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1月份省政府人事任免（论文文献综述）
胡中升[1]（2014）在《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文中提出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而言,治水活动十分重要。而作为中国重要水道的黄河,则夙以难治闻名于世,治黄遂成为中国历代治水的重要任务。近代以来,西方水利科技的传入,为黄河治理带来新的契机,使治黄思想、方略与手段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扮演了主要角色,其作为与作用值得检讨。鉴于黄河灾害频发,为有效开展治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立了黄委会,结束了清末以来黄河下游河防的分省治理体制。随着时局的发展及治黄任务的改变,黄委会大致经历了“初创”与“扩张与调整”两个阶段。作为一个近代水利机构,黄委会组织结构科层化的特点较为明显,委员会下依次设处、科等层级,各级部门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而委员会决策制和委员长执行制的相互结合,则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又能杜决而不行之弊,有利于工作绩效提升。委员长在黄委会中据有重要地位,不论是对该会的日常管理,还是对治黄事业的发展规划,都有重要权责。历任委员长均为治黄事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此外,黄委会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作流程以及人事与财务管理制度,为该会的日常运行与业务开展提供了条件。黄委会在权限、人事与财务方面均受中央节制,又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其委员构成及会址确定都曾受到地方的影响,双方的行政博弈迹象明显。黄委会与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简称黄灾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导淮委员会亦有密切联系。虽然黄灾会曾与黄委会发生工作冲突,但“华北水利”及“导淮”两委员会则与黄委会合作顺利,成效显着。黄委会不再仅凭经验治黄,而是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不再局限于整治黄河下游,而是着眼于整个黄河流域,坚持上中下游并重、干支流兼顾的方针。该会不仅在黄河堵口、修防等治标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而且不断探索黄河治本之策,诸如建立测量队、水文站、水位站,开展河道地形及水文测量,开展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拟订各种专门及综合治本计划。该会还促成在德国举行治导黄河试验,并在中游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期多管齐下,实现黄河的长治久安。在治理河患的同时,黄委会还致力于开发黄河水利事业。该会不仅关注与支持黄河下游的虹吸放淤工程,而且积极发展西北灌溉事业。为适应抗战及开发西北的需要,黄委会对黄河上游及其主要支流进行测勘,并对局部河道实施重点整治,以改善其通航条件。该会还勘查了黄河及其支流的水力资源,并拟订了一些发展黄河水利的计划,虽然未能付诸实施,却为此后的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黄委会对黄河标本兼治的各项探索,开辟了近代治黄的新趋向,将中国治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黄委会虽然不同于普通衙署,但毕竟也是国民政府的行政性机构之一,后者的相关决策与政令无疑都会影响黄委会的工作。经费不足制约着治黄事业的开展,政府不当人事任免也给黄委会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抗战时期,黄委会被纳入战时体制,成为配合政府对敌斗争的工具;战后,在花园口堵口活动中,黄委会成为国民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工程博弈的主要角色之一。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式微及终结,黄委会的历史使命也很快结束。
刘阳[2]（2020）在《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研究（1929-1945）》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治安混乱,各地乡绅为加强地方自卫,或为扩大私人地盘,成立了名号不一的地方保卫组织,政府对其难以形成有效的管控。乡绅控制下地方团队亦兵亦匪,不仅难以发挥维护治安的作用,部分团队还演绎成祸乱地方、对抗政府的恶势力。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社会控制、维护基层治安,颁布了《县保卫团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保卫团制度。云南省政府积极响应,以该法规为蓝本,在全省各县改编旧有团队,成立县保卫团,并在此基础上组建起以保卫队、常备队为主体的地方保卫团队。政府控制下的地方保卫团队作为军警的重要补充,一直沿用至1945年以后,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地方保卫团队以县为单位进行编制,县长任总团长,以区团、乡镇、闾为单位建立起层级严密的保卫团队组织。各县保卫团队通过民政厅受省政府统一领导,配发经费武器、辅以军事政治训练,构成了平时各司其业,有事则聚而为兵的民众武装团体。保卫团队团兵与民众存在的天然联系,为政府控制基层社会搭建了桥梁,促使保卫团队不仅成为增强基层自卫力量的武装组织,更是政府控制力下渗的重要载体。政府为强化对地方保卫团队的控制,不仅严格掌握了保卫团队官长的人事任免权,还以多种方式对团队官长进行训育、督察,确保团队官长时刻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又通过将保卫团队的经费收支纳入政府的财政体系、规范保卫团团兵的征调、加强对民间武器的管控等诸多措施,逐步削弱了士绅对地方团队的影响。将绅权逐出了地方团务的核心层面,改变了以往地方团队被士绅把控的局面。保卫团队最终成为了政府绝对控制下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官办地方武装组织。民国时期云南警政体系薄弱,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不足,地方保卫团队作为政府强制力的载体,在基层社会中实际上扮演了警察的角色,承担起警察的部分职责,有效维护了社会治安,促进了政府法令在基层社会中的贯彻执行。地方保卫团队既是地方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持地方日常治安的核心力量。总体来说,云南地方保卫团队发挥的强制力作用,有效促进了政府的权力下渗,加强了对民众的组织与管理,强化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由乡绅主导向政府主导的转变。
