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研讨会略记（论文文献综述）
耿卫忠[1]（2021）在《管窥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文中提出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从开始就是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神学旅程（参西3:9-11）,讲述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成长的经历,又在基督里经验与实践和谐共处的"主的形象"。中国教会如同这新人一样,在神学思考的过程中增长知识和见识,在宣传实践和平福音的过程中见证基督爱世人的形象。一、绪言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大事,开启了中国人民兴国大业的新征程。同时,
李丹[2]（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认为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宗立宁[3]（2020）在《“缘”理论视角下周边人文交流路径研究 ——以中韩人文交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外交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显示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就是独立创新意识逐渐增强,号召在国际外交中发出中国声音,创造能够表达中国身份的东方话语权,能够符合中国定位和需求的“中国概念”。中国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社会发展趋势做出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也是适应时代需求的尝试,体现出了中国的身份认同和战略需求,也显现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核心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更是结合了实践与利益的平衡融合,成为理念转换和实践改革的先导。中国外交也出现了新的理念和方式,“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布局,“周边人文交流”也随之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研究中,仍然是西方理论占主导地位。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就需要参与到现有体系中,实现东西共建共治,这就需要东西逻辑根本上的互补,需要从人文历史方面着手,注入东方色彩,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从东方逻辑出发,开发优势互补的发展路径模式和新的研究视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理论,为全球治理做出东方贡献,为人文外交提供东方视角,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本论文从东方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缘”这一优秀的文化资源,将其作为一种新的外交话语和东方视角,通过演绎推理、历史分析、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结合实证分析法和政策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中韩人文交流中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论证,从“缘”理论视角重新解释和认识周边人文交流。本论文分七个章节,第一章从“缘”的追根溯源开始,阐述其概念内涵,及其与周边人文交流的关系,在中韩人文交流中的实践应用;第二章从“关系主义”、“身份认同”、“想象的共同体”几个核心概念入手,结合缘理论视角,阐述东西方理论逻辑的“缘”与“法”的不同之处,构建缘视角的分析框架;第三章开始至第六章,分别从“亲缘”、“地缘”、“业缘”、“神缘”四个缘路径,分别从其关系、历史、认同及想象的分析框架内,结合中韩人文交流中的实际案例进行阐述和分析,论证缘理论路径的合理性、可行性及其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最后在第七章中从实际案例入手,进而从理论和现实角度思考了拓展多缘路径的可能性,最后提出通过多缘路径探索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结合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和需求,进一步探索完善“缘”理论作为东方话语体系的理论化建构。以多缘路径分析中韩人文交流,探索有效的人文交流路径,有助于朝鲜半岛及东亚局势的安全与稳定,也能够为中韩两国各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缘”理论用以分析解释“周边人文交流”,是解释和分析“中韩人文交流”的理论框架,缘理论框架下的各缘路径,则是发展中国周边人文交流的新的实践模式的探索。
郭景川[4]（2018）在《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作为知识精英的民国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诸多有识之士把教育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妙药良方,怀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地缘、学缘、志缘等关系,构建教育交往网络,与同时代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推进民国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靓丽的教育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受史学的生活转向之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对这些活跃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研究便是亟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之一。依据交往行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微观史学及多学科视角,以民国时期教育家的日记、书信、函电、着述、回忆录、照片等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个纬度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对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活动特点、影响因素、基本成效等进行概括和省思。从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大放异彩的舞台上,民国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具有双向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通过交往,不仅影响他人,自身亦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职业身份得到认同、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精神生活得以充盈,而且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迈向社群生活。如此,研究既可把人物置于教育历史的中心,还原逼近真实的民国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原生态”场景,从中探寻教育家教育生活的历史轨迹,进而丰富和拓展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当前学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回顾梳理了学界研究现状,对核心概念、研究时限、理论参照、方法选择等作出说明,以为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奠定基础。