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火频仍令人震惊 遏制火灾刻不容缓——省政府召开防止重大特大火灾事故紧急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研究表明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庄细细[2](2020)在《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文中提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一种实践方式。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妇女“国民责任”,成为了她们从事慈善事业的动力。同时,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使其初步具备从事慈善活动的物质基础。而公共空间的扩大为妇女团体开展慈善活动创建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近代中国战乱频发和灾荒饥馑,具有善心的近代妇女积极结成团体从事慈善活动。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思想意识与社会环境也发生变化,这亦推动了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发展。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萌芽阶段,中国近代妇女在妇女解放思潮中觉醒,开展了有别于传统的妇女慈善活动。在慈善观念上,由传统的“福报”观念转为“女国民”责任;而在慈善组织上,由妇女个体慈善向妇女团体慈善转变;慈善方式上,从“捐款捐物”走向“筹款筹物”。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高涨使得近代妇女团体的力量得到壮大,这一时期慈善活动开始多样化;在慈善救济理念上,由“养”转变到“教”;在慈善组织上,基督教妇女团体开始出现。到了抗战时期,受到民族精神的激发,妇女团体把慈善事业与民族救亡联系起来,慈善活动重心由筹款赈灾转向“民族救亡”。这一时期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鼎盛时期,各妇女团体在慈善活动中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妇女团结一致,开展全国性的慈善活动,而这时基督教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也更加活跃。抗战结束后到新中国成立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近代妇女团体慈善事业的重心转向以经济复员为中心的战后救助,寡弃妇女成了重要救助对象,而举办廉价托儿所成了新的慈善内容。由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发展演进所知,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有赈济灾荒、抗敌后援、慈善教育、儿童保育和戒除烟瘾、法律援助等。透过其慈善活动的内容,亦可窥探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首先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进行探究,发现近代妇女团体更擅长通过娱乐活动为慈善事业筹款,更加关注儿童保育。其次,引入社会阶层理论对近代开展慈善活动的妇女团体进行研究,发现上层阶级妇女引领近代妇女慈善。最后,分析妇女的生理特质、性格特征与社会角色,指出近代妇女团体逐渐从辅助男性开展慈善活动的配角转变为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主体,逐渐撑起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半边天。同时,通过考察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内容与特点,亦可看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开展的慈善活动宣扬了妇女解放思想,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战争中的募捐救济活动还为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一定贡献。当然,受到近代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亦有一定的局限性。
孔瑞[3](2020)在《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是美国当代戏剧界重要戏剧家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涉足剧坛,戏剧创作生涯一直贯穿到21世纪,一生共创作50多部戏剧。谢泼德通过戏剧的创伤叙事言说身心痛苦,肩负社会责任,反思历史灾难,践行创伤见证,寻求疗愈途径。创伤叙事源于对历史长河中芸芸众生悲剧性生命存在的关怀和悲悯,以总结反思灾难之后的经验教训和探寻疗愈创伤之道为使命。基于此,从创伤叙事视角研究谢泼德的戏剧作品可以说是基于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人类社会道德和情感伦理的关注,以及对探寻疗愈创伤之道的使命和责任。本研究以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叙事视域下谢泼德戏剧中的主题内容、人物形象、文本特征以及舞台艺术等,创伤叙事既是戏剧主题思想和人物言说的表现内容,也是戏剧文学和舞台演剧的艺术手法,这四个方面错综交织,相互作用,交相辉映,共同成为构建谢泼德戏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重要要素。本研究首先基于发生学理论探究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的创作成因,即戏剧家和戏剧的创伤叙事之间的关系。继而从家庭、历史和文化三个主题维度研究谢泼德戏剧中的创伤叙事内容,家庭创伤主要包括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以及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同时谢泼德在戏剧中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创伤相结合,关注殖民扩张、西进运动、工业现代化、移民大潮等历史创伤主题,以批判、反思和冷峻的风格践行创伤叙事的艺术见证功能。文化创伤主要从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两方面分析谢泼德戏剧中的战争书写和恐怖袭击。家庭创伤展馆中的沉沦堕落的父亲、疏离冷漠的母亲和暴力怨愤的儿子成为典型家庭人物群像,不同家庭戏剧人物在叙事中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角色叙事功能。谢泼德以幽灵形象承载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赋予与幽灵人物身份相配的行动特权,幽灵人物具有干扰叙事进程的身份功能。无论是创伤主题的表达,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必须依托戏剧家高超的文学手法和舞台艺术。谢泼德在戏剧中精心部署戏剧文本结构,运用互文本和元文本的跨文本叙事特征来升华创伤主题,丰富人物形象,拓展表征创伤层次。同时谢泼德运用语言的意绪言说和幻想文本来模拟创伤记忆,凸显创伤心理和焦虑情绪。谢泼德戏剧魅力不仅在于戏剧文本中内涵深刻的文学性,更是从文本到舞台,从案头到演剧,展现了意象丰饶、诸感通汇、声光交融、引人入胜的舞台演剧效果。谢泼德运用丰富的舞台意象外化人物内心创伤,用看得见的道具象征看不见的创伤心理。同时,谢泼德通过舞台演剧艺术来丰富渲染创伤氛围,增强舞台上声、光、色的感官刺激,直接抵达观剧者感官功能,引起强烈共鸣,激发观众思考。谢泼德还设置意蕴丰富的舞台场景来隐喻创伤,彰显戏剧形式独特的舞台表现力和剧场艺术魅力。本研究不仅有益于丰富戏剧艺术美学研究,更有益于激发对于人类苦难生命和生存境遇的思考。
