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两个估计” 大干教育革命——合肥市部分中学教师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座谈纪要（论文文献综述）
周全华[1]（1997）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认为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性为一场内乱。“文革”中的“教育革命”是什么性质呢?决议没有讲。有人认为是教育的大破坏，有人认为是失败的教育改革。要弄清它的性质，先要弄清“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什么，实际做法又如何。方针与执行，有时一致，有时并不一致。如1957年提出的培养目标和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条方针几十年不变，但执行中的变化很大。所以研究者既要注意方针政策本身更应注重其实际执行，并从实际做法中归纳出这一时期实际执行的方针。而不为表面宣称的方针所惑。 “文革”中没有废弃1957—1958年教育方针，但是宣称这个由党的领袖提出的方针没有得到执行，各级领导执行的是一条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于是从左的方面重新解释教育方针，从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导出大学生“与工农兵划等号”。从“为政治服务”导出“专政工具”论。这样，“文革”期间的教育方针实际发生重大变化。 一般认为“教育革命”方针由三个文件构成，这就是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七·三0指示。其中以五·七指示为思想指导。五·七指示提出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教育革命”的对象，（后来张春桥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革命”的方式是由工农兵对之“改造”“再教育”。虽说人人皆须改造，但不言而明：知识分子改造与工农的自我改造有性质上的区别。本世纪初，以资本主义新学堂取代封建读经应试教育，以现代教育取代旧式教育，是一场真正的教育革命，但这场革命却是渐进的，洋学堂与旧私塾并存，新派教员与老先生和平共处，并未将私塾和塾师作革命斗争对象。 五·七指示明确说所提不是“新鲜意见”，“多年以来……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现在是要将过去的经验、即农村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不正规教育经验，来匡正社会主义现代正规教育之“偏”。革命年代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突出生产、突出实际应用是合理的，而以此指责社会主义时期教育“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工农、脱离实际”则是偏颇的。时代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城市领导乡村，重视科学文化教育、重视知识分子是必然的。斯大林适时地完成了这一转变，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技术）干部决定一切”，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些做法。中国由阶级斗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则较为艰难。这不能不影响到教育。“教育革命”实质是“革”现代教育的“命”，它从属于那条阻碍滞现代化进程的错误政治路线。 书稿以开首部分论述“教育革命”的缘起和真实含义，阐述它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它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又有自己的分支理论。中间几章分述：“教育革命”随“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是其最要组成部分；分析解剖“教育革命”建立的新体制，指出这是一个对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全面专政”、分裂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人民关系的体制；叙述
何炳璋,余世南[2]（1977）在《批判“两个估计” 大干教育革命——合肥市部分中学教师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座谈纪要》文中研究表明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了市属中学和师范学校的部分干部和教师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的座谈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教育局党委书记王瑞青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揭发批判发言。与会同志愤怒声讨了
刘小华[3]（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关乎国民素质的高下,决定国家各项事业的兴衰及生命个体的全面发展,任何怀有希望的民族,都必须重视教育发展。作为教育顶级阶段的高等教育,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论文选取湖南省为个案研究对象,该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可视为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运用历史文献法、调查访谈法、图表统计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层次解读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为探析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作必要的铺垫；在此基础上,探讨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湖湘文化、社会流动的内在关联；将改革开放前、后的湖南高等教育进行纵向比较；将湖南高等教育与邻近的湖北、江西两省的高等教育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凝炼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评析湖南高等教育的绩效,总结其历史经验,展望其未来发展,以期在全球化背景下为条件类似的其他省区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借鉴。