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论文文献综述）
何俊谦[1]（2020）在《殷墟墓地人口复原及殷墟都城人口规模的蠡测》文中认为一、前言殷墟为商代晚期都城所在,是当时的政治与宗教中心,同时也是商代贵重品及各类生活品（诸如陶器及骨簪）生产的核心区。根据钻探以及历年来的发掘收获,整个殷墟聚落的核心,面积至少是在30平方千米以上,①甚至可能达36平方千米。②这一规模不单在大致同时的文明中少可匹敌,在整个古代中国都城发展史上也属顶峰之一。
张煜珧[2]（2019）在《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文中指出祭祀遗存是考古遗存类型的一种,这类遗存已有众多发现。夏商周三代处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和发展阶段,社会管理方式由血缘管理过渡至地缘管控,是古代社会制度、国家结构和思想观念变化的重要时期,与之存在紧密关联的祭祀活动被赋予了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故而,对这一时期祭祀遗存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夏商周祭祀遗存的梳理,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根据祭祀遗存所在位置的不同将其分为五大类十三小类,对各代和各类祭祀遗存的区位特征、地层和共存物、结构、形制、用牲、用器等指标进行了定性或定量考察,结合动物考古、聚落考古和生业环境研究等成果,辅之以甲骨文、金文、简牍等文字资料对祭祀遗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五大类祭祀遗存中,被确认为祭天的四处遗存,因年代和地域跨度较大暂未呈现出明显的关联性和继承性。祭地遗存中,所发现的一组商时期从早到晚的社祀祭祀遗迹实例,其形态应为商人“立石为社”特征之呈现,而另一组西周中晚期诸侯卿大夫级别的社祀遗存,则显示出周人祭地“攒土为社”的特征,这两组祭祀遗存均可观察到明显的等级性。祖先祭祀分为庙祭和墓祭,梳理各时代宗庙的结构、位置、祭祀坑和规格等信息,可以看出宗庙也存在等级性,此外,各时代的宗庙结构完全不同,但都有祭祀坑的同时,在选址上也逐渐呈现“左祖右社”的趋势;墓祭按照形态分为墓上建筑、墓祭坑和墓内祭祀,考察墓祭遗存的位置和层位关系,可以确定墓祭发生的时间均晚于墓葬。山川祭祀遗存的各项指标因年代和地域跨度较大,受这两个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南方用器北方用牲是其中显着的特征,同时,通过对遗存位置的梳理,可以看出祭山和祭川是两个明显不同的祭祀体系。奠基遗存是以建筑或夯土基址为中心,由打地基、安门、置柱、立阶等不同建筑环节的前置祭祀活动而产生,其层位一般不打破夯土或地面,商时期的奠基人牲与房屋朝向呈十字交叉状,房屋的所有指标均与奠基遗存的存在与否没有相关性。城门祭祀遗存发现较少,其埋藏位置较为特殊,正对城门并于路土之下,祭牲摆放极有规律,是典型的的祭祀坑;城墙祭祀遗迹亦较少见,埋藏零散无规律,因此这类祭祀遗存是否存在尚需进一步考察。通过分辨作坊的文化属性,作坊内祭祀应当是商特有的传统,其遗存规模受到作坊规模的影响。盟誓遗址的多个特征与文献记载对应度较高。一般而言,祭祀坑和祭祀场中所用的祭牲和祭器皆较符合所在时代和地域祭祀用牲用器的规律,其中少量的特殊现象,究其实质,也是受到当时当地生业环境的影响。从夏时期开始,祭祀遗存的各类特征组合就有了明显的地域性分野。商时期,商政权核心区和控制区所见的祭祀遗存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聚落级别的高低与祭祀遗存的规模和数量存在正相关关系。西周早期,商周祭祀文化并行。随着周王朝实现了对全国的强力控制,到了西周中晚期,列国祭祀遗存特征与周王朝基本保持一致。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的祭祀则是在周祭祀文化基础上吸收各自的地域传统,形成了诸侯国区域内祭祀亚文化体系。祭祀遗存明显的等级性说明其与国家统治权紧密相连,祭祀活动是由统治阶级主导、参与和进行的。相关文献和秦简牍的内容均说明国家对祭祀活动的管控力量在秦时已深入基层。祭祀遗存的外在形态特征反映出,祭祀文化发展的突变性较为明显,与政权更替相呼应,但实质是与不同族群秉承的祭祀传统和制度直接关联。至秦统一中国后,秦政权继承了周祭祀传统并增益发展成体系,其以统治力量所推行的国家祭祀,最终又在西汉初期被新政权全面接纳并继承。
刘利小[3]（2019）在《商代墓道研究》文中提出商代墓道的有关情况在古代文献中是失载的,随着商代考古的不断发展,商代带墓道的墓葬逐渐增多,这为商代墓道的研究提供了材料保证。学界关于商代墓道的研究虽有论及,但缺乏深入研究,多从商代以后的历史文献着手而轻视考古发掘的材料,研究的焦点多是在墓道功能上,关于墓道的形制和方向、墓道内遗物的出土、墓道的流行与扩散等问题上都缺乏系统的认识。鉴于文献失载,本文立足于商代考古材料,对商代带墓道的墓葬进行搜集整理。首先,按照墓道的多寡将墓葬分为亚、中、甲三形,分别对各形墓葬的墓道进行形制的划分,再对墓道内的遗物进行介绍,充分了解商代的墓道形制和墓道内的遗存现象。然后对商代墓道进行分期和分区研究,理清商代墓道发展的时间脉络和空间的分布变化。最后,通过对考古资料中不同构成形式的墓道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斜坡墓道与台阶式墓道的异同,依据墓道多寡与墓葬规模的关系以及墓道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的对应关系对商代墓道制度是否形成进行推测。
