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二)(论文文献综述)
成联方[1](2018)在《沈曾植书学着述编年考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来看,日记、信札、题跋、专着以及後人■録汇编等几方面几乎囊括了沈曾植所有的书学资料,但这些资料却存在版本优劣、版本递变、名实关系以及内容去取等诸多学术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对沈曾植书学甚至学术的深度研究。本论文从版本、■佚以及校勘等角度对这些文献进行考察,共梳理出二十一种书学着述(并附"只存书目,内容阙如类三篇"),且将之编年。这样的框架既容易展现沈曾植书学之发展轨迹及其书学全貌,也容易反映出沈曾植书学着述之诸多问题。希望能爲进一步深化沈曾植的相关学术研究作一个基础性的铺垫工作。
戴家妙[2](2013)在《《寐叟题跋》研究》文中提出论文围绕《寐叟题跋》,对沈曾植的遗稿进行了全面的考订,梳理了《寐叟题跋》与《海日楼文集》(未出)、《海日楼诗集》、《曼陀罗寱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等主要着述之间的密切关系,尽量恢复历史原貌,对全面认识沈曾植其人其学,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寐叟题跋》所录沈曾植壮年至暮年各个时期的书迹,兼有学术与艺术的研究价值。论文以《题跋》为中心,考察他的书风与书学思想的演变痕迹,厘清一些模糊的陈见,从而揭示晚清民初书坛之风气转移状况。论文分六章:《沈曾植着述考》、《〈寐叟题跋〉辑补》、《〈海日楼题跋〉校证》、《从〈寐叟题跋〉看沈曾植的书风演变》、《从〈寐叟题跋〉看沈曾植的书学思想》、《沈曾植字号及印鉴辑考》等。在研究手段上,注重文献梳理与图片分析,采用辑补、校证、比较、排列、统计的方法,努力构筑学理上的合理逻辑,以期有所发现与发明。
许全胜[3](2005)在《沈曾植与早期中外史地研究》文中指出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 (1880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章京,江西广信府、南昌府知府,安徽提学使,护理巡抚。为北京强学会发起人之一,助康有为变法。应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史席。又助盛宣怀办学,出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沈氏是当时中国南北学术重镇之一,他的学术眼界极为宽广,超过了传统经史之学的范畴,在乾嘉诸老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已经显露出近代学术的面貌。他在清末民初世界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东西方汉学诸大师如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日本的内藤湖南等人,至沪必访沈氏谈学,由此可见他的学术地位之高。
胡逢祥[4](2014)在《沈曾植与晚清西北史地学》文中指出西北史地研究,是我国近代经世史学的重点关怀之一。作为清末民初该学术传统的代表人物,沈曾植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蒙古早期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以及西北、西南边疆史地和南海交通史的开拓性探索上。其治学理念和方法,既透露出光绪间部分士大夫对边疆和外交危机的关怀,也反映了国内史学开始与国际"东方学"研究展开交流互动的趋势,在我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上实具上承清学、下开新域的意义。
许全胜[5](2004)在《沈曾植年谱长编》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时代是中国数千年来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之一,各色人等在这一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除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外,文化方面也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在东西方思想的鼓舞激荡之下,传统学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演变。作为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代宗师,沈曾植是近代学术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章京、江西广信府知府、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曾助康有为变法,为北京强学会发起人之一。应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史席。又曾助盛宣怀办学,出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沈氏自幼居京师,后长期为京官,辛亥后一直居住上海。近代京沪两地最得风气之先,他一生南北往来,与当时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学者、文人、艺术家,如翁同稣、张之洞、康有为、文廷式、杨守敬、罗振玉、陈三立、郑孝胥、樊增祥、陈衍、缪荃孙、张元济、王国维、杨锺羲、刘承斡、吴昌硕等交游,被公认为当时中国的学坛祭酒,影响甚钜。如王国维治小学音韵及蒙元史、西北史地,即师承沈氏之学。 沈曾植中年时代,因目睹外强侵略,继承徐松、龚自珍以来的传统,精研西北、南洋边疆史地,以期经世致用,着有《元朝秘史补注》、《蒙古源流笺证》、《岛夷志略广证》。他通晓历朝法制,着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邃于佛学,深通道教,精博为世公认。