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东地区高校计划学研究会年会讨论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周进[1]（2013）在《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列设计包括陈列内容设计和陈列形式设计。陈列设计的思想主要来自博物馆陈列工作实践与设计师的创造性思维,是对陈列本质、现象、实践的系统性思考,包括陈列设计规划、设计手段与方法、设计用材、设计风格、设计评估、设计管理等内容。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结论：（1）探讨了近代中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的发展,认为这一时期总体上并未形成系统的陈列设计理念；（2）探讨了建国初期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的发展,认为这一时期主要向苏联学习,陈列设计思想带有较强的政治属性；（3）探讨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的发展,认为这一时期虽然博物馆陈列设计全面革新,但相关理论研究总体上仍显不足；（4）探讨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的发展,认为这一时期陈列设计获得较大发展,在实践中需要引入科学的评估程序；（5）总体结论上指出中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呈进阶式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外部影响因素偏强,而内生驱动较弱。本文最后对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的发展提出若干对策建议与展望：（1）加强博物馆陈列设计师的文博素养；（2）规范好博物馆陈列深化设计环节；（3）管理好陈列设计工程招投标；（4）建立“陈列设计学”专业门类；（5）探求中国特色、地方特色与个性特色的博物馆陈列设计。
刘华俊[2]（2012）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断攀升。与一般民事案件相比,知识产权案件具有显而易见的特殊性。例如,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相对集中,通常由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甚至知识产权法院审理,案件审判组织相对特殊,不少国家采用五人组成的大合议庭；在专利案件民事侵权诉讼程序中,经常因当事人启动专利无效程序,而造成民事诉讼程序中止,所引起的突出问题是专利案件的诉讼效率低下,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原告通常需要寻求诉前禁令制度救济权利；商业秘密案件的诉讼程序设计则大都需要考虑实体权利的保密问题等等。因此,很有必要在研究知识产权诉讼基础理论的特殊个性及域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制度的改革实践基础上,结合我国知识产权诉讼的审判实践,有针对性地深入探讨优化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具体方案。笔者希望能够在该研究领域作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基本内容如下：导论主要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创新四个方面的内容。在该部分,笔者首先提出了在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存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法院越来越多,专业性不强,司法不统一、等诸多问题。其次,阐述了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意义方面,本文引入域外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最新理念,澄清我国知识产权诉讼理论和实践中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建构、技术法官的设置、不同审理组织的采用、诉前禁令制度的建构与完善、诉答程序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以及商业秘密保持制度的建构与完善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实践意义方面,本文为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改革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方案,并系统性的提出了建构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构想。再次,阐述了国内外有关知识产权诉讼的研究现状。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笔者在考察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司法实践数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司法审理资源的配置以及案源问题,提出在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四个地方组建知识产权法院；提出了设置技术法官审理技术类的知识产权案件的方案；（2）提出了审理简单的知识产权案件采用独任制审理组织并适用简易程序,比较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采用审理五人大合议制审理组织以及三人合议制与五人大合议制审理组织及适用程序的转换建构的思路；（3）系统性的提出了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的诉前禁令制度、诉答程序制度以及商业秘密保持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构想。第一章知识产权诉讼的基础理论,主要对知识产权诉讼的基础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为后文的研究提供和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本章中,笔者首先从实体法角度探讨了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的概括性称谓,各类知识产权的共性特征是知识产权案件区别于其他民事案件的标准,但权利之间的个性特征对纠纷是否得到公正解决影响很大,本文分析了影响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运行的主要因素,如权利取得的途径不同、权利专业性程度不同、权利受保护的期限不同以及权利救济不同等。然后,笔者以调解方式结案的知识产权案件为例,探讨了知识产权案件通过调解方式结案的不足之处,从诉讼的适用范围广、案件审理质量高以及示范性强等方面总结了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裁决解决方式的重要性；接着,笔者对知识产权诉讼的概念、特征与类型进行了分析,论述了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因其复杂程度不同应当采用不同的审理组织并适用不同的审理程序。最后,笔者分析了知识产权诉讼的目的和功能,进一步阐明了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第二章域外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考察,主要对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从而为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在本章中,笔者分别考察了美、英等英美法系国家和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凸显了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特殊个性。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地区）针对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专业化、简化诉讼程序、技术事实难以查明以及知识产权司法程序保护难等问题进行了改革,采取的措施各有特点。如在美国,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统一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管辖,专利侵权诉讼中确定了解释权利要求属于法律问题；在英国,专利纠纷统一由专利法院或郡专利法院管辖,法官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的主导作用得到了加强；在德国,对于专利局的决定、专利无效与强制许可发生争议而诉讼至法院的,由独立的专利法院管辖,专利无效案件采用五人制的大合议制审理；在日本,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也比较集中,并且对于复杂的案件,采用五人制的大合议制审理,东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配置了专门的技术调查官；在我国台湾地区,设立了独立的智慧财产法院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对于民事侵权中涉及专利无效的案件,由民事审判庭直接判断权利的有效性问题等。