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院执行局局长要不要人大任免（论文文献综述）
艾佳慧[1]（2021）在《转型中国法官薪酬与遴选制度的微观激励基础》文中研究指明以一种法官薪酬水平和法官遴选标准相互配合补充的制度组合视角观察,现代工商社会应该在法官管理制度中确定并落实高遴选标准和高薪酬水平的"双高"标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法官的薪酬与遴选呈现出一种二元制度结构,即在法官薪酬水平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基础上,虽然对法官的初次遴选越来越强调法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但法院内部的职务晋升却呈现出强烈的行政化和关系依附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是法官薪酬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导致了比较严重的法官流失现象。由于法官高薪的制度前提必然是对法官高标准的严格遴选,在实践中,入选标准多元化和法官薪酬的双重分配机制使法官员额制改革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制度空间。
孙超然[2]（2020）在《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般而言,行政解释是指行政机关对广义的法律文本做出的解释或说明。在现代国家中,行政解释同时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国家机关,处于国家权力的交叉地带。因此,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即行政解释及其合法性控制的制度和实践,集中体现了该国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体现了一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特性。我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职权模式,这一模式深受我国法律制度及实践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出我国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建立时,原本以立法者解释为重;但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获得法律认可之后,却凭借其强大的行政职权逐渐从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侵蚀立法机关的解释权。以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为基础,我国构建了独特的法律解释制度。为了尽快地解决改革开放初期行政机关在执行少数基本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尽可能地限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任意解释,避免行政解释突破法律文本,当时的立法者基于苏联式的“立法者解释至上”的法律解释观念,对不同法律解释问题的解释权进行了分配,把法律中的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问题的解释权保留在立法机关手中,只允许行政机关解释除此之外的一般法律解释问题,希望借此控制行政解释内容的合法性。这一制度中的行政解释,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为基础,以实践中的问题为中心、以主动和依申请制定规范性文件或公文为主要方式,是一种部门内的法律解释制度。然而这样严格和晦涩的分权规定,却没有同样严格的合法性控制机制,几乎只靠规定本身的权威性以及行政机关主动与立法机关进行互动来维持,立法机关并没有能力对行政解释的内容进行主动的控制,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则是封闭而偏颇的,司法机关的审查也一直相当乏力。因此,这一制度便迅速被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在制度方面,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常常与立法者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相矛盾。而在实践方面,行政机关一方面大量制作行政解释,其中有不少行政解释的内容都超出了立法机关规定的解释权限,对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进行了解释,形成了解释权侵占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大量制定解释或重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将这些文件的解释权归于其制定者,使上位法的解释权层层下沉,形成了解释权下沉现象。而且,我国行政机关经常在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解释法律文本,这也是我国行政解释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之所以未能维持,并最终被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由立法者设计的立法者解释制度变为职权解释模式,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行政解释制度过度以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只重视行政问题的解决,而不重视行政解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中的分权方式较为简陋,可操作性较差,使得行政解释很容易越界。其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立法者解释观念与职权解释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机制的普遍无力。此外,陈旧的“立法者解释至上”观念,也是导致我国行政解释制度长期滞后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参考域外较为成功的行政解释模式,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有益的借鉴。美国行政解释可以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美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授权模式。因为其行政解释制度建立在国会立法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之上,其合法性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全面和动态的控制,在外部和内部、事前和事后、实体和程序的多种控制之下,行政解释得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而不至于溢出其边界。其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主要是事前和事中的控制,而事后的司法控制则是行政解释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美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总结为“以司法控制为主的全面控制”。美国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中独特的“司法尊重”,鲜明地体现出国会的授权在行政解释问题上的极端重要性。“司法尊重”包含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其一是法院对行政解释独特优势的承认,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国会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其二是法院审查范围受宪法或国会成文法限制的情况,它意味着法院对国会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维护;其三是法院基于对自身审查权限或能力的考虑而主动放松行政解释的审查标准,而法院这样做前提条件则是对国会是否授权行政机关解释特定法律文本的判断。不过,在司法尊重之外,法院还可能会对行政解释进行一般的高强度司法审查,甚至预设某种反对行政解释的态度。而且司法尊重并不是最高法院一时兴起,将控制行政解释合法性的职责拱手让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法律制度和传统之中,并以行政解释的全面和动态控制为基础:法院对行政解释放松审查或审查受限,往往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解释的控制互为因果。因此,即使法院采取尊重态度,也并不意味着行政解释就可以为所欲为。由此可见,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不能仅依靠司法机关来完成,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同样需要通过事前和事后的监督和控制手段,确保行政解释的合法性。而在其他控制手段乏力的情况下支持司法尊重的做法,将导致法律制度的毁灭。比较中美行政解释模式,我们会发现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以及对行政解释本身的认识程度,对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美国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的经验还向我们显示出,在民主立法、明确授权的制度基础上,如果行政解释能够得到全面和动态的控制,那么法律的含义就能够以较为健康的方式得到更新,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理想的行政解释制度应当在激活立法机关活力和根本控制力的基础之上,以司法控制为基础全面盘活各种国家机关对行政解释含义的控制力,让行政解释能够更好地发挥在各国家机关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以服务于法律含义的探究与更新。
李声高[3]（2019）在《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失信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大到“老赖”,小至“碰瓷”,无不深层次反映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正面临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常怀敬畏之心,方能行有所止,敬畏源于法治,法治源于规则和良法。因此,面对失信问题,建立失信惩戒制度是一条必由之路。然而,我国当前的失信惩戒远未“制度化”,失信惩戒主体的“各自为尊”,惩戒依据的“规范壁垒”,惩戒措施的“求速弃理”,这些问题成为我国失信惩戒制度的发展瓶颈。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社会规范的底线;法律权威的实现,以公正判决的彻底执行得以实现;民事案件占据的案件比重最大,执行难又是民事案件最大的程序痼疾;民事案件一旦进入法律程序,也就意味着常规手段无法获得“诚信履行”的效果,同时也注定了案件将会在执行程序遇到失信障碍。从广义上讲,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司法痼疾,归根结底几乎都可以囊括为民事失信问题,除却无能力履行的“客观”失信人,最应当惩戒的就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主观”恶意失信人,这类“老赖”是失信惩戒制度的关键对象。此文以民事案件的失信被执行人为切入点,从失信惩戒措施的理论支撑、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构成要素、惩戒制度的案例实效性剖析以及我国失信惩戒的制度化模式几个关键问题来对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进行系统阐述。此文以递进式的结构,从理论到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结合域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制度上的完善路径。文章在内容上分为五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文章的研究综述部分,并且涵盖文章的问题缘起、研究思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点等内容。基于诚信理论渊源的传统研究思路,运用道德、经济和法学理论交叉研究的方法诠释失信惩戒制度。反观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的社会热点案例,基于“前卫性”惩戒措施的理论争议,如能引入多维学科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层阐释,往往会更具说服力和实用性,即此文应用的“案例理论结合法”,作为问题缘起的索引和理论铺排的前提。第一部分论述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基本范畴,对失信惩戒的系统性介绍,由浅入深,从制度内涵到理论支撑,介绍诚信与失信、失信惩戒及其功能、执行中的失信惩戒以及三种维度的失信惩戒基本要义。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失信惩戒制度的内涵和思想源流,从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三个维度阐述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并以执行程序中的失信惩戒制度切入,系统论述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功能。第二部分从立法与实践层面,介绍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基本现状,立法上的侧重于三种性质文件的体系梳理,探究如何将其上升为国家的基本立法及其现实路径问题,实践层面主要是失信惩戒与执行难的司法痼疾之间关系的数据规整,以及对典型案例中失信惩戒制度的实效性功能深化透析。具体而言,是从立法与实证研究的视角,系统梳理现行失信惩戒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性规范文件,并应用大量的实证性研究资料和规整相关的司法大数据,结合相关典型案例,梳理执行难与失信惩戒的关系。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的制度化问题是此文研究的重心,制度化最直接的体现是法律体系的建立,基于立法主体系统梳理了三种性质的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的相关规范,并提出各自存在的问题。我国失信惩戒立法现状,特别是行政性立法泛化和司法性立法边缘化的问题,如何重新定位我国失信惩戒的立法模式,是此文的一项重点研究工作。在分项制度上,归结起来大致就是司法拘留和罚款措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财产调查和报告制度、限制高消费和拒执罪适用等几个方面。制度支持上主要就是刑诉法及其解释;最高法的失信名单相关规定;刑法和刑诉法上的拒执罪等。失信惩戒解决的是整个社会的失信问题,是国家一项系统性的法治工程,需要在立法上对失信惩戒相关的法律进行体系性的规整、梳理和汇编。在细节上,行政性、民事性和刑事性失信惩戒的程序衔接和转化,也是失信惩戒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失信惩戒的立法问题,特别是立法模式和立法内容的程序协调,是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实践层面最应当关注的论题。第三部分主要基于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现状中发现问题,进行成因分析。通过系统检思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困境及成因,首先阐释失信惩戒的模式定位难题,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模式困境,其次解析失信惩戒的司法治理效果,再次从程序理性路径阻塞的视角论述失信惩戒问题的成因,最后从私益保障的角度对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具体问题上,失信被执行人民事惩戒中“连带惩戒”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既是社会热点,也是该制度在理论部分最值得深层论思的问题;失信惩戒的人权保障问题,涉及到惩戒过程的合法私益保障和信用修复,失信惩戒不应当是没有节制的惩戒,应当实现惩戒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衡平。失信被执行人的刑事惩戒方面,突出体现在拒执罪的立法与实践问题。拒执罪实体立法明晰,在程序法上拒执罪的立案管辖问题始终难以调试,立法上的管辖衔接与实务操作中的程序转化形成了“脱节效应”,拒执罪立案“成功率”不高,立案后相互推诿,执行申请人救济途径阻塞的问题亟待解决。失信被执行人的行政性惩戒存在部门规则冲突与程序衔接问题,多达四十四部门联动机制,在规则适用和衔接上,如何把握标准,需要专门的立法进行协调和解释。以案说理,言之有物,论之有据,规整出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理论支撑的症结,才能有效化解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发展瓶颈。第四部分对域外经验进行借鉴和吸收,外部经验参考并为之所用。该部分侧重于域外的比较法借鉴,系统阐释美国的私营征信模式、欧陆国家的政府主导的征信模式和日本的混合征信模式,通过对不同失信惩戒制度运行模式具体内容和侧重点分析,在体系化论证的基础上甄别吸收先进经验。制度化的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应当在立法主体模式设置和立法体系专门化上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我国失信惩戒的制度短板正在于此,对域外典型国家的公立、私立和混立三种立法模式经验的甄别吸收,是一个治理捷径。第五部分作为文章的重心,系统设证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的制度性建构问题,理念是前提,立法是保障,合理性是长效机制,失信名单与财产报告是手段,具体程序设置是制度的根本。从理论到制度,再将视角切回制度的完善部分。失信惩戒制度不仅是一个实体法问题,更是一个程序法问题。失信惩戒是为了还社会以诚信,彰显司法正义,而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当前的失信惩戒的“经济性”远强于“司法性”,承前难以从伦理道德的维度寻求惩戒措施的合理性支持,启后无法做到与司法程序的正当性衔接,致使失信惩戒的实效难达预期。失信惩戒制度不是执行程序的“临时性”工具,而应当是一项“底线性”的程序法规则,任何失信惩戒措施的施行,都要由恣意走向规范,准确地说是“良性”的程序规则上来。我国当前的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程序理性缺失问题相当严重,“无程序可讲、有程序不讲、程序冲突乱讲”问题,甚为常见。司法性弱化和程序理性缺失问题,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完善的中心和核心指导理念。具体来说,是从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理念建构、分项制度推进方案、程序本位回归和配套措施四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完善。
