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道部直属机关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论文文献综述）
铁道部直属机关党委[1]（1995）在《铁道部直属机关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文中认为本刊讯为了拓宽党内监督渠道,强化党内有效监督,加强部机关及直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铁道部直属机关党委不久前召开了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被聘请的全体党风廉政监督员和特邀监督员,部机关各部门支部书记,直属单位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共150多人。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孙永福、部纪委副书记冯九章等领导同志为受聘的党风廉政监督员和特邀监督员颁发了聘书。受聘的64名党风廉政监督员,是按照直属机关党委规定的条
曾蕾[2]（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邀监察员制度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邀监察员制度在反腐倡廉、建立健全国家监督体系、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本文拟以规范性文件和官方媒体报道为主要素材,以该制度的正式规则和政治定位为分析单元,梳理特邀监察员制度的变迁历程,分析各个阶段的特点并作出相应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如何发挥好特约监察员制度作用提出具体建议。该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9的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时期为起步阶段: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是群众监督与行政监督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是特邀监察员制度的前身;1989——2018为特邀监察员制度创立、发展变化时期:发挥特邀监察员行政监督、参政议政作用是该时期的主题,以2013为分界线,前期工作是求稳,后期工作在求变;第三阶段（2018至今）的突出特点是创新:特邀监察员转变为特约监察员,特约监察员首要职责发生转移。尽管历史和现在的正式规则都给予特邀监察员制度较高的政治定位,但该制度无论是在创新人民监督方式、健全国家监督体系还是国家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必然是辅助性的。三阶段特邀监察员的职责是既定的:扮演好“监督员”、“联系员”和“宣传员”。每个阶段的工作重心都是“监督”,但具体的监督内容有所差别,第一阶段注重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监督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第二阶段强调其行政监督功能,监督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第三阶段逐步走向外部监督,监督的对象是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制度的地位来讲,第一阶段是群众监督的制度化尝试,第二、第三阶段既是社会监督与民主监督相结合、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在党风廉政方面的体现,其中第三阶段有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推动监察机关依法自觉接受监督,从而健全国家监督体系的定位。特邀监察员制度顺利过渡到特约监察员制度,以史为鉴,新时代发挥好特约监察员制度的功能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坚持人民主权理念,重视人民监督的作用;第二,要与时俱进推进中国特色的特约监察工作;第三,更加重视发挥特约监察员制度对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作用;第四,要要注重汲取特邀监察制度的实践经验,充分完善和精细化特约监察员的工作机制,增强制度执行力,着力发挥特约监察员的制度优势。
周至涯[3]（2014）在《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反腐倡廉建设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兴衰,关系着民族的盛衰存废。廉洁教育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深刻认识到廉洁教育对于纯洁党的队伍、扩大党的影响、强化党的领导的突出作用,不管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十年建设时期（1956—1966）,廉洁教育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发挥着积极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利益格局、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革,廉洁教育从理念、内容、体制机制和方法途径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在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廉洁教育中体现人文关怀,即把受教育者作为“现实的个人”,从关心、关怀其平安、发展与幸福作为廉洁教育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克服现有廉洁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理想化、认知化、抽象化的倾向,增强廉洁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显得既必要,又重要。腐败作为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它由腐败的动机和机会两个因素所导致,而腐败的动机来源于人的内心需求,内心需求又是通过“现实的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体验得来,廉洁教育作用机理在于抑制人的腐败动机,从而预防腐败行为的产生。人的动机以及内心需求是“现实的个人”的人性在外界各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下的体现,是“现实的个人”在交往实践中的意愿表达,因此,对腐败动机的抑制必须基于“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关系。同时,廉洁教育所要传授的思想观念、道德修养、意识态度等属于人的精神产物,要通过受教育者的自我认可和肯定加以内化吸收,并在个体的外化实践中得以体现。“现实的个人”贯穿于廉洁教育的始终,是廉洁教育的逻辑起点。所以,廉洁教育要实现对腐败动机的有效抑制,就必须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点,需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理念。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合理建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首当其冲的基础性工作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和框架规划,以实现廉洁教育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等的革新。通过改革领导体制促进反腐败机构的独立化,通过完善职责分工体制形成密切协作的整体合力,同时进一步健全系统整合机制,强化角色认同机制,完善绩效评估机制,使廉洁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合理、部署更加周密系统、协作更加严谨有序、措施更加扎实有力。在此基础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选择科学合理的实现路径,通过塑造生活化、大众化、人性化廉洁教育的理念,形成科学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进而,不断拓展丰富、挖掘探索廉洁教育的内容载体和方法手段,积极探索构建主体互动的廉洁教育模式,打造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运行平台,并在廉洁教育实践过程中进一步筑牢廉洁教育的运行基石,扎实深入地做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廉洁文化建设,以形成全方位的廉洁教育体系。
吴利民[4]（1996）在《火车跑得快 全凭车头带——铁道部机关精神文明建设侧记》文中认为最近几年,中国铁路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与机遇:为改善日益严重的铁路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状况,数十万筑路大军迅速集结,在京九铁路、兰新复线等展开了气势恢宏的铁路建设大会战;面对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铁路部门在困境和压力下奋起,运输加快走向市场、有偿投资机制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正稳步推进……在严峻的形势与繁重的任务面前,
汤希[5]（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检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提出纪检制度的良性运转是严肃党的纪律和维护党内政治生态的有效保证,加强党的纪检制度建设是党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检制度变迁是对原有制度的传承与创新,既体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制度本身的更替演进,也反映着不同时期中央对执纪监督的要求和从严治党理念的渐次推进。在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纪检制度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作出了适时调整,从自身制度逻辑出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不断丰富起纪检制度的功能内涵并保持着多样化的制度延展。近年来,从严执纪理念深入付诸实践并取得诸多成果,纪检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科学化。作为唯一的党内专责监督制度,纪检制度的创新发展对实现全面从严治党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纪检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试图对这一变迁历程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历史经验与历史启示。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文革”爆发前夕,在借鉴苏共监察体制模式基础上,党的纪检制度从无到有并逐步发展,这一先期实践为纪检制度的重启提供了重要参考。“文革”爆发后,党的各级监察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法纪缺失使得党内政治生活混乱,党内弥漫着消极风气。“文革”结束后,整顿党风,恢复党规党法,纠正错误路线以实现全面拨乱反正是纪检制度恢复建立的现实背景。