知识产权的特殊个性在世界范围内基本是相同的,这使得很多国家共同签订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各国（地区）对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所作改革,也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本章考察并比较域外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分析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缺陷,为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提供决策建议。第三章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分析。在本章中,笔者首先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主体的现状与问题,主要从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法院、审理法官、知识产权民事侵权诉讼中涉及到权利异议的审理主体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审理主体过多会出现司法不统一、办案质量不高、程序延迟等问题；然后,笔者讨论了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组织的现状与问题,认为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千篇一律地采用三人合议制,不利于庭审效率的提高,且复杂案件的争议事实也不能得到有效查实。接着,笔者探讨了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涉及的“二元”审理模式和“三审合一”审理模式,分析了“二元”审理模式产生的原因及存在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不利于知识产权权利救济等缺陷；这部分笔者还分析了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程序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总结了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审理模式存在的缺陷。最后笔者针对知识产权侵权无法得到有效制止的现状,探讨了我国诉前禁令相关法律规定在程序保障、权利保护、程序救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论述了我国诉答程序方面不合理的零散法律规定对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所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阐明了现行商业秘密案件审理程序不利于商业秘密实体权利保护的诸多不合理之处。第四章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本章中,笔者首先从提高知识产权诉讼效率、实现知识产权诉讼司法公正、降低知识产权诉讼成本以及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等方面论述了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然后,笔者分析了域外有关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特色以及可借鉴性,并建议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来推进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改革。笔者还从结合我国科技、政治、法律文化、司法资源的现实状态角度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的可行性。第五章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主体及审理组织的改革构想。在本章中,笔者首先提出了建构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和设置技术法官的改革构想。在分析了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及大量实证数据支持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在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重庆市四个地方设立知识产权案件一审法院；针对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技术争议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受案法院应当配备技术法官来审理技术类的知识产权案件。然后,笔者提出了应当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的不同种类来确定不同的审理组织,并适用不同的庭审程序。具体而言,简单的知识产权案件可以采用独任制组织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则应当采用五人制大合议制审理,其他普通难度的知识产权案件则可以采用三人制合议庭审理。第六章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模式及特殊审理程序的改革构想。在本章中,笔者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存在的交叉程序,其解决的是民事纠纷,救济的是民事利益,认为改革知识产权案件“二元”审理程序已经具备了基础性的条件,提出了在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判定知识产权权利有效性的裁判方案。然后,笔者根据知识产权容易受到侵犯、损失的利益难以弥补、救济情况紧急等特点,并考虑到法院错误签发诉前禁令命令的可能性,主张通过完善诉前禁令法律文书的送达方式、听证程序来建构诉前禁令制度的审查程序,针对存在被申请人对法院签发诉前禁令不服的情况,提出了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的救济方案；根据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权经验相对丰富、经济基础较好等条件,并考虑到知识产权案件案情的复杂性、专利权的推定有效性等因素,主张在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从完善诉答文书的格式、确立答辩失权制度等方面系统地建构诉答程序制度；针对商业秘密容易泄密的实体权利特点,主张在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从涉密诉讼请求的判定、涉密诉讼证据的举证与质证、涉密诉讼的裁判过程、涉密诉讼裁判文书的表述、涉密诉讼法律文书的存放与归档、涉密诉讼上诉审查内容等方面系统地建构商业秘密保持制度。
潘荣华[3]（2010）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着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韩大元,胡弘弘[4]（2013）在《中国宪法学研究队伍发展的回顾与展望:1982～2012年——纪念1982年宪法颁行30周年》文中研究表明宪法学是一门学科,其建设、发展无不与宪法学研究队伍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宪法学与宪法学研究队伍水乳交融、不容剥离。2012年欣逢1982年宪法颁行30周年,我们特撰文描述宪法学研究队伍的发展脉络,分析其现状,展望其未来以志纪念。同时也希望探讨中国宪法学者的学术使命与学术共同体意识,寻求发展宪法学的多元化途径,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并最终有利于宪法学理论的成熟和研究的深入,推动宪法实践的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孙大权[5]（2005）在《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创立,到1953年结束。是在马寅初、刘大钧主持下,以留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集合全国政、学、商各界上层分子组成的经济学术团体。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影响到新中国的人口论。这一重要经济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却了解甚少。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和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形成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经济学者群体,他们参加或组织的学术团体在各地广泛成立,为中国经济学社创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11月,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陈长蘅等人与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戴乐仁等共同创立了中国经济学社,其最初目的是为社员提高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水平服务。1924年马寅初等人加入后,学社宗旨改变为:发展中国经济学术和改进中国现实经济。这一改变,适应了社会需要,导致了学社的长足的发展。 在马寅初、刘大钧的积极领导下,中国经济学社由北京市的一个小团体,向天津、上海、美国等地扩张,到1927年11月,学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在此之后,马寅初等人开始了大量吸收商界和政界社员,学社的组织与影响就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延伸。同时,学社开始了艰辛的基金筹募,并取得了较大成效,到30年代中期,学社拥有杭州房产一处,南京地皮14亩,基金20万左右。