谢青[4]（2019）在《夏商周冶铸遗址中的祭祀遗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先秦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因而,对祭祀行为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先秦中国的整个社会情况,甚至是思想观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考古工作中已经发现了较多的夏商周冶铸祭祀遗存,以往学术界对此类遗存虽然进行了一定研究,但与夏商周时期其他类型的祭祀遗存相比,学术界对冶铸遗址中的祭祀遗存关注相对较少,研究也相对薄弱。因此,本文在全面梳理相关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对夏商周时期冶铸遗址中祭祀遗存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能够探明冶铸祭祀遗存的祭祀形式、对象、方法及原因,总结其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冶铸业的角度探讨早期国家和王权在发展过程中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和控制问题。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对文章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学术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同时指出目前的研究现状与不足,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意义、目的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梳理了夏商周冶铸遗址中祭祀遗存的考古发现。根据冶铸祭祀遗存的辨识方法,按照年代分期对相关祭祀遗存的考古发现进行介绍。其中,夏代在3处遗址中发现至少有26处祭祀遗存;商代早期在5处遗址中发现至少有15处祭祀遗存;商代中期在5处遗址中发现至少有45处祭祀遗存;商代晚期在6处遗址中发现至少有29处祭祀遗存;西周时期在4处遗址中发现至少有23处祭祀遗存;东周时期在8处遗址中发现至少有15处祭祀遗存。第三部分是有关冶铸祭祀遗存的分析。首先,结合冶铸祭祀遗存使用的祭品不同,将夏商周冶铸遗址中的祭祀遗存分为人牲、祭牲、卜骨卜甲、筮数易卦、谷物、器物六类,并对每一类型的特征进行概括。其次,对从冶铸祭祀遗存的祭祀对象、方法和原因进行解读,其中祭祀对象有新铸成之器、火神、地只社神、行业神和难以确定五类;祭祀行为采用了斩首、土埋、肢解砍切、烧燎四种方法;祭祀原因总结为三个方面:（1）工匠们为祈祷铜器和铁器的冶铸成功;（2）顺应社会风气习俗、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3）源于维护统治、巩固王权的需要。最后,在冶铸祭祀遗存的分析基础之上,对其发展特征进行总结。第四部分对冶铸祭祀遗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在前文研究基础之上,将夏商周时期的冶铸祭祀遗存与矿冶遗址和其他手工业遗址中的祭祀遗存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了各自的特征。同时,从冶铸业的角度探讨早期国家和王权在发展过程中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和控制问题。第五部分为结语。总结了本文主要结论,同时,还指出了本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聂倩洁[5]（2019）在《环太湖地区崧泽、良渚文化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原始时期先民总体的生活水平比较低,对于许多自然现象还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认为所有事物的背后都有神灵在操纵,于是先民便通过祭祀这种活动向神灵禳灾祈福。崧泽时期先民们依据他们观念中自然界神灵存在的形式使用不同的祭祀方式,如瘗埋、燎祭和在祭坛上举行祭祀活动。