1978年至1987年是新时期党的纪检制度重建和发展的初步探索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纪委,成立了专门的纪检办事机构,承担起重塑党的纪律的重要任务,负责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章的修订和其他党规党法的制定为纪检工作的全方位推进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完成拨乱反正任务中逐步树立了纪委权威,在初步探索中开启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纪检制度体系之路。1987年至1993年是治理整顿前后党的纪检制度的变迁发展阶段。治理整顿前,中央纪委根据“党政分开”原则进行了纪检机构改革,先后建立健全了报告制度,完善了归口审理制度。“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使党中央提高了对党内腐败现象的警惕,开始以反腐为导向构建起实现拒腐防变的纪检制度。为更好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进程,治理整顿后中央作出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决定,各级纪委开始合署办公模式。1993年至2002年是改革大潮再起下党的纪检制度建设的持续推进阶段。在合署办公的条件下,纪检制度逐渐成为反腐败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工作机制方面的法规制度,执纪监督的惩处制度,案件查处的规章制度等,都呈现出从碎片化向体系化发展的趋势,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纪体系正在形成。这一时期纪检制度建设也存在一定局限,集中表现为执纪监督机制不健全和制度供给不均衡。2002年至2012年是党的纪检制度的深入发展阶段。新世纪初,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对健全纪检工作提出了新理念新构想,在构建惩防体系中突出纪委的组织协调功能。随着纪委影响力的提升,“谁来监督党委和纪委”的问题也正式进入纪检制度的设计范畴,一些地区进行了不少开拓性尝试。另外,巡视制度和派驻制度也在积极稳妥中推进。2012年以来是新时代党的纪检制度的创新发展阶段。纪检机关作为实现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深化纪检制度改革继而实现创新发展是提升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此,党中央作出了新判断,提出了新理念,确立了新目标。纪检制度在机构设置、职责定位、领导体制、执纪形态、派驻巡视和自我监督方面进行了全面创新。与此同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检制度变迁历程,它直接体现了党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变化,纪检制度在未来发展中一方面应当注重三个维度:领导体制的推陈与鼎新,制度功能的强化与博弈和执纪反腐的张力与协调。另一方面可借鉴以下几点启示:以职能定位清晰为根本,坚持执纪标准从严的正确方向,发挥领导体制创新的先导作用,释放巡视派驻异体监督效能,以党规党法作为纪检工作的重要依据。
赵亚男[6]（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反腐败,不仅关系到政治生态的净化,更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腐败文化与廉政文化的博弈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如何通过在党内外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最终战胜全社会范围的腐败亚文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完善,廉政文化建设也日益成熟。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廉政文化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不仅要研究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也要对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历史、现状及经验教训进行梳理研究,以期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开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论文结构上分为六章。第一章是思想源流分析。本章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思想及对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借鉴价值做了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历史进行了考察。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借助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以及系列反腐运动等方式,不断从思想上肃清封建社会的腐败文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了党员干部的宗旨信念,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从而改善了社会风俗习惯,铸造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第三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历史做了考察。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建设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与规范化。在领导体制机制上,廉政文化建设由各级党委领导,各级纪委、宣传部、组织部等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非官方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在对象上,既面向全党,通过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的形式将廉政文化普及到全社会。在手段和方式上,既加强教育引导,又加强舆论宣传,同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固化廉洁理念。第四章主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廉政文化建设进行了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廉政文化建设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去规划、去布局。将教育引导、理论宣传、文化熏陶作为廉政文件建设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同时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党风政风与民风社风良性互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第五章,基于前文的研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做了分析。经过建国六十多年的探索,廉政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廉政文化建设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优秀廉政文化作品层出不穷。全面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已成基本社会共识,节约务实重新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风尚,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心和行动力明显增强。本文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人民性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必须坚持破与立相结合、坚持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在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相统一;重视加强思想建设和理论学习;重视党风廉政宣传: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支撑廉政文化建设。第六章,分析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应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强化思想建党,坚持文化强党,不断务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道德基础。同时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廉政知识,改变群众“腐败与我无关”的观念,加强党风廉政宣传,增强群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健全完善参与机制,引导群众有序参与反腐。同时不断拓展领域,创新载体,增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吸引力和感召力,以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效果。
王欣媛[7]（2014）在《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反贪污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的建立标着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肩负起领导国家建设的重要使命。在领导国家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环境的变化，一些党员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没有经受住考验，陷入了贪污的泥坑，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为了彻底肃清贪污现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8月，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地领导了反贪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贪污行为，严惩了贪污分子，净化了社会风气，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为今天党开展反贪污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对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反贪污的过程进行梳理和回顾。在进行梳理和回顾的时候，特将1949—1956年分为1949.10—1951.11、1951.12—1952.10和1952.11—1956.8等三个阶段，对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反贪污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通过研究分析这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反贪污的过程、方法、特点，总结这一时期反贪污的特点和规律。