然而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经济学社的发展势头受到重大打击,虽然学社继续在重庆聚集社员,坚持发展,但学社的基金由于通货膨胀不断贬值,社员的政治立场也出现了重大分化,特别是马寅初被软禁后,学社发展进入后期,走向衰落,一直到1953年正式结束。 中国经济学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集体学术活动就是举行年会,前3届年会在北京举行,主要是社务会议。第四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确立了进行社务会、学术讨论会、讲学会、各种宴会以及参观游览等多种活动。在1927年至1936年间,学社在杭州、青岛、广州等地举行了10次年会,每次年会都受到了经济学界、政府、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支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1938年至1943年学社总部西迁重庆后,还召开了三次有影响的年会。同时,中国经济学社还举办了多种学术事业,如:出版丛书,创办社刊,建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等等,发表了被经济学界公认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刘大钧主持完成的中国第一次工业普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经济学社骨干社员马寅初、刘大钧、卫挺生、何廉、唐庆增、顾翊群、潘序伦等人的经济思想,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关于经济哲学:主张“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既反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激）,又批判保守的传统封建思想（不随）,并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在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等方面,主要是受英美的马歇尔、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而不是王亚南所说的主要受奥国派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实证和统计方法。 在应用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他们多在切磋和争论中相互影响。关于统制与放任:1932年10月,武育干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主张,社员多主张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由政府联合工商界上层统制全国经济。在统制经济理论流行时,顾翊群运用哈耶克理论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运用比较优势论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主
伍顺比[6]（2013）在《历史·现状·策略 ——我国西部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闻传播学教育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产物。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重新焕发了生机。我国高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恢复新闻教育,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格为一级学科,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武汉为重镇,辐射全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格局,总体注重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为中国传媒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造力的新闻与传播专业人才。总的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还处于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模仿阶段和本土化的探索阶段,缺乏深植于中国传媒现实与文化传统的中国化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模式。随着全球化、媒介化、数字化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产生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媒介融合时代的来临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对新闻传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瓶颈,尤其是优秀的、具有实战能力的新闻传播人才极度缺乏。而西部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更面临着历史不长、师资匮乏、特色不突出、同质化的尴尬。在西部大开发和教育均衡发展的背景下,西部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如何突出重围,彰显地域特色,探讨适合自身发展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策略,成为亟需解决的课题。本研究从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域,对近百年来我国及西部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将西部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置于整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探讨各个时期西部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变化,分析导致变化的时代背景、地域因素、教育观念、现实掣肘等主客观原因。本研究以新闻传播学国家级“质量工程”为切入点,分析西部与中东部新闻传播学科的整体发展状况和差距,寻找西部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策略与未来走向。同时,论文运用比较研究法与个案研究法,对美国、英国、港台地区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对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借鉴,为我国西部新闻传播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文章针对西部新闻传播教育价值定位模糊的现状,认为应该强化通识教育,突出新闻职业道德教育,突显实践育人理念。结合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西部地域特色,提出了“开放·融合·实践”的西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路径。
孟德楷[7]（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表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詹伟峰[8]（2018）在《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校师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高校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高校安全问题影响广泛,受到社会和人们的高度关注。尽管政府与高校都积极采取了各种提升高校安全管理的措施,但涉及师生的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环境、校园管理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之外,也暴露了高校师生安全素质缺失这一根本问题。安全素质缺失的根源还在于高校安全教育不够系统、深入、有效。因此,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校安全教育体系迫在眉睫。本研究以系统理论为指导,从系统的要素、特征与动力三个角度对高校安全教育进行分解,通过对当前高校安全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和缺陷的分析,对境外高校安全教育先进经验进行阐释和借鉴,以构建新时期我国高校安全教育体系。从当前高校安全教育的现状来看,局面可谓复杂。尽管各高校在安全教育方面的工作付出较多,也在不断改进,但从整体性、开放性、协同性、层次性各方面来审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改进空间。本研究基于丰富细致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境外四所高校的实地考察、调研访谈,对国内六所高校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调研访谈,在此基础上获取大量数据和有效信息,对国内外高校安全教育有一个总体把握与评估,进一步提炼出有益经验做法及不足之处。从系统角度来看,境外高校则在安全教育方面先于我们作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如在整体性上,教育内容完善,建立专业的师资队伍;在协同性上,内部协调顺畅,构建了完善的组织架构;在开放性上,教育形式多样,形成了有力的校内外联动机制;在层次性上,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在安全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探索。