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制止群众性械斗事件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肖唐镖[1](2015)在《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文中认为本文从历时与横切视角,集中讨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维稳政治"。近三十余年来,政府维稳已逐步脱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政法体制的总体框架,走向了"全面维稳"体制。这种全面维稳的政府回应体制是一种"全员动员"体制,在缺乏应有的法律指引和专业规范的条件下,只能在"压力型的运动式治理"框架内运行。为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维稳技术尽管"日臻完备",但其手段和策略却多是行政的、政治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这种政治化而非法治化的维稳政治,正是"全面维稳"与"全员动员"体制所固有的脱离法治化和专业化、强化行政化和政治化之本质所在。
朱庆跃[2](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周斌[3](2016)在《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保持中国共产党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纯洁性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迫切命题。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根本路径是建立制度保障的长效机制,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文本解读法,以史为据、史论结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纯洁性的制度建设思想作深入研究,揭示其关于工人阶级政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定性,并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逻辑前提下,对中国共产党95年来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进行动态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揭示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经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注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层层深入、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要求展开,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的路径:建立以权力制约监督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机制。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6个部分:第一章至第六章。第一章,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思想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的思想基础。主要包括:创立无产阶级政党之初的制度考量和原则设计、总结欧洲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独立性、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提出着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批判错误思想流派的斗争中阐明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权力制约原则。二是考察列宁在创建和领导俄共(布)建设的过程中关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制度建设的基本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提供借鉴。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创设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围绕建立、维护、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局部执政地位,借鉴俄共(布)经验,开展了艰辛的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的探索。党的创立初期进行了保持纯洁性的制度设计,大革命时期在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中加强党员思想教育、确立民主集中制、首次发布惩治贪污通告和设立党内监督机构,土地革命时期坚持深入群众、开展苏维埃政权制度实践、制定首部巡视条例,抗日战争时期开展延安整风、建立“三三制”等民主制度、制定惩治贪污条例,解放战争时期健全党委制、严明进城纪律、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开展局部执政制度实践等。这些探索为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一般规律提供依据。第三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实践。中国共产党该时期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围绕克服“历史周期律”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在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实践,主要包括:建立理论教育制度和体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制定发展党员规范,加强党组织管理;制定加强干部管理制度,保持干部队伍纯洁;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完善监督体制;运动中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立、失误与破坏。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新实践新发展。邓小平汲取“文革”的教训,突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依靠制度建设来实现由人治到制度保证的转变。江泽民根据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重点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层面加强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胡锦涛系统提出纯洁性建设命题,形成了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的“五位一体”的党建总布局。习近平根据党执政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强调从制度角度狠抓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长”和“常”,构建纯洁性建设的长效机制,推进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这些实践成效和经验,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提供指导。第五章,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通过第二章至第四章纵向考察中国共产党95年来关于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的历史轨迹,总结凝练其特点和经验以供借鉴。主要特点有:党的纯洁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传承性;不同历史时期,依据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纯洁性建设的要求不尽一致,具有侧重性;以制度建设为保障的党建“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逐步认识提高的动态过程,具有渐进性。基本经验有:重视在党的纲领、党章中保持纯洁性的制度总设计;思想纯洁是党的纯洁的根本,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十分注重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制度建设;队伍纯洁是党的纯洁的组织保证,正确处理好党员队伍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建立严把党员入口疏通出口的制度机制;作风纯洁是党的纯洁的关键,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建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清正廉洁是党的纯洁的保障,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和机制;民主是党的纯洁性的重要保证,中共始终重视以党内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坚持以人民权力观推进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制度建设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正确选择;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纯洁性建设应当抛弃运动方式;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根本路径是建立以权力制约监督为核心的制度机制。第六章,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路径设计。