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快改革 重振机床行业（论文文献综述）
刘伟岩[1]（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黄聪英[2]（2014）在《论实体经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也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世界各国曾经十分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积累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宝贵经验。然而,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欧美不少发达国家逐渐忽视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虚拟经济日益膨胀,最终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洗礼之后,世界各国重新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制定了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苗头初显,引起了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极大关注。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重振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界定了实体经济的范畴,总结了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中国、德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这些国家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和复苏成效,探讨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研究了中国省域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状况,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王媛媛[3]（2019）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文中提出当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并加速向制造业渗透,制造业领域将迎来一场智能化革命,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应对新工业革命和智能制造的发展战略。我国也迎来新工业革命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交汇期,由此提出以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进而建设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因此,研究智能制造这一主导新工业革命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智能制造作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技术进步及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熊彼特和新熊彼特学派技术创新及演化经济学等理论为研究基础,运用系统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以及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智能制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是,探索智能制造发展演化的机理及其技术-经济范式。对智能制造的内涵、产生动力、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以及技术-经济范式进行分析;二是,对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基础性产业——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全球发展态势进行比较分析;三是,对G20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基础上,建立“制造业智能化指数”衡量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并进行国别和分行业的比较分析;四是,对美国、德国、日本智能制造发展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并得出有益的经验借鉴。首先对其智能制造赖以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进行分析,其次对其推动智能制造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进行深入研究,再次对这三个国家智能制造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异同点,并得出可供我国借鉴的有益经验;五是,分析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现状。从顶层设计、标准体系建设、基础产业发展、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推动等方面分析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同时剖析了中国智能制造在发展基础、创新能力、推进机制、企业主体引领、政策规划以及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六是,提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创新路径和对策。即要以建设制造强国为目标的智能制造发展导向;建设政府引领、产业界主导、研究机构和大学紧密合作的智能制造创新网络;要涵盖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智能制造发展领域;以及实施面向不同发展优势和水平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总之,发展智能制造是我国实现技术跃升及经济实力赶超的重要契机,应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工业革命发展趋势以及智能制造技术-经济范式发展演化特征,把握各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态势、能力水平以及具体的推进战略,同时深入了解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优劣势,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智能制造发展路径和政策体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早日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和国家实力的历史性跨越。
王宇[4]（2017）在《制造业发展中的管理创新模式研究 ——以美、日、中为例》文中认为工业发展史表明,某一国家（企业）所掌握的制造技术的先进性并不能决定该国（企业）的制造业竞争力,实证分析证明了大量不存在技术创新的企业拥有不低于技术创新企业的经济收益。德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低研发率企业甚至拥有高于高研发率企业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这对“没有研发或低技术创新率的企业意味着停滞甚至是衰退”的传统创新理论观点形成了重要挑战,后来演化经济学家对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创新战略范式进行了批判,演化经济学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尽管所处的环境或系统是类似的,但创新（能力）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并在不同企业的创新战略（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由于技术推动创新思维的影响,造成管理创新促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进展迟缓,尤其是在产业政策制定的讨论中被视为某种“黑箱”。创新政策制定者们往往会忽视技术创新之外的其他创新模式以及其具有的竞争潜力。本文意图探索管理创新的“黑箱”,丰富现有不同创新行为的理解,这对于提高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于技术创新之外的竞争策略和创新战略的认识具有较强的意义。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颁布,中国政府将制造业的长远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的历史角色,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未来的十到三十年,制造业的发展与贡献,将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快速积聚大国优势、成为一流工业强国、积极担当大国领导角色的终极力量源泉。鉴于传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可能并不能完全为《中国制造2025》下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指引和现实支持,因而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对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管理创新经验进行比较性的实证研究,对于解决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短期困难或过渡性问题,重新定义制造业战略规划中主次环节,以及丰富现有创新源和模式的理解,提高创新理论研究的完整性都具有较强的意义。本文在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经济增长、管理创新等历史文献回顾基础上,将管理创新的内涵界定为: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基于演化经济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相关理论,系统分析了创新多样性和竞争优势异质性形成的可能性来源;在此基础上,构建结构与内容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对美国和日本制造业演化管理创新模式、多样性以及竞争优势异质性特征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在已有历史性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分析维度进行修正,并通过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的现状进行分析。按照行文的逻辑顺序,全篇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理论上对创新多样性和竞争优势异质性来源进行了分析,也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指导框架（导论和第一、二章）。该部分主要探索制造业创新多样性以及竞争优势异质性的理论解释。通过演化经济理论来探讨制造业企业创新多样性的结构性解释,个体和组织由此无法准确预测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在经济活动中会选择追求利润的行为呈现多样性;通过资源基础理论、关系基础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探讨制造业企业多样性资源和竞争优势异质性来源的内容性解释,企业通过一系列的包括内部和外部战略资源及其组合模式来获得经济效益并实现持续竞争优势。在以上理论分析基础上,从结构和内容两个层面确定本文后续研究的分析框架;并在充分借鉴已有管理创新的观测方法和指标基础上,兼顾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确定了后续研究的分析维度。第二部分是美日制造业发展中管理创新模式历史性分析和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实证分析（第三、四、五章）。在依据制造业发展阶段特征（工业1.0-工业4.0）,分别对美国和日本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依据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维度,对美国和日本自工业化前以来管理创新模式进行历史性分析。分析发现,美国和日本制造业都存在不同模式的管理创新,管理创新存在显着的“遗传性”特征。不同环境下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关系存在差异:美国制造业的管理创新是对技术创新的一种补充,具有激励、支持和保障技术创新的作用;日本制造业管理创新是作为技术赶超过程中,对技术创新的一种替代,对技术创新存在显着的“过渡”作用。