同时，总结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在反贪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吸取经验教训，得出反贪污的启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5个章节：第一章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贪污情况进行历史回顾，归纳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贪污的方式和特点。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监督财政收支情况、设立监察员、建立审计制度等方式，从源头堵塞贪污的发生。到了中央苏区时期，虽然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十分恶劣，中国共产党依然把反贪污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苏区，中国共产党颁布了惩治贪污的条例，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初步建立了工农检察部，还建立了检查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同时开展群众检举贪污分子运动，这些在检举贪污、监督财政支出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抗战的背景，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并重视建立和完善财务制度和供给制度、通过实行干部管理制度，调动干部反贪污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城市中，加强了城市驻军纪律和财政工作，并在各个解放区颁布惩治贪污条例，为治理贪污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第二章是对1949.10—1951.11中国共产党反贪污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首先描述了这一时期贪污的情况，然后分析了贪污产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厘清了推动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贪污斗争的主客观因素，包括国家统一财政收支、纪检监察机构的建立、各级宣传机构的建立健全、人民司法工作的开展等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反贪污的方式：通过整风运动、报纸公开宣传、开展反贪污思想教育、发挥群众的监督和检举并根据贪污分子的情节予以严惩。最后，在肯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贪污取得的成效的同时，指出了反贪污中存在的问题，如对贪污分子没有进行适当的处理、干部对贪污分子实行包庇等。第三章是对1951.12—1952.10中国共产党反贪污情况进行概括和分析。首先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贪污斗争的具体过程，选择艺术宣传、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等三种反贪污斗争方式，肯定了这三种方式对取得反贪污斗争胜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然后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民主建设工作，巩固了反贪污斗争的胜利果实。同时，指出了党在反贪污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并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第四章是对1952.11—1956.8中国共产党反贪污情况进行论述和分析。首先指出“三反”运动后，各地出现的贪污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贪污产生的原因，接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反贪污学习运动、建立各项工作制度、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式，与贪污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过程。最后，总结了反贪污斗争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是对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反贪污问题的历史评价，包括总结这一时期反贪污斗争的历史意义和对今天党开展反贪污工作提出现实途径。中国共产党通过反贪污斗争，严惩了贪污现象，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巩固了执政地位，还积累了反贪污斗争中的宝贵经验。在借鉴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反贪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为党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反贪污工作提出具体思路，即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宣传教育、制度监管、惩戒治理”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保证反贪污工作的顺利开展。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贪污斗争是成功的，主要结果是净化了社会风气，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反贪污斗争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深度挖掘。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反贪污工作中，要坚持预防和惩治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宣传教育、制度监管、惩戒治理”三道坚固的防线，推动中国共产党反贪污工作的顺利进行。
王元成[8]（2013）在《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实际运行状况,是当代中国各项民主制度建立、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体现着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发展水平。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细胞,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性环节。本项研究主要以政治角色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研究者本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的若干履职行为和相关亲身经历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以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行为描述为研究进路,通过展现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产生和角色扮演的全过程,分析全国人大代表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及其与相应角色规范和角色期望之间的联系,从而描述和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情况,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制度规定及其运转情况,为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功能、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某些特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项研究认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角色产生的基础,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和动力。作为个体的全国人大代表对代表角色期望的领悟以及代表再社会化过程对代表个体履职能力的影响使不同的代表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呈现出一定个性特点。代表角色所担当的其他角色,特别是代表所担当的其他政治角色对代表的角色扮演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代表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其行为与角色期望的一致性程度、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等角色行为特征既与代表个体特征有内在联系,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其行为特征更多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在某些方面存在的欠缺。要使人大代表角色行为与角色期望实现更高程度的一致,解决代表角色扮演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等问题,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体制。本文内容安排除导言和结论部分外,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导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介绍本选题的缘由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对本文的主要分析概念进行解释,说明本研究的目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主要是介绍相关政治主体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可以分为社会期望和角色自我期望。社会期望包括制度性期望和道德性期望。制度性期望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角色在履职过程中有明确的规范要求,这是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道德性期望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规范要求,主要靠社会舆论以及角色扮演者本人的内心信念发挥作用。角色自我期望是角色对自己行为模式的设想。角色期望最终要通过角色承担者本人对角色的领悟发挥作用,人大代表对角色期望的领悟是代表角色扮演的动力和主观前提。第二章主要是描述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挑选和确定过程,分析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及其对人大代表角色扮演可能产生的影响。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是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角色期望具体化为一个个代表的过程,当选代表是政治角色的具体承担者和扮演者。第三章主要是描述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角色扮演行为,并总结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第四章主要是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角色扮演行为,并分析闭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行为模式的特点。