良渚先民传承了崧泽先民的祭祀方式,但精神信仰却在传承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不同的祭祀方式也反映出人们的社会等级,说明了祭祀这种礼仪性活动能够反映史前时期先民已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按时空顺序梳理了环太湖地区发现的崧泽、良渚时期的祭祀遗存,并对各个地区祭祀遗存的异同点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瘗埋遗存的祭祀对象和内涵进行分析,包括了瘗埋遗存中动物牺牲及人牲的内涵。第三部分是对燎祭遗迹的祭祀对象,包括祭祀对象的发展演变和燎祭遗迹的内涵分析。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不同类型的祭祀遗存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社会等级,即当时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使用不同的祭祀方式,每个阶层都不得僭越,并对祭坛的内涵进了分析。第五部分是关于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巫师以及祭祀仪式的作用,主要介绍了祭祀活动中巫师的作用及祭祀仪式对当时社会的作用。通过举行祭祀活动,可能对于当时良渚社会结构的扩大以及社会权力等级的划分提供了帮助。
张闻捷[6]（2019）在《“再造商礼”——战国楚地商代礼俗的复兴》文中认为战国时期,南方地区部分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出现了一系列"复兴"商代丧葬礼俗的做法,如排葬（墓）坑、腰坑、亚字型墓室、日名制度、祭牲系统等,这无疑是当地社会上层复古思想的突出反映之一。但同时,作为周人封国,他们刻意采用异于周制的前朝礼俗,恐怕又带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我意识和特殊政治目的。不过相较于真正的商人礼俗,这些复制做法又都具有一定的区别,不是如样再现,而是依据自身的需要、喜好,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社会信仰等,进行了细微地改造,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再造商礼"的过程,实际上是利用商代的礼俗来传达个人的政治意愿或者特定信仰,并不是全盘的去再现商代的礼仪文化。依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我们推断在周代社会中存在如丧祝一类的专业职官群体,负责记录、保存和传播不同时代的礼仪习俗,并指导在当世礼仪中合理地使用,确保这些不可见的礼仪文化能够被长久地传承,从而在墓葬资料中留下印记。
何驽[7]（2017）在《中国史前奴隶社会考古标识的认识》文中研究指明一、已有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学术讨论所存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奴隶社会学术研究的奠基之作是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1）,而其有关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学术思考,早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便已基本形成（2）,在当代中国曾影响极大,以致社会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制社会。略有分歧的是郭沫若认为夏商
陈民镇[8]（2017）在《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文中认为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的基本问题包括:什么是奴隶社会;马克思是否将奴隶社会列为"五种社会形态"之一;奴隶社会是否为人类历史普遍经历的阶段;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阶段;中国哪一阶段属于奴隶社会。殷商奴隶社会说是奴隶社会论争的焦点,它有两大支柱:殷墟发掘所见人殉、人牲为奴隶;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见"众"、"民"系奴隶。学界曾围绕这两大支柱展开反复论辩,近年出现的新材料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中国奴隶社会阶段的研究主要基于考古学、人类学、文献、思想史等视角,上述视角有待整合。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特征及生成背景,需着眼于中国文明发生及早期发展的特殊进程,从世界文明的视野出发就"中国路径"作更为综合的考察。