在对美国和日本制造业历史性分析基础上,对分析维度进行了修正,并选择对应的观测指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9》对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美国和日本制造业管理创新的分析结论。并总结了当前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的五种模式:“一体化”（“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生产组织结构;快速迭代的产品创新和变革相对迟缓的工艺管理模式;依靠较少投入获取收益的销售创新;依靠产业补贴维持企业生存的产业政策模式;具有正向效用的生产协作模式第三部分美日管理创新模式比较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第六章）。在回顾总结前文已有结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日本制造业演化过程中管理创新的一般性规律进行了总结。并依据其管理创新的遗传性特征、与技术创新的匹配关系、管理创新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三个方面对美国和日本管理创新的异质性特征进行了总结。在中国制造业当前管理创新存在不足的前提下,归纳技术创新不是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互动关系、管理创新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竞争优势“异质性”源自整合（管理）能力的四点启示。此外,本文在研究总结的基础上,从“企业家”培养、“国际企业”培育和“产业协会”强化等方面提出促进管理创新形成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相关政策建议（第七章）。本文主要创新点有以下几个方面:（1）以配置资源为目的的管理创新是制造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另一重要源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分别通过新增和配置资源的方式促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2）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互动关系存在差异。美国的管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补充,而日本的管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替代,对技术创新的深化发展起过渡性支持作用。（3）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存在不足。从内容上,六个观测维度在不同分类样本的回归结果多数都局限于产业政策和商业模式两方面,未能体现如美国、日本管理创新的多样性;从手段上,创新手段相对单一且易于模仿,基于观测指标判断,产业政策以产业补贴、商业模式以销售投入为主要手段,而其他维度一些难以复制的创新手段,如创新协作、生产组织结构、质量管理等却在回归结果未能显着体现。作为制造业管理创新问题的一次较系统的研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深入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管理创新模式的归纳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虽然归纳了美、日、中三国制造业管理创新的几种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不存在其他管理创新模式。（2）样本数据存在局限以及管理创新的观测维度、指标有待丰富。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引入外部知识来源、合作关系及伙伴等维度,以丰富管理创新模式的研究。
王福君[5]（2009）在《比较优势演化与装备制造业升级研究 ——基于辽宁省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呈现出以跨国公司为转移主体、以高端产业为转移领域、以兼并和收购为转移形式、以价值链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为手段、以中国为主要接受国家五个新趋势。在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下,目前国际装备制造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分工全球化、产业集群化、制造信息化和服务网络化等新特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迎接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和加快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2006年）和《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009年）,明确提出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目标、基本原则、具体部署以及依托的重点建设工程。辽宁省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三大基地之一,其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重大成套装备和重要装备产品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末,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一直承担着为我国大部分基础建设、大型项目等提供装备的任务,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辽宁装备制造业技术装备的衰退,使辽宁省装备制造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成为了辽宁工业的第一支柱,但横向上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减弱。因此,从比较优势演化角度,以辽宁省为例来分析装备制造业升级,不仅可以为辽宁省构建装备制造业基地提供路径选择,有利于推动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和新型工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且可以在辽宁经济中形成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和增长极效应,同时为其它区域装备制造业升级提供借鉴。在实际的装备制造业研究中,国内学者多站在全国的角度为国家发展装备制造业提供理论参考,而较少从比较优势演化角度站在区域层次来研究装备制造业升级,这无疑使区域装备制造业升级选择路径及其对策受到极大的削弱。本文在理论体系层面和经验探讨层面的基础上,通过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历史沿革、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结合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和当前国内装备制造业市场潜力巨大的形势,提出了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应该选择技术创新推动模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和外向带动发展模式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三种模式下的具体对策以及制度对策。这不仅是现阶段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的理性选择,也是把辽宁建设成为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的一条现实途径。本论文的基本框架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分析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同时阐明了论文的总体思路与研究方法,并概括地说明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主要的贡献及创新点。正文分为五章。第一、二、三章是本文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一章是对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产业内升级理论、产业比较优势分析理论以及装备制造业基础理论进行综合述评;第二章主要阐述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环境条件、动力机制和测度分析;第三章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比较分析,主要从经验启示、国际、国内（区域）和行业四个角度,探讨出我国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路径、模式、经验等,为后面的辽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分析奠定基础。这三章的基础理论阐述将为本论文后两章的实证分析奠定良好的理论铺垫,起到理论支撑作用。第四、五章是实证分析,是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从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时空特点出发,阐述了辽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空间特点和综合特点,并运用“七因素分析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进行定性分析。其次,引入主成分分析法（PCA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进行定量分析,并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程度进行评价。最后,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了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减弱的表现及成因。第五章是在前面理论分析和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演化中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应采取技术创新推动模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和外向带动发展模式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三种模式下的对策选择和制度对策。结论:在总结正文的基础上,对相关内容进行总结概括,并针对研究的实际情况,找到研究的不足,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展望,以便将来研究使之更加趋于合理、完善和系统。
梅诗晔[6]（2017）在《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结构观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制造业飞速发展。伴随着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大幅提升,制造能力逐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被誉为“世界工厂”,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是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来看,中国离制造业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加工制造优势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是服装、纺织、鞋、玩具等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而出口高技术产品中加工贸易占较高成分,国内增值部分较低,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中国制造业面临各种内外部压力:在内部,受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弱、对外依存度高、核心竞争力缺乏、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在外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过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以矫正制造业“空心化”,寄希望于产业政策调整来扭转经济颓势。