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论文文献综述）
刘绍峰[1]（2014）在《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文中认为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第三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民主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推倒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杨海波[2]（2014）在《列宁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就列宁的文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列宁始终把文化放在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地位,在积极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文化理论精华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结合俄国具体各领域不断地掌握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既不固步自封,又不盲目标新立异,沿着马克思主义开辟的方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不断地发展创新文化理论,在分析和解决了帝国主义条件下俄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新课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系列既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又植根于多样化俄国国情的新理论和新观点,逐渐发展成一套独具俄国特色和体现时代本质的科学的列宁文化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最富于活力的生长点之一。因此,以文化为视角对列宁思想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系统的梳理,既有助于我们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创造富于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理论形态。研究列宁文化理论,既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把它放到20世纪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总体格局中去,放到俄国这种落后、半亚细亚国家的特殊国情中去,放到探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史画卷中去；还要站在现代的角度,面向当代,面向社会主义改革,面向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面向现代全球化浪潮。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列宁在不同历史阶段作出的不同选择、不同尝试的内在矛盾,才能深入把握整个时代的脉搏和列宁思想的深层结构,历史地、真实地、生动地还原历史原貌,才能清晰勾勒该理论的纵向历史演进和横向的内容发展,才能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提炼出其蕴藏的思想底蕴和理论精华,才能明晰其何以为及何以能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的思想支撑,才能创造性地发展列宁文化理论,以便高屋建瓴地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因此,本文着重从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两个方面来探索列宁文化理论的具体内容,找出支撑列宁文化理论的内在骨骼,发掘出其中蕴含的基本原理。具体来讲,本文从纵向历史演进的角度探寻了列宁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勾画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理论的论述及其俄国历史文化传统为逻辑渊源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发展轨迹。从横向内容发展的角度就列宁文化理论的本质、结构、原则、功能、地位和价值进行剖析和探讨,既提炼出那些至今仍有启迪作用的方法论原则和哲理,又突出强调该理论的主旨。按照这一研究思路,本文主要从列宁文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发展历程、内容体系、历史地位及当代启示这五个方面对列宁文化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挖掘。列宁文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理论一样,既有其形成与发展的主观因素,也离不开其赖以支撑的客观条件,它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多重社会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在纵向的历史演进角度,帝国主义时代变化的世界历史格局引领了列宁文化理论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角度,批判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指导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列宁文化理论发展的强劲动力；在理论渊源联系的角度,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理论以及俄国国内文化传统积淀是列宁文化理论的思想源泉；在主体性价值发挥的角度,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优化的知识结构、勇于批判的精神、广泛的兴趣爱好、自觉的文化意识是列宁文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深层内部因素。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昭示了列宁文化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列宁文化理论作为一个动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根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原则,可以把列宁文化理论的发展轨迹归纳为探索期、形成期、深化期和进一步发展期四个阶段。其中,1893年至1903年列宁在俄国文化领域拨乱反正,在与民粹主义文化论战中初步探索提出列宁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为后来进一步探讨列宁文化理论奠定了基础；1903年10月至1917年10月列宁在俄国革命斗争发展起伏跌宕转折时期,围绕民族主义文化问题阐明了民族文化一般与特殊的唯物主义发展规律,逐步形成了关于民族文化、文化领导权等比较明确的理论体系,这一阶段列宁文化理论开始形成；1917年11月至1922年11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新时期,从建设任务、建设原则、建设主体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进列宁文化理论的发展；1922年12月至1923年列宁在生命最后时刻,从内容上和逻辑上继续发展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深入推进列宁文化理论的发展。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伟大实践中,在列宁文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独具的文化理论体系。列宁集中围绕着文化本体论、文化实践论和文化具体论三个层面对文化理论基本问题进行了科学探索和理性回答。其中,关于文化本体论,列宁主要从文化发生发展的条件、本质内涵、基本特征和结构功能四个方面突出强调文化的地位和价值。针对文化产生的条件,列宁强调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实践；针对文化内涵本质,列宁认为文化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把文化内涵上升到注重从心理、习俗或民族习惯的高度来分析解决问题；针对文化结构,列宁认为文化是个完整的整体；针对文化功能,列宁突出强调文化具有认知和凝聚的价值和功能；针对文化特征,列宁认为文化具有继承性、阶级性、批判性等特征。关于文化实践论,列宁主要从文化建设任务、文化建设原则和文化建设主体三个层面阐述文化理论的基础性内容。针对文化建设任务,列宁强调文化的建设任务是启发无产阶级自觉意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培育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针对文化建设原则,列宁着重突出解放思想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则。针对文化建设主体,列宁要求既要以人民群众为根本力量,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力量,又要以知识分子作为骨干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关于文化具体理论,列宁根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资本主义文化论、文化遗产论、俄国文化阻力论、文化领导权论和文化革命论。针对资本主义文化论,列宁阐述了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以及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把关于资本主义文化观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他突出强调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并要求以辩证批判地态度对待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巨大文化力量,既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价值,又具有消极落后的滞后作用。针对文化遗产论,列宁着重突出一般文化遗产内涵和原则以及批判继承文学遗产和资本主义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针对俄国文化阻力论,列宁突出强调村社文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奥勃洛摩夫精神和法治精神缺失是阻碍文化发展的主要阻力。针对文化领导权论,列宁集中从文化领导权本质、文化领导权作用和制度建设三个层面阐述文化领导权价值和内涵,既强调了文化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又充分重视这一部分的重要性,为巩固社会主义成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针对文化革命论,列宁着重要求根据俄国大众的文化困境,突出强调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实施一系列提高群众文化素质的途径和措施,既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又突出了文化建设的特殊性,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列宁文化理论虽然是在20世纪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但它的思想主旨不是面向昨天,而是面向当代,面向未来,面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问题,因此,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我们要将它放到当今时代的历史背景上去,用世界历史的巨大天平衡量列宁文化理论的巨大意义。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走向多样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活力,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顺利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历史和时代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列宁文化理论也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也有一些表述和理论不是那么完美和全面。但瑕不掩瑜,涉层者得浮萍,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列宁文化理论。它的历史局限性连同它的历史贡献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恰恰从正反两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我们应该深入把握列宁文化理论脉搏,真正把握其中具有永久魅力的思想蛟龙,为我们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新观念和新思维。
