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纺织纱布原料交易市场研讨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赵伟[1]（2011）在《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研究（1895-1937） ——以近代中国企业战略史为视角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世界工业企业掀起了一体化战略发展的潮流,大型企业集团纷纷出现。此时,中国的民营工业企业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苏南地区出现了八个重要的企业集团,即无锡的荣氏集团、周氏集团、杨氏集团、唐蔡集团、丽新纺织印染集团、永泰缫丝集团,常州的大成纺织印染集团和苏州的光裕集团。企业一体化发展的意识已经在近代中国产生。对此,企业实践者和理论者都有思考和认识,在企业家的发展构想和公司章程中也都有体现。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1895年至1937年,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蓄力准备阶段,从1895年到20世纪初;第二阶段,从1914年左右到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是以实施横向一体化战略为主的发展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1937年,为第三阶段,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进入了生产纵向和横向一体化战略并重的阶段。近代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可以分为横向一体化战略和纵向一体化战略两种类型。横向一体化战略有三种模式,即一元横向一体化战略、二元横向一体化战略和多元横向一体化战略。永泰缫丝集团实施的是对缫丝生产的一元横向一体化战略,经历了分别由薛南溟和薛寿萱主持的两次横向一体化战略高潮。拥有较完善的原料供应体系和跨国外销机构是其能实现缫丝生产区域垄断的重要原因。荣氏集团实施的是棉粉联营的二元横向一体化战略。自建、租办、并购是其实现战略的三种主要方式。较大规模供销部门的建立也是支持其横向扩张战略的重要纵向配合行动。荣氏集团的战略实施具有三大特点,即以无限公司作为战略组织形式,大举外债作为实施战略的主要资金来源,棉纺织生产和面粉生产部门实现关联经营。周氏集团、杨氏集团和唐蔡集团则都实施的是多元横向一体化战略。多元化战略的成效虽然有所显现,但总体来看完成质量不高,也不够成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纵向一体化战略有两种模式,即生产纵向一体化战略和产用纵向一体化战略。抵制日货对日纱垄断下细纱交易的冲击,民族纱厂细纱产能有限,以及细纱交易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造成了近代中国细纱交易成本居高,从而促使了部分有实力的民族染织厂联营纺纱生产。由此,大成纺织印染集团和丽新纺织印染集团实施了纺织染联营的生产纵向一体化战略。比较大成和庆丰纺织漂染厂,纺织染联营的实现有两种不同的战略路径,即往返延伸和单向推进。当时棉纺织业环境下,往返延伸的路径更适合后发小资本的发展。光裕集团实施的是铁棉联营的产用纵向一体化战略,即棉纺织机器修造与棉纺织生产的一体化,并且其横向上兼营的房地产业起到了资金支持的作用。铁棉联营的产用纵向一体化战略挽救了大隆机器厂和苏纶纱厂,但其内部战略结构安排不当使整个企业集团存在隐患。一体化战略给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发展带来了正向和负向的效应。横向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包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内部协同互助、规避萎缩与分散风险以及改善和运用市场五个方面;纵向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包括,节省交易成本、防止机会主义、缓解供产销矛盾、获得高利润率、提高差别化能力和产生防御效应六个方面。在获得正向效应的同时,负向效应也是客观存在的。横向一体化战略的负向效应有,管理成本增加、过度资源投入和不经济互助行为三个方面;纵向一体化战略的负向效应有,生产管理成本问题和生产平衡问题两个方面。面对负向效应,近代苏南企业集团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加以减弱甚至化解。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是主要方面。总体来看,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具有追赶性、自主性、多样性的特点。追赶性体现了晚发落后弱小的中国民营企业积极进取的精神。自主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进步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多样性展示了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在困境中取得的显着成果。总之,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推动了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迅速发展。
陈印静[2]（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研究说明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张婷[3]（2019）在《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创造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确立,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近代以来,上海以港兴商,以工商业市,从中国的地理划分区域来看,是近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对聚集的地区。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长期以来,海外相关研究整体上受限于“西方中心”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国内相关着作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宏观叙事,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本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角,以新中国的过渡时期为研究背景,审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剖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渊源与历史缘由,重点探究上海对中央宏观政策的具化和实践,突出上海地区“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分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特点。期待能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刻外延的理解,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之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的重心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面对并加以正确解答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汲取了苏联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若干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确立,为新中国建立之初上海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形成了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市政府在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通过对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收购、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发生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为以后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1951年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就在上海得到了实践,给以后全国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推进。上海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加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同时,积极推进在沪同业公会和在沪私营工商业企业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削者”的科学假设和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阶段的公私合营是在“和平赎买”政策下开展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和平赎买”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典型示范效应先行、以“和”为贵的理念、“赎买”形式多样化等若干特点,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平稳推进。在“和平赎买”政策的推动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伟大的变革曾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嬗变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从过渡形式到具体步骤,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上,应当充分肯定。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奠定了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强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这些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成果。然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社会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在方法步骤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在改造过程中,过早地追求基本上消灭个体生产和私人资本的目标,则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过渡时期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今社会主义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追溯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感受过渡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当下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关联性,它所带给后人的思考,仍不失为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刘梦雨[4]（2019）在《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文中认为清代匠作则例记载了种类繁多的彩画作颜料,但其中大量名目都难以索解,致使研究者对清代彩画颜料的认知长期局限于当代彩画匠师的经验性知识,而针对彩画实物的科学检测结果也无从与清代文献记载印证。在清代的匠作知识体系中,官式彩画应当使用哪些颜料?营造工程中实际使用了哪些颜料?为什么选择使用这些颜料?