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地委、行署召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孙延青[1]（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说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孙枝青[2]（2019）在《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支撑。在一个以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工农群众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充分展现了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卓着成就。本文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背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为互动的历史过程,选择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研究对象,以文献史料为经、以理论演绎为纬,全面揭示晋绥抗日根据地作为一个局地案例,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历史智慧和地方经验。期望通过历史研究,为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提供有益的启发和镜鉴。晋绥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承启南北、地连东西的重要战略支点,战略性的地位赋予了晋绥抗日根据地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能不能在晋系军阀阎锡山长期盘踞的地盘立足,能不能在残暴的日本侵略军不断的扫荡中稳住根据地和扩大根据地,是对中共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革命活动的重大历史考验。实践证明,中共在晋绥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经受住了这些异常艰难的历史考验。他们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用革命的理论武装群众,使之成为革命的群众和革命的武装。在根据地建立之前,由于阎锡山等地方军阀的高度管控和压榨,晋绥地区百姓既饱受横征暴敛之苦,又只能听天由命。中共就是在这样薄弱的革命条件下,根据晋绥地区实际,结合抗战形势、群众需求、传统习俗,创造了许多具有地方典型性和突出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式和载体,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和普及活动,实现了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重要转变,动员广大革命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坚决斗争。研究从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瓶颈—“群众听不懂”出发,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进行了以下研究:第一,对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条件进行全面分析,考察马克思主义在晋绥地区的早期传播以及晋绥抗日根据地面临的革命环境,追溯晋绥抗日根据地创建、巩固的历史全景,粗略勾勒出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展的历史背景;第二,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梳理中共在晋绥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形势不断变化和根据地巩固建设的实际要求中,根据群众实际、地方风俗,进行了以统一战线、军事斗争、政治民主建设、生产建设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的地方性转化;第三,晋绥抗日根据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创造出适应根据地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形式,并广泛借助文学艺术活动、新闻媒介、群众运动等大众化载体来宣传教育团结人民大众,以实现全民族抗战;第四,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照顾地方性、内容具有针对性、过程充满实用性、实施彰显群众性的特点;第五,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活动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贴近群众、紧扣时代、源于实践、不断创新的历史经验,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实践找到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局地案例。晋绥抗日根据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将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风俗,创新性地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和载体,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地方性转化,实现了内容、形式和载体的耦合,充分体现了中共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研究对于充实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总体研究,对于深入挖掘中共马克思主义教育智慧具有阐幽抉微的作用。
杨飞鹏[3]（2019）在《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研究（1937-1949）》文中研究说明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萌芽于抗日战争初期,为适应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而开展,由抗战初期的短期培训班逐步朝着体系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过抗战末期的干部教育改革之后,于解放战争时期更加系统化、正规化和统一化,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由于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面临着物质条件的限制和敌人的封锁,干部教育发展经历了许多困难,但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始终坚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探索和改进,使其得以在重重阻力下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章通过梳理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发展脉络,分析探讨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具体实施情况,以求探究太岳革命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的优点与不足,为当今干部教育提供些许借鉴。文章除绪论外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叙述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开展的背景,对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有利条件加以分析,以此探讨革命斗争的严峻形势下改善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数量稀缺、质量低下等问题的紧迫性。第二部分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发展脉络进行阶段性划分,介绍两个时期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发展的不同状况。第三部分从干部教育方式、学习内容、学习制度、教师资源和学员状况等方面对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了总结归纳。第四部分通过对干部教育总体状况的分析,对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干部教育的发展特点进行了概括。第五部分对太岳革命根据地的优点与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对当时革命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影响以及对当今干部教育工作的借鉴作用。