肖迪[3]（2020）在《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与不安之中,政治形势混乱,经济遭受危机,整体危机四伏。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固守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对小镇的存在有意无意的忽略,然而这些中国内陆地区的小镇不仅经历了中国转型期的阵痛,也见证了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小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都市与乡村的中转站,茅盾塑造的小镇空间较之其他作家,更加具有开放性,小火轮和铁路连接起上海与小镇,工业化浪潮和商品经济也随之而入,我们能看到小镇涌现出很多新式物件,这些“风景”改变了古老小镇的面貌,一方面带来了文明的气息,另一方面,传统并未就此沉寂下去,传统与新潮在小镇空间里不断拉扯。风景有“常”也有“变”,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激烈的碰撞,给普通民众带去了灾难与欢欣。开放多元的小镇必然会带来极强的社会流动性,这也是茅盾小镇叙事的特点之一。作家主要塑造了几类人物,分别是小镇商人、知识分子、小市民阶层和乡绅,这些人物在都市、小镇与农村之间来回穿梭流动,以小镇为轴心,辐射影响着都市与农村。他们的流动不仅包括水平的空间流动,更包括垂直的阶层流动。茅盾非常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关系,农村经济破产之时,除了对农民施以关切之外,茅盾更加关注小镇商人群体的出路,小镇商人既包括吴荪甫、唐子嘉这样的商业大亨,也包括林老板这样的普通小镇商人群体,面对经济危机、纷乱的战争局势和买办阶层,他们最终都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结局。知识分子是茅盾作品中的重点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镇青年走入都市接受新式教育,他们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知识分子处在返乡与离乡夹缝中艰难生存,他们的社会流动也并不成功。小市民阶层要么固守原地,要么就是因为逃难和谋求职业发展进入都市,但因为个人力量太过于微薄,他们往往依附于从小镇走出来的企业家。对乡绅的态度茅盾是一分为二的,对像吴荪甫或者钱良材,他的态度是褒奖的;对土豪劣绅,茅盾则一律予以批判,这些人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利益,但他们的算盘最终仍会落空。茅盾的小镇叙事显示出极强的政治色彩,在作家看来,革命既是造成社会流动性不断提高的原因,更是作者探索的解决失败问题的途径。革命的小镇中弥散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政治局势混乱不堪,保卫团、县政府、县党部、土匪以及共产党同时存在于基层社会,农民极易受到煽动发起革命或者暴动,革命青年有满腔斗志、新式的做派和坚韧的信仰,然而他们软弱、缺少机智、犹豫不决,终于让革命成为了部分投机者的幌子,带来了社会更深重的灾难,革命事业也因此大受打击。面对理想主义的破灭和革命的信仰,小镇在高潮与低徊之间来回穿梭,作家因此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和动摇之中,并最后确定了革命的信念。茅盾为中国现代小镇文学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既继承了前辈们的传统,同时也别有新意,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构筑的小镇世界勾连起都市和乡村,不管是在革命发展还是经济联通上都扮演着先觉者的角色,反映出江浙小镇的特点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艰难转型,更融汇了作家对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考,承载了茅盾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
张广海[4]（2011）在《“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文中认为1927年底到1928年初,因为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政治活动大受挫折,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借此获得了独立性,共产主义文人在大分化之后,也开始产生新的聚合,活力逐渐恢复；又由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境遇的恶化等原因,“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于是被隆重打开。但与此同时,面对声势凌厉的革命文学家的批判行为,不仅右翼文人（如梁实秋）、而且倾左翼文人（如鲁迅、茅盾）,都对革命文学派展开了回击,于是产生“革命文学”论争。通过这一持续约两年的论争,阶级文学理论得到深化和宣扬,左翼文人对阶级文论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渐趋一致,这为“左联”的成立提供了基本前提。本文通过细密分析相关文本,考索各派所依据的理论资源,紧密联系历史脉络,在纷繁的论争中挖掘出了若干基本问题,并做了集中探讨。论文主体分六章,每章围绕一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第一章细致发掘出太阳社和创造社所依据的域外理论资源,尤其对创造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做了更有证据的论证,对二社的论争获得了新的认识,并据此展开了透视“革命文学”论争的新视角。其后两章即从第一章的研究结果出发,通过考察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意识”和“实践”概念,揭示出他们在展开“革命文学”批判活动时所依恃的理论的新鲜特质,于是较深入地阐发了那些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论争的主要意涵。第四章围绕处于阶级文学理论之核心的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了“革命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路径的转变及左翼与梁实秋之间的主要分歧,并紧扣双方的理论资源,细致呈现出双方的合理性与偏颇。第五章则围绕着革命文学的现实维度展开,集中探讨了文学与宣传的关系,以及革命文学家对现实的崭新理解,辨析了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第六章则从探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揭示出在阶级革命理论日益征服人心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如何因应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身份,在不同路径的比较中,对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机制也获得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过细致考察主要发生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论文拓宽并深化了对阶级文学理论的理解,更全面地呈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起源的图景；对研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此后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些有借鉴意义的视角和若干理论探讨的前提。
周琳[5]（2020）在《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普列汉诺夫（1856—1918）,全名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19世纪末俄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领袖。从1876年开始,他公开反对沙皇封建制度,寻求俄国社会出路,加入民粹派,走上革命道路。1880年流亡欧洲后,他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深入考察欧洲工人运动,逐步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发表了众多理论文章,成为俄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批判民粹主义错误思想的第一人。他在西欧积极参与第二国际组织会议,与欧洲各国工人党领袖频繁交往,学习借鉴欧洲无产阶级建党经验,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发表文章鼓励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培养各地的通讯员以加强与工人群众的联系,统一各地革命小组的思想认识和革命行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逐步形成。普列汉诺夫的一生不仅经历复杂,而且思想多变,对其评价很难进行盖棺定论。他的理论成果丰富,研究思想涉猎范围广泛,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是其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又存在复杂性、矛盾性。这也是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以期深化对此领域的研究。本文以普列汉诺夫40余年政治生涯期间撰写的文章着作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发展过程,系统研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采取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归纳总结法、逻辑比较法等多种方法,围绕文献梳理——内容建构——实践论证——理性评价——现实启示展开。全文共分为五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章主要研究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包括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观条件和形成阶段。19世纪70、80年代,无产阶级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建立。这一时期,俄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努力探寻革命道路,需要先进的思想指导工人运动,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来指导革命。普列汉诺夫在从事民粹派革命活动中受到沙皇统治当局的迫害流亡西欧,开始系统研究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西方工人运动和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经验,初步形成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1903年,他积极筹备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俄国第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党纲和党章,统一党的思想认识,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方面做出贡献,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基本确立。但会议上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围绕党章、党纲的具体内容分歧越来越大,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又开始产生变化,经历了孟什维克立场、反对取消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合作立场和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三大阶段,晚年走向了令人惋惜的机会主义路线。第二章主要研究1903年前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容,包括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四大方面。首先,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高度重视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强调要实现“革命的代数学”,鼓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对工人阶级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鼓动,注重提高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他认为无产阶级在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坚定阶级立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抵制宗教思想的冲击,学会“用精神武器去阻止信教的同志”,争取其中的进步青年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其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主张要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明确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独立性;明确党的组成成分,确保“无产者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地位;他坚定党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必须争取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突出获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阶级追求的第一个政治目标,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建设最基本的要求;他主张落实党的斗争任务,将党的当前任务与最终目标相结合。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尽快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明确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三,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强调党的纲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体现党的革命目标,无产阶级一定要密切落实;明确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质,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性,加强组织纪律的严密性,促进党组织的团结,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他论证了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他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突出实现政治自由、党内民主和权利平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主张落实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策略,最终“一切策略有利于实现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在革命活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策略。