段永建[4](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聂选华[5](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指出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薛峰[6](2018)在《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文中认为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以来,综合监管一直是中国市场监管领域的热门词汇。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明确写道: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方案的颁布出台,正式拉开了中国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序幕。本文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希望以经济法的视角全面审视市场综合监管,为党和国家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添砖加瓦。首先第一章,笔者将从监管的概念分析到市场监管的概念,再延伸到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逐级阐明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定位。监管的通常含义是监督和管理,但其含义既不同于监督,亦不同于管理,它是现代管理的一个独立的从属概念。市场监管,指的是市场的监管主体对于市场上的活动参与主体以及对于参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等这些干预活动的总和。但是市场监管又可以区分为对证券、金融等要素市场的监管和对于生产资料、消费品等商品市场的监管。我国现行的市场监管机制是由证监会等专业监管部门实施要素市场的监管,而由工商局作为综合监管部门、质监局和物价局等作为专项监管部门共同实施商品市场的监管。所谓市场综合监管,这一理论发源于管理学中的集成管理理论,即在组织行为学与科学监管理论的指引下,合理布局监管组织系统内部的机构、职能和人员等内部资源,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信息等智力资源,建立起“全过程”、“集约化”的全新市场监管模式。市场综合监管总体上以机构整合为方向,以分类监管为目标,以专业运作为手段,以社会监管为支撑。之后第二章再从经济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入手,分析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选择和理论基础。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有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纯粹的“政府全能、市场无用”的政府主导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互动型阶段;三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开始,至今天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其中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存在。而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有形的存在,而是以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出现,这两只手共同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源泉。现阶段更要求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加市场的自由度,减少缩小政府的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市场综合监管。该理论中心在于围绕交易费用节约,把交易作为分析对象,寻找到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进行最为合理。交易成本根据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可以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市场综合监管同样可以套样“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分析进行市场监管的各项成本,得出综合监管为交易成本最低的选择的结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选择要“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1”,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必须通过公共选择的理论来审视政府监管的不足,而后即可通过政治制度的修改完善来弥补不足。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有三项:第一、在政治活动之中进行运用的经济人假设。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国家机构作为一个主体,但是构成机构的是一个个部门和一个个政府工作人员,每一个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在进行政府决策和实施政府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部门或者个人的利益得失;第三、政治的可交易性。即认为政府的决策、实施过程与经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相类似,政治过程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在解决政治冲突时进行利益交易(交换)从而达成协议的过程。由于对域外市场监管情况的研究可以很好的作为我国市场综合监管理论的映证和补充,所以在第三章笔者专门就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市场监管的历史发展、立法进程、重要监管法律等内容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美国食药市场监管的综合监管方式、综合监管理念,作为最后解决监管路径措施问题的比较法依据。美国的市场综合监管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的限制政府干预思想。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的“自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要受到自身的科学法则的约束。只要让市场竞争机制起到完全的应有作用,市场机制会比运用强制力的政府机制的调节作用更有效,也更加有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对于美国市场综合监管的实证分析主要针对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1906年通过《食品与药品法案》并成立食品药品监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市场监管的历史进程(从建立到强化,从加强到放松)的发展分析,希望能够促进对于市场综合监管的进一步认识。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监管实证对于我国未来建立科学的市场监管体制、树立先进的监管理念有哪些启示呢?第一,中国应树立逐步放松政府监管的理念。“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1”第二、建立合适的市场监管体系,运用多方力量,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的作用。