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用外资中的技术引进效果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傅春,王娟,余伟[1]（2021）在《环境规制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为揭示环境规制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机制,测算中国中部六省绿色竞争力综合指数,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与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回归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中部六省2008—2017年绿色竞争力整体上有所上升,绿色竞争力时序均值得分湖北>江西>安徽>湖南>山西>河南,2017年子系统得分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增长绿化度>政府政策支持度。（2）环境规制与绿色竞争力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目前中部六省处在拐点的左侧,增加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绿色竞争力的提升。（3）科技创新对绿色竞争力的提高有负向影响,环境规制能够间接通过科技创新对绿色竞争力的提高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为中部六省绿色竞争力提升提出采取柔性化市场手段鼓励环境保护、加大政策对科技的引导作用、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推进绿色城镇化和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等对策建议。
于凤芹,于千惠,王智明[2]（2021）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门限效应检验》文中研究说明利用2002-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限变量,运用门限模型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否存在双重门限效应。结果发现,当金融发展水平小于等于-1.6876时,外资进入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明显的负向影响;当其大于-1.6876时,外资进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
刘建江,姜竹青[3]（2021）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扩散效应》文中研究指明利用转移份额分析法将省域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差异分解为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并在产品种类扩张型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技术扩散效应,进而采用面板系统GMM法和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明显技术溢出效应的同时,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投资也对外资产生了明显的技术追赶效应,且该效应主要从供给端通过竞争效应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但从需求端对生产性服务业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因而目前外资的技术扩散效应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主要侧重于供给驱动,而非需求拉动。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对外资的技术追赶效应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效果最大,对东、西部地区的影响效果相对较小。
王钊业[4]（2021）在《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长三角地区城市样本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
贾素真[5]（2021）在《河南省对外贸易与FDI的联动水平测算及关系研究》文中认为
姜亚男[6]（2021）在《县级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角色与作用研究 ——以山东省P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韩春丽[7]（2021）在《FDI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赵一涵[8]（2021）在《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外商直接投资》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财政激励与FDI的规模、来源特征、产业类型、所在地区四个方面探讨了当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下降时,随之而来的压力式财政激励如何影响其引进FDI的具体行为。本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说,并使用1998-2013年中国全国范围内293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使用了截止到目前的最新数据库,实证检验的结果支持了以下结论:第一,地市政府税收分成比例下降,财政压力提升,在地方经济发展竞争、政绩竞争、官员晋升竞争的背景下,财政压力转变为财政激励,财政激励提升,地方政府将更加有动力引进FDI,地区FDI规模将扩大;第二,当地市政府财政激励加大时,将更有动力吸引外国资本（非港澳台资本）,而不是港澳台资本;第三,当地市政府财政激励加大时,相较于非产能过剩行业的FDI,地方政府将更倾向于吸引产能过剩行业的FDI;第四,当地市政府财政激励加大时,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次之,而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行为则无明显变化。同时,本文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从地方政府行为这一相对微观的角度,以辽宁省沈阳市为案例研究的对象,分析财政激励对地方政府引进FDI的具体影响。本文案例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补充了地方政府在税收分成比例降低的财政激励下引进FDI的直观动机,即通过FDI扩大税收,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本文的研究发现,增值税税收分成比例下降时,地方政府引进FDI的行为提高了税收收入,减轻了由此产生的财政压力,这直接说明了地方政府大力引进FDI的最直接原因,这也验证了地方政府应对压力式财政激励而引进FDI的政策策略,证明了本文基本逻辑的成立。在财政激励下,关于地方政府引进FDI的影响,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基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提高晋升机会、发展地方经济的动机引进FDI时,会偏向产能过剩行业,以期获得产能过剩行业带来的增值税的高税收收益。而事实上,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给中国本土企业带来负向竞争效应与市场份额的丢失,导致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绩效降低。针对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调新发展理念,着重提高双循环背景下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第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给予省级政府一定的税权;第三,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提升地方治理有效性;第四,保持适当的财政激励,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五,适当降低地方财政压力,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管。
赵永斌[9]（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王开科,章贵军,王开泳[10]（2021）在《中国经济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进程评价——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背景》文中指出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五大发展理念"融入经济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研究中,从衡量"尺度"的有效性角度出发,构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并对过去十年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进程明显加快,居民福祉、国民经济基本素质、增长动力提升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区域发展结构、要素分配结构和国内外市场结构不断优化,但矛盾化解能力、要素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不明显,高新技术企业产值不高、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短期"矛盾"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二、利用外资中的技术引进效果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用外资中的技术引进效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门限效应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一)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二)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门限效应研究 |