依据前文的系统考察和探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所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新问题新矛盾,在分析权力的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以权力制约监督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机制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路径的观点。从宏观层面设计:以加强监督制约为核心构建“一元多线型”保持纯洁性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建立省级及以下党的组织的分解权力和制衡权力的制度规定;从中观层面考虑:围绕保持纯洁性的内容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方面的制度建立和完善;从微观层面分析:建立和完善党内选举和代表大会制度、党内监督等具体制度。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还应当注重不同层面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形成相互配套的机制才能发挥作用,构建由动力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相互协调配套的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本人的学识水平有限,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探索,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今后去拓展。
苏彬[4](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苏全有[5](2015)在《清末械斗与政府应对》文中提出清末械斗与政府应对问题,是学术界研究的缺失所在。清末政府应对械斗的举措之一是劝谕息争以遏其萌,其中政府与舆论界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二是借助民间资源消解民间械斗,从而强化政府的控驭能力;三是借助军警弹压以控制事态,这是最主要的控制事态的手段;四是事后严惩以儆效尤,此乃立竿见影的治标之策;上述之外,清末针对械斗还有其它一些举措或建议,如强化法制、机构建设及提升地方官员的执法能力等。上述清末政府在械斗应对方面的举措,其经验教训在今天看来颇多借鉴意义。至于附带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应高度重视并防范械斗的矛头转向政府、收缴民间枪炮等武器及警惕械斗的职业化等。
张小宝[6](2019)在《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将男女平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以国家最高政策的形式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发展的一项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确立,从一项政府承诺发展为一个不断完善并日益丰富的运行体系,在推动我国男女平等事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战略高度,对如何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要求。因此,系统地梳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进程,探索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策略,既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的题中之义。所以,本研究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的研究局限,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问题导向与策略建构相结合,从党和国家对男女平等认识的发展变化、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其体系的生成与建构及对男女平等突出问题的解决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从理论上廓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属性、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变迁,揭示这些思想理论的核心构成、阶段性特征和新发展,以阐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探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伟大实践,重点回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推动男女平等与国家发展进步共赢的重要举措,揭示党运用法律政策推动男女平等的延续和发展。第三部分从国内妇女发展状况、国际社会推动妇女发展的潮流及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拓展三个层面分析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梳理1995年前后到2012年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在国家政策、法律和党的执政纲领层面的确立,呈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由一项国家承诺发展为一个内含组织机构、规划纲要、法律政策、监测评估在内的国策运行体系的过程,并以此期间中国妇女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研究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男女平等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研究在新时代妇情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新思想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作用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相关机制、激发妇女主体潜力等方面的新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党和政府直面弱势妇女和农村妇女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难题,推动新时代中国男女平等事业不断走向深入。第五部分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内在局限及国策运行的外部环境来理解和认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问题;然后,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探讨如何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配套措施、增强机构建设、优化国策实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总之,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不断发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正视不同时期中国男女平等的现实情况和妇女发展的现实需求,推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逐渐走向深入的历史图景。但是,面向新时代背景下“三个平等”的新观点给中国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正面临着内在机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环境的不完善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对此,党和政府应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更加科学化、现代化、系统化的方式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男女两性平等发展、妇女自身全面发展。
张银霞[7](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社会,百分之九十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现代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或参政党都一般地存在严格性程度不同的纪律规矩的约束,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和政党政治发展历史上,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体制外生型的革命政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纪律尤其是极为严格的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政治特色和独特组织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纪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并就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有哪些经验教训?当前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纪律建设问题为研究对象,抓住党章依据和纪律建设的主线,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观点,考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程,具体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执纪机构的沿革和职能变迁及执纪实践,总结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主要特点,查找当前纪律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纪律建设提出可行性对策。