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马里兰州上诉法院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论文文献综述）
裴仕彬[1]（2019）在《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文中认为辩诉交易,英文“Plea Bargaining”,字面意思就是答辩的讨价还价。美国辩诉交易起源于19世纪初,从出现之初便招致种种质疑,在质疑声中,美国辩诉交易如今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本文意在对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考察、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社会学分析等方法,梳理美国辩诉交易演进过程的三个历史分段中检察官的作用、辩诉交易运行概况、主要交易模式,分析了美国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比较了美国辩诉交易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针对我国检察裁量权运行中存在问题,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提出从提高检察官适用认罪协商动力的角度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导论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美国检察官的演变及在辩诉交易兴起中的作用”分成四节。第一节是对美国检察官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美国本土的居民便呈现出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特点,其检察制度在不断变革中独具特色,英国普通法绝不是影响美国检察制度的唯一性力量。在美国,对美国检察官起源之争一直没有停过,早期北美殖民地的宗主国包括英、法、荷等国,宗主国的检察制度或多或少影响殖民地检察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因此,在对各种学说进行分析介绍的基础上,结合殖民地时期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美国检察官制度是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为主体,兼具大陆法系特征的混合体系。在数百年的发展中,美国检察官制度的演变脉络主要是刑事诉讼启动从私诉到公诉、检察官选任从任命到民选,检察体制从单轨制到双轨制。第二节主要对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的犯罪类型进行了分析。首先考察了19世纪前美国主要的犯罪类型与刑罚,该时期道德和宗教犯罪在刑法体系中占据重要作用,独立战争后刑法加强了对财产的保护,刑罚也出现轻刑化趋势。本文通过对马萨诸塞等地区的刑事案件进行梳理,酒类案件成为马萨诸塞州最先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类型。纽约、波士顿等城市的辩诉交易并非从酒类案件开始,而是在盗窃等财产犯罪中最先适用。由于对谋杀罪进行分级,谋杀等重罪案件也逐步可以适用辩诉交易。第三节探讨了立法对法官量刑裁量权进行限制。由于存在对权力的警惕,法官尽管获得了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在1860年以前,最高法院适用司法审查的案例少之又少,法官裁量权一方面受到法典化运动带来的刑事立法成文化和制衡思想广泛传播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司法操作方面受到强制性量刑法令的约束,检察官作为行政部门不太起眼的角色,找到了法官裁量权行使的漏洞而在实践中不断使用辩诉交易。第四节进一步考察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模式,美国检察官的定位和职权被认为是代表着正义、法律和秩序,代表人民和政府追诉犯罪。美国检察裁量权吸收了英国总检察长关于撤回起诉的主要内容,该权力不断演变为几乎不受司法审查的排他性权力。提出在内战之前,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可以使用的主要筹码有诉讼费用、过度指控等,检察官把撤回起诉的裁量权运用至辩诉交易程序中,指控交易便成为该时期主要的交易模式,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检察官针对立法限制检察官不起诉便又在实践中使用中止诉讼的交易模式。第二章“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广泛实践中的作用”共四节。第一节分析了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刑事立法增长而带来案件的增加。19世纪,美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移民潮以及西进运动等影响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事件,最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频繁发生,政治日益腐败和低效,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经济发展的弊病,美国掀起了一股扩张刑事制定法的浪潮,大量带有刑事制裁的经济管制立法、社会立法、道德立法出现,检察官的指控职能不断扩大。第二节着重考察了联邦检察官职权的扩大和司法部的创立对检察官职权的影响。内战后行政权,尤其是以联邦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联邦政府不断介入经济社会事务。联邦检察官的职权、人数及薪水均在增加,联邦检察官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尤其是联邦司法部的创设,司法部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司法部获得了官员账目、法官薪水分配、人事推荐权等监督法官的行政性权力。第三节介绍了进步主义运动对刑事司法运行的影响。社会有识之士为了揭露和治理社会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引发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该运动对美国当时的政治、法律领域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该时期政治哲学发生了从立国时遵循的自然法原则向实用主义的转向。刑事司法领域也深受法学实用主义的影响,关于刑罚目的的讨论导致不定期制度、缓刑制度、假释制度和少年司法的确立和发展。同时,刑事司法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正当程序的勃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得庭审日益复杂化,控辩双方从经济的角度也必然倾向于选择辩诉交易。大陪审团固有的制度缺陷也导致其本身指控职能不断被削弱,为检察官行使裁量权进一步提供制度空间。第四节分析了内战后辩诉交易的变化和发展。由于美国政治的双轨制,本文分别考察了联邦和各州的辩诉交易的情况,辩诉交易案件主要发生在各州,各州辩诉交易的情况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本文还选取了谋杀和酒类案件为例分析该阶段辩诉交易的特点,初步显示出政治因素的影响。辩诉交易的发展离不开法官,州法院对辩诉交易存在认同和质疑两种不同的意见,而联邦法院基本对辩诉交易持沉默态度。检察官利用新出现的缓刑、不定期刑和假释作为适用辩诉交易的工具。在具体的运行上,检察官的量刑权在扩大,检察官也利用犯罪形态和前科作为交易的手段与辩护律师谈判,辩诉交易对被告人的罚金刑影响更大,本文还分析了公众舆论对检察官是否选择辩诉交易的影响。第三章“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得到合宪性认可中的作用”一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着重考察了对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作用的理论探讨及反思,犯罪浪潮、司法丑闻的爆发以及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由民间组织实施的犯罪调查通过案件分析和数据统计逐渐发现了隐藏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辩诉交易现象,并提出改革检察制度的建议。20世纪20、30年代,很多学者根据犯罪调查报告公布的司法数据,对检察官裁量权作了更为细致和精深的研究,揭露存在的问题,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进建议。第二节讨论了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逐步得到法院确认的过程。在20世纪,商业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等日益成为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毒瘤,检察官对上述犯罪类型不仅具有指控权力,还享有侦查调查权。法官在辩诉交易发展史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法官在一战后对辩诉交易的态度逐步发生转变,不再一味地否定,加大了对辩诉交易是否具有事实基础、答辩是否具有自愿性和是否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等方面司法审查力度,最终由联邦最高法院于1970年通过案例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宪性。第三节研究了一战后辩诉交易模式的细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司法界掀起一股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浪潮,权利法案条款实现联邦化。辩护制度在刑事案件的全覆盖促使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公设辩护人制度自身困境又进一步导致控辩双方乐于进行辩诉交易。在一战后,联邦和各州的辩诉交易的比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根据调查表明,检察官对辩诉交易的态度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辩诉交易制度也出现类型化的趋势,本文对谋杀犯罪、毒品犯罪、部队中犯罪、少年犯罪等类型案件中的辩诉交易进行了分析,并按照交易主体和交易模式不同对辩诉交易进行了类型化的探讨。第四章“美国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探析”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简单介绍了辩诉交易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废除危机,并分析了国外对辩诉交易兴起的几种解释理论。第二节探究了辩诉交易之所以兴起于美国的特殊政治法律文化原因。肇始于殖民地时期塑造起来的契约精神和自治实践深刻影响了控辩双方和民众对辩诉交易的态度,控辩双方从内心认可协商解决刑事实体及程序的问题。分权理论和实践使得检察官在决定是否提起指控和如何指控具有排他性的权力,在辩诉交易中行使的是准司法权。本文认为,检察官采用选举制对检察官刑事诉讼的微观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检察官处理刑事案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其选举利益的需要。