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皖南地区2000年下半年药材行情概述（论文文献综述）
熊辛格[1]（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研究指明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吴盛杰[2]（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提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李艳红[3]（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王洪刚[4]（2017）在《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民国时期蚌埠城市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研究视角,从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再现新旧更替的历程,着重发掘“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方式和规律,廓清两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城市发展轨迹,总结出城市现代化的模式与特点。论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章主要介绍铁路通车前蚌埠古镇的历史沿革、地理条件和传统社会格局,这是蚌埠现代化的背景和基础。城市是历史的产物,早在城市化运动启动长久之前,城市就已产生,即古代城市。虽然古代城市与近代城市有着不同的内涵,但近代城市正是在古代城市这个母体中孕育的。研究蚌埠早期现代化,首先要对其产生的历史地理前提做出一种基本判断。根据现代化的理论,这是蚌埠现代化的“准备”阶段。第二章至第六章重点考察历史时期蚌埠在经济、教育、文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的现代化变迁的微观过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就其层面而言,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转型过程。论文分别从工业、商业、交通、教育、人口等方面对现代因素的产生和壮大进行考察,“以史立论”,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推演其新旧更替的内在机制,对于广泛存在的新旧“杂糅”的现象也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在众多现代元素中,本文着力凸显新式交通尤其是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蚌埠是“火车拉出来的城市”,铁路运输强大的吸附功能不仅汇聚了这座城市,也为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铁路不仅塑造了一个富于“交通色彩”的经济结构,还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力既有“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也有暴风骤雨式的一蹴而就,它决定了蚌埠现代化“突变型”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影响力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对蚌埠而言,交通因素只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交通优势不能很好地转化为市场优势,蚌埠的城市现代化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行之不远。实际上,通民国时期,不论工业、商业,还是教育、文化,这些层面的发展曲线基本都是“高开低走”,从狂飙激进到每况愈下再到无疾而终,除了战争侵扰,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是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反之,蚌埠在几十年之后的中衰恰巧印证了这点:这座城市的交通优势依然还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在两次迁移（沿江、沿海）,其经济地位大大下降,最终没能续写辉煌,个中缘由值得深思。第七章总结了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的特征和启示。基于以上现代化层面的具体研究,作者凝练出蚌埠城市现代化的特点与规律。通过与同时期的安庆、芜湖、合肥等城市的类比,总结城市发展的教训和经验,绘制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为现在和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借鉴,规避历史上罹患过各种“城市病”,寻找城镇化发展的出路,制定最佳的城市发展模式。
岳鹏星[5]（2017）在《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时期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和税收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该时期,中国铁路事业在筹议、筹资、建设、运营与管理的过程中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关联。此种关联主要通过铁路起步阶段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的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铁路购地与铁路材料,铁路运营管理过程中的陆路关税、铁路厘金,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在铁路引入中国之前,清政府的财税实态奠定了税收制度与铁路事业互动的基础。在铁路事业的起步阶段,外国势力不断要求清政府兴办铁路充当了必要条件。清政府内部则经过数次论争和尝试,最终确立了兴建铁路的基本国策。该时期由于铁路甚少修筑,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国人的认知层面:主张兴建铁路者,认为通过铁路可以促进客货畅通,利于增加税收。部分反对铁路兴建的人,则提出铁路妨碍民生,有害于原有的税政体系。还有部分国人提出依靠税收修筑铁路的看法。在吴淞铁路的交涉中,税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政府确立兴建铁路的国策使得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逐渐紧密起来。晚清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主要聚焦于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主要通过官款进行资金挹注。其中,尤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最具代表性。官款作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税源。中央专项铁路经费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转移为军需,并没有持续用于铁路建设事业。战后,清政府确立了借债筑路政策,主要依靠大量的铁路外债,其中税收体现为信用担保的功能。税收担保,利弊兼有。铁路外债中的税收担保将以税为保的外债借款模式推向深入。清政府外债筑路政策造成了铁路利权大量流失,最终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进而确立了商办铁路政策。商办铁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大多实行股份制结构,出台一系列不同的筹款方法。除相对自愿性的商股之外,大部分主要依靠税收融资,其中新增的税收名目繁多。商办铁路的税收融资产生了一系列外部效应,既包括民众无法忍受而引发的直接抗税,也包含对于原有税政的扰动,甚至还助推部分铁路公司建设机制的转变,此间包含着不同政治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与铁路筹资相伴随的是铁路工程建设问题,其中围绕铁路购地、铁路材料产生了大量与税制相关联的内容。就铁路购地而言,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地丁钱粮原额因为土地产权的转移而不流失。甲午战争前后,铁路购地与税收之间经历从零星关联到制度初建的过程。随着铁路建设高潮到来,清政府从制度层面给予大量思考和实践。1906年清政府拟定《铁路购地章程》,尝试统一全国的铁路购地规制。1908年清政府通过《铁路地亩纳税章程》对铁路地税进行集中而详尽的原则规定,并得到通行。从铁路购地程序上看,土地产权转移经历着从立契到投税印契,再到钱粮过割的过程,税收更是如影随行。就铁路材料而言,该时期国内铁路材料生产的迟滞和外国势力包办铁路材料的扩张,最终形成了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制度。该制度主要以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为法定约束力,使得外洋铁路材料的垄断地位得以确立,而清政府自办铁路最初却得不到免税待遇。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各铁路公司以“在路言路”的立场,针对铁路材料免税的诉求持续不断。1907年苏、浙、皖、赣、闽五省铁路公司联合发起免税诉求,在邮传部与农工商部支持之下,打开商办铁路公司铁路材料免税的缺口。紧接着,其他铁路公司也竞相援引使得自办铁路铁路材料免税渐次推展。由于各铁路公司相继奏请免税影响到了国家税入,因此税务处开始尝试收束与管控,期间伴随着铁路公司与税务处之间的较力。