周竞风[4]（2017）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和中心任务的根本转变。从革命走向执政,时代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人才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以江苏省为中心对1949-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进行历史考察,系统地回顾了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实践,厘清了历史线索。论文首先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基本概况。从解放战争后期起,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干部队伍,短时间内获得迅速壮大。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革命胜利,并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基础。当然,干部队伍快速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因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刻不容缓。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首先是组织上整顿与建设。一方面通过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确立编制,建立新规,使干部管理逐步走上正规化、规范化轨道;同时,通过大规模统一调配,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重要举措、政治运动,如内部镇反、审干、肃反、“三反”“五反”等,不断对干部队伍进行清理,以保持干部队伍的革命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干部队伍建设另一重要内容是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许多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重要法宝。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时代环境变化,干部队伍在作风领域却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有些甚至还比较突出,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由此迅速采取措施,开展了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三反”运动、“新三反”运动等一系列作风建设,大力加强和改善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干部作风建设实践中也认识到,作风建设需要长效机制,制度建设、法治保障十分重要,因此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开始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起步。始终高度重视干部学习与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特点也是突出优点。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产生过“本领恐慌”,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工作重心和历史任务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本领恐慌”更胜从前。为此,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组织广大干部进行广泛学习。这一时期,干部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与政策学习;二是文化学习;三是专业知识学习。理论与政策学习旨在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从而坚定其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增强明辨是非、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有计划地、系统地组织广大干部进行理论与政策的学习。干部文化教育更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远不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为此,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规模巨大的干部文化教育。这一时期干部文化教育既有正规的也有业余的,既有脱产的也有在职,几乎所有干部都置身其中,因此规模浩大,且成效突出,影响则极其深远。干部教育第三方面内容是专业知识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专业干部队伍,已有的专业干部不仅数量缺乏,且专业水平普遍较低。为了加强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断壮大专业干部队伍。同时,广泛开展干部的专业学习,同样开展的有声有色。干部专业教育对于适应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推动干部队伍专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的结尾——“结束语”部分,是对1949年至1956年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开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经验和教训,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王天丹[5]（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韦京[6]（2007）在《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文中提出综观我国的近现代史，少数民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统一与发展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少数民族精英领袖，并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高级领导干部。研究他们的一生，研究与他们成长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的因素是领导干部不断自省、以德治国的需要；是领导干部管理科学化、现代化、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客观评价少数民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位的需要；也是我国当前实现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创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领导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门科学，先后出现了四种理论：一是特质说，特质说强调领导是依靠权力与个性魅力达到其目的和意图的人；二是权力说，认为领导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采取有效手段的人；三是结构制度说，强调领导是因制度结构而赋予对组织具有相应角色控制力的人；四是互动说，认为领导的过程是在与下属及其各种社会关系做出互动的过程，强调领导的目标引导性与激励作用。过去人们对于领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质说与结构制度说，即研究领导所具备的特质和领导权力的所在组织的结构制度。本文主要采“互动说”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成长过程进行了研究与分析。通过对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成长与党的政治理想、其生长的社会地域民族文化风俗、个人不懈地学习以及积极的政治参与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本文研究有以下创新：一是对于行政哲学、行政伦理学、领导哲学的研究范畴。主要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行为及其行为后边的社会、阶级、政治价值涵义进行了分析，并因其与行政组织的互动性，对于行政组织范式的价值性也进行了分析；二是对政治过程的研究，过去的研究多对于国家意义上行政组织内部领导职权、职责和范围进行研究，而本文的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则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过程经历了由“非委任制领袖”到“委任制领袖”的过程。因此对这个过程的研究于政治学、行政学、领导学来说也是一种尝试；三是激励理论在领导学当中的运用。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成长过程是自身能力激励与目标激励相结合的过程；四是政治心理学与行为科学在本文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本文的研究运用了大量的个案、数据和对比分析，在行政学与领导学研究中也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五是在框架的建立了运用了派伊、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相关理论。