第五章主要是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再社会化的内容、主要途径、特点及其对代表角色扮演行为的影响等。本文最后概括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中共广州铁路局直属机关委员会[9]（1990）在《坚持教育 严格管理 强化监督——谈谈我们是怎样加强机关党员队伍建设的》文中认为 广州铁路局机关共有党员1375名。机关党员文化层次高、领导干部多、掌握权力广、工作流动性大的特点,对机关党建工作既带来优势,也增加了难度。我们从这个实际出发,本着从严治党的方针,确定了"坚持教育,严格管理,‘强化监督"的工作思路,并认真付诸实施。机关党员队伍建设的加强,对我局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经济承包任务的完成,以及连续六年获得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称号,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洪涛[10]（2013）在《我国政府采购领域信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采购试点，2002年《政府采购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正式建立。随着政府服务职能的扩展和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政府采购规模越来越大，而政府采购作为国家管理公共财政支出手段之一，其重要性也越发突显。政府采购除具有提供公共产品这一基本功能外，还被用作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工具。而要发挥好政府采购的功能，离不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及对政府采购制度的信任，离不开政府采购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我国政府采购工作虽经过10多年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必须同时看到，由于政府采购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政府采购领域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政府采购当事人相互间的不信任，将会增加政府采购成本、降低政府采购效率，且难以达到通过政府采购节约公共资金的目的。而政府采购信任与政府信任密切相关，政府采购领域信任危机必然会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公众对政府采购的整体不信任，实质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而对政府的不信任必须会导致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存在的信任问题已使我国政府采购制度饱受诟病。对政府采购领域的信任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找出引发信任问题的根源，从而提出化解当前信任危机的办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政府采购信任问题首先必须对信任理论进行全面梳理，进行解析信任的作用并找出信任的生成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对西方信任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来研究信任问题，微观层面的信任主要是基于人格特征、人际交往、理性计算及所处的社会情境而产生；中观层面主要是指对抽象系统及制度的信任；宏观层面主要是从道德、文化层面来解释信任，并创新性提出信任是维护合作秩序的一种自平衡机制。政府采购信任问题一方面涉及政府采购制度本身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涉及在制度规制下的各参与方相互间的信任。制度本身的可信度源于制度的统一性、科学性、权威性。但我国《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在多个方面存在冲突，因而制度本身的可信度不高。由于政府采购中存在较长委托代理链，而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存在委托方与代理方相互间的信任关系，由此引出公众对政府，政府财政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人与社会中介机构等主体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政府采购宏观信任主要是指公众对政府采购制度及对作为政府采购管理者的政府的信任，而微观层面或操作层面的政府采购信任则指作为采购人的政府，包括政府采购工作人员与评标委员会这一临时机构、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等政府采购当事人相互间的信任。在全面剖析政府采购信任影响因素及其现状的基础上，文章对政府采购领域信任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进而提出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化取向是导致政府采购领域信任危机的根本原因。政府采购权作为一种行政权本应由政府行使，如果政府本身都不能行使好，何以能保证赢利性的社会中介机构能出于公共利益考量来保证合理使用公共资金？何以能保证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对委托出去的采购权实现有效监督？政府采购市场化取向是政府责任的退缩，只有通过建立责任政府、廉洁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才能重拾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增进政府采购的公信力，从而建立和维护公众对政府采购的整体信任度。而构建政府采购微观信任机制的关键首先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采购制度，并保证制度的落实。通过对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示范法》、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公共采购指令》及美国政府采购制度比较研究，本文从政府采购结构性要素与政府采购过程两方面探讨了如何构建我国政府采购微观层面当事人之间信任关系的问题。结构性要素方面主要包括科学界定采购人范围、确保供应商资质、增进采购官员职业伦理道德与技能等方面来提高政府采购当事人本身的可信度。而构建基于政府采购过程控制、保证政府采购当事人诚信行为的各种信任外在保障机制则是能否建立微观政府采购信任关系的关键。基于此，文章从采购人行为约束、失信惩戒及信誉培育三方面提出了构建微观政府采购信任的八大机制，包括权力制衡机制、利益冲突回避机制、有效竞争机制、公共问责机制、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信誉培育机制、权利救济机制。
二、铁道部直属机关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铁道部直属机关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成立以来特邀监察员制度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其可行性研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可行性研究 |
| 1.5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 |
| 第2章 作为前身的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 |
| 2.1 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建立的背景 |
| 2.1.1 毛泽东把人民监督视作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出路 |
| 2.1.2 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形势严峻 |
| 2.2 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发展的历程 |
| 2.2.1 正式规则不断完善的制度初创(1950—1953) |
| 2.2.2 实施有序推进的制度大发展(1953—1956) |
| 2.2.3 制度的调整及停滞(1956—1959) |
| 2.2.4 制度的中断(1959——1988) |
| 2.3 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的不足与成效 |
| 2.3.1 不足 |
| 2.3.2 成效 |
| 第3章 特邀监察员制度(1989—2018) |
| 3.1 特邀监察员制度初创的背景 |
| 3.1.1 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认知的更新 |
| 3.1.2 监察机构的恢复及政治协商工作走入新阶段 |
| 3.2 特邀监察员制度的创立及发展 |
| 3.2.1 出台正式规则的初创时期 |
| 3.2.2 全国上下有序推进特邀监察员工作的稳定发展时期 |
| 3.2.3 此时期特邀监察员制度的不足 |
| 3.3 特邀监察员制度的变化 |
| 3.3.1 正式规则的更新:《监察机关特邀监察员工作办法》颁布 |
| 3.3.2 地方上的落实:以成都市为例 |
| 3.4 特邀监察员制度变化的背景 |
| 3.4.1 党中央对反腐败形势认知不断深化 |
| 3.5 特邀监察员制度的基本评价 |
| 3.5.1 不足 |
| 3.5.2 成效 |
| 第4章 新时代特约监察员制度的登场 |
| 4.1 特约监察员制度建立的背景 |
| 4.1.1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4.1.2 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 |
| 4.1.3 “监督监督者”的必要性 |
| 4.2 特约监察员制度的内涵和特点 |
| 4.2.1 特约监察员制度的内涵 |
| 4.2.2 特约监察员制度的特点 |
| 4.3 特约监察员制度的意义 |
| 4.3.1 体现了人民中心论的政党哲学 |
| 4.3.2 完善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第5章 特邀监察员制度的变迁特点及启示 |
| 5.1 特邀监察员制度的变迁特点 |
| 5.1.1 不连续性制度变迁与连续性制度变迁并存 |
| 5.1.2 制度务虚与务实的结合 |
| 5.1.3 人民主权理念的重要实现途径 |
| 5.1.4 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 |
| 5.1.5 正式规则在发展中不断变化 |
| 5.2 特邀监察员制度变迁的现实启示 |
| 5.2.1 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人民主权理念,高度重视人民监督的作用 |
| 5.2.2 必须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特约监察员的工作机制工作 |
| 5.2.3 必须更加重视发挥特约监察员制度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作用 |
| 5.2.4 必须要充分注重汲取特邀监察员制度积累的经验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3）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基本理论 |
| 2.1 以人为本的蕴涵 |
| 2.1.1 以人为本的概念 |
| 2.1.2 以人为本的特征 |