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研究时限及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该部分重点在于介绍相关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客观评论。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首先,论文从历史根基、社会氛围、人才压力及政策保障等四个层面阐述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在此背景下,详细考察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遵循共和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论文将湖南高等教育发展分为拨乱反正（1978—1984）、探索改革（1985—1991）、深化改革（1992—1998）及“弯道超车”（1999至今）等四个历史阶段。第二章主要探讨湖南高校的办学定位问题。文章以办学定位为视角,论述了湖南大学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抽样选取湖南18所本科院校的发展规划文本,探析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在详细剖析存在问题的前提下,探寻湖南高校办学定位的路径选择。第三章探究了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与湖湘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得出：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长沙“堕落街”与“岳麓山大学科技园”是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密切关联的典型案例；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之间交互耦合,共生共存。第四章主要探究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联。论文首先介绍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接着,论文从宏观角度研究,指出：在“精英”时代,高等教育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在“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功能大为减弱。最后,文章以湖南理工学院三个时期的毕业生就业为例,微观剖析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之关联。第五章探析了湖南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文章介绍了公平及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论；从高等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三方面对湖南高等教育的不公进行现状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湖南高等教育公平之路径。第六章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从教育属性、人才培养、战略地位、管理体制、发展模式及投资方式等方面纵向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湖南高等教育；进而将其与邻近的湖北、江西两省的高等教育进行横向比较；以此为基础,凝练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第七章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绩效问题。首先,论文从宏观层面解析了湖南高等教育所获得的辉煌业绩；接着,以吉首大学为例,从微观层面探析湖南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绩效；最后,对湖南高校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进行一番客观评价。结语部分主要总结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强调指出：高等教育不能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高校办学要科学定位；高等教育要稳步发展、“本土化”发展；并探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湖南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向。
蔡美华[4]（2009）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党报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对“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思和突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改革开放舆论的肇始和发端。本文详尽地论述分析了党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缘起、过程和党报的作为,分析了这场大讨论成功的原因及大讨论在党报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这场大讨论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大讨论是党报对党性原则由片面理解向完整准确解读的回归,大讨论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党报坚持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统一的结果。本文从梳理分析“文革”结束后的党报生态入手,勾勒了两年徘徊期“文革”话语和纠正抵制“两个凡是”在党报构成的鲜明对立和张力。党报纠错诉求和党内“实践检验论者”思想的汇合,直接导致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动。在解构和推倒“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过程中,党报完成了从“继续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话语建构和转换。在对史料研究甄别过程中,大讨论的分期也随之凸现。本文是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展开对这段重要党报史的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的。研究发现党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或若干个时间点,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相关文章在党报的刊发。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央党报,而是中央党报首先发声,地方党报或响应支持或沉默抵制,党报与其上级党委之间,党报与党报之间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同反应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复杂勾连（articulations）和场域。为推进大讨论,以《人民日报》为主的中央党报曾辅之以民主法制宣传,其主要目的是消除人们的余悸,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清障。因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以“复线”形式在党报展开的。