就本研究的内容结构而言,除绪论外,主要包括四部分、六章内容:绪论:简要说明论文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界定规矩、纪律、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体系等相关概念,梳理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说明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路径、资料来源及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一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理论依据,即第一章。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及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考。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为纪律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借鉴;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纪律建设的理论,为纪律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梳理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观点,为纪律建设提供思想指导。第二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包括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并总结每一时期纪律建设成效、阶段性经验和特点,汲取其中的挫折教训。第三部分即第五章,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全过程的基本经验与主要特点。基于6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有:纪律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思想为指导;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始终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构建科学的纪律体系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注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专门机关和队伍;把党纪教育与严惩违纪行为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纵向历史研究,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特点,即纪律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有机结合;注重处理“高标准”和“守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放在纪律建设的首位。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基于以上理论、历史和经验的分析进行现实思考,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是:在立纪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体系;在知纪方面,加强党纪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在守纪方面,领导干部带头遵规守纪,发挥表率作用;在执纪方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增强纪律的执行力。
郭纯平[8](2011)在《新世纪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群体性事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必须面对与认真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因此,对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科学、理性、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本文包括以下内容: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及评述,本文研究的的视角、内容与方法;第一章将从整体上对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的群体性事件之现状进行总体分析,包括其概念、类型、地域分布、基本特征、性质、影响等方面;第二章主要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因素、领导干部因素、制度性因素以及文化心理因素;第三章从近几年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选取安徽池州事件、河北定州事件、浙江东阳事件、吉林通钢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进行具体分析,找出群体性事件发生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群体性事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为从宏观、长远的角度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奠定基础;第四章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阐述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正确处理好新形势下的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基础,目的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我们去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性事件;第五章简析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第六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视角提出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思路及对策建议,包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搞好发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建立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机制、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等五个方面;在结语部分将对未来的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与分析,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论文最后附有群体性事件大事年表(2004—2010)和参考文献。
韩颖[9](2011)在《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发展演变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按照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救灾捐赠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79-1988年)、救灾捐赠的改革探索时期(1989-1999年)和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本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第五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相关核心概念、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一章,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回顾。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对1949-1978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进行归纳梳理,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救灾捐赠的特点。第二章,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救灾捐赠还处于初步恢复和摸索阶段,“左”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进行恢复、调整,开始尝试恢复国内救灾捐赠工作,但救灾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在救灾外援的接收、入境、运输、检验检疫、发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和规定,但对救灾外援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谨慎、出现犹豫反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灾情、救灾和接受救灾外援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考虑,还不够开放、理性和务实。第三章,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体制的转轨,救灾捐赠开始真正步入改革探索阶段。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成立、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民政部开始初步探索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和救灾对口支援模式,并逐步规范、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扶贫济困捐赠行为的肯定、保护、规范和鼓励,为救灾捐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奠定了救灾捐赠工作法制化的基础。