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不是回归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加工制造业,而是发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依托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实现制造业再升级,以培育先进制造技术、发展高端制造业来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为目标,重振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抢占先进制造业新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正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通过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实现产业升级、技术积累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因此,提升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刻不容缓。针对以上背景,本文提出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全球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格局是怎样的?中国的贸易地位如何?（2）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影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3）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应该遵循怎样的升级路径?（4）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动力是什么?本文采用结构观视角,通过四个子研究逐一回答上述问题:子研究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格局。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可视化工具,直观的展示全球主要国家之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全景图,便于清晰的识别中国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及变迁。子研究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量、国际比较及实证分析。借助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国际市场份额（IMS）、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四个“量”的层面竞争力评价指标,以及产品出口复杂度、经济复杂性两个“质”的层面竞争力评价指标,全面测度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深入比较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在产业上的差距,并实证检验影响经济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子研究三: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基于Hidalgo等（2007）的产品空间理论,建立计量模型,比较中国、美国、韩国、印度、阿根廷五个典型国家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不同升级模式,以便为中国选择合适的产业升级路径;并识别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的潜在竞争对手,以及最具升级潜力的产品。子研究四:后发技术密集型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动力。采用案例研究法,选择三一重工、沈阳机床、华为、联想四家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访谈、调研等方式获取一手资料,通过企业官网、企业年报、媒体报导、公开出版物等渠道获取相关资料作为补充,基于知识基础观,采用扎根理论严谨的编码程序,深度剖析案例企业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竞争力提升的逻辑,提出相关命题来构建中国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实现竞争力提升的理论。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中国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外贸易量快速攀升,贸易地位、贸易影响力、控制力均明显增强,跻身核心国家之列。（2）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了大幅提升,在部分领域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竞争实力,中国出口品中的国内技术增值部分正在增加,但总体而言竞争力较弱,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现出较强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在一些尖端技术行业仍然较为落后。实证检验表明:过于依赖自然资源不利于经济复杂性提升,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复杂性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对经济复杂性有一定的作用,创新能力对经济复杂性有明显影响,制度质量是影响经济复杂性的关键环境要素。（3）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遵循基于比较优势的渐进式道路,必须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尤其是中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作为产业升级的坚实基础,同时在新兴技术以及高端制造业领域适度赶超。（4）中国后发技术密集型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前提是核心技术资源的积累。核心技术资源的形成首先来自不依附于发达国家、自主创新的信念,通过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取得突破性自主创新。跨国并购是迅速获取前沿技术的高效途径,通过赋予被并购企业高度自主权,保证平稳过渡、维持被并购企业创新能力,得以实现技术获取目标。后发企业竞争力最终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并购发达国家企业、设立海外研发基地、建立海外合作企业等是快速提升技术、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有效途径,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全球本土化等途径构建以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掌握话语权。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从“量”的层面和“质”的层面全面评价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资源基础观并加入制度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了影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拓展了资源基础观的应用;第二,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实证分析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升级路径,明确了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产业升级的边界;第三,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基于知识基础观,深入剖析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后发技术密集制造企业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典型案例,发掘后发企业独特的竞争力提升动力,丰富了国际企业管理理论。本文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第一,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应当注重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培育,提升产业技术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促进将前沿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加快资本积累速度。第二,产业升级应当坚持以比较优势为主导方向,在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产业以及新兴技术产业加大政府扶持力度,适度偏离比较优势。完全遵循比较优势会导致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长期徘徊在低端,难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偏离比较优势的跨越式升级建立在扎实的产业基础之上,这种升级路径适合发达国家,不适合中国这样产业基础薄弱的国家。第三,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深刻影响全球生产和贸易活动,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必须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技术能力薄弱阶段可以通过嵌入式参与全球价值链来学习并吸收发达国家技术,以便积累技术能力;当形成一定的技术基础后,逐渐过渡到构建以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摆脱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端锁定”的困境,将自主创新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于志晶,刘海,岳金凤,李玉静,程宇,张祺午[7]（2015）在《中国制造2025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文中认为职业教育是为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培养输送技术技能人才的主渠道。对中国制造2025,职业教育要做出快速有力的反应,一是培养规模要有大幅度提升,二是培养重心要向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转移,三是培养专业要向重点领域拓展,四是培养体系要更加融通开放。要以现代学徒制推广工程、绿色技能开发开发工程、制造业工人技能提升工程、产教创新联盟建设工程、职业教育信息化提升工程等为载体。
段一群[8]（2009）在《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评价与实现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从整体上看,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大而不强,目前仍存在诸多产业安全问题。当前,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面临全球金融动荡和世界经济衰颓趋势中的国际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迹象已显但基本面仍然良好的国内环境,并且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下产业安全问题具有动态性,从未来看,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和贸易摩擦都将更趋复杂。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国内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现状进行评价,并提出构建适合国情的、维护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长效安全机制的设计构想。论文在借鉴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开展了四方面的分析和研究。第一,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分析。在对其发展轨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国内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现状,对加入全球化后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的诸多重大产业安全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剖析导致其不安全的原因,为维护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提供依据和方向。第二,国内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测度及实证。科学选取指标建立了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特别地,对装备制造业国内运行中的金融支持效率指标作出具体量化评议。