公丕潜[4]（2018）在《无需当事人的审判 ——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如何运作》文中提出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深具中国特色的审判组织形式,其审判治理机制与政法运作模式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结下不解之缘。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正向功能:定纷止争、冲突解决。但也因其不符合现代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所标榜的程序正义所蕴涵的公开原则、亲历原则、回避原则等,而一直饱受诟病。因而,在几乎每一轮司法改革浪潮中,审判委员会都被推上改革的风口浪尖。法学界对审委会的批评乃至废除之呼声日甚,“审判委员会制度应当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逼迫我们不得不深入研究这项深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首先,我们应当对当代法治语境下的审判委员会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包括其历史沿革、制度运作、实践样态、实践功能以及深蕴其中的实践理性、实践逻辑等等。同时,由于审判委员会在司法理念传播,司法制度生长,司法知识积累,司法政策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还有必要深入把握其基本的制度理念、价值导向和实践后果。其次,基于法律秩序是“显性秩序”,而非正式规则体现和代表的是更为强大的“隐性秩序”的考量,我们还必须考察审判委员会的实际运作中或明或暗地潜藏着的支配审判权行使的自生自发性规则。众所周知,审判委员会是党的领导在司法权运行过程中的集中体现,或者说是党的利益在司法场域的组织表达。人民法院内部最高的权力机构是院党组,一般而言,院党组成员是当然的审委会委员,而且党组成员人数占审委会委员总数的比例很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党的领导作用经由审委会这一民主集中制的合法形式得以发挥,但也使得外部力量通过法院的主要领导影响法官办案成为可能。显然,这种行政化、官僚化的审判权运作方式为办案人及审委会委员采取何种行动策略提供制度激励显然值得研究。第三,“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本研究还力图澄清司法权或审判权在基层法院的运作视为一种简单化的法治理想图景的想象观念,这种简单化的法治想象容易产生法治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从司法政治学的角度观之,基层司法更多地表现为政治性主导的治理型司法。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尖锐、权利诉求日渐增多、群体性事件频发,面对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压力与治理重心前移的治理困境,亟需国家治理思维、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往“送法下乡”式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性选择已然无法满足建构现代法治秩序的需要。审判委员会作为中国本土化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建构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与法治观念的变化,审委会自身的职能定位、制度功能、运作程序等方面出现了与司法规律不相适应的各种问题。但这种问题的存在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法官独立、损害司法权的运作,而且审委会这种行政会议式的司法决策模式为办案人、审委会委员选择自身行动模式提供了制度激励与活动场域。从另一个视角观之,这种采取行政会议形式裁断案件行使审判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为法官个体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护航者的作用。第四,本文通过对样本N区法院审判委员会运作模式的实证考察,描述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职能定位、工作规程等实际运作情况,从而对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具体运作、运行机理、行动逻辑等加以全景呈现。在此基础上,反思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基层司法场域的生存困境,查摆问题、分析原因,为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提供实践参照样本。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群体决策组织,对其内嵌的群体特征、决策规范、群体角色等群体决策前提性要件进行分析,揭示影响审判委员会群体决策的角色期待、政治考量、社会效果、个人特质、偶然事件等诸因素,反思审判委员会群体决策目前面临的议程设置私用、责任机制缺失、议事规则阙如等现实困境,并寻求相应的规制路径。同时,针对审判委员会群体讨论中存在决策从众与异见表达现象,本研究还力图揭示出其背后的着眼大局、屈从信访、厌恶异见、服从权力、随机决断的心理倾向及其后果。最后,本文还将试图以司法责任制为抓手,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完善。司法责任制之所以会成为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这与我国近二十年司法改革对司法审判主体认识的日渐加深有关,当前,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改革旨在实现审判主体具体化,同时司法责任制的施行也要求责任主体明晰化。而近年来的司法改革趋势则是从关注法官素质提升到关注审判组织的有效运行。与之相适应,学界关于司法改革研究也开始从研究法官个体转向对审判组织的研究。审委会制度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官僚化的集体行动逻辑中为办案人、审委会委员采取有利于独立审判、司法公正的行动策略提供正向激励。因此,我们主张对审判委员会制度不可采取一刀切的完全废除态度,应当将其置身于政法传统色彩浓厚的中国司法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采取渐进式的改良方式。其总体目标就是通过司法责任制理念的引入,型构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架构,激励行动主体理性决策,克减司法行政化决策的弊端,真正发挥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集体智慧,增强审判委员会的宏观审判经验的总结指导功能,弱化审判委员会的个案讨论决定的司法审判功能,优化案件质效的审判管理功能。简言之,实现审判委员会从个案裁判到类案指导的理念更新,从个案筛选到难案精研的机制转换,从择案而审到类案裁断的功能嬗变,坚持审判委员会功能适度原则并对其功能进行重组优化,全力避免审判委员会行政化决策对司法责任的逃逸,是审判委员会改革的可行路径。
岳彩领[5]（2016）在《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法》文中研究表明自建国以后,我国的司法发展事业、司法改革道路历尽曲折。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至十八届四中全会,我国的司法改革已历经了36个年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进行了规划。30余年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完善了我国的司法体制。但囿于我国具体国情、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等因素,以往的司法改革始终未能较好的解决省以下地方法院存在的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民事执行难等问题,地方法院的管理体制、审判体制与执行体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与思路进行了设计部署。仅从词频来看,仅仅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法治”一词即出现了111次,“司法”一词出现了73次,可见顶层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心。但顶层设计仅是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宏观性的蓝图规划,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操作路径与方法。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在考察我国法院司法权的属性、功能以及司法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四个“五年改革纲要”进行对比,全面分析我国司法体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较为全面的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审判体制和审执分离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法。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是分析司法权的含义和属性、功能,描述我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演变。司法权为判断权,具有中央属性,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裁判性、终极性和中立性权力。司法裁决主要是进行法的判断,处理司法诉求应兼顾个案正义和社会正义,法官的中立性地位也是相对的,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则是实现司法权的保权功能。对我国法院的管理体制、审判体制以及执行体制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第二章主要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出台背景、改革目标、主要内容等进行全面对比,分析我国司法改革前期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我国地方法院目前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的司法权的地方化、司法管理的行政化、司法判决的集权化以及审执权力配置的异化等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带着这种问题意识,归纳总结出司法体制改革要实现的四个目标（一是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二是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三是有利于增进司法廉洁；四是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必须坚持的三个指导思想（一是科学认识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国情；二是准确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思路、新目标、新任务；三是系统把握四五改革纲要的理论基点、逻辑结构与改革路径）以及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第三章主要论述管理体制改革路径与方法。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建立统一的司法管理决策和实施体制,将管理职能与审判职能逐步分离,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司法管理局,并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实行垂直管理。二是构建科学的人员分类管理体制,依据职位分类建立相应的招聘、薪酬、培训和管理体制。三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建立平等竞争、统一遴选的法官选拔机制,竞争应当采取以客观量化考核为主、主观认识评价为辅的方式对所有法官一视同仁的进行考核,最大限度消除改革中的不平等现象。四是改革法官遴选制度,将法官录用从公务员招考制度中剥离出来,上级法院原则上应从下一级法院的法官中逐级选拔法官；五是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对法官和具有行政编制的法官助理实行单独薪酬体系,聘用制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按现行工资收入加能级岗位津贴（按照三级九等设定不同能级）,司法警察按照人民警察的相关待遇规定执行等。六是改革司法经费管理制度,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非税收入均划归省级财政,由各省财政按照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案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本建设经费分类核定支出,实现“收支彻底脱钩、财政全额保障”。第四章主要论述审判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法。本章重点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是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但对于行政法院的设立,论文提出在目前的司法现状下,较好的方案是先将行政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对一些特殊的行政案件通过提级管辖、指定管辖等方式解决,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可再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二是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通过建立专业化审判团队替代原有审判庭,取消院、庭长的案件签批权,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滤机制,成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等改革方式,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并统筹协调落实司法责任制与法官独立审判的履职保障。三是改革人民陪审制度,取消单位推荐的方式,从符合条件的公民中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进行,并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民事审执分离的改革模式。从分析实施审执分离改革的目的在于切实解决“执行难”入手,对强制执行与审判的共通性机理和差异性机理进行了分析,梳理了我国强制执行权的分权改革历程与现状,对当前强制执行体制存在的问题、执行难的成因进行内外两方面的深入剖析,并通过计算改革的成本考量,对比了执行权整体剥离、执行实施权单独剥离、执行权深化内分三种改革模式,提出我国的审执分离改革应当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框架下,结合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体制改革和法官员额制改革,在执行员与法官分离、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分离、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两分一统”工作机制上实现突破,为审执分离改革试点提供参照系。