第四章,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主要介绍了2000年后中国救灾捐赠在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以及立法工作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经历了2003年防治“非典”、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救灾捐赠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及立法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救灾捐赠在组织、发动、接收、运输、分配、统计、信息公开、监督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逐步规范、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规范的运行模式,逐步确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救灾捐赠工作机制。结束语(第五章),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述评。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考察过程中,本文着重对该课题研究的几个薄弱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和救灾捐赠立法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郑旭涛[10](2019)在《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源流与内涵辨析》文中认为群体性事件最初是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在1990年代初期提出的治安概念,并于1990年代末期成为实务界普遍使用的政治概念。这个概念在诞生之初未被明确界定,至今也未成为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受实务界影响,群体性事件已成为重要的学术概念。不同学者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存在分歧。许多学者所界定的群体性事件与现实偏差较大。通过梳理群体性事件概念的源流,我们可以发现群体性事件是指一群人公开在现实空间中作出了某种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并影响了社会秩序、使得公共权力机构卷入其中的集体抗争。构成群体性事件的最低人数应为3人。有关部门应尽早制定法律明确界定群体性事件。
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制止群众性械斗事件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制止群众性械斗事件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研究的问题 |
“维稳”体制是怎样形成的? |
1.1992年以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阶段 |
2.1993年后进入针对政府和官员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显现时期 |
3.2001年后进入全面维稳的阶段 |
维稳体制 |
1.全员动员的体制 |
2.压力型的运动式治理 |
3.滞后且难操作的处置类法律政策 |
“维稳”技术 |
结论 |
(2)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一、 开启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二、 评价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一、 历史规律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二、 现实启示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3)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由及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基本思想 |
1. 奠定思想基础:创立无产阶级政党之初的制度考量和原则设计 |
2. 确立基本原则:分析欧洲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独立性 |
3. 提供制度样本: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提出“巴黎公社原则” |
4. 规定基本要求:批判错误思想流派斗争中阐明工人阶级政党性质 |
5. 指明根本方向: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权力制约原则 |
二、列宁关于俄共(布)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基本思想 |
1. 建立教育培训制度,保持党的思想纯洁 |
2. 创立制度机制,保持党的组织纯洁 |
3. 确立密切联系群众制度,保持党的作风纯洁 |
4. 制定干部管理约束制度,保持清正廉洁 |
5. 构建权力制约体制,加强党内监督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创设与发展 |
一、中共创立之初保持纯洁性的制度萌芽 |
1. 制定党的纲领,保持党的性质纯洁 |
2. 确立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加强党内监督 |
3. 规定吸收党员的条件,保证党员质量 |
4. 明确深入群众的具体要求,保持党的作风纯洁 |
5. 严明党的纪律,保持清正廉洁 |
二、大革命时期中共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初创 |
1. 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中提出纯洁要求 |
2. 制定党员教育培训决议案 |
3. 确立民主集中制原则 |
4. 发布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通告 |
5. 首次设立党内专门监督机构 |
三、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创立 |
1. 制定学习培训规定,开展党员思想教育 |
2. 颁发组织问题决议,保持党的队伍纯洁 |
3. 提出深入群众要求,保持作风纯洁 |
4. 建立监督制度,开展苏维埃政权廉政实践 |
5. 颁发首部《中央巡视条例》,开始党内巡视工作 |
四、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再创 |
1. 发布思想教育训令,保持党的思想纯洁 |
2. 明确发展党员规范标准,保持党的组织纯洁 |
3. 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保持党的作风纯洁 |
4. 制定监督管理制度,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
5. 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加强党内监督 |
6. 颁发惩治贪污条例,保持清正廉洁 |
五、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发展 |
1. 明确整党要求,巩固党的组织 |
2. 制定革命军人入党规定,保持队伍纯洁 |
3. 健全党委制,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
4. 严明进城纪律,保持党的作风纯洁 |
5. 统一财经纪律,加强局部政权建设 |
第三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实践 |
一、建立理论教育制度和体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
1. 制定理论学习规定 |
2. 建立教育培训体系 |
二、制定发展党员规范,加强党组织管理 |
1. 采取谨慎发展党员方针 |
2. 制定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 |
3. 规范发展党员工作 |
4. 颁发整顿基层党组织决议 |
三、制定干部管理制度,保持干部队伍纯洁 |
1. 制定分部分级管理干部制度 |
2. 建立干部考核奖惩制度 |
3. 明确干部待遇制度 |
4. 加强干部鉴定和审干中的制度建设 |
四、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完善监督体制 |
1. 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
2. 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 |
3. 明确监察委员会的地位 |
4. 制定人民信访制度和舆论监督制度 |
五、运动中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立、失误与破坏 |
1. 在“三反”、“五反”中建立相关监督制度 |
2. 开展整党运动和整风运动 |
3. “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受到全面冲击和破坏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新实践新发展 |
一、开启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新征程(1978年12月-1989年5月) |
1. 阐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
2. 提出以权力制约监督来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初步思想 |
3. 健全民主集中制,规范党内组织生活制度 |
4. 改革和完善干部制度,加强领导干部管理 |
5. 发布整党决定,保持党的纯洁 |
6. 恢复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
二、推进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新实践(1989年6月-2002年10月) |
1. 重视党内制度建设 |
2. 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
3. 发布加强党员思想教育意见 |
4. 制定党员干部管理规定 |
5. 完善党的组织制度 |
6. 健全作风建设制度机制 |
7. 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
三、推动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新发展(2002年11月-2012年10月) |