伊斯顿认为人的欲望变为政治系统内的需求是经过政党文化机制和结构机制步步过滤的过程。派伊则将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分为基本政治社会化过程，即青少年教育过程，政治社会化过程，即形成政治认知过程；系统内互动过程，即由旁观者变为主动参与者的过程。本文可区分四大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的归纳总结。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对全文的一个总括，主要结论是：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成长过程是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与党的政治理想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政治社会化过程，也是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过程的一个总括。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想及政治纲领、政策及措施成功，是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付诸实现的过程。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及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的定义、特征及其作用进行深刻地理论剖析与大量事例论证，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与党的政治理想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与党的政治理想相结合过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及分类；指出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与党的政治理想相结合的过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共震式、不断修正式、忠诚追随式、胜任力结合式、顺应时代式。第二部分，即第二章，主要讨论政治社会过程中的基本社会化过程——性格形成规律。基本结论是：吸收本民族文化精华，塑造优秀性格是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的基础因素。领导学界目前对于领导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行为主义、权变理论和人本主义基础上的政治行为观察说，而人的行政行为具有情境化、目标化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因此，光是研究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行为来对其进行评价有可能不全面、不客观。应结合其有稳定性、长期性的性格及其形成因素进行研究。据心理学家的研究，性格大多形成于儿章时期，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性格形成于本民族地域，受到本民族地域文化的影响，与本民族文化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本章就是从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性格及其领导风格的关系入手，用事实与案例分析了性格形成与地域文化的本质、必然联系，并对“宗教型”“果敢型”两种类型的领导进行了性格分析；第三部分，即第三章，是政治认知形成过程——学习规律。主要观点是：不懈地学习为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提供了能力因素。过大量的事例与调查，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成长与其一生不懈地学习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本章运用组织学习相关理论，总结了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学习的一般规律，并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进行了研究，创造性地发现了以下三种规律：首先是学习促使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政治心理从“稚嫩”走向“成熟”；其次是学习培养了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做为“中国式变革型领袖”的基本素质；第三，学习及学校任职的经历是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中的特殊规律，其对培养“追随者”、吸收大信息量、提供行政实践“模拟战场”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四部分，即第四章，系统互动过程——政治参与规律。主要结论是：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政治参与是“参加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为”。我党通过政策、法律的相关规定及动机理论的灵活运用鼓励少数民族干部政治参与。积极的政治参与对培养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其决策力具有重要作用。经过研究分析发现，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早期政治参与对其成长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政治参与越早越对成长越有利，学校、社团的政治参与比家庭政治参与效能更大、影响更长久、更深远。
胡兵[7]（2019）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共内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政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个层级重要位置,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权力并能对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属于中共执政骨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井冈山、延安、浦东干部学院和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在培训执政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于2018年进行合并,继续积极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其它几所干部学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特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执政骨干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在中国的“政党——政府”体制下,中共执政骨干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和具体职位身份。中共党员身份要求他们从属于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而具体职位身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负责。即使是非中共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中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他们工作的基本政治前提。因此,几所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强调执政骨干政治意识和人民立场并重,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为人民服务;既要提升政治素养,又要提升行政能力。相比之下,国外的美国联邦行政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新加坡公务员学院等培训机构,以中高级公务员为培训对象,在进行文官培训的时候,并不要求个人政治上的忠诚和偏好,重点突出职业素质和个人发展方面内容,强调提高行政官员的国家意识、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作为培训执政骨干的主要渠道之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33年马克思主义学校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党校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因中共的中心任务变化,在发挥宣传、培养和教育干部方面的作用也各有侧重。