徐清[6]（2016）在《法社会学视野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运行逻辑 ——来自Y省W市人民法院的个案》文中研究表明西方学者对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历史由来已久,在这些研究中,有学者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法官和司法活动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研究；法律人类学以微观视角就文化、社会与基层法院、村落纠纷解决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法社会学对基层刑事法院法院组织以及法官所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态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上述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并提供了比较法上的方法论视角和理论资源,但这些国外经验可以借鉴但并不能完全照搬。国内学界有关基层法院组织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三种二元范式和三种一元研究路径。在传统司法制度研究的三种二元范式中,“制度——过程”分析模式一个从静态维度填补了制度史上知识和理论的空白,一个从动态维度理解司法过程和法律的意义,然而均难免走入传统结构主义“结构——行动”的二分模式,忽略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结构中其他诉讼主体的行动；“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自下而上的知识策略”模式诠释了我国法律建构的基本逻辑,以此逻辑产出的无论是“规划的知识”亦或是“策略的知识”都是站在“局外人”的视角,而非“局内人”的视角解读,故看似具有针对性,却仍然难以具有改革之实效意义；“国家——社会”模式来自于对自上而下的“国家”范式的批判,意图把市民社会或社会的观念引入到国家法治发展的研究中,然而追求抽象化与普遍化的理论往往导致忽略对具体制度和细节的追索。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种超越二元范式的—元研究路径,“语境论”的核心要义要求研究者进入制度和规范发生的那个语境,但总体上缺乏“概念化”的理论总结和概括；“相对合理主义”的价值在于强调我国司法改革必须遵循渐进性、较好论与累积性,然而依旧没能真正走入司法改革主体的生活世界中去；“当事人中心模式”表达了法律人类学理论在司法制度研究中的空间与价值,然受该模式的理论所限,未能揭示群体的集合：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为解决当前基层法院组织研究中的上述理论困境,本研究主张迈向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即回到问题的中心“主体”上,围绕“主体”中所欲解决的问题选择方法论,以此模式才能整合作为技术与工具的各种研究方法,沟通社会、文化与制度,进而完善和改革我国的基层法院组织结构。循此进路,本文以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基层人民法院为个案,从内部和外部两大部分,“被忽略的过程”、“被忽略的主体”和“被忽略的关系”三个层面详细考察了W市人民法院组织结构中的法庭、法官和法院这三个主体分别面临的实践困境,结合静态与动态,结构与行动,纵向与横向这三个维度,系统地阐释了基层法院“权力型”组织结构内部与外部的运作过程、特点和策略,最后对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当前架构予以概括总结,并进行可能的制度重构。具体就本文的篇章结构和内容来看,本文分为导论、正文与结论。正文由四章构成。导论部分从基层法院立案庭中的一个个案说起,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司法的特殊性,法制现代化的“边疆——中心”模式和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制度研究薄弱这三个方面说明了本文选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法院作为个案的原因。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以结构和行动、空间和制度视角,对基层法院组织结构加以“类型化”研究,以此探寻我国基层法院组织的真实图景,并对其予以必要的反思和重构。该部分系统梳理了有关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的不同理论范式,针对既有研究的三种二元对立范式和三种一元研究路径可能存在的局限,倡导迈向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第三条道路,进而强调在“以主体为中心”的范式下应扩大对“主体”的理论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保持包容性与开放性,研究路径上保持一种“关联——阐释”观,最终在研究方向上倡导从法教义学出发,最终回到法教义学中去。此外,本部分还具体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的材料来源。第一章以扩展个案的研究方法考察了W市人民法院内部组织结构的运作过程,强调法院组织运作过程中的多重逻辑及其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旨在深描出当下中国基层法院组织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从时空交集下W市人民法院分庭结构的变迁中梳理出构建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三种逻辑：技术逻辑、社会逻辑和权力逻辑。在当前我国基层法院的日常运作中,当三重逻辑与主体的行动相互遭遇时,组织风格表现为权力逻辑偏好主导下的控制方式,进而形成了当下我国基层法院分庭组织结构的三种悖论,即庭室规模的扩大化与运行效果的内卷化、司法改革的去行政化与组织关系的人缘化以及空间的层次化与权力的混同化。第二章通过对法院组织结构内部基层法官为何离职这一组织现象的层层剖析,首先勾勒出基层法官日常生活中身处的三重场域。受到权力场域和社会场域的交互影响,司法场域中作为法律人的基层法官仅能拥有“有限”的司法判断权,作为社会人的法官需要考虑并解决深嵌于社会场域中的各种人情世故,作为公务员的法官则需要面对来自权力场域中的日常政治。进而文章指出,权力场域主导下的基层法官在行动中分别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角色和离职类型,分别是权力持有型法官的高原型离职、权力依附型法官的瓶颈型离职以及通常不会选择离职的权力边缘型法官。第三章从职能脱离和地方性抽离这两个组织现象详细阐释了W市人民法院内部两个典型组织结构的运行困境。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成立起,各省从高级法院至基层法院相继成立了立案二庭。研究发现自其成立以来,预期职能与实践职能间产生了极大的脱离。立案二庭的预期职能主要是涉诉信访、再审立案与判后释明。而实践中由于法律规范的模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诉前咨询有巨大的社会需求空间,导致立案二庭的职责模糊,其职能逐渐转变为提供诉前指导与咨询。未来立案二庭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明确其定位,厘清其职能并下放再审立案管辖权。对派出法庭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制度——过程”,“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自下而上的知识策略”和“国家——社会”三种二元对立范式,有必要坚持“以主体为中心”并在“生活世界——派出法庭——诉讼参与者”的共在视角下整合上述范式和多元方法论的冲突。处于“基层中的基层”的派出法庭在时空的脉络中形成并发展了其基本职能与延伸职能,受组织结构所限,不断被边缘并表现出反结构化行动,进而在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地方性抽离”的组织特征。在此意义上,未来司法改革的方向是重构派出法庭在基层中的初审职能,重视物质设置及精神文化建设并关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派出法庭的独特性。第四章重点分析了W市人民法院在外部组织场域中与基层政法委员会和公安、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从建构论与结构主义的视角,由“案件”及“结构”,并由“结构”及“人”逐步进行剖析,展现在与各政法部门的互动中,基层政法委员会作为“他者”,组织结构的建构历程。随后基于时空要素的分析,归纳了这一组织结构的内部与外部构造及表达方式。本章的研究表明,基层政法委员会并不必然会干预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其行为空间并非没有边界,行为效果也会受到来自国家正式制度和来自法院组织“反结构性”能动行为的双重束缚和限制。当下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合谋格局”已经成为公检法三机关的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动,本章由“合谋格局”的外观呈像至现实表现逐步进行剖析,发掘其长期存在的时空环境与结构基础。公检法三机关间“合谋格局”的本质是法院外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镶嵌其中的基层法院改革是一种全方位、多主体的整体规划和设计,进而从组织互动的角度为司法改革提供新的视角。结论部分再次对本文论证的“基层法院组织结构”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回顾,并指出当前我国的基层法院组织是一种“权力型”组织结构,其形成有着深厚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原因。“权力型”法院组织结构的特点表现为权力主体的同一性,权力关系的依赖性,权力运作的个体性和权力来源的多元性。进而指出未来我国司法改革的可能路径是在交往沟通的运行逻辑基础上回归“审判型”法院组织结构,其核心要义包括在法院组织的行动主体中以法官为中心,在内部组织部门的构架中以审判组织为中心及在法院组织的外部关系上以审判为中心。
郑青[7]（2015）在《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是检察权运行的基本载体,与检察权运行机制相伴而生、紧密关联。检察权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决定了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具体形式和构成要素,反过来,检察权的有效运行也需要一套设置合理、运行高效的组织体系作为载体和保障。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是检察机关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宏观层面的检察系统、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是检察办案的基本单元,直接影响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廓清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内涵与外延,剖析其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对于构建权责明晰、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促进检察组织体系健全完善,保障和促进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提高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新的重大部署,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之一。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负有重要职责。检察权的有效运行需要一套权责明确、协作紧密、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办案模式为组织保障。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呈现新趋势,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包括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伴随司法改革深入推进,以及相关法律修改完善,检察机关面临着职能拓展、任务加重、约束趋紧、办案难度加大等一系列新形势、新挑战,使得加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显得尤为紧迫、极为重要。从实践层面看,我国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规定并不完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实行以“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办案“三级审批制”。几十年来,这种办案模式和组织形式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难以适应法治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信力提升的期待。为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地方检察院相继推出了主诉、主办、主任检察官等制度,在完善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近期,中央启动了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将加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作为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各试点地区也紧密结合实际,在完善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但必须看到的是,这项工作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没有成熟经验和固定模式可以遵循,亟待从理论层面给予指导和智力支持,确保办案组织建设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检察工作实际。从理论层面看,我国学术界直接以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为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目前,对办案组织的研究多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从完善司法责任制的角度,将办案组织作为司法责任制的一个方面进行研究；二是从完善检察机关组织体系角度,探讨办案组织建设与检察组织体系建设的关系。理论界和实务界大多认同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是检察权运行的基本载体,其健全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何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如何优化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没有统一意见。由于研究视角不一,研究方向不明确,导致对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基本概念、主要特征、基本类型上缺乏基本共识,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办案组织建设的实践探索。基于以上考虑,笔者结合长期检察工作实际,立足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的现状和改革要求,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解读现行办案组织形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完善的意见建议。在理论上,尝试提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基本概念,分析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中需要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实践中,侧重分析办案组织建设的历史沿革、目前状况、改革动向,尽可能地提出科学、理性的改良样本。本文分六章对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进行研究：第一章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概述。以“组织”和“检察组织”的概念为逻辑起点,递次解读“组织”和“检察组织”的内涵和外延,进而界定检察机关办案组织这一概念。深入剖析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是案件承办权、决定权统一,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这一本质,推导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应当是由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或检察官所领导和负责,若干检察人员参与和协助,依法独立行使办案决定权和承办（执行）权并承担相应责任的相对稳定的执法办案单元或团队。依据不同的标准,分析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类别,并指出各自的适用范围。第二章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历史发展。概括总结了清末、民国、革命根据地、建国初期、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等时期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的历史沿革,在梳理各阶段办案组织的构成要素、主要形式、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进行了总体评价,特别指出目前“三级审批制”下办案组织的合理性和不足。第三章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比较研究。首先,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为蓝本,以分析组织要素为方法,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机关办案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一定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可学习借鉴之处。其次,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司法改革文件规定,分析研究我国现行审判组织的主要类型、构成要素与改革动向,比较审判组织与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异同。第四章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改革的实证分析。区分三个阶段,系统总结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地方检察院在办案组织建设方面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成效。运用文本分析和实证数据,根据本文对办案组织的定义,对各种实践样本的组织形式进行概括和横向比较,总结有益做法,分析不足及主要原因。第五章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理论基础。首先,以组织学原理为基础,从组织结构、组织环境、组织变革、组织文化等方面,论述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需要遵循的组织理论。其次,对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中涉及的检察权属性、检察官独立、检察一体化、检察官的客观义务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分析研究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中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第六章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的构想。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应当实现从科层制向扁平化、从行政化向适度司法化、从内设机构为中心向以检察官为中心三个转变。通过剖析组织主体、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运行等组织要素,以及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相互关系,提出办案组织重构的基本设想和路径选择。