1. 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形成以制度建设为保障的“五位一体”党建总布局 |
2. 首次系统提出党的纯洁性建设命题,阐述保持党的纯洁性 |
3. 健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机制,保持党的思想纯洁 |
4. 制定组织建设规范,保持党的组织纯洁 |
5. 明确作风建设具体规定,保持党的作风纯洁 |
6. 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
7. 颁发《党内监督条例》,完善监督机制 |
8. 发布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科学规范 |
四、开辟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新境界(2012年11月-2016年11月) |
1. 深入论述党的纯洁性建设 |
2. 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要求 |
3. 科学规划和规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
4. 建立制度保障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
5. 推进反腐倡廉制度机制建设 |
6. 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
7. 开启制度治党的新实践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主要特点与基本经验 |
一、从理论形态考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特点 |
二、从历史发展考察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特点 |
三、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路径设计 |
一、创设原理:建立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是保持纯洁性的根本路径 |
1. 权力的概念及其原理 |
2. 建立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是保持纯洁性的根本路径 |
二、制度体系:建立以权力制约监督为核心的保持纯洁性的制度体系 |
1. 总体要求:制度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
2. 宏观层面:以权力制约监督为核心构建“一元多线型”保持纯洁性的制度体系 |
3. 中观层面:围绕保持纯洁性内容建立健全制度体系 |
4. 微观层面: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具体分析 |
三、运行机制:构建以权力制约监督为核心的保持纯洁性的制度机制 |
1. 动力机制: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驱动力 |
2. 执行机制: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生命力 |
3. 监督机制:保持纯洁性制度建设的保障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新四军保持党的纯洁性制度建设的具体分析( 1937-1945) |
附录二: 新四军保持党的纯洁性的相关制度规定 |
附录三: 江苏省苏州市党员出口机制试点情况的调查研究(2010) |
附录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保持党的纯洁性的相关制度一览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理论基础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无神论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8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清末械斗与政府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一、劝谕息争以遏其萌 |
二、借助民间资源消解民间械斗 |
三、借助军警弹压以控制事态 |
四、事后严惩以儆效尤 |
五、其它举措或建议 |
(一)强化法制 |
(二)机构建设 |
(三)提升地方官员的执法能力 |
六、余论 |
(一)应高度重视并防范械斗的矛头转向政府 |
(二)收缴民间枪炮等武器及警惕械斗的职业化 |
(6)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和目标 |
(一)国内关于男女平等的研究 |
(二)国内关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 |
(三)国外相关研究 |
(四)文献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 |
(一)私有制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
(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 |
(三)妇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
二、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 |
(一)“四权”是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总根源 |
(二)在革命斗争中求解放,在参与生产中求平等 |
(三)劳动妇女是争取男女平等的主体力量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 |
(一)邓小平男女平等观 |
(二)江泽民男女平等观 |
(三)胡锦涛男女平等观 |
(四)习近平男女平等观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孕育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初步探索 |
(一)动员妇女参政议政,争取男女政治权利平等 |
(二)打破封建土地制度,争取男女经济权利平等 |
(三)实行婚姻制度改革,争取妇女婚姻自由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全面探索 |
(一)男女平等成为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 |
(二)颁布《婚姻法》构建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
(三)保障妇女参加普选和民主建政 |
(四)强调同工同酬与保护妇女劳动权益 |
三、改革开放初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全新探索 |
(一)修改《婚姻法》,应对新时期婚姻新问题 |
(二)直面妇女参政低谷,切实维护妇女参政权利 |
(三)促进妇女公平就业,深化妇女劳动权益保障 |
(四)出台《妇女权益保障法》,推动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及逐步完善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和确立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建构 |
(一)明确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组织体系 |
(二)制定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纲要规划体系 |
(三)构筑保障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执行的法律政策体系 |
(四)建立科学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监测评估体系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对妇女发展的初步推进 |
(一)多措并举保障妇女就业创业 |
(二)齐抓共管积极推动妇女参政 |
(三)多部门联合共促妇女成长成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发展 |
一、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新机遇 |
(一)新时代妇女发展的新样态 |
(二)习近平男女平等的新思想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二、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新进展 |
(一)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体系的突破性成果 |
(二)妇女发展纲要规划凸显妇女的主体地位 |
(三)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三、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对妇女发展问题的新突破 |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
(二)助力贫困妇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
(三)促进农村妇女平等参与村民自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妇女发展问题凸显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法律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执行力度亟需加强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
(一)地方政府对男女平等的重视程度有限 |
(二)相关机构的权威性与协调性不足 |
(三)性别平等文化环境尚未形成 |
三、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
(一)完善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法律政策 |
(二)健全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配套措施 |
(三)增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机构建设 |