最后,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坚持从事实出发分析革命形势的思想作风,阐明工人阶级的现状、发展趋势和进步作用;坚持理论研究指导革命实践的作风,客观分析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态度的正确认识;他坚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强调了在革命中要团结一切具有革命愿望的进步力量,不要受统治者的蛊惑排斥外来民族或国家进行的革命斗争,正确看待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行为;他坚持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战斗作风,指明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危害,旗帜鲜明地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第三章主要研究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转变,主要从组织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及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党的二大后他对会上通过的党章、党纲产生动摇,将妥协退让看成一种在组织策略方面的灵活方式,在组织原则方面对政治自由与民主集中制理解出现偏差,在组织机构成员调整方面存在个人私心,偏袒孟什维克中的革命老战友。他希望通过各派之间的妥协能够换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形式上的统一,避免两派的争论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其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他承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认为必须要具备一定条件,20世纪初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应配合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工人阶级思想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对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的关系理解出现偏颇,弱化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对俄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缺乏正确认知。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导致其放弃无产阶级的政治权益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再次,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他认为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至关重要,主张采取政治协商、议会斗争等和平方式,一方面可以争取无产阶级应有的政治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因此,他劝告无产阶级不要急于发动武装革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更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他将暴力革命只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方式之一,认为20世纪初的俄国不具备发动暴力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不主张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他认为目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自然为革命的主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协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提出“分开走,一起打”的革命策略,将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之所以发生转变,与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紧紧相连,与欧洲革命局势和西欧各国工人党领导思想的渗透不无关系,更与其自身思想僵化、性格孤傲、脱离实际影响重大。他的思想转变加剧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导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思想动荡、组织涣散,助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气焰。第四章重点对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争论进行了比较研究。1895年,在苏黎世的首次会晤开启二人全方位合作,在思想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非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支持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组织领域以《火星报》为平台培养党的领导后备力量,共同草拟纲领和党章。1903年党的二大之后,两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首先,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发生争论。列宁主张抓住革命时机,联合一切力量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普列汉诺夫主张先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不具备。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之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比较消极,教条地认为发动革命就是冒进、不符合俄国革命发展规律,实则丧失革命的主导权。其次,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发生争论。列宁在入党条件方面要求严苛,认为党员必须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入党,坚持民主集中制;而普列汉诺夫认为入党条件可以放宽要求,忽略党组织的严密性和纯洁性,主张党组织实行民主就要拒绝集中,忽视党组织的实际运行需求,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原则缺乏正确认识。第三,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发生争论。面对1905年革命,列宁明确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主张实行工农联盟;而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场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进行领导,农民阶级思想落后,不提倡建立工农联盟;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无产阶级应抓住机遇,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一战中俄国属于防御方,无产阶级应协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扞卫俄国国家利益,然后集中精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面对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看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快速成长,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较低,主张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召开立宪会议。二人之所以发生争执,与二人在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及结合俄国实际的程度不同,对俄国革命形势和党内形势把握存在差距,与二人的革命经历和性格不同都有重大关系。二人的争论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斗争愈加激烈,导致无产阶级政党重新洗牌,影响两人的政治生涯走向不同的道路。第五章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思想发展过程较为复杂,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从思想内容上来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详实地研究;从思想的实践意义来看他的这一思想深入分析俄国历史和西欧革命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历史研究有机契合起来,与民粹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经济派、马赫主义等进行有针对性的争论,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促进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从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来分析,普列汉诺夫一直在西欧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其思想有力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在第二国际组织中率先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东欧和欧美等国的无产阶级思想启蒙具有一定作用,对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在思想内容上不够系统完善,思想表达不够清晰易懂,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不够,其思想在后期发生转变给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普列汉诺夫从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名机会主义者,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在思想建设方面要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在组织建设方面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在作风建设方面要加强个人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全面落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长远发展。
祁程[6]（201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乌托邦是一个源流长久而丰富的理论主题。如今乌托邦理论的发展态势,已由传统理论领域向各个分支学科延伸,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是乌托邦理论的新形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各类社会矛盾深刻批判后的理论结晶。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密切关注,但对乌托邦思想的研究仍然不够,在国内学者的阐释和译介中,甚至出现了乌托邦概念运用上的疑虑。乌托邦概念出现了进一步泛化的趋势,传统乌托邦理论的迹象虽然不甚明显,但学术界和日常的误读性使用越发多元,有必要重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中加以界定。借助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分析,澄清相互关联的理论困惑,进入政治现象和某些意识形态的背后,重新理解乌托邦这种人类独具的超越性和创造力,进而深入到人类纷繁变迁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直面现实生活的挑战。本文立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学者的乌托邦理论,与当代乌托邦实践,在深入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基础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发展逻辑,针对现实生活多元可能中的乌托邦困境,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研究范式的积极意义,以突破诸多学者对乌托邦思想的偏见。通过赋予其新的时代涵义,以期在同西方反乌托邦话语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中葆有活力,并在促进社会进步和提升人们精神境界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乌托邦研究范式、问题场域和功能属性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结果。因此,本文遵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持有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关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展开研究,以求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路径与理论视野。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对乌托邦概念的重新反思中,寻求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对西方传统乌托邦观念的批判和超越,梳理其思想逻辑发展主线,分析其思想直面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追溯其边缘化的深层机理,置入全球化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探寻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批判性重建的路径。