第三、创新监管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科技的力量,达到既提高监管效率,又节约监管的人力、物力成本的监管效果。第四、要培育科学的市场监管理念,注重风险的预防和控制。中国国内在2018年3月开始确立实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而在此之前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所以第四章着重分析国家实施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市场监管现状情况。此前长期的监管法律理念发展过程中,普遍重管理而轻培育,重事前监管轻事中、事后监管,重危机应对轻风险预防,重传统监管轻高科技监管,强面上监管弱精准监管。笔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上海作为分析样本,从市场监管立法、市场监管机构设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总结出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监管问题主要有:一、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二、监管机构繁多、规模庞大。三、监管机构权责不清、界限不明,相同事项多头管理、职能交叉。四、监管效率不高,行事拖沓。五、监管的信息化手段运用不充分,科技含量不足。六、监管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监管专业人员欠缺。总之,现有的市场监管机构立法不足、规模庞大、效率不高、人手不专、监督不够,有限的机构改革也不能完全克服系统的缺陷,结果就会容易陷入“缩小了又膨胀,压缩了又扩张”的怪圈。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最后第五章对于中国市场综合监管的立法、机构设置和市场综合监管的全面完善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路径与措施,希望能在经济法领域中为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推进与发展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撑。笔者认为,市场综合监管的总体路径框架应包括:一、市场综合监管立法要有力。必须迅速及时,抓紧进行市场综合监管类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同时市场综合监管立法必须体现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有机统一。立法必须注重前瞻,增强市场综合监管立法的趋势引领力。同时确保制度完备,加强立法内容表述的可执行性。更要加强整体设计,预防市场综合监管立法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立法时应注重层级清晰,该由法律规定的内容交给法律,该由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交给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程序上应适当引入更多市场活动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方进入立法环节,充分的听取各市场主体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二、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设置必须做到“有效”。市场综合监管机构设置时必须遵循统一性、权威性、独立性、协调性、严密性相结合的法律原则。机构监管权的配置必须清晰化、程序化、透明化,必须注重监管权配置中的宽进严管。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塑造任重而道远,既要强化监管之手,充分运用各种科技先进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又要丰满监管之手,通过社会组织、个人监管等社会共治方式以及引入监管机构竞争机制等方法,加强市场综合监管的力量。最后还要约束监管之手,需要从监管立法、监管制度设计、监管机构制衡以及加强市场主体、社会各方面对于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监督等方向加以努力,做到监管之手的可控可约束。总而言之,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要使原有市场监管中错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越位的归位,通过实施市场综合监管,使得监管的权威得以彰显,监管的脉络得以理顺,监管的效率得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断增强。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综合监管的合理模式。
刘长欢[7](2018)在《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中的问题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公共危机总是与人们的生活相随相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国“非典事件”、汶川地震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等形形色色公共危机的频频爆发,昭示了公共危机管理越来越成为国家一项常态任务与必备职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作为受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首当其冲且多数情况下的治理主体,地方政府能否及时、高效地处理好危机,直接关系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要勇于面对公共危机的风险考验。因此,深入研究地方公共危机管理问题,分析地方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反思地方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政府危机管理的措施,建立健全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15年8月12日和2015年10月12日天津接连两次发生震惊国内外的爆炸,天津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一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协调和处理能力问题引人注目,成为我们分析研究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典型案例。认真关注天津地方政府的应急行为,分析天津地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薄弱之处,为提升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指明了路径,其具有完善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体制指导意义。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危机管理对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概括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为本文的论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围绕危机、公共危机、危机管理的定义及危机管理中地方政府的职能进行了概述。第三部分梳理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脉络及现况。第四部分详细解析了天津两起爆炸案例,通过对比地方政府在两起爆炸案例中的应急行为,剖析地方政府的危机处置能力。第五部分结合天津爆炸案所反映的现状透视了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一部分则针对以上几个案例的研究,思考得出我国危机管理应坚持积极预防和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和协调运作、常态管理和非常态管理相结合的三原则,以及建立有效的危机预防管理体系并做好二次灾害的防控等政策建议。