(四)营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文化环境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之处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一) 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缘起 |
(二) 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意义 |
二、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文献综述 |
(一) 国(境)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研究 |
(二) 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研究 |
三、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概念界定 |
(一) 规矩和纪律的概念 |
(二) 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概念 |
(三)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概念 |
四、研究思路、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路径 |
(三) 资料来源 |
(四) 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理论依据 |
第一节 对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的批判继承 |
一、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的主要内容 |
二、中国优秀传统纲纪法规文化向党规党纪的创造性转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 |
二、列宁对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和发展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 |
一、毛泽东纪律建设思想 |
二、邓小平纪律建设理论 |
三、江泽民的纪律建设思想 |
四、胡锦涛的纪律建设思想 |
五、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重要论述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发展和挫折 |
第一节 新中国头七年执政党纪律建设的继承发展 |
一、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团结制定新的纪律规范 |
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建立 |
三、执政党执纪实践的初步探索 |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曲折发展 |
一、以八大党章为依据制定各项纪律 |
二、党的监察机构的重建和监察工作的加强 |
三、开展以整风肃纪为重点的执纪实践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和党的纪律建设的严重挫折 |
一、党的纪律遭受严重破坏 |
二、党的各级监察机构被撤销 |
三、党的执纪实践偏离正轨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恢复与发展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体系的重建和执行 |
一、以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十二大党章为标志建立党纪体系 |
二、恢复重建纪检监察机构,发挥纪检监察整体效能 |
三、按照整党整风的工作要求,狠抓党风党纪建设 |
第二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党的纪律建设的加强和发展 |
一、首次颁行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从政准则 |
二、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和党政监督体制改革 |
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开展党的执纪实践 |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党的纪律建设的科学发展 |
一、修订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从政准则 |
二、调整纪检监察体制,加强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建设 |
三、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促进执纪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全面强化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 |
一、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纪律建设”的新概念 |
二、坚持尊崇党章,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 |
四、强调严明政治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 |
五、着力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纪律建设 |
六、着力把纪律建设成果固化为制度 |
第二节 “两准则、一条例”实现党纪体系的新发展 |
一、十八大党章关于纪律建设的新规定 |
二、首次颁布廉洁自律准则和修订纪律处分条例 |
三、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细化“六大纪律” |
四、制定相关党内法规,让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 |
第三节 全面深化纪律检查体制的改革 |
一、强化党内纪律监督,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 |
二、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倒逼执纪机构责任担当 |
三、注重转变执纪方式,聚焦监督执纪问责 |
第四节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实践 |
一、始终把纪律要求挺在前,持续开展专题教育实践活动 |
二、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突出纪律监督实践 |
三、制定党内问责条例,倒逼监督执纪落实 |
四、打虎拍蝇猎狐,统筹国内外反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与主要特点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思想为指导 |
二、党的纪律建设必须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 |
三、必须始终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四、必须把构建科学的纪律体系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 |
五、必须注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专门机关和队伍 |
六、必须把党纪教育与严惩违纪行为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两个重要手段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特点 |
一、党的纪律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 |
二、党的纪律建设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
三、党的纪律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 |
四、始终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有机结合 |
五、始终注重处理“高标准”和“守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 |
六、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放在纪律建设的首位 |
第六章 新形势下强化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考 |
第一节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一、立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二、知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三、守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四、执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第二节 新形势下强化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对策 |
一、立纪环节: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体系 |
二、知纪环节:加强党纪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 |
三、守纪环节:领导干部带头遵规守纪,发挥表率作用 |
四、执纪环节: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增强纪律的执行力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8)新世纪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及评析 |
三、本文研究的视角、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群体性事件的现状 |
第一节 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
一、不同时期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 |
二、对群体性事件的不同界定 |
三、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
第二节 群体性事件的类型 |