第一章从哲学角度梳理乌托邦的思想脉络,重点阐述传统乌托邦思想和现代乌托邦思想中代表人物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说明两类乌托邦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典型特征；第二章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中,指认乌托邦思想在当代不同以往实体论思维方式乌托邦的重大转向,指出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乌托邦误读的原因,和“当代乌托邦”的一般规定性,归纳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中的几种乌托邦概念生成样式和基本理论形态；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审美和社会建构两条逻辑线索出发,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关注点和理论价值,从典型代表人物所具的不同理论视角和相关社会背景,对乌托邦文本加以解读,从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历史脉络,尽可能揭示其本身的理论发展逻辑,指明当代审美乌托邦蕴含的乌托邦精神,内含的否定性批判意义,并探讨乌托邦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途径,使之自如游移于不在场与在场化之间；第五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关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新型关系进行研究,比较学者间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同之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厘清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当代乌托邦在意识形态思想困境中的观念转换,并尝试分析共产主义隐含的新型关系路向。同时,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当代反乌托邦思想质疑给予的回应,先指出传统乌托邦主义是由观念盲目朝现实行动过渡所致,概括自由主义者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内容,再反过来从逻辑上为乌托邦辩护,并在知识分子面临“乌托邦之死”的抗争中,进一步讨论如何克服乌托邦的消极因素,张扬其积极因素；第六章从历史、现代性与当代乌托邦之间的密切关联出发,着重研究现代性视野下乌托邦思想的批判性重建问题。还原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所展示的新型历史意识,隐含对历史终结论等极端思潮的客观批判,阐释在现代性版本展开中的当代乌托邦诊断,从理念、制度、实践等三重层面,探讨当代中国乌托邦重建的可能性和内在限度。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首先在于重新评价了乌托邦思想,合理辨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地位与命运。宗教哲学的回归、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自由主义思潮的泛化造成乌托邦的精神退化,急剧的社会转型导致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过度批判和自我迷失之中。本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肩负着乌托邦哲学思想复兴的历史使命。本文认为对乌托邦的分析理解,既不能缺乏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理性认识,又不能只停留在思辨的想象里。当代乌托邦重建,在文化价值与社会建构层面,找回失落的乌托邦精神,达到对传统乌托邦的辩证否定,使得现实社会的发展,不至于陷入价值制衡或制度封闭中,使乌托邦既可以作为可现实化的具体社会理想,又不至于导向极端的完全理想实现,导致拒斥乌托邦状况的发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完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建构,正是提供审视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全新思维方式,使其与现实、历史、价值保持一定的张力,从而恢复和提高人们对现实社会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其次,本文指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中的重大理论转向。涉及到乌托邦由一主多元替代了一元论,专注于时空两个维度的辩证考量,从社会乌托邦到文化哲学范式的审美路向,突出对其本体论的论证,从对象化的非人希望到生存论意义上的属人希望,植根于属人的自由和希望的存在之上,从单一的政治主题朝向多个领域延伸,具有现实总体性特质等,反映出乌托邦思想的传统越位与当代归位的统一。本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实现了多重理论转向,达成了对西方传统社会乌托邦思想的批判和超越,在核心价值、学术策略、知识谱系与社会功能上的差异性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和实践转换。再次,本文系统阐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本身具有自身的逻辑演进脉络。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来看,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也有一个相对明朗的理论发生过程。由乌托邦的本体论论证到审美乌托邦想象的扩展；从乌托邦的社会政治展望到生态乌托邦、交往乌托邦、文化批评乌托邦、时空辩证乌托邦的演进,从两条线路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界定和梳理,借此吸取传统乌托邦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反思其教条化及可能导致的边缘化困境。本文认为经詹姆逊、哈维、雅各比等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乌托邦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可以形成对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无乌托邦”全面扩张境况的思想突围,重塑乌托邦整体解放的时空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生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跨学科交叉研究法,总体性研究方法,实践诠释法、辩证思维方法等进行研究。
查建友[7]（2019）在《文化发展活力论》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发展活力是影响文化强弱盛衰的深层次因素。本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顺应时势,创设条件,最大限度激发文化发展活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复兴中华文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本文的中心思想,要言之,文化主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促进的实践论,即文化主体与社会环境是影响文化发展活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制约着文化发展活力的强弱盛衰。全文包括绪论、正文九章（分三大部分）和结语。绪论阐述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逻辑架构,以及研究的可能创新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多维动态地界定文化发展活力概念:基本含义、表现形态和历史经验。第一章对论文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论文中的“文化”涵盖了人们的一切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包含两个层次:浅层次是指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它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可称为“观念文化”;深层次是指文化实践活动、精神生产活动,它是产生观念文化的基础,属于社会实践、社会存在范畴,可称为“实践文化”。文化发展活力是促进文化兴旺发达的生命力,它集中体现为文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生活的丰富性特别是文化创新,并能够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它受到主体状况、社会环境最终是社会实践的制约。第二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表现形态。文化发展活力的直接性表现是文化的供给与需求、主旋律与多样性、稳定性与变易性三个方面。在创造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中推动文化互动循环、供需两旺、发展繁荣;在主旋律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合理张力中,文化健康发展、长盛不衰;在稳定、变易再到新的稳定、变易……的循环往复状态中,文化生生不息、朝气蓬勃。文化发展活力的深层次特征是: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人民文化生活的丰富性,文化的创新性,文化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文化发展活力说到底是文化主体的活力,主体的能动性即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主体状态,文化丰富性特别是文化创新则是主体活动的产物、产品,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是根本目的、价值旨归。它们在逻辑上应当是由主体到产品、由文化整体状态到核心要素、由文化自身到社会大系统的逐步展开的过程。第三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历史经验。论文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苏联的文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总结、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发展得失,提炼出具有普遍性（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又兼顾特殊性（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规律）的历史经验教训,如文化发展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与文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问题,等等。第二部分包括第四、五、六章,深入分析决定文化发展活力的基本因素:主体基础、社会条件和实践生成。第四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主体基础。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构成的“人民”,是文化发展活力的主体——文化的生产创造主体、传播传承主体、消费享受主体、评价裁判主体。从根本上来看,文化发展活力根源于主体的文化生活需要,集中体现为文化自由:人民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不违背法律（良法）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享有文化的创造、传播、享受和评价的自由,文化活力的本质特征是文化主体的自由;具体来看,文化发展活力来源于文化的个体性与群体性间的互动并保持一定的张力,来源于文化的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并形成文化发展合力。总而言之,个体性的、多元化的文化主体是文化发展活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第五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活力与经济、政治等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特别是受政治环境的根本制约。一定的经济条件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必要前提,尤其是,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生产消费的内容、文化发展的层次或程度等始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政治活动是影响文化发展活力的关键因素,政治活动通过影响文化主体的利益、控制文化生产资料、影响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内容来对文化活动进行调节。第六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实践生成。文化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发展活力孕育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微观上,文化主体（主要是个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带来文化的改变,如人们的实际地位（经济、社会等）的跃升跌落、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的演化嬗变等;中观上,文化系统内生力量推动文化不断演化更替,如文化不同领域间的分化与融合、古今文化间的传承与创新、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与借鉴等;宏观上,社会整体（国内外）的实践状况,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是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催生出强劲的文化活力、激发出蓬勃的文化生机。第三部分包括第七、八、九章,提出增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活力的对策思路:主体提升、社会保障、实践推进。第七章从文化主体的角度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提升问题。从目标定位、现实状况、提升路径三个方面来分析:目标是培育具备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权利的文化主体;同时,从意识、能力和权利三个维度来考察和把握文化主体的客观状况,找准差距、明确不足;进而,参照目标,立足现实,从主体意识培养、主体能力训练和主体权利获取三个方面来努力提升文化主体活力。第八章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提升问题。基于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等的密切关系,必须从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主要的方面来努力:大力发展经济,协调好人们的利益关系,为人们创设更多的自由时间,并推动文化投入的稳定增长以建设更好的文化活动基础设施;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创设宽松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环境。第九章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现实推进。理论来源于实践,终要回归到实践。文化发展活力的实践推进,总体思路是逐步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最终实现文化治理的现代化。具体路径主要是:坚决推进依法治文,实现文化发展的法治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集共识、聚心合力、引领发展;完善“思想文化市场”,推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流借鉴、融合创新、发展繁荣。结语部分展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并概述当前的现实进路。