这些探索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供国内高校参考与借鉴,可根据我国及各高校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借鉴,去粗取精、博采众长。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优化安全教育系统的要素,完善安全教育系统的特征,强化安全教育系统的动力,扩大安全文化的影响等四个方面的措施,以期对我国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叶一舵[9]（2010）在《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虽然台湾学校辅导在华人社会的学校教育中具有“样本意义”与“样板价值”,但台湾学校辅导的发展迄今还是一个尚未进行系统化研究的领域。本研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采用“纵横贯通”与“史论结合”的研究思路,通过文献法、历史比较、个案研究、口述历史（访谈）以及现场考察等方法,对学校辅导的发展作较为系统的研究。台湾学校辅导的兴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50多年来,学校辅导历经以下发展进程并体现不同的发展任务与发展特征：（1）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学校辅导开始萌芽。其中,侨生教育成为直接的推动力量,侨生辅导成为学校辅导的开端。（2）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学校辅导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探索,为其建制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3）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以“九年国教”在国中全面推行辅导工作为标志,学校辅导正式建制并成为一种教育制度。（4）20世纪80年代,学校辅导进入一个全面推展与不断完善的阶段,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辅导工作体系。（5）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随着“辅导工作六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学校辅导的专业效能得到全面提升。（6）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伴随着教育改革运动的“统整”理念及政策变革,学校辅导在充满争议中进行着艰难的转型。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台湾学校辅导的发展具有自身突出的特点,有自己的成功经验,也有一些不足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学校辅导的发展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而这些,也都给正处于探索推进阶段的我国大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张荆,翟英范[10]（2015）在《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开拓者——郭翔先生访谈》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5月23-24日,由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法律系与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社区矫正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海峡两岸犯罪学者对话会"。在开幕式上,郭翔先生应邀到会致辞。已主动淡出学术机构领导职务和学术活动多年的郭翔先生为参加这一学术盛会,身着笔挺深灰色西服,与海峡两岸学者欢聚一堂、开怀畅谈。耄耋高龄的郭翔先生虽久经沧桑,但身体健康、步伐沉稳,念着亲
二、华东地区高校计划学研究会年会讨论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东地区高校计划学研究会年会讨论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五、研究架构、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六、相关概念及术语 |
| 注释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的发展 |
| 本章研究简介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研究背景 |
| 1.1.1 近代中国自发创设博物馆 |
| 1.1.2 有识之士关注博物馆的公共特性 |
| 1.1.3 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驱动陈列展览 |
| 1.1.4 近代中国政府的博物馆政策举措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研究概述 |
| 1.2.1 博物馆前辈们论述陈列与研究的关系 |
| 1.2.2 早期几部博物馆学专着论述陈列设计 |
| 1.2.3 张謇南通博物苑的陈列设计思想 |
| 1.2.4 南通博物苑陈列设计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具体分析 |
| 1.3.1 博物馆陈列总体艺术设计方面 |
| 1.3.2 博物馆陈列场面设计方面 |
| 1.3.3 博物馆辅助陈列品设计方面 |
| 1.3.4 柜内设计与文物的艺术加工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综合评价 |
| 1.4.1 初步认知了西方陈列艺术的表现形式 |
| 1.4.2 博物馆陈列设计探索历经沧桑 |
| 1.4.3 受到当时博物馆业务积弱影响发展缓慢 |
| 1.4.4 总体上未形成系统的陈列设计理念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建国初期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的发展 |
| 本章研究简介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研究背景 |
| 2.1.1 建国之初博物馆陈列的重建与改造 |
| 2.1.2 博物馆陈列发展方针与任务的确立 |
| 2.1.3 苏联博物馆陈列设计方法的全面引进 |
| 2.1.4 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展览交流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研究概述 |
| 2.2.1 翻译了一批苏联博物馆陈列设计着作 |
| 2.2.2 我国学者撰写着作构筑陈列设计思想 |
| 2.2.3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丰富了陈列艺术 |
| 2.2.4 北京三大馆的陈列设计成为典范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具体分析 |
| 2.3.1 博物馆陈列形式总体设计方面 |
| 2.3.2 博物馆陈列场面设计方面 |
| 2.3.3 博物馆辅助陈列品的设计方面 |
| 2.3.4 柜内设计与文物的艺术加工方面 |
| 第四节 建国初期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综合评价 |
| 2.4.1 初步形成博物馆陈列艺术装饰的概念 |
| 2.4.2 陈列设计聚焦自身博物馆工作经验总结 |
| 2.4.3 学习苏联模式但应用上受到国情限制 |
| 2.4.4 博物馆陈列设计带有较强的政治属性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的发展 |
| 本章研究简介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研究背景 |
| 3.1.1 博物馆与博物馆学迅速发展 |
| 3.1.2 陈列艺术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与工作 |
| 3.1.3 博物馆陈列改建设计成为热潮 |
| 3.1.4 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研究概述 |
| 3.2.1 博物馆学相关研究成果空前繁荣 |
| 3.2.2 陈列学术会议与人才培训激荡思想 |
| 3.2.3 《博物馆陈列艺术》专着填补空白 |
| 3.2.4 博物馆陈列设计研究涉及多重领域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具体分析 |
| 3.3.1 博物馆陈列形式总体设计方面 |
| 3.3.2 博物馆陈列场面设计方面 |
| 3.3.3 博物馆辅助陈列品的设计方面 |
| 3.3.4 柜内设计与文物的艺术加工方面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综合评价 |
| 3.4.1 论证了陈列设计的学科属性与语言 |
| 3.4.2 初探了陈列形式与陈列内容的关系 |
| 3.4.3 导致博物馆陈列设计实践全面革新 |
| 3.4.4 陈列设计理论研究总体上仍显不足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新世纪以来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的发展 |
| 本章研究简介 |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研究背景 |
| 4.1.1 国家和地方对博物馆建设的重视 |