姚骁雄[8]（2015）在《司法公正的保障与监督》文中研究指明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要用“公正”来调节社会的内部关系，调节各个社会主体与各方面利益的冲突，才能消解矛盾，提供社会健康发展的抢进内部动力，如果这种“调节”不公正，那么无论政府如何粉饰太平，这种“不公正”还是会在社会发展中留下无数后患，埋下不可控的种子，干扰到社会的正常发展，这样的社会也就不能说是“文明”的。当前我们中国的社会正处于关键阶段，社会的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价值体系不断多元化，这就导致一方面各种价值观念不断碰撞、摩擦、交织在一起，而社会普遍群众中尚未形成也很难形成统一的关于司法公正的价值评判标准，社会群众有一种普遍的盲从感和无助感，另一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相对优势者本就具有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在没有正确的引导下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导致不少涉法上访、群体性事件、上访案件的不断发生。我国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一些司法改革措施，收效颇丰，但相对于公民对司法公正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社会对司法公正不断增长的标准来说还是不够的。当代中国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司法公正。实现司法公正对于解决涉诉上访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司法公正要吸取发达国家已有经验，结合我国的社会现状和文化传统，建立符合我国现状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司法体制。司法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的要求,其基本内涵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司法公正的主体是以法官为主的司法人员。司法公正的对象包括各类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根本目标,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论述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发现司法存在不公正现象的原因，对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解决的个人意见。本文采用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结构，对司法公正的监督和保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当前主要的司法不公的现象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司法司法机关权利分配和构成不合理；第二，法院没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和地位；第三，司法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引起的司法不公；第四，法院存在的“司法专横”现象，第五，审理程序上存在很多不不公正现象。针对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笔者分析了司法不公存在的原因，主要有：立法尚且不够完善；司法权本身不能独立行使；当前司法体制存在矛盾和不足；司法程序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司法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司法监督不力；外力干涉严重等等。针对这些现象和原因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制度确有可以改良之处。司法改革要求必须建立政治、体制、监督和主体的保障机制,以使司法权的运行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法治的需要。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就永远不会有司法公正可言。司法独立需要我们从立法、制度、程序和观念上都进行保障，需要把司法权和行政权彻底分开。同时，要强化司法监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可见，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是任何一个奉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公共权力运作的基本规则，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把监督和干涉混为一谈，人大和党的监督必须是大方面的，而不可以是具体的个案监督。我国的司法改革目前已经进入了最艰巨的攻坚型阶段,司法改革能否结合中外经验，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完成预期的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深入推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否得到认可，关系到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是否幸福的重大问题。要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首先必须转变司法观念,要强调司法法治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改变过去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程序的公正性,以此保障实体的公正性，才能使法院胜任新形势下解决各类纠纷、确保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定的使命,也才能提高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使我国在司法领域紧跟国际和时代的步伐，使人民享受到公正的司法带来的清新空气，在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之余，不用为摊上“官司”担惊受怕。
刘佳丽[9]（2013）在《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几大自然垄断行业密集展开政府监管改革，到本世纪初达到最高潮。此后，改革渐趋于平稳，并呈现出停滞的态势。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对于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改革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遵循传统分析范式，即从监管主体、监管客体及监管手段的角度进行监管改革路径设计。据此，我国自然垄断监管改革在监管机构（主体）、监管对象（客体）、监管工具、手段及方法等几个方面均作出过大胆的改革与尝试。从2003年7月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中第一个专业性监管机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建立，到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治理结构”等不同侧面对监管客体进行改革，再到城市水务等公用事业产业对特许经营权招投标等激励性监管机制的广泛运用，改革不可谓不系统。从表面上看，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似乎已经面面俱到、无“制”可改。但是，自然垄断行业事故频发、问题不止、争议不断的事实表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而造成目前进入“胶着”状态的原因可能就是“主体、客体、手段”的分析范式：一方面，片面地将政府监管体系简单地肢解为主体、客体及手段三个板块难免存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之嫌；另一方面，主体、客体与手段之间的关联互动性很难在现有分析框架内得以体现与关注。因此，推进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破除以往基于“主体、客体、手段”片面的、局限的、平面式分析思维框架，重建一种全方位的、系统的、多维的、动态研究框架与分析范式，即以界区更准确、涵义更广泛、关联更紧密且能全面覆盖以往研究对象及其相互之间互动关系为原则，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体系重新界区为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三个功能模块，并以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宗旨，探索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问题，实现政府监管改革顶层设计。本文的理论价值是：首先，在理论上提出围绕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核心的推进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新思路，即突破对监管主体、监管手段与监管客体的片面研究，建立在三者之间关系的适应性研究基础上进行关于监管制度、监管体制、监管机制相互匹配问题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其次，在对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学科进行综合运用的基础上，提出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论，为政府监管理论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最后，将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研究置于法经济学语境下，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拓展政府监管理论的研究视野。本文的现实意义是：首先，进行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问题的创新研究，构建起适应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其次，触及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天花板，从监管改革的顶层设计高度把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改革通盘加以考量，深化我国转轨时期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再次，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现状和问题入手，一方面，为转型期的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筛选更具本土适应性的个性化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同步考虑监管体制搭建和监管制度匹配问题，实现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在更高层面上的推进。最后，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市场化进程，切实提高自然垄断产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为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增加和公共利益提供现实保障。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创新性地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划分为监管迷信、监管质疑和监管重构三个阶段，继而提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改革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其次，构建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的理论基础。在清晰界定监管机制、体制和制度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构建功能耦合模型，探讨在理论层面上如何建立自然垄断行业最优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以及如何实现三者的功能耦合。再次，分别以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为研究对象，针对其改革历程、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内容展开论述，并提供国际经验借鉴。最后，综合上述研究，在系统阐述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目标及现存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新思路及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有四：首先，在文献资料的梳理方面，一改以往学者对国外有关政府监管理论及监管实践研究按照时间顺序的简单铺陈。遵循监管思想史和监管改革史梳理并重的原则，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发展与演变创新性地归结为三个阶段，即基于市场失灵考量的监管迷信期、基于政府失灵考量的监管质疑期和引入激励性监管的监管重构期。在充分咀嚼世界范围内监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准确定位。其次，在对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界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用“耦合”这一物理学概念，积极探索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三个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关联，并因此形成对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的“功能耦合”研究。再次，重塑监管理念，在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将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作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核心目标，并以此为基础通盘考量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功能耦合问题。最后，运用法经济学分析范式，解决新监管经经济学中理想化的最优监管机制设计向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制度安排转换的难题，弥补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理论“供给”与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现实“需求”之间的缺口，同步做好与监管机制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搭建、监管制度安排。