谢健[3]（2018）在《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之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习俗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管理国家的政府而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国家治理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原有的封建政权被推翻,但新建立的共和国未能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模式,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的基础之上继续追寻西方治国模式的本土化。在此背景之下,各种治国模式被探讨、实践,也正因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便是在“党治”话语下一再强调国民党的权威,对于“法治”这个潮流性的治国模式并未完全摒弃,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体系被逐步的建立起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基层社会的治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探讨这种联系,以自然、政治、历史都较为特殊的长江上游省份四川最为适宜。有鉴于此,本文以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为问题导向,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出发,侧重于对基层社会中纠纷处理模式的探讨,从而还原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由官方构建起来的基层纠纷处理体系。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将这个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审判系统,包括兼理司法、县司法处、地方法院、兼理军法等制度所形成的司法审判机构系统;二是司法辅助系统,包括律师制度、检察制度等;三是行政调解系统,包括乡镇调解委员会、警察局、乡镇公所、保甲等官方调解机构;四是官方认可的调解模式,如社会团体调解、宗族调解、中人调解等。对纠纷处理系统的历史还原和探讨,不仅是总结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进一步的深化了这样一个认识:虽然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司法制度有统一的规范,但“法治”是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并行存在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也随着“法治”形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鞠春阳[4]（2019）在《重庆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拒梁”风潮研究（1940—1942）》文中研究表明重庆大学是刘湘为首的四川地方势力创办的高等学府,地方色彩浓厚。中央势力入川之后,整顿四川教育,重庆大学向教育部备案,被定为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成为四川省立的最高学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四川对于抗战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随着战火的蔓延,东部高校纷纷内迁大后方,给大后方的教育发展带来契机,随着各方势力进入,重庆成为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的舞台,而重庆大学也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拒梁”风潮发生在四十年代初国内新一轮的学潮的大背景之下,背后关联着多种因素。国民政府西迁之后,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先后在重庆大学建立区党部和分团部,中共也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四十年代初,国共斗争日趋激烈,由“马寅初被捕”事件所引发的重庆大学风潮即是国共角力的产物。政党斗争与经费困境使得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多次请辞,在重庆大学继任校长问题上,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和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分歧,最终蒋介石决定遵从四川省政府的意见,由张群举荐的梁颖文代理重庆大学校长。任命发布之后,学生以新任校长资望不符为由拒绝梁颖文长校,以重庆大学区党部为中心,组织开展拒梁活动。1941年9月1日,重庆大学发生殴逐校长和总务长的暴力事件,蒋介石下令解散重庆大学,整顿学风。重庆大学解散后,就如何处理重庆大学,四川省政府和教育部又掀起新一轮的较量。风潮的缘起、发生和平息,无一不展现着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以四川省政府为阵地,与陈立夫为首的CC系所进行的明争暗斗。重庆大学“拒梁”风潮不仅是派系斗争,潜藏在派系之后的是中央与地方在掌控地方教育资源上的博弈。重庆大学在经费困境中主动请改国立,走上寻求国立化之路,但作为地方色彩浓厚的省立大学,一方面主动请求改为国立以获得国家经费的支持,一方面又特别警惕中央将其合并进中央大学。这种既主动迎合又隐隐抗拒的状态说明地方性大学在国家化进程中的矛盾与纠结,也可看出中央势力深入地方的艰难。
