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论文和资料篇目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杜立芳[1]（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朱蕾[2]（2018）在《中美两翻译机构英译毛泽东着作之多维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内外众多个人或机构都曾把毛泽东着作翻译成英文出版,其中就规模和国际影响而言,在国内当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成立专门翻译机构对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的英译,在国外则是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于1989年特邀施拉姆任总主编所翻译的十卷本《毛的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12-1949）》（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两个方面对中美这两个翻译机构对毛泽东着述的英译进行多维度比较,以发现其翻译行为的主要区别、考察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译出母语为主和译入母语为主的集体翻译成果有无重大区别、以及相关研究发现如何指导当下的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本研究总体采取文本内因素与文本外因素并重的定性描写研究方法。在比较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过程时,主要使用翻译中的“副文本”研究方法和对比法,通过考察史料、工作文件、相关评论访谈或信件,挖掘两机构在原文因素、翻译主体因素、翻译过程、翻译标准等方面呈现出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中方机构的翻译行为政治性较强,美方机构的翻译行为学术性较强,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行为呈现出较大意识形态差别。中方机构的翻译实则分为两个阶段,生产了两个译本,与美方机构翻译产品一起被分别称为“伦敦版译文”“外文社译文”和“哈佛版译文”。在比较中美两机构的三组翻译产品时,以韩礼德的语言三大元功能作为三个维度,增加一个话语维度,这是基于马丁关于语境的分类。结合文本细读对比法,选取了《毛选》第三卷中长短不一题材有所区别的四篇文章,对其三组译文在话语维度、概念维度、人际维度和语篇维度的翻译选择进行基于质的对比描写和解释。本研究经多维度对比发现,中西结合的集体翻译流程使得中美两机构的三组译文在文本内层面并无本质区别,译出母语为主和译入母语为主的差别不大,三组译文都强调对毛泽东原文表述的忠实,实施了严肃的文本转化,未发现哈佛版译文存在明显的由于中美意识形态不同或赞助人因素导致的对原文的意识形态改写。在对于毛泽东着述作为政治话语至关重要的人际维度上,美方机构的“专家型译者”对人际意义的把握更为精准,整体上说伦敦版译文在语篇维度上处理得较随意,不如外文社译文和哈佛版译文中规中矩。本研究的创新点有三。一是有新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即国内研究较少的美方机构翻译过程以及2015年面世的哈佛版第八卷;二是关于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学术观点创新,本研究发现意识形态对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行为影响较大,而对具体译文影响较小,因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并非本质的必然的;三是验证了从人际维度考察政治话语的翻译比抽象谈论意识形态更具操作性,从语篇维度把握原文和译文的衔接与连贯,补充了从概念维度考察只言片语的翻译,此为政治话语翻译理论视角和应用价值的创新。在对中美两机构毛泽东着述的翻译行为和翻译产品经过多维度对比后,本研究得出对当下中央文献翻译的三点启示:进行“话语翻译”（注重译文的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任用“专家型译者”,强调“中外合作”,这样才能有助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宋泉[3]（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陈闯[4]（2019）在《“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曾经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评法批儒”运动先后引起了政治史、思想史研究者的瞩目。“评法批儒”是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其在思想层面包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已为学术界所认识。然而,“评法批儒”时对相关古籍的校注整理及研究究竟有无价值,是否在客观上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前期的积累,尚未得到相关研究者认真的对待。“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大量的法家着作注释本的特点如何,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相关领域内的学术价值如何等问题,至今还未得到细致梳理与探讨。另外,“评法批儒”作为一代学人成长历程中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其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既往政治史研究及思想史探讨的基础上,对“评法批儒”时的“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发展、落幕及影响等事实的厘清是相关研究开展的基础。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政治运动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折射出批判运动的方向从批“极左”转向批“极右”;又因毛泽东无意将“批林批孔”从意识形态层面发展为串联、武斗等,故运动实施者江青不得不将运动的侧重点转向“评法批儒”。以往,两场运动被视为合二而一的,但实际上二者的发展线索、逻辑、侧重点均不相同。儒法对立的极端化及“影射史学”的滥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评法批儒”运动落实到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对扩大化的“法家”着作的出版与注释。