他在清末民初世界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东西方汉学诸大师如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日本的内藤湖南等人,至沪必访沈氏论学,由此可见学术地位之高。可以说,沈曾植是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他还是晚清重要文学流派——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作家,有《海日楼诗集》传世。同光体的其他着名诗人如陈三立、郑孝胥、陈衍都与他互相切磋诗艺,交谊深厚。他同时也是杰出的艺术家和鉴赏家,书法造诣极高,有“三百年来第一人”之誉,对金石、书画、版本、碑帖有高超的见解。 沈曾植的学术眼界十分宽广,对欧美、日本的政治文化思想也极为关注,这些都超出了传统经史之学的范畴,在乾嘉诸老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已呈现出现代学术的面貌。今天国学大师王国维人尽皆知,但他尊敬的老师沈曾植的业绩却被长期遗忘,这无疑是学术史的缺环。 《沈曾植年谱长编》按年编撰,自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至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凡七十三年。谱前述其家世渊源,录家传、世系等资料,卒后则略述祭奠安葬及时人哀挽诸事。参考文献列有沈曾植着作目,谱后附录沈氏碑传资料。 沈曾植生平略分以下五阶段: 一.清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一岁至光绪五年己卯(1879)三十岁。通籍前求 学时期。 二.光绪六年庚辰(1880)三十一岁至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四十八岁。在 京为官时期。自沈氏第庚辰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章京,至丁酉丁母忧,戊戌南归。三.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四十九岁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五十三岁。 期间戊戌、己亥应张之洞之聘主讲武昌两湖书院史席、辛丑应盛宣怀之约出 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庚子之乱,与张之洞、刘坤一谋东南互保。壬寅还刑 部,借补外务部员外郎。四.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五十四岁至宣统二年(1910)庚戌六十一岁。外 任为官时期。历任江西广信府知府、署盐法道、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 署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五.宣统三年辛亥(1911)六十二岁至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归隐沪上,以 遗老自居,直至逝世。丁巳(1917)赴京谋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 本谱以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为基础,比较详尽的勾勒出这位近代里程碑式的大学者、大诗人的人生轨迹,并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阶段的历史风貌,或许会对当代学术的发展和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有所启示。
赵俊智[6](2019)在《沈曾植史学研究》文中认为沈曾植是晚清民国时期研究边疆舆地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识渊博,见识雄伟,是清末民初的着名学者。深厚的家学,早年跟随多位老师学习及游学的经历,让沈曾植在音韵、训诂、考证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和良好的训练,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治学道路上越走越宽。同光时期,边疆问题愈加凸显,边疆舆地之学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受当时学术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沈曾植开始研究边疆舆地之学,成为晚清边疆舆地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蒙古源流笺证》和《元秘史补注》是沈曾植研究边疆舆地学的主要着作。这两部着作分别对《蒙古源流》和《元朝秘史》中所记载的蒙古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考证、梳理。主要包括对蒙古世系人名、历史事件、地理等方面的考证,其考证精审,引用材料内容详实。特别是在考证地理时,在传统文献相互引证的基础上,运用了许多舆地图、域外材料,使得考证更加准确,定位更加明晰。另外,沈曾植于光绪十六年(1890)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光绪朝会典馆画图处总纂,掌管画图处的相关事宜。《会典舆图》的绘制是画图处最为重要的内容,在沈曾植等人的推动下,运用了诸多西方绘图之法,使所绘制的地图内容准确,为清朝在解决边疆问题时提供地图依据。沈曾植与光绪《会典舆图》的纂修,体现了晚清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互动关系,它们在面对共同的边疆问题时,所做出对舆图进行详细准确绘制的反应,反映了当时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思想的趋同,都主张经世致用,解决现实所面临的问题。总的来说,沈曾植受嘉道以来经世之风的影响,其史学学术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以及经典的考据是其表达政治见解,研究学术的依据,是经世致用思想和治学的基础。同时在他的经世思想中也能感受到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比如运用西方先进的地理知识,西方文献资料,支持维新变法等等,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秩序、价值所做的努力与尝试。