第一章“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从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等角度阐释了民国教育家生存的时空环境和交往活动的社会背景,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家个人理想信念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外部驱动和内在动机,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欧美教育家的联袂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推进、大量教育官员的出国考察等方面分析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教育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情况及院校分布情况,探明民国教育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交往关系。从结交同乡、依靠同乡、互相扶持等几个方面,来展现民国教育家以同乡情结为纽带构建地缘交往网络进行交往互助的基本过程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家以地缘缔结人际联系、进行教育互动的利弊得失。第三章“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分析、探讨民国肇建后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民国教育家学缘交往活动勃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教育家与具有学缘关系的师长、同学、同事之间的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呈现教育家学缘交往时的心态与场景,概括了教育家学缘交往的主要特征。第四章“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阐述了教育家因一致或相似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等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因共同体志趣而结成会社团体的内部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并总结了个体间互动与群体性互动各自的特点与效用。第五章“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以教育家陈鹤琴为个案,分别从其与师长、同辈学人、学生晚辈的交往三个纬度,呈现陈鹤琴与该三大交往群体互动的微观细节和活动场景,其中详细考察了以《儿童教育》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为平台构建志缘交往网络的路径以及通过举办年会所进行的群体性互动,分析了陈鹤琴在志缘交往网络中的中心度,总结了陈鹤琴不同交往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异同,意在探讨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有益经验。第六章“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对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概括了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总体特点、影响因素和基本成效,以期逐步深化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一般规律与作用、影响的体认,以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武志伟[5]（2017）在《乡土生活中的基督信仰 ——基于一个山东沿海村庄的田野调查》文中研究表明在谈及当代的中国农村基督徒时,难免脱离不了如下的标签,一人多信、皈而不依、功利主义、旅行式信仰等等。这些标签固有其深刻之处,但如果只局限于此,也是不全面的。文章基于对山东省的一个沿海村庄——北头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为了能在讲求实用主义、强调家庭传统、民俗宗教多元存在的乡土社会中扎下根基,基督教只能、也必须是一种被糅合、建构过的地方性的信仰表达。既有对经典性信仰资源的扬弃,也有对村落原有文化系统的借用与改造。在此基础上,神圣信仰和世俗生活,就成为了当地基督徒生活中两条若即若离的主线,看似相悖,却能共生。研究并非聚焦于对宗教组织或教会管理技术的制度性分析,而是与之互补的非典型性宗教活动,即信徒如何在具体的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以个体或集体的方式建构和理解自己的宗教体验和世俗生活。这就决定了对宗教现象的分析不可能与地方性文化简单地抽离开来。而将宗教拉回到实践性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行考察,其实就是要探究各种社会因素,比如隐性的生活逻辑、世俗的伦理道德、显性的民俗宗教等,与宗教实践的互动和交织。文章在“信仰与生活”的线索之下,主要探究了两个问题,分别是“宗教何以可能”和“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的相遇”。就行文逻辑来看,文章的第一章（绪论）主要就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简单的说明,比如问题的来源、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文章结构等。第二章则是对北头村以及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概况的简单介绍,从而让读者对村落背景和研究对象都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也能从由宽渐窄的时空视野中感知基督教的“洋性”与“本色化”之间的关系。第三、四、五章,主要围绕“宗教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分析。北头村的基督徒人数只占全村人口的2%,他们大多是自致型基督徒,宗教信仰更多的是借由个人性的敬拜、祈祷、聚会等宗教活动表现出来。在这样的信仰背景之下,归信契机就成为了分析“宗教何以可能”问题的一个合理而且有效的分析起点。通过在第三章中对“因病信教”现象的深描,基督信仰的世俗基调——对家庭生活存续和发展的追求——逐渐显现出来。所以,第四章就对信仰的这一世俗基调展开进一步分析,通过展现信徒的世俗生活,从而发现了他们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生活逻辑。第五章,家庭观成为了这一章的关键词。通过分析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当下农村教会生活中的家庭观,文章展现了“文本中的信仰”和“被实践的信仰”之间的距离和联系。这既是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契合和转化,更体现了基督信仰与世俗性生活逻辑的融合。文章的第六章,主要解答“宗教相遇”的问题。北头村是一个宗教多元的农村社区,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还存在着祖先崇拜和海神崇拜等民俗宗教。两种形式的宗教相遇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图景,而应该置于宗教生态系统的动态结构性框架之中进行考量。于是,这一章首先对“文明冲突论”和“宗教生态论”分别评析,并将宗教生态定义为一个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动态地关系塑造过程。然后,对当下两种民俗宗教各自信仰特性的分析,就成为了建构北头村宗教生态系统的起点。这不仅展现了二者各自的特性,同时也揭示了它们与基督教之间的多重关系。随着宗教生态系统由点及面地铺开,文章接下的问题,就是分析基督教会在面对信仰张力时,所采取的具体的进入路径。具体来说,先看第一个问题,“宗教何以可能”。用最简短的语句形容这一问题的答案,“基督信仰是家庭神圣性的体现”。