它们对建筑彩画的最终面貌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文以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为研究对象,以匠作则例为核心文献材料,首先考释颜料名实,在此基础上,还原清代官式建筑彩画的材料构成,并厘清每种颜料的贸易来源与应用状况,以及颜料在营造活动中的流通过程。研究基于二重证据法展开,所使用的主要实物材料,是1978-2018年间针对清代建筑彩画及相关彩绘文物的科技考古数据,共统计文物案例127个（其中笔者分析案例33个）。文献材料则以52种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和清代官修政书为主,同时结合海关档案、税则等中外贸易史料,解决有关进口颜料的问题。在遴选相关匠作则例并完成文献学基础工作之后,本文分别统计了清代匠作则例和清代档案史料中出现的颜料名目,以及科学检测案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种类。通过比对上述两份清单,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解决了天青、梅花青、紫艳青、硇砂绿、洋青、鱼子金等20余种颜料的名实对应问题;进而对30余种颜料的性状、来源、应用范围等信息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考证,以对既有认识作出修正和补充。进口颜料在清代中国的来源、贸易与应用,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大量贸易档案、笔记等一手材料,梳理出清代中国进出口颜料贸易的整体图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smalt、人造群青、巴黎绿、普鲁士蓝等几种最重要的进口颜料展开深入研究,详细考证了每种颜料进入中国的渠道与时间,中文名称演变与确立的过程,并逐一厘清其应用范围、使用方式及贸易状况。研究发现,清代皇家营建活动中颜料的流通与使用,要依次经历采办-贮存-支领-制备-施用-奏销几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清中期以来,进口颜料在建筑彩画中的应用不断增加,至清晚期已占据压倒性优势。以成本较低的进口颜料来替代则例规定的昂贵物料,逐渐成为普遍的变通做法,但始终未曾见载于官修则例。颜料的选择,是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这一选择又会影响建筑彩画的最终样貌。因此,仅从文化角度解释建筑彩画的用色问题是不够的,颜料在物质层面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
王毅[5]（2019）在《1950年代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苏南是全国最古老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1890年就有了由官僚、地主和商人创办的近代工业。一战期间,苏南纺织工业初具规模。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并策动军阀混战,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行经济掠夺,民族纺织工业饱受摧残,民族资产阶级面对日军压力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与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际、国内市场暂时空虚,出现了短暂的“黄金时代”,接踵而至便是官僚资本集团对民族纺织工业的压榨。1949年2月至4月,江苏地区相继解放后,民族纺织工业面临着恢复生产的重重困难。原料不足、资金不足、销路呆滞、资本家消极观望是恢复纺织工业生产的四大阻碍,中共一方面向资本家宣传保护和扶持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人民银行和国营建中贸易公司进行资金、原料援助,同时鼓励植棉养蚕,纺织工业逐渐好转。为将私营纺织企业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实现对私营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苏南各地政府按中央指示,通过收购批购、加工订货、统购统销、联营联购等国家资本主义初中级形式对私营纺织企业进行了改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资本家追求利润、反抗国营经济领导的行为愈加明显,并出现了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为打击资本家的非法活动,中共领导工人群众开展限制与反限制斗争和“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使资本家深刻认识到自身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为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苏南地区根据中央给予江苏地区纺织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指示,开始有计划地改造私营纺织企业。1954年苏南地区第一批共计11个大型私营纺织企业率先合营;1956年1月,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地推动下,苏南地区进入全行业合营的高潮,到4月,苏南地区基本完成了纺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苏南纺织工业合营过程中,公私企业之间存在着三个斗争焦点,第一个集中体现在对市场控制权的争夺上,第二个集中体现在产品质量问题的斗争上,第三个体现在以资本和利润为核心的工缴货价问题上。全行业合营后,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实行经济改组和生产改革、清产核资和定股定息、对资方人员安排和改造等对合营企业的双重改造政策。同时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职工物质文化生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企业管理上,废除搜身制;废除把头制度;进行工时改革,实行“三班制”;贯彻婚姻法;建立各级党、团、工会组织,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在企业生产上,从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四大方面进一步改革,形成了合理有效的生产管理模式,使纺织企业产品质量和产量得到提高。在工人物质文化生活上,从实施劳保条例、改革工人工资、开展集体文化活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等四个方面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和劳动条件,保障工人的身心健康。实现对私营纺织企业的全面改造。通过对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审视,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变迁,资本家与私营企业一样以“五反”运动为节点都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总体表现为对中共政策由“五反”前的动摇、应付和不满,到“五反”后的主动或被动的、积极或消极的配合和接纳。苏南纺织工业在改造过程中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由单个大型企业合营逐步过渡到纺织行业合营;二是合营准备工作分三步展开;三是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改造同时进行。苏南纺织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不足之处具体体现在领导思想的急躁冒进和右倾畏难情绪并存;企业合营的配套保障措施不够完善;对私方人员安排工作存在偏差等方面。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领导层将改造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争论上升为党内政治路线斗争,并一定程度上同社会阶级斗争混同一起;过度追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集中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制度上的不同,没有深化认识到两者在具体体制方面的相通性。
张凤涛[6]（2012）在《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当今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提高产业竞争力、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纺织业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多年来，纺织业为满足国内需求、扩大就业、解决“三农”问题、平衡外汇收支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国纺织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强大的比较优势。所以，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纺织产业集群是我国纺织业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也是我国纺织业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原因之一。它的持续、健康发展将决定整个行业发展的命运。由此可见，对纺织产业集群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论文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化分析和思考。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等方法。在理论分析方面，主要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一些基本的概念与原理，研究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对集群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作进一步探索。在实证分析方面，着重利用相关理论进行了定性分析，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识别、产业集群竞争力、风险及升级进行分析。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引言。主要分析本论文选题依据，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阐述论文写作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框架、主要研究方法等。第一章产业集群竞争力理论研究。主要对产业集群及其竞争力的基本理论进行综述和回顾。阐述产业集群的概念、特征、性质、分类、形成和发展条件、作用等基本认识。综述不同学派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观点及研究现状。提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内涵、特征、性质、来源机理以及影响因素。第二章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概述。对中国纺织工业的现状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机遇，对中印两国纺织业进行比较，最后，分析了中国纺织产业转移的背景、趋向及区域布局。第三章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分析。首先分析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模式、特色、作用和优势，其次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第四章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及实证研究。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两种主要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识别，并利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第五章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阐述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必要性和内涵，分析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和风险，提出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对集群进行升级，并实证分析了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风险和升级，最后提出促进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结论。在前几章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归纳、总结。