| 2.1.3 以人为本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2 廉洁教育及相关概念 |
| 2.2.1 廉政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 |
| 2.2.2 狭义的廉洁教育 |
| 2.2.3 反腐倡廉教育 |
| 2.3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内涵、特征和原则 |
| 2.3.1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内涵 |
| 2.3.2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特征 |
| 2.3.3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原则 |
| 第3章 我国廉洁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
| 3.1 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结束我国的廉洁教育 |
| 3.1.1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廉洁教育 |
| 3.1.2 社会主义十年建设时期的廉洁教育 |
| 3.1.3 “文革时期”的廉洁教育 |
| 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廉洁教育 |
| 3.2.1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未我国的廉洁教育 |
| 3.2.2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廉洁教育 |
| 3.2.3 当前我国廉洁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
| 第4章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体制和机制的革新 |
| 4.1 廉洁教育的逻辑起点 |
| 4.1.1 腐败的原因及腐败动机的理论分析 |
| 4.1.2 现实的个人：廉洁教育的逻辑起点 |
| 4.2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领导体制与职责分工体制的健全和完善 |
| 4.2.1 体制的定义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
| 4.2.2 改革领导体制：廉洁教育领导机构的独立化 |
| 4.2.3 完善职责分工体制：形成密切协作的整体合力 |
| 4.3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机制的健全与优化 |
| 4.3.1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机制的类型、特征和功能 |
| 4.3.2 健全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系统整合机制 |
| 4.3.3 优化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角色认同机制 |
| 4.3.4 完善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绩效评估机制 |
| 第5章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实现路径 |
| 5.1 塑造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理念 |
| 5.1.1 回归现实生活：确立生活化的理念 |
| 5.1.2 融入“交往实践”：确立大众化的理念 |
| 5.1.3 围绕“现实的个人”：确立人性化的理念 |
| 5.2 拓展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内容 |
| 5.2.1 廉洁主题教育内容的生活化取材 |
| 5.2.2 廉洁作风教育内容的体验性融入 |
| 5.2.3 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内容的现实性回归 |
| 5.2.4 加强对公务人员的岗位廉洁教育 |
| 5.2.5 注重对官员的心理健康教育 |
| 5.2.6 强化反腐败的形势教育 |
| 5.3 创新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方法 |
| 5.3.1 探索主体互动的对话咨询法 |
| 5.3.2 完善网络廉洁教育法 |
| 5.3.3 运用隐性廉洁教育法 |
| 5.4 构建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主体互动模式 |
| 5.4.1 主体性理论：主体互动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石 |
| 5.4.2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主体性的构成要素 |
| 5.4.3 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主体互动模式构建的机制 |
| 5.5 筑牢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的运行基石 |
| 5.5.1 注重家庭廉洁教育 |
| 5.5.2 强化学校廉洁教育 |
| 5.5.3 推进社会廉洁文化建设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检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述评 |
| 四、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六、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党的纪检制度重建的深远背景 |
| 第一节 纪检制度的酝酿构想与初步建设 |
| 一、酝酿构想(1921-1931) |
| 二、初步建设(1931-1949)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纪检制度的曲折发展 |
| 一、良好开端(1949-1955) |
| 二、曲折前进(1955-1978) |
| 第三节 “文革”结束后党的纪检制度重建的必要性 |
| 一、风气亟待整顿 |
| 二、“党要有党规党法” |
| 三、“把过去的问题了结” |
| 第二章 新时期党的纪检制度重建和发展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纪检工作的全方位推进 |
| 一、建立纪检组织 |
| 二、重塑党的纪律 |
| 三、修订党规党法 |
| 第二节 纪检制度的运行 |
| 一、前提：树立纪委权威 |
| 二、关键：双重领导体制 |
| 三、保障：多种方式方法 |
| 第三节 探索的意义与局限 |
| 一、纪检制度的探索成果 |
| 二、纪检制度建设的局限 |
| 第三章 治理整顿前后党的纪检制度的变迁发展 |
| 第一节 治理整顿前的纪检制度改革 |
| 一、纪检组织机构改革 |
| 二、重视“好经验” |
| 三、不断适应与调整 |
| 第二节 治理整顿期间纪检制度的深化 |
| 一、“立案有程序、量纪有标准” |
| 二、汲取教训警惕腐败 |
| 三、“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 |
| 四、党规党法的原则调整 |
| 五、走出一条制度反腐“新路子” |
| 第三节 治理整顿后纪检监察合署办公初探 |
| 一、完善党政监督体制的内在要求 |
| 二、已有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基础 |
| 三、合署办公体制的改革意义 |
| 第四章 改革大潮再起下党的纪检制度建设持续推进 |
| 第一节 党内规范的调整 |
| 一、党规党法的规范性调整 |
| 二、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规范 |
| 第二节 纪检工作的制度化延伸 |
| 一、巡视制度初步确立 |
| 二、内部监督机制生成 |
| 三、派驻领导体制改革试点 |
| 第三节 探索推进中的成就与局限 |
| 一、探索成就 |
| 二、探索中的不足 |
| 第五章 党的纪检制度的深入发展 |
| 第一节 健全纪检工作新理念 |
| 一、健全反腐体系新构想 |
| 二、突出组织协调功能 |
| 三、借鉴各方有益经验 |
| 第二节 健全纪检制度的思路 |
| 一、注重办案效果 |
| 二、慎用“两规”措施 |
| 三、防止“灯下黑”的开拓性尝试 |
| 第三节 健全纪检制度的措施 |
| 一、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 二、完善巡视工作体制机制制度 |
| 三、全面实行派驻机构统一管理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的纪检制度的创新发展 |
| 第一节 纪检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进入新时代 |
| 一、新判断：“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
| 二、新理念：“聚焦主业主责” |
| 三、新目标：纪检体系现代化 |
| 第二节 新时代纪检制度的全面创新 |
| 一、“攥紧拳头”：纪检机构做“加减法” |
| 二、“两个责任”：定位准才能责任清 |
| 三、领导体制：三个《提名考察办法》 |
| 四、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
| 五、“两个全覆盖”：派驻与巡视并重 |
| 六、严防“灯下黑”：“打铁还需自身硬” |
| 第三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与阶段性成果 |
| 第七章 评析与启示 |
| 第一节 对党的纪检制度变迁的历史评析 |
| 一、领导体制的推陈与鼎新 |
| 二、制度功能的强化与博弈 |
| 三、执纪反腐的张力与协调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检制度变迁的现实启示 |
| 一、以职能定位清晰为根本立足点 |
| 二、坚持执纪标准从严的正确方向 |
| 三、发挥领导体制创新的先导作用 |
| 四、释放巡视派驻的异体监督效能 |
| 五、党规党法为纪检工作提供依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依据和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对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
| (二) 国内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重点内容 |
| (三) 境外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现状 |
| (四) 总体研究述评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 廉政建设 |
| (二) 廉政文化建设 |
| 四、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研究重点、难点和主要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与理论依据 |
| 一、中国古代优良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一) 中国古人“廉之思” |
| (二)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特点及现代借鉴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二) 邓小平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三) 江泽民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三) 胡锦涛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五) 习近平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开端与曲折发展(1949—1976) |