王春芳[8]（2013）在《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 ——基于文化传播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文化以标示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独特身份色彩而成为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它以一种塑形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印记里,以创造力和凝聚力托起民族的独立和振兴、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现代先进文化对新疆全面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引领、凝聚、认同和整合的功能。而与自然农牧业经济相适应的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不适应新疆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转换,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基本性质和方向的先进现代文化转型,这是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其重要作用无可替代,尤其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其现实与历史意义重大、深刻而长远。本文主要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研究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用发展的眼光、普遍联系的方法,站在世界和全国的宏观角度,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放在全球化现代文化传播的时代大背景中,从纵向和横向方面,多角度考量其现代文化转型的必然性、可能性。在新疆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对新疆少数民族如何建构自己文化的现代形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路径探讨。社会文化的变迁是一个纵向和横向运动的结果。纵向运动使得社会文化产生社会历史的时代变迁,横向运动使得社会内部不断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推动纵向运动,也使自己汇入纵向运动之中,从而产生文化变迁。因而,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历史的纵向运动规律的梳理,将有力地证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具有随时代不断变迁的内质,因而其在近现代的现代化尝试,都为传统文化转型提供了历史前提和历史文化资源。对来自外来文化的横向运动规律的研究,旨在说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需要借力于外来先进文化,借这种横向之力推进文化的纵向发展。从全球化现代文化传播的外部横向角度看,全球化现代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文化同质化增强,二是全球文化多样性传播中民族意识的加强。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外力推动下的现代化举措：借鉴、整合、开放、传承、创新。新疆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内部矛盾运动。新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与陈旧的上层建筑间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等,都对新经济形式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新疆传统社会文化面临当代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迫切需要。新疆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最终必须通过人的现代化才能得以实现。在以少数民族为主、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信仰宗教的新疆,宗教作为民族文化重要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对于宗教的现代适应性的研究能很好地解析传统文化转型的内动力是如何作用于人的。而人的现代化之重要是有目共睹的,缺乏来自人对自己文化自觉自省的内动力,文化转型是没有内核的,也是靠不住的。最后,本文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政治文化传播路径,即：建设公民文化；从大众文化角度,分析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文化产业传播路径,提出了发展具有大众文化特性的文化产业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产业传播路径；发展大众传媒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媒介路径。当今世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竞争,对旧有的传统文化抱残守缺敝帚自珍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化态度,不是真正对传统文化的爱惜态度；而目空一切无视传统或滥用传统则是对传统的亵渎和缺乏应有的敬意。本文力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社会实践调查,勾勒出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应有的文化姿态,探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意义,努力构建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现代化之路。
韩联郡[9]（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焦金波[10]（2012）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卓有成效的推进,既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留下许多宝贵借鉴。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等内容,共计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就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意义,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等问题展开论述。第二章主要考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需求,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抗日救亡,高度整合的社会,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在互动中改善,分别作为现实根据、历史依据、时代主题、组织基础、外部条件,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科学命题的提出。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就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广泛认同,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简约化。本章最后还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研究阐述了三点认识。第三章主要考察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日渐形成。其自身具备的特质,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需的主体资质。党的领导群体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展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推动广大干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保证农民在民主政权中的地位,寓教于利,寓教于乐,满足农民利益诉求,增进农民对党领导的事业的认同。构建新的知识话语体系,推动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实践,与工农结合,引导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第四章主要考察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风前后延安知识分子经历了由启蒙者到现实中的被改造者,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潜在主体到大众化对象的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这是当时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崛起和文化期待旺盛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使然,也是知识分子借助革命诉求弥补自身文化人格缺失的艰难的心路历程。经过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知识分子最终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需资质。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的文化知识优势,以出版机构为依托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以各类学校为阵地宣讲马克思主义,以学术团体为平台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文化艺术为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做出了贡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研究,则推动了全党的理解和接受。第五章主要考察延安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中共扩大政治宣传与加强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报纸在传播中的强势地位,党对报纸宣传绩效的重视,使得延安报刊积极宣传延安整风,促进大生产运动,推进社会建设,普及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推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指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促进民主政权建设。准确的媒体性质与办报方针定位,密切联系群众的传播内容、风格与组织体系,议程设置的产品生产方式与显性方式与隐形路径并存的多元传播渠道,规避同质竞争的新闻生态环境优化策略,是延安报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第六章主要是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评价。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广泛认同和信仰,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基本框架初步建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常态化向运动式畸变的萌芽,从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双向结合到单向度的知识分子工农化,把翻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教条主义的倾向,缺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学理分析,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缺陷与不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取向为前提,要以协调有序的组织体系为保障,要以与各社会思潮对话交锋为动力,要以与民族文化良性互动为依托。
二、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论文提纲范文）
（1）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专制国家文化与文学重建的基础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地位及其历史走向 |
| 第二节 古代文学的体裁序列及其功能分工 |
| 第三节 文化沉沦与民族国家迷失 |
| 第二章 旧国家败亡与传统文学式微 |
| 第一节 末世景象与士大夫的省思 |
| 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与近代诗文的新变 |
| 第三节 “武化”实践与“文化”的救赎 |
| 第四节 晚清民初文学的铺垫与对新民族国家的梦想 |
| 第三章 现代政治发端与新文学发生 |
| 第一节 文学革命思潮与五四文学的建构 |
| 第二节 西方规范确立与“人”的发现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生成与现实主义兴起 |
| 第四节 被遮蔽的源流与被割裂的传承 |