董斌[8](2018)在《城市应急救灾物资规模与布局研究 ——以地震灾害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是现代城市管理的基础工作,城市应急预案和减灾措施已成为各个城市政府机构统领辖区安全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在确保城市安全运行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论文利用应急管理学、脆弱性概念、福利经济学、应急措施地址选定理论等理论,结合文献研究法、调查分析法、影响因素分析法、福利经济学、运筹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开展针对现代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应急减灾工作研究,包括救灾物资的覆盖范围和最优化的存储规模、城市应急避难区域选址、应急减灾措施等。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框架,研究思路。第二章,从已有研究成果入手,对城市应急管理、脆弱性原理、福利经济学原理、现代城市应急避难实施的选址工作进行了资料收集和梳理工作,并且论述了相关的理论概念和现代城市应急减灾物资存储理论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城市应急物资供给安全产生影响的突发性事件是引起脆弱性的外因和产生条件。对于影响物资供给安全的突发事件通常只能通过对应急物资市场进行调控使其从“正常”状态向“供应中断”状态进行切换,才能够充分暴露城市应急物资供应机制在应对城市突发事件时的敏感性、脆弱性以及城市物资紧急状态的应对能力。运用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地震灾害发生时的人员伤亡情况进行预测,以1970年以后中国的16次大地震的各种数据为基础,结果显示网络输出结果和样本的本质结果接近,表明应用到的算法也可以用到地震中伤亡人员数量的预测之中,在人员伤亡预测基础上构建了物资需求模型。然后构建了基于案例推理的应急物资需求预测模型,确定了三种物品需求为餐食、衣服、工程器械类,以汶川大地震为实例,测算了对应的物资需求量。第四章,为满足存储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便应急功能的充分发挥,对应急物资存地址的选定问题进行了研究,从数量与空间方面优化存储资源。首先,提出应急减灾物资存储选址目标,即满足响应时间最短、能够覆盖到所有的需求区域、能够有效解决覆盖区域内的“失效”问题。随后,提出“多级覆盖”策略来应对城市物资存储基地“失效”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应急需求点均配置若干个存储基地,而各个存储基地依据响应的优先级别来为紧急需求点进行服务。最终选定在本溪市、郑州市、舟山市、泉州市、哈尔滨市、岳阳市、武汉市、株洲市、南昌市、广州市、柳州市、成都市、重庆市、徐州市、镇江市、长春市、日照市和秦皇岛市设置储备基地,基地数量为18个。第五章,通过对城市的应急减灾物资储备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综合权衡,并基于此对区域性城市的应急减灾物资储备的规模进行最优化方面的研究。分析城市应急救灾物资存储规模相关的的影响因素,结合福利经济学以及成本与收益分析法,以净收益的最大化作为城市应急减灾物资存储规模的优化目标,搭建城市应急物资存储规模的优化决策模型,通过决策模型发现城市应急物资存储收益最大时发生在应急物资存储产生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同时,此时应急物资的存储规模也是最优的。利用应急物资的需求函数、存储成本和收益、供应中断规模的平均值等参数对国内城市应急减灾物资的最优存储规模进行了测算。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与研究创新点提出城市开展应急救灾物资存储领域方面的研究重点,内容包括了应急物资供给安全与突发事件预警方面的研究、现代城市应急救灾物资存储与释放策略方面的研究、城市应急物资的供给脆弱性深入性研究、以“情景和应对”为基础的城市应急救灾预案方面的研究、应急减灾物资运输方式选择与优化研究、以供应链为基础开展应急减灾物资存储置换方面的策略研究。
张帆[9](2017)在《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祸患频仍,地方社会屡受摧残。1934年夏季及其后一段时间,东南地区遭遇了百年难遇的超常灾荒,人们纷纷以各种方式起而应对危机。无论从灾荒的致因、长期的影响还是从地方应对之策看,对1934年东南超常灾荒的考察在近代中国灾害史研究中都别具意义。异常天气是1934年大旱灾的直接诱因,但生态环境的破坏、水利功能的欠缺以及地方社会的仓促应对则是促使大旱成荒、灾黎遍地的深层原因。旱灾严重摧残了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引发了频繁的社会动荡。面对大灾荒,在中央政府规划和领导下,各地方政府纷纷勉力应对。在灾荒应对方案上,地方政府依据已有成规或临时法令,构建救济机制,重视社会宣传和赈灾经费筹募。在赈济统筹层面,地方政府除注意上下级机关、各平级机关以及与各事务部门的有效互动,重视与社会力量的赈灾合作,注意对灾民自救因势利导。地方政府的赈灾举措各有侧重,无论是急赈、工赈、蠲缓和农贷,还是机械灌溉的引入、人工降雨的提议与水利工程的推进,均显示地方政府的灾荒应对在承续传统荒政基础上的现代性趋向。行政与市场手段并重以维持经济稳定,严格审查、惩恶扬善以保证赈济功效,抚慰、规劝、命令与震慑多管齐下敉平社会动荡,对确保救灾赈济、维持经济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毋庸置疑,政府的灾荒应对也存在一些弊端,常态治理和日常准备的不足,产生了如反应迟缓、资金匮乏、抗旱设备缺少等等问题,导致政府在一些减灾行动上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社会力量在灾荒应对中贡献甚巨。社会力量因灵活多样的募捐方式吸纳了众多赈济资源,故土情结、慈善理念与人道主义的感召使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扩大了赈济势力。在当地赈济与跨区域赈济的过程中,社会力量颇为注意放赈对象的管控、施赈过程的监督与赈务公开等赈济监控环节。社会力量居于政府、灾民之间发挥其桥梁作用,同时,各社会慈善团体间也注意协调与合作。在精神抚慰与舆论导向层面,社会力量发挥自身优势,安抚灾民,监督政府,贡献意见,鼓励捐输。“甲戌全浙救灾会”在此次大灾荒中的作为,突出显示了社会力量在灾荒应对中的积极作用。大灾荒造成被灾百姓生活困难:收益剧减、生活成本陡增造成生计的窘迫,农时违逆、日常生活错乱造成日常节奏的紊乱,谣言传播、行为反常反映灾民心理的异化,疫病流行更使他们雪上加霜。灾民的自救在积极一端,通过补水、改种、加强副业等手段进行农事补救,通过多种渠道挣取资金、寻找代食品等手段进行生活补救,灾民之间的互助以及灾民向政府和社会寻求赈济,都体现出灾民灾荒应对的主动性。在消极一端,祈雨求神虽给心理以安慰,却造成了资源的损耗;逃难就食与聚众抢米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动荡;卖儿鬻女、遗弃、自杀等极端方式则显现了灾民自救能力的薄弱与国家赈救能力的不足。城市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显示了不同阶层民众旱灾中的生活状态与应对方式。危机时段的非常态应对与常态的地域经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1934年的超常灾荒在一定意义上检视了东南地方社会的生态系统状态,说明了生态环境因素在地方生存和发展中的潜在而长久的影响力。地方政府常态治理与应急方案显示了一定的灾荒应对能力,但财政困窘、措施仓促,极大滞碍了政府荒政效能的发挥。社会力量的灾荒应对既体现了地域慈善的传统,也显示了赈灾方式的时代转型。灾民面临生活危机的种种应对方式,积极与消极并存,凸显了民国时期乡村地区之日渐凋敝和民众自救能力的单薄。在灾荒史研究中,这样的非常态—常态关联应该是社会史学者更为关注的方面。