| 一、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开端(1949—1956) |
| (一) 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 |
| (二)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务实其思想基础 |
| (三)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 |
| (四) 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树立新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 |
|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继承与发展(1956—1966) |
|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 |
| (二) 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勤俭节约教育 |
| (三) 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腐蚀 |
| (四)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展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教育 |
| (五) 加强党员干部教育,抵制贪污腐化变质 |
| (六)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大挫折(1966—1976) |
| (一) “文化大革命”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影响 |
|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曲折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恢复与全面开展(1976—2012 ) |
| 一、拔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恢复与展开(1976—1982) |
| (一) 整顿班子,为廉政文化建设开展奠定组织基础 |
| (二) 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为廉政文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
| (三)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四) 进行爱祖国、反走私教育,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
| 二、改革开放逐步展开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继续发展(1982——1987) |
| (一) 警惕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二) 全面开展整党运动,实现党风的好转 |
| (三) 开展各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 三、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1987—1992) |
| (一)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
| (二) 积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化(1992—2002) |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
| (二) 制定实施廉政自律准则,以制度固化廉洁理念 |
| (三) 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 |
| 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全面开展(2002—2012) |
| (一) 积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
| (二) 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宣传,营造良好的氛围 |
| (三) 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全面深入展开(2012—至今) |
|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
|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 |
| (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廉政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部署 |
| 二、教育引导,坚定信念 |
| (一)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党内思想教育 |
| (二) 明确党员干部教育重点,增强教育实效性 |
| 三、宣传引导,营造氛围 |
| (一) 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
| (二)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宣传 |
| (三) 重视反腐倡廉网络舆情工作,澄清各种不正当言论 |
| 四、文化熏陶,涵养心灵 |
| (一) 依靠文化自信,强基固本 |
| (二)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 |
| (三)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培厚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土壤 |
| (四) 以优秀的廉政文艺作品,传播廉洁价值观念 |
| 五、拓宽领域,做细做实 |
| (一) 廉政文化进家庭 |
| (二) 廉政文化进校园 |
| (三) 廉政文化进农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总结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成果和成效 |
| (一) 廉政文化建设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与规范化 |
| (二) 党风社风明显好转,政治生态明显改善 |
| (三)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心和行动力明显增强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 (一)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一般经验 |
| (二)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具体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
| 一、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
| (一) 廉政文化建设主体多元,未能形成整体合力 |
| (二) 基层单位部门廉政文化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
| (三) 不少地区、部门廉政文化建设重形式,轻内容 |
| (四) 廉政文化建设针对性不强 |
| (五) 廉政文化建设评估工作存在问题 |
| 二、新形势下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 |
| (一) 明确主体和责任,发挥廉政文化建设的整体合力 |
| (二) 廉政文化建设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 |
| (三 )廉政文化建设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 |
| (四) 拓宽领域,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
| (五) 创新载体,增强廉政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7）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反贪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价值 |
| 二、 有关概念的界定以及相关说明 |
| （一）对贪污的界定 |
| （二）有关折算方面的说明 |
| （三）正文中其他内容的说明 |
| 三、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反贪污过程的研究 |
| （二）关于反贪污成效的研究 |
| （三）关于反贪污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研究 |
| （四）关于“三反”运动后党开展的新的反贪污的研究 |
| 四、 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
| （一）学术创新 |
| （二）研究难点 |
| 五、 论文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的思路 |
| （二）论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贪污情况 |
| 第一节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贪污情况 |
| 一、 颁布《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通告，杜绝贪污现象 |
| 二、 设立监察员，组织监督清查财务开支 |
| 三、 建立审计制度，对经费进行保管与监督 |
| 第二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贪污情况 |
| 一、 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苏维埃政权建设 |
| 二、 建立苏维埃工农检察部，在反贪污中发挥监督作用 |
| 三、 在苏区开展群众检举贪污分子运动 |
| 四、 开展廉政教育，增强苏区干部抵抗贪污的能力 |
| 五、 利用苏区各个报刊，宣传苏区反贪污斗争的情况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贪污情况 |
| 一、 各抗日根据地制定和颁布贪污惩治条例和法规、发挥法律的监督作用18 |
| 二、 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干部管理制度，调动干部的反贪污积极性 |
| 三、 建立和完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财务制度和供给制度，结合财经问题进行整风 |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贪污情况 |
| 一、 加强城市驻军纪律，强调杜绝贪污现象 |
| 二、 加强各个解放区的财政工作，发挥监察机构的作用 |
| 三、 根据各个解放区的情况，制定和颁布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分子依法治罪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反贪污的初始阶段：1949.10—1951.1131 |
| 第一节 1949.10—1951.11 党领导反贪污斗争的客观条件 |
| 一、 国家财政收支得到了统一 |
| 二、 各级纪检监察机构的建立与健全 |
| 三、 各级宣传机构的组建 |
| 四、 人民司法工作的初步建立 |
| 第二节 1949.10—1951.11 贪污的情况 |
| 一、 贪污的情况 |