谷永清[7]（2011）在《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文中研究表明1888年,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近代民族棉业发展就此揭开序幕。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民族棉业影响深远。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取了大量战争赔款及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棉纺织业从此成为日本在华投资的重点。青岛腹地植棉条件优越,棉货销售市场广阔,但因其为德国势力范围,日人只能通过棉货贸易方式与中国民族资本争夺市场份额,无法将纱厂直接移建于此。德占青岛期间,中日两国棉利之争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德人对青岛及其腹地的利源挖掘具有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他们不仅对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建设进行了详细规划,拨付了巨额帝国财政,还在此注入了西方近代社会的文化精神特质,使其成为“模范”的殖民地。1904年,胶济铁路的修筑完成极大地促进了口岸腹地间贸易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德占当局推行了分余润与华商的商贸策略,以求联华制日；在政治领域,德人与山东地方政府达成部分妥协与合作。此举对口岸与腹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山东推行近代化事业都有积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无暇顾及东亚殖民地,日本趁机利用地缘优势和英日同盟关系对德宣战,并很快占据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东亚的“德——日——华”三足鼎立关系就此瓦解。一战后期,强势的日本在胶州湾兴建了一批近代化棉纺织企业。德人在口岸及腹地兴建的基础建设为日资棉纺织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为构筑产业链条、实现产业优化,进而获取更大剩余价值,日商除加快棉制品生产外,还在腹地开设货栈,倾销棉纱,积极推广棉种改良工作。面对日商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和突如其来的商机,中国实业精英当仁不让,周学熙、潘复等人多方筹资在青岛、济南等地创建了民族棉纺织工厂。北京政府和山东地方政府也出台了鼓励植棉、振兴土纱土布等扞卫利权的措施。青岛及其腹地就此成为中日棉战的新战场。这样,中日棉战范围由长江中下游地区扩展到青岛及其腹地。中日两国在青岛、济南等地的棉制品销售之争推动了山东美棉种植业,棉花商品化种植水平明显提高。1923年,中国政府收回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但大量利权滞留在日人手中,青岛及胶济铁路的优势为中日双方所共有。由于中资企业在资金、技术上处于劣势,青岛棉货利源多半操于日商之手。为挽回利权,中国政府将推广美棉种植、提升原棉价格作为遏制日商获取棉业链条利润的重要手段。1924年后,青岛腹地战乱频仍,自然灾害持续不断,中国政府美棉推广工作遭受挫折,青岛与腹地间的棉货贸易也因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和张宗昌祸鲁而大为减退。国民政府取建立后,中国棉业受到空前重视。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振兴棉业的政策法律,筹设了棉业统制委员会、中央棉产改进所等专门机构,并在全国发起了棉业合作运动,国家棉业形势明显好转。青岛市长沈鸿烈为了挽回棉业利权,积极进行工商保育工作,在李村、高密、安丘等地附设植棉试验场、分场,以扩人美棉种植区。在政府支持下,青岛华资纱厂顶住众多日资企业的竞争,扞卫了棉业利权,成为近代中国弱势民族资本成功发展的典范。在青岛、济南棉纺织业崛起的同时,山东棉花种植业也在韩复榘、张鸿烈等政界人物的积极作为下获得了长足进步。山东棉花种植的崛起首先得益于韩复榘对城乡治安秩序的整饬；其次得益于山东交通、县政及乡村建设工作的快速发展；再次得益于韩氏对构建“独立经济体系”的努力。1930年代,梁漱溟、于鲁溪等人在邹平推行的美棉种植及运销合作事业,是近代中国美棉推广和运销事业的典范。随着邹平模式的推广,山东棉花品质及声誉快速提升。这有力地支持了青岛、济南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青岛、济南华资棉纺织业的进步反过来又刺激和推动了相关制造业的兴起,进而形成了以铁路为载体的邹平（种植）——济南（运销）——青岛（纺纱）——潍县（织布）——周村（印染）的棉业链条运转格局。在这一产业链带动下,青岛及其腹地经济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青岛棉业进步及口岸腹地间棉货贸易的推进对山东城乡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推广植棉使更多的农民告别旧时田园生活,主动融入到由机器大生产构建的棉业链条中。随着棉业链条的转动,青岛的资本主义经营理念、意识形态开始向腹地逐次渗透。这对推动山东区域近代化是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其二,为提高棉花品质、扩大种植范围,一大批新知识精英从城市回归到乡村,发起了棉业合作运动,这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复兴；其三,各级政府为取缔棉花搀水、搀杂弊病和规范棉花交易市场,采取了诸多干预手段,这有助于增强国家对乡村的重视和建设。竞争能促进行业发展。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外部竞争很快就会丧失活力。与日本棉界持续不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岛棉业的进步。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产销困难迫使青岛及其腹地棉业人士积极探求合乎自身特点的经营模式,努力扞卫棉业利权,进而达到了迟滞日本经济渗透的效果。抵制日纱、日布运动是民族资本与日商资本竞争的重要内容。这种运动要最终取得胜利单靠热情不行。提高企业经营理念和创新能力才是民族正确的抉择。
李梦琴[8]（2020）在《抗战大后方的荣氏企业 ——以李国伟系统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荣氏企业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其在纺织和面粉行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大后方的荣氏企业是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武汉内迁至重庆和宝鸡的申新第四纺织公司（以下简称申四）和福新第五面粉公司（以下简称福五）,是抗战时期以生产民用产品为主的民族资本企业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至1945年,荣氏后方的企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内迁对申四、福五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内迁之后在企业经理李国伟的带领下,申四是大后方第一个复工的纺织厂,其一改连年亏损的局面,业务开始蒸蒸日上。随后企业继续扩展,在成都添设建成面粉厂、创设宝鸡宏文造纸厂、发起组织宝兴煤矿公司、接办复兴铁工场,同时建立宝鸡铁工厂。这些企业在西北工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内迁、复工和发展,荣氏企业在大后方的重庆、宝鸡、成都等地获得出乎预料的成功。由此,集中管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管理者的面前,李国伟以总经理身份在后方创办五个公司,设立“五公司总管理处”。至此,以李国伟为中心的申四系统在大后方的扩展基本完成,同时也为荣氏企业的分裂埋下了种子。战争造成的地区隔阂,使开工的各厂谋求独立发展已成必然之势,再加上总经理荣宗敬病逝后企业内部矛盾的发展,使荣氏各个企业逐步形成了几个经营系统,各自发展。由此引发了荣氏企业内部核心管理层的调整与融合问题。以往关于战争与企业,总是提到战争对企业的破坏,但实际上荣氏内迁后方的企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战争也有促进企业改进经营实现现代化转变的一面。本文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武汉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关于申四、福五及其附属企业的档案及其他民国时期期刊、报纸、书籍和现代文史资料及当事人回忆录等相关史料,以申四、福五内迁后的发展为主线,对全面抗战爆发后以李国伟为中心的申四、福五的发展及荣氏企业核心层的调整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分析,探讨李国伟系统如何取舍父辈经营经验,并逐渐开始具备部分现代企业特征。
金志焕[9]（2003）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文中认为抗战胜利后，复工的停滞及物资不足引起了物价上涨、工潮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棉制品等日用必需品，供需矛盾突出，成为游资的主要投机对象。棉业统制政策对于物价稳定、社会安定以及战后工业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国民政府战后重要经济政策之一。因此，国民政府以接收日伪纺织企业组织建立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纺织企业集团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 1945年至1949年间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棉业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产业部门，而且棉业资本家是国民政府阶级基础的最大组成部分，因此棉业政策在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均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文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中心，研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棉业统制政策的演变，力图揭示战后资产阶级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以及这一政策对社会经济的重大影响。 中纺公司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等棉业统制机构之管制下，从成立初期至1949年接管之前一贯坚持推行棉业统制政策。中纺公司与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对于战后复工以及平抑纱布价格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经过八年抗战后，整个工业经济相当缓慢，相对而言，纺织工业生产的恢复则是较快的。 虽然中纺公司的限价抛售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尤其是1948年以后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纱布价格已经不能控制。更严重的是国民政府的硬性限价政策跟棉业资本家的利益根本形成了矛盾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走向破裂。终于，国民政府失去了其主要阶级组成基础的支持。