王爱云[10](2015)在《龙济光政府与民初广东社会研究(1913-1916)》文中指出龙济光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历史人物。以往在革命史观和孙中山中心观指导下,学界对龙济光的评价多以否定为主,认为龙济光率军入粤后成为袁世凯的忠实代言人,建立封建专制政府,镇压革命活动,支持复辟帝制,阻碍了广东民主革命和社会发展进程。笔者以唯物辩证史观、现代化理论、民族复兴论等为指导,梳理史料,认为龙济光及其政府与民初广东社会的另一面值得研究。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发生后,龙济光奉清政府命令率两个营到广州。6月,他被任命为广东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广东革命陷于低潮。武昌起义后,在革命党人影响下,龙济光默察形势,与李准一起促成广东和平独立。1912年到1913年胡汉民督粤时期,龙济光任省绥靖处会办、护军副使,与胡汉民、陈炯明保持一致,解散民军,厉禁烟赌斗盗,维护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广东军政府,得到孙中山和袁世凯的肯定。1913年7月,广东参与“二次革命”后,龙济光拥护中央反对独立,被袁世凯委任为广东镇抚使,率军镇压革命,8月3日,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都督,8月12日,攻占广州,接任视事,1916年9月13日,卸任。龙济光主政广东三年,依托济军,改组军队,整饬吏治,建立了绝对的军事领导地位和高效的权威型省政府。在社会治理等方面成效显着:其一、按照国家治盗条例,制定缉盗规则,清剿盗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其二、遵照中央和禁烟总局要求,从种植、运输、售卖、吸食几方面齐抓共管,取得阶段性禁烟成果;其三、禁止赌博,严厉打击各种赌博行为;其四、维持纸币信用,促成广东中国银行建立,稳定金融秩序,健全税务机关,确保财政收入;其五、改组实业机构,倡办实业报刊,发展农林业、渔牧业、工矿业,鼓励和保护商业贸易;其六、打击神棍蛊惑,整顿宗教,保护文物、图书和知识产权;改良私塾,发展中小学教育和多种职业教育,鼓励捐资兴学;其七、积极应对自然灾害,特别是领导了1914年、1915年两次特大水灾的赈济和善后工作,发动海内外人士捐款助赈。龙济光曾受到中央和地方大力支持,并知人善任,与同僚积极合作。民政长官李开侁、李国筠、张鸣岐、龙觐光等与龙济光或是朋僚,或是亲家,在各自的任期内认真负责,成绩斐然;财政长官严家炽、蒋继伊绞尽脑汁,力保金融稳定和财政收入;警察厅长王广龄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治水督办谭学衡工作勤勉,任劳任怨;还有不少知县官员身兼数职累倒在工作第一线。但龙济光政府坚决拥护中央,竭力镇压革命党活动,与革命党人结下了深怨。1916年4月6日,龙济光被迫宣布广东独立,自称都督,参加了护国运动,增加了南方护国军力量,震动了中央,大大动摇了袁世凯的统治。护国运动后期,革命党、立宪党人在政治和军事上合力驱龙,迫使龙济光奉命卸任并率军撤退至琼崖(海南省)。以往很少学者研究这段已“定性”的历史,但历史当辩证看待,需要多角度审视。纵观龙济光入粤后五年多活动轨迹和龙济光政府的作为,笔者认为龙济光政府镇压革命,杀害革命党人,封杀进步报刊,成立水灾善后有奖义会,应该否定;但其在稳定社会、促进广东早期现代化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则应当给予肯定。
二、大火频仍令人震惊 遏制火灾刻不容缓——省政府召开防止重大特大火灾事故紧急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火频仍令人震惊 遏制火灾刻不容缓——省政府召开防止重大特大火灾事故紧急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
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 |
二、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
三、宫殿前小山般堆起文物箱 |
四、文物连夜运出故宫 |
五、列车停在浦口,不知道往哪里开 |
六、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次 |
第二章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
一、上海仁济医院的“临时周转房” |
二、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 |
三、马衡被任命为第二任院长 |
四、影印《四库全书珍本》 |
五、上海预展会取得“轰动效应” |
六、中国文物第一次有组织地走向国际 |
七、文物在六朝古都安家 |
八、易培基不可能活着看到洗清冤案了 |
九、千军万马的内迁洪流 |
十、运出南京的最后机会 |
第三章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
一、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本飞机炸平了 |
二、长沙至贵阳有土匪出没 |
三、安顺郊外的理想山洞 |
四、烟波一笠,回首江天 |
五、赴苏展品的安全,令故宫同人感到揪心 |
六、安顺待不下去了 |
七、在巴县的竹海中隐匿形迹 |
第四章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
一、把两千多箱文物抛在南京,让马衡无比自责 |
二、不易受潮湿的物品暂存重庆 |
三、宜宾也不安全 |
四、装满文物的木船纤绳断了 |
五、轰炸乐山的纪录片成为日本空军的“样板片” |
六、当学术巨匠遭遇大足石刻 |
第五章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
一、一个家庭的“南迁” |
二、军火库做文物库房 |
三、在大雪中翻越秦岭 |
四、大慈寺僧人要遵守来自故宫的“戒规” |
五、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 |
六、大火向存满故宫文物的武庙蔓延过来 |
七、为守护国宝而牺牲的军人 |
第六章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
一、故宫人员关闭了故宫大门 |
二、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搞了件大事情 |
三、日本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之无上妙品 |
四、日本投降了,有人半信半疑 |
五、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 |
六、文物工作者的胜利“纪念碑” |
第七章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
一、故宫文物走了,文化的种子留下了 |
二、接二连三的翻车事故 |
三、你不是学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 |
四、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
五、南迁文物回到出发地 |
六、追缴“小白楼”散佚书画 |
七、“故宫盗宝案”尘埃落定 |
第八章人间毕竟晴方好:一宫两院 |
一、文物迁出北平以来最大一次损失 |
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三、生命中最后两个字 |
(2)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四、研究资料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兴起、发展的背景 |
第一节 妇女运动的影响 |
第二节 公共空间的扩大 |
第三节 政治诉求的表达 |
第四节 灾荒饥馑的触动 |