信徒归信的契机——“因病信教”——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在北头村,疾病,尤其是大病,往往是导致信徒归信基督教最为主要的客观原因。他们大多是在对教义不甚理解的情况下做出归信的抉择的。从朴素的宗教情感到基督信仰之间,信徒大致经历了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因大病而导致的家庭危机;第二个阶段,寻求“替代性治疗”;第三个阶段,灵验驱动;第四个阶段,神的拣选。而对归信机制的深描不仅展现了信仰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祈求和灵验,更是揭示了隐藏其中的信仰与家庭的关——对家庭秩序和家庭伦理的追求弥漫于基督教的信仰生活之中。除了对因病信教的分析,文章还展现了在具体场域之中,信徒在处理教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时间、身份、风俗等矛盾时,所采取的化解方式。可以发现,村民的基督信仰并非西方宗教意义上的个人性皈依,信徒在向基督祷告的同时,更是要扮演好自己在家庭中父母、子女的角色。基于第三章的论述已经发现基督徒的宗教情感根源于世俗的家庭生活,所以在第四章,文章进一步分析这种宗教信仰的世俗背景,也就是信徒在尘世中的生活逻辑。通过家庭成员关系的再生产、人情关系的再生产和家庭经济的再生产三个方面,文章逐渐理清了世俗生活中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生活逻辑。在西方的家庭理论中,核心家庭用以指代,成员结构只涵盖“夫—妻—子”三角关系的家庭。从这一点来看,如今北头村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属于核心家庭。它们产生于家户析分的过程。分家,代表着新建家庭拥有了经济、生活的自主权,也逐渐从家族制度和老人权威之中解放出来。但是,除了家庭结构的三角关系,北头村的核心家庭还表现出来,“核心家庭”这一概念本身没有蕴含的两个特征。第一,从家庭功能的实现来看,这些核心家庭具有“网络家庭”的意义,需要亲属网络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和资源帮助。第二,从家庭意义来看,家庭既是每个家庭成员获得个体利益和快乐的单位,而利益优选满足的顺序表现为先子女、后父母。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生活逻辑,集中体现了北头村村民的生活之道。第一,生活习惯是围绕核心家庭而展开的。无论是人情关系,还是经济行为,都是以家庭利益为导向,要力求保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延续的稳固性。第二,生活的终极期望是扎根于夫—妻—子的核心家庭之中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代际责任和情感认同,使得子代家庭的纵向发展和延续,成为了父母生命意义的实现方式。第五章,文章又回到教义伦理的范畴之中,通过展现奥古斯丁、马丁 ·路德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当今北头村教会中宣讲和信徒理解的家庭观,从而展现了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乡土处境中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实现了与儒家伦理的契合和转换。所谓婚姻家庭观,其实就是将信徒的个人身份置于家庭和信仰的天平之中进行考量。借由婚姻圣礼的观点,奥古斯丁将个体从家庭身份中抽离出来,建立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团契。婚姻并不是夫妻二人在家庭共同体中的结合,而是作为两个陌生人在上帝信仰中的结合。马丁·路德则否定了“婚礼圣礼说”,将婚姻生活成功拉回到世俗生活之中,表现出强烈的世俗理性的特点。但是他的天职观,尽管认可了个人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同职分,但是这些身份和责任都是源于上帝的旨意。借由当地教会中的两篇讲道文,文章发现了基督伦理向儒家伦理的转移和置换的趋势。相比起两位神学家将婚姻视为家庭建立的基础的观点,讲道文却将家庭生活视为婚姻的目的。而且,虽然讲道文的主旨观点仍然体现了马丁·路德的天职观的风格,但是它更展现了韦伯笔下“秩序的理性主义”的倾向,表现为对尘世道德伦理的强调和重视。教义伦理逐渐走下神坛,它对基督徒的要求显然认同农村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与非基督徒相比,基督徒只是要做的更好,而不是与他们不同。借由中老年基督徒对子女择偶问题的看法以及一个信仰与家庭的冲突事件及其解决方案,更揭示了信仰和家庭之间的层次性区分。在子女择偶一事上,信仰的问题本质并不是信仰本身,而是世俗生活的问题。年轻信徒在信仰一事上的妥协则说明,家庭责任是外在于耶稣信仰,甚至是高于上帝信仰的。换句话说,家庭责任是基于传统的儒家伦理和共同生活基础之上的情感联结而产生的,家庭身份也自然高于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在分析完“宗教何以可能”的问题之后,文章的第六章聚焦于“宗教相遇”的问题。详细来说,是在乡土处境中,基督教与以祖先崇拜和海神崇拜为代表的民俗宗教的宗教相遇问题。宗教间的互动并非是二元对立的“文明冲突论”,而应该置于宗教生态系统的动态结构性框架之中进行考量。对祖先崇拜和海神崇拜的分而叙之,是分析当地宗教生态系统的起点。祖先崇拜以祠堂祭祖为代表。传统祠堂具有宗教性与宗族性的双重属性,也因而被视为村落中最具整合意义的象征符号。但是近几年来,外出精英运作下的祠堂修缮活动,使得祠堂的宗教性因素被不断抽离、弱化,祖先崇拜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而被人们选择性地利用。对海神崇拜的分析则是围绕谷雨祭海而展开。渔民的海神信仰和仪式虽然稍显粗糙和朴素,但它始终与海神的“职能神”角色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它延续了原生态的民间祭祀中宗教性和民俗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它最直接地体现了人神互动中,渔民对生存的渴望。所以,它是渔民的一项“生存技术”。通过对两类民俗宗教的剖析,揭示了北头村的宗教生态系统的三个特点:第一,民俗宗教塑造了宗教生态的根基,其信仰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神圣和世俗的划分,融于乡土社会和文化之中,因而基督教的扎根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产生关系;第二,民俗宗教仍保留有一定的宗教性,比如其对神灵的敬畏心理和献祭仪式,这与信奉唯一上帝的基督教具有教义上的冲突;第三,民俗宗教在形式和表达方面的局限性,比如祖先崇拜宗教性的降低,海神祭祀中对女性的限制等,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结构性关系中,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入路径,也随之取得了不同的成效。在传教的最初阶段,教会夸大了它与乡土社会的原生宗教生态系统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忽略了它对这一系统的依赖。于是坚守宗教独特性和异质论的“绝对宗教主义”路径,导致了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甚至与整个乡土社会的冲突。以丧礼上的冲突为代表,导致了基督教在乡土社会中的边缘化。后来,教会逐渐开启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进入方式,通过对葬礼的仪式、海洋禁忌和女性禁忌三类民俗规范的重新解读,从而实现了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相对和平的共处状态。如果从上述的两个问题中跳脱出来,会发现文章借助洋洋洒洒的二十多万字,其实是从两个层面揭示了信徒在具体的乡土社会中落实自己信仰的过程。第一,是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用最直白的语句来形容,“信仰,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北头村的基督教才只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信徒则是以中老年女性为主的自致型基督徒。它所展现出的随意性、入世性和灵活性,使得信仰被视为一种解决生活困境的精神快餐。