黄雪垠[5]（2013）在《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的政府管理技术经历了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型。1935年川政统一后,四川省政府是抗战时期建制最完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政府,其行政现代化过程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在这期间,四川省政治中央化逐步完成,军阀统治的防区制被废除,现代行政组织逐步健全,政府职能渐次扩展,人事与财务管理日趋制度化,行政管理技术不断改进。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1935年到1945年间四川省政府在“组织与职、能”、“人事与制度”、“文本与实际”、“决策与制约”等方面的变化过程,关注政府运行中的具体问题及其成因,以探究政府行政现代化的曲折进程及其绩效与制约四川省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央政府行政改革与川政统一的背景下推行的,目的是要改变割裂、落后的行政实况,成为真正的“民族复兴根据地”。通过省府内部机构设置与基层行政网络建设,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为加强,同时现代型政府的服务职能也逐步扩展。规范性的人事制度虽然建立,行政人员的素质与行政技能也有所提高,但仍未摆脱政治派系的干扰与传统用人制度的积习。经过统一与整理后的财务制度逐步规范,但因为非生产性支出过多导致地方建设缓慢;财权与事权的分离破坏了财政制度的完整性;过度动员则进一步过重了人民负担,降低了政府的经济绩效。合署办公与公文改良促进了政府内部运转的效率。通过比较政府在粮食问题与田赋征实上不同的应对,表明随着行政变革的推广与深入,四川省政府的行政实效也相应提高。省府主席张群开明的行政思想及其与临时参议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在顺利地完成支援抗战任务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政府行政现代化的进程。本文认为,现代化趋向是1935声到1945年间四川省政府行政改革的主要方向,但由于政治利益博弈、异质的行政风格、行政监督的缺位、特殊的战时体制以及国民党弱势“统治型执政党”的执政模式等因素,使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和阻碍。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变革,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与试错机会:以张群为首的省政府与民意机关之间的良好互动,给政府与社会的融合提供了实验性的有用经验;滞后的制度建设与低下的经济绩效无法满足基于抗战而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需求,加重了民众对政府的失望情绪,引发政府权威资源的流失,导致政治不稳定。
史灵娟[6]（2020）在《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下属一个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的机构,前身为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正式更名为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国防重工业计划与经济建设。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东南沿海省份相继沦陷,工矿企业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包括甘肃在内的大后方地区,进行重工业建设及特种矿产的开发。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甘肃工矿业,以此来支援抗战,成为资委会开发甘肃的重要原因。战前,甘肃虽幅员辽阔,原材料资源丰富,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低。在资源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下,甘肃油矿局、甘肃矿业公司、甘肃煤矿局、兰州电厂、天水电厂、甘肃机器厂、甘肃水泥公司、甘肃酒精厂、华亭电瓷厂等企业建成并迅速投产。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将重心转向于接收沦陷区收复企业,资源委员会在甘肃的工矿开发活动急转直下趋于衰落。但是,这些企业从产品的研发、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对甘肃工矿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系列开发活动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改善了战前甘肃工矿业不合理的布局,为战后甘肃工矿业现代化建设作了一定程度上的铺垫。
柳丽娜[7]（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弓丽栋[8]（2020）在《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都与地方政府在环保履职中的失职直接相关。为遏止以往“唯GDP论”带来的环境溢出效应,中央政府在“十八大”之后,开始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城市环境绩效指标纳入到地方政府的人事考核之中。自此之后,各地市陆续发生了地方官员因环境治理不力而被免职的事件。这种紧随官员更替的环境污染必然折射了地方官员的个体特征,如何从微观层面考察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影响,或许有助于揭示中国目前的环境治理困境。本文以地方官员更替为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在企业污染治理中的激励机制及治理动机,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污染违规?（2）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具体的,失信惩戒是否满足这一传导条件?（3）在不同晋升压力下、不同政治关联下,失信惩戒满足什么样的中介特征?在理论层面,基于传统的晋升锦标赛理论,本文提出了基于环境绩效的底线考核原则,试图以此剖析地方官员在环境治理中的治理动机和激励来源。在实证层面,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地区的758家废水国控重点监控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上述48个地市（包括3个直辖市）97位市委书记及81环保局长的更替情况,以及手工编码的失信惩戒变量,从官员、企业以及城市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了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传导机制和影响机理。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正相关,且该影响仅在市委书记更替的类型中显着,而在环保局长更替中并不显着。（2）失信惩戒在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约为33%,在环保局长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起遮掩作用,遮掩效应量约为64%。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委书记更替、环保局长更替均与失信惩戒正相关,即新上任的地方官员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失信惩戒。