第五节 战乱频仍的环境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历史演进 |
第一节 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至民国前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第三节 抗日救亡时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第四节 抗战胜利以后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内容 |
第一节 赈济灾荒 |
第二节 抗战后援 |
第三节 慈善教育 |
第四节 儿童保育 |
第五节 其他内容 |
小结 |
第四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 |
第一节 擅长欢娱慈善 |
第二节 关注儿童保育 |
第三节 精英女性的引领 |
第四节 从女性特质看其善举 |
小结 |
第五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评价 |
第一节 践行妇女思想解放 |
第二节 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
第三节 为战争胜利做出贡献 |
第四节 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局限 |
小结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3)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三、理论基础 |
四、研究内容、方法及意义 |
第一章 创伤叙事探因 |
第一节 谢泼德戏剧概述 |
第二节 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探因 |
一、父子矛盾的创伤记忆 |
二、暴力滋生的创伤书写 |
三、创伤时代的使命担当 |
四、创伤主题的戏剧传承 |
小结 |
第二章 创伤叙事的主题维度 |
第一节 家庭创伤 |
一、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 |
二、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 |
三、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 |
第二节 历史创伤 |
一、西进史上的血腥:印第安土着之挣扎 |
二、工业化中的驱逐:西部农场主之失家 |
三、现代化下的变异:生态环境之危机 |
四、美国身份的困境:移民寻梦之梦碎 |
第三节 文化创伤 |
一、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 |
二、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 |
小结 |
第三章 创伤人物及其叙事功能 |
第一节 创伤人物的家庭群像 |
一、沉沦堕落的父亲 |
二、疏离冷漠的母亲 |
三、暴力怨愤的儿子 |
第二节 创伤人物的幽灵群像 |
一、驱之不散的《神圣幽灵》:创伤记忆的赋形 |
二、为情所困的《情痴》:创伤过往的附魅 |
三、《已故的亨利·摩斯》的复活:创伤他者的复归 |
四、《献给康斯薇拉的眼睛》:创伤幽灵的徘徊 |
五、《震惊》的战争创伤:死亡之地的幽灵 |
第三节 创伤人物的叙事功能 |
一、家庭人物的角色功能 |
二、幽灵人物的身份功能 |
小结 |
第四章 创伤叙事的文本特征 |
第一节 创伤叙事的互文性特征 |
一、《献给康斯薇拉的眼睛》的互文改写 |
二、《已故的亨利·摩斯》:创伤叙事的互文性 |
第二节 创伤叙事的元戏剧特征 |
一、理性和反思:自我指称 |
二、埋葬与重生:戏中典仪 |
三、批判与探求:关涉现实 |
第三节 创伤文本的语言特征 |
一、意绪言说外化创伤 |
二、幻想文本凸显焦虑 |
小结 |
第五章 创伤叙事的舞台艺术 |
第一节 外化创伤的舞台意象 |
一、《饥饿阶级的诅咒》的羔羊:献祭之挽歌 |
二、《被埋葬的孩子》的玉米:乱伦之暗恐 |
三、《地狱之神》的盆栽植物:焦虑之投射 |
四、《饥饿阶级的诅咒》的门:被破坏的家园 |
五、《被埋葬的孩子》的门廊:被遮蔽的通道 |
第二节 渲染创伤的声光效果 |
一、变异与警示:《地狱之神》的声光交错 |
二、囚禁与逃离:《情痴》的声声撞击 |
三、压抑与复现:《被埋葬的孩子》的蓝色雨帘 |
第三节 隐喻创伤的舞台场景 |
一、《地狱之神》的阈限空间与身份危机 |
二、《徒劳》的荒原场景与精神救赎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谢泼德戏剧作品资料年表 |
附录 B 谢泼德戏剧剧照选集 |
附录 C 国内研究成果相关统计表 |
附录 D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4)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概念厘定 |
二、选题缘由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现状 |
五、创新价值 |
上篇 |
第一章 灾难母题生成的“中原场域” |
第一节 灾难母题的自然成因 |
第二节 灾难母题生成的人文环境 |
第三节 灾难母题的文学传统 |
第四节 灾难母题与创作主体的互文指涉 |
第二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 |
第一节 1949—1978: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 |
第二节 1978—2000: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 |
第三节 2000—2015: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 |
第三章 灾难母题的主题向度 |
第一节 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 |
第二节 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 |
第三节 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 |
第四节 中原文化的反思主题 |
第四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模式 |
第一节 写实型叙事模式 |
第二节 象征型叙事模式 |
第三节 荒诞型叙事模式 |
下篇 |
第五章 天灾母题 |
第一节 天灾母题的现实向度 |
第二节 天灾母题的“饥饿”表征 |
第三节 “人祸”的推波助澜 |
第六章 战争母题 |
第一节 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 |
第二节 战争母题的U型结构 |
第三节 战争母题的英雄原型 |
第四节 战争母题的诗学阐释 |
第七章 疾病母题 |
第一节 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 |
第二节 疾病母题的隐喻 |
第三节 疾病母题的诗学价值 |
第八章 矿难母题 |
第一节 矿难母题的生成追溯 |
第二节 矿难母题的欲望叙事 |
第三节 矿难母题的悲情与崇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5)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一、气象灾害 |
二、地震灾害 |
三、地质灾害 |
四、疫疾灾害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致谢 |
(6)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二、研究难点及主要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本文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第一章 市场综合监管概说 |
第一节 监管与市场监管的概念 |
一、监管的概念 |
二、市场监管的概念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 |
一、市场综合监管的法律含义 |