| 三、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
| (一)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
| (二)金融发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的门限效应 |
| 四、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说明 |
| (二)模型的设定 |
| 1.基础模型的设定。 |
| 2.门限模型的设定。 |
| 3.数据的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4.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三)门限效应的存在性检验 |
| (四)FDI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结果分析 |
| (五)稳健性检验 |
| 五、结论与建议 |
（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扩散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文献综述 |
| 二、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 |
| (一) 理论框架 |
| (二)计量模型设置 |
| (三)变量与数据说明 |
| 1.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增加值数据。 |
| 2.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结构效应测算方法为： |
| 3.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竞争效应可表示为： |
| 4.生产性服务业资本存量(DK)。 |
| 5.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 |
| 6.其他变量。 |
| 三、计量模型估计与结果说明 |
| (一)考虑内生性的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 |
| (二)稳健性检验 |
| (三)基于地区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
| 四、结论与启示 |
（8）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外商直接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激励相关研究 |
| 2.1.1 财政激励的内涵 |
| 2.1.2 税收分成改革、财政激励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 FDI相关研究 |
| 2.2.1 FDI的内涵 |
| 2.2.2 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
| 2.2.3 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引进FDI的原因 |
| 2.2.4 FDI技术溢出效应 |
| 2.3 文献评述 |
| 3 中国财政体制及FDI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1 中国财政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2 FDI发展历史及现状分析 |
| 3.2.1 FDI发展历程 |
| 3.2.2 FDI发展现状:创新发展 |
| 4 财政激励与FDI的实证分析 |
| 4.1 理论假说 |
| 4.1.1 财政激励与FDI规模 |
| 4.1.2 财政激励与FDI的来源特征 |
| 4.1.3 财政激励与FDI的产业类型 |
| 4.2 基本回归策略 |
| 4.2.1 模型设置 |
| 4.2.2 变量构建 |
| 4.2.3 数据选取 |
| 4.3 基准回归结果 |
| 4.4 异质性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5 财政激励与FDI的案例研究 |
| 5.1 研究思路 |
| 5.2 案例背景 |
| 5.3 案例分析:基于辽宁省沈阳市的案例研究 |
| 5.4 案例分析结论与启示 |
| 5.4.1 案例分析结论 |
| 5.4.2 案例分析启示 |
| 6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3 政策建议 |
| 6.3.1 强调新发展理念,着重提高双循环背景下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 |
| 6.3.2 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给予省级政府一定的税权 |
| 6.3.3 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提升地方治理有效性 |
| 6.3.4 保持适当的财政激励,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6.3.5 适当降低地方财政压力,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管 |
| 6.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9）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中国经济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进程评价——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梳理与评述 |
| 三、评价框架与理论逻辑 |
| （一）评价框架 |
| 1. 评价边界。 |
| 2. 评价内容。 |
| （二）理论逻辑 |
| 1. 问题导向。 |
| 2. 目标约束。 |
| 3. 评价逻辑。 |
| 四、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成本效率约束 |
| （二）宏观化的处理思路 |
| （三）指标体系构建 |
| 1. 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情况。 |
| 2.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调整情况。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评价结果分析 |
| （一）效率提升进程分析 |
| （二）结构优化进程分析 |
| 七、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1. 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
| 2. 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 3. 在结构性调整上下功夫，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 |
| 4.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迈向中高端。 |
| 5.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行为。 |
四、利用外资中的技术引进效果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规制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J]. 傅春,王娟,余伟. 科技管理研究, 2021(22)
- [2]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门限效应检验[J]. 于凤芹,于千惠,王智明.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21(05)
- [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扩散效应[J]. 刘建江,姜竹青.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04)
- [4]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长三角地区城市样本的实证研究[D]. 王钊业.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
- [5]河南省对外贸易与FDI的联动水平测算及关系研究[D]. 贾素真. 贵州财经大学, 2021
- [6]县级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角色与作用研究 ——以山东省P县为例[D]. 姜亚男. 济南大学, 2021
- [7]FDI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韩春丽.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8]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外商直接投资[D]. 赵一涵. 浙江大学, 2021(10)
- [9]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10]中国经济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进程评价——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背景[J]. 王开科,章贵军,王开泳. 统计学报,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