| 4.1.2 博物馆从“三贴近”到免费开放 |
| 4.1.3 陈列设计工作程序的科学化 |
| 4.1.4 动态陈列设计手段的普遍应用 |
| 第二节 新世纪以来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研究概述 |
| 4.2.1 博物馆陈列相关论着不断涌现 |
| 4.2.2 集中翻译国外的博物馆学理论 |
| 4.2.3 博物馆陈列与观众研究的兴起 |
| 4.2.4 信息定位型主题性展览设计的提出 |
|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具体分析 |
| 4.3.1 博物馆陈列形式总体设计方面 |
| 4.3.2 博物馆陈列场面设计方面 |
| 4.3.3 博物馆辅助陈列品的设计方面 |
| 4.3.4 柜内设计与文物的艺术加工方面 |
| 第四节 新世纪以来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综合评价 |
| 4.4.1 博物馆建筑设计与陈列设计脱节 |
| 4.4.2 陈列设计工作中的浮躁与作“秀” |
| 4.4.3 陈列设计中高科技手段泛滥 |
| 4.4.4 提出了陈列设计评估的思路与方法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本文研究结论及相关对策建议 |
| 本章研究简介 |
| 第一节 对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发展的研究结论 |
| 5.1.1 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百年来呈进阶式发展 |
| 5.1.2 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发展的外部因素偏强 |
| 5.1.3 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发展的内生驱动较弱 |
| 第二节 本文提出的相关对策建议 |
| 5.2.1 加强博物馆陈列设计师的文博素养 |
| 5.2.2 规范好博物馆陈列深化设计环节 |
| 5.2.3 管理好陈列设计工程招投标 |
| 5.2.4 建立“陈列设计学”专业门类 |
| 第三节 对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未来发展的期待 |
| 5.3.1 探求中国特色的博物馆陈列设计 |
| 5.3.2 探求地方特色的博物馆陈列设计 |
| 5.3.3 探求个性特色的博物馆陈列设计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附录：本文图片说明 |
| 附图：美国博物馆陈列资料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诉讼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与特征 |
|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
| 二、知识产权的共性特征 |
| 三、各类知识产权的特性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式 |
| 一、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路径 |
| 二、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式中应考虑的因素 |
| 三、知识产权诉讼裁判解决方式之重要性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诉讼的概念与类型 |
| 一、知识产权诉讼的概念 |
| 二、知识产权诉讼的特征 |
| 三、知识产权诉讼的类型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诉讼的目的与功能 |
| 一、知识产权诉讼的目的 |
| 二、知识产权诉讼的功能 |
| 第二章 域外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考察 |
| 第一节 美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考察 |
| 一、美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法院 |
| 二、美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程序 |
| 三、美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评价 |
| 第二节 英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考察 |
| 一、英国知识产权诉讼体制 |
| 二、英国专利案件的审理程序 |
| 三、英国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技术事实审查 |
| 四、英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评价 |
| 第三节 德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考察 |
| 一、德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法院 |
| 二、德国专利无效审理程序 |
| 三、德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评价 |
| 第四节 日本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考察 |
| 一、21世纪以来日本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简述 |
| 二、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设立 |
| 三、日本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特色 |
| 四、日本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评析 |
| 第五节 我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考察 |
| 一、我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改革背景 |
| 二、我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法院 |
| 三、我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程序 |
| 四、我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评价 |
| 第三章 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主体的现状与问题 |
| 一、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法院 |
| 二、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法官 |
| 三、专利权、商标权权利异议的最初审理主体 |
| 四、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主体的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组织的现状与问题 |
| 一、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组织的现状 |
| 二、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组织的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模式的现状与问题 |
| 一、知识产权案件“二元”审理模式的现状与问题 |
| 二、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审理模式的现状与问题 |
| 第四节 我国知识产权诉讼特殊程序规定存在的问题 |
| 一、诉前禁令规定不合理 |
| 二、诉答程序规定不合理 |
| 三、商业秘密案件审理程序规定不合理 |
| 第四章 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
| 一、提高知识产权诉讼效率的需要 |
| 二、实现知识产权诉讼司法公正的需要 |
| 三、降低知识产权诉讼成本的需要 |
| 四、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需要 |
| 第二节 我国知识产权诉讼制度改革的可行性 |
| 一、域外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改革成果可供借鉴 |
| 二、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借鉴途径 |
| 三、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借鉴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
| 第五章 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主体及审理组织的改革构想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主体的改革构想 |
| 一、知识产权法院现有建构方案之评析 |
| 二、知识产权法院建构的案源条件 |
| 三、知识产权法院的建构方案 |
| 四、技术法官的设置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组织的改革构想 |
| 一、简单的知识产权案件采用独任制审理组织并适用简易程序 |
| 二、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采用大合议制审理组织 |
| 三、独任制、合议制与大合议制审理组织及适用程序的转换设计 |
| 第六章 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模式及特殊审理程序的改革构想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模式的改革构想 |