这项任务并非从事政治运动者所能承担。为此,许多专业人才被召集至各种各样的注释组,以注释佶屈聱牙的“法家”着作,以便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作为政治运动的“评法批儒”持续时间较短,但普通学者的注释工作,持续到“文革”以后。因此,“评法批儒”时的“古籍热”,包括运动期间产生的注释本,也包括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出版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为注释法家作品,全国范围内组织成立了各种各样“三结合”的注释班子,典型的有南京大学《韩非子》注释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等等。由“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出版物数量众多,具体而言,官方报刊的文章是研究的政治风向标;各类选注、小册子、活页文选等有重复率高、发行量大、政治色彩浓郁等特点;相较而言,一些学者及“三结合”注释组的作品具有较高学术含量。“评法批儒”激发的“古籍热”,还使法家以外的相关古籍也得以出版。这个另类的“古籍热”现象,是政治运动干预学术的结果,其主观动机与学术无关,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些学术成果。“评法批儒”期间,对众多“法家”人物代表作品的注释、研究并不均衡,《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盐铁论》可谓是注释、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商君书》的研究,学术含量较高的有高亨的《商君书注译》、章诗同的《商君书》、山东大学的《商君书新注》《商子译注》等。其中,尤以高亨之着为代表。高氏此书是其诸子研究系列的延续,也是高氏多年来对《商君书》校勘、注译、研究的汇总。此书在行文上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瑕不掩瑜,是《商君书》研究史上绕不开的存在。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先后出版《选注》《新注》两书,其后注释组历经“三结合”到“专家组”的转变。“专家组”在前两书基础上编写了《商子译注》一书。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的《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札记》《韩非子索引》等。“文革”后,周勋初将“评法批儒”时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分别以注释组和个人的名义出版了《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两本书。周钟灵等人还编写了《韩非子索引》一书,填补了“韩学”研究的空白。不同于商鞅和韩非,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曾在历史上引起争议。但“评法批儒”时,荀子因宣扬法后王、讲求革新、强调天人之分、倡导制天命而用之等被视作法家,《荀子》也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天论》篇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贴合了运动的主流思想,而在《荀子》的单篇注释中独占鳌头。与《荀子》相关的注释本以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及北京大学的《荀子新注》为代表。《荀子简注》因注者遵循古籍校注的基本规范而成为此时期研究的代表,但“简注”体例限制了其对《荀子》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荀子新注》一书的编写启动于1974年,出版于1979年,时代形势的变化使此书褪去了儒法斗争的色彩,学术性得以突显。此书因注释详略得当利于初学,而在时下稍经改写后再版。《盐铁论》因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与各郡国的儒生讨论盐铁之利的事,被认为是儒法斗争的代表性事件而受到重视。20世纪前80年的《盐铁论》研究,虽不乏其人,但始终不温不火,“评法批儒”时的研究实为《盐铁论》研究史上低谷中的小“高峰”,但这个小“高峰”的研究儒法斗争色彩较为浓厚。以《本议》篇的注译为例,注译者明显态度偏颇,偏向所谓“法家”桑弘羊一方,声讨贤良、文学一方,相关评论极不客观。“评法批儒”时,法家队伍急剧扩大,柳宗元、王安石、章太炎等都成了“法家”代表。毛泽东“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诗,造成了《封建论》研究的流行。王安石因“三不足”精神成为北宋的法家代表,其“三不足”精神还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清代以前,王安石因施行变法而“受谤七百有余年”,自清代以来,王安石政治家、改革家的形象才得到世人认可。这种正面评价在“评法批儒”时达到了顶峰,并在1980年代的改革语境下得到延续。“评法批儒”时,邓广铭对其《王安石》一书的失败改写较为引人注目。“文革”后,邓氏又两修此书,造就了其“四写王安石”的学林佳话。章太炎因赞扬秦始皇统一之功,肯定商鞅、韩非等人思想的进步性,认可远藤隆吉“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被视为“法家”代表。毛泽东布置注释《秦政记》《秦献记》直接导致章太炎研究的“大热”,其中以《章太炎诗文选注》为代表。“文革”后,编注组的朱维铮、姜义华又合力编注了《章太炎选集》一书,深化了“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这些缘起于“评法批儒”的学术成果,有一些共性。首先,这些注释本大都选取了可靠的底本,这是它们能够进入后人研究视野的基础。其次,这些注释本整体的校勘成就并不突出,但也有佼佼者如《商君书新注》《韩非子校注》等。第三,这些注释本在注释与今译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法家”作品的普及作用重大。第四,这些注释本都包含一个“说明”部分,以对所注释篇章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进行概括。此部分时代色彩较为浓厚,也是“文革”后重点改写的部分。“评法批儒”为学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参与运动的中年专家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学术种子。这些青年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学术上“先天不足”。他们既无家学,也无书可读,“文革”后高校一度停止运转,使他们失去了晋升的渠道。