虞浔[10]（2013）在《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文中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改革法院民事审判庭审方式为先导，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为标志，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并延续至今。上海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自开埠以来就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交融的第一线，最早引入近现代司法理念和西方法治模式，新世纪以来又一直在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而持续努力，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领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一是它不可避免地是整个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表现出鲜明地自上而下推进的色彩，展现了国家顶层设计的强力和权威；另一方面，它却是许多改革措施的肇始之地，许多适应上海司法实践需求，在上海司法机关工作中自发萌生的创新举措，经过上海这块法治土地的滋润和检验，逐渐为全国所了解和认可，并随之被最高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向全国推广，引发司法体制改革大潮中的点点浪花甚至波澜。司法体制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要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有必要系统梳理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改革动机和发展趋向，继续努力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兵。为此，本文分八章对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进行研究。第一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改革历程的历史考察。研究1997年以来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并不能割裂此前上海发生的司法改革。建国以来上海人民司法事业从无到有，尽管经历过挫折，但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奠定了上海司法工作的基本格局，为1997年开始的司法体制改革创造了坚实的基础。而且1997年之前上海的司法改革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和沉痛教训，为1997年以来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在上海的开展提供了正反面启示；此前进行的诸多有意义的实践探索和创新，也为之后的改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第二章是关于1997-2002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探索阶段的研究。自1997年到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阶段。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指导下，上海司法系统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在工作体制、用人机制和内部运作机制等方面整体推进，各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类管理工作逐步推开。第三章是关于2002-2007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进阶段的研究。自2002年底到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推进阶段。改革在法律框架内稳步推进，司法机关内部管理机制不断创新，司法规范化和司法公信力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监督协调机制更加健全，解决诉讼难、执行难、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新成效；政法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司法队伍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水平明显提高。第四章是关于2007-2012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深化阶段的研究。自2007年底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阶段。上海司法机关努力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和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建立特困当事人司法救助制度，彰显法制公信力和司法人文关怀，加强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行业的执业监管，不断优化法律服务市场秩序。第五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中的思想纷争及实践取向的研究。在上海探索、推行和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措施的确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不乏质疑和批评之声。就宏观思路来说，就有地方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能否突破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各司法部门的进程是否需要统一的争论；就微观举措来说，以“少年法庭”、“案例指导制度”为例，不难看出一些开创性举措引发了长久讨论和争议。正是这些讨论、这些质疑和批评使得上海司法机关更为审慎地对待改革，使其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走得更为稳当和科学。第六章是关于上海与兄弟省区市在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上横向比较的研究。根据公开的一些资料，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海与我国其他省区市在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上有许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动力、根本目标、指导思想、整体进程、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上。但上海与其他省区市相比，在重视创新探索、未成年人保护、执行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借鉴国外经验、政法经费保障等方面，还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分析存在这些异同的原因，主要是与司法体制改革的特性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有关。第七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分析检讨及成效评价的研究。上海的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严格遵循司法规律，保证了各项改革措施的成功实施，也避免了由此带来种种不必要的失败和资源浪费。虽然已经取得显着成效，但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与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上海的改革只是刚刚破题，全面推进和深化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司法事业的健康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八章是关于继续深化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对策建议。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对于司法的需求空前增长。为了迎接这些挑战，上海只有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司法困境。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应设定为“推进司法公正、扩大司法公开、提高司法公信、践行司法为民”。其功能应定位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深化改革应该有一套贯穿于改革从始至终的基本行为准则，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上海实际继续探索适应上海司法实践需求的创新举措，切实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有效促进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
二、法院执行局局长要不要人大任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院执行局局长要不要人大任免（论文提纲范文）
（1）转型中国法官薪酬与遴选制度的微观激励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一个基本的制度组合框架 |
| 三、社会变迁中的法官薪酬和法官初次遴选：外部遴选和薪酬地方化 |
| 四、法院内部的行政晋升机制：内部遴选和薪酬行政化 |
| 五、法官员额制改革：“再任法官”的薪酬和选拔 |
| 结 语 |
（2）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中国研究综述 |
| (一)对中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二)对外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三)对中国现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述 |
| 三、外国研究综述 |
| (一)美国研究综述 |
| (二)其他国家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行政解释的概念 |
| 一、作为行政解释上位概念的法律解释 |
| (一)法律解释概念简述 |
| (二)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辨析 |
| (三)法律解释与涵摄辨析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规范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二)学理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 |
| (二)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的特点 |
| 四、统一行政解释概念的尝试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二)中美行政解释概念之统一 |
| 五、行政解释的特点 |
| (一)行政解释的必然性 |
| (二)行政解释与相似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 |
| (一)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结 |
| 二、中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的对象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主体 |
| (三)中国行政解释主体与解释情形的对应关系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程序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职权解释 |
| (一)行政解释制度设计时的冲突 |
| (二)行政解释制度发展中的冲突 |
| 第三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之实践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制作 |
| (一)解释主体之确定 |
| (二)解释草案的起草 |
| (三)解释的成果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实效 |
| (一)在行政实践中,行政解释作为法源 |
| (二)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解释处理方式不一 |
| (三)联合解释对立法的影响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的总结与评析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概况 |
| (二)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三)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问题的原因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的可能改进方向:初步的分析 |
| (一)激进的改进方案 |
| (二)保守的改进方案 |
| 第四章 美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美国行政解释相关制度简述 |
| (一)美国宪法对行政解释的影响 |
| (二)两党政治与行政解释 |
| (三)普通法与法律解释 |
| 二、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二)美国行政解释的类型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行政解释的程序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 |
| (二)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三)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四、美国行政解释模式:授权模式 |
| (一)全面的合法性控制 |
| (二)法院对行政解释权的审查和“司法尊重” |
| 第五章 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意义 |
| 一、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之界定 |
| (一)“司法尊重”的内涵 |
| (二)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外延:典型案例的类型化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重新界定 |
| (四)司法尊重与国会授权的关系 |
| 二、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发展 |
| (一)早期的行政解释“司法尊重” |
| (二)规制国家中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审查的现状与地位:“审查强度光谱” |
| 三、美国联邦法院尊重行政解释的实践基础 |
| (一)历史原因:有限审查的传统与尊重观念 |
| (二)现实原因:法院与行政机关的现实差异 |
| (三)司法尊重的保障 |
| 四、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实践的总结 |
| 结论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比较 |
| (二)中美行政解释制度及实践比较 |
| 二、影响行政解释模式的因素 |
| (一)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 |
| (二)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 |
| (三)对行政解释必要性和行政权扩张性的认识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改进方案 |
| (一)走向授权模式:权力关系的理顺与行政解释权来源的更正 |
| (二)以司法控制为重点,全面激活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机制 |
| (三)发挥行政解释的作用:让行政解释服务于法律含义之探究与更新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英文着作 |
| 二、会议论文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析出文献 |
| (一)中文期刊文献 |
| (二)中文期刊译文 |
| (三)英文期刊文献 |
| 五、报纸析出文献 |
| 六、电子文献 |
| (一)中文电子文献 |
| (二)英文电子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二、研究动态及文献评述 |
|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立论之基：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的制度范畴 |
| 第一节 失信惩戒制度概述 |
| 一、失信的概念 |
| 二、失信应对之惩戒制度 |
| 三、失信惩戒之思想源流 |
| 第二节 失信被执行人的内涵界定 |
| 一、失信被执行人的概念解读 |
| 二、失信被执行人的构成要素 |
| 三、失信被执行人的界限范围 |
| 第三节 理论维度中的失信惩戒制度 |
| 一、社会学：德性生成、德治规训与效力局限 |
| 二、经济学：学理解构、博弈机理与信用环境 |
| 三、法学：失信惩戒法律定位与惩戒类型设计 |
| 第四节 执行范畴中的失信惩戒制度 |
| 一、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内涵 |
| 二、执行难中的失信成本要素分析 |
| 三、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的程序理性 |
| 第五节 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功能 |
| 一、构筑诚信法治生态 |
| 二、治理民事执行痼疾 |
| 三、重塑司法公信权威 |
| 四、实践智慧司法模式 |
| 第二章 现状阐释：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立法与实践 |
| 第一节 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规范缕析 |
| 一、失信惩戒的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规整 |
| 二、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的行政性立法梳理 |
| 三、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刑事罪名适用解读 |
| 第二节 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实施数据分析 |
| 一、执行案件的收执结数据分析(2013—2017) |
| 二、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规整 |
| 三、失信惩戒的方式及实效例证 |
| 四、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受限情况 |
| 第三节 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案例分析 |
| 一、失信主体特殊性：行政机关执行失信系列案 |
| 二、惩戒方式信息化：微博案代表的网络失信系列案 |
| 三、失信惩戒界限：老赖致子女入学资格受限系列案 |
| 四、惩戒的预防性：保姆纵火案代表的失信审查缺失 |
| 五、案例总结：失信惩戒与执行司法痼疾之间的关系 |
| 第三章 检思防范：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困境及成因 |
| 第一节 “运动式”惩戒下的失信治理模式定位难题 |
| 一、立法困境：体系混乱与效力边缘 |
| 二、司法困境：司法弱化和成本忽视 |
| 三、执法困境：执法乏力与救济缺失 |
| 第二节 失信惩戒的司法治理效果欠佳 |
| 一、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实施困境 |
| 二、被执行人财产调查制度难以落实 |
| 三、拒执罪追诉机制适用困境及成因 |
| 第三节 失信惩戒的程序理性路径阻塞 |
| 一、失信惩戒制度程序规制缺位 |
| 二、失信惩戒制度程序运作混乱 |
| 三、失信惩戒程序衔接机制不畅 |
| 四、失信惩戒程序保障制度缺失 |
| 第四节 失信惩戒的私益保障不足 |
| 一、事前曝光机制不规范 |
| 二、事中正当私益被忽视 |
| 三、事后信息处理未同步 |
| 第四章 探寻借鉴：失信惩戒制度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的私营信用责任模式 |