胡佳佳[9]（2016）在《试论商文化俯身葬》文中认为俯身葬是商文化墓葬中十分常见的葬式,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商文化墓葬制度。本文将商文化俯身葬分为墓主俯身葬、殉人俯身葬和牲人俯身葬三类,分别讨论了不同类型俯身葬的特征。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商文化俯身葬与其他葬式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商文化俯身葬与同时期邻近文化同类遗存之间的关系以及源流问题。通过对各种俯身葬材料的分析梳理,总结了不同类型的商文化俯身葬的发展演变特点,三类俯身葬在葬式及俯身葬者的性别方面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在墓穴、葬具、随葬品、骨骼完残程度、俯身葬者性别年龄等方面有较大差距。俯身葬虽与其他葬式存在一些差异,总体上还是共性更多。商文化俯身葬与邻近文化俯身葬虽然都采用同一种葬式,但差别还是主要的。对商文化俯身葬和二里头时期、西周时期的俯身葬进行了对比,商文化俯身葬的某些因素可能承袭自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的俯身葬,西周时期丰镐地区的俯身葬继承了商文化俯身葬的传统。
杨谦[10]（2016）在《仪式与晚商社会 ——殷墟仪式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商代的仪式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仪式不但能从多角度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况,也能用来探究古人的思想观念。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晚商社会时会偶尔提及这一问题,但并未给予足够的篇幅进行专题性研究,尚有研究的空间。本文以殷墟为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方法,结合古文字和文献材料,对殷墟仪式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并试图探讨仪式遗存所反映出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在仪式的考古学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众多的考古遗存中辨识与仪式相关的遗存。本文首先评述了目前学界使用较多的甄别方法,主要有仪式要素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两种,并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对殷墟的仪式遗存进行了有效甄别,整理出在殷墟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小屯北地、小屯西地、小屯西北地、小屯南地、后岗、苗圃北地、大司空村、张家坟、白家坟东地、王裕口南地、孝民屯、刘家庄、四磨盘、薛家庄南、东八里庄、梅园庄、花园庄、北园庄、殷墟西区等遗址均发现有相关仪式遗迹。社会中通常存在多种仪式类型或系统,不同种类的仪式可能和不同的世界观、社会组织和自我意识等有关,因此有必要对仪式进行分类讨论。本文在已经识别出的仪式遗迹基础上,按照考古出土情境,选取了其中具有典型性的宗庙王陵类、建筑营造类和手工业作坊类三类仪式进行分析。并对各类仪式的举行过程、仪式用品和地点选择等进行了讨论。宗庙王陵类仪式使用的仪式用品种类最为繁多,且使用了一些当时最为珍贵的野生动物,仪式用品在绝对数量上也明显多于其它两类仪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成人人牲,几乎主要出土于该类仪式中。建筑营造类仪式使用的仪式用品种类和绝对数量均少于宫殿王陵类仪式,但远多手工业作坊类仪式,可见建筑营造类仪式的重要程度可能高于手工业作坊类仪式。建筑营造类仪式中倾向于使用儿童、成人人牲、狗、陶器、羊等。手工业作坊类仪式所使用的仪式种类和数量十分有限,仅使用了少数的几种仪式用品,目前发现的仅有人、马、牛、猪四种,最倾向于使用牛、马等动物牺牲。仪式用品是体现仪式举行者和仪式对象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也是仪式举行者实现其诉求的一种途径。在对仪式用品的种类进行分析时,本文采用的主要是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两种统计方法。从殷墟发现的仪式用品来看,绝对数量中成人人牲、青铜器、陶器最为突出,动物牺牲中羊、狗的数量较多；出土概率中以成人人牲、儿童、狗和马居多。商人对仪式用品的种类选择,主要遵循了仪式用品的洁净性、仪式用品的重要性、仪式对象和仪式用品功能的差异等标准。在卜辞中,有记载祭祀过程中具体的活动动词,如伐、埋、卯、沉等,部分活动在考古遗存中也有所体现,可以看出商人对仪式用品曾采取过一系列的处理方式,主要有斩首、肢解、毁器、焚烧、铺洒朱砂、土埋等。仪式用品的获取方式,根据产地不同可分为外来和当地自给两种,前者又可细分为纳贡、战争和田猎等。纳贡的仪式用品主要有人牲、动物、龟甲、玉器、青铜器、朱砂等,战争可获得人牲,田猎可获得兕、鹿、麇、兔、虎、豕、虎、狐、猴、雉、隹等动物。“仪式密集度”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或特定历史时期的仪式会比其它的频繁。