| 第四章 政党分立对抗与文学的选择 |
| 第一节 政党纷争与革命文学的兴盛 |
| 第二节 社会分化与文学分裂对峙 |
| 第三节 西化浪潮的困顿与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呼唤 |
| 第四节 批判西方与转向社会主义 |
| 第五章 国家统一的前景与战时文学的策略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主义思潮与文学优秀传统修复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文学意识建立与党派文艺政策产生 |
| 第三节 文学战时体制的形成与单一文学的端倪 |
| 第四节 民国覆亡与滞后的文学转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列宁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列宁文化理论形成的条件 |
| 一、列宁文化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列宁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 |
| (二) 列宁时代的思想文化现状 |
| 二、列宁文化理论形成的实践需求 |
| (一) 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迫切需要 |
| (二) 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需要 |
| (三)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 |
| 三、列宁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理论 |
| (二) 俄国民粹主义文化传统 |
| 四、列宁文化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二) 丰富的人文知识 |
| (三) 勇于批判的精神 |
| (四) 广泛的兴趣爱好 |
| (五) 特殊的经历 |
| (六) 文化自觉意识 |
| 第二章 列宁文化理论的发展轨迹 |
| 一、列宁文化理论的初步探索(1893年-1903年10月) |
| (一) 1893年到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前的文化理论 |
| (二) 1901年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化理论 |
| 二、列宁文化理论的形成(1903年10月-1917年10月) |
| (一) 1903年10月到1907年第二次出国之前的文化理论 |
| (二) 1907年12月到十月革命之前的文化理论 |
| 三、列宁文化理论的深化(1917年11月——1922年11月) |
| (一) 十月革命初期文化理论的发展 |
| (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的文化理论发展 |
| (三)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化理论发展 |
| 四、列宁文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922年11月——1924年3月) |
| (一) 文化理论在内容上的进一步发展 |
| (二) 文化理论在逻辑上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三章 列宁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一、关于文化本体的理论 |
| (一) 文化发生发展论 |
| (二) 文化内涵特征论 |
| (三) 文化结构功能论 |
| 二、关于文化实践的理论 |
| (一) 文化建设任务论 |
| (二) 文化建设原则论 |
| (三) 文化建设主体论 |
| 三、关于具体文化的理论 |
| (一) 俄国文化阻力论 |
| (二) 资本主义文化论 |
| (三) 文化领导权论 |
| (四) 文化遗产论 |
| (五) 文化革命论 |
| 第四章 列宁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当代启示 |
| 一、列宁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 |
| (一) 列宁文化理论的突出贡献 |
| (二) 列宁文化理论的局限性 |
| 二、列宁文化理论的当代启示 |
| (一) 必须充分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
| (二) 必须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
| (三) 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 |
| (四) 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
| 三、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列宁文化理论 |
| (一) 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列宁文化理论 |
| (二)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列宁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一、中国现代小城镇文学研究 |
| 二、茅盾“小镇叙事”作品研究史 |
| 第二节 “小镇”与茅盾“小镇叙事”的历史语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开放的小镇:风景中的“常”与“变” |
| 第一节 城乡间的中转站:小镇风景的多样性 |
| 第二节 难以破除的过去:固守的乡土风俗传统 |
| 第三节 家宅与茶馆:独特的地域人文景观 |
| 第二章 流动中的“动”与“思”:茅盾笔下的小镇人物群像 |
| 第一节 小镇商人:往来于城乡的中间者 |
| 第二节 走进都市与被迫返乡:小镇知识分子的“出走”与“回归” |
| 第三节 出路的无处追寻:小市民群体与乡绅阶级的抉择 |
| 第三章 茅盾小镇叙事中的革命书写 |
| 第一节 挣扎与无序:“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暴力中的城乡流动:小镇权力的更迭 |
| 第三节 动摇中的革命小镇:群氓之乱与知识分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茅盾小镇叙事小说作品出版简表 |
| 附录2:茅盾小镇叙事作品中人物流动情况简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4）“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革命"与"革命文学"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
| 二、从战场回到文坛:大革命失败前后倾共产主义文人的处境和选择 |
| 三、"联合战线"的失败和"理论批判"的酝酿 |
| 四、"革命文学"论争研究的历史演进及本文研究策略 |
| 第一章 创造社与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再解读——兼论二社的理论来源 |
| 一、论争过程考述 |
| 1. 论争之发起 |
| 2. 论争之中止 |
| 3. 后期创造社主力新成员的入党问题 |
| 二、后期创造社和前期太阳社理论探源 |
| 1. 后期创造社的理论资源 |
| 2. 前期太阳社的理论资源 |
| 三、冲突:两种马克思主义诠释模式的遭遇 |
| 1. 新的论争背景的引入 |
| 2. 互相理解的艰难 |
| 四、小结:理论和"情绪"的双重限制 |
| 第二章 后期创造社的实践观及导致的论争 |
| 一、创造社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辨析及其"实践"之维的沦陷 |
| 1. 创造社对"感性"实践的强调 |
| 2. 实践的意义——对决定论的"战取"与"克服" |
| 3. 决定论对个人责任的推卸 |
| 二、后期创造社与鲁迅围绕决定论问题的论争 |
| 1. 鲁迅对"武器的艺术"的误解与"唯人主义" |
| 2. 对鲁迅"无知"的嘲讽及不期然的"统战"效果 |
| 3. 当唯人主义遭遇决定论 |
| 三、小结:反思后期创造社的实践观与文学观 |
| 第三章 阶级意识灌输论的诞生及导致的论争 |
| 一、谁的阶级意识?——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意识理论 |
| 1. 物质身份与阶级意识的分裂——后期创造社的理论阐释及与郭沫若的分歧 |
| 2. 两种"阶级意识"异化说的遭遇——由后期创造社对周作人的批判看两种启蒙观的异与同 |
| 二、如何把握阶级意识?——"留声机器"之争 |
| 1. 隐藏在对立观点之下的同一性——李初梨与郭沫若的"留声机器"之争 |
| 2. 不做"留声机器",但"留声"——一种为"留声机器"辩护的策略 |
| 三、无产阶级文学应由谁来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主体之争 |
| 1. 后期创造社的"无产阶级文学"界定及内部张力 |
| 2. "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鲁迅、郁达夫等人对阶级意识分裂论的反动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在人性与阶级性之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建构及导致的论争 |
| 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后期创造社的历史叙述谱系与起源合法性建构 |
| 1. 从资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兴起与衰落的社会依据 |
| 2.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中介: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创造社 |
| 3. 后期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的权宜性 |
| 二、革命文学的合法性论证——从人性路径到阶级性路径的转变 |
| 1. 从人性路径论证革命文学存在的合法性 |
| 2. 从阶级性路径论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存在的合法性 |
| 3. 两种论证模式之比较 |
| 三、文学的普遍人性与阶级性之争——以左翼和梁实秋之争为考察中心 |
| 1. 马克思主义对抽象人性的批判 |
| 2. 左翼文学家与"新月派"论争的前奏 |
| 3. 梁实秋对人文主义的认同与背离及与左翼的交锋 |
| 4. 鲁迅对普遍阶级性的接受及与梁实秋的"天才"和"人性"之争 |
| 四、小结:对人性的阶级性与共通性的辩证 |
| 第五章 关于革命文学"现实"维度的论争 |
| 一、文学与宣传的关系——革命文学的效用之争 |
| 1. 革命文学派对革命文学效用的强调及心理曲折 |
| 2. 文学与宣传之关系辨析——解读后期创造社与鲁迅对辛克莱的接受及相关论争 |
| 二、哪一种现实?——文学与现实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
| 1. 革命文学派与茅盾的"现实"观之争 |
| 2. 如何越过阿Q时代?——国家主义派与革命文学派的异与同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话语的形成与论争 |
| 一、何谓小资产阶级?——兼论其与知识阶级之关系 |
| 1. 辞书中的小资产阶级定义辨析 |
| 2. 知识分子如何进入小资产阶级? |
| 3.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辨析 |
| 二、小资产阶级原罪意识的诞生、规训与救赎 |
| 1. 革命文学作家论述中的小资产阶级特性 |
| 2. 对小资产阶级身份的忏悔及对规训方式的探求 |
| 3. 阶级意识理论对小资产阶级身份的救赎 |
| 三、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 |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近代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 |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接受与超越民粹主义思想 |
| (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三)考察和借鉴西欧工人政党的建党经验 |
| 三、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
| (一)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初步显现 |
| (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基本形成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曲折发展 |
| 第二章 1903 年前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内容 |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 |
| (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革命的代数学” |
| (二)加强理论宣传与思想鼓动 |
| (三)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 |
| (四)抵制宗教思想的冲击,“用精神武器去阻止信教的同志”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 |
| (一)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体现阶级性、先进性和独立性 |
| (二)明确党的组成成分,确保“无产者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 |
| (三)坚定党的政治斗争,为“工人争取政治的统治地位” |
| (四)落实党的斗争任务,将当前任务与最终任务相结合 |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 |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是党进行革命的旗帜 |
| (二)坚守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质,坚持科学性、严密性、团结性、人民性 |
| (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实现政治自由与党内民主 |
| (四)落实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策略,最终“一切策略都有利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 |
| 四、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 |
| (一)坚持从事实出发分析革命形势的思想作风 |
| (二)坚持理论研究指导革命实践的学风 |
| (三)坚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 |
| (四)坚持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战斗作风 |
