向性技术进步率的变化趋势 |
5.6 粮食作物要素错配指数的时空测度 |
5.6.1 要素错配时序变化特征 |
5.6.2 要素错配空间异质特征 |
5.7 粮食作物广义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5.8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要素错配、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扩展讨论 |
6.1 粮食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整体表现 |
6.2 要素错配指数与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对比分析 |
第七章 农地配置与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 |
7.1 调研点的选择及基本情况介绍 |
7.2 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
7.3 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
7.4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对比分析 |
7.5 不同农地配置模式下技术进步状况对比分析 |
7.5.1 技术效率的对比分析 |
7.5.2 狭义技术进步状况的对比分析 |
7.5.3 广义技术进步率及其分解项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7.6 农地错配程度的对比分析 |
7.6.1 农地错配的测算方法 |
7.6.2 农地错配的程度分析 |
7.7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致谢 |
作者简历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秦皇岛市现代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现代农业 |
2.1.2 传统农业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业区位论 |
2.2.2 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
2.2.3 比较优势理论 |
2.2.4 规模经济理论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第三章 秦皇岛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
3.1 秦皇岛市基本概况 |
3.2 秦皇岛市现代农业发展特点 |
3.2.1 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发展 |
3.2.2 农林牧渔业经济总量持续稳定增长 |
3.2.3 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 |
3.2.4 农业产业化水平稳步提升 |
3.2.5 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 |
3.2.6 产业融合发展势头迅猛 |
3.3 秦皇岛市农业产业发展状况 |
3.3.1 粮油业 |
3.3.2 菜菌药 |
3.3.3 林果业 |
3.3.4 畜牧业 |
3.3.5 水产业 |
第四章 秦皇岛市发展现代农业SWOT分析 |
4.1 优势 |
4.1.1 区位优势 |
4.1.2 气候优势 |
4.1.3 资源优势 |
4.1.4 产业优势 |
4.1.5 科技支撑优势 |
4.2 劣势 |
4.2.1 农业资金投入相对不足 |
4.2.2 农业发展模式滞后单一 |
4.2.3 物质技术装备条件薄弱 |
4.3 机会 |
4.3.1 政策保障现代农业稳步前行 |
4.3.2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环境 |
4.3.3 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
4.4 挑战 |
4.4.1 农产品贸易壁垒阻碍发展 |
4.4.2 竞争压力升级 |
第五章 国内外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借鉴及启示 |
5.1 国外现代农业发展经验 |
5.1.1 以色列模式 |
5.1.2 加利福尼亚州模式 |
5.2 国内现代农业发展经验 |
5.2.1 连云港模式 |
5.2.2 武汉模式 |
5.3 国内外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 |
5.3.1 应结合地区实际发展现代农业 |
5.3.2 政府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
5.3.3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重要的组织载体 |
5.3.4 必须重视农业科技创新 |
第六章 秦皇岛市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
6.1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 |
6.1.1 利用优势制定专项发展规划 |
6.1.2 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机会 |
6.2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
6.3 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4 加快农业设施装备升级 |
6.5 把握市场大环境发展趋势 |
6.5.1 积极应对农产品贸易壁垒 |
6.5.2 规范农产品市场流通环境 |
6.6 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
6.7 延伸产业链条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7)基层农技服务供给模式的变迁与小农的技术获取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
二、行政上移: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的变迁 |
(一)公益性农技服务体系的解体 |
(二)“行政上移”的公益性农技服务偏离了小农户的技术需求 |
三、市场主导:农资经销体系的技术服务供给机制 |
(一)商业化服务主体的全面扩张 |
(二)以“卖货”为核心的技术传输 |
(三)“关系”网络支撑下的技术下沉 |
四、市场主导的农技服务模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一)农技服务的碎片化影响技术协调性 |
第一,技术与技术之间的协调问题。 |
第二,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协调问题。 |
(二)技术内容异化提升生产成本和生产难度 |
第一,频繁更换农资产品包装,营造出技术更新的假象。 |
第二,创造新型概念,包装既有农业技术。 |
(三)小农技术服务获取的边缘化 |
第一,捆绑农业项目。 |
第二,对接新型经营主体。 |
第三,直接参与生产。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8)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农业转型研究 |
1.3.2 中国的农业转型研究 |
1.3.3 农业转型的驱动力研究 |
1.3.4 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研究 |
1.3.5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的研究 |
1.3.6 文献述评 |
1.4 研究内容 |
1.4.1 核心概念界定 |
1.4.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2.1 研究方法 |
2.2 研究思路 |
2.2.1 数据获取 |
2.2.2 数据分析 |
2.3 “地方政府与农户”动态分析框架构建 |
2.3.1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2.3.2 农作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2.3.3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外动力及运作机制 |
第三章 田野点概况 |
3.1 A区概况 |
3.2 A区农业生态与作物种植概况 |
3.2.1 A区农业生态环境 |
3.2.2 A区传统农作物种植 |
3.2.3 A区旱作农业耕作制度 |
3.3 研究的村庄 |
3.4 村庄家庭的生计策略与经济分化 |
3.5 样本农户的聚类分析 |
3.6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农业结构及经营主体的变迁与地方经验 |
4.1 中国的食物安全与农业结构 |
4.2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演化路径及阶段特征 |
4.2.1 以粮为纲阶段(1978~1984) |
4.2.2 农业单一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9) |
4.2.3 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阶段(2000~2014) |
4.2.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5~至今) |
4.3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 |
4.3.1 对粮食的关注贯穿于整个农业结构调整的变迁 |
4.3.2 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政策关注的焦点 |
4.3.3 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得到回应 |
4.3.4 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得到强调 |
4.4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变迁的政策意图及其演变路径 |
4.4.1 中央一号文件的地位及作用 |
4.4.2 文本分析方法 |
4.4.3 农业经营主体的变迁过程 |