| 一、知识产权诉讼“二元”程序的改革基础 |
| 二、民事诉讼中直接判定专利、商标权利有效性 |
| 三、“二元”程序改革对庭审组成人员的特殊要求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诉讼特殊审理程序的建构与完善 |
| 一、诉前禁令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
| 二、诉答程序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
| 三、商业秘密保持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近代报刊、西医报刊、西医传播和报刊传播西医的研究 |
| (二) 相关近代医学史研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本文努力的方向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
| 第一章 传教士开创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之先河(1807-1911年) |
| 一、动机与路径:西医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 |
| (一) 藉医传教: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艰难博弈 |
| (二) 传播路径:从医疗空间到舆论空间的多维渗透 |
| 二、传教士:报刊传播西医之发端 |
| (一) 报刊:一种面向中国人的新型传播媒介 |
| (二) 西医传播:从综合报刊到专业报刊的嬗变 |
| 三、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国人自办启蒙报刊传播西医之早期动员(1886-1911年) |
| 一、尹端模:第一份自办医刊的创办者 |
| 二、青年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以《医学卫生杂志》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为中心 |
| (一) 从革命报人到着述医: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 |
| (二) "着述医"陈垣的医学着述及其历史影响 |
| 三、赴日留学:德日西医体系的传入 |
| (一) 留学日本:国人留学习医的"终南捷径" |
| (二) 日本: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外努力 |
| (三) 上海: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内探索 |
| 四、自办西医启蒙报刊的示范意义 |
| 第三章 以城市为中心西医传播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912-1949年) |
| 一、民国时期西医报刊历史传承的特点 |
| (一) 时空分布 |
| (二) 阶段性顿挫和持续性发展 |
| (三) 地域性分异和网络化扩散 |
| 二、上海:西医传播全国中心的确立及其动因 |
| (一) 经济繁荣的拉动 |
| (二) 西学东渐的推动 |
| (三) 西医群体的努力 |
| (四) 租界卫生的示范 |
| (五) 政府决策的导引 |
| 三、抗战时期传播中心的西移及其影响 |
| (一) 抗战时期传播中心西移的原因 |
| (二) 传播中心西移的重要意义 |
| (三) 传播中心西移后西医传播内容的拓展 |
| 第四章 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的勃兴(1931-1949年) |
| 一、土地革命时期卫生报刊的萌芽及其防疫宣传 |
| (一) 卫生专业报刊的萌芽 |
| (二) 综合性报刊的防疫动员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发展及其卫生宣教 |
| (一) 新四军二、三师的《医务生活》与《先锋医务》 |
| (二) 山东军区的《军医杂志》、《山东医务杂志》和《胶东医刊》 |
| (三) 陕甘宁边区的《国防卫生》及其它综合性报刊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拓展 |
| (一) 《山东卫生》 |
| (二) 《健康报》(复刊) |
| (三) 《野战卫生》与《中南卫生》 |
| 四、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的历史经验 |
| (一) 党政部门高度重视,各级领导身体力行 |
| (二) 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政策跟进 |
| (三) 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党报专刊 |
| (四) 目标明确,突出重点 |
| (五) 科学实用,务求实效 |
| 第五章 多主体传播格局下中国近代医学的走向(1912-1949) |
| 一、多元主体传播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医校报刊蓬勃发展 |
| (二) 社团报刊脱颖而出 |
| (三) 专科报刊异军突起 |
| (四) 卫生副刊异彩纷呈 |
| 二、教育传播的国家化与西医群体的成长——以校办报刊为中心 |
| (一) 教育体制的转换及其对西医教育的影响 |
| (二) 医校报刊的繁荣 |
| (三) 医校报刊成为西医群体成长的舞台 |
| 三、现代医学体制的移植与再造——以专业社团的学术期刊为中心 |
| (一) 中华医学会与西医体制的构建 |
| (二) 中华护士会与中国护理学的发展 |
| (三) 中国生理学会与中国生理学的奠基 |
| (四) 中华民国药学会与中国药学的肇兴 |
| 四、传统卫生模式的颠覆与超越——以民间社团的普通报刊为中心 |
| (一) 政府施为与社会参与:现代公共卫生之滥觞 |
| (二) 让公众理解传染病:以中国防痨协会和中华麻风救济会为例 |
| (三) 妇女与儿童的发现:以节育运动和慈幼运动为例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
（5）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习经济学与商科专业的留学生群体的出现 |
| 一、学习“法政”的留日学生群体 |
| 二、经济学留欧生群体 |
| 三、程度高的经济学留美生群体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 |
| 一、经济学教育的发展 |
| 二、经济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 |
| 三、经济着作、期刊的出版发行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各种经济学术社团的出现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一、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发展方针的制定 |
| 第二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组织发展与基金筹募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组织的演变 |
| 一、北京时期的组织演变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组织发展 |
| 三、重庆时期的组织演变 |
| 四、中国经济学社组织活动的结束 |
| 五、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构成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 |
| 一、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和使用 |
| 三、中国经济学社基金的破产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学术活动与举办的学术事业 |
| 第一节 举行年会 |
| 一、北京时期的三次年会 |
| 二、1927年第四届上海年会 |
| 三、1928—1931年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年会 |
| 四、1932—1935年杭州、青岛、长沙、广州年会 |
| 五、1936年上海年会的举行与1937年福州年会的筹备 |
| 六、重庆时期的三次年会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举办的学术事业 |
| 一、出版书籍 |
| 二、创办刊物 |
| 三、举办的其他学术事业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 |
| 一、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及维持 |
| 二、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主要学术工作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上):基本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 |
| 一、反对马克思主义 |
| 二、批判传统经济思想 |
| 三、辩护资本主义 |
| 第二节 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 |
| 一、价值论 |
| 二、消费论 |
| 三、生产论 |
| 四、交易论 |
| 五、分配论 |
| 第三节 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 |
| 二、注重经济实务研究 |
| 三、实证研究与统计方法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下):应用理论与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与自由放任论 |