之后,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建立产业安全度定量测算模型,对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状况及变化趋势进行了测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投影分析得出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水平的改进方向。此外,选择意义重大的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和装备出口问题展开实证分析。尝试运用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研究方法,结合较长时期的实际数据,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装备进出口对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影响。第三,国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实现机制的借鉴。对日本、美国和韩国这样的发达装备强国在发展装备制造业过程中的产业安全保障机制进行比较借鉴,其最终要义在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我们获得有益启迪,并避免重走弯路。第四,关于构建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实现机制的构想。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外部挑战,提出应对外源风险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实现机制的设计构想,包括外资并购监管机制、贸易救济机制、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产业安全国际互动对话机制等;在应对内生性风险、提升国际竞争力上,强调政府及政府规制的重要作用,并分别针对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兼并重组与产业聚集三方面突出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田野[9]（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认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李响[10]（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文中提出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沈阳具有“东方鲁尔”之称号和“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之美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段内,妥善接收城市并迅速恢复各项功能之后,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和推动下,沈阳城市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对此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历史学为基础,兼用城市社会学、城市形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沈阳城建档案和当时报刊为主要资料,研究了这一时期沈阳城市的发展背景、历程、建设成果及其影响,并对这一时段的城市发展做出评价,以期为当今城市建设和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启示。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解放后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沈阳城市的恢复建设,为沈阳城市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沈阳解放后,沈阳军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的完成了接收和管理工作,成为全国大城市接收的典范。在国家的支持和城市人民的努力下,沈阳恢复和新建了市内工厂,使其在规模上和技术上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水平。在工业恢复的同时,残破的城市得以修复,社会重新运转并进一步走向安宁有序,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的恢复建设,不仅壮大了沈阳工业经济实力,更为此后大工业发展计划的确立、规划和实施创造了条件。第二章论述了沈阳城市发展的规划设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计划是围绕工业化制定和实施的。基于国内外现实条件和沈阳自身基础,国家在此布置了较多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和配套项目。为与工业化建设相适应,沈阳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也有了新的规划,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工业建设协调起来。因此沈阳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城市现代工业体系,而且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现代城市骨架结构,为城市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的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历程。沈阳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范围内形成了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了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作为工业建设的载体,城市道路、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交通、供水、供电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公园、广场、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丰富多样,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的呈现成为沈阳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第四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随着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空间也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形成了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沈阳模式。从城市整体布局的调整出发,扩建成铁西和大东两个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生产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新建陵北工业区和沈海工业区;配合工业发展,形成了南北两个文教区,教育科研机构规模和数量较为庞大;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布置调整了行政中心位置;逐渐形成了市、区、住宅区3层商业中心。城市以市政府为新的城市中心,构建了南北和东西轴线,沿轴线、铁路和陆路交通线向外拓展趋势明显。城市内部结构得到重构,外部形态得以扩展,重塑了沈阳作为东北工业化首位城市的空间形貌。第五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的更新。“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也促进沈阳城市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出现了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城市水平相吻合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机制——单位制,城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科学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特征。在此基础上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丰富,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反映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也映射在今天的生活范式中。第六章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业绩成就了沈阳中国重工业第一城和东北首位城市的地位,也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以工业建设为依托,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貌得到重塑,也奠定此后城市发展格局结构;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也造就了辉煌的工业历史和独具魅力的工业精神。同时,这一时期沈阳城市发展也具有局限性,体现在城市建设落后于工业化,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设备与技术更新缓慢,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等,这些问题对当今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沈阳乃至东北城市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是巨大的更新也是辉煌的起点。在铭记昔日成就的同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汲取,更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思,寻求解决之道。要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沈阳,如何发挥辽宁精神,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历程可获得借鉴和启示。
二、加快改革 重振机床行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快改革 重振机床行业（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论实体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金融危机暴露虚拟经济过度的弊端 |
| 二、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风险 |
| 三、复苏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
| 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动态 |
| 一、实体经济的国外研究动态 |
| 二、实体经济的国内研究动态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方案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 第一章 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三、毛泽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一、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二、内生技术变化理论 |
|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 |
| 四、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三节 简要评论 |
| 第二章 实体经济的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的概念、特点与功能 |
| 一、实体经济的概念 |
|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 |
| 三、实体经济的功能 |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别 |
|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联系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 一、第三产业的范畴界定 |
| 二、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分析 |
| 一、德国道路 |
| 二、美国道路 |
| 三、日本道路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