二是处于知识饥渴状态,时刻在寻找各种学习的可能性。“评法批儒”这个荒谬的政治运动却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研读古籍的机会,进行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评法批儒”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家”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病态现象:首先,无可避免地带有儒法斗争的分析模式;其次,在文字的表述上充斥着夸张的革命化语言以表明其政治正确性;其三,那些开端于“评法批儒”出版于“文革”后的作品,大都经历了文字的消毒工作,且出版时间愈晚,出版物的学术价值越高。另外,“评法批儒”时,儒、法两家在政治的主导下与此期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共存状态。这种状态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但如何理性处理当下政治需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许菊芳[5]（2012）在《民国以来重要唐宋词选研究》文中指出选本是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价值、功能更体现了现代性的转变。20世纪以来，唐宋词选既是当代人接受唐宋词的重要媒介，又折射出中国时代转型时期文艺思潮嬗变的轨迹。同时，民国以来的唐宋词选大多出于词学专家学者之手，凝聚了他们词学研究的智慧成果，因此，透过每一部词选，又能触及到词学观念演进的脉搏。基于此，文章运用宏观概括与微观剖析的方法，既全面梳理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选坛体貌，又深入剖析若干重要选本，勾勒民国以来唐宋词选发展流变的轨迹。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并对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研究现状作了综述；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发展规律和历史意义。正文以上编综论、下编分论的形式展开对民国以来近百年唐宋词选的梳理和探究。上编四章，前三章分别从民国时期（1911-1949）、建国后三十年（1949-1979）、新时期以来（1979至今）三个时期展开论述不同时代语境下唐宋词选的体貌特征：民国时期，唐宋词选体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鲜明特征，选坛上新旧词选杂糅，选心和选型逐步多样化，白话词选与评析型词选代表了词选发展的新方向，作词法词选体现出传统学者挽救词文体创作于式微的努力和普及词体创作的构想。建国后三十年中，在文艺理论与创作政治化、功利化的时代环境下，唐宋词选整体表现出数量少和类型单一的特点，其选心偏重于思想性和人民性，选域偏向于豪放词和民间词，选型表现出由重选向重释的全面转变。新时期以来，在较宽松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多元化的文艺思潮推动下，唐宋词选再度繁荣。不仅选本数量多，而且整体呈现出编撰者层次多样、选心多元化、选型多维度、传播媒介多样化等特点。第四章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抽绎出民国以来唐宋词选嬗变的轨迹，并阐述了其历史文化意义。下编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为分论部分，通过重点剖析民国以来以朱祖谋《宋词三百首》、胡适《词选》、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胡云翼《宋词选》、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唐圭璋、缪钺等《唐宋词鉴赏辞典》等为代表的七部词选，展现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演变历程。《宋词三百首》集历代词选之大成，且选词精当，校勘审慎，堪称传统词选之“结穴”。胡适《词选》宣扬了白话词史观念，开启了现代型词选的新体例，建立了开创性的现代型词选范式。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贯穿着名家词的客观意识，同时标注词韵，兼顾填词和读词的双重意旨，是新旧交融的典范之作。胡云翼《宋词选》选词精炼，注释完备，既顺应了时代读者群体的需要，又烙上“左倾”思潮的鲜明印记，因此，它是一部影响广泛而得失参半的普及型词选。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不仅切合了时代的主旋律，注重选词的思想性，又超脱于时代之上，注重了选词之“广”与释词之“深”，并宣扬了词体鉴赏的理念，因此，它是一部融研究、鉴赏于一体的选坛别调。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既衣钵于晚清常州词派“重拙大”的词学追求，又开创了“简释”体的词选体例，旧思想和新观念、新方法融合一体，体现出延续传统、开启新声的选词意义。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兼具词选和工具书的双重性质，其以超大的包容量、选词与鉴赏方面广泛的覆盖面、普遍的影响成为词体鉴赏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通过以上论述，论文的结论是：民国以来，唐宋词选与时代文化政治意识、社会历史语境相低昂；唐宋词选折射出20世纪以来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唐宋词选整体呈现出选心、选型、体例等的历变过程和多元化色彩；且随着词体创作的式微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唐宋词选指示门径的功能弱化，传播传统文化的价值突显，与此相应，唐宋词选体例根本上也发生了由重选到重释的转变。