黄伟荣[10]（2019）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区合作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是其中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初步建设以来,双方大幅度降低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双边贸易流量大幅度上升,给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推进作用。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区的旧协定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双边经济发展的需求,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于2015年11月2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玻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议定书》,主要丰富、补充与完善原有协议,提升了该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然而,贸易自由化的提升也是一把双刃剑,中国与东盟各国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资源和生产的产品相似性较高,导致区域内成员国竞争激烈,部分成员国内各产业受到自由贸易的冲击,加上受到区外的不利影响,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的挑战。为此,尽可能地减少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合作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促进双方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对目前正在升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主要讨论:1.升级版的原由和当前的进程如何;2.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给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3.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后将给中国与东盟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4.双方各产业从自由贸易便利化的提升中是否得到福利;5.如何战胜各种内外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如何发展。并按照如下逻辑进行阐述: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出学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研究,以及该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历史分析法进行解析,阐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建设的发展历程,从该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期至全面建成,而且还对该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进行详细梳理解释。其次,通过理论与实践分析阐述了该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背景,以及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对双方的经贸合作的影响,并指出了未来合作面临各种可能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再次,分析升级后对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及变化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细分中国与东盟在各类产品的竞争性与互补性,通过使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运用GTAP模型进行模拟预测升级版全面实施后对中国与东盟及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贸易和福利水平,乃至各国各行业产出和贸易的变化。此外,还设定CPTPP生效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从而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实现自由化,为双方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提供参考。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与贸易效应来看,自由贸易区合作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边贸易增长率高于各自的整体对外贸易增速,双边贸易规模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双方的贸易差额仍存在不平衡。而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向东盟出口产品结构倾向于工业制品,而中国自东盟进口产品结构则倾向于初级产品。这与中国和东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的结果一致,说明中国与东盟各类产品贸易中存在互补关系,但是在一些产品中,双方的贸易仍存在这竞争关系。最后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发挥着积极作用,说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给中国与东盟带来积极的贸易效应。第二,从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的贸易效应来看,GTAP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全面实施后给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福利水平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升级版对双方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带来积极影响,并给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改善。但在贸易平衡方面,除了新加坡以外的成员国均出现贸易差额恶化状况。在产业层面,中国与东盟各行业产出和进出口贸易额增长均出现明显增加,贸易差额均得到改善,主要集中在双方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反受到冲击则为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在升级版全面实施的前提下,CPTPP的成立给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明显,说明双方贸易自由化的提升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区外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部分成员因国内产业则受到冲击,而导致其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同时还给区外非成员的经济与贸易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第三,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合作未来发展仍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双方应该加快推进升级版的落实及内容的完善。推进双方发展战略协调与对接,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共同体《2025蓝图》建设,以互利共赢方式帮助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打破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瓶颈,不断地扩大双方经贸合作规模,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并加大推进区内各国之间社会文化和民间的交流,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确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的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
二、“纺织纱布原料交易市场研讨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纺织纱布原料交易市场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研究（1895-1937） ——以近代中国企业战略史为视角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索引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状况 |
| 三、概念界定 |
| 1. 地域及时间范围 |
| 2. 企业及企业集团 |
| 3. 企业战略 |
| 4. 一体化及一体化战略 |
| 四、研究方法 |
| 1. 相关资料 |
| 2. 研究思路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略形成——近代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形成的历史环境和进程 |
| 第一节 近代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形成的历史环境 |
| 一、世界各国企业一体化战略的潮流 |
| 二、中国民营企业一体化战略的趋势 |
| 三、企业一体化意识及近代话语表达 |
| 1. 一体化意识的来源 |
| 2. 一体化的近代认识 |
| 3. 一体化战略模式和蓝图的构想 |
| 4. 一体化意识的制度化体现 |
| 第二节 近代苏南企业集团一体战略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一、第一阶段：蓄力准备 |
| 1. 战略环境：发展氛围好转，经济基础雄厚 |
| 2. 战略任务：资金转入，经验积累，模式初探 |
| 3. 发展特点：传统经济盈利为主要来源 |
| 二、第二阶段：横向为主 |
| 1. 战略环境：市场需求普遍扩大 |
| 2. 战略态势：横向一体化战略为主要形式 |
| 3. 发展特点：摆脱政府依赖，实现自主发展 |
| 三、第三阶段：纵横并重 |
| 1. 战略环境：险象环生，机遇仍存 |
| 2. 战略态势：棉纺织纵向和缫丝横向并重发展 |
| 3. 发展特点：中型企业集团为主要规模级别 |
| 第二章 战略实施（上）——对近代苏南企业集团横向一体化战略的考察 |
| 第一节 区域垄断：永泰缫丝集团的一元横向一体化战略 |
| 一、战略发展的两次高潮 |
| 1. 薛南溟时期（1896 年至1925 年） |
| 2. 薛寿萱时期（1926 年至1937 年） |
| 二、战略实施的特点 |
| 1. 源供体系：一元横向一体化战略的扩张基石 |
| 2. 跨国外销：一元横向一体化战略的产品出路 |
| 第二节 棉粉联营：荣氏集团的二元横向一体化战略 |
| 一、战略实施步骤：先粉后棉 |
| 二、战略的具体实现 |
| 1. 横向各单位的实现情况 |
| 2. 横向一体化的实现方式 |
| 3. 横向一体化的资金运作 |
| 4. 供销纵向一体化的配合行为 |
| 三、战略实施的特点 |
| 1. 无限公司：二元横向一体化战略的组织形式 |
| 2. 举债扩张：二元横向一体化战略的资金来源 |
| 3. 棉粉联营：二元横向一体化战略的关联模式 |
| 第三节 多角经营：周氏、杨氏、唐蔡集团的多元化战略 |
| 一、周氏集团的战略实现及评价 |
| 1. 战略的具体实现 |
| 2. 战略实施的分析与评价 |
| 二、杨氏集团的战略实现及评价 |
| 1. 战略的具体实现 |
| 2. 战略实施的分析与评价 |
| 三、唐蔡集团的战略实现及评价 |
| 1. 战略的具体实现 |
| 2. 战略实施的分析与评价 |
| 四、多元化战略实施的整体评价及展望 |
| 第三章 战略实施（下）——对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纵向一体化战略的剖析 |
| 第一节 部分民族染织厂联营纺纱的动因分析 |
| 一、细纱交易中存在的问题 |
| 1. 抵制日货冲击日纱垄断下的细纱交易 |
| 2. 民族纱厂细纱产能有限 |
| 3. 细纱交易中的一般性问题 |
| 二、民族染织厂的应对措施 |
| 1. 折中式交易办法 |
| 2. 欺瞒式交易行为 |