| 一、中国经济学社与统制经济思潮的兴起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关于统制经济的主要思想 |
| 三、顾诩群、唐庆增的自由经济论 |
| 第二节 财政思想 |
| 一、财政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社关注的重点 |
| 二、卫挺生等人的“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论 |
| 三、姚庆三对凯恩斯财政学理论的传播 |
| 四、马寅初等人的战时财政论 |
| 第三节 货币金融思想 |
| 一、银价跌落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二、银价爆涨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三、抗战初期维持法币汇价的讨论 |
| 第四节 劳资协调论与人口控制论 |
| 一、劳资协调论 |
| 二、人口控制论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
| 一、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 |
| 二、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术着作界的主力军 |
| 三、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学社强烈的干政愿望 |
| 二、社员大量进入政府经济立法和决策机关担任要职 |
| 三、社员多次参加全国财经会议 |
| 四、社员的经济政策建议被国民党政府采纳的实例 |
| 五、学社提倡的经济思想对国民政府经济决策的间接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
| 一、工商界对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学者的重视 |
| 二、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支持 |
| 三、经济学者成为工商界的代言人 |
| 四、经济学者为工商界的发展出谋划策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新中国人口思想的间接影响 |
| 附录一、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简历表 |
| 附录二、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着述表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声明: |
| 致谢: |
（6）历史·现状·策略 ——我国西部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外新闻传播教育研究 |
| (二) 西部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范围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四、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我国及西部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
| 一、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
| (一) 建国前我国新闻教育的历史 |
| (二) 建国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 |
| (三) 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征 |
| 二、西部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
| (一) 建国前西部地区新闻教育的滥觞 |
| (二) 建国后西部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 |
| 第二章 西部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
| 一、西部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审视 |
| (一) 西部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 |
| (二) 西部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 |
| (三) 西部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不足 |
| 二、西部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调查研究 |
| (一) 调查的基本情况 |
| (二) 调查统计结果分析 |
| (三) 新闻传播专业培养方案分析 |
| (四) 西部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中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比较与启示 |
| 一、美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
| (一) 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 |
| (二) 美国“密苏里法”新闻教育模式 |
| 二、英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
| (一) 英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 |
| (二) 英国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特点 |
| 三、港台地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
| (一) 香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
| (二) 台湾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
| 四、对我国西部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启示 |
| (一) 开放办学的理念 |
| (二) 融合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 |
| (三) 教学方法多样,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
| (四) 改革教师聘任和评价标准 |
| (五) 完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 |
| 第四章 西部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价值取向的建构 |
| 一、新闻传播教育价值取向的内涵及辨析 |
| (一) 价值与价值取向的内涵 |
| (二) 新闻传播教育价值取向辨析 |
| 二、强化通识教育的理念 |
| (一) 通识教育的定义及内涵 |
| (二) 新闻传播专业通识教育的目的 |
| 三、突出新闻职业道德教育 |
| (一) 新闻职业的特征 |
| (二) 新闻道德失范现象 |
| (三)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教育 |
| 四、突显实践育人的价值 |
| (一) 实践育人理念的内涵 |
| (二) 高等新闻教育中实践教育的重要性 |
| 第五章 西部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策略 |
| 一、西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原则与基本思路 |
| (一) 西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特殊需求 |
| (二) 西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原则 |
| (三) 西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 |
| 二、西部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 |
| (一) 开放教学体系,拓展西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式 |
| (二) 融合各种资源,丰富西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资源 |
| (三) 强化实践教学,提升西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科研情况 |
（7）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高校安全教育的溯源及其发展 |
| 第一节 安全 |
| 一、何谓安全? |
| 二、安全的内涵与外延 |
| 三、安全的特征 |
| 第二节 安全教育 |
| 一、安全教育的含义 |
| 二、安全教育的特征 |
| 三、安全教育的功能 |
| 第三节 高校安全教育 |
| 一、高校安全教育的发展历程 |
| 二、高校安全教育的定义 |
| 三、高校安全教育的内容 |
| 四、高校安全教育的形式 |
| 五、高校安全教育的特征 |
| 第二章 高校安全教育的系统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高校安全教育的理论视角——系统理论 |
| 一、系统理论的基础 |
| 二、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任务和方法 |
| 三、系统理论与教育 |
| 第二节 系统理论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
| 一、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理论框架 |