建党之初,中共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鼓动和宣传人才”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央党校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问题,从而达到“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目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党校提出“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口号,由短期轮训干部转向正规化培训部干部主,重视执政骨干能力提升。新形势下的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再次回归到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题,将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党性锻炼作为主要任务。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理论基础”和“党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视提高执政骨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为此,中央党校先后进行几次教学改革,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加大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分量,突出主业主课,强调“用学术讲政治”,以保证执政骨干不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除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之外,中共中央党校也重视培养执政骨干各种能力,全面增强其执政本领。在重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把学员管理当作是促进中共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实现党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员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员全面负责学员管理,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反映学员意见和要求。除此之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选派联络员到中央党校,深入考察学员,对学员学习期间表现情况作出评价,并协助组织员共同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积极创新学员管理方式,进一步严格学员管理。首先,探索建立党性教育贯通机制、学员党性锻炼成果系统集成机制和党性教育保障机制,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学员管理全过程。其次,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从学风、作风、纪律等方面对加强学员管理提出严格要求。再次,完善学员管理机制,健全学员常规管理机制、创新学员互动交流机制、完善教学管理沟通协商机制、严格学员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对学员到课率、就餐率和请假情况进行逐月检查,督促学员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强化党性锻炼,提升管理效果。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对执政骨干的教育培训,旨在通过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和加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再塑执政骨干“信仰”、“忠诚”及相关品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强调“主义”认同与问题研究并重,统一思想与能力提升并重,理论宣传与组织培养并重,党性锻炼与党性教育并重。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严格学员管理,也是促使执政骨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手段,从技术层面体现了中共从严治党的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重视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政治优先,坚持与时俱进,以保证再塑执政骨干的效果。
李晨阳[8]（2020）在《中共抗日根据地英模的宣传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根据地的英模是顺应抗日战争的历史大势、得益于中共的塑造培养而大规模涌现的时代典型,他们具有着无私忘我、不辞艰险的精神品质,坚持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价值导向,是令人敬佩的最可爱的人。抗日英模的出现,对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可以展现人民英雄的丰功伟绩、积淀典型人物宣教的重要经验、坚定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另一方面更加有利于英模文化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丰富研究,丰富抗日胜利的影响动因,提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新视角,以及拓宽中华人民共合国史的研究新思路。抗日战争的爆发是抗日英模诞生的直接动因,面对这场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战争,中国人民在领土不断沦丧、悲观情绪蔓延的情形下通过不断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成功的开辟了敌后战场,英模人物的出现可以起到稳定人心、增加斗志的重要作用。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成为抗日英模诞生的根本动因。为了更好的宣传教育抗日英模,中共在学习借鉴苏联革命英雄主义、功勋奖章制度及自身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宣教模式,并进一步体现出伴随抗日战争而不断发展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丰富阶段为主要特征的阶段特征。在对于抗日英模进行宣教的过程中,中共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塑造出完备的英模宣教的制度体系。首先,中共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塑造出符合时代条件的战斗英模、劳动英模、国际友人、爱国华侨的人物谱系,并具有特殊的类别和等级划分,进而体现出贫苦的家庭出身、鲜明的党员角色、多重的身份特征、平民英模比例的鲜明特征。其次,为了服务于抗日战争的主要目标,中共划分出针对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三个地区的不同宣教对象,构成了以缅怀与悼念、表彰英勇斗志、宣传劳动事迹和工作成绩的宣教内容。此外,在具体形式上,中共结合中国古代经验、苏联经验、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创造出以表彰优抚、新闻报刊、文学艺术、题词标语、会议运动为主要特征的宣教形式,并进而构造出以党政宣传教育机构、文艺机构、报刊机构、党校及培训机构为主的组织基础,以评选制度和奖励制度为基础为主的制度基础。抗日战争是一场事关中华儿女的全民战争,抗日英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对于抗日英模的大规模宣传教育,其重要性体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改革与建设过程的方方面面。此外,其现实作用体现在英模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历史传承、党的领导的鲜明导向、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因此,对于抗日根据英模宣教的研究既有着历史意义也有着现实意义,既存在学理价值也存在政治价值,既是一项广大青年的思想洗礼又是一项爱国主义的政治教化,回顾和重温那艰苦的抗日岁月,缅怀用鲜血和生命铸就胜利的英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代人始终努力的方向。