以上结论在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考虑官员更替频率、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以及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依然稳健。（3）晋升压力负向调节失信惩戒在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的中介效应。随着晋升压力的逐渐提升,失信惩戒在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关系的中介效应由72.01%下降到7.37%,对环保局长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的遮掩效应由400.6%下降到26.33%。政治关联负向调节失信惩戒在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的中介效应。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失信惩戒对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较低（约为20.90%）。在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失信惩戒对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的中介效应较高（约为39.09%）。这一结论在环保局长组同样得到验证。上述结论在考虑保障就业对晋升压力的影响、国有企业对政治关联的潜在影响之后,依然稳健。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1）提升地方官员考核中的环境绩效比重。在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中,必须建立健全官员长效考核机制,逐步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杜绝盲目遵从“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唯GDP论。（2）因地制宜设定自由量裁权重。一方面,建立健全失信惩戒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惩戒覆盖范围及处罚力度,逐步提升企业污染违规边际成本,逐渐降低企业污染违规概率。另一方面,加快建立地方政府对企业污染违规治理的本地化细则,强化失信惩戒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污染违规的有效约束及其与地方企业发展中的动态匹配。（3）因城施策建立晋升考核标准。一方面,采取宽严相济的经济提升空间不仅有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而且有利于保证就业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逐步改进和完善地方经济考核评价工作,适当提升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所占比重,以缓和地方政府的逐底竞争,鼓励高质量发展而非高速发展。（4）高度重视政治关联的“政治庇护”效应。在地方环境治理过程中,须明确甄别具有政治背景的污染企业、高度重视政治关联企业的“惩戒免疫”特性。一方面,规范政治合法性优势的适用范围,注重企业环境管理能力,而非政治关联水平;另一方面,对刻意利用政治资本或政治身份寻租设租进而谋求“污染庇护”的企业应坚决遏制。本文的核心创新点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传统的晋升锦标赛理论分析框架,构造了环境绩效底线考核原则,对晋升锦标赛理论进行了边际补充;（2）从晋升锦标赛理论出发,结合信号传递视角,构建了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理论和概念模型,对完善地方环境治理的理论假说,提供了一个可延展的思路;（3）基于制度与合法性视角,揭示了一条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特异性传导路径,并对影响该路径的核心异质因素进行了剖析和验证。
王力[9]（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说明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本刊编辑部[10]（2011）在《2011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目录索引》文中研究指明
二、11月份省政府人事任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1月份省政府人事任免（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创新 |
| 四、研究方法、思路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黄委会的成立 |
| 第一节 近代水利科技在治黄中的运用 |
| 第二节 早期的水利“海归”派与黄河治理 |
| 第三节 黄委会的成立 |
| 一、1933年前黄河下游的河防体制 |
| 二、黄委会的成立 |
| 第二章 组织管理 |
| 第一节 黄委会的组织机构 |
| 一、组织沿革 |
| 二、机构设置 |
| 三、组织结构特点 |
| 第二节 黄委会委员长 |
| 一、首任委员长李仪祉 |
| 二、其他历任委员长 |
| 第三节 内部管理 |
| 一、建立日常工作管理制度 |
| 二、人事管理 |
| 三、财务管理 |
| 第三章 与各方的关系 |
| 第一节 黄委会与中央及地方的关系 |
| 一、中央的管理与控制 |
| 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关系 |
| 一、黄委会与黄灾会 |
| 二、与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导淮委员会的合作 |
| 第四章 治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黄委会的黄河治标实践 |
| 一、从贯台堵口到董庄堵口 |
| 二、黄委会与黄河修防 |
| 三、严密黄河防汛 |
| 第二节 黄委会对黄河治本的探索 |
| 一、关于黄河治本的准备与初步设计 |
| 二、恩格斯的黄河模型试验 |
| 三、黄委会的水土保持思想和实践 |
| 四、黄委会的黄河治本方略 |
| 第五章 黄委会与黄河水利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参与开发黄河流域灌溉事业 |
| 一、对黄河中下游虹吸淤灌的关注与支持 |
| 二、黄委会与西北地区的灌溉 |
| 第二节 黄委会与黄河航运之发展 |
| 一、整治黄河航道的必要性 |
| 二、提出发展黄河航运的办法 |
| 三、对黄河干支流河道的勘测与整治 |
| 第三节 对黄河水力资源的勘测与开发设计 |
| 一、注重黄河水力开发之原因 |
| 二、对黄河水力资源的勘测与开发设计 |