第三节通过运用庞德社会控制的法社会学基本原理对检察官倾向于适用辩诉交易进行了分析。辩诉交易兴起和发展的19世纪也正是美国工业化、大量移民的时期,人口的变迁与辩诉交易率呈现一定的相关性,通过普选制,组织的影响日益扩大,检察官必然会为了保护社会人力资本倾向于采用辩诉交易。19世纪,社会冲突不断深化,检察官也通过辩诉交易中“从宽机制”予以应对,缓和了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五章“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地位对我国的启示”共分为四节。第一节在比较了中美两国检察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不同定位后,重点分析了我国检察机关宪法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立检察机关控权型的法律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措施的法律效力和司法权威。第二节重点研究了美国检察官裁量权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美国检察官享有几乎绝对的起诉裁量权,但是,美国检察官行使裁量权也受到内部裁量政策和案例法上抗辩事由的约束。本文考察了我国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检察裁量权的变迁,分析我国裁量权存在的行使界限不清等问题,提出以公共利益标准重新塑造我国检察裁量权的行使边界,构建保障检察裁量权依法独立行使的机制。第三节分析了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并对美国在司法审查中秉持的合宪性推定进行了研讨,提出我国一方面建立刑事司法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另一方面构建以自愿性为核心的认罪认罚司法审查机制。第四节对辩诉交易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本文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检察官在适用认罪认罚协商程序时面临协商成本过高、存在职业风险等动力不足问题。总结出我国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定位,并以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的认罪认罚中特殊不起诉制度为例,细化在特殊不起诉中公共利益衡量原则的具体适用规范。本文提出从突出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提高协商主体的决策能力、落实庭审实质化和构建认罪认罚协商的“契约”秩序等方面增强检察官适用认罪认罚协商的动力。
张栋[2]（2006）在《美国死刑程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由于多起死刑案件在我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死刑问题开始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其中死刑程序的改革已成为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通过完善程序来限制死刑案件的数量和保障死刑案件的质量,已经是普遍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和研究国外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和司法相关理论及实践经验,剖析其死刑制度的运行机制,就具有了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正是从这一思想认识出发,笔者希望能够通过对美国死刑程序的研究,获取一些有益的借鉴。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美国死刑概述。第一节简要介绍了死刑在美国的源流与现状。结合美国司法制度的“双轨制”特点,对死刑在美国各州存废情况的曲折与反复进行了介绍。对于死刑在那些与美国拥有相似的政治和文化遗产的国家能够消失,而在美国却根深蒂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这一节的最后简单介绍了美国现有的死刑罪名,以便于我们在研究程序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实体法的背景知识。第二节全面梳理了美国死刑案件的诉讼流程。分审前程序、初审程序和复审程序三个部分。美国死刑案件的审前程序包括登记程序、第一次出庭、起诉、寻求死刑的通知、指定律师、罪状认可、证据开示、审前动议、组成陪审团等9个环节;初审程序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部分。定罪程序有8个环节,而量刑程序中最重要的是对加重情节
郝丽芳[3]（2013）在《美国联邦司法政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在宪政民主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宪政和民主间关系的调和问题,作为宪政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联邦司法系统成为美国宪政秩序的重要维护者。美国宪政民主发展的历程表明,联邦法院充当着宪法和法律的解释者、权力限制和权利的维护者以及社会与政治发展平衡者的角色。成为“宪政主义和民主”二者间的“扣链齿轮”,在维护美国政治体制和宪政民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政治性作用。美国自建国以来,学者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联邦司法政治的观点,包括“最小危险部门”、“范围有限的‘巨大政治权力’拥有者”、实用主义“司法性立法”、趋同性决策者、“反多数难题”和“捕蝇纸法院”等。受诸种因素的影响,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往往适用不同的解释标准,所谓“解释主义”和“非解释主义”的概括表达了司法审判中法官司法理念的不同,由此而衍生了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然而,无论美国联邦法院和法官采用何种解释标准或原则,他们都被历史地赋予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和守护权,尤其是司法审查权的运用,使联邦法院成为反对政治专横的强大壁垒,在美国政治系统中地位不断攀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法院摆脱以往的被动状态,在维护公民权利方面扮演了新的角色。保持正当法律程序、保护少数族裔权利、性别平等、保护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等一系列议题被置于联邦法院面前。保护公民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处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宪法权利法案和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解释和捍卫。通过对诉讼案件的审理,联邦法院为少数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了表达渠道,体现了社会价值的走向。美国联邦司法系统在司法裁决和对法律加以解释的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囿于司法体系天生的被动性和制度性限制、以及基于自身权威性的考量和美国社会利益的多元性,联邦法院在司法判案过程中通常会谨慎行事,实用主义哲学与普通法传统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实用性特点。以“实用主义”的态度面对不同领域运用不同方法,采用“多数原则”对棘手问题作出判决。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用模糊化的处理方式,以应对所面临的反多数困境,在协调诸种紧张关系的同时平衡社会与政治发展,谨慎推动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和前行。
涂钒[4]（2020）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文中提出建立在诉讼规则之上的证据证明是一个主观的“心路历程”,是对历史事实遗留在主观印象与客观物质中的信息进行回溯、挖掘、拼贴出重要片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专家证据发挥着重要功能。可采性研究为专家证据是否被法庭接纳设立标准,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之观察将从专家证人的资格、专家证言与报告样式、专家证据的客观性、成文的可采性规则、及与大陆法系和中国特色分别比较归纳出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独有特色及反思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是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探讨,这是可采性研究的第一步。对比普通证人不难发现,二者证言范围区别明显,可采性规则赋予了专家意见广阔收集信息的自由与作出结论的空间,不似普通证言对意见性与推断性描述的严格排除。与易被混淆的法庭之友比较相似之处与实质区别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在庭审中扮演的角色、参与庭审的方式和阶段、提供的专业知识在庭审中的分量等方面来说,二者都截然不同。此外,以科学证据为对象,运用科学经验进行逻辑推演的法庭科学家,是近年来占专家证人比重越来越大的重要群体,法庭科学家的概念与科学证据的定义亦值得探讨。依此综合描述成为法庭认可的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标准与其独有特征。需强调的是,专家证人作出的证据有两种方式,不仅包括证人证言这类直接言词证据,还包括专家报告这类书证。口头证言与书面证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作出,分别受到不同规则的挑战与约束,它们面对的可采性审查是同中有异的。将专家证言与专家报告分篇而立,依据专家从成为专家证人到参与完整的诉讼程序为逻辑动线,独立探讨可采性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也引出第二章的内容,针对这两种专家证据的内容及样式展开可采性研究。第二章讲述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及形成,包括专家证言的主要内容及样式、专家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样式。第一节与第二节针对专家证言展开。专家证言是获得专家身份的证人坐上证人席位后,在诉讼中回答律师的主询问与交叉询问的口头证据。与普通专家言论对比观察出,二者在发生场景、获取方式、提供信息内容之间的差异十分清晰,并且专家证言自有其语言特点,以描述类语言、说明类语言及分析类语言为框架展开分析。第三节与第四节针对专家报告展开。该部分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报告形成的过程对法庭科学专家的报告进行重点分析,二是对报告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作为最重要的专家证人群体,以科学经验进行推理演绎的法庭科学家们参与诉讼的频率很高,他们的报告基础是法庭科学,作出的专家证据也称为科学证据。有三个领域的科学证据在庭审中被采纳的概率较高、裁判庭认可的证明力较强。一是回答“罪犯是谁”,认定个体的法庭科学证据。二是回答“如何犯罪”,重建犯罪现场和犯罪方式的法庭科学证据。三是回答“法定能力如何”,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的科学证据。