杨琳琳[5]（2018）在《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七”干校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为贯彻毛泽东的干部下放参加劳动和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以走“五·七”道路为名,将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大专院校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等类人员下放到农村进行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的场所。1969年8月,上海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系统在奉贤各自建立“五·七”干校,其中电影、新闻出版干校位于奉新,文化干校位于塘外。三所干校建校后很快投入到“斗批改”、“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等政治运动中,在肃杀的政治气氛中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这种紧张的情况直到1971年上半年随着干校的任务由“斗批改”转为轮训在职干部,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有所缓和。上海市文教系统16个单位的“五·七”干校逐步并迁至奉新。1975年4月,在原上海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五·七”干校的原址之上,成立了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按照文教组的构想要把所有文教单位的“五·七”干校都集中于此。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五·七”干校生存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全国各级各地的“五·七”干校逐步撤销,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也于1978年11月停办。“五·七”干校打出的旗号就是以“五·七”指示为指针,以抗大为榜样,坚持把“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放在首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通过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这成为“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加之干校封闭式军事化管理使得知识分子必然要放弃原有的业务工作,从事自己不熟悉的农业生产,这是全国干校的普遍状况。但由于上海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文教干校中的部分知识分子还是从事了一些业务工作,组建“翻译连”,从事“白皮书”的翻译工作;建立“外语培训班”,培养外语人才,这是上海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特殊之处。本文介绍了奉贤地区文教系统“五·七”干校出现的背景、并迁过程、办校概况,分析了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的办学方针、办学评价,试图还原在“文革”背景下,作为“五·七”干校的教育和改造对象的上海市文教单位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态图,深入认识上海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在价值取向和现实处境中的选择。
易图强[6]（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研究指明“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文世芳[7]（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傅颐[8]（2003）在《引起邓小平关注的一份特刊》文中研究表明 粉碎“四人帮”后,教育界率先成为拨乱反正的战场。从高考制度的恢复到“两个估计”的推翻,演绎出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多年后,从其中翻检出某个细节,比如说,197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发出的一份特刊,仍让人们怀想起那逝去的波澜壮阔的一幕。
王团团[9]（2010）在《试论《人民日报》对思想解放运动的宣传》文中研究表明“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新闻事业从一片废墟中起步并蓬勃发展起来,经过了短暂的调整后,党报党刊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和监督者,在1978年5月吹响了思想解放的第一声号角,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剧烈震动和共鸣。由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更为彻底地打破了“文革”给整个中国带来的思想桎梏,为改革开放铺平了思想道路。本文的研究时段从“文革”结束至1983年12月31日。“文革”结束后至1978年5月,《人民日报》在指导思想、编辑方针等方面已经逐步酝酿着改革的力量,由于本文将对《人民日报》在新闻领域开展的拨乱反正进行研究,故而也将其涵盖在研究时段内。本文将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人民日报》的相关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人民日报》是如何落实中央决策,在拨乱反正运动中揭批“四人帮”和“两个凡是”的谬论,促进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如何促进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以及在此过程中《人民日报》自身的变革。