许全胜[7](2007)在《千秋孤索炯心光——近代史学先驱沈曾植述论》文中研究表明
肖文飞[8](2008)在《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 ——从沈曾植看清末民初书法的丕变》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纵向上以清代碑帖论争为线索,在横向上以清末民初书法环境的变化为背景,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学术状况以及沈曾植的思想观念因素,来考察沈曾植的书法,从中揭示清末民初书法领域一些被当代研究者忽略的深层次变化。碑帖论争的实质是书法界依托于“以复古为解放”的清代学术大背景,对二千余年书法的渊源流变进行重新梳理。碑学的兴起给书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但由此形成的碑、帖双峰对峙,也使书法由原来的帖学一元变成了碑、帖二元,这种对立带来了整个书法系统的混乱和危机。清末民初书法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以及现代印刷术的应用,消解了碑帖论争的前提,也导致了书法参照系的改变,由此,在前人完成了篆隶和楷书的复古之后,沈曾植对草书的源流进行梳理并由此促成了草法的复明,表明清代以碑帖论争为表象以对二千余年书法传统的重新梳理为本质这一过程所遗留下的空白最终被填充,标志着一个轮回的结束。沈曾植这代人的努力表明,一个超越于碑、帖之上的书法大系统已经得以重建,在观念上碑、帖的界限和对立已经被消除,书法在经历二百余年的动荡之后重回一元,根基重新稳固。因此,目前学界一般所持的清末民初的书法是清代碑派书法不断取代帖派书法这一过程的延续、碑派书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绝对性胜利的观点有其局限性。大量的事实表明,清末民初的书家学者对书法尤其是对碑、帖的认识,已经不是前代的延续,而是一种扭转。肇始于傅山的碑帖论争,到沈曾植这个时代也已告一段落,之后的论争不过余波而已。
陆胤[9](2011)在《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 ——张之洞学人圈考论》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的考论对象,是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在其周边以昔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吸收外来新知识、新经验较有效率,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着。其中的张之洞学人圈,虽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容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开创了近代学术转型在本土语境下的“缓冲模式”。同光之交活跃于京师的“清流”,是张之洞学人圈渊源所在。张氏早年参与都下学人交游,光绪初加入“翰林清流”积极言事,奠定了此后学人圈的学派、政派意识。甲申(1884)中法一役,京朝“清流”遭到摧折,适值张之洞受命督粤,其幕府遂成为“清流”人物聚集的渊薮。督鄂以后,“清流”背景促使张之洞系统在“洋务模式”之外别辟蹊径,将学术文教引入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戊戌(1898)前后,经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趋新势力的接触及冲突,武昌学人圈逐渐趋向稳健改革的政治认同。此期间幕府的诗酒交游日渐繁盛,同光诗学的“三元说”于焉生成,却仍以追怀“清流”风气、再现“文盛之世”为主题。在传播京师新学风的同时,张之洞学人圈亦注意与晚近地方学统相整合。张之洞早年督学,深受乾嘉以来经古书院、官书局传统影响,致力于汉学地方化;但在履任粤督后,却开始尝试超越阮元等汉学名臣。经过对陈澧汉宋调和之学的再阐释,新设广雅书院更带有折衷取向。同一时期,与“东塾学派”同样主张折衷汉宋,但思路有所出入的南菁书院学风,亦为张之洞学人圈所汲取,却剔除了其中过于专门化的部分。“东塾”与“南菁”成为张之洞督鄂以后倡导文教的两大资源,加之两湖地域固有的经世学风,以及此期业已活跃于江南沿海的新学风气,形成两湖书院中各地方学统累积、竞争甚至纷争的局面。张之洞学人圈对于近代学术的持久影响,更在于学制设计。清末壬寅、癸卯学制的生成,伴随着新教育的统系之争,而其背景则为南北督抚的派系分化。其中,尤以江、鄂联合与北洋对峙的局面最为显着。庚子事变后,清廷重启新政,“江鄂”与“北洋”的教育新经验先后进入清廷文教中枢的视野。二者在搬用日本学制的大前提上并无异议,但关于如何在新学制下保存旧学统,却依其固有的学统区分,呈现出“尊经”与“重文”的分歧。此期间海外革新势力活动频繁,京、外各地学潮亦开始涌动。于此背景下,张之洞奉旨参与学制改章,在引进明治日本学术经验的同时,亲自主导了经学及“中国文学”课程的制定。张之洞学人圈之所以能在文教变革中得风气之先,主动吸收日本经验实为关键。清末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所主张日文翻译的兴盛,文章写作上出现了有关“日本文体”及新名词的讨论。受日本军部及兴亚团体鼓动,戊戌前后张之洞方面曾是提倡“东学”、“东文”的先驱;但在戊戌政变后,为了与康梁势力切割,同时更受近代国族意识的影响,张之洞系统在维持对日联络的同时,却对来自日本的学术、出版、政治新经验不无保留。曾经一度感动中日双方朝野人士的“同文”意识,遂日渐淹没于体现国族特性的“国语”、“国文”言说,并最终凝固为清末学制规划中同时带有近代国族意识与传统政教理念的“国文”学科。本论文将从学风、学制、文体三方面考论张之洞学人圈引进近代新知识、新经验的“缓冲模式”,以试探近代学术、文教在体制内转型的别样路径。