以此为据,重点介绍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的“DNA证据”,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枪弹痕迹鉴定证据”和回答第三个问题的“法医精神病鉴定”的鉴定原理、鉴定方式、运行状态及应用中的前沿问题,还介绍了中国和美国其他法庭科学的应用问题,并在前三个主要科学证据章节末附上了典型争议案例的中文编译。对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在专家证人报告的篇末。综合分析了包括宣誓书、对某个证据作出的专家意见、综合性报告等真实案件资料,发现了英国填空式的“法官友好型”范式和美国任意性较大的“专家友好型”范式。结合相关法律、行业规范和司法实践总结出撰写报告的基本原则,包括简明扼要直击重点、避免使用猜测性或过度自信的表述、始终体现中立地位、采用客观方法,以及理性陈述意见。末尾附上目前为止所阅较为规范详尽的一篇美国专家报告的中文编译,以供参考。第三章对专家证据的客观性展开研究。即便专家证人、证言及报告的内容形式都满足可采性要件,专家证据也不必然可采,还应具备的客观性要件。客观性的满足由法律提供的客观制度保障与专家中立立场的主观保障共同实现。制度上发挥最大作用的是庭前开示制度,指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获得各方所掌握证据资料之信息的法定程序。对此,英国与美国在民事与刑事诉讼领域的开示程度、开示内容都有些许不同,英国有着成文的开示规则,美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权利并非由宪法直接赋予,而是通过最高法院对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争当程序条款的解释实现的。但开示规则设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充分保障对抗力量均衡的功能。有开示就有例外,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赋予了四个特权,作为不用开示的法定例外。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些例外又在不断发生变化,典型如专家证据的开示规定,由当做例外限制开示演变为弱化限制主张开示,这也形成了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一大特色。制度是显明的,证人的主观思想是隐蔽的。因而本章第二节开启了科学证据鉴定面对的重大伦理挑战,即“对抗同盟”现象的探讨。专家证人从作为雇主的“雇佣枪手”到与雇主暗自达成“对抗同盟”等一系列关系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外化的表现。美国与英国都作出了各自的改革尝试,但似乎成效一般。因为证据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被正确解读,专业证人的职业必然在以独立的、审慎的眼光分析证据的同时,又无法抛开证据与它所处的情境、待证事实之间需要建立合理联系的现实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法庭科学家这类重要的专家证人,身兼科学的研究者与法律的证明者,在科学真实与法庭真实之间游走,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追求既统一又各异。它们都是客观真实的一部分,都重视因果关系的认定,都无法实现绝对真实。但法庭中的科学致力于发现真相,法庭中的法律也从不以探究真相为目的。第四章是美国专家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专家证言并不会因为作出主体的权威性而自动为法庭认可,因而第一节对弗莱伊案、多伯特案、锦湖轮胎案三个标志性先例作出了介绍与分析。弗莱伊案设立的普通接受原则既有进步意义和必然性,也有被取代的可能与局限性。多伯特案设立的强调科学方法鼓励法官审查的可采性规则是对普通接受原则的进步,但它带来的争议并不比簇拥的呼声小,也没有在全美范围内对弗莱伊规则全面取代。湖锦论坛案的到来结束了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议,将规则扩展到非科学证据领域,肯定经验与技能同样适用多伯特规则。每个规则都附上了该案案由、裁判依据、裁判结果的中文编译概览,以供参考。同时,实践中的可采性规则不是生搬硬套的打勾式应用,除了满足成文法证据规则中的条款要求,依据标志性先例及其他判例设立的不成文规则,还需同时满足关联性、可靠性和可接受性标准。第二节对三个规则展开讨论。这三个规则都没有在证据法中明文体现,实际设定了准入性标准的门槛,并不是每个案例必定讨论的必要性规则,却可以成为降低证据可信度,甚至是排除证据的事由之一。第五章对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特色的剥离与反思。第一节通过与大陆法系比较,观察到美国对专家证据的对抗式审查模式的依赖、不似大陆法系依靠中立专家证人来矫正偏见、以及为法官心证的形成设立了独特的规则指引的三个特点。在与中国特色比较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处于专家证据应用的起步阶段,美国经历了专家证据开示从限制到宽松、由只关注相关性到愈加关注可靠性标准、专家证人道德标准从低至高的三个独特演变阶段,可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些许思路。第二节讲述了庭审中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发现实践中法官对物证的依赖十分严重,并且专家证据是否可采不仅与法官如何适用规则完成守门人角色相关,甚至受到法官本人的影响。陪审团对于专家报告的看法与采纳标准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经过研究发现陪审团并没有使用什么高大的逻辑判断,而是采用了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分辨技能。陪审员首先以自我认知对证据进行阅读并尝试理解,初次探查是否存在认知范围内的谎言,接着通过开庭陈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巩固或降低对专家评估的可信程度。一旦遇到复杂的科学证据,陪审团将直接摒弃这些逻辑,转而依靠外围信息判断证据可靠性的“独眼龙裁判”,譬如专家本人的个人魅力、作证经历、行业履历和著作数量等。第三节是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观察发现实践中对专家证据过度依赖,导致“垃圾科学”与“冒牌专家”混于庭上,诉讼费用过高与诉讼延迟现象屡见不鲜,专家过失与渎职行为和任何行业领域一样普遍存在,都令被告不公平的承担了专家证据不可靠的证明责任与超出合理范围的诉讼成本。此外,缺乏统一标准的实验室实践等漏洞,使“甜点抗辩”等伪科学登堂入室不断干扰着司法正义的实现,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还发现专家证人作证风险逐渐增加,以雇佣方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与侵权责任等民事诉求的概率显著提升,而司法判决对此类主张也愈加支持,甚至是鼓励。从医疗事故诉讼中的执业医生到没有尽到预防措施义务的精神病学家,还有对潜在受害者未履行道德范围内告知义务的专家证人和未尽到照顾义务的职业过失的专家证人,都成为了追诉的被告。第四节是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的启示。在回应我国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的政策背景下,司法鉴定人改革顺利推进的历史契机下,专家辅助人制度已箭在弦上。统揽美国经验与教训,初步探索了三个方面的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要求。一是明确了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规则设立的必要性,有利于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有利于构建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有利于推进裁判文书规范化。二是初步设想了成文可采性规则,包含专家适格性的形式审查,专家出庭口头意见审查,及未出庭专家撰写的专家报告的审查标准。三是对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提出三个要求,对专家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对专家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以及对专家证人道德的经常性审查。英美法系中的专家证人概念不能直接拿来,国内理论扎实地鉴定人概念也无法直接套用,应属于司法辅助人项下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为其单独构建序列,并从培养去伪存真的逻辑思维、选择稳定可靠的科学理论、秉持客观公正的科学立场的专家入手,防范美国已发生与生在快速变化的风险,推动我国证据制度、鉴定制度、司法辅助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陈永生[5]（2007）在《死刑与误判——以美国68%的死刑误判率为出发点》文中研究指明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刑事法方面的教授为主体的一批美国学者对美国1973年至1995年判处的全部死刑案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统计出了美国死刑案件的平均误判率,推算出了影响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各项因素与死刑误判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并据此提出了解决死刑误判问题的十项对策。该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其对中国死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以及改革与完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价值。