通过ArcGIS软件的“点密集度”功能,可以得出仪式遗存的分布以及仪式密集度等信息。殷墟的仪式地点主要集中在了两个地区,一是小屯宗庙宫殿区和小屯村附近所形成的仪式区域,向东向南可影响至大司空村和花园庄遗址；另一个是以王陵区为中心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的仪式密集度明显高于其它遗址,说明在这两个区域举行仪式的次数较为频繁,而且具有更高规格和更多种类的仪式用品、更为繁复的仪式用品处理方式、更多的仪式次生情景等,应当是当时殷墟的两个“仪式核心区”。仪式核心区的仪式用品处理方式具有一定的“表演性质”。仪式在晚商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宗教思想、政治目的和社会作用三个方面。商人举行仪式旨在索取某种回报,特别是当商人在面对灾难等重大转折时,仪式活动往往能减少或释放出人们内心的恐慌与忧虑。商人举行不同仪式都有不同的诉求,这些诉求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宗教思想观念。祭祖仪式可以保佑农作物丰收、战事顺利、减少灾祸等；建筑营造类仪式可以减少风等自然灾害对建筑行为的影响,使得需要建造的房屋坚固稳定；手工业作坊类仪式可以让手工业生产活动顺利。商人举行的仪式往往也含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已经建立起的社会秩序会在各类仪式中体现并反复重演。商代的国家形态是一种方国联盟式,商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希望建立持续而稳固的联盟集团,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建立统一的思想意识体系,以此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增强彼此之间的凝聚力,促进联盟集团的团结,仪式便是形成商人自我意识的有效方式。
二、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论文提纲范文）
（2）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祭祀遗存研究综述 |
| 1.2.1 夏时期祭祀遗存考古研究情况 |
| 1.2.2 商时期祭祀遗存考古研究情况 |
| 1.2.3 两周时期祭祀遗存研究 |
| 1.3 目前祭祀研究的不足 |
| 1.4 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 |
| 1.4.1 研究对象及时间范围 |
| 1.4.2 研究的空间范围 |
| 1.5 研究设计、内容 |
| 1.5.1 研究设计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基本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夏时期祭祀遗存的发现及其性质 |
| 2.1 夏时期祭祀遗存的发现 |
| 2.1.1 河南地区 |
| 2.1.2 其他地区 |
| 2.2 小结 |
| 第三章 商时期祭祀遗存发现与性质判断 |
| 3.1 商政权核心及控制区 |
| 3.1.1 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祭祀遗存 |
| 3.1.2 以郑州小双桥为中心的祭祀遗存 |
| 3.1.3 以洹北商城为中心的祭祀遗存 |
| 3.1.4 以殷墟为中心的祭祀遗存 |
| 3.1.5 以偃师商城为中心的祭祀遗存 |
| 3.1.6 盘龙城 |
| 3.1.7 垣曲商城 |
| 3.1.8 藁城台西遗址 |
| 3.1.9 其它地点 |
| 3.2 商代其它区域的祭祀遗存 |
| 3.2.1 湖南宁乡、黄材地区 |
| 3.2.2 江西清江吴城遗址 |
| 3.2.3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
| 3.3 小结 |
| 3.3.1 商时期祭祀遗存分布特征 |
| 3.3.2 商代祭祀遗存的基本特征 |
| 3.3.3 其它区域内祭祀遗存基本特征 |
| 第四章 两周时期祭祀遗存的发现与性质判断 |
| 4.1 周王朝直接控制区祭祀遗存 |
| 4.1.1 关中地区 |
| 4.1.2 洛阳地区 |
| 4.2 两周封国祭祀遗存 |
| 4.2.1 晋国祭祀遗存 |
| 4.2.2 宋国祭祀遗存 |
| 4.2.3 秦国祭祀遗存 |
| 4.2.4 卫国祭祀遗存 |
| 4.2.5 魏国祭祀遗存 |
| 4.2.6 郑国祭祀遗存 |
| 4.2.7 中山国祭祀遗存 |
| 4.2.8 鲁国祭祀遗存 |
| 4.2.9 齐国祭祀遗存 |
| 4.2.10 邿国祭祀遗存 |
| 4.2.11 楚国祭祀遗存 |
| 4.2.12 徐国祭祀遗存 |
| 4.2.13 安徽地区祭祀遗存 |
| 4.3 两周时期其它地区的祭祀遗存 |
| 4.3.1 内蒙古大山前遗址 |
| 4.3.2 成都金沙遗址 |
| 4.3.3 湖南宁材等地 |
| 4.4 小结 |
| 4.4.1 两周时期祭祀遗存分布及其性质 |
| 4.4.2 两周时期祭祀遗存的基本特征 |