一、按照事件参与人数的多少划分 |
二、按照事件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划分 |
三、按照事件原因划分 |
四、按照事件法律性质划分 |
五、按照事件的表现形式划分 |
六、按照事件发生的地域划分 |
七、按照事件组织化程度划分 |
第三节 群体性事件的地理分布 |
一、群体性事件的总体状况 |
二、群体性事件的地域分布 |
第四节 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
一、群体性 |
二、利益性 |
三、突发性 |
四、对抗性 |
五、危害性 |
六、复杂性 |
第五节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 |
一、群体性事件是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 |
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矛盾基础在于物质利益矛盾 |
三、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
四、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表现 |
第六节 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
一、群体性事件的消极影响 |
二、群体性事件的警示功能 |
第二章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主要因素 |
第一节 社会背景 |
一、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时期 |
二、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的矛盾与分化 |
第二节 经济因素 |
一、劳资纠纷 |
二、劳动问题 |
三、社会保障问题 |
四、征地拆迁纠纷 |
五、环境污染 |
六、移民安置问题 |
第三节 领导干部因素 |
一、决策失误 |
二、官僚主义作风 |
三、腐败现象 |
第四节 制度性因素 |
一、法制因素 |
二、体制因素 |
第五节 文化心理因素 |
一、文化因素 |
二、心理因素 |
第三章 群体性事件举例及相关思考 |
第一节 安徽池州事件 |
一、起因:普通交通事故 |
二、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
三、正确看待与应对社会中的不满情绪 |
第二节 河北定州事件 |
一、起因:土地征用 |
二、征地过程中的矛盾 |
三、由征地事件带来的启示 |
第三节 浙江东阳事件 |
一、起因:环境污染问题 |
二、事件发生的过程 |
三、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
第四节 吉林通钢事件 |
一、起因:企业重组改制 |
二、企业重组改制中存在的问题 |
三、科学决策,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 |
第五节 贵州瓮安事件 |
一、事件梗概 |
二、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促成事件发生 |
三、如何面对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
第六节 新世纪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
一、群体性事件发生演变的内在逻辑 |
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 |
三、关于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几点启示 |
第四章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恩列斯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相关论述及其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 |
二、列宁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相关论述及其实践 |
三、斯大林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相关论述及其实践 |
第二节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
一、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
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考 |
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 |
第三节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发展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
一、对“人民”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 |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 |
第四节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化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
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
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思考 |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 |
第五节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完善与创新 |
一、新世纪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及主要表现 |
二、新世纪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特征 |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
四、科学发展观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第五章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与主要方法 |
第一节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导方针 |
一、积极预防 |
二、教育疏导 |
三、控制局势 |
四、依法处理 |
第二节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预防为主、及早介入原则 |
二、坚持党政统一领导原则 |
三、坚持相互配合、快速控制原则 |
四、坚持防止矛盾激化原则 |
五、坚持依法处置原则 |
六、坚持“三个慎用”原则 |
七、坚持疏导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原则 |
八、坚持注重新闻传播原则 |
第三节 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方法 |
一、直接对话法 |
二、隔离驱散法 |
三、舆论导向法 |
四、冷处理法 |
五、惩治法 |
第六章 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
第一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搞好发展是根本方法 |
一、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二、搞好发展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事件 |
第二节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关键所在 |
一、牢固树立维稳观念,落实好维稳工作责任制 |
二、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党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
三、坚持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 |
第三节 建立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机制是必要条件 |
一、法律运行机制 |
二、利益表达机制 |
三、矛盾化解机制 |
四、协商对话机制 |
第四节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重要因素 |
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
二、实施扩大就业战略 |
三、重视优先发展教育 |
四、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
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六、健全社会管理机制 |
第五节 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思想保障 |
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结语 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分析 |
附录 群体性事件大事年表(2004—2010)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和基本框架 |
第一章 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回顾 |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自然灾害状况 |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二、党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变化 |
三、初步提出救灾工作方针 |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救灾捐赠活动 |
一、“一碗米”、“一两米”等一系列节约捐输救灾运动 |
二、社会募集救济款物 |
三、群众互助互济 |
第三节 1949-1978年救灾捐赠评析 |
一、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有限开展救灾捐赠 |
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 |