余智敏[10]（2021）在《刘达和中国科大》文中研究表明刘达是中国共产党向高等院校派出的首批领导干部之一,先后担任过东北农学院院长,东北林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黑龙江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拥有管理五所大学的经验,在这五所大学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目前,对刘达在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以及刘达在清华大学的研究较多,对刘达在中国科大的研究还甚为薄弱。上述五校中,刘达在中国科大任职的时间最长（长达12年）。研究刘达在中国科大的作为,不仅能充实对刘达的研究,还是中国科大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考察中国共产党对高等院校的领导,也有重要价值。本文运用文献研究和口述访谈的方法,以时间为线索,以刘达为中心人物,以“教学改革”、“回炉班”为研究重点,详细梳理了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科大的变化历程。刘达上过大学,来中国科大之前就管理过三所大学,对于如何办大学,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以贯彻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指示为由,推行了自己的改革措施;以培养好工农兵学员为由,办起了“回炉班”。他为中国科大留下和培育了两批独立师资,不但使其脱离了分崩离析的厄运,还为其在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毫不夸张的说,他对科大有再造之功。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刘达与中国科大此选题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思路等方面作了说明;对刘达和中国科大相关的研究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第二部分主要对于刘达的整个生平和在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的经历进行了介绍,刘达在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重视基础建设、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同时还创建了俄文班,并开创了东北林学院的林产化工专业。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刘达主持的“教学改革”。刘达来到中国科大后,主持了中国科大的“教学改革”,出台了几项措施,并提出“选修”“免修”“单科升级”等进一步的教改措施。刘达还完成了学校的系科调整,将学校原有的13个系并成了 6个系。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刘达的经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刘达停职反省,之后一直处于被专政的状态,校园里陆陆续续地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一些群众组织试图“解放”刘达,但未能成功;1969年12月,中国科大迁往安徽,刘达随之南下,1972年终于获得“解放”。第五部分主要介绍了刘达创办教师进修班（俗称“回炉班”）的经历。“回炉班”是由选调回来的1968届、1969届和1970届的中国科大毕业生组成。面对下迁后的薄弱师资队伍,刘达勇于担当,创办“回炉班”,相继开办了进修一班、进修二班。在随后的“批林批孔”、“反回潮”运动中,他果然遭到批判,并最终黯然离开了中国科大。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对全文进行概括总结。刘达敢于担当,不但从中国科大应届毕业生中留下了一批师资,还冒着风险,为中国科大保留了一批“政治处理品”师资,并以办“回炉班”等方式,从全国各地召回了一批师资,从而为中国科大建立了独立的师资队伍,令其在下迁合肥后得以免遭肢解、起死回生。他还以贯彻毛泽东“教育改革”指示为由,推行了自己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尽管那些措施实行时间并不长,但它们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令中国科大得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迅速成为改革的先驱。从这些举措看,刘达不但是中国科大历届党委书记中表现十分突出的,在中央派往高等院校的第一批领导干部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朱镕基和李岚清所言,刘达是“杰出的教育家”。
二、批判“两个估计” 大干教育革命——合肥市部分中学教师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座谈纪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批判“两个估计” 大干教育革命——合肥市部分中学教师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座谈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教育革命"的由来与含义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回顾 |
| 第二节 "教育革命"的再提出 |
| 一、八届十中全会后全面开展"阶级斗争" |
| 二、毛泽东早年对传统教育的激烈批判 |
| 三、毛泽东频频指责教育工作 |
| 四、提出新的解决方法--"教育革命" |
| 第三节 "教育革命"的根据与内涵 |
| 一、"教育革命"的理论根据 |
| 二、"教育革命"理论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
| 三、"教育革命"内涵--五七指示分析 |
| 第二章 "教育革命"全面展开 |
| 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发动--"砸烂旧学校" |
| 一、停课闹革命 |
| 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 三、形形色色的教改方案 |
| 第二节 向新体制过渡--"搞好斗批改" |
| 一、工宣队进驻学校 |
| 二、"斗批改"总述 |
| 三、清队整党 |
| 四、精简下放 |
| 五、大批判与改革教育体制 |
| 第三章 "教育革命"新体制确立 |
| 第一节 三结合的新领导体制--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解决 |
| 一、叠床架屋突出"阶级斗争"的领导机构 |
| 二、工宣队状况 |
| 三、贫管会状况 |
| 四、解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种种措施 |
| 1、在批判改造中使用 |