| 第三章 1903 年后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转变 |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转变的阶段过程 |
| (一)1903 年——1908 年的孟什维克立场 |
| (二)1908 年——1914 年的反对取消派和马赫主义的合作立场 |
| (三)1914 年——1918 年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转变的集中表现 |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思想的转变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转变 |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转变 |
| (四)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转变 |
| 三、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转变的原因及影响 |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转变的深层原因 |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转变带来的后果 |
| 第四章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比较 |
| 一、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关系的变化 |
| (一)苏黎世的初次会面 |
| (二)全方位的并肩战斗 |
| (三)双方的激烈论战 |
| (四)再次合作打击取消派和马赫主义 |
| (五)两人彻底的决裂 |
| 二、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争论焦点 |
| (一)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之争 |
| (二)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方面的争论 |
| (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的争论 |
| 三、对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争论的评析 |
| (一)二人思想产生分歧的原因 |
| (二)二人思想争论在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影响 |
| 第五章 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 |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积极贡献 |
| (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 |
| (二)促进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
| (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 (一)思想内容不够系统完善 |
| (二)思想表达不够清晰易懂 |
| (三)理论联系实际程度不够 |
| 三、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经验教训 |
| (一)在思想建设中要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
| (二)在政治建设中要坚持党的领导 |
| (三)在组织建设中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 |
| (四)在作风建设中要加强个人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6）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研究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0.4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乌托邦思想的历史流变 |
| 前言 |
| 1.1 传统哲学中的乌托邦思想：概念和特征的分析 |
| 1.2 现代哲学中的乌托邦思想：观念和特质的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乌托邦思想的当代重大转向 |
| 前言 |
| 2.1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乌托邦”视野 |
| 2.2 乌托邦思想从现代向当代的转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审美创设下的当代乌托邦营建 |
| 前言 |
| 3.1 “现实主义”的历史乌托邦洞见 |
| 3.2 文化想象中的“乌托邦精神” |
| 3.3 超越“弥赛亚”的乌托邦救赎 |
| 3.4 “审美之维”中的乌托邦运作 |
| 3.5 “反讽”否定中的乌托邦艺术气质 |
| 3.6 “文化逻辑”中的乌托邦美学政治 |
| 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展望下的当代乌托邦构筑 |
| 前言 |
| 4.1 “异化发生学”的人本图景 |
| 4.2 “冷流”印象的嬗变 |
| 4.3 “本能”结构的革命策略 |
| 4.4 “公共力量穷竭”的消解 |
| 4.5 乌托邦“终结论”的反叛 |
| 4.6 激进的空间“替代方案” |
| 4.7 “生态空场”的画卷填充 |
| 小结 |
| 第五章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新型关系 |
| 前言 |
| 5.1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关系分析 |
| 5.2 共产主义中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张力 |
| 5.3 现代大众文化整合的冲突交锋 |
| 5.4 西方思想界的反乌托邦诠释 |
| 5.5 乌托邦危机中的知识分子抗争 |
| 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乌托邦”重建 |
| 前言 |
| 6.1 历史意识中的当代乌托邦唤醒 |
| 6.2 现代性展开中的当代乌托邦诊断 |
| 6.3 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当代乌托邦”重建 |
| 小结 |
| 全文小结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文化发展活力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逻辑架构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发展活力的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文化概念 |
| 一、“文化”的内涵 |
| 二、社会意识与文化 |
| 三、经济、政治与文化 |
| 四、“文化”的界定 |
| 第二节 发展概念 |
| 一、“发展”的含义 |
| 二、文化发展与精神生产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活力概念 |
| 一、“活力”的含义 |
| 二、文化发展活力与精神生产力 |
| 三、文化发展活力与文化创新 |
| 四、“文化发展活力”的界定 |
| 第二章 文化发展活力的表现形态 |
| 第一节 文化的供给与需求 |
| 一、供给与需求的辩证统一 |
| 二、传播媒介的不可或缺 |
| 第二节 文化的主旋律与多样性 |
| 一、理性认知文化的主旋律 |
| 二、理解接纳文化的多样性 |
| 三、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
| 第三节 文化的稳定性与变易性 |
| 一、文化的相对稳定性 |
| 二、文化的动态变易性 |
| 三、稳定与变易的辩证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发展活力的深层次特征 |
| 一、文化主体的能动性 |
| 二、文化生活的丰富性 |
| 三、文化创新勃发 |
| 四、文化促进社会与人的发展 |
| 第三章 文化发展活力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 |
| 一、社会的自由度是影响文化发展的核心因素 |
| 二、文化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竞争性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
| 三、封建专制制度是文化发展的根本障碍 |
| 第二节 苏联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 |
| 一、如何对待知识分子是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 |
| 二、文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
| 三、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对文化发展至关重要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 |
| 一、从“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二、从单一“红色文化”走向“多彩文化” |
| 三、逐步走向依法治文 |
| 第四章 文化发展活力的主体基础 |
| 第一节 文化发展活力源于主体文化生活需要 |
| 一、主体文化生活需要是文化发展活力的逻辑起点 |
| 二、文化自由是主体文化生活需要的核心诉求 |
| 第二节 文化的个体性、群体性及其互动 |
| 一、文化的个体性 |
| 二、文化的群体性 |
| 三、文化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互动 |
| 第三节 文化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关系 |
| 一、文化主体具有多元性 |
| 二、多元文化主体的基本类型 |
| 三、文化生产条件所有者与生产者的统一 |
| 四、多元主体的文化合力 |
| 第五章 文化发展活力的社会条件 |
| 第一节 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制约 |
| 一、经济为文化活动创设基础条件 |
| 二、经济制约文化发展的基本内容 |
| 三、文化发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
| 四、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 |
| 第二节 政治对文化发展的直接性调控 |
| 一、政治活动调控文化活动的基本途径 |
| 二、政治活动调控文化活动的基本类型 |
| 三、文化发展反作用于政治活动 |
| 四、文化与政治相互熔铸 |
| 第六章 文化发展活力的实践生成 |
| 第一节 文化主体生存状态对文化的直接影响 |
| 一、个人生存状态变化的直接作用 |
| 二、个体自由度扩大的根本因素 |
| 第二节 文化系统内生力量推动文化的演进更替 |
| 一、文化各领域间的分化融合 |
| 二、古今文化间的传承创新 |
| 三、中外文化间的交流借鉴 |
| 第三节 社会整体实践状况对文化的强力支撑 |
| 一、社会整体实践状况是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 |
|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文化发展的现实动力 |
| 第七章 文化发展活力的主体提升 |
| 第一节 文化主体提升的目标定位 |
| 一、主体的自觉意识 |
| 二、主体的行为能力 |
| 三、主体的保障权利 |
| 第二节 文化主体提升的客观现实 |
| 一、自发型文化主体与自觉型文化主体 |
| 二、合格型文化主体与不合格型文化主体 |
| 三、自立型文化主体与依附型文化主体 |
| 第三节 文化主体提升的现实路径 |
| 一、主体意识的培养 |
| 二、主体能力的训练 |
| 三、主体权利的落实 |
| 第八章 文化发展活力的社会保障 |
| 第一节 发展经济以奠定坚实的文化发展基础 |
| 一、改善文化主体的物质生活条件 |
| 二、推进文化媒介的开发利用 |
| 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营造健康的文化发展环境 |
| 一、厘清文化主体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 |
| 二、理性把握主体的文化活动边界 |
| 三、推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 |
| 第九章 文化发展活力的实践推进 |
| 第一节 逐步从管理走向治理 |
| 一、文化治理的基本特点 |
| 二、文化治理的必然趋势 |
| 三、文化治理的基本格局 |
| 第二节 依法治文 |
| 一、依法治文的现实状况 |
| 二、依法治文的推进举措 |
| 第三节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一、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以提升文化的价值引领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念认同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推进 |
| 第四节 逐步完善“思想文化市场” |
| 一、思想文化市场的基本内涵 |
| 二、思想文化市场的重要价值 |
| 三、澄清对思想文化市场的两种误解 |
| 四、完善思想文化市场的现实进路 |
| 结语:逐步走向文化的复兴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 ——基于文化传播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1.1 研究的学术价值 |
| 1.1.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本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
| 1.2.3 主要研究目标 |
| 1.2.4 基本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2 理论基点：文化与传播 |
| 2.1 文化 |
| 2.1.1 文化概念及特性 |
| 2.1.2 文化的作用 |
| 2.1.3 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概念 |
| 2.1.4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概念 |
| 2.2 传播 |
| 2.2.1 传播概念及特性 |
| 2.2.2 传播的作用 |
| 3 现代文化传播的历史背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自新力 |
| 3.1 古代史：各民族融合发展的文化传播史 |
| 3.1.1 族群的融合催生新质文化的诞生 |
| 3.1.2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 |
| 3.2 近现代史：新疆少数民族现代文化传播的萌芽及历史延宕 |
| 3.2.1 晚清至和平解放：现代文化萌芽及原因 |
| 3.2.2 晚清至和平解放：现代文化发展延宕的原因 |