| 3. 联营纺纱的战略 |
| 第二节 纺织染联营：大成纺织印染集团的纵向一体化战略 |
| 一、战略的选择及进程 |
| 1. 以织布生产为战略突破口 |
| 2. 建立纵向一体化战略体系 |
| 3. 拓展纵向一体化战略纵深 |
| 二、战略实施的特点及评价 |
| 第三节 往返延伸与单向推进：纺织染联营的两种路径 |
| 一、织布与纺纱：不同的战略入口 |
| 二、往返延伸与单向推进：不同的战略线路 |
| 三、反超与落后：不同的战略效果 |
| 四、两种路径存在的多种情况 |
| 第四节 铁棉联营：光裕集团的产用纵向一体化战略 |
| 一、战略的具体实现 |
| 1. 确立棉纺织机器修造的战略基点 |
| 2. 建立产用纵向一体化的战略体系 |
| 3. 扩大产用纵向上游和下游的规模 |
| 4. 经营房地产业务的同步配合行为 |
| 二、战略实施的分析及评价 |
| 1. 困境之中的突围 |
| 2. 成功背后的隐患 |
| 3. 消除隐患的转机 |
| 4. 战略选择的失误 |
| 第四章 战略评价——对近代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效应和特点的分析 |
| 第一节 正向效应分析 |
| 一、横向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 |
| 1. 规模经济效应 |
| 2. 范围经济效应 |
| 3. 内部协同互助 |
| 4. 规避萎缩与分散风险 |
| 5. 改善和运用市场 |
| 二、纵向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 |
| 1. 节省交易成本 |
| 2. 防止机会主义 |
| 3. 缓解供产销矛盾 |
| 4. 获得更高利润率 |
| 5. 提高差别化能力 |
| 6. 产生防御效应 |
| 第二节 负向效应分析及其应对措施 |
| 一、横向一体化战略的负向效应 |
| 1. 管理成本增加 |
| 2. 过度资源投入 |
| 3. 不经济互助行为 |
| 二、纵向一体化战略的负向效应 |
| 1. 生产管理成本问题 |
| 2. 生产平衡问题 |
| 三、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战略特点分析 |
| 一、战略特点：追赶性、自主性、多样性 |
| 二、对追赶性的重点分析 |
| 1. 选择追赶的必要性 |
| 2. 实施追赶的可行性 |
| 3. 进行追赶的机遇 |
| 三、战略成就 |
| 结语： 对近代中国企业战略史研究的初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 |
| (二) 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史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体制改革的研究热潮 |
| 三、问题意识与创新空间 |
| (一) 关键词释义 |
| (二) 问题意识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局限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局限 |
| 五、主要研究资料 |
| (一) 档案类资料 |
| (二) 报刊类资料 |
| (三) 汇编类资料 |
| (四) 其他类资料 |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 |
| 一、中共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 |
| (一) 建政前的中共与商业 |
| (二) 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特征及对中共建政的影响 |
| 二、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 |
| (一) “大公”、“小公”商业的改组 |
| (二) 合作社“商人路线”的整顿 |
| (三) 私营商业的分利政策 |
| 三、武汉商业秩序的新旧过渡 |
| (一) 商业转业 |
| (二) 物资交流与商业联营 |
| (三) 新商事制度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五反”运动的起因 |
| (一)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运动 |
| (二) 从“三反”运动到“五反”运动 |
| 二、武汉“五反”运动始末 |
| (一) 由工商界“四反”走向“五反” |
| (二) “五反”运动的四个阶段 |
| 三、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 “五反”运动的特征 |
| (二) “五反”运动对商人的过度打击 |
| (三) 商业、市场与商人思想的变化 |
| (四) “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变局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局势变动 |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 武汉商业的新形势与商人的新矛盾 |
| 二、武汉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 (一) 动员与起始阶段 |
| (二) 经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四) 经济改组与安排阶段 |
| 三、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建构与运用 |
| (一) 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缘由 |
| (二)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管理 |
| (三)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运用——以零售商改造为例 |
| 四、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 |
| (二) 商业过渡的困境与曲折——以武汉绸布座商为例 |
| (三) 社会主义商业的确立 |
| 小结 |
| 第四章 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 |
| 一、保障计划性: 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 |
| (一) 商业机构市区分工改革 |
| (二) “大跃进”与“大商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
| (三) 国民经济调整与改进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
| 二、限制“非计划”因素: 自发商业的市场管理 |
| (一) 自发商业的生存策略 |
| (二) 自发商业的限制与管理——基于1957年的分析 |
| (三) 取缔计划商品流入自由市场 |
| 小结 |
| 第五章 计划与市场间的“徘徊者”:小商贩的特殊社会主义之路 |
| 一、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
| (一) 小商贩的改造办法 |
| (二) 小商贩改造的定税政策 |
| 二、小商贩的安排及其调整 |
| (一) 安排小商贩的政策倾斜 |
| (二) 安排偏宽及其限制 |
| 三、残存小商贩的整顿改造 |
| (一) 残存小商贩的分类整改 |
| (二)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矛盾 |
| (三)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争议及处理 |
| 四、商业整改与调整退出小商小贩 |
| (一) 恢复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 |
| (二) 退出国合商业小商贩的安排政策 |
| 五、自发个体商贩的清理整顿 |
| (一) 自发个体商贩的井喷 |
| (二) 清理整顿自发小商贩的政策界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市场与政府间的“应然”与“实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过渡时期 |
| 1.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1.2.3 社会主义改造 |
| 1.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1.3 研究回顾与现状 |
| 1.3.1 海外相关研究回顾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
| 1.4 研究重点和思路 |
| 1.4.1 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资料来源 |
| 1.6 研究的原创性与不足之处 |
| 1.6.1 研究的原创性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建国前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轫 |
| 2.1.1 外资的进入和发展 |
| 2.1.2 官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1.3 民族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特点 |
| 2.2.1 在沪外资的垄断性与掠夺性 |
| 2.2.2 在沪官僚资本的买办性与投机性 |
| 2.2.3 在沪民族资本的不平衡性与落后性 |
| 2.3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政策的确立 |
| 2.3.1 监督和管制在华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2 接收和管理在华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3 保护和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第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1 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理论和相关政策在上海的形成 |
| 3.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 |
| 3.1.2 列宁对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深化 |
| 3.1.3 中国共产党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与发展 |
| 3.1.4 上海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政策不断具化 |
| 3.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3.2.1 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2 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3 调整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3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1 在沪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2 在沪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
| 3.4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整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 |
| 3.4.1 三大政治运动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教育 |
| 3.4.2 “四反”、“五反”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洗礼 |
| 3.4.3 “五反”后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4.1 关于过渡时期理论与上海若干政策的形成 |
| 4.1.1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基本观点 |
| 4.1.2 苏联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深化 |
| 4.1.3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4.1.4 上海在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相关政策的制定 |