| 2、"掺砂"--三结合办法 |
| 3、劳动改造、工教对换、取消教师 |
| 第二节 开门办学的新教学体制--两个突出一个削弱 |
| 一、"三结合"之称名实不符 |
| 二、突出"阶级斗争主课" |
| 三、突出生产劳动课 |
| 1、厂、社、校挂勾办"学工""学农"基地 |
| 2、校办厂场 |
| 3、临时任务劳动 |
| 四、削弱"主学"文化课 |
| 1、开门办学 |
| 2、不考试、开卷考试、开门考试 |
| 3、突出政治、突出实用的课程与教材 |
| 第三节 平均主义的新学制 |
| 一、单一结构的中等教育 |
| 二、自发转向职业劳动教育的普通中学 |
| 三、废除重点学校制度 |
| 四、盲目求短的大中小学学制 |
| 五、大学分散农村办学 |
| 六、政治夜校模式的群众业余教育 |
| 第四章 "教育革命"的种种"新生事物" |
| 第一节 工农兵大学生 |
| 一、概况 |
| 二、文化学习状况 |
| 三、生产劳动与专业实践 |
| 四、政治活动与专业实践 |
| 五、"上管改"状况 |
| 六、质量评估 |
| 第二节 "结合典型产品教学"与"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
| 一、"打破老三段,火烧三层楼" |
| 二、打破传统教学组织形式 |
| 三、"边干边学" |
| 四、政治需要出"经验" |
| 五、文科"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
| 第三节 七·二一大学与五七学校 |
| 一、七·二一大学概况 |
| 二、七·二一大学学习状况 |
| 三、五七学校 |
| 第四节 "朝农经验"--向政训班与生产队看齐 |
| 一、朝阳农学院概况 |
| 二、对朝农的政治宣传 |
| 三、集左之大成的经验 |
| 1、办成政治大学 |
| 2、办成农场 |
| 3、"大学就是大家来学" |
| 4、"社来社去"与"划等号" |
| 5、"三上三下" |
| 6、"对着干" |
| 第五节 其他"新生事物"综述 |
| 一、下放农村小学公办教师 |
| 二、城市中小学下放工厂、街道办 |
| 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 |
| 四、中学"结合典型产品与战斗任务教学" |
| 第五章 围绕"教育革命"的斗争 |
| 第一节 1972年调整与教育的复苏 |
| 一、周恩来发动教育调整 |
| 二、教育悄悄复苏 |
| 1、文化考查旋风 |
| 2、重整学校秩序 |
| 3、抓文化学习 |
| 4、调减生产劳动课 |
| 第二节 从批陈批林到批林批孔的转折 |
| 一、纠左与批右之争 |
| 二、"反潮流"与"反复辟回潮" |
| 三、批孔与批儒评法 |
| 四、批林批孔 |
| 第三节 插手教育做政治文章的一系列事件 |
| 一、张铁生答卷(1973.7.19.) |
| 二、考教授事件(1973.12) |
| 三、清华园三个月运动(1973.10) |
| 四、刘丽华谈话(1973.11.21.) |
| 五、黄帅来信和日记(1973.12.12.) |
| 六、马振抚中学事件(1974.1.25.) |
| 七、永乐中学事件(1974.3.) |
| 八、批判湘剧《园丁之歌》(1974.8.4.) |
| 第六章 围绕"教育革命"的再次较量 |
| 第一节 1975年再次整顿教育 |
| 一、1975年的政治转机 |
| 二、教育的整顿 |
| 第二节 教育又成战场 |
| 一、风云突变 |
|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
| 三、"反击"的两次升级 |
| 四、教育界的"反击" |
| 第三节 "教育革命"的严重后果 |
| 第七章 "教育革命"的终结与教育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推倒"两个估计" |
| 第二节 1977年恢复高考 |
| 一、恢复高考决策经过 |
| 二、12届考生同赴考堂盛况 |
| 三、招生录取情况 |
| 四、考后风波 |
| 第三节 教育的整顿与复兴 |
| 一、恢复招考研究生 |
| 二、1978年大学招生高峰 |
| 三、稳定与建设师资队伍 |
| 1、平反冤假错案 |
| 2、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
| 3、提高教师业务素质 |
| 四、建设与改革学校各项制度 |
| 五、复兴高等教育 |
| 1、收回被占校舍 |
| 2、增加基本建设投资 |
| 3、恢复与增设高校 |
| 六、复办重点学校 |
| 七、创办大学少年班 |
| 八、整顿与发展各类成人教育 |
| 九、清算左的教育思想 |
| 第八章 "教育革命"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
| 第一节 关于农村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不正规教育经验 |
| 第二节 从狭隘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蒙昧主义 |
| 一、近世学风一变 |
| 二、狭隘经验主义的抬头与盛行 |
| 三、滑向实用主义与蒙昧主义 |
| 第三节 关于文化平均主义 |
| 一、解决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回顾 |
| 1、革命时期的两种方案：改良与革命 |
| (1) 改良--普及平民教育的努力 |
| (2) 革命--争取劳动者受教育权的斗争 |
| 2、革命后普及工农教育的努力 |
| 3、普及教育的两种方案：承认差别发展经济与文化平均主义 |
| 二、文化平均主义的源流与实践 |
| 1、认为脑体分工不是社会进步,而是不公正 |
| 2、幻想立即消灭脑体分工和脑体差别 |
| 3、消灭差别、造就"全面发展新人"、超阶段过渡的实验 |
| 4、用拉平的方法消灭脑体差别 |
| 5、大学不培养知识分子 |
| 6、取消考试竞争、文化学习大锅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
| 二、选题研究时限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 |
| 一、根基：改革开放前湖南高教发展的历史概况 |
| 二、氛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生态的确立 |
| 三、压力：改革开放初湖南人才缺乏的严峻事实 |
| 四、保障：制定多方位推进高教发展的法律法规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 |
| 一、湖南高教的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4) |
| 二、湖南高教的探索改革时期(1985—1991) |
| 三、湖南高教的深化改革时期(1992—1998) |
| 四、湖南高教的“弯道超车”时期(1999—至今) |
| 第二章 湖南高校办学定位探究——兼论特色人才之培养 |
| 第一节 办学定位：湖南高校发展之“瓶颈” |
|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丛生 |
| 二、办学定位：湖南高等教育发展之“瓶颈” |
| 第二节 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 |
| 一、办学定位：一种历史的动态系统 |
| 二、典型案例：湖南大学的人才培养特色 |
| 第三节 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中的问题表征——基于18所本科院校发展规划文本的分析 |