龙湘元[6]（2015）在《同性婚姻若干法律问题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同性婚姻合法化是西方各国同性恋争取平等权利的产物。而婚姻在传统社会所起到的生产组织功能、社会组织功能以及生活互助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同性恋群体面临着来自传统文化和观念上的巨大压力,我国没有同性婚姻立法的社会基础。本文通过对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历史进程、相关基本权益等问题进行考察,梳理同性婚姻合法化背后的普世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的不同的立法模式进行比较,以便为中国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和国际私法问题提供借鉴。除导言外,全文共分6章,约19万字。导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内容安排。第一章对同性恋及同性婚姻做了概括介绍,包括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概念与历史演变、宗教对同性婚姻的影响、同性婚姻的理论分析。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同性恋的发展经历了宽容—打压—有罪化—疾病化—包容—立法等一系列态度,世界各国对同性婚姻立法处于多元化时代。本文以西方同性恋理论的本质主义思潮和建构主义思潮为基础,同时分析了颠覆婚姻性别基础的“酷儿理论”,深入到人类意识的深层,寻求同性恋文化作为政治符号书写的可能,揭示本质主义下局内人（同性恋者）和局外人（异性恋者）对同性婚姻的不同态度。第二章说明了同性婚姻的合宪性。本文从同性婚姻法律认可的宪法基础进行分析,得出同性恋群体的基本权利图谱,然后从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在宪法问题上的争论找出同性婚姻的合宪性观点,同时对反对同性婚姻国家的观点进行剖析,针对同性婚姻的所谓道德滑坡论等观点进行辩证,从多数与少数的论辩中得出同性恋者应享有和其他公民同等的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如果把同性恋者排除在婚姻之外,依据的应该是宪法或法律,而不是宗教、道德或传统文化,没有法律依据就剥夺他人的婚姻权,应该是违宪的,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一样应该受到宪法的“平等保护”。第三章对同性恋婚姻的法律地位进行比较,同性婚姻特点是主体的特殊性、婚姻形式的多样性、同性婚姻的目的的单纯性,其没有传统家庭的生育子女的功能。在承认的国家中,又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角度分别介绍了一些典型国家同性婚姻的立法现状以及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对同性婚姻的立法态度。本章把同性婚姻的立法模式分为注册伴侣、互助契约、家庭伙伴（同居者）立法模式以及零星规制模式等,并分析了不同社会条件下这些模式的转换及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是对同性婚姻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比较。夫妻人身关系和夫妻财产关系乃夫妻关系的全部内容,我国学界通常把人身关系分为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从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的立法规定来看,大部分国家规定同性配偶之间、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当事人的人格权平等,只有极少数国家没有明确。在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中,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在同居权、贞操忠实义务、住所决定权、家庭日常事务代理等身份权方面的立法基本一致。在身份权方面,除了同性婚姻以外,登记合伙制度这类准婚姻制度是一种几乎等同于婚姻的新的民事制度,同性配偶通过缔结登记合伙关系所获得的法律权利与缔结婚姻关系的同性配偶除了在收养权略有区别以外,其他权利基本相同。在财产权方面,几乎所有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的立法把同性伴侣纳入和异性伴侣一样的保护范围；而准婚姻和半婚姻制立法的国家在财产权、继承权、家庭住宅占有权、日常家事代理权、保险利益享有权、领养权与监护权、社会保障享有权、诉权、知情权、平等就业权等方面赋予了民事伴侣与异性婚姻配偶大部分或者完全相同的权利。在允许同性伴侣收养子女的国家,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有继承遗产的权利。第五章主要探讨同性婚姻的国际私法问题。在国际环境的大趋势下,因同性婚姻而导致的法律冲突也日益增多,对同性婚姻准据法如何确定及涉及其他问题如何解决也是司法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本章第一部分观点是：对同性婚姻的成立可以借鉴合同的准据法、婚姻的准据法、或制定特殊的规则。另外,同性家庭的全球流动也会导致个人权利和家庭关系产生变化,本章第二部分是有关涉外同性婚姻的司法承认方面,分别从承认同性婚姻、承认民事结合、不承认国家进行探讨和分析。另外,在共同收养,代孕、医疗互助方面,以欧洲为代表的司法理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模版。第六章是结论部分,论述了中国对涉外同性婚姻进行立法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修改传统的婚姻模式,借鉴国外的家庭伴侣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增设相关的国际私法规范或相应的司法解释,慎用公共秩序保留原则,设立同性伙伴登记制度的可行性,借鉴国际社会的立法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同性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
林君晟[7]（2012）在《美国州法院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以马里兰州为例》文中认为美国的法院制度向来为我国学界所关注。但美国法院系统实行“双轨制”,即联邦法院与各州法院这两种并行的法院系统,而我国针对美国州法院的制度研究则相对较少。马里兰州作为成立美国的最早13州之一,其法院制度经过了不断的改进与发展。本文选取马里兰州为例对美国州法院设置与法官选任制度展开介绍,以期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特别是司法改革和发展提供经验与借鉴价值。本文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五大部分：其一是对美国州法院制度的概述,介绍美国在殖民地时期的法院结构以及美国州法院的现状；其二为马里兰州法院的组成和建构,按照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两个层级展开介绍；其三是对马里兰州法院法官的选任制度的介绍,包括相关立法规定以及法官任免辅助机构两个方面；其四是马里兰州法院的运行机制,主要通过一则上诉法院的案例来展示；最后是美国州法院相关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就诉讼制度和法官监督两个方面提出笔者的浅见。
肖姗姗[8]（2018）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与未成年人相关的议题均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如虐待儿童、未成年人监护权事宜、未成年人犯罪等。从现行的研究来看,多从刑事法领域予以探讨,缺乏对未成年人司法的体系性探索。文章从体系构建的角度入手,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双重理念下,构建以刑事为主导,兼顾民事、行政的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文章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概述。我国自古以来便有“恤幼”的传统,现今已经开启了专门立法的进程,如颁发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专门法。然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相比体系性、全面性、实用性为主导特征的世界三大未成年人司法体系而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存在立法分散、缺乏系统性、附属于传统成人司法、缺乏独立性、受理范围狭窄,缺乏全面性、以刑事处罚为主,缺乏健全的保护处遇体系等问题。可喜的是,一体化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研究视角。一体化指导下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不仅涉及未成年人实体法规定,还应当包括程序法、组织法与执行法的规定;不仅涉及未成年人为行为人的案件,还应当对未成年人为被害人的案件予以处理;不仅涉及刑事法领域,还应当涉及民事法与行政法领域。第二章主要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未成年人司法的思想理念,探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基本理念的选择。“国家亲权”理念促进了西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形成,“儿童利益最大化”思想推动了其进一步发展。从“国家亲权”理论来看,它起始于英格兰,与封建土地制度密切相关,从开始对未成年人监护案件的适用扩大到现今诸多领域的适用,“国家亲权”成为了西方国家司法活动的重要根基。从“儿童利益最大化”来看,虽然其存在概念模糊性的问题,但这一理念逐渐得到了国际认可,并成为了国际社会、诸多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的一项基本准则。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发展来看,显然不能将“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两大舶来品照搬到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中,但两者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而言,必须坚持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双向保护的立场,不仅需要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规制,同时也需要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保护。因此,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应当选择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未成年人权权利保护并重的基本价值理念。第三章主要介绍未成年人司法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司法构建的前提在于对适用对象的厘清。虽然“少年”概念和“未成年人”概念经常被混淆使用,但从我国近年来颁布的法律规定来看,“未成年人”这一概念更具有中国特色,能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所用。然而,“少年”概念在某些领域仍可保留使用,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始发展至今的“少年法庭”、比较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相关“少年”概念。同时,结合我国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将十八周岁以下的所有公民归于未成年人的范畴。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建立的另一个前提在于对管辖行为的厘清。文章根据调研和案例分析,认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予以类别区分。从一般预防入手,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的抽烟酗酒、校园欺凌、旷课逃学、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不良交往、不良触网等现状,对未成年人的典型不良行为予以规制;从临界预防入手,取消传统的严重不良行为规定,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寻衅滋事,扰乱治安行为、涉赌行为、涉毒行为以及性交易行为等触法行为予以规制;从特殊预防入手,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如暴力犯罪、财产性犯罪以及性犯罪等行为予以重点规制。第四章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体系性构建。