关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铁路对于关税制度的形塑有着重要影响力。晚清铁路与关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主要涉及到东清铁路、滇越铁路等跨境线路,尤以东清铁路最为典型。东清铁路修筑前服务于俄国利益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渐趋成型。俄国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等考虑,促发了东清铁路的筹建。同时,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也波及到东清铁路的建设过程。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分别在南北满洲划分了势力范围。中、日、俄三方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博弈日趋激烈,最终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得以出现。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问题开始进入实际生成的阶段。中俄之间的交涉作为明线,日俄之间的博弈作为暗线,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延宕日久。从《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到《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税关暂行试办章程》,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最终确定。该制度维护了俄国在北满洲的经济、政治利益,扩展了旧有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并成为中日满韩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榜样。东清铁路与滇越铁路的陆路关税制度具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点。二者均构成了晚清陆路关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是近代中国陆路关税制度的集大成者。厘金制度是晚清时期税制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铁路厘金问题是铁路与厘金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铁路厘金缘于铁路运营对于原有厘金制度的冲击。张之洞开办汉口火车货捐局使得铁路厘金得以出现,并逐渐延展至其他线路。鄂豫、直豫火车货捐局为核心建立的制度体系构成此后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样板。铁路厘金产生之后,由于受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差异化表现明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铁路厘金的稽征方式、税率、税卡均发生着变动。铁路厘金维护着地方财政,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疏离之象。铁路厘金虽然有助于补充地方财政的匮阙,但也对区域性的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沪宁铁路厘金作为晚清铁路厘金问题的代表,涉及到厘金制度内部水卡与旱卡、中央与地方、中国与英国、内政与外交等多层面的博弈而复杂多变。铁路厘金赓续了原有厘金制度的特质,并表现出新的内容,是晚清厘金制度变迁中的新动态。晚清时期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力较为突出。税制对于铁路的作用并不是全方位的影响。就税收征管而言,处于不断衰落过程中的常关在应对铁路运营对其的作用力之时,并不是一味的退让,有其自身应激和主动应对的一面。与常关不同,新兴的铁路厘局依附于铁路运营事业反映出厘金制度的主动作用力。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于铁路事业的作用力不同。租股作为田赋附加税类型,因其直接依附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普通民众与铁路紧密相联。盐税作为间接税类,涉及到了铁路公司的地方公股问题,影响到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就税收负担而言,晚清时期针对铁路公司并没有营业税的制度设计,铁路公司的报效、税负转嫁构成了主要内在税负。普通民众作为外在税负承担者,伴随着干路国有政策出台,激发抗粮抗捐的斗争,最终改变晚清铁路事业的历史走向。晚清时期,铁路在线路过程中的内在特质以及税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无处不在的情势,决定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不可分割。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关联是一种动态呈现。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铁路建设体制、机制的变化成为必然,税收制度领域内的变化成为常态。而变化过程中制度的逐渐形成,进而造成的功能性影响又推动着制度的调适和变动。在铁路事业与税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变是因为制度的力量,不变则因为制度的局限和边界。
张帆[6]（2017）在《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祸患频仍,地方社会屡受摧残。1934年夏季及其后一段时间,东南地区遭遇了百年难遇的超常灾荒,人们纷纷以各种方式起而应对危机。无论从灾荒的致因、长期的影响还是从地方应对之策看,对1934年东南超常灾荒的考察在近代中国灾害史研究中都别具意义。异常天气是1934年大旱灾的直接诱因,但生态环境的破坏、水利功能的欠缺以及地方社会的仓促应对则是促使大旱成荒、灾黎遍地的深层原因。旱灾严重摧残了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引发了频繁的社会动荡。面对大灾荒,在中央政府规划和领导下,各地方政府纷纷勉力应对。在灾荒应对方案上,地方政府依据已有成规或临时法令,构建救济机制,重视社会宣传和赈灾经费筹募。在赈济统筹层面,地方政府除注意上下级机关、各平级机关以及与各事务部门的有效互动,重视与社会力量的赈灾合作,注意对灾民自救因势利导。地方政府的赈灾举措各有侧重,无论是急赈、工赈、蠲缓和农贷,还是机械灌溉的引入、人工降雨的提议与水利工程的推进,均显示地方政府的灾荒应对在承续传统荒政基础上的现代性趋向。行政与市场手段并重以维持经济稳定,严格审查、惩恶扬善以保证赈济功效,抚慰、规劝、命令与震慑多管齐下敉平社会动荡,对确保救灾赈济、维持经济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毋庸置疑,政府的灾荒应对也存在一些弊端,常态治理和日常准备的不足,产生了如反应迟缓、资金匮乏、抗旱设备缺少等等问题,导致政府在一些减灾行动上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想的成绩。社会力量在灾荒应对中贡献甚巨。社会力量因灵活多样的募捐方式吸纳了众多赈济资源,故土情结、慈善理念与人道主义的感召使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扩大了赈济势力。在当地赈济与跨区域赈济的过程中,社会力量颇为注意放赈对象的管控、施赈过程的监督与赈务公开等赈济监控环节。社会力量居于政府、灾民之间发挥其桥梁作用,同时,各社会慈善团体间也注意协调与合作。在精神抚慰与舆论导向层面,社会力量发挥自身优势,安抚灾民,监督政府,贡献意见,鼓励捐输。“甲戌全浙救灾会”在此次大灾荒中的作为,突出显示了社会力量在灾荒应对中的积极作用。大灾荒造成被灾百姓生活困难:收益剧减、生活成本陡增造成生计的窘迫,农时违逆、日常生活错乱造成日常节奏的紊乱,谣言传播、行为反常反映灾民心理的异化,疫病流行更使他们雪上加霜。灾民的自救在积极一端,通过补水、改种、加强副业等手段进行农事补救,通过多种渠道挣取资金、寻找代食品等手段进行生活补救,灾民之间的互助以及灾民向政府和社会寻求赈济,都体现出灾民灾荒应对的主动性。在消极一端,祈雨求神虽给心理以安慰,却造成了资源的损耗;逃难就食与聚众抢米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动荡;卖儿鬻女、遗弃、自杀等极端方式则显现了灾民自救能力的薄弱与国家赈救能力的不足。城市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显示了不同阶层民众旱灾中的生活状态与应对方式。危机时段的非常态应对与常态的地域经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1934年的超常灾荒在一定意义上检视了东南地方社会的生态系统状态,说明了生态环境因素在地方生存和发展中的潜在而长久的影响力。地方政府常态治理与应急方案显示了一定的灾荒应对能力,但财政困窘、措施仓促,极大滞碍了政府荒政效能的发挥。社会力量的灾荒应对既体现了地域慈善的传统,也显示了赈灾方式的时代转型。灾民面临生活危机的种种应对方式,积极与消极并存,凸显了民国时期乡村地区之日渐凋敝和民众自救能力的单薄。在灾荒史研究中,这样的非常态—常态关联应该是社会史学者更为关注的方面。