修彩波[10](2004)在《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文中认为中西交通史兴起于20世纪初,在短短的数十年内迅速壮大,初具规模,对近现代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作为一门专门史学科,它的起源、发展、研究状况以及在现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如何,尚未见有系统的讨论。缘于此,本文拟从史学史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几位有代表性的中西交通史家学术实践作通盘的考察,力求在在理论反思与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勾勒出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基本状况,揭示其文化观及对中西交通史乃至整个现代学术所造成的影响。从中总结出这一学科发展的特点及趋势,评估其在现代史学发展中地位和作用。全文除绪论外,凡六章,近25万字。 绪论部分,首先对本课题的研究状况作学术史回顾,然后对中西交通史发展的大致进程、学科形成及特点作了综合分析。中西交通史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史学科出现颇晚,它的发展有一逐渐形成的过程,并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五四以前这一学科发展相对比较缓慢,真正有长足进步则在20世纪20—40年代。这一时期,研究对象与范围逐渐确定,出现了专业性研究群体,形成了一套带有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故“中西交通史”这一学科渐被学界所认同。就其发展特点而言,可归纳为下几个方面:(1)研究内容以史地考证为主,偏重于资料的疏通与整理;(2)研究方法颇重考据之学,而又融入了近代新的因素;(3)研究方向渐趋专题与细化,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受到重视。同时,数量众多的研究者积极参与研究,对推进这一时期学科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章阐释了中西交通史研究兴起的历史条件,并对沈曾植的“开创之功”作了讨论。作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中西交通史研究肇始于19世纪下半期。它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首先,是鸦片战争以后严酷社会现实驱动的结果;其次,是晚清域外史地和西北舆地研究风气的延续;再次,也是西方和日本汉学刺激下的直接产物。在推进边疆舆地和域外史地研究向中西交通史转变的过渡时期,成就最大的当属沈曾植。《岛夷志略广证》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南洋舆地专着,它打破了以往边疆舆地研究只重西北的狭窄局面,开始关注西南、东南和南洋史地,开扩了研究的学术视野;在内容上,开始涉及宗教和民族文化交流的研究;并试图取鉴西方汉学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方法,初步形成了会通中西的治学特点。沈曾植在中西交通史研究尤其南洋史地研究中,具有筚路蓝缕的先驱作用。 第二章探讨陈垣的中西交通史研究。真正从现代学术意义上对中西交通史进行研究的首推陈垣。他以研究外来宗教入华史见长。这既是他救国图强观念的重要实践,又与他入京后的际遇有直接关系。陈垣不仅探究了各教在华的流布情况,勾勒了它们流传盛衰及演变的历史,而且将其置入整个中国社会大背景中去考察,分析它们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探寻中西文化交流与宗教传播的关系,解决了外来宗教入华的诸多问题,展现了他“专以汉文史料考史”的治史特征,开拓了从宗教史探讨中西交通史的新领域。《元西域人华化考》则首次对元代汉化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论述了元代西域与“中土”文化彼此影响的状况,实为一部元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开华化西域研究之先河。 第四章论述张星娘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作为民国以来专业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的第一人,张星娘以此为己任,既是他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一种学术选择,也与其父张相文的影响直接有关。《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首次将中西交通史作为一个整体,书中汇集了当时相关的主要资料和重要成果,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是对前人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总结。体例方法上,也初成条贯,由远及近的结构方式,显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外关系史发展的新趋势;中西史料比勘等方法的引用,为后人的提供了借鉴。从而为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成为这一学科体系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欧化东渐史》则首次就近代西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了系统整理。