| 第六章 黄委会与抗战 |
| 第一节 黄委会与花园口事件 |
| 一、被纳入战时体制 |
| 二、花园口决堤前之战场形势 |
| 三、黄委会参与并指导了花园口掘堤 |
| 第二节 继续开展“以黄制敌”的斗争 |
| 一、筑堤坝阻敌 |
| 二、黄委会对敌伪处置黄泛办法之反制 |
| 三、以水代兵的继续 |
| 四、侦查新黄河两岸敌情,搜集提供相关情报 |
| 第三节 黄委会与黄河花园口堵口 |
| 一、花园口堵口问题的提出与准备 |
| 二、关于黄河归故的谈判及第一次堵口的失败 |
| 三、花园口合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研究（192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晚清民变与云南团练的兴起及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云南地方团防的演变 |
| 第二章 《县保卫团法》的颁布与云南保卫团队的建设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县保卫团法》的颁布 |
| 第二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组织系统 |
| 一、保卫队的组织系统 |
| 二、常备队的组织系统 |
| 三、全省保卫团队指挥系统的调整 |
| 第三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经费 |
| 一、保卫团队经费的来源 |
| 二、保卫团队经费的管理 |
| 三、保卫团队经费的支出 |
| 第四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武器装备配给 |
| 一、保卫团队的服帽与旗帜 |
| 二、保卫团队的武器来源与管理 |
| 第五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训练 |
| 一、常备队的训练 |
| 二、保卫团队会操制度 |
| 第三章 官进绅退:政府强化对保卫团队的控制 |
| 第一节 云南保卫团队官长的任免、奖惩机制 |
| 一、保卫团队官长的任免 |
| 二、保卫团队官长的奖惩机制 |
| 第二节 云南保卫团队官长的训育与督查 |
| 一、保卫团队官长的训育 |
| 二、政府对保卫团队官长的督查 |
| 第三节 规范常备队队兵的征调 |
| 第四节 保卫团队经费筹措由自筹向地方财政保障的转化 |
| 第五节 政府强化对民间武器装备的控制 |
| 第四章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地位及其作用 |
| 第一节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地位 |
| 一、保卫团队是地方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保卫团队是维持地方日常治安的核心力量 |
| 第二节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作用 |
| 一、维持社会治安 |
| 二、配合行政机关执行政令——以禁烟为例 |
| 三、配合抗战,组织民众训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及范围的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说明 |
| 第一章 廿一军与防区制时代的四川基层司法(1927—1934) |
| 第一节 历史的回旋:廿一军防区的司法系统建设 |
| 一、沿袭旧制的县司法公署 |
| 二、基层法院体系建设 |
| 三、廿一军辖区的兼理司法制度 |
| 四、廿一军基层司法建设的认识与趋势 |
| 五、地方治安系统及其运作实效 |
| 第二节 防区制下司法系统的运作 |
| 一、基层司法中的人事问题 |
| 二、基层司法经费问题 |
| 三、监所运作与监犯管理 |
| 四、廿一军戍区内的其它司法行政事务 |
| 第三节 防区制下的基层司法实践 |
| 一、审案程序与规模分析 |
| 二、防区制下的案件处理及其弊端 |
| 第二章 基层司法机关的完善及运作(1935—1949) |
| 第一节 基层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 |
| 一、民国时期基层司法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川政统一后川省基层司法机关的演变 |
| 第二节 基层司法机关人事与经费的制度分析 |
| 一、司法官的任用与考核 |
| 二、司法职员的招录与管理 |
| 三、司法经费的筹措与司法人员的薪津标准 |
| 第三节 基层司法机关的运作分析 |
| 一、基层司法机关处务规范 |
| 二、诉讼管理与审判实践 |
| 三、案件指数分析 |
| 四、监狱协进会与基层监狱的管理 |
| 第三章 战时实验地方法院与基层司法改革 |
| 第一节 战时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实验地方法院 |
| 一、战时司法改革的背景与内容 |
| 二、实验地方法院的建立与撤销 |
| 第二节 实验地方法院案件审判事务的改革 |
| 一、案件审理的程序简化 |
| 二、自诉案件的移送与案件书表制作 |
| 第三节 实验地方法院的院务革新 |
| 一、实验地方法院的司法行政 |
| 二、监所改良与监犯管理 |
| 三、实验地方法院对司法事务的研究 |
| 第四节 实验地方法院的成果及弊端 |
| 一、实验地方法院的成果 |
| 二、对实验地方法院的质疑 |
| 第四章 兼理军法制度与四川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文本解读:兼理军法制度概览 |
| 一、兼理军法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
| 二、兼理军法制度审判范围的变化 |
| 三、兼理军法制度的审案规定 |
| 四、兼理军法制度的社会反响 |
| 第二节 县军法机关的组织与运作 |
| 一、县军法室的组织、人事及财政 |
| 二、县军法室受理案件分析 |
| 三、县军法监与军法监犯的管理 |
| 第三节 兼理军法制度的审判实效 |
| 一、军法判决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
| 二、军法审判中的地方势力因素 |
| 三、从优势到弊端:兼理军法制度设计与运作的偏离 |
| 第五章 基层司法建设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第一节 基层司法体系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一、律师的任职条件及其管理 |
| 二、律师公会法令的文本解读 |
| 三、基层律师公会的组织——以璧山律师公会为例 |
| 第二节 法条变化与权力争夺——成都律师公会换届纠纷中的管辖问题 |
| 一、1942 年与1946 年的两次选举纠纷 |
| 二、双重管辖权下的权力争夺 |
| 第三节 律师、律师公会与基层法治 |
| 一、基层司法实践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二、律师、律师公会与基层司法改进 |
| 第六章 地方自治下的基层司法建设与法治实践 |
| 第一节 情、理、法之间:调解委员会制度及其实践 |