张笑笑[7]（2017）在《芜湖近代建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芜湖的近代时期自1876年开埠通商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在芜湖的近代化过程中,建筑的近代化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芜湖的近代化历程。这批类型丰富、特征显着的近代建筑,在风格、造型、空间、技术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显着的近代特性,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但是历经战争的洗劫和建国后城市化进程的拆建,这批珍贵的建筑遭到了极大的损毁,亟待研究和保护。论文以芜湖市区内的近代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搜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在整合资料的基础上,以建筑本体的风格、造型、空间、技术特征为重点研究内容,结合芜湖近代社会、文化、历史和城市发展背景,梳理得出芜湖近代建筑发展演变的过程。论文通过对芜湖近代建筑全面系统的研究,整理出芜湖近代建筑的基本形态,归纳起来即为:“五种风格”和“五种空间模式”,其建筑造型体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碰撞、杂糅的不同程度,其建造方式则兼具本土化和先进性的特征。论文探讨了芜湖近代建筑的演变过程,是在西式建筑文化与本土文化糅合的过程中,历经了三种传播渠道,以“五种风格”的建筑为物质载体,历经了从“被动植入”到“因势利导”再到“主动接纳”的演变路径,其演变过程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特点,为研究中国其他中小城市的建筑在近代时期的演变提供可比较的样本。
蒋勇军[8]（2015）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赈,即以工代赈,是“工”与“赈”的矛盾统一体,是以“工”为手段,以“赈”为指归,既是消极救济,亦是积极善后。它一般是指灾害发生后,政府或民间力量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灾民出工投劳,参加公共工程的兴建而获得赈济的一种自救方式。其内容囊括清除淤积、疏濬河流、开凿水渠、打造水井、修筑堤坝、兴修公路、修筑铁路、建造机场、修缮房屋、推广农事、植树造林、举办工厂、创办识字班诸项;其类型亦呈现出多样化的时代特征,覆盖水利工赈、交通工赈、房屋工赈、市政工赈、农林工赈、实业工赈等方面。它既可赈济灾民,亦可举办工程,奠定了灾区可持续发展的永久基础,实为一举两得,不失为“授人以渔”、祛灾除荒之至善良策。本文简要地回顾了国民政府以前工赈的历史,系统地阐述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的发展历程,梳理了这一时期工赈运作的基本流程,论述了这一时期工赈管理的基本情况,并对这一时期举办的工赈事业进行了总体评价。本文由绪论、主体及结语三部分构成,主体部分共包括六章。绪论部分简明扼要地交代了选题的意义,系统地回顾了工赈的研究现状,对工赈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科学地界定,详细地介绍了本文相关史料的搜集情况。最后,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第一章系统地论述了国民政府以前的工赈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工赈的萌生与成长、晚清时期工赈的转型和进化、北洋政府时期工赈的演进与发展三个部分,基本上勾勒出国民政府以前工赈事业发展的大致轮廓,阐明了工赈作为传统的赈灾救荒举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第二章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主要从政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思想因素、国际因素四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考察。并详细地阐述了国民政府前期工赈事业全面勃兴的表现,包括施行科层制管理体制工赈救灾组织的建立、工赈筹资方式承续创新、工赈救灾事业全面推进。并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所举办的工赈事业作了简要地评价。第三章详细地论述了抗战时期、复员时期这两个时期我国工赈事业的发展历程。首先,运用生态史观、现代化史观从宏观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抗战时期我国工赈事业曲折发展的表现,一方面,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遭受挫折,在曲折中前行。最后,运用唯物史观、现代化史观对抗战后我国工赈事业走向全面兴盛作了深入细致地考察,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介。第四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运作的大致流程,其程序虽琐碎繁杂,但有规律可循、有迹可觅。其运作流程具体包括准备、施工、验收三个阶段。其中施工前的准备阶段囊括成立工赈管理机构、审批工赈项目、进行实地勘察、制订征地拆迁制度、拟定工赈计划和开展招标承包业务;工赈的施工阶段包括施工前准备和工赈计划的实施;工赈的验收阶段包括提交工程竣工报告书、进行工程验收及整理工赈档案资料三个方面。第五章从“人”的管理和“物”的管理两个层面详细地论述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管理的大致情况,并分门别类地对这两个层面的管理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首先,从“人”的管理层面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管理进行了探究,从工作管理、生活管理、卫生管理、教育管理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说明。其次,从“物”的层面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管理进行了全面地考察,从质量管理、资金管理和物料管理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论述。第六章综合运用各种史观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进行总体评价。首先,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特点;其次,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方面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以及这一时期制约工赈事业发展的因素;最后,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历史影响进行了客观公正地评价。余论部分在综合考察国民政府时期工赈历史的基础上,从工程建设、人事管理、关系处理、依托条件四个方面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历史启示进行了归纳总结,以便为后人提供殷鉴。
章建[9]（2013）在《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力量，铁路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对于社会经济增长、社会风气演变等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同样，晚清末季铁路传入中国后，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铁路也担当了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角色。近代安徽是中国东南的重要省份，物产丰富，农产品等大宗物品的外销迫切需要有能沟通南北、连接口岸与广大腹地的便捷运输通道，这种对于近代交通方式的诉求成为了推动铁路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铁路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自1912年津浦铁路首通，到20世纪30年代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在安徽初步形成了一个铁路运输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安徽交通格局仅以东西向的水运为主，而缺乏连通南北重要孔道的局面。在铁路以及水运等交通方式的共同努力之下，近代安徽的运输局面为之一新，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变迁步伐。具体而言，由于铁路的贯通和大量促进运输的政策的推行，首先使得广大铁路沿线地区以及接受铁路影响的“腹地”农村，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进而出现了连片的规模化经验模式，使得以小麦、水稻、茶叶、烟草等为代表的农作物在满足农民自我消费的同时，商品化趋势发展明显。其次，铁路的运营对于工业品由沿海输入内地、由城市输入农村建构了便捷的通道，在此影响下近代安徽的工业艰难起步，同时亦通过铁路运输的作用，拥有丰富煤、铁矿藏的安徽成为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煤炭、铁矿石供应基地之一，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再次，在铁路运营的影响下，近代安徽的城市化步伐加快，不仅出现了火车带来的城市，而且铁路沿线城镇的近代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发轫于清代的安徽省会之“争”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铁路成为了省会确立的必要条件。第四，铁路的建成，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风气的流变，正是通过铁路这一近代交通工具，架起了安徽腹地与口岸联系的桥梁，近代旅游业逐步萌发、近代城市生活方式开始起步，社会发展呈现出外向与开放的姿态。然而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种由于铁路的贯通而带来的进步，犹如星星之火，在积淀已深的传统社会中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就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生活在乡村的众多人们而言，社会经济变迁对他们生活影响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对于铁路在近代社会中的革命作用要有充分而适度的估计。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存在之于近代安徽的经济社会变迁，不仅是一种推动力量，更是一种促进变迁的必要条件，假以时日，必能产生类似“耦合”的充分效应，而这已被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实所证明。