| 一、市场征信体系中的失信惩戒 |
| 二、信用报告评级中的惩戒基准 |
| 三、信用监管中的失信法律惩治 |
| 第二节 欧陆国家的公共信用责任模式 |
| 一、公共信用责任的体系架构 |
| 二、公力主导征信体系的惩戒 |
| 三、公共信用管理的隐私保护 |
| 第三节 日本混合信用责任模式 |
| 一、日本的混合信用责任模式 |
| 二、信用监管中的惩戒与评级 |
| 三、行政信用信息的公开透明 |
| 第四节 国外失信惩戒模式经验分析及价值借鉴 |
| 一、失信惩戒模式的经验分析 |
| 二、信用责任模式的价值借鉴 |
| 三、模式移植的风险规避问题 |
| 第五章 革新展望：我国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理念的建构 |
| 一、法治诚信理念 |
| 二、司法中心理念 |
| 三、协同惩治理念 |
| 四、责过均衡理念 |
| 第二节 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的推进方案 |
| 一、被执行人信用评级的智慧惩戒转型 |
| 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深层推进 |
| 三、被执行人财产调查与报告制度完善 |
| 四、拒执罪追诉刑事失信惩戒路径破局 |
| 第三节 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的程序本位回归 |
| 一、失信惩戒制度程序规则体系的建构 |
| 二、失信被执行人惩戒衔接程序的理顺 |
| 三、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程序制裁的引入 |
| 四、失信惩戒制度信用修复程序的完善 |
| 第四节 失信被执行人惩戒配套措施的完善 |
| 一、推进执行制度的独立化改革 |
| 二、创建中国式的个人破产制度 |
| 三、构筑规范化的征信体系模式 |
| 四、创新媒体舆论监督法律机制 |
| 结语 |
| 一、初创概览与论证思路 |
| 二、经验总结与研究补正 |
| 三、遗留问题与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无需当事人的审判 ——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如何运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价值分析方法 |
| (三)文献研究方法 |
| (四)参与观察方法 |
| (五)过程分析方法 |
| 第一章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审判委员会制度内涵 |
| 一、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设定、组织构成与运作模式 |
| (一)职能设定 |
| (二)组织构成 |
| (三)运行特征 |
| (四)决策模式 |
| 二、审判委员会与类似组织的比较 |
| (一)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分工 |
| (二)审判委员会与检察委员会的异同 |
| (三)党组、审判委员会与院长办公会的关系与运作 |
| 第二节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正当性理据 |
| 一、党管政法的政治基础 |
| 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基础 |
| 三、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 |
| 四、关系秩序的社会基础 |
| 五、集体行动的行动基础 |
| 第三节 审判委员会的功能阐释 |
| 一、显性功能 |
| (一)司法审判 |
| (二)审判管理 |
| 二、隐性功能 |
| (一)法治动员 |
| (二)精英遴选 |
| (三)科层管理 |
| (四)职业保障 |
| 第二章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历史演进、现状及其问题 |
| 第一节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一、萌芽时期(1932-1948) |
| (一)裁判委员会的设立与运作 |
| (二)裁判研究委员会的设立与运作 |
| (三)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运作 |
| 二、正式确立时期(1949-1965) |
| 三、挫折停顿时期(1966-1978) |
| 四、恢复重建时期(1979-1998) |
| 五、改革完善时期(1999-至今) |
| (一)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设立 |
|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进程 |
| 第二节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运行逻辑 |
|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型司法制度 |
|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以群体决策模式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实践 |
|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会议治理传统的必然产物 |
| 第三节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及存废改之争 |
| 一、现状与论争的缘起 |
| 二、存废改论争,一个语境论的分析 |
| (一)废除论与保留论的争鸣 |
| (二)组织论、改善论与实证论的论争 |
| 三、存废改论争,一个初步的结论 |
| 第三章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运行实践：基于个案的考察 |
| 第一节 样本(N区)法院审判委员会组成情况 |
| 一、样本法院的选取 |
| 二、N区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架构 |
| 第二节 N区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运行质效分析 |
| 一、N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化运行程度 |
| (一)审判委员会召开时间准时率与院长主持率 |
| (二)N区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制度化建设 |
| 二、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的价值追求与质效分析 |
| 第三节 审判委员会的运行过程及技术缺陷 |
| 一、议程的确定 |
| 二、会前准备程序 |
| (一)审委会开会时间的确定 |
| (二)参会人员的通知方式 |
| (三)上会材料的分发 |
| 三、会议的召开 |
| (一)刑事诈骗还是民事欺诈？这是一个问题 |
| (二)确权还是排除妨碍？一把钥匙引发的民事纠纷 |
| (三)强拆有理？一起因房屋拆迁引发的行政诉讼 |
| 四、会议的语境分析 |
| 五、决议的形成与落实 |
| 六、运行的技术缺陷 |
| 第四章 审判委员会的决策逻辑：基于群体决策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审判委员会的群体分析 |
| 一、审判委员会的群体特征 |
| 二、审判委员会的决策规范 |
| (一)目的限定规则 |
| (二)议程设置规则 |
| (三)发言顺序规则 |
| (四)表决形式规则 |
| 三、审判委员会中的委员角色 |
| (一)主持人(院长)：权力倡导者或政治家 |
| (二)主管院长：权力保守者 |
| (三)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权力攀登者 |
| (四)非院领导的参会委员：权力攀登者或保守者 |
| (五)汇报人：权力攀登者 |
| (六)列席人员：权力旁观者 |
| 四、影响审判委员会委员决策的诸因素 |
| (一)职业期待 |
| (二)政治考量 |
| (三)社会效果 |
| (四)个人因素 |
| (五)时间因素 |
| 第二节 审判委员会群体决策的现实风险与规制路径 |
| 一、决策的现实风险 |
| (一)议程设置私用 |
| (二)责任机制缺失 |
| (三)议事规则阙如 |
| 二、决策的规制路径 |
| (一)议程设置的竞争 |
| (二)责任机制的设定 |
| (三)议事规则的建构 |
| 第三节 审判委员会运行中的从众现象与异见表达 |
| 一、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的从众现象 |
| (一)占有案件信息不对称 |
| (二)关系社会的人情牵绊 |
| (三)案件类型性质使然 |
| (四)法律职业思维的趋同性 |
| 二、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的异见表达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要求 |
| (二)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的差异 |
| (三)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需要 |
| (四)裁判理由公开的压力 |
| 第四节 审判委员会决策机制的心理分析 |
| 一、着眼大局：审判委员会决策的政治基点 |
| 二、屈从信访：审判委员会决策的秩序偏好 |
| 三、厌恶异见：审判委员会决策的思维定势 |
| 四、服从权力：审判委员会决策的策略选择 |
| 五、随机决断：审判委员会决策的机会治理 |
| 第五章 司法责任制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念更新 |
|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 |
|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
|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理论指引 |
| 第二节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功能优化 |
| 一、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局限 |
| (一)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内涵 |
| (二)专业法官会议的内外交困 |
| (三)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潜能 |
| 二、审判委员会的功能重置 |
| (一)弱化讨论案件的个案裁断功能 |
| (二)强化总结经验的司法决策功能 |
| (三)优化案件质效的审判管理功能 |
| 三、从择案而审到类案指导的功能嬗变 |
| (一)从个案筛选到难案精研的机制转换 |
| (二)从个案裁判到类案指导的功能转变 |
| 第三节 审判委员会制度革新的设想 |
| 一、审判委员会的组织结构革新 |
| 二、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建构 |
| 三、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机制重构 |
| (一)严格准入与退出机制 |
| (二)落实考核与惩戒制度 |
| (三)践行回避与公开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A H市N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规范实施细则 |
| 附件B H市N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 |
| 附件C H市N区法院提交审判委员会委员讨论案件把关制度 |
| 附件D H市N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议案制度 |
| 附件E H市N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集体入庭听审制度 |
| 附件F H市N区人民法院提交审判委员会委员考核制度 |
| 附件G 审判委员会上会报告模板 |
| 附件H 审判委员会签到簿 |
| 附件I 第次审委会讨论案件笔录 |
| 附件J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决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本课题的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已有研究成果 |
| (二) 国内已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司法权的属性、功能与中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司法权的含义和属性 |
| 一、司法权的含义 |
| 二、司法权的性质和特点 |
| (一) 司法权是判断性权力 |
| (二) 司法权的独立性 |
| (三) 司法权的民主性 |
| 三、我国司法权的中央属性 |
| 第二节 司法权的基本功能 |
| 一、司法裁决：是法的判断还是法的创制 |
| 二、司法诉求：是个案正义还是社会正义 |
| 三、法官地位：是中立的裁判者还是政治的附庸 |
| 四、辩证对待：司法权的保权功能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前司法制度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一) 全面废除“六法全书” |
| (二) 建国初期的司改运动 |
| (三) 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蔓延 |
| 二、改革开放后司法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
| 三、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的历史演变 |
| (一) 司法管理体制的历史发展 |
| (二) 审判体制的历史发展 |
| (三) 执行体制的历史发展 |
| 第二章 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的现状、问题与改革目标 |
| 第一节 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之比较 |
| 一、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出台背景比较 |
| (一) 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出台的背景 |
| (二) 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出台的背景 |
| (三) 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出台的背景 |
| (四) 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出台的背景 |
| 二、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目标比较 |
| (一) 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目标 |
| (二) 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目标 |
| (三) 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目标 |
| (四) 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目标 |
| 三、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内容比较 |
| (一) 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的主要内容 |
| (二) 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主要内容 |
| (三) 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主要内容 |
| (四) 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主要内容 |
| 四、司法改革的前期成果、问题与改革特征 |
| (一) 司法改革的前期成果 |
| (二) 前期司法改革的突出问题 |
| (三) 我国前期司法改革的显性特征 |
| 第二节 省以下地方法院现行体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司法权的地方化 |
| 二、司法管理行政化 |
| 三、司法判决集权化 |
| 四、审执权力配置异化 |
| 第三节 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的改革目标与指导思想 |
| 一、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改革的目标 |
| (一) 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 |
| (二) 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 |
| (三) 有助于增进司法廉洁 |
| (四) 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
| 二、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
| (一) 科学认识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国情 |
| (二) 准确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思路、新目标、新任务 |
| (三) 系统把握四五改革纲要的理论基点、逻辑结构与改革路径 |
| 第三章 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改革路径与方法 |
| 第一节 法院管理体制的基本理论 |
| —、法院管理体制中的管理学理论基础 |
| 二、法院管理体制的构成要件 |
| (一) 法院管理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
| (二) 法院管理体制的权力运行主体 |
| (三) 法院管理体制的权力结构模式 |
| (四) 法院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的外部依赖性结构 |
| —、省以下地方法院外部依赖结构的形成 |
| 二、省以下地方法院外部依赖结构对审判独立的影响 |
| 第三节 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重构方法 |
| —、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的重构思路 |
| (一) 以相关国际性文件为参考 |
| (二) 以域外法院管理体制的实践为合理借鉴 |
| (三) 以和国家形式相一致为改革目标 |
| (四) 以建立统一的司法管理体制为改革思路 |