二、市场综合监管主体的法律分析 |
三、市场综合监管客体的法律分析 |
四、市场综合监管行为的法律分析 |
第三节 市场综合监管应有的法律理念分析 |
一、树立精准监管的法律理念 |
二、树立注重风险防控的法律理念 |
三、树立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法律理念 |
四、树立加强柔性监管的法律理念 |
第二章 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概论 |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 |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 |
四、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交易成本理论 |
一、科斯为代表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 |
二、政府监管的成本分析 |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
一、对以布坎南为主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认识 |
二、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对市场综合监管的审视 |
第三章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美国产品市场监管的理论和立法发展 |
第二节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一、美国 FDA 的发展与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监管演变情况 |
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立法进程分析 |
三、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剖析 |
四、美国FDA注重防控的监管理念分析 |
五、美国FDA的综合监管方式分析 |
第四章 中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前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国内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试点情况分析 |
一、2014年起全国各主要地区(上海以外)市场综合监管试点情况分析 |
二、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机构改革试点情况 |
第三节 改革前国内市场监管领域的主要问题——以上海为例 |
一、监管立法繁多而缺乏统一性 |
二、监管机构平行分列而缺乏综合性 |
三、监管理念陈旧而缺乏先进性 |
第五章 我国实施市场综合监管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立法要“有力”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有效” |
一、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的综合性分析 |
二、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监管权的配置 |
三、市场综合监管机构体制应当确保激励相容 |
第三节 塑造市场综合监管之手 |
一、强化监管之手 |
二、丰满监管之手 |
三、约束监管之手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7)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中的问题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危机管理的概述 |
一、危机与危机管理的定义 |
二、地方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职能 |
第三章 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发展现状 |
一、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发展脉络 |
二、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现状 |
第四章 案例分析:“天津爆炸案” |
一、8·12天津爆炸案分析 |
二、10·12天津爆炸案分析 |
三、两起爆炸案比较 |
第五章 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
一、危机预警机制不健全 |
二、组织机构和运行体制不完备 |
三、管理监督机制仍需加强 |
第六章 对完善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思考 |
一、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
二、建立有效的危机预防管理体系 |
三、做好二次灾害与伤害的防控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8)城市应急救灾物资规模与布局研究 ——以地震灾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技术路线 |
1.5 本章小结 |
2 理论基础 |
2.1 应急管理理论 |
2.1.1 突发事件的概念及特点 |
2.1.2 应急管理的概念 |
2.1.3 应急管理的阶段 |
2.2 设施选址理论 |
2.2.1 绝对中心点问题 |
2.2.2 P-中值问题 |
2.2.3 集合覆盖问题 |
2.2.4 最大覆盖问题 |
2.3 库存管理理论 |
2.3.1 经济订购批量模型 |
2.3.2 (s,S)随机存贮模型 |
2.3.3 报童模型 |
2.3.4 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型 |
2.4 最优决策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3 应急物资需求预测模型 |
3.1 应急物资需求预测 |
3.2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应急物资需求预测模型 |
3.2.1 前提假设 |
3.2.2 地震灾害人员伤亡预测 |
3.2.3 应急物资需求量估算 |
3.3 基于案例推理的应急物资需求预测模型 |
3.3.1 案例的表示 |
3.3.2 最佳相似源案例的确定 |
3.3.3 关键因素确定及相关需求预测 |
3.3.4 模型构建 |
3.4 基于模糊相似推理的应急物资需求预测模型 |
3.4.1 前提假设 |
3.4.2 最佳相似源案例的确定 |
3.4.3 物资需求量的预测 |
3.4.4 算例 |
3.5 本章小结 |
4 应急物资储备库选址模型 |
4.1 选址的目标 |
4.2 影响因素分析 |
4.2.1 需求点影响因素 |
4.2.2 候选点影响因素 |
4.3 基于多级覆盖的应急物资应储备基地选址模型 |
4.3.1 问题描述 |
4.3.2 基础模型 |
4.3.3 基本假设和变量定义 |
4.3.4 模型构建 |
4.3.5 模型求解 |
4.4 本章小结 |
5 应急物资的库存控制模型 |
5.1 存储论在应急物资管理中的应用 |
5.2 随机需求下应急物资库存量确定思路 |
5.2.1 应急物资库存控制的主要影响因素 |
5.2.2 应急物资库存控制方案设计的思路 |
5.3 模型构建与算法设计 |
5.3.1 应急物资库存控制优化模型 |
5.3.2 应急物资库存控制优化模型算法 |
5.3.3 各应急物资储备节点优化库存量 |
5.4 本章小结 |
6 城市应急物资----临时设施应用实例研究 |
6.1 国外城市应急临时设施的特点 |
6.1.1 临时设施现代化特征明显 |
6.1.2 临时设施产品品质较高 |
6.1.3 临时设施呈现出标准化、模块化发展趋势 |
6.1.4 临时设施产业转向交钥匙服务和半永久性建筑产业 |
6.2 国外知名临时设施系统集成企业 |
6.3 国内临时设施产品应用现状 |
6.3.1 我国临时设施产业刚刚萌芽 |
6.3.2 缺乏高端核心产品,应用领域较为单一 |