左坚[10]（2011）在《皖南及周边地区粉防己药材资源调查及质量差异研究》文中指出防己,为防己科植物粉防己Stephania tetrandra S. Moore的干燥块根。该药具有利水消肿、祛风湿、止痹痛的功效,为临床治疗水肿、小便不利、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的常用药材。本课题着眼地域因素对于粉防己药材的影响,通过多种方法、手段,力求寻找主要产区不同产地粉防己药材之间存在的差异,尤其注重有效成分和组分的对比研究,为药材的道地性寻找合理、科学的解释,试图揭开传统产区在地域方面存在的优势,为后续开展GAP研究和规模化种植奠定基础。研究主要从历史沿革、生物学分布特征及主要成分含量对比等多个角度分析粉防己药材资源中存在的地域性差异。具体开展的研究内容及结果如下:1.通过本草研究和实地考察,发现防己历代使用品种混乱,历代曾用的主流的品种及来源有马兜铃科广防己Aristolochi fangchi Y. C. Wuex L D. chou et S. M. Hwang.的干燥根,药材名为广防己,又称防己马兜铃;马兜铃科植物异叶马兜铃Aristolochi heterophylla Hemsl.的干燥根,药材名为汉中防己,又称异叶马兜铃;防己科植物粉防己Stephania tetrandra S.Moore的干燥根,药材名为粉防己,又称汉防己;防己科植物木防己Cocculus trilou（Thunb） D.C.的干燥根,药材名为木防己,又名青藤香等。目前粉防己为主要药用品种,也是国家药典法定的药用品种。粉防己主要生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湖北、江西、浙江和安徽等省区。该区域范围处亚热带北缘、长江下游,区域地貌类型多样,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适宜粉防己的生长。实地考察发现,皖南和江西野生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产销量较大,为野生粉防己药材的主要来源,年产干药分别约为70吨和40吨。安徽省从次要产区已经逐渐取代江西和湖北,成为粉防己最重要的产地。省内防己科植物资源丰富,主要分布于皖南山区和丘陵地带。但各地粉防己的野生植物资源均呈现出急剧萎缩的态势,年产量递减20%-30%左右,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野生防己资源将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药材需求,开展人工驯化和种植迫在眉睫。同时药材价格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近10年间从20元每公斤上涨至40元左右,涨幅达100%。从更长远的行情分析发现,上个世纪末之前,其价格一直稳定在数元到十几元不等的价格区间,考虑到药材资源的不断萎缩和其生长周期较长的特点,基本判断粉防己未来仍具有上涨空间。2.课题对比了不同产地粉防己药材的性状、显微特征,发现不同产地药材间存在一定差异,皖南产野生药材颜色较深,纤维丰富,而湖北等传统道地产区粉防己品相好,呈典型猪大肠状,淀粉丰富,块大质沉。3.课题利用高效毛细管色谱、高效液相色谱法和紫外分光光度法等方法,分别进行了高效毛细管电泳色图谱比较、生物碱含量比较、多糖含量比较。高效毛细管电泳色谱法测定条件选择为开口无涂层石英管,采用区带电泳的方式进行分离,分离长度40cm,以50mmol/L的硼砂水溶液为缓冲溶液,分离电压25KV,分离记录时间为20min。每两次进样间隔以电解质溶液冲洗2min。采用位差进样法,进样高度15cm,进样时间8S,检测波长为220nm。以上分离条件达到分析要求。色谱图通过相似度计算和聚类分析均体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和明显的地域相关性。而生物碱含量测定的实验结果表明,皖南铜陵老鸦岭、黄山歙县、祁门历口、祁门金字牌、宁国汪溪产粉防己的粉防己碱和防己诺林碱的含量分别为4.20%、5.54%、4.11%、7.01%、5.27%和2.98%、2.55%、2.31%、3.45%、2.52%,而其他主要产地湖北黄石、江西永丰、浙江余潜的两种生物碱含量分别为4.41%、5.34%、4.20%和1.87%、2.07%、2.81%。皖南产粉防己主要生物碱含量整体高于其他地区产药材,尤其祁门产药材品质尤为突出。多糖含量测定结果表明,浙江余潜、池州青阳、池州石台、黄山歙县、湖北黄石、江西永丰、祁门金字牌、铜陵老鸦岭、祁门历口、宁国汪溪产粉防己药材多糖含量分别为11.45%、5.64%、6.51%、8.43%、13.23%、7.78%、5.23%、6.96%、8.92%、8.30%,发现皖南产粉防己多糖含量较低,符合其外观纤维性强的特点。以上结果证实皖南地区药材内在化学特征有别于其他产地,主要指标生物碱含量优于其他地区,而多糖含量低于其他产区,以上差异均有明显地域相关性。本课题研究结果表明,皖南产粉防己药材主要有效成分含量高,野生资源较为丰富,有利于开展人工栽培、种植。
二、皖南地区2000年下半年药材行情概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皖南地区2000年下半年药材行情概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订立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近代物流业的兴起 |
| (一)西方近代物流业的产生与形成 |
| (二)辅助外贸扩张的西方近代物流业 |
| 第二节 列强侵华的物流需求 |
| (一)对华贸易扩张的需求 |
| (二)外商物流运输违规的行为 |
| (三)英国武力订约的诉求 |
| 第三节 清政府的对策 |
|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
| (二)中国社会物流现状 |
| (三)传统的御夷之策 |
| 第二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的内容 |
| 第一节 货物税率类约章 |
| 第二节 码头货栈类约章 |
| 第三节 物流交通设施类约章 |
| (一)公路类约章 |
| (二)航运类约章 |
| (三)铁路类约章 |
| (四)航空类约章 |
| 第四节 电信通讯类准条约 |
|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特权与外商在华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协定关税特权扩大货物流量 |
| (一)协定关税前后的货物流量 |
| (二)进出口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三)协定内地关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第二节 沿海及内河航权与外商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沿海航运物流业 |
| (二)内河航运物流业 |
| 第三节 通商口岸设栈与外商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外商货栈入侵沿海口岸 |
| (二)外商货栈业在内河口岸的扩张 |
| 第四节 租界筑路权与外商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租界道路规划 |
| (二)租界公路物流的形成 |
| 第五节 铁路筑路权与外商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筑路权益的实现 |
| (二)铁路物流业的入侵 |
| (三)外商铁路物流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经营电线特权与外商电信业的形成 |
| (一)列强电报系统的建立 |
| (二)租界电话网络的建立 |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的雏形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 |
| 第二节 近代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外商航运物流的认识 |
| (二)官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商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第三节 近代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初步规模 |
| (一)自主设栈意识的萌发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 |
| 第四节 近代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铁路权益的认识 |
| (二)早期筑路的尝试 |
| (三)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节 近代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初步格局 |
| (一)对租界公路物流的认识 |
| (二)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公路物流业初步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近代民族电信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电信权益的认识 |