| 二、 贪污的特点 |
| 第三节 贪污产生的原因 |
| 一、 随着干部队伍的扩大，忽视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 |
| 二、 缺乏严格的财经制度为贪污的发生创造了机会 |
| 三、 领导方面存在的官僚主义为贪污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
| 第四节 反贪污的方式 |
| 一、 开展整风运动 |
| 二、 通过报纸公开宣传 |
| 三、 开展反贪污思想教育活动 |
| 四、 发挥群众的监督和检举 |
| 五、 根据贪污情节情况，对贪污分子予以惩治 |
| 第五节 反贪污初始阶段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有些干部包庇贪污分子 |
| 二、 有些干部对反贪污的态度不正确 |
| 三、 有些单位对贪污分子处理不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反贪污的大规模开展：1951.12—1952.1059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标志着反贪污的大规模开展 |
| 一、 中共中央坚定了开展群众反贪污斗争的决心 |
| 二、 明确开展群众反贪污斗争的重要性 |
| 三、 确定反贪污的目的，制定反贪污的政策 |
| 第二节 利用多种宣传方式，推动反贪污斗争的开展 |
| 一、 艺术宣传 |
| 二、 口头宣传 |
| 三、 文字宣传 |
| 第三节 反贪污大规模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按照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机械地制定“打虎”预算 |
| 二、 缺乏调查研究，盲目地确定贪污分子 |
| 三、 反贪污的方式方法不合理 |
| 四、 其他方面的问题 |
| 第四节 明确处理贪污分子的方针，进行追赃定案 |
| 一、 确定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方针 |
| 二、 发动群众大力追赃 |
| 三、 对贪污分子定案处理 |
| 第五节 开展民主建设工作 |
| 一、 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
| 二、 全国开展司法改革运动 |
| 三、 开展整党审干运动，配合建党工作 |
| 四、 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反贪污的发展阶段：1952.11—1956.8121 |
| 第一节 反贪污斗争大规模开展后贪污的新情况 |
| 一、 贪污的新情况 |
| 二、 贪污新情况的特点 |
| 第二节 反贪污斗争大规模开展后新的贪污情况出现的原因 |
| 一、 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 |
| 二、 有些工作单位的财经制度不健全 |
| 三、 国家机关、企业和合作社的组织队伍不纯 |
| 第三节 进一步加强反贪污斗争的基础 |
| 一、 实行工资改革、推行工资制，有利于推动反贪污斗争 |
| 二、 加强财政监督，建立健全财经制度，实现从源头杜绝贪污 |
| 三、 对干部实行审查和管理，为反贪污斗争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
| 四、 加强检察工作，完善司法程序，为反贪污斗争提供法律依据 |
| 五、 建立健全各项监察机构，在反贪污斗争中发挥监督作用 |
| 第四节 反贪污的方式方法 |
| 一、 开展反贪污学习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
| 二、 组织开展各种会议，对处理贪污问题进行讨论 |
| 三、 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积极揭发和检举贪污现象 |
| 四、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对财务工作进行定期检查 |
| 第五节 反贪污发展阶段的结果 |
| 一、 对反贪污大规模开展时期的贪污案件做了重新处理 |
| 二、 严惩了贪污分子，追回了国家资财 |
| 三、 在反贪污斗争中暴露了一些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 1949—1956 年中国共产党反贪污的认识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领导反贪污斗争的历史经验 |
| 一、 继承和发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贪污的历史传统 |
| 二、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地严惩贪污现象，及时同贪污现象作斗争 |
| 三、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反贪污斗争取得成效的重要动力 |
| 四、 及时调整反贪污斗争策略，为以后的反贪污斗争提供有力的借鉴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党领导反贪污斗争的现实启示 |
| 一、 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不断建立和完善反贪污的各项规章制度 |
| 二、 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反贪污的宣传教育 |
| 三、 大力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提高反贪污的有效性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选题的意义 |
| 1. 笔者本人的履职与学习经历是引发本项研究的直接原因 |
| 2. 本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
| 3. 本项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 |
| 2. 对人民代表大会运行机制的研究 |
| 3. 对人民代表大会与执政党关系的研究 |
| 4. 对人大代表的研究 |
| 5. 对国外议会和议员的研究 |
| 三、研究目的、分析工具与研究思路 |
| 1. 研究目的 |
| 2. 分析工具和主要概念 |
| 3. 研究思路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六、篇章结构 |
| 七、研究个案的相关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角色期望：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和动力 |
| 一、制度性期望 |
| 1.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制度性期望 |
|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制度性期望 |
| 3、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旳制度性保障 |
| 二、道德性期望 |
| 1. 全国人大代表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
| 2. 全国人大代表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者 |
| 3. 全国人大代表应当有丰富的法律知识 |
| 4. 全国人大代表应当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
| 5. 全国人大代表应当正确处理党的意志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之间的关系 |
| 6. 全国人大代表应当有为民请命的精神 |
| 三、自我期望 |
| 四、角色领悟 |
| 五、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期望的特点 |
| 1. 制度性社会期望的法律规范性特点不突出 |
| 2. 制度性社会期望与道德性社会期望之间无明显界限 |
| 3. 各种社会期望之间以及角色自我期望与社会期望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 |
| 第二章 推荐、考察与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角色的选择与确定 |
| 一、代表候选人名额的确定与分配 |
| 二、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推荐提名过程 |
| 三、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组织考察与初步确定 |
| 1. 考察候选人预备人选的组织机构 |
| 2. 考察内容与过程 |
| 3. 候选人预备人选的初步确定 |
| 4. 后续材料工作 |
| 四、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正式确定 |
| 1. 省委会议讨论 |
| 2. 各党派和人民团体民主协商 |
| 五、正式候选人的确定与投票选举 |
| 1. 正式候选人的确定 |
| 2. 投票选举 |
| 六、当选代表的资格审查与确认 |
| 七、全国人大代表角色产生过程的特点 |
| 1. 代表产生过程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
| 2. 组织推荐提名是当选代表的重要前提 |
| 3. 组织推荐和考察过程集中体现了党对代表角色的社会期望 |
| 4. 投票选举是代表当选的决定性环节 |
| 5. 代表候选人个人在选举中难以发挥作用 |
| 6. 代表来源形式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
| 7. 代表产生过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点 |
| 第三章 议案、审议与表决：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角色扮演 |
| 一、大会前的准备工作 |
| 1. 会议通知 |
| 2. 赴京报到 |
| 3. 建团会议 |
| 4. 预备会议 |
| 二、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 |
| 1. 会议议程 |
| 2. 会议日程安排 |
| 三、向大会提交代表议案和建议 |
| 1. 提交代表议案、建议的具体要求 |
| 2. 会议提交议案、建议情况 |
| 四、听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报告和各项议案的说明 |
| 1. 第一次全体会议 |
| 2. 第二次全体会议 |
| 3. 第三次全体会议 |
| 4. 第四次全体会议 |
| 五、审议各项议案和工作报告 |
| 1. 3月5日下午,代表团第一次全体会议 |
| 2. 3月6日,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 |
| 3. 3月7日上午,代表团第二次全体会议 |
| 4. 3月7日下午,代表小组第二次会议 |
| 5. 3月8日下午,代表小组第三次会议 |
| 6. 3月9日上午,代表小组第四次会议 |
| 7. 3月10日上午,代表小组第五次会议 |
| 8. 3月10日下午,代表团第三次全体会议 |
| 9. 3月11日上午,代表小组第六次会议 |
| 10. 3月12日上午,代表小组第七次会议 |
| 11. 3月12日下午,代表团第四次全体会议 |
| 12. 3月13日上午,代表小组第八次会议 |
| 13. 3月13日下午,代表小组第九次会议 |
| 六、会议简报交流 |
| 1. 印发简报的目的 |
| 2. 简报的特点 |
| 七、对工作报告决议案和其他议案决议进行表决 |
| 1. 大会表决办法 |
| 2. 大会议程和表决程序 |
| 八、选举和决定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及其他组成人员 |
| 1. 选举、决定和表决办法 |
| 2. 会议期间代表对人选的酝酿过程 |
| 3. 投票选举和表决 |
| 九、大会期间代表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 |
| 1. 规范性一致是代表角色行为模式的基本取向 |