在这片务实的文化土壤上,宗教的存在和发展都要基于个体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生活逻辑。民众对基督教的兴趣并非源于它的神学教义和哲学思考,而是因为其超越性和神秘性满足了人的情感需求。第二,是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在处理信仰的正统性和生存的合法性之间的张力的过程中,一个地方性教会正逐渐形成。被实践的基督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教会传统的传统教义还有待商榷。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它在讲求实用主义、强调家庭传统、民俗宗教多元存在的乡土社会中,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信徒。一方面他们建立了明确的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灵活地调整信仰与生活、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视角来看北头村的基督教,它已经脱离了“西方基督教”所支控的表达形式,而是通过浓重的“地方性”色彩展现了“世界性”宗教的文化多元性。在最后的结论和讨论部分,文章对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第一是结合田野资料分别与世俗化理论、宗教市场理论和宗教生态论展开对话。在理清了世俗化理论的出发点和结论之后,文章从对宗教发展趋势的探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以及对宗教神异性与世俗性的分析三个层面对理论进行了完善和丰富。宗教市场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学术界乐于探讨的话题,是因为它解构了国内既有的宗教观念,并对中国的宗教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理论与实践对话的过程中,文章又发现了诸多有待于修改和完善的命题,比如对竞争和排他性的宗教关系的强调、对理性选择过于宽泛的定义,以及对宗教活动的自愿性与非自愿性的忽视。最后,近几年来因为契合了中国宗教多元化的特点,宗教生态论也展现出较高的应用价值。而不同群体在面对“宗教生态是否均衡”这一问题时,往往会作出的不同回应。之所以会产生观点的分歧,除了他们的结论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实证资料之外,还有两个原因,分别为身份的局限性以及对均衡的定义不同。作为秉持价值中立立场的研究学者,应该从全局的角度分析宗教现象。而且除了对既定的宗教生态进行客观评价之外,研究者们还可以对某一具体境遇中的宗教生态系统展开全面的剖析。第二,作为对基督教地方性问题的延续,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可能性。坚守基督教的核心本质是教会发展的“生命问题”,而基督教的中国化则是其“生存问题”。在坚持以《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为基本教义的基础之上,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单一形式的存在。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所采取的译经、神异、格义、禅修等方法,对基督教中国化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只有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引导“自治、自传、自养”的基督教走中国化之路,才能促使其更好地融合“中正”与“和谐”的基本文化哲学的要求,做出更有意义的文化和社会贡献。
何明章(Ho Ming-CheungEllis)[6]（2017）在《「宣道运动在香港—香港宣道会的发展历史（1949年-1999年）」》文中认为1887年,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在美国成立宣道会,倡议联合各方信徒,以追求生命成长及推行普世宣教运动为宗旨。同年,该会便派出宣教士来华。这些宣教士进人中国工作,整整有六十年之久,在内陆省分建立了四个教区。至1949年,宣道会西教士撤离中国大陆,辗转南下香港等候美国总会进一步的指令。他们大部分被派往其他国家的宣教区工作,但是有几位却坚持留下,希望在这块接壤大陆的英国殖民地上延续中国的福音使命。由此,宣道会得以在香港落地生根、茁壮成长。本论文即是探讨宣道会在香港的事蹟,是次研究主要有三个目标。第一,整理和还原香港宣道会在上世纪五十年的发展历史。第二,发掘昔日香港宣道会西教士将教会管理权交到华人手中的过程;这涉及海外差会与本地教会的合作及教会本土化之事宜。第三,分析香港宣道会何以在短短五十年内,由零演变为香港基督新教第二大宗派之原因。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是关乎宣道会及其运动的内涵与精神,而衍生出要以最快及最直接的方式到未有教会的地方作宣教的策略。接着是宣道会在中国大陆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会在内陆建立的四个宣教区域与工作情况。第二章则有关该会在1949年撤退至香港的历史,与西教士离去或留下的抉择。从第三章开始,文章则转到宣道会在香港发展的历史。首先是宣道会在调景岭难民营的工作,该会在颠沛流离的难民当中建立了第一批信徒会友;继而阐述宣道会在资源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走到香港偏僻的市郊及乡村传道、建立了第一批堂会的过程。接着是在六十年代,宣道会凭藉在徙置区开设堂会的便利,在徙置大厦天台及附建式校舍兴办小学,接触与服侍大量基层市民。至七十年代起,香港人口持续膨胀,政府在偏远地方发展了多个新市镇,而宣道会则配合政府的房屋及福利政策,前往新落成的公共屋邨开办不同的社区中心及建立堂会。其後,宣道会亦走到临时房屋区以服侍基靥移民。八十年代以後,本土教会渐趋成熟,开始策动十年植堂和增长计划;区联会除致力在本地植堂外,亦组织本地差会以派遣本土宣教士前往海外地方宣教,致力将福音向外拓展。直至世纪末,香港宣道会已一跃成为当地第二大的新教宗派,在基督教界甚具影响力。论文的最後两章,是有关香港宣道会的本土化进程。就在宣道会香港教区成立了两年之际,西教士已按照总会所指示的路线,有计划及有秩序地,以渐进的方式促成本地教会达致「自养、自治和自传」自立的三重目标。早期,该会的本土化进程主要是由西差会领导,本地信徒予以配合。至六十年代,本地堂会成立了自治联会,西教士亦开始将教会的权责慢慢下放。在踏人七十年代,西差会与本地教会在地位上已是平等,而双方则开展二十年的移伴合作时期,共同在当地推动福音的发展。至八、九十年代,本地教会已非常成熟,联会除可策划整体方向的同时,亦能组织差会以推动海外的差传事工;这时,西差会亦喜见本地教会的自立,慢慢淡出本地工作,功成身退。香港宣道会由西差会交棒至本地教会的进程是非常和谐与畅顺,其事蹟可称得上是中、西合作的典范。最後,在结论部分,是阐述上世纪香港宣道会何以由零,演变成为第二大新教宗派之原因。方法是依据文章主体的历史论述,从宣道会之中国经验、立会精神、人事、社会、政教关系及中西合作等各个方面,分析该会快速增长及其发展最为突出的地方。
蒋浩存,李晓东[7]（2015）在《新中国基督教民主改革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50年代,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主改革。随着时间的推进,国内外学术界对这场改革的认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内研究中,除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外,部分研究者已经开始尝试从多维的视角来探讨这场改革的成败得失。海外研究上,传统的史学、宗教学研究范式仍旧是研究的主导,宗教变革、文化冲突、政教关系、价值博弈等理论是解释这场改革的主要依据。近十余年来,随着国内宗教学学术氛围的回暖,国内关于中国基督教民主改革的研究在整体上有所提升,与之相比,海外研究者对问题的研究反倒有所变缓。
傅先伟[8]（2014）在《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开幕辞》文中研究指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工同道:时光荏苒,白驹过隙。60年前盛夏的8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60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内心的热情和窗外的温度同样高涨的8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工同道怀着感恩喜乐的心情相聚在上海,隆重举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