| 二、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实践路径 |
| 第三章 国内高校安全教育的实证分析之一:多案例比较 |
| 第一节 实证分析的实施 |
| 一、问卷与访谈提纲的设计过程 |
| 二、问卷与访谈提纲的内容框架 |
| 三、问卷调查与访谈的实施 |
| 第二节 高校安全系统要素的分析 |
| 一、高校安全教育内容的分析 |
| 二、高校安全教育形式的分析 |
| 三、高校安全教育组织机构的分析 |
| 四、高校安全教育人员的分析 |
| 第三节 高校安全教育的系统特征分析 |
| 一、整体性特征分析 |
| 二、开放性特征分析 |
| 三、层次性特征分析 |
| 四、协同性特征分析 |
| 第四节 高校安全教育的系统动力分析 |
| 一、高校安全教育动力系统的构建 |
| 二、高校安全教育动力系统要素的分析 |
| 第四章 国内高校安全教育的实证分析二:单案例透析 |
| 第一节 E高校安全教育系统的要素优化过程 |
| 一、安全教育内容的扩展 |
| 二、安全教育方式的创新 |
| 三、安全教育组织的变革 |
| 四、安全教育人员的培养 |
| 第二节 E高校安全教育系统特征的完善过程 |
| 一、整体性:树立全局观念 |
| 二、开放性:校内外联动机制 |
| 三、层次性:教育目标分层 |
| 四、协同性:部门间密切合作 |
| 第三节 E高校安全教育系统的动力强化过程 |
| 一、体制机制的建立 |
| 二、科学技术的引进 |
| 三、资金和设施的投入 |
| 第四节 E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的成效 |
| 一、各类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 |
| 二、师生参与的积极性提高 |
| 三、安全事件发生率降低 |
| 第五节 E高校未来安全教育体系的展望 |
| 一、强化全局意识,加强薄弱环节 |
| 二、拓宽宣传教育途径,构建立体式宣传教育模式 |
| 三、深化“警校联动”,提升安全教育开放性 |
| 四、明确各部门职责,强化协同合作 |
| 五、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工作开展 |
| 第五章 国内高校安全教育的缺陷及其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整体性:忽视安全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
| 一、教育对象的群体特征 |
| 二、教育对象的思想和心理状况 |
| 三、教育对象接受教育的自觉性、主动性 |
| 第二节 开放性:低估社会环境因素的不良影响 |
| 一、社会环境风险 |
| 二、网络环境复杂 |
| 三、周边环境混乱 |
| 四、教育理念不当 |
| 五、其他不良因素侵蚀 |
| 六、资源尚未有机整合 |
| 第三节 协同性:家庭教育的缺失及其影响 |
| 一、问题家庭教育不健全 |
| 二、家庭教育方法不当 |
| 三、家长的不良示范 |
| 第四节 层次性:高校安全教育观念与保障偏差 |
| 一、高校对安全教育的认识不足 |
| 二、高校安全教育的理念缺失 |
| 三、安全教育法律法规缺位 |
| 四、安全教育制度不完善 |
| 五、安全教育机制不健全 |
| 第六章 境外高校安全教育的相关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整体性:内容、人员、制度机制完善 |
| 一、内容全面且有针对性 |
| 二、人员专业且充足 |
| 三、制度机制科学完备 |
| 第二节 开放性:教育形式多样 |
| 一、线上线下相结合 |
| 二、课堂与实践相结合 |
| 第三节 协同性:组织完备与协调 |
| 一、纽卡斯尔大学的安全教育组织与协作经验 |
| 二、香港大学的安全教育组织与协作经验 |
| 三、台湾大学的安全教育组织与协作经验 |
| 四、东京大学的安全教育组织与协作经验 |
| 第四节 层次性:多层面的安全文化建设 |
| 一、物质层面 |
| 二、制度层面 |
| 三、精神层面 |
| 第七章 我国高校安全教育的优化路径及措施 |
| 第一节 优化安全教育系统的要素 |
| 一、与时俱进、特色鲜明的安全教育内容 |
| 二、丰富多元、生动有趣的安全教育方式 |
| 三、专业过硬、力量充足的安全教育队伍 |
| 第二节 完善安全教育系统的特征 |
| 一、整体性:把握安全教育的理念 |
| 二、层次性:健全安全教育的组织机构 |
| 三、协同性:提升安全教育各层面的协作 |
| 四、开放性:促进高校内外的合作与共享 |
| 第三节 强化安全教育系统的动力 |
| 一、制度建设 |
| 二、机制建设 |
| 三、先进技术开发与应用 |
| 四、经费投入与设施保障 |
| 第四节 扩大安全文化的影响 |
| 一、安全文化与高校安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 二、高校安全文化体系的功能和作用 |
| 三、高校安全文化体系的构建思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高校安全教育调查问卷(学生版) |
| 附录二: 高校安全教育调查问卷(教师版) |
| 附录三: 高校安全教育工作质量学生评价问卷 |
| 附录四: 高校安全教育工作质量学生评价指标问卷 |
| 附录五: 高校安全教育访谈提纲 |
| 后记 |
（9）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导论 |
| 第一节 "学校辅导"及其发展研究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构想 |
| 第三节 学校辅导发展的历史分期 |
| 第一章 台湾学校辅导缘起的历史背景(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 |
| 第一节 心理辅导运动与台湾的学校辅导 |
| 第二节 台湾的社会变迁与学校辅导 |
| 第三节 台湾的教育革新与学校辅导 |
| 第四节 台湾的侨生教育与学校辅导 |
| 第五节 讨论与结论 |
| 第二章 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的实验探索(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 |
| 第一节 儿童心理卫生实验——以"东门方案"为例 |
| 第二节 学校辅导的其他实验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辅导学会"的早期开拓 |
| 第四节 讨论与结论 |
| 第三章 台湾学校辅导的建制与推行(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 |
| 第一节 "指导活动"课程标准及相关法规 |
| 第二节 教育行政中辅导的组织与管理 |
| 第三节 学校辅导人员的培育与任用 |
| 第四节 校外社会辅导机构的创设——以"张老师"机构为例 |
| 第五节 各级学校辅导工作的开展 |
| 第六节 讨论与结论 |
| 第四章 台湾学校辅导的全面推展(20世纪80年代) |
| 第一节 学校辅导实施体系的进一步健全 |
| 第二节 辅导人员培育、任用制度的不断完善 |
| 第三节 学校辅导法规建设的繁荣 |
| 第四节 校外社会辅导机构的拓展——再以"张老师"机构等为例 |
| 第五节 讨论与结论 |
| 第五章 台湾学校辅导专业效能的提升“辅导工作六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 |
| 第一节 “辅导工作六年计划”的缘起 |
| 第二节 “辅导工作六年计划”的内涵及构成 |
| 第三节 “辅导工作六年计划”的执行情况 |
| 第四节 讨论与结论 |
| 第六章 台湾学校辅导的"统合"与转型(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运动与学校辅导工作 |
| 第二节 "青少年辅导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第三节 建立学生辅导新体制——"教训辅"三合一整合实验方案 |
| 第四节 "九年一贯课程"中的辅导活动 |
| 第五节 讨论与结论 |
| 结语 |
| 第一节 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的总结与反思 |
| 第二节 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三节 对我国大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
| 附录1 台湾学校辅导发展大事纪要(1950-2008) |
| 附录2 台湾学校辅导学者访谈录(节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华东地区高校计划学研究会年会讨论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博物馆陈列设计思想发展研究[D]. 周进. 复旦大学, 2013(03)
- [2]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研究[D]. 刘华俊. 复旦大学, 2012(02)
- [3]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10)
- [4]中国宪法学研究队伍发展的回顾与展望:1982～2012年——纪念1982年宪法颁行30周年[J]. 韩大元,胡弘弘. 中国宪法年刊, 2013(00)
- [5]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D]. 孙大权. 四川大学, 2005(04)
- [6]历史·现状·策略 ——我国西部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研究[D]. 伍顺比. 西南大学, 2013(10)
- [7]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8]系统理论视角下高校安全教育体系研究[D]. 詹伟峰. 厦门大学, 2018(12)
- [9]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研究[D]. 叶一舵.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1)
- [10]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开拓者——郭翔先生访谈[J]. 张荆,翟英范.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