| 二、省以下地方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法 |
| (一) 建立统一的司法管理决策和实施体制 |
| (二) 人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法 |
| (三) 司法经费管理改革方法 |
| 第四章 省以下地方法院审判体制改革路径与方法 |
| 第一节 审判体制的科层化现状 |
| 一、审判权与行政权高度重合 |
| 二、审判决策与管理决策的主体混同 |
| 三、行政职级和法官等级相互对应 |
| 第二节 审判体制的科层化结构所导致的问题 |
| 一、审判权行使主体之间的权力归属不清 |
| (一) 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不明确 |
| (二) 合议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归属与责任承担不清 |
| (三) 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二、审判组织的运行机制不完善 |
| (一) 独任庭审判案件时的繁简度掌握不当 |
| (二) 合议庭运行机制的粗放化 |
| (三) 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机制不完善 |
| 三、审判管理权对审判权产生侵蚀 |
| (一) 审判管理权与审判权产生混同现象 |
| (二) 审判管理引发审判权的行政化 |
| (三) 审判管理考核对审判权的桎梏 |
| 第三节 省以下地方法院审判体制改革方法 |
| 一、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制度改革方法 |
| (一) 我国司法管辖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
| (二) 当前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制度的改革进程 |
| (三) 推进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制度改革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方法 |
| (—) 赋予法官独立审判权 |
| (二) 统筹协调落实司法责任制与法官独立审判的履职保障 |
| 三、人民陪审制度改革方法 |
| (一) 人民陪审制度现状 |
| (二) 当代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趋势 |
| (三) 人民陪审制度的设计构想 |
| 第五章 省以下地方法院审执分离改革路径与方法 |
| 第一节 强制执行与审判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机理 |
| 一、强制执行权的基本性质 |
| 二、强制执行与审判的共通性机理 |
| 三、强制执行与审判的差异性机理 |
| 第二节 我国强制执行权的分权改革历程与现状 |
| 一、从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看强制执行权的分权历程与现状 |
| 二、当前强制执行体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强制执行审执分离模式的对比与选择 |
| 一、顶层设计的改革目的与任务 |
| 二、当前强制执行体制下执行难成因分析 |
| 三、审执分离改革方案的对比与选择 |
| (一) 执行权的整体剥离改革模式 |
| (二) 执行实施权的单独剥离改革模式 |
| (三) 审执分离改革模式之我见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参考文献 |
（6）法社会学视野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运行逻辑 ——来自Y省W市人民法院的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价值 |
| (一) 为何选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院 |
| (二) 为何是基层法院 |
| (三) 为何是法院组织结构 |
| 二、核心观点与论文框架 |
| 三、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范式及理论困境 |
| (一) 传统司法制度研究中的二元范式 |
| (二) 超越二元范式的一元研究路径 |
| (三) 迈向“以主体为中心”的第三条道路 |
| 四、方法与材料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材料来源：Y省W市人民法院及其辖区 |
| 第一章 基层法院分庭组织结构的运行分析 |
| 一、时空交集下W市人民法院分庭结构的变迁 |
| 二、三重逻辑中分庭结构的构建和变迁 |
| (一) 技术逻辑 |
| (二) 社会逻辑 |
| (三) 权力逻辑 |
| 三、权力逻辑主导下分庭组织结构运行的三种悖论 |
| (一) 庭室规模的扩大化与运行效果的内卷化 |
| (二) 司法改革的去行政化与组织关系人缘化 |
| (三) 空间的层次化与权力的混同化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三重场域中基层法官的角色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层法官为何离职 |
| (一) 历时的流出和共时的嵌入 |
| (二) 基层法官日常生活中的三重场域 |
| 三、权力场域主导下基层法官的三种角色 |
| (一) 权力持有型法官 |
| (二) 权力依附型法官 |
| (三) 权力边缘型法官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基层法院内部两个典型组织结构的运行分析 |
| 一、职能脱离：立案二庭的运行现状及其改革 |
| (一) 研究对象：历史变迁中的W市人民法院立案二庭 |
| (二) 职能脱离：W市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试点现状 |
| (三) 基层人民法院立案二庭的改革方向 |
| 二、地方性抽离：派出法庭的运作困境及其出路 |
| (一) 实证的问题与背景 |
| (二) 基层中的派出法庭 |
| (三) 派出法庭的组织角色 |
| (四) 派出法庭的组织结构 |
| (五) 认真对待派出法庭 |
| 第四章 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外部互动 |
| 一、基层法院与基层政法委员会的关系 |
| (一) 调查对象与调查的开展 |
| (二) 协调、监督或是干预的“案件” |
| (三) 由“案件”到“结构” |
| (四) 由“结构”及“人” |
| (五) 小结 |
| 二、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间的“合谋格局” |
| (一) 格局呈现：基于数据的观察 |
| (二) “合谋”表现：基于经验的分析 |
| (三) “合谋格局”的时空环境和结构基础 |
| (四) 小结 |
| 结论 走出个案：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现实架构和运行路径选择 |
| 一、问题回溯 |
| 二、“权力型”组织结构的评析 |
| (一) “权力型”组织结构的成因 |
| (二) “权力型”组织结构的特点 |
| 三、交往沟通逻辑下“审判型”组织结构的回归 |
| (一) 交往沟通逻辑与法院组织结构的构建 |
| (二) 路径选择：回归“审判型”组织结构 |
| 附录一：对W市人民法院55位法官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对进入诉讼阶段的120个诉讼当事人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三：W市人民法院制度(选登)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四、文章框架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概述 |
| 第一节 组织 |
| 一、组织的概念及评述 |
| 二、组织要素 |
| 三、组织结构 |
| 第二节 检察组织 |
| 一、检察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
| 二、检察组织结构的概念及形态 |
| 三、检察组织类型 |
| 第三节 检察机关办案组织 |
| 一、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
| 二、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要素 |
| 三、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类型 |
| 四、办案组织的结构要素 |
| 第二章 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清末检察机关的办案组织 |
| 一、办案组织的制度设置 |
| 二、各地办案组织的探索和实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检察机关的办案组织 |
| 一、北洋政府时期办案组织的制度设置 |
| 二、南京政府时期办案组织的探索和实践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检察机关的办案组织 |
| 一、陕甘宁边区办案组织的制度设置 |
| 二、其他革命根据地办案组织的探索和实践 |
| 第四节 建国初期检察机关的办案组织 |
| 一、办案组织的制度设置 |
| 二、办案组织的异化 |
| 第五节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的办案组织 |
| 一、办案组织的制度设置 |
| 二、办案组织的实践与探索 |
| 三、恢复重建时期办案组织建设的评价 |
| 第三章 检察机关办案组织之比较 |
| 第一节 域外检察机关的办案组织 |
| 一、法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 |
| 二、德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 |
| 三、日本检察机关办案组织 |
| 四、美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 |
| 五、台湾地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 |
| 第二节 我国法院的审判组织 |
| 一、我国法院的审判组织形式 |
| 二、审判组织的改革 |
| 第三节 启示与借鉴 |
| 一、域外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启示与借鉴 |
| 二、我国审判组织改革探索的启示和借鉴 |
| 第四章 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改革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主诉(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下的办案组织 |
| 一、审查起诉部门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下的办案组织 |
| 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下的办案组织 |
| 三、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下的办案组织 |
| 四、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下办案组织的实际运行 |
| 第二节 各地主任(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下的办案组织 |
| 一、模式分析 |
| 二、评价 |
| 第三节 司法责任制试点改革下的办案组织探索 |
|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下的办案组织建设 |
| 二、上海市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下的办案组织建设 |
| 三、广东省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下的办案组织建设 |
| 四、吉林省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下的办案组织建设 |
| 五、湖北省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下的办案组织建设 |
| 六、评价 |
| 第五章 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组织理论与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 |
| 一、组织结构理论 |
| 二、组织环境理论 |
| 三、组织文化理论 |
| 四、组织变革理论 |
| 第二节 检察理论与检察机关办案组织 |
| 一、检察权复合性与办案组织 |
| 二、检察一体与办案组织 |
| 三、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与办案组织 |
| 四、客观公正原则与办案组织 |
| 第六章 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的基本构想 |
| 第一节 办案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从国情出发 |
| 二、遵循检察权运行的基本规律 |
| 三、遵循组织运行的基本规律 |
| 第二节 办案组织构建的基本方向 |
| 一、由科层制向扁平化转变 |
| 二、办案组织由行政性向适度司法化转变 |
| 三、办案组织由以副检察长为中心向以检察官为中心转变 |
| 第三节 办案组织要素的重构 |
| 一、办案组织的主体要素重构 |
| 二、办案组织的权力要素重构 |
| 三、办案组织的结构要素重构 |
| 四、办案组织运行机制重构 |
| 第四节 办案组织与内设业务机构 |
| 一、办案组织与内设业务机构的关联性 |
| 二、比较研究分析检察机关内设业务机构设置与办案组织 |
| 三、办案组织与内设业务机构的设置 |
| 第五节 办案组织重构的路径 |
| 一、积极开展前期摸底调研 |
| 二、积极凝聚改革共识做好改革前期准备 |
| 三、拟定方案选择试点实施渐进式推进 |
| 四、固化成果,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和检察工作规则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译着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论文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8）司法公正的保障与监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司法公正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2 司法公正的含义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2.1 司法公正的定义及分类 |
| 2.1.1 司法公正的定义 |
| 2.1.2 司法公正的分类 |
| 2.2 当前中国存在司法不公的问题 |
| 2.2.1 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 |
| 2.2.2 案例反映出的我国司法不公的问题 |
| 3 当前中国存在司法不公的原因 |
| 3.1 司法不公正的内因 |
| 3.1.1 立法尚且不够完善 |
| 3.1.2 司法权本身不能独立行使 |
| 3.1.3 司法程序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
| 3.1.4 司法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
| 3.2 司法不公的外因 |
| 3.2.1 司法监督不力 |
| 3.2.2 司法外力干涉严重 |
| 4 保障与监督司法公正的改革途径 |
| 4.1 保障司法公正的途径 |
| 4.1.1 从立法上予以保障 |
| 4.1.2 从制度上予以保障 |
| 4.1.3 从程序上予以保障，保护当事人权利 |
| 4.1.4 从法官素质予以确保，严格任免制度与定期考核制度 |
| 4.2 监督司法公正的改革途径 |
| 4.2.1 强化人大对司法的监督 |
| 4.2.2 完善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 |
| 4.2.3 正确处理群众与媒体的监督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9）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 |
| 0.2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0.2.1 理论价值 |
| 0.2.2 现实意义 |
| 0.3 研究方法 |
| 0.3.1 归纳与演绎分析 |
| 0.3.2 比较研究 |
| 0.3.3 案例分析 |
| 0.3.4 博弈分析 |
| 0.3.5 法经济学分析 |
| 0.3.6 耦合分析 |
| 0.4 研究内容和创新 |
| 0.4.1 研究内容 |
| 0.4.2 创新 |
| 第1章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研究文献综述 |
| 1.1 国外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研究 |
| 1.1.1 监管迷信：基于市场失灵考量的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及监管实践 |
| 1.1.2 监管质疑：基于政府失灵考量的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及监管实践 |
| 1.1.3 监管重构：激励性监管理论及监管实践 |
| 1.2 国内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研究 |
| 1.2.1 关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手段的研究 |
| 1.2.2 关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主体的研究 |
| 1.2.3 关于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的研究 |
| 1.3 文献综述简评 |
| 第2章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分析 |
| 2.1 监管机制、体制、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
| 2.1.1 监管机制、体制、制度的内涵 |
| 2.1.2 监管机制、体制、制度的外延 |
| 2.2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 |
| 2.2.1 耦合的涵义 |
| 2.2.2 耦合的理论模型 |
| 2.2.3 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理论分析框架 |
| 2.3 法经济学语境下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体制与制度关系 |
| 2.3.1 监管机制、体制、制度的法经济学解释 |