金圣民[9]（2011）在《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探讨中国基督教三自教会的发展、特色及其功能。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经典解读而言,社会主义和宗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后一般采用了人为取消或限制宗教的政策。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基督教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以接受、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路线与方针为前提,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作为爱国宗教集团得以继续合法地存在和发展。形成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基督教之间和谐共存的原因可以归于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列主义宗教观的解读、矛盾论和统一战线战略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文化和理论因素。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和宗教从本质上并不相容的基本判断,但基于一些具体现实的考量,也仍然肯定了在爱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旗帜下两者会联合与团结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始终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基督教也得以融入社会主义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党的政治路线的支持。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基督教和谐共存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反帝国主义和爱国主义”。国家对基督教会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必须清除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关系,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对这样的时代情况与课题,中国基督教会通过“三自宣言”公开地宣布接受国家的要求开展“反帝国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基督教会开始逐渐变成为接受国家指导与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基于上述原因,基督教三自教会已经在现实中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经由国家权力在政治方面的介入形成、定型作用,转型后的中国基督教会具备了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支持的功能,表现出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基于这种特色,基督教三自教会作为政治工具起着支持和维护社会主义体制及国家路线的作用。
季剑虹[10]（2006）在《诚实面对历史 努力开拓未来——“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研讨会开幕词》文中指出2007年是马礼逊对华宣教200周年,境外的一些基督教团体和相关学术组织已开始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中有些人欲借此机会, 鼓吹对华宣教,提出所谓的“用福音占领中国”、“使中国福音化”等多种计划,其真实目的就是否定、诋毁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事业,希望以此实现他们重新控制中国教会的计划和“分化”、“西化”的图谋。因此,他们百般
二、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研讨会略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研讨会略记（论文提纲范文）
（2）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及其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耶稣会在华传教历程与文化适应政策 |
| 第一节 天主教入华传教历程 |
| 一、第一次接触: 大秦景教 |
|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困境 |
| 第二节 耶稣会的诞生与传教基调 |
| 一、耶稣会的诞生 |
| 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精神 |
| 第三节 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 |
| 一、利玛窦时期的文化适应策略 |
| 二、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转向: 全面适应阶段 |
| 三、白晋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策略 |
| 第二章 耶稣会士与《易经》的相遇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一、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易经》形象 |
| 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 |
| 一、索隐派译《易经》 |
| 二、西方世界第一个《易经》全译本 |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以象数、卦爻辞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以“数”会通 |
| 一、易学中的“数” |
| 二、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原因 |
| 三、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具体内容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以“象”会通 |
| 一、易学中的“象” |
| 二、耶稣会士以“象”会通的原因 |
| 三、以汉字之“象”会通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以卦爻辞会通 |
| 一、以卦爻辞对《圣经》故事进行会通 |
| 二、以卦爻辞对天主教义进行会通: 以谦德为例 |
| 第四章 耶稣会士以基本易理范畴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诠释“上帝” |
| 一、中国古经籍中的“上帝” |
| 二、从“天主”到“上帝” |
| 三、“术语之争”与“上帝” |
| 四、索隐派耶稣会士与“上帝”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诠释“太极” |
| 一、“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 |
| 二、“太极”非“天主” |
| 三、“太极”即“天主” |
| 四、论耶稣会士“太极”观诠释取向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诠释“圣人” |
| 一、中国传统“圣人”形象 |
| 二、“圣人”为耶稣 |
| 三、“圣人”为弥赛亚 |
| 四、论耶稣会士“圣人”观诠释取向 |