| 一、发展规模上“求大、求全” |
| 二、发展目标上“求高、求综” |
| 三、学科发展上“大干、快上” |
| 四、专业设置上“模仿、趋同” |
| 第四节 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之路径选择 |
| 一、基本要求：精准适中 |
| 二、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之可行路径 |
| 第三章 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湖湘文化互动探析 |
| 第一节 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互动发展 |
|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联 |
| 二、湖南高校资源地理分布的描述 |
| 三、经济视域下湖南高校存在问题及其归因 |
| 四、“两型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径 |
| 第二节 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的交互耦合 |
| 一、湖湘文化及其内涵 |
| 二、湖湘文化与湖南高等教育的交互耦合 |
| 第四章 湖南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阐释 |
| 一、社会流动的概念 |
| 二、社会流动的类型 |
| 三、社会流动的功能 |
| 第二节 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宏观解析 |
| 一、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
| 二、建国以来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历史变迁 |
| 第三节 湖南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微观探析——以湖南理工学院(岳阳师专)为例 |
| 一、确定调查对象的依据 |
| 二、三个典型案例分析 |
| 第五章 湖南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探析 |
| 第一节 公平及高等教育公平的涵义 |
| 一、公平的涵义 |
| 二、高等教育公平的意蕴 |
| 第二节 湖南高等教育不公平的现状考察 |
| 一、高等教育不公平之表征 |
| 二、湖南高等教育的起点不公 |
| 三、湖南高等教育的过程不公 |
| 第三节 湖南高等教育公平路径之构建 |
| 一、国家政策层面 |
| 二、民众自身层面 |
| 第六章 湖南高等教育之比较分析：若干指标的对比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后湖南高教发展之比较 |
| 一、教育属性：从“政治属性”转为“多重属性” |
| 二、人才培养：从“专才”转向“通才” |
| 三、战略地位：从“从属地位”转为“战略地位” |
| 四、管理体制：从“高度集中”转向“自主办学” |
| 五、发展模式：从“粗放式”转向“内涵式” |
| 六、投资方式：从“统收统支”转向“成本分担” |
| 第二节 湘鄂赣高等教育之比较分析：若干指标的对比 |
| 一、湘鄂赣三地比较之缘由 |
| 二、湘鄂赣高等教育若干指标之比较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之特征 |
| 一、起步晚,发展快,高校数量多,教育总量大 |
| 二、民办高校创办最早,发展迅速,影响全国 |
| 三、湖南女性高等教育颇具特色,走在全国前列 |
| 四、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良性互动 |
| 五、湖南高等教育与湖南经济发展稳步协调 |
| 第七章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绩效探析 |
| 第一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宏观成效之表征 |
| 一、形成主动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学科体系 |
| 二、高校地理布局日趋合理,与经济发展基本协调 |
| 三、高等教育各项改革齐头并进,有序推进 |
| 四、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教师素质显着擢升 |
| 五、高校创新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双提升 |
| 第二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绩效的微观解析——以吉首大学为例 |
| 一、选择吉首大学的理由阐释 |
| 二、吉首大学办学绩效之描述 |
| 第三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成效评价 |
| 一、湖南高等教育发展之整体评估 |
| 二、湖南高等教育取得辉煌业绩之缘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论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界定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主要内容 |
| 五、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两个凡是"禁锢下的后"文革"党报 |
| 第一节 "文革"宣传模式的沿袭 |
| 一、提出"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 |
| 二、新的个人崇拜的宣传 |
| 第二节 乍暖还寒的拨乱反正宣传 |
| 一、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二、《人民日报》内参催生高考制度恢复 |
| 三、"文革"话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尴尬 |
| 第二章 真理标准讨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起、展开和推进 |
| 第一节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 |
| 一、《人民日报》——真理标准讨论的发源地 |
| 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敢为天下先的独特论坛 |
|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写作与发表始末 |
| 第二节 实践标准论和"两个凡是"论的尖锐对峙 |
| 一、《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怒斥 |
| 二、《解放军报》对"凡是派"责难的回击 |
| 三、坚持"两个凡是"、"不介入"大讨论的《红旗》杂志 |
| 第三节 为真理标准讨论清障的《人民日报》民主法制宣传 |
| 一、民主法制宣传的主要样式与基本内容 |