冯佳[9]（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提出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张宸玮[10]（2020）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培养研究（1941-1945）》文中提出“干部培养”是指针对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并在这一过程中选拔出党的工作所需要的干部人才,对其进行管理与使用。追溯历史,党对干部的培养尤为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制定干部培养方针,规划干部培养路线,党中央在抗战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对干部培养工作不放松,抓落实,可见重视程度之高。综观党的革命史,党的干部培养路线和培训体系均形成于这一时期,所以研究这一时期的干部培养工作极为重要。抗战初期,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山东省委（分局）克服环境艰苦、条件艰辛等不利条件,逐步开展干部培养工作,随着大片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基层干部的培养逐步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干部培养工作面临着颇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基层干部,尤其是区村干部思想偏差严重;干部成分复杂,入党动机不纯;基层干部作风问题突出,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现象较多;干部的政治意识差,缺乏大局意识、组织意识,致使部分干部纪律涣散,服务意识不足。为解决干部培养过程中的问题,山东分局对此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分析干部培养过程中的偏差,尤以基层干部问题为中心,多措并举,采取多种纠错方式,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干部训练体制机制,如实习班带徒弟、县委训练班、加强支部干部训练等方式,改善干部训练方法,提高干部训练效率。同时,借助各种党内运动,助推干部培养工作的开展。山东分局通过冬学运动,利用冬季闲暇时间,提高基层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与文化知识素养,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分局将干部的培养与整风运动相结合,整顿基层干部不良的思想倾向,净化党内风气,增进党内团结,此次运动颇有成效;除此之外,利用在职干部教育,将大批的区村干部送到各级党校学习,采取集约化训练,集中学习,掌握最新的理论知识,促进基层干部更好地服务抗战工作;在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上,有计划分批培养妇女干部,利用妇救会,妇女干部小组等团体,发挥妇女干部在敌后战场的带头作用,提升了妇女群众参战热情,调动了她们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培养取得的成效是显着的,对当代基层干部教育的启示尤为明显。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深化干部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完备的教育培训制度,推进干部学习的常态化;建立干部学习长效机制,党内学习与党外教育相结合,建设“学习型政党”;重视整风,强化党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基层干部培养既关系到基层社会建设的稳定性,也涉及到基层治理的有序开展。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在艰辛的抗战环境下,借助地域优势,制定了符合战争形势需要的政策与方针,为开展基层干部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日后新中国的成立储备了大批优秀的基层干部人才。论从史出,探求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培养历程对当下仍具有借鉴意义。
二、延安地委、行署召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延安地委、行署召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和现状 |
| 1.2.1 研究对象界定 |
| 1.2.2 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背景 |
| 2.1 晋绥地区的革命环境 |
| 2.1.1 群众革命意识缺乏 |
| 2.1.2 社会阶级矛盾突出 |
| 2.1.3 革命思想传播困难 |
| 2.2 马克思主义在晋绥地区的传播 |
| 2.2.1 晋绥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
| 2.2.2 中共党组织在晋绥地区的建立 |
| 2.3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 |
| 2.3.1 晋绥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准备 |
| 2.3.2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
| 2.3.3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
| 第三章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及地方性转化 |
| 3.1 抗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
| 3.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初步探索 |
| 3.2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瓶颈:“群众听不懂” |
| 3.2.1 群众文化水平低 |
| 3.2.2 群众革命觉悟低 |
| 3.2.3 根据地建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条推进 |
| 3.3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地方性转化的必要性 |
| 3.3.1 武装群众的需要 |
| 3.3.2 适应革命环境的需要 |
| 3.3.3 开展对敌斗争的需要 |
| 3.4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内容的地方性转化 |
| 3.4.1 统一战线 |
| 3.4.2 军事斗争 |
| 3.4.3 政治民主建设 |
| 3.4.4 生产建设 |
| 第四章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与载体 |
| 4.1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 |
| 4.1.1 学校教育 |
| 4.1.2 社会教育 |
| 4.2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 |
| 4.2.1 以文学艺术活动为载体宣传马克思主义 |
| 4.2.2 以新闻媒介为平台传播马克思主义 |
| 4.2.3 以群众运动为渠道践履马克思主义 |
| 4.3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与形式和载体的耦合 |
| 4.3.1 满足了根据地巩固发展需要 |
| 4.3.2 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建设蓬勃兴起 |
| 4.3.3 推动了根据地文化建设欣欣向荣 |
| 第五章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与成就 |
| 5.1 与其他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比较 |
| 5.1.1 主题的一致性 |
| 5.1.2 内容的相似性 |
| 5.1.3 形式与载体的相近性 |
| 5.1.4 具体做法的差异性 |
| 5.2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 |
| 5.2.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照顾地方性 |
| 5.2.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具有针对性 |
| 5.2.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充满实用性 |
| 5.2.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施彰显群众性 |
| 5.3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 |
| 5.3.1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众的目标 |
| 5.3.2 凝聚抗战力量、巩固统一战线 |
| 5.3.3 根据地革命政权空前巩固 |
| 5.3.4 根据地移风易俗成效显着 |
| 第六章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与当代价值 |
| 6.1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 |
| 6.1.1 贴近群众 |
| 6.1.2 紧扣时代 |
| 6.1.3 源于实践 |
| 6.1.4 不断创新 |
| 6.2 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 |
| 6.2.1 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提供重要借鉴 |
| 6.2.2 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提供历史智慧 |
| 6.2.3 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提供经验启发 |
| 6.2.4 为当前农村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提供现实指导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研究（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对干部教育的宏观研究 |