| 一、地方自治框架下的调解委员会 |
| 二、调解委员群体的历史面相 |
| 三、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范围与成效 |
| 四、对调解委员会制度的反思 |
| 第二节 基层警政与地方治安维护 |
| 一、以警察局为中心的基层司法关系 |
| 二、警察局处理案件的来源与规模 |
| 三、治安实践:警察与基层案件处理 |
| 第三节 基层政权与地方法治:基于乡镇公所及保甲运作实效的分析 |
| 一、纠纷处理及案件评断 |
| 二、对治安事件的因应 |
| 三、案件审判中保甲及乡镇 |
| 第四节 民间组织与纠纷处理 |
| 一、行会组织与纠纷处理 |
| 二、默认与支持:宗族调解与纠纷处理 |
| 结语 |
| 附录 (一)法规编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重庆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拒梁”风潮研究（1940—194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重庆大学的研究 |
| (二) 有关易长风潮的研究 |
| (三) 关于学潮的重要研究 |
| (四) 关于民国大学国立化的研究 |
| (五) 相关研究的贡献及本文努力的方向 |
| 三、概念、材料与研究方法 |
| (一) 时段与概念界定 |
| (二) 材料来源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不平静的重大” |
| 第一节 “川省最高学府” |
| 第二节 重大的危机与挫折 |
| 一、大轰炸中的重庆大学 |
| 二、省立大学的经费困境 |
| 三、国立化运动受挫 |
| 第三节 “马寅初被捕案”后的重大 |
| 一、院长“被捕”,国共角力商学院 |
| 二、祝寿运动 |
| 三、叶元龙校长辞职 |
| 第二章 “拒梁”风潮与重大解散 |
| 第一节 驱梁前奏——留校学生组织拒梁 |
| 一、张群力荐梁颖文 |
| 二、“拒梁”运动——以党部学生为核心 |
| 第二节 从“拒梁”到“驱梁” |
| 一、导火线——贷金问题 |
| 二、“驱梁”事件爆发 |
| 三、“真相”还是“攻击”——风潮追责 |
| 第三节 处理学潮与整顿学风 |
| 一、川省政府与教育部的应对 |
| 二、蒋介石介入:解散重大 |
| 三、“整顿学风” |
| 第三章 易长余波:复校与国立化 |
| 第一节 合并或复校:教育部与川省政府的分歧 |
| 一、合并谣言与教育部的态度 |
| 二、地方的焦虑与努力 |
| 第二节 复校与“建设新重大” |
| 一、张洪沅组建整理委员会 |
| 二、整顿复校工作的开展 |
| 第三节 向国立化迈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政府史的研究意义 |
| 二、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论文思路及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的背景和基础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的历程与动因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级政府行政区划调整 |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级政府行政体制变革 |
| 四、民国时期省制改革动因的检讨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理论及实践 |
| 一、从“政体学”到“行政学” |
| 二、行政效率研究会及其活动 |
| 三、政府运行方式改革的实践 |
| 第三节 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的基础 |
| 一、防区制时期四川省行政实况 |
| 二、四川省政中央化的过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四川省行政网络构建及政府职能扩展 |
| 第一节 川政统一前省政府的更迭 |
| 第二节 川政统一后省政府的制度构建 |
| 一、省主席及省府委员会 |
| 二、省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 |
| 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置 |
| 第三节 基层行政网络的构建与控制职能的强化 |
| 一、县级政府权力的强化 |
| 二、县以下行政网络的构建与延伸 |
| 第四节 警政网络的铺设与管理职能的强化 |
| 一、警察制度网络的建立 |
| 二、保安处对社会的管理 |
| 第五节 社会服务职能的逐步扩展 |
| 一、交通建设 |
| 二、农村合作事业 |
| 三、公共卫生体系 |
| 四、社会救济与福利事业 |
| 五、社会风俗改良 |
| 小结 |
| 第三章 四川省政府人事行政的运作及困境 |
| 第一节 省府对县长人事控制权的收回 |
| 第二节 行政人员训练与行政技能养成 |
| 一、县政人员训练 |
| 二、“专才”型行政人员训练 |
| 三、基层行政人员训练 |
| 四、地方行政干部训练 |
| 第三节 行政人员的任用及考核 |
| 一、县长的任用与考核 |
| 二、普通公务员的任用与考核 |
| 三、乡镇行政人员的选用与考核 |
| 第四节 人事行政实况的分析与检讨 |
| 一、人事行政现代性的体现 |
| 二、人事行政现代化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四章 四川省政府财务行政的规范与失范 |
| 第一节 财政的统一与初步整理 |
| 一、调整财务行政机关 |
| 二、整理公债,清理债务 |
| 三、整理金融,收回地钞 |
| 四、整理税收系统 |
| 第二节 规范性财政制度的建立 |
| 一、计划财政制度的实施 |
| 二、财务监督制度的推行 |
| 三、县市地方财政系统的规范 |
| 第三节 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分析 |
| 一、财政收入情况的分析 |
| 二、财政支出情况的分析 |
| 第四节 财政制度的失范及检讨 |
| 一、“裕税”还是“恤商”的艰难抉择 |
| 二、“财权”、“事权”失衡挫伤经济绩效 |
| 小结 |
| 第五章 四川省政府行政实效考察 |
| 第一节 合署办公的效率考察 |
| 一、省务会议、联席办公会议、行政会议 |
| 二、合署办公时期机构的变化 |
| 三、合署办公时期行政经费的变化 |
| 第二节 公文处理的效率考察 |
| 一、公文程序的规范与简化 |
| 二、公文程式的改良与竞赛 |
| 三、政府之间公文往来的实效 |
| 第三节 处理粮食危机的能力考察 |
| 一、粮食危机的爆发及程度 |
| 二、政府对危机处理失当的检讨 |
| 第四节 推行田赋征实的能力考察 |
| 一、田赋征实的实施 |
| 二、出现问题的应对 |
| 三、田赋征实的成效 |
| 小结 |
| 第六章 其他重要因素对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主席张群行政思想的影响 |
| 一、张群的地方行政经验 |
| 二、张群行政思想的分析 |
| 三、张群行政思想的评价 |
| 第二节 省临时参议会的影响 |
| 一、临时参议会的设立及历次开会情况 |
| 二、省临参会与省政府之间的互动 |