| 第五章 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影响与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儒士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应 |
| 一、护教儒士的回应 |
| 二、反教儒士的回应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 |
| 一、罗马教会对耶稣会士研《易》的反映 |
|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 |
| 三、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顾与反思 |
| 一、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主体选择 |
| 二、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文化困境 |
| 三、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价值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缘”理论视角下周边人文交流路径研究 ——以中韩人文交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文献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缘文化溯源 |
| 第一节 “缘”之本义 |
| 第二节 “缘”与五缘学说 |
| 第三节 “缘”与周边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缘”与中韩人文交流 |
| 第二章 基于缘理论视角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缘”与“法” |
| 第二节 “缘”与“关系主义” |
| 第三节 “缘”与“身份认同” |
| 第四节 “缘”与“想象” |
| 第三章 深化周边人文交流的“亲缘”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亲缘关系 |
| 第二节 亲缘历史 |
| 第三节 亲缘认同与交流 |
| 第四节 亲缘想象与交流 |
| 小结 |
| 第四章 深化周边人文交流的“地缘”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地缘关系 |
| 第二节 地缘历史 |
| 第三节 地缘认同与交流 |
| 第四节 地缘想象与交流 |
| 小结 |
| 第五章 深化周边人文交流的“业缘”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业缘关系 |
| 第二节 业缘历史 |
| 第三节 业缘认同与交流 |
| 第四节 业缘想象与交流 |
| 小结 |
| 第六章 深化周边人文交流的“神缘”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神缘关系 |
| 第二节 神缘历史 |
| 第三节 神缘认同与交流 |
| 第四节 神缘想象与交流 |
| 小结 |
| 第七章 开展周边人文交流的多缘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开展周边人文交流的多缘路径 |
| 第二节 拓展中韩人文交流的多缘路径 |
| 第三节 探索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多缘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动荡的国家和社会 |
| 一、政治背景: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 |
| 二、经济背景:萧条落后的经济状况 |
| 三、社会背景:紊乱失调的乡村社会 |
| 第二节 民族危机与个人理想的双重作用 |
| 一、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的冲击 |
| 二、教育家人生理想信念的驱动 |
| 第三节 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带动 |
| 一、西方教育理论的导入 |
| 二、欧美教育精英的访华 |
| 三、出洋留学活动的勃兴 |
| 四、官员的出国教育考察 |
| 第二章 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 |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之籍贯分布 |
| 一、民国教育家籍贯的整体分布:以江浙两湖为渊薮 |
| 二、民国教育家籍贯的院校分布:以国立大学为重点 |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地缘关系及其交往 |
| 一、结交同乡:教育交往活动的初始网络构建 |
| 二、依靠同乡:个人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助推器 |
| 三、相互扶持:-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患难与共 |
| 第三节 教育家地缘交往之利弊得失 |
| 一、地缘交往之利:易于建立信任度较高的人际关系 |
| 二、地缘交往之弊:容易形成势力膨胀的教育帮派 |
| 第三章 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 |
| 第一节 留学教育与教育家学缘交往的勃兴 |
| 一、留学之风的强劲吹起 |
| 二、留学教育精英的崛起与学缘认同 |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学缘关系及其交往活动 |
| 一、师生交往活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 二、同窗学友之谊:“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
| 三、同事交往活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
| 第三节 学缘交往的特点及评价 |
| 一、广而持久,有情有谊 |
| 二、阶段存在,或延或断 |
| 三、彼此独立,和而不同 |
| 第四章 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 |
| 第一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个体间交往 |
| 一、教育交往活动之缘起与展开 |
| 二、对交往双方及教育事业的影响 |
| 第二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群体性交往 |
| 一、联合发起:社团创办的集体力量 |
| 二、社团年会:多方互动的时空场域 |
| 三、诗与远方:交往互动的意义生成 |
| 第五章 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 |
| 第一节 陈鹤琴与师长的交往及其特点 |
| 一、大学师长:厚爱与熏染 |
| 二、哥大师长:感召和互助 |
| 第二节 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网络的构建 |
| 一、求其友声: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交往网络之构建 |
| 二、精神领袖:在中华儿童教育社中的角色和地位 |
| 三、国际展现:交往网络在国际舞台上的向外拖延 |
| 四、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提携与厚爱:陈鹤琴与学生晚辈的交谊 |
| 一、校园活动中增进师生了解 |
| 二、业余交往中联络师生感情 |
| 三、携手教育中升华师生情谊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 |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 |
| 一、书信往来 |
| 二、学术交流 |
| 三、工作交往 |
| 四、社团活动 |
| 第二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特点 |
| 一、交往活动的多样化 |
| 二、基于志缘交往的相对持久性 |
| 三、教育交往网络的向外延展性 |
| 四、由地缘交往向志缘交往转变 |
| 第三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因素 |
| 一、距离的远近是影响教育家交往的重要因素 |
| 二、个人专长的互补性影响交往活动向外拓延 |