十九大的召开,宣布着我国已经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新的阶段,我国诸多方面面临着新的矛盾、困难与挑战,如未成年人司法组织。我国的少年法院、未检部门、未成年人警务部门和司法社工都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部门经历数年的发展后取得的成效仍不容乐观。经过三十余年发展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少年法庭,出现了价值理念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组织形态不一、专业化队伍缺乏等问题。我国在第一个少年法庭成立之后,开始寻求公安机关内部设置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探索。然而,这种专门化、专职化的探索并未形成特有制度。作为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一部分,我国未成年人警务制度成为了司法体系构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在法律上明确未成年人警务的地位,并在县级公安机关设置未成年警察机构,在地市级公安机关无需设置未成年人警察机构,并进一步对未成年人警察的职能予以调整。作为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以及对相关司法程序进行法律程序的监督的机关,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是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出现了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并不清晰,缺乏明确性、稳定性、职能范围过于狭窄、名称混乱,缺乏统一性、专业化队伍落后等现象。基于借鉴比较与现实考量,文章提出对未成年人检察机制予以调整和重构,主要从统一称谓、规定层级设置、调整职能范围、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入手,构建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制。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社会工作在未年成人司法活动中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在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具有角色优势,他们在基本价值理念与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相契合,具备承接未成年人审判、检察、侦查等司法人员延伸工作的能力,也符合符合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特殊要求。毋庸置疑,社会工作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国特色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加大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将其运用到未成年人司法工作中。第五章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制度的探索。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不同,诉讼程序中案件的审理也不尽相同,对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区别于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因此,我国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时,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兼顾保护的依据,并以全面调查与迅速简易为基本原则性指导。同时,应当注重对不公开审理、合适成年人到场以及社会调查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从而,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程序、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审理程序、未成年人行政司法保护案件的审理程序入手,探索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体系性构建。第六章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遇机制的构建。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文章此部分主要探讨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以及犯罪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机制。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中,未成年人被害救助的研究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探讨对这一特殊主体的救助制度,是基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避免未成年人遭受“第二次伤害”的需要,也是基于被害人恶逆变的考量对未成年被害人予以犯罪预防的需要。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主要从被害补偿、司法援助、被害社会援助入手,同时倡导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致力于被害预防机制的构建。对于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机制而言,这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薄弱环节,现行的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和强制性戒毒等保护处分措施的实际功效显得十分苍白。因此,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对触法未成年人适用多样化的社区性保护处分措施,重视中间性保护处分措施的运用,并对我国的工读学校予以改革。当然,对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措施也应当设置从调查——决定——审理与裁判——执行的严格程序规定。对待犯罪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而言,当前的主流观念为禁止死刑、限制自由刑、鼓励非刑罚处罚为基本适用原则。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已经明文禁止死刑的适用,但是对于自由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来看,仍有待进一步调整。基于犯罪预防和权利保护的需要,文章认为除禁止适用死刑外,无期徒刑、没收财产、政治权利的剥夺也应当禁止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未成年犯罪人拘役、管制、有期徒刑、罚金刑的适用应当予以特殊化规定。就未成年人刑罚的执行而言,应当从监禁执刑和社区矫正入手,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力度,对未成年人进行及时有效的帮助和矫治,帮助其早日回归社会。
徐岱[9]（2014）在《美国死刑适用的最新现状及走向》文中提出美国每年死刑执行数量虽排在世界前五位,但减少和控制死刑的适用一直是其主流,特别是近年来废除死刑已成各州追求的目标。美国保留与适用死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死刑司法诉讼成本过高、种族成为影响死刑适用的明显不公平因素、错案频生、死刑案件量刑程序保障的弱化、各州死刑适用极不平衡。美国废除死刑的动因主要有:国际社会的压力、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民众对死刑态度的转变。废除死刑后消解候决死刑罪犯的途径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上诉的形式消解死刑;二是寻求死刑的替代性刑罚措施;三是充分利用法定的特赦或大赦的方式消解死刑犯的中止执行,进而变为死刑的终止执行。
周凌,耿立峰[10]（2019）在《美国刑事立法领域近年来的重要变化及其解读》文中提出美国刑事立法的一些独特属性增大了研究者解读其演进之内在线索的难度。本文的分析聚焦于两个领域的最新变化:第一是美国刑法对犯罪构成要件中犯意证明要求;第二是死刑在美国各级刑事立法中适用的条件与范围。在第一个问题上,美国刑事立法与司法领域存在两种观点:犯意证明要求可免说和必需说。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再次重申了其必要说立场,扭转了在美国刑法过罪化发展趋势中犯意证明的边缘化问题。在第二个问题上,随着20世纪90年代死刑扩张趋势的终结,美国最高法院改变了其对死刑适用的宽松态度,在一系列判例中收集对死刑的限制,推动了近年来各州立法对死刑的进一步限缩。通过对美国刑事立法的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启示:明晰的司法权与立法权职能分工有助于立法体系的完善;在立法中应坚持实用主义司法观与刑事一体化思想的辩证统一;对美国刑事立法之比较研究必须正视其灵活性与复杂性。
二、美国马里兰州上诉法院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马里兰州上诉法院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概念辨析 |
| 第一章 美国检察官的演变及在辩诉交易兴起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美国检察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美国检察官制度起源之争 |
| 二、私诉到公诉 |
| 三、任命到民选 |
| 四、单轨制到双轨制 |
| 第二节 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的犯罪类型 |
| 一、19世纪前美国主要的犯罪类型与刑罚 |
| 二、19世纪早期辩诉交易的案件类型 |
| 三、适用辩诉交易的其他案件类型 |
| 第三节 法官的量刑裁量权受到立法的限制 |
| 一、法典化运动 |
| 二、强制性量刑法令 |
| 第四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模式 |
| 一、普通法文化下的检察官裁量权 |
| 二、检察官进行交易的主要筹码 |
| 三、辩诉交易的基本模式 |
| 第二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广泛实践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不能承受之重——案件量的不断增长 |
| 一、美国工业社会的繁荣与困境 |
| 二、检察官刑事指控职能在增加——制定法的膨胀和刑法的扩张 |
| 第二节 联邦检察官职权的扩大与司法部的创立 |
| 一、内战后联邦权力的扩大 |
| 二、联邦检察官的扩容和地位的提高 |
| 三、联邦司法部的设立 |
| 第三节 进步主义运动对刑事司法运行的影响 |
| 一、进步时代法学思潮的兴起 |
| 二、实用主义在司法领域的兴起和发展 |
| 三、进步主义时代刑事司法领域的变革 |
| 第四节 内战后辩诉交易的变化和发展 |
| 一、辩诉交易的基本情况 |
| 二、法官对辩诉交易的矛盾态度 |
| 三、进步主义时代刑罚改革对辩诉交易的影响 |
| 四、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新变化 |