| (二)近代民族电报业的初步规模 |
| (三)近代民族电话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章 收回主权运动与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厘促进民族铁路物流的发展 |
| (二)强烈的铁路主权意识 |
| (三)民族铁路联运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撤厘金促进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发展 |
| (二)民族公路联运物流网络的形成 |
| (三)民族公路物流运输的经营情况 |
| 第三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收回航权须发展民族航运业 |
| (二)航运政策与机构的统一 |
| (三)民族水陆联运体系的形成 |
| (四)民族航运物流网络的扩大 |
| 第四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实现航权自主的前提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五节 收回电信权的筹划与民族电讯通信体系的形成 |
| (一)收回电信权须发展民族电信业 |
| (二)民族电报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三)民族电话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格局 |
| 第一节 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在华物流业 |
| (一)外商在华物流业规模 |
| (二)外商物流业的优势地位 |
| 第二节 具有双重性质的民族物流业 |
| (一)民族物流业的近代化转型 |
| (二)近代民族物流业的规模 |
| (三)近代与封建性质的杂糅 |
| (四)依靠国外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物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
| (一)促进商业的发展 |
| (二)促进工业的发展 |
| (三)促进商业信息的传播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3）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左舜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左舜生研究的特征与不足 |
| 三、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四、从论政到从政,政治生涯昙花一现 |
| 第一章 早年左舜生的家庭与教育 |
| 第一节 家庭生活与教育 |
| 一、家庭生活 |
| 二、家庭教育 |
| 第二节 所受的学校教育 |
| 一、初等教育 |
| 二、中等教育 |
| 三、高等教育 |
| 四、赴法游学 |
| 第三节 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熏陶 |
| 一、对湖湘故土的依恋 |
| 二、梳理湖湘文化和湖湘人物 |
| 三、湖湘文化对左舜生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左舜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
| 第一节 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任职 |
| 一、入会的时间与原因考辨 |
| 二、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任职 |
| 第二节 左舜生主办《少年中国》 |
| 一、《少年中国》的经营活动概述 |
| 二、对《少年中国》月刊困难的处置 |
| 第三节 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论争 |
| 一、对小组织问题讨论 |
| 二、重视家庭教育 |
| 三、参与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 |
| 四、关于会员能否参加政治活动的争议 |
| 小结 |
| 第三章 左舜生在中华书局的活动及影响 |
| 第一节 入职中华书局 |
| 一、加入中华书局 |
| 二、在中华书局的任职 |
| 三、短暂游学与去职 |
| 第二节 在中华书局的出版活动 |
| 一、出版“新文化丛书” |
| 二、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
| 三、负责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 |
| 第三节 中华书局对左舜生的影响 |
| 一、提供事业平台 |
| 二、奠定从政与学术研究的基础 |
| 小结 |
| 第四章 左舜生参与中国青年党的早期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的“舆论造党” |
| 一、“舆论造党” |
| 二、加入中国青年党情形 |
| 第二节 参与中国青年党早期党务活动 |
| 一、参与青年党的早期党际联合与会务 |
| 二、积极宣传国家主义 |
| 三、创办知行学院培养青年党干部 |
| 小结 |
| 第五章 左舜生主办《醒狮周报》 |
| 第一节 参与《醒狮周报》的创办 |
| 一、创办报刊的缘起 |
| 二、参与创办《醒狮周报》 |
| 第二节 反对列强侵略的言行 |
| 一、反对列强经济掠夺与武力侵略 |
| 二、参与反教会教育运动 |
| 第三节 反共、反党化教育的政治主张 |
| 一、反对共产主义 |
| 二、批判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与《醒狮周报》的互动 |
| 一、办刊经营“大获成功” |
| 二、成为国家主义的宣传阵地 |
| 三、参与共青两党论战 |
| 小结 |
| 第六章 左舜生的抗战活动及其政治主张 |
| 第一节 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
| 一、事变前预测中日战争 |
| 二、事变后青年党人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 一、声援十九路军抗战 |
| 二、北上劝说张、吴抗日 |
| 第三节 抗日救国的主张与策略 |
| 一、主张积极抗日救国 |
| 二、争取中间抗战力量 |
| 三、赴日考察 |
| 第四节 在西安事变前后 |
| 一、事变前关注中日关系 |
| 二、事变中的活动与态度 |
| 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活动 |
| 第五节 重整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党务 |
| 一、致力于中国青年党党务整顿 |
| 二、开启国、青两党合作 |
| 三、党内两条政治路线斗争 |
| 第六节 从庐山谈话会到国、青两党合作的确定 |
| 一、庐山谈话会前后 |
| 二、支持“八一三”抗战及国防参议会 |
| 三、国、青两党合作确定 |
| 第七节 评议陶德曼调停和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一、评议陶德曼调停 |
| 二、评议汪精卫叛国投敌案 |
| 小结 |
| 第七章 抗战时期左舜生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
| 第一节 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
| 一、参加第一届前三次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 |
| 第二节 参加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
| 一、参加宪政期成会 |
| 二、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失败 |
| 第三节 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一、参与皖南事变的善后调处 |
| 二、参与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
| 第四节 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初期活动 |
| 一、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
| 二、参加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共内战时期左舜生的活动与转向 |
| 第一节 致力于战后和平建国 |
| 一、访问延安 |
| 二、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
| 三、评议重庆谈判 |
| 第二节 转向国民党阵营 |
| 一、主张战后对日和解 |
| 二、出席中国青年党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退出中国民主同盟 |
| 第三节 从政治协商会议到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一、拒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
| 二、参与最后一次国共调停 |
| 第四节 从制宪国大到选举风波 |
| 一、参加制宪国大 |
| 二、参加改组政府 |
| 三、出任农林部长 |
| 四、选举风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4）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和概念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发轫 |
| 第一节 自然赋予与历史沿革 |
| 一、自然赋予 |
| 二、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历史悠久的淮上文化 |