| 三、交往活动受政治局势等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的成效 |
| 一、从制度到实践,推进民国教育现代化变革 |
| 二、从青涩到成熟,促进民国教育家自我生成 |
| 三、迈向社群生活,推动教育学术共同体形成 |
| 四、谱写真情华章,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乡土生活中的基督信仰 ——基于一个山东沿海村庄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世俗化理论 |
| 1.3.2 宗教市场理论 |
| 1.3.3 宗教生态论 |
| 1.3.4 中国基督教的实证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立场 |
| 1.5 文章结构 |
| 第二章 背景介绍:北头村的概况和基督教的传入 |
| 2.1 北头村的概况 |
| 2.1.1 历史沿革 |
| 2.1.2 相对稳定的生态结构 |
| 2.1.3 农民的生活状况 |
| 2.1.4 村落的空间结构 |
| 2.1.5 小结 |
| 2.2 当地基督教的变迁史 |
| 2.2.1 烟台地区的基督教变迁史 |
| 2.2.2 北头村基督教的初传与兴起 |
| 2.2.3 小结 |
| 第三章 “因病信教”的深描 |
| 3.1 核心概念:归信和深描 |
| 3.1.1 归信的界定 |
| 3.1.2 深描的说明 |
| 3.2 归信的过程 |
| 3.2.1 归信的契机:大病 |
| 3.2.2 归信机制:从“替代性治疗”到“神的拣选” |
| 3.3 归信契机的深描 |
| 3.3.1 疾病与家庭:多学科的分析视角 |
| 3.3.2 因病信教与家庭的存续 |
| 3.4 教会与家庭生活的对立与统—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生活逻辑 |
| 4.1 农民的生活 |
| 4.2 家庭、家族主义和个体化 |
| 4.2.1 家庭 |
| 4.2.2 家族主义 |
| 4.2.3 个体化 |
| 4.3 概念定义:核心家庭与生活逻辑 |
| 4.3.1 核心家庭 |
| 4.3.2 生活逻辑 |
| 4.4 家庭成员关系的再生产 |
| 4.4.1 分家的实践 |
| 4.4.2 夫妻关系 |
| 4.4.3 小结 |
| 4.5 家庭人情关系的再生产 |
| 4.5.1 亲属网络 |
| 4.5.2 熟人关系 |
| 4.5.3 小结 |
| 4.6 家庭经济的再生产 |
| 4.6.1 辛勤的劳作 |
| 4.6.2 节俭的习惯 |
| 4.6.3 小结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基督教的家庭观:神学的变奏 |
| 5.1 奥古斯丁的婚姻家庭观 |
| 5.1.1 奥古斯丁婚姻家庭观的形成与发展 |
| 5.1.2 婚姻的益处与圣洁的童贞 |
| 5.1.3 家庭:爱的秩序 |
| 5.1.4 小结 |
| 5.2 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观 |
| 5.2.1 马丁·路德婚姻家庭观的形成与发展 |
| 5.2.2 论性爱、驳“婚姻圣礼论”和“神职独身论” |
| 5.2.3 家庭秩序中的天职观 |
| 5.2.4 小结 |
| 5.3 乡村基督徒的家庭观 |
| 5.3.1 讲道:在家庭中践行基督的爱 |
| 5.3.2 信徒个人的家庭观:家庭重于信仰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宗教相遇:基督教与民俗宗教 |
| 6.1 “文明冲突论”与“宗教生态论” |
| 6.1.1 文明冲突论 |
| 6.1.2 宗教生态论 |
| 6.2 祖先崇拜 |
| 6.2.1 传统祠堂的宗教性与宗族性 |
| 6.2.2 祠堂修缮 |
| 6.2.3 外联性社会资本的拓展 |
| 6.2.4 祠堂宗教性的抽离 |
| 6.3 海神崇拜 |
| 6.3.1 海神与河神 |
| 6.3.2 祭海仪式 |
| 6.3.3 海神崇拜的特征 |
| 6.4 信仰的融贯 |
| 6.4.1 信仰的张力:“宗教绝对主义”的进入路径 |
| 6.4.2 信仰的共存:“文化相对主义”的进入路径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在读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宣道运动在香港—香港宣道会的发展历史（1949年-1999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撮要 Abstract 导言 |
| 一、研究项目介绍 |
| 二、论文标题、研究范围与价值 |
| 三、论文综述 |
| 四、研究方法、论文结构与内容 |
| 五、研究的限制 第一章: 背景 |
| 1.1 宣信生平与宣道会的成立 |
| 1.2 宣道会的信仰与组织 |
| 1.2.1 宣道会的信仰 |
| 1.2.2 宣道会的组织 |
| 1.3 宣道会在中国 |
| 1.4 1949年以前宣道会在香港的活动 |
| 1.4.1 1949年以前的香港 |
| 1.4.2 香港於宣道会在中国传教的角色 |
| 1.4.3 宣道会儿童宿舍(Aliance Children Hostel) |
| 1.4.4 香港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的成立过程 第二章: 宣道会由中国大陆转往香港的过程 |
| 2.1 历史的转折点 |
| 2.2 西教士撤出中国 |
| 2.2.1 新中国对基督教的立场与政策 |
| 2.2.2 宣道会撤离中国大陆的过程 |
| 2.3 宣道会西教士在香港去或留的抉择 |
| 2.4 全中国委员会(All China Committee) |
| 2.5 宣道书局的历史及迁往香港的过程 |
| 2.6 建道圣经学院的历史及迁往香港的过程 第三章: 在香港奠基-宣道会在调景岭的服侍 |
| 3.1 中国政权交替下的难民潮 |
| 3.1.1 香港-国内难民的避难所 |
| 3.1.2 四、五十年代难民潮的景况 |
| 3.1.3 香港政府对难民的政策与态度 |
| 3.1.4 调景岭难民营的设立 |
| 3.2 宣道会在调景岭难民营的服侍 |
| 3.2.1 早期的难民工作 |
| 3.2.2 营内基址的建立 |
| 3.2.3 初期营内的布道工作 |
| 3.2.4 宣道会调景岭堂的建立 |
| 3.3 宣道会在调景岭的培训与教育工作 |
| 3.3.1 布道与培训系统 |
| 3.3.2 宣道圣经学院 |
| 3.3.3 宣道会敢明瞽目学校 |
| 3.3.4 调景岭宣道小学 |
| 3.4 台湾宣道会的成立过程 |
| 3.5 後期的宣道会调景岭堂 第四章: 早期香港宣道会的传道工作 |
| 4.1 西差会的「香港扩展计划」 |
| 4.1.1 黄大仙福音堂的成立(後称:竹园堂/宣信堂) |
| 4.1.2 跑马地蓝塘道福音堂的成立 |
| 4.1.3 渣甸山采石工人聚会所 |
| 4.2 宣道圣经学院开展的工作 |
| 4.2.1 北角堂的成立 |
| 4.2.2 筲箕湾堂的成立 |
| 4.2.3 荃湾堂的成立 |
| 4.2.4 葵涌堂的成立 |
| 4.3 建道神学院开展的工作 |
| 4.3.1 长洲山顶堂的成立(後改称:长洲堂) |
| 4.3.2 坪洲堂的成立 |
| 4.3.3 大澳堂的成立 |
| 4.3.4 杯澳福音堂的成立 |
| 4.4 早期香港宣道会的发展模式 第五章: 香港宣道会在徙置区的事工 |
| 5.1 香港政府的徙置政策 |
| 5.2 天台学校及附建式学校的兴起 |
| 5.3 香港宣道会在徙置区办学及建堂经过 |
| 5.4 香港宣道会在徙置区工作的果效 |
| 5.4.1 事工之目的 |
| 5.4.2 在徙置区传道的方式与策略 |
| 5.4.3 在徙置区工作的果效 |
| 5.5 香港宣道会徙置区事工的终结 |
| 5.5.1 天台学校的终结 |
| 5.5.2 「宣基学校」的终结 第六章: 北角堂的扩展与独立教会的加盟 |
| 6.1 六十年代北角堂的植堂事工 |
| 6.2 独立教会加盟香港宣道会 |
| 6.3 本地教会渐趋多元与成熟 第七章: 香港宣道会的本土化过程 |
| 7.1 宣道会海外宣教的政策 |
| 7.2 宣道会在中国建立本土化教会的过程 |
| 7.3 香港宣道会由西差会移交华会的经过 |
| 7.3.1 推动各堂会之间的联系工作 |
| 7.3.2 筹组由各堂及机构代表组成的华人联会 |
| 7.3.3 「五年自养计划」(Self-Support Program) |
| 7.3.4 购堂资助与贷款计划(The Gift-Loan Plan) |
| 7.3.5 本地教会达至「自传」的过程 |
| 7.4 中西合作促成本地教会自立 第八章: 中西合作及世纪交替的香港宣道会 |
| 8.1 本地教会与西差会的夥伴合作时期 |
| 8.1.1 西差会订定未来的工作方向 |
| 8.1.2 宣道会华基堂的建立 |
| 8.1.3 区联会与西差会建立更深的合作关系 |
| 8.1.4 宣道会美孚堂的建立 |