| 4.2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推进 |
| 4.2.1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工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2.2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商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3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家及其行业组织的改造 |
| 4.3.1 在沪同业公会的逐步改造 |
| 4.3.2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改造 |
| 4.4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上海资本主义的反响 |
| 4.4.1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举步维艰 |
| 4.4.2 在沪资本家的矛盾心态和消极行为 |
| 第五章 “和平赎买”政策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 “和平赎买”政策的来源与在上海的确立 |
| 5.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科学假设 |
| 5.1.2 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 |
| 5.1.3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拓展 |
| 5.1.4 上海对“和平赎买”的政策具化 |
| 5.2 “和平赎买”政策在上海的实践 |
| 5.2.1 公私合营申请的主动化趋向 |
| 5.2.2 公私合营的试点和扩展 |
| 5.2.3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到来 |
| 5.3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影响 |
| 5.3.1 上海资本主义的快速转变和消失 |
| 5.3.2 促进了上海国民经济结构的变迁 |
| 5.3.3 推动了上海部分工商业的外迁 |
| 5.4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若干特点 |
| 5.4.1 典型示范效应先行 |
| 5.4.2 以“和”为贵的理念 |
| 5.4.3 “赎买”形式多样化 |
| 第六章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启示 |
| 6.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
| 6.1.2 奠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 |
| 6.1.3 强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 |
| 6.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局限性 |
| 6.2.1 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
| 6.2.2 社会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单一化 |
| 6.2.3 社会中间阶层的弱化与缺失 |
| 6.3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当代的启示 |
| 6.3.1 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继承 |
| 6.3.2 保障政府和市场的优势互补 |
| 6.3.3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放松 |
| 附录 |
| 表1:1949-1956 上海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2:1949-1956 上海商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3:1949-1956 上海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变化情况 |
| 表4:1949-1956 上海私营商业经销代销变化情况 |
| 表5:1949-1957 上海公私合营工业与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 |
| 表6:1949-1956 上海公私合营及私营工业户数与产值增长情况 |
| 表7:1949-1957 上海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统计 |
| 表8:1952-1957 上海主要消费品零售量统计 |
| 表9:1950 上海工厂和商店申请停业、歇业数 |
| 表10:1949-1956 上海上层资产阶级人士安排情况 |
| 表11:1952-1957 上海市工业生产情况 |
| 表12:私营工商业者区别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期刊论文 |
| 课题参与情况 |
（4）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为什么研究颜料史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清代匠作则例相关研究 |
| 1.3.2 清代官式彩画相关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4 西方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5 其他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4.1 建立文献与实证相结合的颜料史研究框架 |
| 1.4.2 考释匠作知识体系下清代彩画颜料的名实问题 |
| 1.4.3 弥补清代官式彩画材料及工艺的认识之不足 |
| 1.4.4 揭示西方进口颜料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 |
| 1.4.5 推进清代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材料 |
| 1.5.1 “纸上之材料”:彩画颜料相关文献 |
| 1.5.2 “地下之材料”:清代彩画及彩绘文物中的颜料遗存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2.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文献述要 |
| 2.1.1 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
| 2.1.2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一:整理与汇释 |
| 2.1.3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二:编目与提要 |
| 2.2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编纂体例与编修方式 |
| 2.2.1 画作工料类 |
| 2.2.2 物料价值类 |
| 2.2.3 具体工程类 |
| 2.3 几种重要则例的衍生源流辨析 |
| 2.3.1 工程做法/内庭工程做法 |
| 2.3.2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 |
| 2.3.3 工部现行则例四种 |
| 2.3.4 圆明园、万寿山、内庭三处汇同则例 |
| 2.4 清代彩画作相关文献中的颜料名目 |
| 2.4.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中的颜料名目统计 |
| 2.4.2 清代档案史料中的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2.4.3 彩画作颜料名目的年代分布状况 |
| 2.5 小结 |
| 第3章 现代科学视野中的清代彩画颜料 |
| 3.1 古代颜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意义及局限性 |
| 3.1.1 古代颜料的实验室分析方法 |
| 3.1.2 对实验室工作的反思:数据的意义与局限性 |
| 3.2 名与实: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及其对接 |
| 3.2.1 颜料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 |
| 3.2.2 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的沟通 |
| 3.3 科学分析所见清代彩绘颜料数据统计:1978-2018 |
| 3.3.1 蓝色系颜料 |
| 3.3.2 绿色系颜料 |
| 3.3.3 红色系颜料 |
| 3.3.4 黄色系颜料 |
| 3.3.5 白色系颜料 |
| 3.3.6 黑色系颜料 |
| 3.3.7 金属质颜料 |
| 3.3.8 胶料及辅料 |
| 3.4 小结 |
| 第4章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基于双重证据的颜料名实考 |
| 4.1 天然矿物颜料 |
| 4.1.1 石青/天青 |
| 4.1.2 梅花青/南梅花青 |
| 4.1.3 青金石/天然群青/紫艳青 |
| 4.1.4 朱砂/银朱 |
| 4.1.5 箭头砂/箭头朱砂 |
| 4.1.6 马牙砂/马齿砂 |
| 4.1.7 水花朱 |
| 4.1.8 红土/片红土/南片红土/铁红 |
| 4.1.9 陀僧/密陀僧 |
| 4.1.10 包金土/土黄/黄土 |
| 4.1.11 无名异/土子 |
| 4.1.12 云母 |
| 4.2 有机质颜料 |
| 4.2.1 靛蓝/广靛花/靛水/煮蓝/蓝靛 |
| 4.2.2 洋蓝 |
| 4.2.3 黄栌木/黄芦木/黄卢木 |
| 4.2.4 烟子/南烟子/松烟/烟炱 |
| 4.2.5 墨/香墨/徽墨/松墨 |
| 4.2.6 紫胶/紫矿/胭脂虫红 |
| 4.2.7 五倍子/五棓子/乌棓子 |
| 4.2.8 紫粉 |
| 4.3 合成颜料 |
| 4.3.1 铜绿/锅巴绿/氯铜矿 |
| 4.3.2 铜青 |
| 4.3.3 硇砂大绿/硇砂二绿/硇砂三绿/硇砂枝条绿 |
| 4.3.4 西绿 |
| 4.3.5 黄丹/漳丹/淘丹/铅丹 |
| 4.3.6 定粉/官粉/铅粉/铅白 |
| 4.3.7 洋青/大青 |
| 4.3.8 人造群青/佛头青/人造绀青 |
| 4.3.9 普鲁士蓝/洋靛 |
| 4.3.10 巴黎绿/漆绿 |
| 4.4 金属质颜料 |
| 4.4.1 黄金/红金/赤金/大赤金/大赤/田赤 |
| 4.4.2 黄飞金/红飞金 |
| 4.4.3 黄泥金/红泥金 |
| 4.4.4 鱼子金 |
| 4.4.5 银箔/银粉 |
| 4.5 胶料和辅料 |
| 4.5.1 水胶/广胶 |
| 4.5.2 贴金油 |
| 4.5.3 青粉/土粉 |
| 4.5.4 轻粉 |
| 4.5.5 松香 |
| 4.5.6 硇砂/硵砂/黑卤砂 |
| 4.5.7 剉草/锉草 |
| 4.5.8 油艌灰 |
| 4.6 小结 |
| 第5章 彩画颜料的生产与贸易版图:1644-1902 |
| 5.1 从胭脂红到洋青:西方颜料进入中国 |
| 5.1.1 贸易档案中的颜料进口数据 |
| 5.1.2 宫廷与民间对西洋颜料的接纳 |
| 5.2 清前期的颜料贸易:以广州和东印度公司为中心 |
| 5.2.1 粤海关、十三行与西洋颜料 |
| 5.2.2 广州外销画中的颜料 |
| 5.2.3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颜料贸易(1635-1834) |
| 5.3 1840年以来的颜料贸易:通商条约、海关与沿岸贸易 |
| 5.3.1 19世纪欧洲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2 19世纪美国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3 近代进出口颜料贸易路线与重要集散地 |
| 5.4 几种重要的进口颜料:来源、贸易与应用 |
| 5.4.1“取彼水晶,和以回青”:Smalt |
| 5.4.2 再造青金石:人造群青(Synthetic Ultramarine) |
| 5.4.3 来自德国的“中国蓝”: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 |
| 5.4.4 危险的绿色:巴黎绿(Emerald Green) |
| 5.4.5 从“各作泥腊”到“呀囒米”:胭脂虫红(Cochineal) |
| 5.5 清朝与亚洲国家之间的颜料贸易 |
| 5.5.1 与日本间的颜料贸易 |
| 5.5.2 与朝鲜间的颜料贸易 |
| 5.5.3 与琉球间的颜料贸易 |
| 5.5.4 与东南亚诸国间的颜料贸易 |
| 5.6 小结 |
| 第6章 清代营造活动中彩画颜料的流通与使用 |
| 6.1 彩画颜料的流通 |