| 第三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得到合宪性认可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对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作用的理论探讨及反思 |
| 一、20世纪20年代犯罪报告对检察官裁量权的评论 |
| 二、20世纪20、30年代学者对检察官裁量权的研究与反思 |
| 第二节 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逐步得到法院确认 |
| 一、检察官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在增加 |
| 二、法院对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态度的转变 |
| 三、法院加大对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 |
| 四、联邦最高法院对辩诉交易的正式确认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模式的细化 |
| 一、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影响 |
| 二、公设辩护人制度与辩诉交易 |
| 三、检察官交易模式的类型化 |
| 第四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演进中占主导作用的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理论研究现状 |
| 一、辩诉交易废除危机 |
| 二、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若干解释理论 |
| 第二节 传统的政治法律实践 |
| 一、美利坚民族基因——契约精神 |
| 二、分权思想在美利坚的落地生根 |
| 三、选举制的全局性影响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社会学解析——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 |
| 一、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 |
| 二、社会控制视角下的检察官与辩诉交易 |
| 第五章 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检察官的定位 |
| 一、美国检察官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 |
| 二、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现状 |
| 三、改革思路 |
| 第二节 美国检察官裁量权的演变 |
| 一、美国检察官裁量权的自由与限制 |
| 二、我国检察官裁量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检察裁量权的路径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 |
| 一、辩诉交易中司法审查的合宪性推定原则 |
| 二、构建我国认罪认罚司法审查制度 |
| 第四节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的作用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启示 |
| 一、辩诉交易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比较 |
| 二、认罪认罚协商制度中检察官面临的困境 |
| 三、关于认罪认罚制度中检察官作用的思考——以特殊不起诉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美国死刑程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 美国死刑概述 |
| 第一节 死刑在美国的源流与现状 |
| 一、美国死刑的存废问题 |
| 二、死刑存废的理论争议 |
| 三、美国现有的死刑罪名 |
| 第二节 美国死刑案件诉讼流程 |
| 一、审前程序 |
| 二、初审程序 |
| 三、复审程序 |
| 第三节 美国的死刑案件中的错误 |
| 一、引起广泛争议的利布曼报告 |
| 二、死刑错案发生的原因分析 |
| 三、美国对死刑错案的反应及对策 |
| 第二章 死刑量刑程序 |
| 第一节 陪审团在死刑量刑中的地位的演变 |
| 一、陪审团在量刑程序中的法律地位 |
| 二、联邦最高法院态度的变化 |
| 第二节 林诉亚利桑那州(Ring v. Arizona)案 |
| 一、亚利桑那州的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 |
| 二、案情 |
| 三、诉讼经过 |
| 第三节 林案对美国死刑量刑程序中陪审团地位的重大影响 |
| 一、对法官独立量刑的州的影响 |
| 二、对混合制程序州的影响 |
| 三、立法机构的回应 |
| 第三章 联邦人身保护令 |
| 第一节 联邦人身保护令的渊源与现状 |
| 一、人身保护令的源起及在美国的早期发展 |
| 二、人身保护令的申请范围 |
| 三、对提起人身保护令申请的限制 |
| 第二节 AEDPA 与联邦人身保护令 |
| 一、AEDPA 的出台 |
| 二、AEDPA 第154 章中的“决定参加”(“Opt-in”)程序 |
| 三、AEDPA 对人身保护令程序的时效限制 |
| 四、AEDPA 对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的证据听审制度的修改 |
| 第三节 联邦人身保护令所要求的穷尽州救济手段 |
| 一、穷尽州救济的权利请求 |
| 二、怎样才能构成“穷尽” |
| 三、州方面的弃权 |
| 四、死囚犯的窘境 |
| 本章附录 |
| 第四章 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 |
| 第一节 代理死刑案件的律师应具有的特别专业知识背景 |
| 一、在审前程序中的职业要求 |
| 二、在定罪程序中的职业要求 |
| 三、在量刑程序中的职业要求 |
| 四、在上诉和定罪后程序中的职业要求 |
| 第二节 有效律师帮助的宪法标准 |
| 一、斯特里克兰标准 |
| 二、达登诉温赖特案和伯格诉肯普案 |
| 三、威廉姆斯诉泰勒(Williams v.Taylor)案 |
| 四、钱德勒诉美国(Chandler v. United States)案 |
| 第三节 复审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 |
| 一、直接上诉(Direct Appeal) |
| 二、州或联邦定罪后程序 |
| 第四节 贫穷被告人的律师指派、培训与报酬 |
| 一、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来源 |
| 二、指定律师的报酬 |
| 三、指定律师的培训与职业压力 |
| 第五节 法官指派律师的政治压力与弊端 |
| 一、法官的选举和连任 |
| 二、法官的任命 |
| 三、在死刑案件中法官指派律师的不足 |
| 第五章 死刑执行与赦免程序 |
| 第一节 美国死刑的执行 |
| 一、死刑的执行方法 |
| 二、死刑执行的过程 |
| 三、死刑执行的公开 |
| 四、死刑执行的中止(Stays of Execution) |
| 第二节 死刑的赦免 |
| 一、赦免的源流 |
| 二、赦免的理论评价 |
| 三、赦免程序 |
| 附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美国联邦司法政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 一、新制度主义的特征 |
| 二、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 |
| 三、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融合 |
| 四、新制度主义理论在本文中的应用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历史研究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第五节 创新点和难点 |
| 一、研究中的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美国联邦司法政治的法律体系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下美国的法律体系 |
| 一、英美法系及普通法传统 |
| 二、美国法律的“制定法时代” |
| 三、美国联邦政治下的法律体系 |
| 第二节 美国法律体系下联邦司法政治的特点 |
| 一、法律限制下的“被动性”司法 |
| 二、混合法律框架下的“主动性”司法 |
| 第二章 美国的联邦司法政治理论和理念 |
| 第一节 不同时期的联邦司法政治观点 |
| 一、汉密尔顿的“最小危险部门” |
| 二、托克维尔的“范围有限的‘巨大政治权力’拥有者” |
| 三、霍姆斯、卡多佐的实用主义“司法性立法” |
| 四、罗伯特·达尔的趋同性决策者 |
| 五、比克尔的“反多数难题” |
| 六、吉洛德·罗森伯格的“捕蝇纸法院” |
| 第二节 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理念 |
| 一、司法克制主义 |
| 二、司法能动主义 |
| 三、关于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的争论与评析 |
| 第三节 法官行为分析理论 |
| 一、法律模型 |
| 二、态度模型 |
| 三、策略/理性选择模型 |
| 四、新制度主义模型 |
| 第三章 美国联邦司法体系和司法政治的发展 |
| 第一节 美国联邦司法体系的建立(1787～1864) |
| 一、美国联邦司法体系的初步建立和运行 |
| 二、美国联邦司法审查权的建立和联邦司法权的发展 |
| 三、国家主权的确立与联邦司法政治的发展 |
| 第二节 内战后美国联邦司法体系的发展(1865～1937) |
| 一、内战后美国联邦司法体系的调整和运行 |
| 二、重建期至“新政”时期美国联邦司法政治的发展 |
| 第三节 当代美国联邦司法体系的发展完善(1938年～) |
| 一、案件数量激增状况下美国联邦司法系统的应对和运行 |
| 二、人权保护与联邦司法政治 |
| 第四章 美国联邦司法体系的构成和功能 |
| 第一节 美国联邦法院的构成及司法决策功能 |
| 一、联邦法院的构成 |
| 二、联邦法院的司法决策功能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美国联邦法官的类型和功能特征 |
| 一、联邦法官的类型和任用 |
| 二、联邦法官的独立性和政治性 |
| 第五章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政治角色与司法实践 |
| 第一节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政治角色分析 |
| 一、监管政治秩序 |
| 二、维护公民权利 |
| 第二节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 |
| 一、“追求正义”的沃伦法院(1953～1969) |
| 二、“无根能动”的伯格法院(1969～1986) |
| 三、“分裂能动”的伦奎斯特法院(1986～2005) |
| 四、“持续分裂”的罗伯茨法院(2005～)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理论意义与研究期待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 |
| 第一节 与普通证人比较:美国专家证人的资格 |
| 一、专家证人的适格标准 |
| 二、专家证人与其他证人的比较 |
| 三、专家证据的两种方式 |
| 第二节 美国专家证人在法庭实践中的职业义务 |
| 一、豁免与追责:专家证人的职务义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与形成 |
| 第一节 专家证言的内容 |
| 一、普通专家言论与专家证言 |
| 二、联邦证据规则中的重要条款 |
| 三、对专家证言的文本分析 |
| 第二节 专家证言的样式 |
| 第三节 专家报告的内容 |