6.3.3 专业人才不足,系统集成服务有待提高 |
6.3.4 大规模企业仍以合资企业为主 |
6.4 临时设施在政府抢险救灾和城市应急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
6.4.1 临时设施在西方政府抢险救灾和城市应急管理中有广泛应用 |
6.4.2 临时设施在中国政府抢险救灾和城市应急管理中也有广泛应用 |
6.4.3 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大规模使用临时设施 |
6.5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成果及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9)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1934年超常旱灾及其生存危机 |
第一节 灾情及其成因 |
一、灾区分布 |
二、灾情轨迹 |
三、异常的气候 |
四、旱灾的社会成因 |
第二节 民众生存危机 |
一、旱灾的经济影响 |
二、灾荒之年的社会动荡 |
小结 |
第二章 政府的灾荒应对 |
第一节 灾荒应对方案 |
一、应对流程 |
二、救济机制 |
三、应对政策与社会宣传 |
四、赈灾经费的筹集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赈济统筹 |
一、政府内部互动 |
二、政府与社会的赈灾合作 |
三、灾民自救的引导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赈灾举措 |
一、抗旱技术的实施与推广 |
二、急赈 |
三、工赈 |
四、蠲缓与农贷 |
第四节 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持 |
一、稳定经济秩序 |
二、关注赈济功效 |
三、敉平社会动荡 |
小结 |
第三章 社会力量的灾荒应对 |
第一节 赈济资源的募集 |
一、多样的募捐方式 |
二、赈济力量的聚合 |
第二节 社会赈济的实施 |
一、社会赈济的范围 |
二、社会赈济的监控 |
三、赈济力量的整合与协调 |
第三节 精神抚慰与舆论导向 |
一、信仰的力量 |
二、社会舆论的导向 |
第四节 个案考察:“甲戌全浙救灾会”的作用 |
一、“全浙会”的组建及救灾行动 |
二、“全浙会”为民发声 |
三、“全浙会”的资源整合 |
小结 |
第四章 灾民的生活危机自救 |
第一节 灾民生活窘态 |
一、窘迫的生计 |
二、紊乱的生活节奏 |
三、异常的心理 |
四、疫病流行 |
第二节 灾民的积极应对 |
一、农事补救 |
二、生活补救 |
三、灾民互助 |
四、向政府和社会寻求赈济 |
第三节 灾民的消极应对 |
一、祈雨求神 |
二、逃难就食 |
三、抢米风潮 |
四、极端方式 |
第四节 旱灾与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基于城市的考察 |
一、消夏饮食的改变 |
二、消夏空间的调整 |
三、公共生活的变化 |
小结 |
余论:地方社会的危机应对与常态运行 |
一、地方发展中的生态要素 |
二、地方政府的常态荒政效能 |
三、地方社会的常态救助检视 |
四、近代市场条件下民众的生活自救能力 |
附录 |
一、1934 年东南旱灾各地概况 |
二、1934 年旱灾东南各省农业损失统计 |
三、1934 年东南旱灾天气数据样本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 |
后记 |
(10)龙济光政府与民初广东社会研究(1913-191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由来及意义 |
二、学术史简要回顾 |
(一) 关于龙济光研究 |
(二) 关于民初广东政府和社会研究 |
(三) 关于“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研究 |
三、主要资料和研究方法 |
(一) 主要资料 |
(二) 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一) 尝试创新之处 |
(二) 困难与不足 |
第一章 龙济光家世及督粤前的政治活动 |
第一节 龙济光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 |
一、龙济光家世 |
二、龙氏兄弟青少年时代 |
第二节 龙济光赴任广西及社会关系 |
一、龙济光赴任广西 |
二、济军简介 |
三、龙济光与西南社会名流 |
第三节 龙济光与民初广东军政府 |
一、龙济光与民初广东军政府的成立 |
二、龙济光对民初广东军政府的维护 |
三、龙济光与广东“二次革命” |
四、龙济光入主广东之原因 |
小结 |
第二章 龙济光政府之军事和政治 |
第一节 龙济光政府的构建 |
一、龙济光掌握军政 |
二、重组民政机关干部 |
三、主要民政官员 |
第二节 加强军事管理 |
一、控制军人思想 |
二、严格军队纪律 |
三、要求节约军费 |
第三节 重用绅商,依法行政 |
一、健全司法机关和制度 |
二、依法整饬吏治 |
三、重用士绅和县知事 |
小结 |
第三章 龙济光政府之社会治理 |
第一节 严缉盗匪 |
一、取消独立后的整治 |
二、依照国家条例和法规进行 |
三、褒奖出力官员 |
第二节 厉行禁烟 |
一、1913年10-12月宏观整治 |
二、1914-1915年具体治理 |
三、禁烟总结 |
第三节 禁赌与弛禁 |
一、严厉禁止赌博 |
二、弛禁与反弛禁 |
三、水灾善后有奖义会 |
小结 |
第四章 龙济光政府初步恢复经济秩序 |
第一节 龙济光督粤初的经济困境 |
第二节 恢复金融秩序 |
一、维持纸币本位 |
二、建立广东中国银行 |
三、打击伪币 |
第三节 确保财政收入 |
一、督粤之初的勉强维持 |
二、整顿增加税收 |
三、奖励出力官员 |
小结 |
第五章 龙济光政府发展实业 |
第一节 实业发展概况 |
一、改组实业机构,保护实业社团 |
二、注重国内外实业调查 |
三、倡办实业报刊和学校 |
第二节 发展农林渔牧业 |
一、发展农林牧业 |
二、发展水产捕捞业 |
第三节 发展商贸工矿业 |
一、发展商贸业 |
二、发展工矿业 |
小结 |
第六章 龙济光政府控制文化与发展教育 |
第一节 文化控制 |
一、封杀革命报刊、书籍 |
二、尊崇孔教,维护宗教 |
三、保护图书出版业 |
第二节 发展教育 |
一、调查教育状况 |
二、发展中小学教育 |
三、发展其他社会教育 |
第三节 捐资助学 |
小结 |
第七章 龙济光政府应对水灾 |
第一节 民初水灾与应对概述 |
第二节 1914年水灾与赈灾 |
一、灾情描述 |
二、急赈情况 |
三、善后救助 |
四、赈灾总结 |
第三节 1915年大水灾及大救援 |
一、灾情概况 |
二、前期官民大赈灾 |
三、善后与后期赈灾 |
四、赈款统计 |
第四节 实施治水及影响 |
一、治河之先声 |
二、成立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 |
三、勘测河道和基围 |
四、疏浚紧要河道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大火频仍令人震惊 遏制火灾刻不容缓——省政府召开防止重大特大火灾事故紧急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D]. 庄细细.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D]. 孔瑞.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6]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D]. 薛峰.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7]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中的问题探析[D]. 刘长欢. 吉林大学, 2018(01)
- [8]城市应急救灾物资规模与布局研究 ——以地震灾害为例[D]. 董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8(03)
- [9]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D]. 张帆. 苏州大学, 2017(04)
- [10]龙济光政府与民初广东社会研究(1913-1916)[D]. 王爱云.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