| 第五章 夏商周祭祀遗存分类研究 |
| 5.1 祭祀遗存的分类 |
| 5.2 天地祭祀 |
| 5.2.1 祭天遗存的发现 |
| 5.2.2 祭天遗存的性状特点 |
| 5.2.3 祭天遗存的祭牲祭器 |
| 5.2.4 文献所见祭天 |
| 5.2.5 祭地遗存的发现 |
| 5.2.6 祭地遗存的性状特征 |
| 5.2.7 祭地遗存的祭牲祭器 |
| 5.2.8 文献所见的社祀 |
| 5.2.9 小结 |
| 5.3 祖先祭祀 |
| 5.3.1 宗庙祭祀的发现 |
| 5.3.2 宗庙祭祀区位特征分析 |
| 5.3.3 宗庙建筑的结构特征 |
| 5.3.4 宗庙用牲特点(已排除相关建筑奠基坑) |
| 5.3.5 宗庙用器特征 |
| 5.3.6 文献所见宗庙祭祀 |
| 5.3.7 墓祭的发现及类型 |
| 5.3.8 墓祭的区位特征 |
| 5.3.9 墓祭的用牲用器 |
| 5.3.10 文献所见的墓祭 |
| 5.3.11 小结 |
| 5.4 山川祭祀 |
| 5.4.1 山川祭祀区位特征 |
| 5.4.2 湖南地区山川祭祀总体特征 |
| 5.4.3 湖南地区用器种类 |
| 5.4.4 湖南地区山川祭祀用器组合 |
| 5.4.5 湖南地区用器摆放方式 |
| 5.4.6 北方地区山川祭祀用器种类 |
| 5.4.7 北方地区山川祭祀用器摆放 |
| 5.4.8 湖南地区山川祭祀用牲 |
| 5.4.9 北方地区山川祭祀用牲 |
| 5.4.10 湖南与北方地区山川祭祀坑性状特征的共性与差异性 |
| 5.4.11 文献所见的山川祭祀 |
| 5.4.12 湖南两处青铜器窖藏坑性质之辨 |
| 5.4.13 小结 |
| 5.5 其它祭祀遗存 |
| 5.5.1 奠基遗存 |
| 5.5.2 城墙与城门祭祀 |
| 5.5.3 作坊祭祀 |
| 5.5.4 盟誓遗址 |
| 5.5.5 祭祀场与祭祀坑 |
| 第六章 夏商周祭祀遗存综合研究 |
| 6.1 史前祭祀遗存与夏商周祭祀遗存关系 |
| 6.1.1 史前祭祀遗迹概况 |
| 6.1.2 史前祭祀遗存与夏商周祭祀遗存的关系 |
| 6.2 夏时期祭祀遗存的基本认识 |
| 6.2.1 祭祀类型 |
| 6.2.2 祭牲 |
| 6.2.3 祭器 |
| 6.2.4 小结 |
| 6.3 商时期祭祀遗存的综合研究 |
| 6.3.1 商王畿及相邻区的祭祀遗存分级现象 |
| 6.3.2 祭祀用牲特点 |
| 6.3.3 祭祀用器的特点 |
| 6.3.4 商代周边地区的祭祀遗存 |
| 6.3.5 小结 |
| 6.4 两周时期的祭祀遗存的综合分析 |
| 6.4.1 周王朝直接控制区祭祀遗存 |
| 6.4.2 两周封国诸侯祭祀遗存分析 |
| 6.4.3 周王朝外围地区的祭祀遗存 |
| 6.4.4 周代祭祀遗存的区域特点 |
| 6.4.5 小结 |
| 第七章 祭祀的相关问题分析 |
| 7.1 关于祭祀用牲的问题 |
| 7.1.1 人牲使用的变化 |
| 7.1.2 祭牲种类与“牢”的认识 |
| 7.2 关于祭祀用器的问题 |
| 7.2.1 祭祀用器的属性 |
| 7.2.2 玉器的特殊组合 |
| 7.2.3 车马祭祀坑 |
| 7.3 祭祀遗迹形态与名称 |
| 7.3.1 祭坛类遗迹 |
| 7.3.2 祭祀坑形制与祭祀坎 |
| 7.4 认知考古学与祭祀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商代墓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阐释 |
| 1.1.1 墓道 |
| 1.1.2 时空范围说明 |
| 1.2 研究动态回顾 |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商代墓道概况 |
| 2.1 墓道形制 |
| 2.1.1 亚字形墓墓道分类 |
| 2.1.2 中字形墓墓道分类 |
| 2.1.3 甲字形墓墓道分类 |
| 2.2 墓道遗物 |
| 2.2.1 墓道殉人和人牲 |
| 2.2.2 墓道殉牲和祭牲 |
| 2.2.3 墓道出土器物 |
| 第三章 商代墓道的分期与分区研究 |
| 3.1 商代墓道的分期研究 |
| 3.2 商代墓道的分区研究 |
| 第四章 商代墓道认识 |
| 4.1 斜坡墓道与台阶墓道的异同 |
| 4.2 墓道接于墓室不同位置的思考 |
| 4.3 墓道制度论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夏商周冶铸遗址中的祭祀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本文涉及时间的界定 |
| 二 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一 研究历史 |
| 二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第三节 选题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一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冶铸遗址中祭祀遗存的考古发现 |
| 第一节 夏代冶铸遗址中祭祀遗存的发现概况 |
| 一 夏代初期 |
| 二 二里头时期 |