| 三、临参会对行政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史视角下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的检讨 |
| 第一节 四川省政府行政变革的现代性 |
| 一、行政变革现代性的体现 |
| 二、行政变革现代性的分析 |
| 第二节 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性的限度 |
| 一、行政现代性限度的体现 |
| 二、非现代性行政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的经验 |
| 一、政府与社会整合的实验性经验 |
| 二、政府制度移植的试错性经验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来源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战前西北考察活动与甘肃地位的空前提升 |
| 第二节 战前甘肃工业及资源概况 |
| 第三节 矿工理事会的成立及工矿企业合办方针 |
| 第二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采矿工业的开发 |
| 第一节 甘肃油矿局 |
| 第二节 甘肃矿业公司 |
| 第三节 甘肃煤矿局 |
| 第三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电力工业建设 |
| 第一节 兰州电厂 |
| 第二节 天水电厂 |
| 第三节 天水水力发电工程处 |
| 第四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化学工业建设 |
| 第一节 甘肃酒精厂 |
| 第二节 甘肃化工材料厂 |
| 第五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机械、水泥、电瓷工业建设 |
| 第一节 甘肃机器厂 |
| 第二节 甘肃水泥公司 |
| 第三节 华亭电瓷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8）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地方官员更替 |
| 1.3.2 失信惩戒 |
| 1.3.3 企业污染违规 |
| 1.3.4 晋升压力 |
| 1.3.5 政治关联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晋升锦标赛理论 |
| 2.1.1 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1.2 晋升锦标赛的主要特征及优势 |
| 2.1.3 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2 信号传递理论 |
| 2.2.1 信号传递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2.2 信号传递理论的主要特征 |
| 2.2.3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合法性理论 |
| 2.3.1 合法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3.2 合法性理论的研究视角 |
| 2.3.3 基于合法性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4 制度基础观理论 |
| 2.4.1 制度基础观的基本内容 |
| 2.4.2 制度基础观理论主要维度 |
| 2.4.3 基于制度基础观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5 理论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假设 |
| 3.1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1.1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1.2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 |
| 3.2 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2.1 失信惩戒的中介作用 |
| 3.2.2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 |
| 3.3 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
| 3.3.1 晋升压力的调节作用 |
| 3.3.2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模型设计 |
| 4.2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1 样本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与数据特点 |
| 4.3 主要变量的测度 |
| 4.3.1 地方官员更替 |
| 4.3.2 企业污染违规 |
| 4.3.3 失信惩戒 |
| 4.3.4 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 |
| 4.3.5 其他变量 |
| 4.4 变量的描述和初步检验 |
| 4.4.1 变量描述 |
| 4.4.2 数据离群值的检验和处理 |
| 4.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初步事实检验: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5.1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抑制了企业污染违规 |
| 5.2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
| 5.2.1 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 |
| 5.2.2 考虑官员更替频率 |
| 5.2.3 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 |
| 5.2.4 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 |
| 5.2.5 考虑地方官员更替的内生性 |
| 5.3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检验 |
| 5.3.1 违纪调任的异质性 |
| 5.3.2 异地调任的异质性 |
| 5.3.3 晋升调任的异质性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传导机制检验:失信惩戒的中介作用 |
| 6.1 失信惩戒的传导机制检验 |
| 6.2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提升了失信惩戒 |
| 6.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