| 一、“淮夷”文化 |
| 二、大禹文化 |
| 三、以寿春为核心的江淮楚文化 |
| 四、独具特色的淮上文化 |
| 第三节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启动 |
| 一、传统社会的格局 |
| 二、津浦铁路的开通 |
| 第二章 新式工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之转型 |
| 一、传统行业的早期流变 |
| 二、手工业的机器化转型 |
| 第二节 机器工业之演进 |
| 一、烟草业的现代化转型 |
| 二、面粉业的机械化转变 |
| 三、电力业的突进式发展 |
| 第三节 工业现代化之评估 |
| 一、技术结构层面 |
| 二、产业结构层面 |
| 三、资本结构层面 |
| 第三章 商业和金融业的现代嬗变 |
| 第一节 商业部门的交通优势 |
| 一、铁路交通引发物流路线改变 |
| 二、铁路运输推动物流中心形成 |
| 第二节 传统商贸的产业结构 |
| 一、盐业贸易之变迁 |
| 二、粮油贸易之演进 |
| 三、盐粮互市之格局 |
| 第三节 新式商业部门的兴起 |
| 一、百货业 |
| 二、杂货业 |
| 三、农副土产 |
| 四、果品干鲜 |
| 五、药材贸易 |
| 第四节 金融业的现代化嬗变 |
| 一、钱庄 |
| 二、银行 |
| 三、其它金融业务 |
| 四、铁路交通与金融业的关联性 |
| 第四章 交通邮政和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启跋 |
| 第一节 现代交通体系的构建 |
| 一、铁路运输之滥觞 |
| 二、航运事业之拓展 |
| 三、公路网络的初建 |
| 四、新旧运输的互补 |
| 第二节 邮政和通信的现代化启跋 |
| 一、现代邮政之滥觞 |
| 二、通信事业的初兴 |
| 第三节 城市建设的艰难发展 |
| 一、城市空间结构之演变 |
| 二、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启 |
| 三、市政基础设施之建设 |
| 第五章 教育事业的新旧更替 |
| 第一节 传统教育的格局 |
| 一、县学 |
| 二、书院 |
| 三、私塾 |
| 第二节 新式教育的成长 |
| 一、新旧教育的更替 |
| 二、初等教育的推广 |
| 三、中学教育的发展 |
| 四、师范教育之演进 |
| 第三节 教育现代化的困境 |
| 一、管理体制延阻教育发展 |
| 二、封建军阀戕害新式教育 |
| 三、经费匮乏制约教育发展 |
| 第四节 新式教育的现代化功效 |
| 一、民众教育初兴 |
| 二、人才效应显着 |
| 三、革命精神培养 |
| 第六章 人口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重组 |
| 第一节 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的近代变迁 |
| 一、人口规模的变迁 |
| 二、人口结构的演变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近代演变 |
| 一、商会和同业公会 |
| 二、红十字运动在蚌埠 |
| 第三节 外部元素与城市现代化 |
| 一、移民与城市现代化 |
| 二、外部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
| 第七章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模式、特征及启示 |
| 第一节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
|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军阀底色” |
| 一、凸显城市政治地位 |
| 二、增强城市经济实力 |
| 三、完善市政建设 |
| 四、革新生活方式 |
| 五、治理淮河 |
| 六、巩固交通地位 |
| 第三节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困顿 |
| 一、传统与现代的失衡 |
| 二、屡被“中断”的进程 |
| 三、受挫的原因 |
| 第四节 城市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
| 一、传统水路商镇与现代交通商埠——临淮与蚌埠 |
| 二、通商口岸城市与交通动力城市——芜湖与蚌埠 |
| 三、近代工业城市与现代交通城市——安庆与蚌埠 |
| 四、区位中心城市与交通新兴城市——合肥与蚌埠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晚清铁路起步的财税背景与历史情境 |
| 第一节 晚清铁路起步前的财税制度 |
| 一、清代前期的财税结构 |
| 二、道、咸、同时期的财税新变化 |
| 第二节 晚清铁路起步的历史情境 |
| 一、外部的冲击与清政府的正言拒绝 |
| 二、清政府的态度转变与兴办铁路政策的确立 |
| 第三节 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 |
| 一、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衍生 |
| 二、国人认知内容的构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铁路筹资中的税收因素(上):税收助力与税收担保 |
| 第一节 官款中的税收助力: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为视点 |
| 一、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出台 |
| 二、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财政运作 |
| 三、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税源分析 |
| 第二节 晚清铁路外债与税收担保 |
| 一、晚清铁路外债政策的形成与影响 |
| 二、税收担保的实施与运作 |
| 三、税收担保的利弊与税收功能的扩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铁路筹资中的税收因素(下):商办铁路税收融资 |
| 第一节 寓商于路:商办铁路政策的出台与运行 |
| 一、商办铁路政策的形成 |
| 二、商办铁路政策的运行实绩 |
| 第二节 寓税于路:税收融资的举措与税项 |
| 一、各路税收融资的举措 |
| 二、税项与总量分析 |
| 第三节 作用与反作用:税收负担与因应 |
| 一、弱者的反抗:以皖路税收融资为视点 |
| 二、盐政的扰动:以盐斤加价为对象 |
| 三、体制的转变:以粤路和西潼铁路为观照 |
| 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铁路工程建设中的税收问题 |
| 第一节 铁路购地与税收的联动 |
| 一、早期铁路购地与税收的初涉 |
| 二、制度建构:《铁路购地章程》与《铁路地亩纳税章程》的出台 |
| 三、铁路购地程序与税收的勾联 |
| 第二节 铁路材料与税政的变动 |
| 一、“丛雀渊鱼”: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的制度生成与影响 |
| 二、“在路言路”:自办铁路的材料免税诉求与渐次推展 |
| 三、不免与免:税务处的收束与铁路公司的力争 |
| 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铁路运营管理中的税制变动(上):陆路关税——以东清铁路为中心 |
| 第一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东清铁路修筑前中俄边境陆路贸易与关税制度 |
| 二、东清铁路的筹议与修筑 |
| 第二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生成 |
| 一、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触及 |
| 二、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最终形成 |
| 第三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运行与意义 |
| 一、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运行 |
| 二、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意义:以陆路关税制度变迁为视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铁路运营管理中的税制变动(下):铁路厘金 |
| 第一节 铁路厘金的发源 |
| 一、“挹彼注兹”:汉口火车货捐局的诞生和初步运行 |
| 二、“援照办理”: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出现 |
| 第二节 铁路厘金的流变 |
| 一、稽征方式、税率、税卡的变动不居 |
| 二、存与废的博弈 |
| 第三节 铁路厘金的影响 |
| 一、督抚之利与区域之困 |
| 二、商民的负担与因应 |
| 三、政府的弊政 |
| 第四节 个案研究——以沪宁铁路厘金为例 |
| 一、沪宁铁路厘金的出现与初期交涉 |
| 二、各方力量的博弈 |
| 三、沪宁铁路厘金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税制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 |
| 第一节 税收征管机构的效用 |
| 一、晚清常关与铁路运营、管理的互动:以张家口和崇文门税关为重心 |
| 二、清末铁路厘局的税收征管能力:以浙丝运宁被扣案为视点 |
| 第二节 税制结构的影响 |
| 一、直接税对晚清铁路事业的影响——以租股为中心 |
| 二、间接税对晚清铁路事业的影响——以盐税为中心 |
| 第三节 税收负担的分配 |
| 一、晚清铁路公司的税收负担 |
| 二、商民的税负分配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晚清时期铁路与税收制度的耦合性关联 |
| 二、变与不变:制度的力量与局限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 |
| 附录 |
| 后记 |