他所译注的两种《马哥学罗游记》不仅对原书详加考释、对玉尔考证多作增补,且在版本选择上也有过人之处,开启了中国马可·波罗研究之路。 第五章讨论冯承钧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冯承钧是20世纪我国译介西方汉学成果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一生共翻译出版论着170余种,其中大多与中外交通有关,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其译作文质相兼,无违原本,翻译之中,又有考证,不仅为中西交通史等学科引进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提供了科学的治学方法,把相关学科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南洋交通史》首次对中国与南洋的交通作了分期研究,并对其中的地名、航线作了周详的考证,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海外交通史的专着。他所校注的《稼涯胜览校注》、《星搓胜览校注》、《海录注》、《诸蕃志校注》等史籍,至今仍是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和海外交通史的基本参考书。冯承钧还关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涉及宗教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和酉域史地等方面,考察了中外文化间的相互灌输,特别是华夏文明吸收外来文明的历史。这对推动中外交化交流史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六章探讨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
二、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二)(论文提纲范文)
(1)沈曾植书学着述编年考勘(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沈曾植书学着述编年考勘 |
附:仅存书名, 内容阙如类三篇 |
结语 |
(2)《寐叟题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沈曾植着述考 |
第一节 沈颎《总目》与王蘧常《着述目》 |
第二节 浙博与上图藏沈曾植诸种稿本、批注本考述 |
第二章 《寐叟题跋》辑补 |
第一节 《寐叟题跋》的成书 |
第二节 群书题跋辑补 |
第三节 碑帖题跋辑补 |
第四节 书画题跋辑补 |
第三章 《海日楼题跋》校证 |
第一节 《海日楼题跋》校证 |
第二节 《海日楼札记》校证 |
第四章 从《寐叟题跋》看沈曾植的书风演变 |
第一节 从《寐叟题跋》看沈曾植的“以学养书”与“日常书写” |
第二节 从《寐叟题跋》看沈曾植的书风演变 |
第五章 从《寐叟题跋》看沈曾植的书学思想 |
第一节 关于包世臣 |
第二节 关于宋人书 |
第三节 关于唐人书 |
第四节 关于二王与《兰亭序》 |
第五节 关于汉魏六朝书迹 |
第六节 关于异体同势与南北会通 |
第七节 关于临摹 |
第六章 沈曾植字号及印鉴辑考 |
第一节 字号及印鉴辑考 |
第二节 《素盦印存》与《时贤印集》所录之沈曾植用印 |
第三节 沈曾植与吴昌硕 |
第四节 沈曾植的自篆印稿 |
附录 |
1、沈曾植书学系年表 |
2、《曼陀罗寱词稿》考释 |
3、沈曾植京官时期(1880—1897)宴集表 |
4、浙江省博物馆藏海日楼旧藏本目录 |
5、浙江省博物馆藏沈颎旧藏本目录 |
6、沈曾植字号室名使用年代分布简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沈曾植与晚清西北史地学(论文提纲范文)
一、光绪朝蒙元史研究的倡行者 |
二、勇于拓新的西北和西南边疆地理研究 |
三、从沈曾植的西北史地学看清末民初的学术变局 |
(5)沈曾植年谱长编(论文提纲范文)
沈曾植先生像 |
沈曾植先生墨迹 |
沈曾植先生印鉴 |
自序 |
发凡 |
谱前 |
附录 |
一、 沈叔埏《颐彩堂文集》卷十五《家传》 |
二、 沈维鐈《补读书斋遗稿》卷十《皇清例赠文林郎显考守拙府君行略》 |
三、 沈宗涵、宗济《鼎甫府君年谱》 |
四、 沈曾植《家传稿》 |
五、 沈曾植《榨蔀村墓堂左壁刻辞》 |
六、 沈曾植《母教录》 |
七、 沈曾植《光绪庚辰科会试朱卷·履历》 |
八、 《沈氏世系》 |
九、 《外家世系》 |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 |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 |
年谱 |
卷一 通籍前期 |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 一岁 |
文宗咸丰元年辛亥(1851) 二岁 |
咸丰二年壬子(1852) 三岁 |
咸丰三年癸丑(1853) 四岁 |
咸丰四年甲寅(1854) 五岁 |
咸丰五年乙卯(1855) 六岁 |
咸丰六年丙辰(1856) 七岁 |
咸丰七年丁巳(1857) 八岁 |
咸丰八年戊午(1858) 九岁 |
咸丰九年己未(1859) 十岁 |
咸丰十年庚申(1860) 十一岁 |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十二岁 |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1862) 十三岁 |
同治二年癸亥(1863) 十四岁 |
同治三年甲子(1864) 十五岁 |
同治四年乙丑(1865) 十六岁 |
同治五年丙寅(1866) 十七岁 |
同治六年丁卯(1867) 十八岁 |
同治七年戊辰(1868) 十九岁 |
同治八年己巳(1869) 二十岁 |
同治九年庚午(1870) 二十一岁 |