| 第二节 商代冶铸遗址中祭祀遗存的发现概况 |
| 一 商代早期 |
| 二 商代中期 |
| 三 商代晚期 |
| 第三节 周代冶铸遗址中祭祀遗存的发现概况 |
| 一 西周时期 |
| 二 东周时期 |
| 第二章 冶铸遗址中祭祀遗存的分析 |
| 第一节 冶铸祭祀遗存的表现形式 |
| 一 人牲类 |
| 二 祭牲类 |
| 三 卜骨卜甲类 |
| 四 筮数易卦类 |
| 五 谷物类 |
| 六 器物类 |
| 第二节 冶铸祭祀遗存的解读 |
| 一 祭祀对象 |
| 二 祭祀方法 |
| 三 祭祀原因 |
| 第三节 冶铸祭祀遗存的发展特征 |
| 一 时空层面 |
| 二 祭品层面 |
| 第三章 冶铸祭祀遗存相关问题的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矿冶遗址中的祭祀遗存 |
| 第二节 其他手工业作坊遗址中的祭祀遗存 |
| 一 制陶作坊中的祭祀遗存 |
| 二 制骨作坊中的祭祀遗存 |
| 第三节 冶铸祭祀遗存反映的社会组织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夏商周时期冶铸遗址中的祭祀遗存统计表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环太湖地区崧泽、良渚文化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方法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祭祀遗存的界定 |
| (二) 环太湖地区的地理范围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关于祭祀的理论研究 |
| 第一章 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的祭祀遗存 |
| 第一节 环太湖地区各区域发现的祭祀遗存 |
| (一) 余杭地区的祭祀遗存 |
| (二) 嘉兴—海宁地区的祭祀遗存 |
| (三) 苏州—上海地区的祭祀遗存 |
| (四) 常州—常熟地区的祭祀遗存 |
| 第二节 各地区祭祀遗存的异同点 |
| 第二章 瘗埋遗存祭祀对象和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瘗埋遗存祭祀对象 |
| 第二节 瘗埋遗存内涵分析 |
| 第三章 燎祭遗存祭祀对象和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燎祭遗存祭祀对象 |
| 第二节 燎祭遗存内涵分析 |
| 第四章 祭祀遗存等级与祭坛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祭祀遗存反映的社会等级 |
| 第二节 祭坛内涵分析 |
| 第五章 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和仪式的功能 |
| 第一节 祭祀仪式的主持者—巫师 |
| 第二节 祭祀仪式的功能 |
| 一、扩大社会结构 |
| 二、明确权力等级 |
| 三、营造神圣空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再造商礼”——战国楚地商代礼俗的复兴（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战国楚王陵的殉葬墓系统 |
| 二、商代晚期的排葬坑 |
| 三、战国楚墓中的其它商式礼俗 |
| a.腰坑 |
| b.亚字型墓室与日名制度 |
| c.祭牲系统 |
| 结语 |
（7）中国史前奴隶社会考古标识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一、已有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学术讨论所存在的问题 |
| 二、以石峁城址为例认识奴隶社会的考古标识 |
| 1.作为商品交易市场 (城市) 的地理区位优势 |
| 2.作为市场的安全性 |
| 3.货币———玉器一般等价物的新认识 |
| (一) 特级: |
| (二) I级: |
| (三) II级: |
| (四) III级: |
| (五) IV级: |
| (六) V级: |
| (七) VI级: |
| 3. 华西玉器系统与石峁玉器货币的流通 |
| 4. 石峁人牲、人祭、人殉的特点 |
| 三、陶寺遗址晚期社会———石峁集团的“国家奴隶制” |
| 四、余论 |
（8）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的基本问题 |
| (一) 什么是奴隶社会 |
| (二) 马克思是否将奴隶社会列为“五种社会形态”之一 |
| (三) 奴隶社会是否为人类历史普遍经历的阶段 |
| (四) 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阶段 |
| (五) 中国哪一阶段属于奴隶社会 |
| 二、理论与实证之间: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视角 |
| (一) 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启示 |