| (二)区域干部教育研究 |
| (三)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行政区划沿革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背景 |
| 一、干部教育的必要性 |
| (一)根据地薄弱的干部基础 |
| (二)抗日救国需要干部教育 |
| 二、干部教育有利的条件 |
| (一)太岳区对干部教育的重视 |
| (二)共产党早期干部教育的经验 |
| (三)相对有利的地理环境 |
| 第二章 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发展阶段 |
|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 |
| (一)根据地建设概况 |
| (二)干部教育概况 |
| 二、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 |
| (一)根据地状况 |
| (二)干部教育概况 |
| 第三章 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开展 |
| 一、干部教育的模式 |
| (一)领导机构的设置 |
| (二)干部教育方式 |
| 二、干部教育的宗旨和方针政策 |
| (一)特殊环境下的教育宗旨 |
| (二)干部教育的原则 |
| 三、干部教育的学习内容 |
| (一)文化课程教育 |
| (二)领导人报告、讲话和会议精神的学习 |
| (三)生产实践经验总结 |
| 四、干部教育制度的设置 |
| (一)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 |
| (二)干部学习制度 |
| (三)师资队伍配备 |
| (四)教材的设置 |
| 五、干部教育对象 |
| (一)专员级、县级和区长级干部的培养 |
| (二)在职干部与非在职干部的培养 |
| 第四章 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特点 |
| 一、起步时间较晚 |
| 二、教育模式多样化 |
| 三、办学模式分散化 |
| 第五章 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评价 |
| 一、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启示 |
| 二、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ct |
| 导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现状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基本研究方法 |
| (三) 选题基本内容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概况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情概况 |
| (一) 新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
| (二) 江苏解放和恢复建省 |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组织概况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概况 |
| (一)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干部的决定 |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迅速壮大 |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构成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 干部队伍扩大和财政压力 |
| (二) 干部队伍快速扩大造成干部质量下降 |
| (三) 干部来源多样和团结合作问题 |
| (四) 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初步整顿和建设 |
| 一、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 |
| (一) 党政机关整编 |
| (二) 清理和审查干部 |
| (三) 统一调配干部 |
| 二、进一步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任用标准 |
| (一) 原有干部提拔任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进一步明确“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
| (三) 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 |
| 三、建立干部管理新体制 |
| (一) 原有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建立“分部”、“分级”干部管理体制 |
| 第三章 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理论和政策水平 |
| 一、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干部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 (二)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度重视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广泛开展 |
| (一)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
| (三) 大量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 |
| (四)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在各地开展 |
| 三、努力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 |
| (一) 始终高度重视干部的政策教育 |
| (二) 政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第四章 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干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干部队伍作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二、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一) 开展整风运动 |
| (二) 整顿党的组织 |
| (三) 在“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四) 在“新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
| (一) 坚决纠正干部强迫命令作风 |
| (二) 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 (三) 正确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
| 四、建立干部监督约束机制 |
| (一) 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
| (二) 成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 |
| (三) 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起步 |
| 第五章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文化基本情况 |
| (一) 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
| (二) 干部文化素质低的不利影响 |
| 二、干部文化教育方针和政策的确立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文化教育始终高度重视 |
| (二) 干部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确立 |
| 三、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一) 干部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
| (二) 各地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四、干部文化教育取得的成效 |
| (一)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整体文化水平 |
| (二) 有效提升干部工作能力 |
| (三) 促进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 |
| 第六章 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干部队伍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专业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 |
| (一) 专业干部数量上严重缺乏 |
| (二) 专业干部专业水平普遍较低 |
| (三) 专业干部队伍管理不规范 |