同治十年辛未(1871) 二十二岁 |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 二十三岁 |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 二十四岁 |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 二十五岁 |
德宗光绪元年乙亥(1875) 二十六岁 |
光绪二年丙子(1876) 二十七岁 |
光绪三年丁丑(1877) 二十八岁 |
光绪四年戊寅(1878) 二十九岁 |
光绪五年己卯(1879) 三十岁 |
卷二 京官时期 |
光绪六年庚辰(1880) 三十一岁 |
光绪七年辛巳(1881) 三十二岁 |
光绪八年壬午(1882) 三十三岁 |
光绪九年癸未(1883) 三十四岁 |
光绪十年甲申(1884) 三十五岁 |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 三十六岁 |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 三十七岁 |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 三十八岁 |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 三十九岁 |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 四十岁 |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 四十一岁 |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四十二岁 |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 四十三岁 |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 四十四岁 |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 四十五岁 |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 四十六岁 |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 四十七岁 |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 四十八岁 |
卷三 两湖书院、南洋公学时期 |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四十九岁 |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 五十岁 |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 五十一岁 |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五十二岁 |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五十三岁 |
卷四 外任时期 |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 五十四岁 |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 五十五岁 |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 五十六岁 |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五十七岁 |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五十八岁 |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 五十九岁 |
宣统元年己酉(1909) 六十岁 |
宣统二年庚戌(1910) 六十一岁 |
卷五 遗老时期 |
宣统三年辛亥(1911) 六十二岁 |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1912) 六十三岁 |
中华民国二年癸丑(1913) 六十四岁 |
中华民国三年甲寅(1914) 六十五岁 |
中华民国四年乙卯(1915) 六十六岁 |
中华民国五年丙辰(1916) 六十七岁 |
中华民国六年丁巳(1917) 六十八岁 |
中华民国七年戊午(1918) 六十九岁 |
中华民国八年己未(1919) 七十岁 |
中华民国九年庚申(1920) 七十一岁 |
中华民国十年辛酉(1921) 七十二岁 |
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 七十三岁 |
附录 |
一. 《清史稿》卷四七二《沈曾植传》 |
二. 谢凤孙《学部尚书沈公墓志铭》 |
三. 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 |
四.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沈曾植》 |
参考书目 |
一、 沈曾植着作 |
日记 |
书札 |
诗词 |
文 |
专着 |
其他 |
二、 参考文献 |
友朋书札 |
三、 工具书 |
四、 研究论着 |
人物小传 |
跋 |
(6)沈曾植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论文结构 |
四、难点、创新点及不足 |
第一章 沈曾植史学学术之路 |
一、学术渊源 |
二、学术环境与学术交往 |
第二章 沈曾植蒙元史地着作研究 |
一、《蒙古源流笺证》与《元秘史补注》的撰写 |
二、《蒙古源流笺证》与《元秘史补注》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第三章 沈曾植与光绪朝《会典舆图》的纂修 |
一、晚清官方史学经世思想的凸显 |
二、光绪朝《会典舆图》的纂修 |
第四章 沈曾植史学思想与治学特点 |
一、沈曾植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