| 8.1.5 中西两会联合推动的「教会增长计划」 |
| 8.1.6 「教会增长计划」下开设的堂会 |
| 8.1.7 「香港宣道会社会服务处」的成立 |
| 8.2 香港宣道会在临时房屋区的服侍 |
| 8.2.1 「宣道会屯门堂」在临屋区的服侍 |
| 8.2.2 「宣道会沙田堂」在「圆洲角临屋区」的服侍 |
| 8.2.3 「宣道会爱民堂」在「佛光街临屋区」的服侍 |
| 8.2.4 在其他临屋区的服侍 |
| 8.3 十年植堂与增长计划的开展 |
| 8.4 世纪交替的香港宣道会 结论 |
| 一、「宣道运动」的精神 |
| 二、承继中国内地宣教的工作与经验 |
| 三、在良好的土壤上把握机遇 |
| 四、中西合作推动教会自立与本土化 附录一: 二十世纪香港宣道会植堂扩展的情况 附录二: 二十世纪香港宣道会大事一览 附录三: 二十世纪宣道会香港西教士名单 附录四: 二十世纪宣道会全中国委员会/香港西差会历任主席名单 附录五: 英文名字中译对照 参考文献 後记 |
（9）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现状 |
| 一、研究的背景和来源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
| 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宗教政策的文化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和宗教政策略述 |
| 一、中国传统宗教文化 |
| 二、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宗教政策 |
|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述要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 |
| 二、列宁的宗教观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发展过程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发展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全面确定 |
| 四、中国社会主义宗教观的完善 |
| 第三章 对基督教传华历史的考察 |
| 第一节 唐、元时期基督教的传入与发展 |
| 一、唐代的景教 |
| 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基督教再传与发展 |
| 一、明代的天主教 |
| 二、清代的天主教及基督新教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基督教运动 |
| 一、民国初期的基督教情况 |
| 二、基督教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 |
| 第四章 民国以来中国宗教政策的演进及基督教三自教会的形成过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宗教政策略述 |
| 一、信仰自由与限制信仰 |
| 二、宗教管理机构 |
| 三、对宗教团体的管理 |
| 四、对宗教宣教的管理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
| 一、国民革命时期（1921-1927） |
| 二、江西边区时期/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 |
| 三、延安边区时期/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
|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
|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宗教政策的变迁过程 |
|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7） |
| 二、大跃进运动及调整时期（1957-1965）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
| 四、改革开放以后时期 |
| 第四节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及三自教会的形成 |
| 一、第一历史阶段的三自爱国运动（改革开放以前） |
| 二、第二历史阶段的三自爱国运动（改革开放以后） |
| 第五节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评述:成就与经验 |
| 一、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多年的成就 |
| 二、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多年的经验 |
| 第五章 对宗教的社会位相和功能的一般理论及中国基督教的贡献和功能 |
| 第一节 宗教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 |
| 一、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
| 二、宗教与经济的关系 |
| 三、宗教与文化的关系 |
| 四、宗教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
| 第二节 宗教的社会功能 |
| 一、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 |
| 二、宗教的社会服务功能 |
| 三、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 |
| 四、宗教的文化交往功能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各层面中基督教的贡献和功能 |
| 一、中国基督教在政治层面的贡献和功能 |
| 二、中国基督教在经济层面的贡献和功能 |
| 三、中国基督教在社会层面的贡献和功能 |
| 四、中国基督教在文化与伦理层面的功献和功能 |
| 第四节 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努力的新途径 |
| 一、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 |
| 二、中国基督教的世俗化 |
| 三、中国基督教的共生化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同心迈向新世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研讨会略记（论文参考文献）
- [1]管窥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J]. 耿卫忠. 天风, 2021(08)
- [2]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3]“缘”理论视角下周边人文交流路径研究 ——以中韩人文交流为例[D]. 宗立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
- [4]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D]. 郭景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5]乡土生活中的基督信仰 ——基于一个山东沿海村庄的田野调查[D]. 武志伟. 山东大学, 2017(01)
- [6]「宣道运动在香港—香港宣道会的发展历史（1949年-1999年）」[D]. 何明章(Ho Ming-CheungEllis).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7]新中国基督教民主改革研究综述[J]. 蒋浩存,李晓东. 基督宗教研究, 2015(02)
- [8]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开幕辞[J]. 傅先伟. 天风, 2014(09)
- [9]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D]. 金圣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 [10]诚实面对历史 努力开拓未来——“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研讨会开幕词[A]. 季剑虹. “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