| 6.3.1 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 |
| 6.3.2 考虑官员更替频率 |
| 6.3.3 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 |
| 6.3.4 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 |
| 6.3.5 考虑地方官员更替的内生性 |
| 6.4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检验 |
| 6.4.1 违纪调任的异质性 |
| 6.4.2 异地调任的异质性 |
| 6.4.3 晋升调任的异质性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调节机制检验: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
| 7.1 晋升压力的调节机制检验 |
| 7.1.1 晋升压力对地方官员更替与失信惩戒的调节作用 |
| 7.1.2 晋升压力对失信惩戒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2 政治关联的调节机制检验 |
| 7.2.1 政治关联对地方官员更替与失信惩戒的调节作用 |
| 7.2.2 政治关联对失信惩戒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考虑保障就业对晋升压力的影响 |
| 7.3.2 考虑国有企业对政治关联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启示与建议 |
| 8.2.1 提升地方官员考核中的环境绩效比重 |
| 8.2.2 因地制宜设定自由量裁权重 |
| 8.2.3 因城施策建立晋升考核标准 |
| 8.2.4 高度重视政治关联的“政治庇护”效应 |
| 8.3 未来展望 |
| 8.3.1 扩展理论外延以升华概念模型 |
| 8.3.2 拓展数据来源以提升研究深度 |
| 8.3.3 细化核心变量度量标准以提升结构效度 |
| 8.3.4 探寻绿色压力在地方污染治理中的影响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官员更替一览 |
| 附录B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抓取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史料选择 |
| 五 写作难点 |
| 六 创新之处 |
| 七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陕西省政的背景和基础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制改革历程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确立的省制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9-1937)的省制 |
| 第二节 陕西政局变动与省制演变 |
| 一 陕西省制的初步确立——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 |
| 二 陕西省制的发展变化——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下的陕西 |
| 三 西安事变后的陕西省制——从杨虎城系孙蔚如到蒋介石系蒋鼎文 |
| 第二章 陕西省政的演变 |
| 第一节 陕西省政的权力运作方式 |
| 一 特殊时期的陕西省政权力运作方式 |
| 二 正常时期的陕西省政运作方式 |
| 第二节 陕西省政的日常运行机制 |
| 一 陕西省政府综合办事机构—秘书处 |
| 二 陕西省政府执行机构—各厅 |
| 三 陕西省具体事务管理机构—各专管处、局及委员会 |
| 第三节 陕西全省行政网络的构建 |
| 一 西安市(西京市) |
| 二 行政督察区 |
| 三 县及其县以下行政组织 |
| 第三章 陕西省政的管理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省政管理(1927 年—1930 年 10 月) |
| 第二节 稳定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杨虎城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邵力子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三节 整理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王一山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孙蔚如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四章 陕西省政的地位 |
| 第一节 陕西所属地理位置的争论 |
| 第二节 孙中山等的陕西省政建设思想 |
| 一 孙中山的开发西北思想 |
| 二 蒋介石的西北抗战观 |
| 三 陕西省执政人物的建设陕西思想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陕西省政的关注 |
| 一 冯玉祥时期 |
| 二 杨虎城时期 |
| 三 邵力子时期 |
| 四 孙蔚如时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11月份省政府人事任免（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D]. 胡中升. 南京大学, 2014(05)
- [2]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研究（1929-1945）[D]. 刘阳.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D]. 谢健. 南开大学, 2018(03)
- [4]重庆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拒梁”风潮研究（1940—1942）[D]. 鞠春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四川省政府行政现代化研究（1935～1945）[D]. 黄雪垠. 南京大学, 2013(03)
- [6]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D]. 史灵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8]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D]. 弓丽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
- [10]2011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目录索引[J]. 本刊编辑部. 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