| 二、民主法制宣传的作用 |
| 三、民主法制宣传的局限性 |
| 第四节 1978年中央党报有关文章统计 |
| 一、《人民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二、《光明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三、《解放军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三章 地方党报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积极回应 |
| 第一节 与"三不"禁令抗争的上海党报 |
| 一、《文汇报》的迂回宣传策略 |
| 二、冲破"三不"禁令的标志 |
| 三、《解放日报》参与大讨论的宣传特色 |
| 四、1978年上海党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二节 最早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地方党报——《黑龙江日报》 |
| 一、黑龙江省委率先表态对推动大讨论的意义 |
| 二、为强化真理标准讨论的扩容改版 |
| 三、1978年《黑龙江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三节 《南方日报》:紧密联系改革实际的大讨论 |
| 一、《南方日报》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
| 二、为大讨论营造宽松环境的省领导作风民主的报道 |
| 三、对农村极左路线的批判 |
| 四、1978年《南方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四章 在大讨论中逆向而为的部分地方党报 |
| 第一节 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湖南日报》 |
| 一、对"两个凡是"提倡者的过热宣传 |
| 二、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大力宣传 |
| 三、《湖南日报》抵制大讨论探源 |
| 四、1978年《湖南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二节 扭曲走样的《山西日报》大讨论 |
| 一、与全国多数党报大相径庭的《山西日报》 |
| 二、变味大讨论宣传的直接恶果 |
| 三、《山西日报》的深刻教训 |
| 四、1978年《山西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
| 第五章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在党报开展 |
| 第一节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缘起 |
| 一、理论务虚会:尚未结束的争论,步履艰难的会程 |
| 二、一波三折的党报农村改革宣传 |
| 三、参差不齐、极不平衡的各地大讨论 |
| 第二节 党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始末 |
| 一、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综述 |
| 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特点 |
| 第三节 新华社地方广播通俗宣传: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成功案例 |
| 一、通俗宣传的策划和实施 |
| 二、通俗宣传成功的有益启示 |
| 第六章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讨论的原因和理论意义 |
| 第一节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讨论的原因 |
| 一、党报深切反映了党心民心的强烈诉求 |
| 二、恢复了党内民主,党报成为追求真理的舆论平台 |
| 三、党报强化了自身建设,丰富了宣传手段 |
| 第二节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理论意义 |
| 一、民心民意是检验党报坚持党性原则的标准 |
| 二、中央党报和中央决策的"互文性" |
| 三、党报坚持党性原则三性统一的重要性 |
| 结论 |
| 一、党报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源地和主要阵地 |
| 二、党报在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的统一 |
| 三、党报和党中央决策的互文性 |
| 四、党报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 |
| 附录 |
| 一、1978年1月9日《人民日报》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 |
|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三个版本 |
| 1、第六次修改稿:《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
| 2、《光明日报》集体修改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 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
| 三、九份报纸有关文章篇数汇总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的确立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结构框架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发端(1969-1973)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理想王国 |
| 一、《“五·七”指示》溯源 |
| 二、知识分子的工农结合之路 |
| 三、《“五·七”指示》与“文革”的发动 |
| 第二节 奉贤境内的文教“五·七”干校 |
| 一、“文革”在上海 |
| 二、上海市新闻出版、电影、文化“五·七”干校 |
| 第三节 奉贤文教“五·七”干校中的知识分子 |
| 一、生存状态 |
| 二、苦中作乐 |
| 第二章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调整(1973-1978) |
| 第一节 “九·一三”事件之后 |
| 一、“五·七”干校面临危机 |
| 二、“五·七”干校的整顿 |
| 第二节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并迁 |
| 一、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成立 |
| 二、完成合并 |
| 第三节 上海文教系统干校中的外语培训班 |
| 一、背景 |
| 二、上海师范大学“五·七”干校外语培训班概况 |
| 三、办学评价 |
| 第四节 上海市文教系统干校中的翻译连 |
| 一、翻译连的产生 |
| 二、翻译机器 |
| 第三章 上海市文教“五·七”干校 |