| 3.3 当代史：和平解放至改革开放前：现代文化发展及延宕 |
| 3.3.1 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
| 3.3.2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因 |
| 3.3.3 和平解放至改革开放前：现代文化发展延宕的原因 |
| 3.4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冲突 |
| 3.4.1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现代化要求不相适应 |
| 3.4.2 冲突的原因分析 |
| 4 现代文化传播的内驱力：新疆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的冲突 |
| 4.1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
| 4.1.1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关系 |
| 4.1.2 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少数民族对先进现代文化的认同 |
| 4.1.3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促进经济发展 |
| 4.2 文化化：新疆宗教文化的现代适应性 |
| 4.2.1 新疆宗教概况 |
| 4.2.2 宗教极端主义 |
| 4.2.3 “祛魅”与“复魅”：宗教现代适应性的必然性 |
| 4.2.4 文化化：宗教文化的现代适应性 |
| 4.3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中的人的现代化 |
| 4.3.1 人的现代化——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
| 4.3.2 人的文化适应内在化——文化自觉 |
| 4.3.3 人的现代化的引领——民族意见领袖 |
| 4.3.4 人的现代化的途径——现代教育传播 |
| 5 现代文化传播的外动力：全球现代文化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 |
| 5.1 全球化现代文化传播：冲突与借鉴 |
| 5.1.1 全球化概念及作用 |
| 5.1.2 全球化现代文化传播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 |
| 5.1.3 全球化中的现代文化借鉴 |
| 5.2 全球化现代文化传播：文化整合 |
| 5.2.1 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
| 5.2.2 全球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整合 |
| 5.3 全球文化多样性传播：开放与传承 |
| 5.3.1 文化多样性概念及意义 |
| 5.3.2 开放：文化多样性传播中的选择 |
| 5.3.3 传承：文化多样性传播中的民族个性 |
| 5.4 全球文化多样性传播中的民族自新：创新 |
| 5.4.1 先进的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创新的方向 |
| 5.4.2 文化涵化是民族文化创新的途径 |
| 5.4.3 民族意识转变是民族文化创新的根本 |
| 5.4.4 人的现代化是民族文化创新的基础 |
| 5.4.5 对话是民族文化创新的条件 |
| 6 现代文化传播的路径：政治文化领域——建设公民文化 |
| 6.1 公民文化理论 |
| 6.1.1 公民文化概念及意义 |
| 6.1.2 公民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
| 6.1.3 公民文化的组成 |
| 6.1.4 公民文化建设的推动力量 |
| 6.1.5 公民文化的作用 |
| 6.2 几个典型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现代化实践 |
| 6.2.1 美国多元主义文化的实践及意义 |
| 6.2.2 加拿大多元主义文化的实践及意义 |
| 6.2.3 借鉴的启示 |
| 6.2.4 前苏联的经验教训 |
| 6.3 政治文化领域：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公民文化传播路径 |
| 6.3.1 新疆建设公民文化的必要性 |
| 6.3.2 新疆建设公民文化的途径 |
| 7 现代文化传播的路径：大众文化领域——发展文化产业 |
| 7.1 大众文化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 |
| 7.1.1 大众文化概念 |
| 7.1.2 大众文化评价的演变 |
| 7.1.3 大众文化特征与现代性 |
| 7.1.4 文化世俗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日常文化传播路径 |
| 7.1.5 审美泛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大众审美传播路径 |
| 7.2 文化产业：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产业传播路径 |
| 7.2.1 文化产业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 |
| 7.2.2 提升文化产业的人文精神内核 |
| 7.2.3 发展文化产业助推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 |
| 7.3 大众传媒：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媒介传播路径 |
| 7.3.1 大众传媒：从精英到大众的文化传播 |
| 7.3.2 大众传媒：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媒介助推力 |
| 7.3.3 发展新疆大众传媒,促推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9）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需求是现实依据 |
| 二、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是历史依据 |
| 三、抗日救亡是时代主题 |
| 四、高度整合的社会是组织基础 |
| 五、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在互动中改善是外部条件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提出 |
|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基本内涵 |
| 三、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研究的几点认识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概况 |
|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的界定 |
| 二、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的形成 |
| 三、党的领导群体的特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资质的生成 |
| 第二节 党的领导群体与以干部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一、学习运动与以干部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二、整风运动与以干部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三节 党的领导群体与以农民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一、党的领导群体对农民在革命中作用的认识 |
| 二、以农民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始语境分析 |
| 三、以农民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 |
| 第四节 党的领导群体与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一、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政治取向与革命作用的判定 |
| 二、党的领导群体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
| 三、引导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 |
| 第四章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一节 整风前后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身份角色转换 |
| 一、延安知识分子概况 |
| 二、整风前化大众的潜在主体与启蒙者的身份角色 |
| 三、整风中大众化对象的身份角色 |
| 四、整风前后知识分子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的成因分析 |
| 五、身份角色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资质的生成 |
| 第二节 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 |
| 一、以出版机构为依托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 |
| 二、以各类学校为阵地宣讲马克思主义 |
| 三、以学术团体为平台研究马克思主义 |
| 四、以文化艺术为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 |
| 第三节 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普及 |
| 一、“中国化”命题的溯源 |
| 二、“中国化”命题性质从学术到政治的演进脉络 |
| 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学理论证与宣传普及 |
| 第四节 延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 |
| 一、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 |
| 二、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
| 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 |
| 第五章 延安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报刊媒介概述 |
| 一、陕甘宁边区报刊概况 |
| 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报刊概况 |
| 三、报刊媒介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缘起 |
| 第二节 延安报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 |
| 一、宣传延安整风 |
| 二、促进大生产运动 |
| 三、推进社会建设 |
| 四、普及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 |
| 五、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
| 六、促进民主政权建设 |
| 第三节 延安报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
| 一、准确的媒体性质与办报方针定位 |
|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传播内容、风格与组织体系 |
| 三、独特高效的产品生产与传播 |
| 四、规避同质竞争的新闻生态环境优化策略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成就 |
| 一、马克思主义被广泛认同和信仰 |
| 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
| 三、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 |
| 四、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基本框架的初步建构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缺陷与不足 |
| 一、常态化向运动式畸变的萌芽 |
| 二、从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双向结合到单向度的知识分子工农化 |
| 三、把翻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教条主义的倾向 |
| 四、缺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学理分析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启示 |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取向为前提条件 |
|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协调有序的组织体系为实施保障 |
|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与各社会思潮对话交锋为发展动力 |
|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与民族文化良性互动为文化依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知识分子是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D]. 刘绍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2]列宁文化理论研究[D]. 杨海波. 山东大学, 2014(10)
- [3]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D]. 肖迪.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4]“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D]. 张广海. 北京大学, 2011(10)
- [5]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D]. 周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研究[D]. 祁程.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7]文化发展活力论[D]. 查建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研究 ——基于文化传播视角[D]. 王春芳. 武汉大学, 2013(01)
- [9]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焦金波.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