（6）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1934年超常旱灾及其生存危机 |
| 第一节 灾情及其成因 |
| 一、灾区分布 |
| 二、灾情轨迹 |
| 三、异常的气候 |
| 四、旱灾的社会成因 |
| 第二节 民众生存危机 |
| 一、旱灾的经济影响 |
| 二、灾荒之年的社会动荡 |
| 小结 |
| 第二章 政府的灾荒应对 |
| 第一节 灾荒应对方案 |
| 一、应对流程 |
| 二、救济机制 |
| 三、应对政策与社会宣传 |
| 四、赈灾经费的筹集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赈济统筹 |
| 一、政府内部互动 |
| 二、政府与社会的赈灾合作 |
| 三、灾民自救的引导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赈灾举措 |
| 一、抗旱技术的实施与推广 |
| 二、急赈 |
| 三、工赈 |
| 四、蠲缓与农贷 |
| 第四节 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持 |
| 一、稳定经济秩序 |
| 二、关注赈济功效 |
| 三、敉平社会动荡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力量的灾荒应对 |
| 第一节 赈济资源的募集 |
| 一、多样的募捐方式 |
| 二、赈济力量的聚合 |
| 第二节 社会赈济的实施 |
| 一、社会赈济的范围 |
| 二、社会赈济的监控 |
| 三、赈济力量的整合与协调 |
| 第三节 精神抚慰与舆论导向 |
| 一、信仰的力量 |
| 二、社会舆论的导向 |
| 第四节 个案考察：“甲戌全浙救灾会”的作用 |
| 一、“全浙会”的组建及救灾行动 |
| 二、“全浙会”为民发声 |
| 三、“全浙会”的资源整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灾民的生活危机自救 |
| 第一节 灾民生活窘态 |
| 一、窘迫的生计 |
| 二、紊乱的生活节奏 |
| 三、异常的心理 |
| 四、疫病流行 |
| 第二节 灾民的积极应对 |
| 一、农事补救 |
| 二、生活补救 |
| 三、灾民互助 |
| 四、向政府和社会寻求赈济 |
| 第三节 灾民的消极应对 |
| 一、祈雨求神 |
| 二、逃难就食 |
| 三、抢米风潮 |
| 四、极端方式 |
| 第四节 旱灾与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基于城市的考察 |
| 一、消夏饮食的改变 |
| 二、消夏空间的调整 |
| 三、公共生活的变化 |
| 小结 |
| 余论：地方社会的危机应对与常态运行 |
| 一、地方发展中的生态要素 |
| 二、地方政府的常态荒政效能 |
| 三、地方社会的常态救助检视 |
| 四、近代市场条件下民众的生活自救能力 |
| 附录 |
| 一、1934 年东南旱灾各地概况 |
| 二、1934 年旱灾东南各省农业损失统计 |
| 三、1934 年东南旱灾天气数据样本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 |
| 后记 |
（7）芜湖近代建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综述 |
| 1.1.1 国际上与中国近代建筑相关的研究状况 |
| 1.1.2 中国关于近代建筑研究的现状 |
| 1.1.3 安徽近代建筑研究状况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选题的来源与确定 |
| 1.2.2 芜湖近代建筑研究的现状 |
| 1.2.3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点 |
| 1.6 研究框架 |
| 2 芜湖近代城市与建筑概况 |
| 2.1 芜湖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环境 |
| 2.1.2 地域人文环境 |
| 2.2 芜湖城市的发展演变 |
| 2.2.1 原始社会时期的鸠兹邑 |
| 2.2.2 汉代时期的芜湖城 |
| 2.2.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芜湖城 |
| 2.2.4 宋代时期的芜湖城 |
| 2.2.5 元代时期的芜湖城 |
| 2.2.6 明清时期的芜湖城 |
| 2.2.7 半殖民地时期的芜湖城 |
| 2.3 芜湖近代建筑的发展阶段 |
| 2.3.1 萌芽阶段(1840年-1875年) |
| 2.3.2 发展阶段(1876年-1937年) |
| 2.3.3 停滞阶段(1937年-1949年) |
| 3 芜湖近代建筑分类与分布 |
| 3.1 芜湖近代建筑的调研情况 |
| 3.1.1 调研范围和内容 |
| 3.1.2 芜湖近代建筑遗存现状 |
| 3.2 芜湖近代建筑分类与分布 |
| 3.2.1 公共建筑及分布 |
| 3.2.2 工业建筑及分布 |
| 3.2.3 居住建筑及分布 |
| 3.3 小结 |
| 4 芜湖近代建筑的风格特征 |
| 4.1 传统建筑风格的演变 |
| 4.1.1 官式建筑 |
| 4.1.2 礼制建筑 |
| 4.1.3 民间建筑 |
| 4.1.4 传统建筑的演变 |
| 4.2 西式建筑风格的渗透 |
| 4.2.1 殖民地式的“外廊样式” |
| 4.2.2 哥特式建筑风格 |
| 4.2.3 折衷主义 |
| 4.3 仿西式建筑的出现 |
| 4.3.1 具有古典主义倾向 |
| 4.3.2 巴洛克线条的模仿 |
| 4.3.3 折衷主义 |
| 4.4 中西合璧式建筑渐成规模 |
| 4.4.1 传统建筑“西化” |
| 4.4.2 西式建筑本土化 |
| 4.4.3 传统复兴思潮影响 |
| 4.5 现代式建筑风格的兴起 |
| 5 芜湖近代建筑的造型特征 |
| 5.1 传统建筑立面外观 |
| 5.1.1 外观——建筑层数 |
| 5.1.2 外观——屋顶以双坡硬山为主 |
| 5.1.3 外观——立面造型 |
| 5.1.4 外观——檐口高度 |
| 5.1.5 外观——墙垣 |
| 5.1.6 外观——基础部分 |
| 5.1.7 外观——门窗 |
| 5.1.8 外观——细部装饰 |
| 5.2 西式建筑立面 |
| 5.2.1 外廊式建筑立面 |
| 5.2.2 西式建筑立面特征 |
| 5.3 仿西式建筑立面 |
| 5.3.1 屋顶 |
| 5.3.2 拱券和立柱的使用 |
| 5.3.3 图底关系 |
| 5.4 中西合璧式建筑立面 |
| 5.4.1 屋顶 |
| 5.4.2 山墙形式多样 |
| 5.4.3 入口单廊 |
| 5.4.4 门窗 |
| 5.4.5 楼梯 |
| 5.4.6 栏杆 |
| 5.4.7 图底关系 |
| 5.5 现代式建筑立面 |
| 5.5.1 立面造型趋于简洁 |
| 5.5.2 注重几何感的立面构图 |
| 5.6 芜湖近代建筑的造型演变 |
| 6 芜湖近代建筑的空间形态特征 |
| 6.1 空间形态 |
| 6.1.1 单体空间的开放与封闭 |
| 6.1.2 建筑的空间体量 |
| 6.2 空间结构模式 |
| 6.2.1 传统合院模式 |
| 6.2.2 西风影响下的空间结构 |
| 6.3 特殊空间的形态特征 |
| 6.3.1 多元化的入口空间 |
| 6.3.2 新型附属空间的出现 |
| 6.4 街巷空间 |
| 6.4.1 近代芜湖的街巷分布 |
| 6.4.2 花街-南门湾-南正街街巷 |
| 6.5 文化交融下的空间变迁 |
| 6.5.1 芜湖传统民居空间 |
| 6.5.2 传统建筑中的“洋楼”到中西合璧式建筑空间 |
| 6.5.3 西式建筑空间 |
| 6.5.4 近代传统建筑演变的精神空间解读 |
| 7 芜湖近代建筑的建造方式及特征 |
| 7.1 材料的变化 |
| 7.1.1 传统建筑材料 |
| 7.1.2 近代建筑材料 |
| 7.1.3 材料的演变 |
| 7.2 建筑营造方式的进步 |
| 7.2.1 基础 |
| 7.2.2 结构 |
| 7.2.3 屋顶 |
| 7.2.4 墙体 |
| 7.2.5 门窗 |
| 7.2.6 地面 |
| 7.2.7 楼梯 |
| 7.2.8 营造方式的演变 |
| 7.3 营建人员的分化 |
| 7.3.1 建筑设计人员 |
| 7.3.2 建筑施工人员 |
| 7.3.3 建筑管理及房地产发展 |
| 7.3.4 人为因素的变化 |
| 8 芜湖近代建筑发展过程解析 |
| 8.1 近代安徽省内其它城市发展情况 |
| 8.1.1 近代安庆发展 |
| 8.1.2 近代蚌埠发展 |
| 8.1.3 近代芜湖、安庆、蚌埠城市与建筑发展比较 |
| 8.2 芜湖近代建筑发展过程解析 |
| 8.2.1 芜湖近代建筑产生的诱因 |
| 8.2.2 芜湖近代建筑发展的推动力 |
| 8.2.3 芜湖近代建筑的形态决定因素 |
| 8.3 芜湖近代建筑的演进方式 |
| 8.3.1 起始:被动植入 |
| 8.3.2 演进:冲突对抗到融合共生 |
| 8.3.3 停滞:自行衰败 |
| 8.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芜湖市近代建筑遗产名录 |
| 附录二: 芜湖市域历史文化资源一览表 |
| 附录三: 安庆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
| 附录四: 蚌埠市近代二马路主要建筑情况统计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8）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资料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以前工赈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工赈的萌芽与成长 |
| 一、清代以前工赈的出现与推行 |
| 二、清代前中期工赈事业的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晚清时期工赈的转型和进化 |
| 一、近代新型工赈观的形成 |
| 二、工赈管理趋向近代化 |
| 三、工赈筹资渠道趋向多元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工赈的演进与发展 |
| 一、工赈管理体系日益近代化 |
| 二、工赈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 |
| 三、民间工赈事业蓬勃发展 |