| 6.1.1 颜料的采买 |
| 6.1.2 颜料的贮存 |
| 6.1.3 颜料的支取与奏销 |
| 6.2 彩画颜料的制备 |
| 6.2.1 天然矿物颜料 |
| 6.2.2 人工合成颜料 |
| 6.3 彩画颜料的施用 |
| 6.3.1 单色做法 |
| 6.3.2 调色做法 |
| 6.3.3 混色做法 |
| 6.3.4 衬色做法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使用状况:历时性综述 |
| 7.2 颜料对建筑彩画及营建活动的影响 |
| 7.3 匠作则例对清代建筑史研究的意义 |
| 7.4 结语:颜料的身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与彩画作颜料相关的匠作则例目录(52 种) |
| 附录B 清代匠作则例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C 清代档案史料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D 实物分析检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统计(1978-2018) |
| 附录E 清代物料价值则例中所见颜料价值统计 |
| 附录F 清代彩画作未刊则例补遗 |
| F-1 内庭大木石瓦搭土油裱画作现行则例 |
| F-2 工部现行用工料则例 |
| F-3 工部核定则例 |
| F-4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 |
| F-5 崇陵工程做法册 |
| 附录G 工部与内廷画作则例用料对比 |
| 附录H 清代贸易文献中颜料类商品税则辑录 |
| H-1 酌定奉天通省粮货价值册 |
| H-2 1858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3 1902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4 1844 年中美协定税则 |
| H-5 1844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6 1858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7 1903 年厦门内地税关税目 |
| H-8 1903 年重订苏省水卡捐章 |
| H-9 《粤海关志》税则 |
| H-10 常税则例 |
| 附录I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颜料贸易信息辑录 |
| 附录J 《中国旧海关档案》中进出口颜料贸易信息辑录(1859-1871) |
| 附录K 几种重要进口颜料的海关贸易数据统计 |
| K-1 Smalt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2 人造群青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3 普鲁士蓝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4 胭脂红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5 巴黎绿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94-1902) |
| 附录L Winterthur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的颜料XRF分析数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1950年代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1949年前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的发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苏南地区近代化纺织工业的发生与发展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苏南纺织工业 |
| 第二章 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的恢复发展与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恢复生产的重重困难 |
| 第二节 中共恢复生产的措施与政策 |
| 第三节 对纺织工业的合理调整 |
| 第四节 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和“五反”运动的开展 |
| 第三章 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基本完成 |
| 第一节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与贯彻 |
| 第二节 大型纺织企业的公私合营 |
| 第三节 纺织行业的公私合营 |
| 第四节 全行业合营过程中几项政策的实施情况 |
| 第四章 生产管理与社会生活的演变 |
| 第一节 企业的各项民主改革 |
| 第二节 企业生产管理的演变 |
| 第三节 职工物质文化生活的演变 |
| 第五章 历史的审视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一节 民族资产阶级心理的变迁与重建 |
| 第二节 苏南地区纺织工业改造的特点 |
| 第三节 成就与不足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后记 |
（6）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产业集群竞争力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产业集群的本质认识 |
| 一、 产业集群的概念与特征 |
| 二、 产业集群的性质与分类 |
| 三、 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与方式 |
| 四、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
| 第二节 产业集群理论综述 |
| 一、 古典经济学的产业集聚理论 |
| 二、 新古典经济学的产业集聚理论 |
| 三、 产业区位理论 |
| 四、 增长极理论 |
| 五、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六、 新竞争经济理论 |
| 七、 新产业区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集群竞争力理论综述 |
| 一、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内涵 |
| 二、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特征 |
| 三、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性质 |
| 四、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纺织工业的现状及问题 |
| 一、 中国纺织工业的现状 |
| 二、 中国纺织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机遇 |
| 第三节 中印纺织工业比较 |
| 第四节 中国纺织产业转移 |
| 一、 纺织产业转移的历史 |
| 二、 中国纺织产业转移的背景 |
| 三、 中国纺织产业转移的趋向 |
| 四、 中国纺织产业的区域布局 |
| 第三章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模式 |
| 第二节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特色和分布 |
| 第三节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地位与作用 |
| 第四节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优势 |
| 第五节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现状 |
| 二、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及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研究综述 |
| 一、 定性评价研究 |
| 二、 定量评价研究 |
| 第二节 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模型 |
| 一、 基于国家范围内的竞争力模型——钻石模型 |
| 二、 基于区域范围内的竞争力模型——GEM 模型 |
| 三、 钻石模型与 GEM 模型的比较 |
| 第三节 产业集群的识别 |
| 一、 产业集群的识别方法 |
| 二、 集群的产业分类 |
| 三、 产业集群的边界 |
| 四、 产业集群识别的实证分析——以中国纺织产业为例 |
| 第四节 产业集群竞争力实证分析——以辽源袜业为例 |
| 一、 辽源袜业的发展历史、现状 |
| 二、 辽源袜业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分析 |
| 三、 辽源袜业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对策 |
| 第五章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
| 第一节 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
| 一、 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必要性 |
| 二、 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 |
| 三、 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四、 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
| 五、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 |
| 一、 生命周期理论 |
| 二、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研究综述 |
| 三、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各阶段特征 |
| 四、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曲线 |
| 第三节 产业集群的风险 |
| 一、 产业集群风险研究综述 |
| 二、 产业集群风险的种类 |
| 三、 产业集群各阶段的发展风险 |
| 四、 产业集群风险的防范 |
| 五、 产业集群风险实证分析——以绍兴纺织为例 |
| 第四节 产业集群的升级 |
| 一、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综述 |
| 二、 产业集群升级的涵义 |
| 三、 产业集群升级的形式 |
| 四、 产业集群升级的途径 |
| 五、 产业集群升级实证分析——以绍兴纺织为例 |
| 第五节 促进我国纺织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
| 二、 优化纺织产业区域布局 |
| 三、 合理发挥政府职能 |
| 四、 加强分工与协作，促进产业集群升级 |
| 五、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
| 六、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中介服务作用 |
| 七、 完善集群内公共服务体系 |
| 八、 大力提高产学研合作 |
| 九、 努力打造区域品牌 |
| 十、 推进集群融入全球价值链 |
| 结论 |
| 一、 基本结论 |
| 二、 主要创新点 |
| 三、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表图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学术史综述 |
| 二、相关界定 |
| 三、选题的学术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德占胶州和山东植棉事业的兴起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棉业形势 |
| 一、国外棉业沿革、中国棉花种植及华棉纺织业的递嬗 |
| 二、中外棉货贸易变迁和民族棉纺织工业发轫 |
| 三、三色旗叠映下的胶州——德国“模范”殖民地的开辟 |
| 第二节 东亚棉纺织业崛起及美棉在山东引种 |
| 一、中国棉业新形势 |
| 二、青岛棉货贸易崛起和腹地扩大植棉 |
| 第二章 1914～1928年间中日在青岛及其腹地的棉利之争 |
| 第一节 青岛日资棉纺织业兴起及其对腹地利权的蚕食 |
| 一、日本占胶州和攫取山东利源 |
| 二、青岛的日资棉纺织工业 |
| 三、日商主导的美棉拓殖业 |
| 第二节 青岛回归及棉业利权的挽回 |
| 一、中国收回青岛的努力 |