| 2.3.2 法经济学语境下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 |
| 第3章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分析 |
| 3.1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嬗变 |
| 3.1.1 自然垄断的动态性 |
| 3.1.2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的嬗变 |
| 3.2 主要发达国家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的适用性分析 |
| 3.2.1 “全方位、立体式”放松监管改革 |
| 3.2.2 垂直分解和剥离重组结合，引入竞争机制 |
| 3.2.3 放开市场准入，为竞争开辟通道 |
| 3.2.4 实行非对称监管，维护、保证公平竞争 |
| 3.2.5 激励性监管机制的运用 |
| 3.2.6 放松监管的成效 |
| 3.2.7 关于自然垄断产业监管机制适用性的若干思考 |
| 3.3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分析 |
| 3.3.1 价格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 |
| 3.3.2 市场准入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 |
| 3.3.3 激励性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 |
| 3.3.4 非对称监管机制嬗变及其适用性 |
| 第4章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分析 |
| 4.1 中国主要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改革实践 |
| 4.1.1 电信产业：逐步走向监管下的竞争 |
| 4.1.2 电力产业：弱监管下的强垄断 |
| 4.1.3 铁路运输产业：政企双重角色缺位下的业内垄断 |
| 4.1.4 航空运输产业：竞争下的过度监管 |
| 4.1.5 邮政产业：垄断经营模式下的体制改革滞后 |
| 4.1.6 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缺失下的公益性矛盾 |
| 4.2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的基本类型、问题及成因 |
| 4.2.1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的基本类型 |
| 4.2.2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
| 4.3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问题的成因 |
| 4.3.1 行政体制缺陷 |
| 4.3.2 监管体制自身的缺陷 |
| 4.4 国外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经验借鉴 |
| 4.4.1 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
| 4.4.2 监管机构的权力配置与协调 |
| 4.4.3 监管机构的动态调整 |
| 4.4.4 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督体系 |
| 4.4.5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5章 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研究 |
| 5.1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的法律制度框架 |
| 5.1.1 针对监管主体考量的法律制度安排 |
| 5.1.2 针对监管客体考量的法律制度安排 |
| 5.2 自然垄断行业价格听证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
| 5.2.1 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监管制度与价格听证制度 |
| 5.2.2 价格听证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
| 5.2.3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价格听证制度的改进 |
| 5.3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的若干缺陷 |
| 5.3.1 监管体制层面的法律制度缺失 |
| 5.3.2 监管客体层面的法律制度缺失 |
| 5.3.3 监管机制层面的法律制度缺失 |
| 5.4 美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建设的经验借鉴 |
| 5.4.1 美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的变迁 |
| 5.4.2 美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法律制度分析 |
| 5.4.3 美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的特点 |
| 5.4.4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6章 完善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的政策建议 |
| 6.1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目标 |
| 6.1.1 以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核心目标 |
| 6.1.2 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与协调 |
| 6.1.3 监管改革与城镇化步伐的同步 |
| 6.1.4 消费者话语权的制度保障 |
| 6.1.5 垄断一般和特殊的权衡 |
| 6.1.6 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开阔的研究视角 |
| 6.2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制约因素 |
| 6.2.1 监管理念及理论发展的滞后 |
| 6.2.2 并未真正破除的原有垄断格局和垄断利益 |
| 6.2.3 “俘获”现象严重，监管执行不力 |
| 6.2.4 政府职能转变迟缓 |
| 6.2.5 法治的薄弱 |
| 6.2.6 改革的参差不齐、互不配套 |
| 6.2.7 转轨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压力 |
| 6.2.8 国际竞争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压力 |
| 6.2.9 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相背离 |
| 6.2.10 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改革的不匹配 |
| 6.3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新思路 |
| 6.3.1 监管主体和监管客体的转化 |
| 6.3.2 监管机制调整要求监管体制、监管制度的适应性变化 |
| 6.2.3 监管制度、监管体制改革需要监管机制支撑 |
| 6.3.4 监管体制传动、整合监管机制和监管制度 |
| 6.3.5 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路径 |
| 6.4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实施路径 |
| 6.4.1 以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核心，通盘考量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与制度功能耦合问题 |
| 6.4.2 完善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设计，同步考虑监管体制搭建和监管制度匹配问题 |
| 6.4.3 搭建合理的自然垄断行业监管体制，衔接监管机制的实施与监管制度安排 |
| 6.4.4 进一步健全自然垄断行业监管制度，充分考量其与监管体制、机制的匹配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10）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 中国1997年始启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
| 二、 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要求司法机关与时俱进 |
| 三、 上海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 |
| 四、 域外司法改革理论在上海受到科学借鉴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 司法 |
| 二、 司法机关 |
| 三、 司法体制 |
| 四、 司法工作机制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历史回眸（1949—1997）：中国司法制度曲折发展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司法制度初创奠基阶段 |
| 二、 司法制度曲折成长阶段 |
| 三、 司法制度破坏荒废阶段 |
| 四、 司法制度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变革历程 |
| 一、 基本形成上海司法工作格局 |
| 二、 组织开展上海司法改革运动 |
| 三、 文革期间上海司法工作倒退 |
| 四、 改革开放后步入发展的正轨 |
| 第三节 现实意义 |
| 一、 奠定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基础 |
| 二、 提供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启示 |
| 三、 确立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先机 |
| 第二章 拉开序幕（1997-2002）：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探索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启动司法改革 |
| 二、 上海推进依法治市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三章 全面展开（2002-2007）：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推进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
| 二、 上海加快城市法治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四章 深入进行（2007-2012）：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深化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
| 二、 上海改善城市法治环境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五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实践与探索的纷争 |
| 第一节 改革宏观思路争议 |
| 一、 地方司法领域改革能否突破中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框架 |
| 二、 地方司法机关在改革进程中是否需要相互协调统一步调 |
| 第二节 改革微观举措争议 |
| 一、 “少年法庭”之争 |
| 二、 “案例指导制度”之争 |
| 第六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与其他省份实践探索比较 |
| 第一节 共同之处 |
| 一、 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基本相同 |
| 二、 发展方向和推进动力基本相同 |
| 三、 整体进程和许多内容基本相同 |
| 第二节 鲜明特色 |
| 一、 上海是许多司法改革举措的创始之地 |
| 二、 上海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区别对待 |
| 三、 上海全力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 四、 上海有效增强司法机关的工作透明度 |
| 五、 上海科学借鉴国外司法改革先进经验 |
| 六、 上海较好地解除了司法机关后顾之忧 |
| 第三节 异同探究 |
| 一、 存在相同缘由 |
| 二、 存在不同原因 |
| 第七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实践探索的评析 |
| 第一节 特点分析 |
| 一、 根本保证——坚持正确指导思想，把牢社会主义方向 |
| 二、 有力保障——准确定位司法职能，体现上海自身特色 |
| 三、 不竭动力——遵循司法工作规律，依靠科学理论支持 |
| 四、 重要方法——统筹规划改革方案，争取形成整体合力 |
| 五、 必要方式——以改革促进新变化，不急不躁循序渐进 |
| 六、 有效途径——改革灵活性，尊重首创性，保护积极性 |
| 第二节 成功之处 |
| 一、 妥善处理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
| 二、 妥善处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关系 |
| 三、 妥善处理中央部署与上海实际的关系 |
| 第三节 问题所在 |
| 一、 司法机关改革中的某些模糊认识有待加以纠正 |
| 二、 上海司法部门的执法司法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 |
| 三、 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氛围尚需培育 |
| 第四节 取得成效 |
| 一、 坚持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已成为上海各界普遍性共识 |
| 二、 上海司法机关工作更趋规范，公正性、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
| 三、 上海司法公开范围更加全面、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完善 |
| 四、 有效破解案多人少现实困境，保障上海司法工作良性运转 |
| 第八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继续深化改革之路 |
| 第一节 战略目标 |
| 一、 追求司法公正，保持全国领先司法环境 |
| 二、 扩大司法公开，保持先行先试发展势头 |
| 三、 树立司法公信，发挥上海本土传媒优势 |
| 四、 践行司法为民，满足广大市民更高期待 |
| 第二节 功能定位 |
| 一、 推动国家司法体制进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
| 二、 延伸司法机关工作触角，服务上海社会管理 |
| 三、 强化司法工作保障功能，促进四个中心建设 |
| 四、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
| 五、 提升司法机关履职水平，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
| 第三节 基本原则 |
| 一、 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全市大局深化改革 |
| 二、 借鉴域外司法改革经验与上海实际相结合 |
| 三、 遵循法律法规边界依法有序稳步组织实施 |
| 四、 坚持以群众观点为引领满足群众司法需求 |
| 第四节 路径选择 |
| 一、 借助雄厚科研力量提炼上海司法领域开展改革经验，自觉以科学理论研究为指引 |
| 二、 依托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丰富司法公开的形式和内容，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
| 三、 警惕腐败现象向司法领域渗透蔓延，从制度着手织密上海司法职权运行监督机制 |
| 四、 围绕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规划，发挥好海事仲裁和金融仲裁便捷、高效的作用 |
| 五、 及时关注司法工作暴露的问题，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内容，增强群众法治观念 |
| 六、 充分挖掘上海丰富法学教育资源，推进司法人员职业化建设，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法院执行局局长要不要人大任免（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型中国法官薪酬与遴选制度的微观激励基础[J]. 艾佳慧.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06)
- [2]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D]. 孙超然. 吉林大学, 2020(02)
- [3]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研究[D]. 李声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4]无需当事人的审判 ——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如何运作[D]. 公丕潜. 吉林大学, 2018(04)
- [5]省以下地方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方法[D]. 岳彩领. 东南大学, 2016(02)
- [6]法社会学视野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运行逻辑 ——来自Y省W市人民法院的个案[D]. 徐清. 云南大学, 2016(03)
- [7]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研究[D]. 郑青. 武汉大学, 2015(01)
- [8]司法公正的保障与监督[D]. 姚骁雄. 河北经贸大学, 2015(07)
- [9]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研究[D]. 刘佳丽. 吉林大学, 2013(08)
- [10]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D]. 虞浔.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