| 四、官办工赈事业缓慢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的发展历程（上）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政治因素 |
| 二、经济因素 |
| 三、社会因素 |
| 四、思想因素 |
| 五、国际因素 |
| 第二节 抗战前工赈事业的蓬勃兴起（1927-1937） |
| 一、设立科层制工赈管理组织 |
| 二、工赈筹资方式承续创新 |
| 三、工赈救灾事业全面推进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的发展历程（下） |
| 第三节 抗战中工赈事业的曲折发展（1937-1945） |
| 一、科学设置工赈管理机构 |
| 二、继续大力举办各类工赈 |
| 三、工赈活动开展有所掣肘 |
| 第四节 抗战后工赈事业的迅猛发展（1945-1949） |
| 一、兴修水利工赈工程 |
| 二、实施交通工赈工程 |
| 三、推行房屋工赈工程 |
| 四、举办市政工赈工程 |
| 五、推广农林工赈工程 |
| 六、兴办复业工赈工程 |
| 第二、三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工赈运作的基本流程 |
| 第一节、工赈工程的准备 |
| 一、成立工赈管理机构 |
| 二、审批工赈项目 |
| 三、进行实地勘察 |
| 四、制订征地拆迁制度 |
| 五、制定工赈计划 |
| 六、开展招标承包业务 |
| 第二节、工赈工程的施工 |
| 一、施工前的准备 |
| 二、工赈工程的施工 |
| 第三节 工赈工程的验收 |
| 一、提交工程竣工报告书 |
| 二、进行工程验收 |
| 三、整理工赈档案资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管理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管理之“人”的管理 |
| 一、工作管理 |
| 二、生活管理 |
| 三、卫生管理 |
| 四、教育管理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管理之“物”的管理 |
| 一、质量管理 |
| 二、资金管理 |
| 三、物料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工赈工程的主要特点 |
| 一、分布不平衡 |
| 二、类型多样 |
| 三、以政府主导为主 |
| 四、合办色彩浓厚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绩效分析 |
| 一、国民政府时期工赈方面的主要成效 |
| 二、国民政府时期工赈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国民政府时期影响工赈成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历史影响 |
| 一、政治影响 |
| 二、经济影响 |
| 三、社会影响 |
| 本章小结 |
| 余论：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9）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近代安徽铁路的建设与运营 |
| 第一节 近代安徽发展的铁路诉求 |
| 一、 近代安徽基本省情及客观的铁路需求 |
| 二、 沿线民众修建铁路的愿望与态度 |
| 第二节 近代安徽铁路的建设 |
| 一、 近代安徽三条铁路的修建 |
| 二、 铁路的建成改善了安徽南北交通格局 |
| 第三节 近代安徽铁路的运营 |
| 一、 近代安徽三条铁路的运营 |
| 二、 铁路的运营没有根本改变传统运输格局 |
| 第二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农业 |
| 第一节 铁路当局积极开展农产调查及品种改良 |
| 一、 民国前期安徽农业生产的曲折发展 |
| 二、 铁路沿线农产品生产状况的调查 |
| 三、 铁路与农业品种的改良和推广 |
| 第二节 铁路与农产品商品化 |
| 一、 铁路全力推动农产品外运与外销 |
| 二、 铁路对近代安徽茶叶生产及外销的影响 |
| 三、 铁路时代洋烟对近代安徽烟草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铁路与土地整理和宣城华侨垦殖事业 |
| 一、 民国时期土地调查整理与土地陈报工作的源起 |
| 二、 安徽省土地调查整理工作的开展 |
| 三、 铁路与安徽华侨垦殖事业的发展 |
| 第三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工矿业 |
| 第一节 近代安徽工矿业的起步和发展 |
| 一、 近代中国铁路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延伸 |
| 二、 晚清时期安徽工矿业的艰难起步 |
| 三、 民国时期安徽工矿业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煤矿业 |
| 一、 近代以来安徽煤矿业的发展 |
| 二、 淮南铁路与淮南煤矿的开采 |
| 三、 津浦铁路与烈山煤矿的兴衰 |
| 第三节 矿山铁路与近代安徽铁矿 |
| 一、 近代安徽铁矿石的开采及在全国的地位 |
| 二、 矿山铁路对铁矿石开采及其外运的作用 |
| 三、 铁路与马鞍山中央钢铁厂的筹建 |
| 第四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市化 |
| 第一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镇布局 |
| 第二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市的发展 |
| 一、 铁路沿线各城市经济格局的形成 |
| 二、 铁路沿线城市近代金融业的兴起 |
| 三、 铁路沿线城市邮政通信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火车带来的城市——蚌埠 |
| 一、 津浦铁路与蚌埠城市空间布局的初步形成与发展 |
| 二、 津浦铁路与蚌埠城市人口的集聚与盐粮经济的发展 |
| 三、 津浦铁路与蚌埠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 |
| 第四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的省会之“争” |
| 一、 安徽建省以及省会的“艰难”确立 |
| 二、 铁路与民国时期的省会之“争” |
| 第五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乡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铁路与新型生活方式 |
| 一、 铁路沿线新型生活方式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
| 二、 铁路沿线城乡社会的落后面相依然存在 |
| 第二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旅游业 |
| 一、 各条铁路建成后系统地进行了沿线旅游资源的调查 |
| 二、 铁路推动近代安徽旅游业发展的各项举措 |
| 三、 名人政要旅游对安徽铁路沿线旅游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皖南及周边地区粉防己药材资源调查及质量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粉防己文献学研究 |
| 1.1 防己的本草学研究 |
| 1.2 千金藤属植物和粉防己生物学特征及分布 |
| 2 粉防己药材的产销现状及安徽药材资源分布调查 |
| 2.1 粉防己药材产销行情调查 |
| 2.2 粉防己药材植物资源全国分布情况 |
| 2.3 安徽粉防己植物资源的野外分布调查 |
| 3 不同产地粉防己药材的性状及显微特征比较 |
| 3.1 来源鉴定 |
| 3.2 性状对比 |
| 3.3 横切面显微特征比较 |
| 3.4 药材粉末显微特征比较 |
| 4. 不同产地粉防己的毛细管电泳图谱比较研究 |
| 4.1 实验材料 |
| 4.2 粉防己高效毛细管电泳指纹图谱的建立 |
| 4.3 不同产地粉防己高效毛细管电泳色谱图的分析比较 |
| 4.4 不同产地粉防己高效毛细管电泳色谱图聚类分析 |
| 5. 不同产地粉防己药材中主要成分含量比较 |
| 5.1 实验材料 |
| 5.2 不同产地粉防己药材中生物碱含量比较 |
| 5.3 不同产地粉防己药材中多糖含量比较 |
| 讨论 |
| 1 粉防己文献学研究 |
| 2 粉防己资源调查和市场走访地点选择 |
| 3 性状及显微特征比较 |
| 4 指纹图谱研究的色谱方法选择 |
| 5 检测成分和方法的确定 |
| 6 产地因素与质量差异初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论文着作 |
| 致谢 |
| 详细摘要 |
四、皖南地区2000年下半年药材行情概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3]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4]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D]. 王洪刚. 扬州大学, 2017(10)
- [5]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D]. 岳鹏星. 苏州大学, 2017(06)
- [6]民国地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应对 ——基于1934年东南大灾荒的考察[D]. 张帆. 苏州大学, 2017(04)
- [7]芜湖近代建筑研究[D]. 张笑笑. 浙江大学, 2017(01)
- [8]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D]. 蒋勇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4)
- [9]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D]. 章建. 苏州大学, 2013(09)
- [10]皖南及周边地区粉防己药材资源调查及质量差异研究[D]. 左坚.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