|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青岛棉业 |
| 第三节 一战与青岛及其腹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 |
| 一、一战期间的民族制造业 |
| 二、一战后期日华纱厂的竞相发展及日资纱厂的胜出 |
| 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期的成因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的青岛及腹地棉业发展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棉业新政 |
| 一、中国棉业危机 |
| 二、国民政府干预棉产及棉运的工作 |
| 三、华资纱业的复苏 |
| 第二节 工商保育政策下的青岛棉业 |
| 一、沈鸿烈振兴青岛工商事业的努力 |
| 二、口岸——腹地棉业链条的重构 |
| 三、弱势进取的青岛华资棉纺织业 |
| 第三节 腹地“模范省”的棉业工作 |
| 一、青岛腹地贸易秩序的整饬 |
| 二、美棉种植事业的新发展及相关产业的进步 |
| 三、国货制服运动和山东棉业的盛衰 |
| 第四章 青岛棉业进步与腹地区域经济变迁 |
| 第一节 从棉花美化到棉花神话 |
| 一、山东棉花工业品质的铸就 |
| 二、“要发家、种棉花”——推广美棉的成就 |
| 第二节 山东棉花交易市场和鲁棉商业信誉 |
| 一、青岛腹地棉花交易网络 |
| 二“棉惑”问题及其解决 |
| 第三节 抵制日货下的青岛棉业 |
| 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频繁的抵制日货运动 |
| 二、困难逼出正确——弱势民族资本的抉择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抗战大后方的荣氏企业 ——以李国伟系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起与依据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资料来源 |
| 五、重难点与创新点 |
| 六、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荣氏企业与内迁企业的创办 |
| 一、战前荣氏企业简况 |
| (一)从保兴粉厂到“面粉大王” |
| (二)从振新纱厂到“棉纱大王” |
| (三)荣氏企业组织形式 |
| 二、荣氏内迁企业的发轫 |
| (一)申四、福五的创办 |
| (二)战前企业的经营发展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战时李国伟系统的产生与形成 |
| 一、李国伟系统的产生 |
| (一)抗战爆发企业内迁 |
| (二)申四、福五的重建 |
| 二、李国伟系统的扩展及正式形成 |
| (一)后方荣氏企业附属事业的扩展 |
| (二)总管理处及其成立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李国伟系统的经营活动 |
| 一、李国伟系统的困境 |
| (一)国家环境与日军轰炸 |
| (二)预防与应对措施 |
| (三)小结 |
| 二、李国伟系统的经营活动 |
| (一)总管理处在经营活动中的作用 |
| (二)内迁企业的经营活动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战争后期荣氏企业管理核心层的调整 |
| 一、李国伟与荣氏企业各系统的复杂关系 |
| (一)申四、福五股金变化 |
| (二)企业各系统间的复杂关系 |
| 二、企业内部调整的艰难历程 |
| (一)荣宗敬时代的荣氏企业 |
| (二)调整的艰难历程 |
| 三、融入企业管理核心 |
| (一)后荣家时代的荣氏企业 |
| (二)融合与变革 |
| 第五章 结束语 |
| 一、李国伟系统的主要贡献 |
| 二、李国伟系统的缺陷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导论 |
| (一) 学述史的回顾 |
| (二) 本文的研究框架、史料与基本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成立背景与其目的 |
| 第一节 战后国民政府及纺织业界的棉业建设构想 |
| 第二节 战后中国棉业的现状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设立的目的 |
| 第三节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成立与纺织业界的应对 |
| 第二章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组织以及经营管理 |
| 第一节 敌伪纱厂的接收及中纺公司的组织 |
| 第二节 中纺公司的人事管理 |
| 第三节 中纺公司的经营评价及其作用 |
| 第三章 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与中纺公司 |
| 第一节 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之成立 |
| 第二节 复工进展与中国纺织业的畸形繁荣 |
| 第三节 中纺公司的平抑纱价及纺管会的联合配销政策 |
| 第四节 联合配销政策的失败与纺管会的结束 |
| 第四章 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与中纺公司 |
| 第一节 中纺公司的出售与国营、民营论争 |
| 第二节 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的成立与中纺公司 |
| 第三节 纺调会的棉业统制政策与其挫折 |
| 第五章 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与中纺公司 |
| 第一节 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与民营纱厂的反应 |
| 第二节 中纺公司的统购棉花政策 |
| 第三节 中纺公司限价收花政策的曲折 |
| 第四节 棉业全面统制政策的挫折与纱管会的撤销 |
| 第六章 棉业统制政策的全面破产与中纺公司的结束 |
| 第一节 纺管会撤销后棉业政策与中纺公司 |
| 第二节 中纺公司改组与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 |
| 第三节 棉业资本家之政治动向与工厂南迁 |
| 第四节 中纺公司的解体与接管 |
| 结论 |
| 大事记 |
| 参考书目 |
（1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结构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 研究创新、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
| 1.3.1 研究的创新 |
| 1.3.2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 |
| 2.1.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
| 2.1.2 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类型 |
| 2.2 自由贸易区理论概述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概述 |
| 2.2.2 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理论 |
| 2.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与贸易效应的研究综述 |
| 2.3.2 有关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综述 |
| 2.3.3 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研究综述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及其主要内容 |
| 3.1 建设的历史进程 |
| 3.1.1 建设前期 |
| 3.1.2 建设期间 |
| 3.1.3 全面建成后 |
| 3.2 主要内容 |
| 3.2.1 货物贸易合作 |
| 3.2.2 服务贸易合作 |
| 3.2.3 投资合作 |
| 3.2.4 其他领域合作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背景、内容与障碍 |
| 4.1 升级版的环境与背景 |
| 4.1.1 升级版提出的背景 |
| 4.1.2 升级版的必要性 |
| 4.1.3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现状 |
| 4.1.4 "一带一路"倡议对升级版的影响 |
| 4.1.5 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现状 |
| 4.1.6 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对升级版的影响 |
| 4.2 升级版的现状与内容 |
| 4.2.1 升级版的现状 |
| 4.2.2 升级版的主要内容 |
| 4.3 升级版面临的挑战 |
| 4.3.1 经济方面 |
| 4.3.2 政治方面 |
| 4.3.3 国情方面 |
| 4.3.4 合作机制方面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 5.1 双边贸易整体发展现状分析 |
| 5.2 若干贸易指标分析 |
| 5.2.1 贸易增速变化分析 |
| 5.2.2 贸易比重变化分析 |
| 5.2.3 贸易平衡变化分析 |
| 5.2.4 贸易结构变化分析 |
| 5.2.5 贸易竞争性分析 |
| 5.2.6 贸易互补性分析 |
| 5.3 小结 |
| 第6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
| 6.1 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发展 |
| 6.2 贸易引力模型的设定 |
| 6.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4 贸易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贸易效应模拟实证分析 |
| 7.1 GTAP模型的理论基础 |
| 7.2 GTAP模拟情境设定 |
| 7.2.1 国家(地区)与行业设定 |
| 7.2.2 情境模拟设定 |
| 7.3 升级版贸易效应模拟实证分析 |
| 7.3.1 对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 |
| 7.3.2 对各国家(地区)贸易的影响 |
| 7.3.3 对各国家(地区)各行业产出的影响 |
| 7.3.4 对各国家(地区)各行业贸易的影响 |
| 7.4 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快升级版的落实及内容的完善 |
| 8.2.2 推进双方发展战略协调与对接 |
| 8.2.3 扩大双方经贸合作的规模 |
| 8.2.4 设立秘书处及优化现有的合作机制 |
| 8.2.5 加强政治互信 |
| 8.2.6 强化社会文化和民间交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纺织纱布原料交易市场研讨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研究（1895-1937） ——以近代中国企业战略史为视角的探讨[D]. 赵伟. 苏州大学, 2011(06)
- [2]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3]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D]. 张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4]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D]. 刘梦雨. 清华大学, 2019(02)
- [5]1950年代苏南地区纺织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D]. 王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6]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竞争力研究[D]. 张凤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7]近代青岛棉业研究（1897～1937）[D]. 谷永清. 南京大学, 2011(11)
- [8]抗战大后方的荣氏企业 ——以李国伟系统为中心[D]. 李梦琴. 西南大学, 2020(01)
- [9]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D]. 金志焕. 复旦大学, 2003(02)
- [1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D]. 黄伟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