二、沈曾植依托于传统经学和考据的治学特点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 ——从沈曾植看清末民初书法的丕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书法传播方式的改变与新材料的发现 |
1.1 19世纪中后期照相印刷术在书法领域的应用 |
1.2 考古发现对书法的影响——以流沙坠简为例 |
二、清代碑帖论争的线索及学术背景 |
2.1 "碑学"、"帖学"概念的界定 |
2.2 碑帖论争的线索梳理 |
2.3 学术背景 |
三、沈曾植晚年的生活及与书法相关的交游 |
3.1 晚年生活 |
3.2 与书法相关的交往 |
四、沈曾植的思想观念及与书法的关系 |
4.1 性格 |
4.2 政治与文化观念 |
4.3 治学思维 |
4.4 诗学倾向 |
4.5 学问之书——书学与学术的同构 |
五、碑帖对立的消解与章草的复兴 |
5.1 碑帖对立的消解 |
5.2 参照系的改变 |
5.3 草书系统的梳理 |
5.4 章草的复兴 |
5.5 书法系统的重建 |
六、沈曾植由今入古的书法实践 |
6.1 书风的演变 |
6.2 古法的恢复 |
结语 |
Ⅰ 通乎古今以为变 |
Ⅱ 一个新的开端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9)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 ——张之洞学人圈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对象与方法 |
三、先行研究、史料汇集与本论题的位置 |
四、论文间架 |
五、关于行文的几点说明 |
第一章 从同光清流到武昌幕府——张之洞学人圈的形成 |
一、另一种中兴:同光之际的京师学风 |
二、作为"门面"的"清流" |
三、"为尔筹归计":从庙堂到幕府 |
四、武昌督幕学人之聚合 |
五、"三元说"与"哀六朝" |
小结 |
附表1:戊戌、庚子间武昌士人交游表 |
第二章 在"东塾"、"南菁"之间——张之洞学人圈与近代地方学统的整合 |
一、经古书院、官书局与"汉学"的地方化 |
二、广雅书院的折衷体制 |
三、"东塾学派"的近代衍变 |
四、江浙学风的歧趋:从"无邪堂"到"南菁" |
五、两湖书院学术之争 |
小结 |
附表2:张之洞督粤期间广雅书院课题 |
附表3:张之洞督鄂时期的书院教习 |
第三章 新学制下的旧学统——张之洞学人圈的扩张与清末教育改制的统系之争 |
一、江鄂联盟的结成 |
二、作为"普通学"的经史 |
三、"宗经"还是"重文"?:改造"中学"的统系之分 |
四、张之洞癸卯入京与清季都下学风的迂回 |
附表4:戊戌辛丑间吴汝纶、张之洞"中学书目"之比较 |
第四章 "同文"与"国文"——张之洞学人圈对日本经验的迎拒及其文体意识的生成 |
一、亚细亚主义与张之洞系统亲日取向的发端 |
二、"东文"与"汉文":接受新知的文章捷径 |
三、"同文"的雅与俗:从汉文训读到和文汉读 |
四、戊戌政变后对日感情的变化及言论控制的加强 |
五、学制内外的"国文" |
小结 |
第五章 张之洞学人圈名录(1884-1907) |
馀论:"缓冲模式"的有效与有限 |
征引文献 |
后记 |
(10)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绪论 |
一 学术史回顾及论旨 |
二 中西交通史发展的大致进程 |
三 学科形成及特点的分析 |
第一章 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兴起 |
一 兴起的历史条件 |
二 沈曾植与研究之风的开启 |
第二章 陈垣:外来宗教史研究 |
一 研究的缘起 |
二 外来宗教史的开创性研究 |
三 《元西域人华化考》 |
四 土法为本洋法为鉴 |
第三章 张星烺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
一 家学渊源与治学道路 |
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
三 欧化东渐史研究 |
四 译介《马可·波罗游记》 |
第四章 冯承钧与欧洲汉学的译介 |
一 爱国思想与学术道路 |
二 欧洲汉学的译介 |
三 南洋交通史研究 |
四 探讨中外文化交流 |
五 融汇中西的治史方法 |
第五章 向达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一 学术志向与治学经历 |
二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三 中西交通史体系的初构 |
四 主持整理中外交通史籍 |
第六章 方豪:中西交通史的集大成者 |
一 宗教与学术之间 |
二 《中西交通史》 |
三 宗教史研究的拓展 |
四 新考据家的治史方法 |
结语 |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
四、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二)(论文参考文献)
- [1]沈曾植书学着述编年考勘[J]. 成联方. 书法研究, 2018(02)
- [2]《寐叟题跋》研究[D]. 戴家妙. 中国美术学院, 2013(04)
- [3]沈曾植与早期中外史地研究[A]. 许全胜. 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 2005
- [4]沈曾植与晚清西北史地学[J]. 胡逢祥. 史学史研究, 2014(01)
- [5]沈曾植年谱长编[D]. 许全胜. 华东师范大学, 2004(04)
- [6]沈曾植史学研究[D]. 赵俊智.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7]千秋孤索炯心光——近代史学先驱沈曾植述论[J]. 许全胜. 图书馆杂志, 2007(06)
- [8]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 ——从沈曾植看清末民初书法的丕变[D]. 肖文飞. 中央美术学院, 2008(10)
- [9]近代学术的体制内进路 ——张之洞学人圈考论[D]. 陆胤. 北京大学, 2011(10)
- [10]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D]. 修彩波. 华东师范大学,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