| 2. 审议过程客观上成为代表行为实现规范性一致的重要准备 |
| 3. 角色冲突是代表角色扮演过程中的伴随现象 |
| 4. 代表在会议期间存在较严重的角色超载现象 |
| 5. 角色扮演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角色错位现象 |
| 6. 代表角色行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功能 |
| 7. 提交议案和建议成为代表个体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 |
| 第四章 视察、执法检查与专题调研：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角色扮演 |
| 一、代表视察 |
| 1. 会前集中视察 |
| 2. 专题性集中视察 |
| 二、执法检查 |
| 1. 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 |
| 2. 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 |
| 三、专题调研 |
| 1.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专题调研 |
| 2.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专题调研 |
| 四、参加代表小组活动 |
| 1. 驻泰全国人大代表小组成立情况 |
| 2. 驻泰全国人大代表小组活动 |
| 五、列席有关会议 |
| 1. 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
| 2. 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
| 六、联系人民群众 |
| 1. 接受群众来信来访 |
| 2. 通过走访联系群众 |
| 3. 通过新闻媒体及互联网征集群众意见和建议 |
| 4. 向有关专业人士请教 |
| 5. 应有关部门邀请担任社会监督员 |
| 七、闭会期间代表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 |
| 1. 代表角色行为规范性一致程度明显降低 |
| 2. 代表角色冲突广泛存在 |
| 3. 代表角色超载现象更为严重 |
| 4. 代表角色错位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
| 5. 代表角色行为的象征性功能淡化,制度性功能显现 |
| 6. 代表角色行为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空间 |
| 第五章 培训、研讨与经验交流：全国人大代表角色的再社会化 |
| 一、专题培训 |
| 1. 2008年第八期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培训班 |
| 2. 2009年第一期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学习班 |
| 3、2010年学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代表培训班 |
| 4. 2011年第三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 |
| 5. 2012年第一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 |
| 二、履职经验交流与专题研讨 |
| 1. 履职经验交流 |
| 2、履职专题研讨 |
| 三、代表再社会化的其他途径 |
| 1. 有关部门寄送的履职所需资料 |
| 2. 地方人大常委会及其他相关部门为代表订阅的其他资料 |
| 3. 代表专用电子信箱 |
| 四、代表角色再社会化的特点 |
| 1. 代表再社会化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主体特点 |
| 2. 代表再社会化内容方面的特点 |
| 3. 代表再社会化过程中接受培训的代表构成方面的特点 |
| 4. 代表再社会化时间安排方面的特点 |
| 5. 代表再社会化的作用方面的特点 |
| 结论与讨论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1. 角色期望决定着代表角色的选择及其行为特点 |
| 2. 代表角色的产生过程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和特性 |
| 3. 代表角色行为模式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点 |
| 4. 代表角色行为模式是现行政治体系稳定运行的基础 |
| 5. 代表角色扮演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欠缺 |
| 6. 代表角色再社会化有利于提高代表的政治觉悟和履职能力 |
| 二、进一步的讨论：如何更好地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 |
| 1. 更加突出代表角色制度性社会期望的法律规范性特点 |
| 2. 进一步完善代表选举程序 |
| 3. 实现代表角色与相关角色的有效分离 |
| 4. 完善人大会议制度 |
| 5. 加强和改进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调动代表履职积极性 |
| 6. 创新代表角色再社会化的实现形式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我国政府采购领域信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信任概念界定及其理论研究脉络 |
| 一、 信任的概念及其词义辨析 |
| 二、 西方信任理论研究脉络及视角 |
| 三、 政府信任——信任理论在当代政治学领域的应用 |
| 四、 信任理论:走向新的综合与均衡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概念及基本理论研究 |
| 一、 政府采购的概念与特征 |
| 二、 政府采购的源起及其思想演变 |
| 三、 政府采购的功能及采购模式 |
| 四、 政府采购行为的性质及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属性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信任的概念、类型及其功能 |
| 一、 政府采购信任的概念与类型 |
| 二、 政府采购信任的功能 |
| 第二章 政府采购信任影响因素及其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政府采购信任影响因素及现状分析 |
| 一、 政府采购的制度化（法治化）及其现状 |
| 二、 政府采购廉洁度及其现状 |
| 三、 政府采购透明度及其现状 |
| 四、 政府采购公正性及其现状 |
| 五、 政府采购绩效及其现状 |
| 六、 政府采购中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性及其现状 |
| 第二节 微观政府采购信任的影响因素及现状分析 |
| 一、 政府采购行为的规范性及其现状 |
| 二、 政府采购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及其现状 |
| 三、 政府采购竞争性及其现状 |
| 四、 政府采购的公平性及其现状 |
| 五、 失信惩戒制度的有效性及其现状 |
| 第三章 政府采购信任危机探源及市场化取向的反思 |
| 第一节 政府采购信任危机的根源分析 |
| 一、 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设置混乱 |
| 二、 社会中介机构难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
| 三、 采购人与采购代理机构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失灵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市场化取向的批判与反思 |
| 一、 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与诘难 |
| 二、 对政府采购业务市场化取向的反思 |
| 第四章 宏观政府采购信任机制的构建 |
| 第一节 政府在构建与公众信任关系中的责任 |
| 一、 构建责任政府采购机制 |
| 二、 构建阳光政府采购机制 |
| 三、 构建廉洁政府采购机制 |
| 四、 构建法治政府采购机制 |
| 第二节 合作治理：增进公众对政府采购事务参与程度 |
| 一、 公众参与政府采购需求确定 |
| 二、 公众参与采购项目实施 |
| 第五章 从政府采购结构性要素看微观政府采购信任机制的构建 |
| 第一节 科学界定政府采购主体范围 |
| 一、 国际组织及英美两国有关政府采购主体的规定 |
| 二、 我国政府采购主体范围界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二节 明确划分政府采购客体对象 |
| 一、 国际组织有关政府采购客体的规定 |
| 二、 我国政府采购客体界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第三节 明确社会中介机构性质 |
| 第四节 建立供应商资格审查与管理制度 |
| 一、 供应商的定义 |
| 二、 供应商资格审查制度 |
| 三、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供应商资质规定 |
| 第六章 从政府采购过程看微观政府采购信任机制的构建 |
| 第一节 构建基于采购人信任行为的约束机制 |
| 一、 建立政府采购权力制衡机制 |
| 二、 建立政府采购利益冲突回避机制 |
| 三、 建立政府采购有效竞争机制，构筑科学采购方式体系 |
| 第二节 构建基于采购人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 |
| 一、 建立政府采购行政问责机制 |
| 二、 建立政府采购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机制 |
| 第三节 构建基于供应商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 |
| 第四节 构建鼓励交易双方信任行为的信誉生成机制 |
| 一、 建立政府采购信息披露机制 |
| 二、 建立政府采购信誉培育机制 |
| 三、 建立政府采购供应商权利救济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 附录 |
四、铁道部直属机关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论文参考文献）
- [1]铁道部直属机关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J]. 铁道部直属机关党委. 紫光阁, 1995(01)
- [2]新中国成立以来特邀监察员制度的变迁研究[D]. 曾蕾.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3]以人为本的廉洁教育研究[D]. 周至涯. 西南交通大学, 2014(11)
- [4]火车跑得快 全凭车头带——铁道部机关精神文明建设侧记[J]. 吴利民. 紫光阁, 1996(11)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检制度变迁研究[D]. 汤希.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D]. 赵亚男. 武汉大学, 2017(06)
- [7]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反贪污问题研究[D]. 王欣媛.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8]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D]. 王元成.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9]坚持教育 严格管理 强化监督——谈谈我们是怎样加强机关党员队伍建设的[J]. 中共广州铁路局直属机关委员会. 党建, 1990(12)
- [10]我国政府采购领域信任问题研究[D]. 吴洪涛. 苏州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