| 一、注重创新制造技术 |
| 二、培养优质人力资源 |
| 三、拓宽国际销售市场 |
|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 第三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
| 一、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 |
| 二、要培育国际高端品牌 |
| 三、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
| 四、要保持健康的产业结构 |
| 五、要科学应对产能过剩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的回归 |
| 第一节 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
|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德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第五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SWOT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分析(Strength) |
| 一、实体经济发展成就辉煌 |
| 二、技术创新体系稳步形成 |
| 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 |
| 四、产业链成熟劳动力丰富 |
| 第二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劣势分析(Weakness) |
| 一、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 |
| 二、科技创新体制尚不健全 |
| 三、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
| 四、职业技术教育不够发达 |
| 第三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机遇分析(Opportunity) |
| 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机遇 |
| 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机遇 |
|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 |
| 第四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挑战分析(Threat) |
| 一、产业空心化趋势 |
| 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
| 三、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
| 第六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省域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一、广东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二、福建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产业的实证分析 |
| 一、传统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纺织服装业为例 |
| 二、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企业的实证分析 |
| 一、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上汽集团为例 |
| 二、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福耀玻璃为例 |
| 第七章 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 |
| 第二节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实力 |
| 一、着力化解产能过剩 |
| 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
| 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 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
| 第三节 激发企业活力，坚守实体经济 |
| 一、重振企业家精神 |
| 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
| 三、培育国际知名品牌 |
| 四、加大人才建设力度 |
| 第四节 加强宏观调控，服务实体经济 |
| 一、制订发展规划，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
| 二、优化社会氛围，营造勤劳创业的外部环境 |
| 三、坚持扩大内需，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
| 四、强化楼市调控，坚定不移遏制投机炒作 |
| 第五节 深化体制改革，壮大实体经济 |
| 一、完善科技体制，尽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 二、深化金融改革，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
| 三、加强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熟练技术工人 |
| 四、深化税制改革，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智能制造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研究智能制造发展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技术进步理论及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一、技术进步和机器大工业生产理论 |
| 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一、熊彼特创新及经济周期理论 |
| 二、弗里曼工业创新及演化经济学理论 |
| 三、佩雷斯技术-经济范式及技术革命周期演化理论 |
| 四、其他新熊彼特学派学者的创新和演化经济学理论 |
| 第二章 智能制造发展演化的机理及其技术-经济范式 |
| 第一节 智能制造的定义及内涵界定 |
| 一、有关智能制造的定义概述 |
| 二、本文对于智能制造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智能制造产生的动力分析 |
| 一、技术进步是智能制造产生的根本动力 |
| 二、经济危机是智能制造产生的催化剂 |
| 第三节 智能制造的生产组织模式 |
| 一、制造业生产组织模式变迁 |
| 二、智能制造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 |
| 第四节 智能制造的技术-经济范式体系 |
| 一、范式及技术-经济范式概念界定 |
| 二、技术革命的划分及其技术-经济范式变迁分析 |
|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智能制造技术-经济范式 |
| 第三章 智能制造关键基础性产业全球发展态势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集成电路和传感器产业 |
| 第二节 高档数控机床产业 |
| 第三节 工业机器人产业 |
| 第四节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第四章 G20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的分析思路及方法 |
| 一、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的分析思路 |
| 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及直接消耗系数 |
| 三、制造业智能化指数的概念及其对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的表征 |
| 第二节 相关产业的界定 |
| 一、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界定 |
| 二、机械自动化产业的界定 |
| 三、制造业的行业界定 |
| 第三节 制造业智能化指数的计算及数据来源 |
| 一、制造业智能化指数的计算方法 |
| 二、研究的国别及数据来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各国智能制造总体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
| 二、分行业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比较分析 |
| 三、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分析 |
| 第五章 典型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模式比较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及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 |
| 一、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分析 |
| 二、美国先进制造业及工业互联网发展战略 |
| 第二节 德国国家创新体系及工业4.0战略 |
| 一、德国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分析 |
| 二、德国高技术创新战略及工业4.0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及新机器人战略 |
| 一、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分析 |
| 二、日本新机器人战略及互联工业倡议 |
| 第四节 美、德、日智能制造发展模式比较与启示 |
| 一、美、德、日智能制造发展模式的相同点 |
| 二、美、德、日智能制造发展模式的不同点 |
| 三、几点启示 |
| 第六章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情况概述 |
| 一、智能制造发展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
| 二、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全面展开 |
| 三、智能制造关键基础性产业持续发展 |
| 四、企业积极参与推动智能制造发展 |
| 五、各地方政府主动对接智能制造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一、智能制造发展基础薄弱,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不强 |
| 二、官产学研的协同创新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
| 三、智能制造推进平台缺失 |
| 四、企业的主体引领作用不突出 |
| 五、政策规划相对宽泛,没有突出自身特点和优势 |
| 六、相关教育和人才缺失 |
| 第七章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创新路径 |
| 第一节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路径分析 |
| 一、发展目标:以建设制造强国为目标的智能制造发展导向 |
| 二、创新主导力量:政府引领、产业界主导、研究机构和大学紧密合作的智能制造创新网络 |
| 三、涵盖领域:涵盖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智能制造发展领域 |
| 四、重点环节和思路:面向不同发展优势和水平的差异化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深化智能制造相关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 |
| 二、加强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攻关 |
| 三、健全智能制造发展的体制机制 |
| 四、完善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保障 |
| 五、强化智能制造相关人才的教育和培训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制造业发展中的管理创新模式研究 ——以美、日、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 |
| 三、本文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内容方法及可能创新点 |
| 第一章 创新多样性与竞争优势异质性 |
| 第一节 演化经济理论与企业异质性 |
| 一、演化经济理论 |
| 二、企业异质性来源 |
| 三、小结及评述 |
| 第二节 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竞争优势 |
| 一、资源基础理论 |
| 二、企业竞争优势来源 |
| 三、不同维度的资源概念 |
| 四、小结及评述 |
| 第三节 关系基础观与企业竞争优势 |
| 一、资源基础理论的拓展 |
| 二、关系基础观下竞争优势来源 |
| 三、小结及评述 |
| 第四节 知识基础观与企业竞争优势 |