4.4.4 研究发现 |
4.4.5 农业经营主体关注点变迁的政策意图 |
4.5 田野点农业结构变迁 |
4.5.1 田野点农业结构的演变过程 |
4.5.2 三种不同的农业模式 |
4.6 小结 |
第五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5.1 农业政策影响农业结构演变的实现机制 |
5.1.1 农业政策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
5.1.2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经营主体 |
5.2 案例介绍 |
5.2.1 农业产业化背景描述 |
5.2.2 李村马铃薯“千亩”示范基地项目 |
5.3 成为一种治理现象的李村马铃薯产业 |
5.3.1 地方政府行为面临的结构约束 |
5.3.2 镇政府在马铃薯产业中的行政协调 |
5.3.3 村干部在马铃薯产业中的嵌入式表达 |
5.4 农户参与马铃薯示范项目的行动逻辑 |
5.4.1 家户制传统与生计策略选择 |
5.4.2 农户的理性顺从 |
5.5 小结 |
第六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6.1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国际经验 |
6.2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地方经验:李村的芹菜种植 |
6.3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阶层动力 |
6.4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实现机制 |
6.4.1 作物繁荣的参与主体:芹菜种植农户 |
6.4.2 对土地的控制:土地流转 |
6.4.3 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工资支付方式 |
6.5 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7.1 经验语境下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 |
7.2 主要结论 |
7.3 讨论 |
7.3.1 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公共价值 |
7.3.2 农地的商品化与安全网功能 |
7.3.3 小农的前景与农业现代化 |
7.3.4 村庄的活力与乡村振兴 |
7.4 小结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由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现有研究的局限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经济 |
1.4.2 经济建设 |
1.4.3 经济建设思想 |
1.5 创新之处 |
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与历史背景 |
2.1 陈云的生平与简历 |
2.1.1 青少年时期 |
2.1.2 革命战争时期 |
2.1.3 新中国成立后 |
2.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2.2.2 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 |
2.2.3 毛泽东思想 |
2.2.4 中国传统文化 |
2.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2.3.1 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 |
2.3.2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曲折探索 |
2.3.3 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
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
3.1 在革命战争时期萌发 |
3.1.1 中央苏区时期 |
3.1.2 陕甘宁边区时期 |
3.1.3 东北时期 |
3.2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 |
3.2.1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
3.2.2 调整工商业 |
3.2.3 “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
3.2.4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3.3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充实 |
3.3.1 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
3.3.2 重视粮食工作 |
3.3.3 调整经济体制 |
3.4 在“文革”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深化 |
3.4.1 开展对外经济交流 |
3.4.2 边调整边建设 |
3.4.3 引导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4 陈云经济哲学的思想 |
4.1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 |
4.1.1 综合平衡要着眼全局 |
4.1.2 综合平衡要综合施策 |
4.1.3 综合平衡要统筹兼顾 |
4.2 陈云的民生改善思想 |
4.2.1 对民生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战略高度 |
4.2.2 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 |
4.2.3 正确处理好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4.3 陈云的国情国力思想 |
4.3.1 从国情国力出发探索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
4.3.2 速度与质量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
4.3.3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
4.4 陈云的经济决策思想 |
4.4.1 一切从实际出发 |
4.4.2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
4.4.3 交换、比较、反复 |
5 陈云经济发展的思想 |
5.1 陈云的经济改革思想 |
5.1.1 坚持市场与计划相统一 |
5.1.2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 |
5.1.3 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
5.2 陈云的经济开放思想 |
5.2.1 注重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利用 |
5.2.2 注重循序渐进、稳妥推进 |
5.2.3 注重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6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 |
6.1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 |
6.1.1 视为灵魂的政治性 |
6.1.2 无比鲜明的人民性 |
6.1.3 一以贯之的求实性 |
6.1.4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
6.1.5 战略谋划的前瞻性 |
6.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 |
6.2.1 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
6.2.2 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
6.2.3 指导了新中国经济建设 |
6.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6.3.1 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 |
6.3.2 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6.3.3 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
6.3.4 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
6.3.5 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 |
6.4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6.4.1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6.4.2 方法论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0)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1.3.1 公共品内涵研究 |
1.3.2 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 |
1.3.3 农村公共品需求研究 |
1.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
1.3.5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 |
1.3.6 研究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农村公共品 |
2.1.2 农村公共品供给 |
2.1.3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 |
2.2 理论基础 |
2.2.1 基于W-L模型的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 |