| 一、法庭科学:专家报告的主要客体 |
| 二、科学方法的科学性:专家报告可靠性的依赖 |
| 第四节 专家报告的样式 |
| 一、专家报告的基本范式 |
| 二、报告撰写的基本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客观中立 |
| 第一节 庭前开示:客观上的制度保障 |
| 一、专家证据的庭前开示: |
| 二、专家证据开示的功能 |
| 三、专家证据开示的例外 |
| 第二节 矫正偏见:主观上的中立立场 |
| 一、中立专家的制度基础 |
| 二、矫正专家证人偏向性的措施 |
| 第三节 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 |
| 一、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统一 |
| 二、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矛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 |
| 第一节 :最重要的三个判例 |
| 一、延迟新兴科学采用的普遍接受原则:Frye v.United Stated(1923) |
| 二、强调科学方法鼓励审查: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1993) |
| 三、结束“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论:Kumho Tire Co.v.Carmicheal(1994) |
| 第二节 其他可采性规则 |
| 一、关联性规则 |
| 二、可靠性规则 |
| 三、可接受性规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与反思 |
| 第一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 |
| 一、与大陆法系的比较 |
| 二、与中国特色的比较 |
| 第二节 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 |
| 一、法官眼中的专家报告 |
| 二、陪审团眼中的专家报告 |
| 第三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 |
| 一、对专家证人的过度依赖 |
| 二、法庭科学证据的不当司法运用 |
| 第四节 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构建的启示 |
| 一、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标准设立的必要性 |
| 二、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之构建 |
| 三、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 附录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案例举要 |
| 索引 |
（5）死刑与误判——以美国68%的死刑误判率为出发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的背景与概况 |
| 二、死刑误判的现状 |
| 三、死刑误判的成因 |
| (一) 直接因素 |
| (二) 间接因素 |
|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
| (一) 要求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犯罪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度 |
| (二) 规定只有在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超过从轻情节、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时才能适用死刑 |
| (三) 禁止对生理或心理上具有法定从轻情节的被告适用死刑 |
| (四) 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 并在作陪审团指示时对此作出明确说明 |
| (五) 废除法官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的权力 |
| (六) 复审死刑案件时进行综合比较, 确定哪些案件确实应当判处死刑, 推翻那些并非必须判处死刑的案件 |
| (七) 要求检察官在提出死刑指控时充分考虑, 反复权衡 |
| (八) 确保控方收集的全部有罪和无罪、从重与从轻的证据都能被提交到法庭上 |
| (九) 使判处死刑和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法官都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 |
| (十) 采用合理的方式确定、选任和补偿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 吸引大量优秀律师从事刑事辩护 |
| 五、对该研究之评析 |
| (一) 关于死刑误判率 |
| (二) 关于死刑误判的成因 |
| (三) 关于解决死刑误判问题的对策 |
| 六、对中国之启迪 |
| (一) 我国的刑事 (包括死刑) 误判问题现状与成因 |
| (二) 刑事 (包括死刑) 误判的发现和纠正必须以严密的救济机制为前提 |
| (三) 刑事 (包括死刑) 误判问题的解决要求进行系统的制度改革 |
（6）同性婚姻若干法律问题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同性婚姻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同性婚姻的界定 |
| 一、婚姻的概念 |
| 二、同性婚姻的概念 |
| 三、同性婚姻制度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同性婚姻的历史演变 |
| 一、同性婚姻的认知前提 |
| 二、西方同性婚姻发展史 |
| 三、中国同性恋发展史 |
| 第三节 宗教与同性婚姻 |
| 一、主流宗教对同性婚姻的态度 |
| 二、宗教对同性婚姻的影响 |
| 三、传统宗教与同性婚姻新思潮 |
| 第四节 同性婚姻的基础理论 |
| 一、同性恋成因的本质论 |
| 二、同性恋成因的构建论 |
| 三、酷儿理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同性婚姻合宪性 |
| 第一节 同性婚姻法律认可的法理基础 |
| 一、国际人权法基础 |
| 二、宪法中的基本权利 |
| 三、人格尊严与人格权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同性婚姻合宪性的观点 |
| 一、同性恋者的普世人权 |
| 二、同性婚姻的正当性 |
| 第三节 反对同性婚姻的主要理由 |
| 一、违反传统婚姻建制 |
| 二、道德滑坡论 |
| 三、影响子女成长论 |
| 第四节 同性婚姻权利的宪法保护 |
| 一、同性恋自由权的保护 |
| 二、同性恋人格尊严的保障 |
| 三、性自由法律规制的临界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同性婚姻法律地位之比较 |
| 第一节 不同国家的立法比较 |
| 一、承认同性婚姻国家的立法 |
| 二、不承认同性婚姻国家的实践 |
| 第二节 同性婚姻法律规制模式之比较 |
| 一、同性婚姻模式 |
| 二、注册伴侣的立法模式 |
| 三、家庭伙伴立法模式 |
| 四、零星规制模式 |
| 五、不同立法模式的比较 |
| 第三节 同性婚姻在大中华地区的法律地位 |
| 一、中国大陆地区同性恋的立法空白 |
| 二、台湾地区同性婚姻的立法现状 |
| 三、香港和澳门同性婚姻的立法进程 |
| 第四节 比较分析 |
| 一、同性婚姻的立法总结 |
| 二、不同社会条件下同性婚姻模式的立法和模式转换 |
| 三、同性婚姻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同性婚姻当事人权利义务之立法比较 |
| 第一节 同性婚姻模式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
| 一、人身关系方面 |
| 二、财产关系方面 |
| 第二节 注册伴侣模式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
| 一、人身关系方面 |
| 二、财产关系方面 |
| 第三节 家庭伙伴模式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
| 一、人身关系方面 |
| 二、财产关系方面 |
| 第四节 零星规制模式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
| 一、人身关系方面 |
| 二、财产关系方面 |
| 第五节 比较分析 |
| 一、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当事人权利义务之比较 |
| 二、同性婚姻模式与其他三种同性立法模式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之比较 |
| 小结 |
| 第五章 涉外同性婚姻的国际私法问题 |
| 第一节 同性婚姻成立的准据法 |
| 一、适用合同的准据法 |
| 二、适用婚姻的准据法 |
| 三、创设特殊的准据法规则 |
| 第二节 外国同性婚姻的承认 |
| 一、外国同性婚姻在内国的承认 |
| 二、若干程序问题 |
| 第三节 涉外同性家庭的若干问题 |
| 一、共同收养问题 |
| 二、代孕问题 |
| 三、医疗互助问题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解决同性婚姻法律问题的对策 |
| 第一节 修改传统婚姻的概念 |
| 一、扩张传统婚姻的模式 |
| 二、借鉴国外的家庭伴侣制度 |
| 第二节 涉外同性婚姻法律适用规则之建议 |
| 一、增设对涉外同性婚姻的识别规定 |
| 二、增设涉外同性婚姻成立和解除的冲突法规范 |
| 第三节 外国同性婚姻在我国的司法承认规则 |
| 一、慎重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
| 二、关于以同性婚姻为先决问题案件的处理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7）美国州法院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以马里兰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美国州法院制度概述 |
| (一) 殖民地时期的法院结构 |
| 1、殖民地的审判法院 |
| 2、殖民地的上诉法院 |
| 3、有限管辖权或专门管辖权法院 |
| (二) 州法院结构现状 |
| 1、审判法院 |
| 2、上诉法院 |
| 二、马里兰州法院的组成和建构 |
| (一) 审判法院(Trial Court) |
| 1、普遍管辖权法院 |
| 2、专门管辖权法院 |
| (二) 上诉法院(Appel late Court) |
| 1、特别上诉法院(Court of Special Appeals) |
| 2、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
| 三、马里兰州法院的法官选任制度介绍 |
| (一) 选任制度 |
| 1、法官资格 |
| 2、产生方式 |
| 3、离职 |
| (二) 法官任免辅助机构 |
| 1、法官提名委员会(Judicial Nominating Commission) |
| 2、法官资格丧失认定委员会(Commission on Judicial Disabilities) |
| 四、马里兰州法院的运行机制 |
| (一) 案情事实 |
| (二) 上诉法院的审理意见 |
| 1、遗产代理人的责任豁免问题 |
| 2、孤儿法院的权力 |
| (三) 上诉法院的审判结论 |
| 五、美国州法院相关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一) 美国州法院诉讼制度方面的借鉴 |
| (二) 美国州法院法官监督方面的借鉴 |
| 1、设置专门的法官监督机构 |