| 一、知识基础理论 |
| 二、知识与企业竞争优势 |
| 三、小结与评述 |
| 第二章 实证分析的指导框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梳理 |
| 第二节 演化经济理论与资源理论的融合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的框架设计、指标选择及对象筛选 |
| 一、框架设计 |
| 二、实证维度 |
| 三、对象筛选 |
| 第三章 美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分析 |
| 第一节 独立战争前后管理创新模式 |
| 一、“殖民时期”的“分散制”治理模式 |
| 二、“分散”与“集中”并存的手工生产组织形式 |
| 三、基于手工业的内外贸易 |
| 四、产业补助政策 |
| 第二节 南北战争前管理创新模式 |
| 一、联邦政府下的“分散制”治理模式 |
| 二、“集中制”取代“分散制”生产组织形式 |
| 三、工业资本的积累与转换 |
| 四、装备制造与标准化管理 |
| 五、其他管理创新 |
| 第三节 南北战争后管理创新模式 |
| 一、西部开发和工业布局的优化 |
| 二、高度集中的垄断组织形式 |
| 三、产业合理化下的“泰勒制”和“福特制” |
| 四、对外扩张的贸易战略 |
| 五、创新体系的成熟 |
| 六、其他管理创新模式 |
| 第四节 二战后管理创新模式 |
| 一、“集中+分散”的治理模式 |
| 二、强调基础研究的科技政策 |
| 三、科研网络的发展 |
| 四、联邦政府研发投入的增加 |
| 五、小企业的发展与突出作用 |
| 第五节 信息时代的管理创新趋势 |
| 一、美国应对工业4.0的机遇与不足 |
| 二、“重振制造业战略”下管理创新趋势 |
| 三、其他管理创新趋势——技术创新的促进措施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一、美国制造业演化管理创新模式及其特征 |
| 二、管理创新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和激励作用 |
| 第四章 日本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分析 |
| 第一节 工业化前日本管理模式概况 |
| 一、“参觐交代制”下的治理模式 |
| 二、“问屋制”与“株仲间”——农村家庭工业的组织形式 |
| 三、德川时代的产品(工艺)管理模式 |
| 四、其他创新模式 |
| 第二节 明治年代的管理创新模式 |
| 一、“中心-外围”的治理模式 |
| 二、集中式工厂制与“转包”制并存的组织模式 |
| 三、西方科技的过渡——中间技术的选择 |
| 第三节 两次大战期间管理创新模式 |
| 一、“军国主义”下集权治理模式 |
| 二、组织模式——以“转包制”为核心的社会生产网络 |
| 三、仿制技艺的发展与变革 |
| 四、“激励与保护”并重的产业政策 |
| 五、其他创新模式 |
| 第四节 二战后管理创新模式 |
| 一、“分权制”治理模式 |
| 二、“松散型”组织结构的优化 |
| 三、“过程型”质量管理 |
| 四、“产学官”创新协作模式 |
| 五、其他管理创新模式 |
| 第五节 信息时代的管理创新趋势 |
| 一、日本应对工业4.0的机遇与不足 |
| 二、培养技术内生化的创新能力 |
| 三、升级重点及相关产业政策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一、日本制造业演化管理创新模式及特征 |
| 二、日本制造业管理创新的过渡作用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分析 |
| 第一节 实证分析维度修正及指标选择 |
| 一、分析维度修正 |
| 二、实证维度定义及指标选择 |
| 三、数据来源说明 |
| 第二节 数据处理及分类描述 |
| 一、数据处理及筛选 |
| 二、样本分类及描述 |
| 三、筛选分类后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管理创新实证分析 |
| 一、研究变量设定 |
| 二、十大重点行业主要统计量分析 |
| 三、模型构建与分析 |
| 第四节 结果讨论 |
| 一、企业属性分类下管理创新模式 |
| 二、十大重点行业管理创新模式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日、中制造业管理创新模式比较及启示 |
| 第一节 美、日制造业管理创新一般性规律 |
| 一、显性维度一般性规律 |
| 二、隐性维度一般性规律 |
| 第二节 美、日制造业管理创新异质性特征 |
| 一、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匹配的异质性 |
| 二、管理创新要素组合下的异质性 |
| 三、管理创新模式“遗传基因”的异质性 |
| 第三节 美、日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中国管理创新模式的不足 |
| 二、美、日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研究总结及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一、培养“企业家”政策建议 |
| 二、培育“国际企业”政策建议 |
| 三、强化“产业协会”政策建议 |
| 四、完善“隔离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发表论文 |
| 专着 |
| 主持/参与课题 |
| 致谢 |
（5）比较优势演化与装备制造业升级研究 ——基于辽宁省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的理论价值 |
| 三、研究的应用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主要内容 |
| 三、主要贡献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述评 |
| 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
|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演化进展 |
| 三、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与产业结构升级 |
| 四、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研究评析 |
| 第二节 产业内升级理论 |
| 一、产业内升级的涵义 |
| 二、产业内升级的目标 |
| 三、产业内升级的经典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比较优势分析理论 |
| 一、分析工具介绍 |
| 二、基于“钻石模型”的产业比较优势分析理论 |
| 第四节 装备制造业的内涵、分类和研究现状 |
| 一、装备制造业的内涵及分类 |
| 二、我国装备制造业研究述评 |
| 三、国外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
| 第二章 装备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环境条件分析 |
| 一、国际环境分析 |
| 二、国内环境分析 |
| 第二节 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 |
| 一、消费需求的引导机制 |
| 二、技术创新的推动机制 |
| 三、产业生命周期的内生机制 |
| 四、比较利益的驱动机制 |
| 五、资源要素的原动机制 |
| 六、制度条件的外部动力机制 |
| 七、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的带动机制 |
| 第三节 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测度分析 |
| 一、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二、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测度指标体系的构成 |
| 三、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程度的因子分析评价方法 |
| 第三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美、日、韩三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
| 一、美国装备制造业重振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
| 二、日本装备制造业赶超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
| 三、韩国装备制造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分析 |
| 一、装备制造业整体实力的比较 |
| 二、装备制造业生产要素的比较 |
| 三、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制度条件比较 |
| 四、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比较 |
| 第三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区域比较 |
|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1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研究 |
|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研究 |
| 三、东北地区2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比较优势分析 |
| 四、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北地区之间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优势比较 |
| 第四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行业比较 |
| 一、我国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
| 二、装备制造业与加工制造业的比较 |
| 第四章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分析 |
| 第一节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时空特点分析 |
| 一、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
| 二、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空间特点分析 |
| 三、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综合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基于“七因素分析法”的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定性分析 |
| 一、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分析 |
| 二、国内市场需求比较优势分析 |
| 三、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比较优势分析 |
| 四、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比较优势分析 |
| 五、机会比较优势分析 |
| 六、政府比较优势分析 |
| 七、区位比较优势分析 |
| 第三节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 |
| 一、主成分分析法分析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步骤 |
| 二、辽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主成分分析 |
| 三、结论与建议 |
| 第四节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程度的评价 |
| 一、装备制造业内部技术结构高度化评价 |
| 二、装备制造业内部资产结构高度化评价 |
| 三、装备制造业内部劳动力结构高度化评价 |
| 四、装备制造业产出结构高度化评价 |
| 五、结论 |
| 第五节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
| 一、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的表现 |
| 二、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减弱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比较优势演化中的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路径与对策 |
| 第一节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 |
| 一、技术创新推动模式 |
| 二、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
| 三、外向带动发展模式 |
| 四、三种模式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与保障 |
| 一、制度变迁是打破装备制造业“锁定效应”的重要外部动力 |
| 二、制度变迁是实施装备制造业“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保障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推动模式的对策 |