2.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2.2.3 基于效率研究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
第3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与现实基础 |
3.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起点 |
3.1.1 政府供给与政府失灵 |
3.1.2 市场供给与市场失灵 |
3.1.3 第三方供给与志愿失灵 |
3.1.4 农户参与 |
3.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基础 |
3.2.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衡 |
3.2.2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3.2.3 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差异明显 |
3.2.4 第三部门壮大 |
3.2.5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历史演进与现状考察 |
4.1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发展历程 |
4.1.1 改革开放前中央“大统一”单一制农村公共品供给 |
4.1.2 改革开放至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分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 |
4.1.3 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 |
4.1.4 全面税改后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探索 |
4.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现状考察 |
4.2.1 生活服务型农村公共品 |
4.2.2 生产保障型农村公共品 |
4.2.3 发展促进型农村公共品 |
4.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4.3.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 |
4.3.2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 |
4.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碎片化 |
4.3.4 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 |
4.3.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
4.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4.4.1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4.4.2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 |
4.4.3 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 |
4.4.4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缺乏监管不到位 |
4.4.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 |
5.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 |
5.1.1 研究方法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5.1.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算 |
5.1.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区域异质性分析 |
5.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的时间演化趋势 |
5.2.1 研究方法 |
5.2.2 研究期间划分 |
5.2.3 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
5.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
5.3.1 结构效率空间理论模型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5.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分析 |
5.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 |
6.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应用及分析 |
6.1.1 政府—市场—农民供给模式:以“珙县农村修路”为例 |
6.1.2 村集体—政府—市场供给模式:以“万春镇L村路灯维护”为例 |
6.1.3 政府—自治组织—私人部门供给模式:以“和顺镇H村图书馆建设”为例 |
6.1.4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评价 |
6.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绩效评价:以“农贷通”为例 |
6.2.1 “农贷通”平台介绍 |
6.2.2 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
6.2.3 “满意度评价内容与基本情况 |
6.2.4 “农贷通”平台满意度综合评价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
7.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7.1.1 美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7.1.2 德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7.1.3 日本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7.1.4 韩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7.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与差异 |
7.2.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 |
7.2.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差异 |
7.3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借鉴与启示 |
7.3.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体系 |
7.3.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村合作组织体系 |
7.3.3 多主体筹措资金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配套制度设计 |
8.2.1 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体系 |
8.2.2 明确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8.2.3 引导非营利组织与村级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
8.2.4 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
8.2.5 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健全农村公共品质量监管体系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读博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四、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流通体制研究——以化肥为主体的改革思路(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下欠发达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D]. 冯娇娇.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改革开放以来赣南农业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D]. 陈有联. 江西理工大学, 2021
- [3]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D]. 杨松楠. 齐鲁工业大学, 2021(12)
- [4]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D]. 罗慧.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6]秦皇岛市现代农业发展研究[D]. 王英蓉.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21(08)
- [7]基层农技服务供给模式的变迁与小农的技术获取困境[J]. 孙明扬. 农业经济问题, 2021(03)
- [8]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D]. 郭鹏鹏. 兰州大学, 2021(12)
- [9]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D]. 薛凤冠.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1)
- [10]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D]. 严宏. 西南大学, 2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