| 二、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专业干部队伍建设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
| (二) 专业干部队伍的发展和壮大 |
| 三、加强干部的专业学习和教育 |
| (一) 建立各种专业干部学校 |
| (二) 依托高等院校开展干部专业教育 |
| (三) 举办各种专业讲座、培训班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 (一) 政治部(处) |
| (二) 政训处 |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基本概念与基本范畴 |
| 二、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 |
| 三、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四、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五、本论文研究的主要难点、重点及新意 |
| 第一章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的世界观分析 |
| 第一节 党的政治理想 |
| 一、政治理想的含义 |
| 二、党的政治理想 |
| 三、党的政治理想功能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个人职业理想 |
| 一、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的内涵 |
| 二、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特点 |
| 三、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作用 |
| 第三节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个人职业理想与政治理想的互动 |
| 一、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对政治理想的影响与制约 |
| 二、政治理想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的影响与制约 |
| 第四节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个人职业理想与政治理想互动类型分析 |
| 一、包尔汉式共震式分析 |
| 二、爱新觉罗·溥杰式不断修正结合型分析 |
| 三、石邦智式忠诚追随结合型分析 |
| 四、李烛尘式顺应时代结合型分析 |
| 五、韦国清式“胜任力”结合型分析 |
| 第二章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的性格分析 |
| 第一节 性格与领导风格 |
| 一、性格的概念及其研究意义 |
| 二、性格类型与领导风格 |
| 第二节 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性格 |
| 一、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性格是本民族性格的折射 |
| 二、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性格形成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类型与优秀性格分析 |
| 一、宗教型领袖十世班禅性格分析 |
| 二、ESTJ型(果敢型)领袖乌兰夫性格分析 |
| 第三章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的行为分析(一)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学习规律的基本轨迹 |
| 一、学习与学习力的基本概念 |
| 二、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学习规律轨迹 |
| 第二节 学习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影响 |
| 一、学习及学校任职经历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的重大影响 |
| 二、学习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政治心理的影响 |
| 三、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行政能力的影响—学习与中国式变革型领袖素质分析 |
| 第三节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方式 |
| 一、自我学习 |
| 二、行政组织学习 |
| 第四节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内容 |
| 一、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学习 |
| 二、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语言学习 |
| 三、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对本民族文化的学习 |
| 四、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跨民族文化的学习 |
| 第四章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的行为分析(二)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政治参与的基本含义及范畴 |
| 一、政治参与的定义 |
| 二、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政治参与的规律特点 |
| 第二节 政治参与对培养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作用 |
| 一、政治参与培养了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参与效能感 |
| 二、政治参与对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决策力的提高 |
| 第三节 早期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参与分析 |
| 一、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早期家庭决策参与的分析 |
| 二、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早期学校或同伴团体中的政治参与的分析 |
| 三、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早期政治参与的结论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鼓励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积极政治参与的实践分析 |
| 一、我党鼓励少数民族干部积极政治参与的思想 |
| 二、大胆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 |
| 三、少数民族意见表达机制 |
| 四、工作实践中动机激励理论的实际操作与运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五大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个人履历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7）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及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关于中共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第一节 干部教育培训相关概念 |
| 一、干部与中共执政骨干 |
| 二、干部教育培训 |
| 三、党校干部教育培训 |
| 第二节 国内干部教育培训概况 |
| 一、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 |
| 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
| 三、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 |
| 第三节 国外高级公务员培训比较 |
| 一、美国联邦行政学院 |
| 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 |
| 三、新加坡公务员学院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宣传与培养并重:建党初期的党校教育 |
| 一、建党初期对党校教育的认识 |
| 二、各地创办党校的尝试 |
|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育 |
| 第二节 统一思想: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一、初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二、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党校教育方针和任务变化 |
| 三、整风运动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育 |
| 第三节 素质提升: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党校干部正规化教育 |