| 一、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开放的技术创新体系 |
| 二、加强装备制造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使用和引进，提高人才素质 |
| 三、建立以大企业为依托，中小企业广泛参加的自主创新体系 |
| 四、加大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 |
| 五、实施信息化示范工程，以信息化带动装备制造业升级 |
| 六、建立可持续的生态产业链，切实推进装备制造业绿色制造 |
| 七、夯实基础工作，完善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 |
| 第四节 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对策 |
| 一、加强集群内的技术创新扩散，提升产业层次 |
| 二、重视集群内部的产业关联，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建设 |
| 三、培育核心企业，提高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 |
| 四、积极培育品牌竞争力，提高集群竞争优势 |
| 五、发展壮大中场产业集群，提高综合成套水平 |
| 六、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健全综合服务支持体系 |
| 七、培育与发展装备制造业集群的方式要多样化 |
| 第五节 外向带动发展模式的对策 |
| 一、利用对外贸易带动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对策 |
| 二、FDI 促进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对策 |
| 第六节 推动辽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制度对策 |
| 一、推动辽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体制改革 |
| 二、推动辽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微观）制度 |
| 三、推动辽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宏观政策 |
| 第六章 全文结论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全文结论 |
| 第二节 存在不足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博士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结构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贡献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概况 |
| 1.2.1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界定 |
| 1.2.2 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结构与发展趋势 |
| 1.2.3 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经济效益 |
| 1.2.4 外资在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的地位 |
| 1.2.5 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状况 |
| 1.3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1.4 问题提出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计量研究法 |
| 1.6.2 社会网络分析法 |
| 1.6.3 实证研究法 |
| 1.6.4 案例研究法 |
| 1.7 主要贡献 |
| 1.8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国际竞争力文献分析 |
| 2.1.1 产出分析 |
| 2.1.2 研究学科分析 |
| 2.1.3 研究主题分析 |
| 2.1.4 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知识基础 |
| 2.2 产业国际竞争力文献综述 |
| 2.2.1 从比较优势理论到竞争优势理论 |
| 2.2.2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结构观的兴起 |
| 2.2.3 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结构观的比较 |
| 2.2.4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
| 2.2.5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
| 2.2.6 现有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格局 |
| 3.1 常用的贸易格局分析方法 |
| 3.1.1 传统的贸易格局分析法 |
| 3.1.2 基于社会网络的贸易格局分析法 |
| 3.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3 实证分析 |
| 3.3.1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总量分析 |
| 3.3.2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社会网络分析 |
| 3.4 结论 |
| 3.5 本章小结 |
| 4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量、国际比较及实证分析 |
| 4.1 引言 |
| 4.2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基础 |
| 4.3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指标选取 |
| 4.3.1 指标选取原则 |
| 4.3.2 评价指标选取 |
| 4.4 指标测量及分析 |
| 4.4.1 数据来源 |
| 4.4.2 基于“量”的评价 |
| 4.4.3 基于“质”的评价 |
| 4.4.4 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总结 |
| 4.5 实证检验:资源禀赋、创新能力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经济复杂性——资源基础观视角 |
| 4.5.1 引言 |
| 4.5.2 理论背景 |
| 4.5.3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5 主要结论 |
| 4.5.6 政策建议 |
| 4.6 本章小结 |
| 5 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基于产品空间的实证研究 |
| 5.1 问题提出 |
| 5.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主要指标 |
| 5.3.3 计量模型 |
| 5.4 研究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产品空间分析 |
| 5.4.3 计量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6.1 结论 |
| 5.6.2 政策建议 |
| 5.7 本章小结 |
| 6 后发技术密集型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动力:知识基础观视角 |
| 6.1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案例选取 |
| 6.2.3 资料收集 |
| 6.3 数据分析过程 |
| 6.3.1 单案例分析 |
| 6.3.2 多案例分析 |
| 6.4 研究发现与理论模型 |
| 6.5 结论与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制造2025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及技术技能人才的作用 |
| (一)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
| (二)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
| (三)教育优先发展是实现制造业追赶的重要保障 |
| (四)技术技能人才队伍是支撑制造业发展的主体力量 |
| (五)职业教育是为制造业培养输送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渠道 |
| 二、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
| (一)国家大力推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
| (二)我国基本具备了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 |
| (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道路 |
| (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仍存在较大差距 |
| 三、中国制造2025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 |
| (一)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国的宏伟蓝图 |
| (二)人才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前提 |
| (三)中国制造2025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新要求 |
| (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面临新挑战 |
| 四、再工业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战略及启示 |
| (一)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 |
| (二)再工业化背景下发达国家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战略[13] |
| (三)发达国家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战略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14] |
| 五、面向中国制造2025加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思路和任务 |
| (一)加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 (二)未来10年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主要目标 |
| (三)加快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点任务 |
| (四)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坚实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
| 六、面向中国制造2025加快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强统筹规划,落实政府发展责任 |
| (二)深化产教融合,推进“双主体”育人 |
| (三)加快沟通衔接,构建成长“立交桥” |
| (四)打造优秀师资,建立“双师型”队伍 |
| (五)加大经费投入,提高保障水平 |
| (六)营造良好环境,实现人才持续发展 |
| 七、加快制造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点项目设计 |
| (一)现代学徒制推广工程 |
| (二)绿色技能开发工程 |
| (三)制造业工人技能提升工程 |
| (四)产教创新联盟建设工程 |
| (五)职业教育信息化提升工程 |
（8）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评价与实现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动因 |
| 1.2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装备制造业的内涵及分类 |
| 1.3.2 产业安全相关概念界定 |
| 1.3.3 对机制和产业安全实现机制的内涵界定 |
| 1.4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2.1 产业安全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产业安全相关经典理论 |
| 2.1.2 国内产业安全理论研究动态 |
| 2.2 机制设计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 对前人思想的简析和所得启示 |
| 第三章 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分析 |
| 3.1 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轨迹 |