三、强调国内互助,排斥救灾外援 |
四、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零散性、偶然性、被动性 |
五、救灾捐赠具体政策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
小结 |
第二章 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救灾工作的调整 |
一、重新明确民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二、调整救灾工作方针 |
三、科学认识自然灾害 |
四、开展救灾理论研究 |
第二节 国内救灾捐赠的初步恢复 |
一、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 |
二、救灾与扶贫募捐工作的初步实践 |
第三节 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反复 |
一、首次被动接受救灾外援 |
二、缩紧外援口径,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出现反复 |
三、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要求 |
四、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口径 |
小结 |
第三章 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 |
第一节 1989-1999年救灾捐赠改革探索的背景 |
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 |
二、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三、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 |
第二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初步探索 |
一、经常性社会捐助的源起 |
二、初步探索和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
第三节 救灾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和建立 |
一、对口支援政策溯源 |
二、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探索和实践 |
第四节 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
一、明确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立场 |
二、逐步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相关规定 |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制定的背景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救灾捐赠的规定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
小结 |
第四章 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 |
第一节 救灾捐赠面临机遇和挑战 |
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二、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
三、救灾工作方针的新变化 |
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救灾捐赠典型案例 |
一、2003年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活动 |
二、2008年初应对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捐赠活动 |
三、“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 |
四、2010 年玉树“4·14”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活动 |
第三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
一、加快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 |
二、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创新模式——“慈善超市” |
三、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正式形成 |
第四节 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调整和发展 |
一、适时调整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方案 |
二、“5·12”汶川地震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重大发展 |
第五节 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
一、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二、救灾捐赠工作规程的制定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
第六节 救灾捐赠激励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一、表彰奖励 |
二、税收激励 |
第七节 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新变化 |
一、主动、规范、多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
二、积极开展印度洋海啸等对外救灾援助 |
三、多渠道、多层次参与国际救灾减灾交流合作 |
第八节 救灾捐赠立法进程加快 |
一、出台《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
二、修订、颁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
三、制定一系列指导救灾捐赠的政策规章 |
小结 |
第五章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基本评价 |
第一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的成就 |
一、救灾捐赠规范化、制度化显着加强 |
二、救灾捐赠法制化取得初步成效 |
三、救灾捐赠社会化逐步形成 |
四、救灾捐赠对外开放不断深入 |
五、救灾捐赠内容、渠道不断拓宽 |
六、救灾捐赠规模、水平快速增长 |
七、救灾捐赠社会效果凸显 |
第二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 |
一、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完备 |
二、政府行政干预功能过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 |
三、对救灾捐赠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力度不足 |
四、募捐主体与受赠主体存在混淆 |
五、救灾捐赠信息公开缺乏规范性 |
六、救灾捐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到位 |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
一、完善救灾捐赠法律体系,以法制化推动救灾捐赠的科学发展 |
二、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继续推进救灾捐赠社会化 |
三、完善救灾捐赠激励措施,提升公众捐赠热情 |
四、明确募捐主体资格,理顺政府角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
五、规范救灾捐赠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
六、建立一体化监管网络,推进捐赠文明 |
七、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捐赠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源流与内涵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源流 |
(一) “群体性事件”概念的提出与普及 |
(二) 官方话语中“群体性事件”及其相近概念的内涵 |
二、学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
三、群体性事件的最低人数标准 |
四、结论 |
四、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制止群众性械斗事件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J]. 肖唐镖. 学海, 2015(01)
- [2]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3]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的制度建设研究[D]. 周斌. 扬州大学, 2016(12)
- [4]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5]清末械斗与政府应对[J]. 苏全有.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06)
- [6]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D]. 张小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D]. 张银霞. 武汉大学, 2017(06)
- [8]新世纪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的考察[D]. 郭纯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 [9]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D]. 韩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10]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源流与内涵辨析[J]. 郑旭涛. 政法论坛,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