| 第一节 建章立制 |
| 一、组织体制及干部配备 |
| 二、“三条途径、一个目的” |
| 第二节 基础建设 |
| 一、建筑房屋 |
| 二、道路、用水 |
| 第三节 七次轮训 |
| 一、第一期轮训 |
| 二、第二期轮训 |
| 三、第三期轮训 |
| 四、第四期轮训 |
| 五、第五期轮训 |
| 六、第六期轮训 |
| 七、第七期轮训 |
| 第四章 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的结束 |
| 第一节 走向衰落 |
| 一、“文革”落幕 |
| 二、干校的困难与挽救 |
| 第二节 干校停办 |
| 一、中央的拨乱反正 |
| 二、干校的正式撤销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
| 一、毛泽东1966年7月8 日写给给江青的信 |
| 二、上海市文教系统“五·七”干校亲历者访谈实录 |
| 三、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创作,组歌《“五﹒七”干校赞歌》 |
| 四、“五·七”干校题材期刊论文目录 |
| 附录二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9）试论《人民日报》对思想解放运动的宣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的《人民日报》 |
| 1.1 批判"黑线专政"论 |
| 1.2 批判"四人帮"的新闻专制主义 |
| 1.3 《人民日报》揭批"四人帮"的宣传特点 |
| 2. 《人民日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
| 2.1 《人民日报》与"两个凡是"的首轮较量 |
| 2.2 《人民日报》如何报道真理标准大讨论 |
| 2.2.1 以理论文章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 |
| 2.2.2 大量报道各地讨论,形成舆论强势 |
| 2.2.3 联系实际,重视讨论实效,推动地方讨论 |
| 2.3 《人民日报》对平凡冤假错案的舆论宣传和推动 |
| 2.3.1 呼吁端正党的干部路线,落实干部政策 |
| 2.3.2 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凡在全国范围展开 |
| 2.3.3 报道典型事件,推动社会舆论关注 |
| 3. 《人民日报》和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3.1 《人民日报》推动农业领域的思想解放 |
| 3.1.1 开辟专栏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
| 3.1.2 提倡尊重和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 |
| 3.2 《人民日报》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报道分析 |
| 3.3 推动工商业领域解放思想 |
| 3.3.1 开辟专版探讨经济理论问题 |
| 3.3.2 采取社论等高规格评论来推动商业体制改革 |
| 4. 《人民日报》自身变革分析 |
| 4.1 批判"四人帮"新闻流毒,推动文风转变 |
| 4.2 事实选择回归新闻价值标准 |
| 4.3 抓住典型事件开展新闻批评 |
| 4.4 报纸改版,重视新闻编排规律 |
| 4.4.1 《人民日报》改版 |
| 4.4.2 开辟"杂谈"、"今日谈"等评论专栏 |
| 4.4.3 重视新闻业务,新闻比重增大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10）刘达和中国科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已有相关研究 |
| 1.3 本文拟解决的问题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2章 刘达高校管理经验的积累与管理特色的形成 |
| 2.1 刘达生平 |
| 2.2 创建东北农学院 |
| 2.3 创建东北林学院 |
| 2.4 坚持说真话、办实事 |
| 第3章 初次主持中国科大的工作 |
| 3.1 教学改革 |
| 3.1.1 减轻学生学习负担 |
| 3.1.2 培养自己的师资队伍 |
| 3.1.3 加强外语学习 |
| 3.1.4 减少学生课外活动量 |
| 3.1.5 免修、选修、单科升级 |
| 3.2 系科调整 |
| 3.2.1 系科调整前的酝酿 |
| 3.2.2 正式系科调整 |
| 第4章 特殊时期的焦点人物 |
| 4.1 对刘达的斗争与保护 |
| 4.1.1 刘达被停职反省 |
| 4.1.2 陆续成立的群众组织 |
| 4.1.3 把看管者转化为“铁杆保皇派” |
| 4.2 刘达终获“解放” |
| 4.2.1 随中国科大下迁 |
| 4.2.2 重新担任党委书记 |
| 第5章 再次主持中国科大的工作 |
| 5.1 试图把中国科大从合肥迁回北京 |
| 5.2 创办“回炉班” |
| 5.2.1 进修一班和进修二班 |
| 5.2.2 进修班与工农兵学员 |
| 5.3 刘达调离中国科大 |
| 5.4 对中国科大后来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刘达中国科大活动年表 |
| 附录2 忆刘达和科大——宣雅静谈话录 |
| 附录3 “刘达与回炉班”座谈会记录 |
| 附录4 冯焕清、周荷琴访谈录(节选) |
| 附录5 黎懋光先生访谈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其他研究成果 |
四、批判“两个估计” 大干教育革命——合肥市部分中学教师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座谈纪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D]. 周全华. 中共中央党校, 1997(01)
- [2]批判“两个估计” 大干教育革命——合肥市部分中学教师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座谈纪要[J]. 何炳璋,余世南. 安徽教育, 1977(12)
- [3]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D]. 刘小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4]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D]. 蔡美华. 复旦大学, 2009(10)
- [5]上海市文教系统奉贤“五·七”干校研究[D]. 杨琳琳.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6]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7]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引起邓小平关注的一份特刊[J]. 傅颐. 百年潮, 2003(01)
- [9]试论《人民日报》对思想解放运动的宣传[D]. 王团团. 暨南大学, 2010(10)
- [10]刘达和中国科大[D]. 余智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