| 一、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提出 |
| 二、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内容 |
| 三、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正规化的改革发展 |
| 第四节 主义认同: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 |
| 一、“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定位 |
| 二、“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 |
| 三、党校工作“九条经验”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概况 |
| 一、教务部 |
| 二、教研部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主要内容 |
| 一、党的理论教育 |
| 二、党性教育 |
| 三、能力培训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教学改革 |
| 一、教学内容调整: |
| 二、教学方法创新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概况 |
| 一、学员管理部门 |
| 二、学员部主要职能 |
| 三、组织员 |
| 四、联络员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管理创新 |
| 一、在学员管理中贯穿党性教育 |
| 二、建立健全学员管理制度 |
| 三、完善、创新学员管理机制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长沟流月去无声——致谢 |
（8）中共抗日根据地英模的宣传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选题论证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对抗日根据地宣传教育的研究现状 |
| (二)对于抗日根据地英模的研究现状 |
| 四、相关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三)概念界定 |
| 五、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学术探讨难点 |
| (三)学术创新点 |
| 第一章 抗日战争的爆发与抗日英模的诞生 |
| 一、中共对英模宣传教育的渊源探析 |
| (一)中国古代的旌表制度 |
| (二)苏联英模宣传教育的借鉴作用 |
| (三)土地革命时期对英模宣传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二、抗日战争对根据地英模人物的呼唤 |
| 三、社会变革与抗日英模的涌现 |
| 四、抗日根据地英模宣教的阶段划分 |
| (一)初始阶段(1931—1937) |
| (二)发展阶段(1937—1942) |
| (三)丰富阶段(1942—1945) |
| 第二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人物特征 |
| 一、类别概览 |
| (一)战斗英模 |
| (二)劳动英模 |
| (三)国际友人 |
| (四)爱国华侨 |
| 二、称号概览 |
| (一)类别划分 |
| (二)等级划分 |
| 三、特征概览 |
| (一)贫苦的家庭出身 |
| (二)鲜明的党员角色 |
| (三)多重的身份特征 |
| (四)平民英模比例 |
| 第三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内容及对象 |
| 一、英模宣传教育的内容 |
| (一)缅怀与悼念 |
| (二)表彰英模的英勇斗志 |
| (三)宣传英模的劳动生产事迹 |
| (四)宣传英模的工作成绩 |
| 二、英模宣传教育的对象 |
| (一)面向根据地的党政军民 |
| (二)面向国统区的党政军民及海外华侨、爱好和平者 |
| (三)面向敌占区的敌伪军和广大群众 |
| 第四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形式 |
| 一、抗日根据地对英模的表彰优抚 |
| (一)对英模的表彰奖励 |
| (二)对于英模的优待抚恤 |
| 二、抗日报刊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一)抗日根据地报刊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二)国统区报刊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三、抗日根据地文学艺术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一)小说诗歌及报告文学 |
| (二)戏剧美术 |
| (三)影视作品 |
| 四、抗日根据地题词标语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一)纪念题词 |
| (二)标语口号 |
| 五、抗日根据地会议运动对英模的宣传教育 |
| (一)会议宣传 |
| (二)运动宣传 |
| 第五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机制 |
| 一、机构沿革 |
| (一)党政宣传教育机构 |
| (二)文艺机构 |
| (三)报刊机构 |
| (四)党校及培训机构 |
| 二、制度类别 |
| (一)英模评选制度 |
| (二)英模奖励制度 |
| 第六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一、陕甘宁劳动英模吴满有 |
| 二、晋察冀爆炸英雄李勇 |
| 三、模范党员张初元 |
| 四、归国华侨民族英雄李林 |
| 五、国际友人白求恩 |
| 六、英雄主义的刘老庄连 |
| 第七章 抗日根据地英模宣传教育的历史与现实 |
| 一、历史作用 |
| (一)促进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 |
| (二)积淀解放战争的雄伟力量 |
| (三)积累新中国英模宣教的丰富经验 |
| 二、经验启示 |
| (一)充分发挥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 |
| (二)推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现实融入 |
|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四)发挥人民群众蕴含伟大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9）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10）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培养研究（194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与基层干部培养的迫切性 |
|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 |
| (二)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培养的迫切性 |
|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培养的措施 |
| (一)建立形式多样的干部教育机制 |
| (二)注重在职干部教育 |
| (三)整风运动贯穿始终 |
| (四)加强妇女干部培养 |
| (五)发挥冬学运动作用 |
|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培养的经验与局限 |
|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培养的经验 |
|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培养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延安地委、行署召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2]晋绥抗日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孙枝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9(02)
- [3]太岳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研究（1937-1949）[D]. 杨飞鹏.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D]. 周竞风. 南京大学, 2017(04)
- [5]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6]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D]. 韦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07(02)
- [7]新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D]. 胡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中共抗日根据地英模的宣传教育研究[D]. 李晨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9]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培养研究（1941-1945）[D]. 张宸玮.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