| (二) 人殉、人牲性质的论争 |
| 三、“众”、“民”是否奴隶:文献的视角 |
| (一) 卜辞所见“众”、“民”的身份 |
| (二) 清华简商书所见“众”、“民”的身份 |
| 四、余论 |
（9）试论商文化俯身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目的及方法 |
| 三、相关问题说明 |
| 第一章 商文化墓主俯身葬 |
| 第一节 商代早期 |
| 第二节 商代中期 |
| 第三节 商代晚期 |
| 第二章 商文化殉人俯身葬 |
| 第一节 商代早期 |
| 第二节 商代中期 |
| 第三节 商代晚期 |
| 第三章 商文化牲人俯身葬 |
| 第一节 墓葬内牲人俯身葬 |
| 第二节 墓地内祭祀坑中牲人俯身葬 |
| 第四章 商文化俯身葬的综合考察 |
| 第一节 商文化俯身葬的纵向考察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俯身葬的对比 |
| 第五章 商文化俯身葬其它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商文化俯身葬与其它葬式的对比 |
| 第二节 商文化俯身葬与邻近文化俯身葬的关系 |
| 第三节 商文化俯身葬的源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仪式与晚商社会 ——殷墟仪式遗存的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殷墟的基本情况 |
| 二、殷墟仪式遗存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殷墟仪式遗存的考古发现 |
| 第一节 殷墟东部区域 |
| 一、宫殿宗庙区 |
| 二、大司空村 |
| 三、后岗 |
| 第二节 殷墟北部区域 |
| 一、王陵区 |
| 二、孝民屯 |
| 第三节 殷墟西部区域 |
| 一、小屯东北地 |
| 二、小屯西北地 |
| 三、小屯南地 |
| 四、小屯村北 |
| 五、小屯西地 |
| 六、小屯村东南 |
| 七、白家坟东地 |
| 八、新安庄西地 |
| 第四节 殷墟南部区域 |
| 一、苗圃北地 |
| 二、王裕口南地 |
| 三、刘家庄 |
| 四、花园庄南地 |
| 第二章 仪式遗迹的分类 |
| 第一节 宗庙王陵类仪式 |
| 第二节 建筑营造类仪式 |
| 第三节 手工业作坊类仪式 |
| 第四节 其它 |
| 第三章 仪式用品的使用分析 |
| 第一节 仪式用品的种类选择 |
| 一、主要种类 |
| 二、选择标准 |
| 第二节 仪式用品的处理方式 |
| 一、砍头 |
| 二、肢解 |
| 三、毁器 |
| 四、焚烧 |
| 五、铺洒朱砂 |
| 六、土埋 |
| 第三节 仪式用品的获取途径 |
| 一、外来 |
| 二、当地自产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仪式之间的差异 |
| 第四章 仪式地点选择和仪式群体 |
| 第一节 仪式举行地点和举行者身份 |
| 一、宗庙王陵类仪式 |
| 二、建筑营造类仪式 |
| 三、手工业作坊类仪式 |
| 第二节 仪式地点的密集度研究 |
| 一、仪式密集度的概念 |
| 二、仪式核心区和其它区的特点 |
| 第三节 次生情境的个案研究：“晚商射牲礼——兼谈殷墟池苑遗址的功能” |
| 一、商代的池苑遗址 |
| 二、池苑遗址的功能 |
| 三、商代的“射牲礼” |
| 第五章 仪式的目的和作用 |
| 第一节 宗教思想 |
| 一、宗庙王陵类仪式 |
| 二、建筑营造类仪式 |
| 三、手工业作坊类仪式 |
| 第二节 政治目的 |
| 第三节 社会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论文参考文献）
- [1]殷墟墓地人口复原及殷墟都城人口规模的蠡测[J]. 何俊谦. 古代文明(辑刊), 2020(00)
- [2]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D]. 张煜珧. 西北大学, 2019(04)
- [3]商代墓道研究[D]. 刘利小. 山西大学, 2019(01)
- [4]夏商周冶铸遗址中的祭祀遗存研究[D]. 谢青. 郑州大学, 2019(08)
- [5]环太湖地区崧泽、良渚文化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D]. 聂倩洁.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6]“再造商礼”——战国楚地商代礼俗的复兴[J]. 张闻捷. 美术研究, 2019(02)
- [7]中国史前奴隶社会考古标识的认识[J]. 何驽. 南方文物, 2017(02)
- [8]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J]. 陈民镇. 历史研究, 2017(01)
- [9]试论商文化俯身葬[D]. 胡佳佳. 中央民族大学, 2016(12)
- [10]仪式与晚商社会 ——殷墟仪式遗存的考古学研究[D]. 杨谦. 山东大学, 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