| 2、法官的任期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我国需要研究的问题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未成年人司法的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与现状 |
| 一、中国对未成年人特殊规定的历史沿革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困境 |
| 一、未成年人法律规定缺乏体系性 |
| 二、未成年人司法缺乏独立性 |
| 三、未成年人案件的受理缺乏全面性 |
| 四、未成年人保护处遇体系缺乏健全性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司法在全球的发展及特征 |
| 一、世界三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的发展 |
| 二、现代未成年人司法的三大特征 |
| 第四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路径选择—体系化 |
| 一、体系化作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研究方法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化的基本构想 |
| 第二章 体系化未成年人司法的思想理念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司法产生的基础——“国家亲权”理论 |
| 一、国家亲权的起源 |
| 二、国家亲权在美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延伸 |
| 三、国家亲权的基础:家长主义 |
| 第二节 国际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理论 |
|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的沿革与发展 |
| 二、儿童利益最大化在发展中的困境与应对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 |
| 一、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评析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 |
| 三、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实质要求 |
| 第三章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适用范围 |
| 第一节 法律适用的主体 |
| 一、“未成年人”概念的选择 |
| 二、未成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 |
| 第二节 法律适用的侵害行为 |
| 一、我国现行未成年人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二、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 |
| 三、未成年人的触法行为 |
| 四、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
| 第三节 法律适用的被害案件 |
| 一、当前我国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主要特征 |
| 二、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主要情形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体系性构建 |
| 第一节 少年法院的构建 |
| 一、中国少年法庭的起源与发展 |
| 二、中国少年法院创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三、中国特色少年法院的基本构思 |
| 第二节 未成年人警务机制的构建 |
| 一、域外未成年人警务制度 |
| 二、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作用及职责 |
| 三、中国未成年人警务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分析 |
| 四、中国构建未成年人警务制度的设想 |
| 第三节 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构建 |
| 一、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困境 |
| 二、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调整与重构的可能性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检察机制的构建 |
| 第四节 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机制的创建 |
| 一、社工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角色优势 |
| 二、社区工作与未成年人犯罪 |
| 三、社工与未成年人保护 |
| 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机制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 |
| 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兼顾保护原则 |
| 二、全面调查原则 |
| 三、迅速简易原则 |
| 第二节 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特殊制度 |
| 一、不公开审理制度 |
|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
| 三、社会调查制度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基本程序 |
|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 |
|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 |
|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 |
| 第四节 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的审理 |
| 一、中国关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的现行规定 |
| 二、中国当前未成年人民事保护案件审判机制的缺陷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制度的构建 |
| 第五节 未成年人行政司法保护案件的程序性探索 |
| 一、中国未成年人行政案件审判的基本情况 |
| 二、中国未成年人行政审判的现状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行政审判机制的构建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遇机制的构建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被害救助制度的构建 |
| 一、未成年人被害救助的概念及基本理念 |
| 二、未成年人被害救助机制的构建 |
| 三、未成年人被害预防机制 |
| 第二节 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 |
| 一、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界定 |
| 二、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实践与问题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完善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 |
| 一、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基本理念 |
|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适用 |
| 三、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美国死刑适用的最新现状及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美国死刑适用的最新现状: 存大于废 |
| ( 一) 美国死刑适用的现状及死刑执行人数 |
| ( 二) 美国废除死刑的州及存在的问题 |
| ( 三) 美国保留死刑的州及诉讼程序 |
| 二、美国死刑适用存在的问题: 正与负 |
| ( 一) 死刑案件的司法诉讼成本过高 |
| ( 二) 种族成为影响死刑适用的不公平因素 |
| ( 三) 错案频生 |
| ( 四) 死刑案件量刑、待决程序保障弱化 |
| ( 五) 各州死刑适用极不平衡 |
| 三、美国死刑的走向: 废除死刑 |
| ( 一) 美国废除死刑的国际压力 |
| ( 二) 美国废除死刑的国内政治因素 |
| ( 三) 美国民众对死刑态度的转变 |
| ( 四) 美国废除死刑后需应对的问题 |
| 四、结论 |
（10）美国刑事立法领域近年来的重要变化及其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刑法对犯意要求的最新变化: 司法对立法的制衡与妥协 |
| 1.犯意证明要求在过罪化立法潮流中的边缘化趋势 |
| 2.联邦最高法院立场转变的判例法轨迹 |
| (1) 迪恩案: |
| (2) 弗洛雷斯-费格罗阿案: |
| (3) 罗斯蒙德案: |
| (4) 麦克法登案: |
| 3.爱洛尼斯案之终局性影响 |
| 4.小结 |
| 三、死刑制度最新发展:宪法性原则 指导下的制度演进 |
| 1.《模范刑法典》最新修订之影响 |
| (1) 刑罚执行的公平性难以保障。 |
| (2) 刑罚执行的准确率难以保障。 |
| (3) 死刑之刑罚目的难以实现。 |
| 2.最高法院对死刑制度的限缩性司法审查 |
| 3.各州立法对联邦最高法院立场变化的响应 |
| 4.小结 |
| 四、美国刑事立法发展的启示与思考 |
| 1.明晰的司法权与立法权之职能分工 |
| 2.实用主义司法观与刑事一体化的辩证统一 |
| 3.美国刑事立法的灵活性与复杂性给比较研究带来的挑战 |
四、美国马里兰州上诉法院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D]. 裴仕彬.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2]美国死刑程序研究[D]. 张栋. 中国政法大学, 2006(09)
- [3]美国联邦司法政治研究[D]. 郝丽芳. 南开大学, 2013(07)
- [4]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D]. 涂钒.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5]死刑与误判——以美国68%的死刑误判率为出发点[J]. 陈永生. 政法论坛, 2007(01)
- [6]同性婚姻若干法律问题比较研究[D]. 龙湘元. 武汉大学, 2015(07)
- [7]美国州法院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以马里兰州为例[D]. 林君晟. 天津师范大学, 2012(02)
- [8]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D]. 肖姗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9]美国死刑适用的最新现状及走向[J]. 徐岱. 当代法学, 2014(02)
- [10]美国刑事立法领域近年来的重要变化及其解读[J]. 周凌,耿立峰. 国外社会科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