| 3.1.1 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历史沿革 |
| 3.1.2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现状分析 |
| 3.2 国内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分析 |
| 3.2.1 国内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控制力分析 |
| 3.2.2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对外依存分析 |
| 3.2.3 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
| 3.2.4 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问题的原因剖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测度及实证 |
| 4.1 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 |
| 4.1.1 装备制造业国内运行情况指标 |
| 4.1.2 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指标 |
| 4.1.3 装备制造业产业对外依存度指标 |
| 4.1.4 装备制造业产业受控制程度指标 |
| 4.2 基于DEA 模型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度测算 |
| 4.2.1 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度测算的DEA 模型构建 |
| 4.2.2 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度的DEA 模型测算结果及分析 |
| 4.2.3 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度改进方向的DEA 投影分析 |
| 4.3 装备进出口影响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实证分析 |
| 4.3.1 研究框架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实现机制的借鉴 |
| 5.1 日本发展装备制造业中的产业安全实现机制 |
| 5.1.1 日本因应对外部挑战而形成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措施体系 |
| 5.1.2 日本实施各种产业发展政策时形成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措施体系 |
| 5.2 美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中的产业安全实现机制 |
| 5.2.1 美国因应对外部挑战而形成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措施体系 |
| 5.2.2 美国实施各种产业发展政策时形成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措施体系 |
| 5.3 韩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中的产业安全实现机制 |
| 5.3.1 韩国因应对外部挑战而形成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措施体系 |
| 5.3.2 韩国实施各种产业发展政策时形成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措施体系 |
| 5.4 日美韩发展装备制造业中的产业安全保障机制给中国的借鉴 |
| 5.4.1 充分重视装备制造业领域的外资控制 |
| 5.4.2 重视提升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机制安排 |
| 5.4.3 重视“强政府”促进一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和维护产业安全的作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构建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实现机制的构想 |
| 6.1 应对外源风险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实现机制设计构想 |
| 6.1.1 维护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外资并购监管机制 |
| 6.1.2 维护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贸易救济机制 |
| 6.1.3 维护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
| 6.1.4 维护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的产业安全国际互动对话机制 |
| 6.2 建立内源风险下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实现机制的建议 |
| 6.2.1 维护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
| 6.2.2 应对内生性风险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实现机制构建的若干建议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9）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和内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和创新 |
| 第一章 解放后沈阳城市的接收和恢复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沈阳城市接收 |
| 一、城市接收前的准备工作 |
| 二、城市接收的过程与实施 |
| 第二节 城市管理和建设工作次第开展 |
| 一、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 |
| 二、市政建设恢复 |
| 三、教育、卫生事业进步 |
| 第三节 城市工业的恢复和改造 |
| 一、解放前沈阳工业状况 |
| 二、国营工业的恢复和新建 |
| 三、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改造 |
| 第四节 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动员的城市社会生产运动 |
| 一、全市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 |
| 二、配合战争动员进行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 |
| 第五节 新政权的巩固与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 |
| 一、收缴武器弹药,确保城市安全 |
| 二、进行城市救济、收容散兵、乞丐和无业游民 |
| 三、封闭妓院,教育改造妓女和暗娼 |
| 四、严禁贩毒吸毒,肃清烟毒流害 |
| 五、镇压反革命运动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规划 |
| 第一节 “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过程和原因 |
| 一、国家工业发展策略中沈阳地位的确立 |
| 二、“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的城市规划设计 |
| 一、《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制定基础 |
| 二、《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形成过程 |
| 三、《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具体内容和评价 |
| 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 |
| 第一节 城市工业飞速发展 |
| 一、铁西区工业的扩充 |
| 二、大东区工业的调整 |
| 三、新工业区的工业建设 |
| 第二节 城市建设逐步完善 |
|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 |
| 二、城市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 |
| 三、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多样化 |
| 四、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呈现 |
| 第四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重构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一、原有工业区的充实和调整 |
| 二、新工业区和工业居民点的规划和兴建 |
| 三、文教区的新建 |
| 四、行政区域迁移和构建 |
| 五、等级化商业区的出现 |
| 第二节 城市空间总体形态及特点 |
| 一、更新与拓展——总体城市形态 |
| 二、扩张与重构——城市形态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演变逻辑 |
| 一、城市发展动力综合分析 |
| 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逻辑 |
| 第五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单位制在城市社会基层管理中占主导 |
| 一、单位制的形成 |
| 二、沈阳地区单位制的特征 |
| 第二节 城市社会人口结构变化 |
| 一、城市人口数量增长 |
| 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 |
| 三、人口经济结构的变化 |
| 四、女性劳动人口增加及意义 |
| 第三节 科学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突出 |
| 一、科学和教育事业突飞猛进 |
| 二、医疗卫生条件有质的飞跃 |
| 第四节 城市居民生活变迁 |
| 一、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变迁 |
| 二、城市居民文体娱乐活动丰富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评述 |
| 第一节 沈阳城市发展成就与历史影响 |
| 一、谱写辉煌时代,建成新中国重点工业城市 |
| 二、形成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中部城市产业集群 |
| 三、重构工业城市形态,奠定城市发展格局 |
| 四、城市精神初步形成 |
| 第二节 沈阳城市发展的局限性 |
| 一、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水平落后于工业化 |
| 二、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 |
| 三、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 |
| 四、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 |
| 结论 |
| 一、革新与辉煌：建国初期城市整体风貌变革 |
| 二、辐射与担当：城市职能的转变 |
| 三、反思与梦想：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与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加快改革 重振机床行业（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2]论实体经济[D]. 黄聪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3]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D]. 王媛媛.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4]制造业发展中的管理创新模式研究 ——以美、日、中为例[D]. 王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10)
- [5]比较优势演化与装备制造业升级研究 ——基于辽宁省的实证研究[D]. 王福君. 东北师范大学, 2009(11)
- [6]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结构观视角[D]. 梅诗晔. 武汉大学, 2017(06)
- [7]中国制造2025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J]. 于志晶,刘海,岳金凤,李玉静,程宇,张祺午. 职业技术教育, 2015(21)
- [8]国内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评价与实现机制研究[D]. 段一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9(01)
- [9]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 李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