王鹏[6]（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研究指明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包智慧[7]（2019）在《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史论》文中研究说明建国三十年（1949-1978）《史记》文学研究是《史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时代和环境的特殊性,本时期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政治内容,呈现出与以往各个研究阶段不同的研究特点。对建国三十年的《史记》文学研究成果进行整体观照,不但有助于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经验,而且对当今《史记》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亦有助于研究的继续深入。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进行概览。首先是对本时期文学研究的时代大背景进行简要的介绍,再根据研究内容和特点,将这一时期《史记》文学研究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其次对建国三十年的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分为专着和论文两类,并分别介绍了此期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成绩。再次从司马迁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入手,探讨了司马迁的“人民性”和“唯物论”思想,以期勾勒出《史记》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最后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问题的深入化和扩大化、争鸣氛围浓厚等三个方面总结本时期文学研究的特点。第二章,建国三十年司马迁研究。本章包括司马迁生平研究和司马迁评价研究两部分。在司马迁生平研究方面,学者从生年、卒年、游历三个方面对司马迁的生平行事作出了较深入的考证,但是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依据,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同时,学者们还探讨了司马迁的贡献及其地位,对司马迁在中国史学、文学甚至是世界史学上的地位和影响都给予了肯定和赞扬。第三章,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本章包括编纂体例、人物研究、语言艺术、叙事艺术和其他研究五部分。本时期的文学研究在前代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运用文本细读法,对《史记》的编纂体例、写人、语言、叙事艺术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对《史记》中的多个人物形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此外,学者们对《史记》的书名、《史记》的传播、司马迁与档案工作之间的关系、“马班异同”等几个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讨,不仅推进了传统课题的深化,同时还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但囿于时代,本时期的文学研究存在着研究面过于狭窄,研究文章过于零碎化,对《史记》个案研究不足的现象。第四章,建国三十年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相比较司马迁哲学和政治学思想研究的活跃与深入,本时期的文学思想研究显得凝滞,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也基本在“发愤着书”说、“春秋笔法”理论和“实录精神”这三个方面,与建国前的研究相比差别不大,仅在“实录精神”的分析上有所深入和开拓。
陈兰枝[8]（2018）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文中指出《教育杂志》是由我国近代最大的民营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办的教育专业期刊。它几乎与我国新教育制度轫始相伴,出版发行近40年,刊期长,影响大,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与教育话语变迁的重要窗口。上世纪30年代初到全面抗战以前,《教育杂志》的发展步入历史辉煌时期,单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4.5万册,成为民国时期传播范围最广,受欢迎度最高的专门教育期刊。卢沟桥的炮火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教育期刊的发展从战前的波峰阶段跌入全面陡降的波谷时期。由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教育界》,在全面抗战前与《教育杂志》并称教育期刊界的“双子星座”,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便宣告停刊了。《教育杂志》却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坚守期刊出版岗位,勇于担当战时教育媒介的历史责任,并显示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战时《教育杂志》一边致力于构建战时教育论坛,力求贡献意见,供当局采择,一边强化杂志信息功能,呈现战时教育生态,凝聚教育界同人的“教育救国”共识,鼓舞教育界同人的抗战信心。本文将《教育杂志》置于全面抗战和战时文教中心内迁的宏阔历史背景下,以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构建研究框架,对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与传播活动和其作为教育专业媒介的文化传播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考察。具体而言,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对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杂志》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应对情况进行了总体考察。考察内容具体包括战时《教育杂志》辗转多地短暂停刊并迅速复刊的过程,战时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和栏目的调整,以及杂志主编黄觉民及其办刊风格,战时作者群的演化特征和战时专题、专号的策划与出版。第二章主要探讨《教育杂志》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议题设置与论坛构建技巧。战时《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具有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并显现出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按照战时《教育杂志》主要栏目的功能进行划分,《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可分为由主体主导的“主论坛”和由“他者”组织构建的“辅论坛”两个部分,通过“战时教育方针”“战时函授自修”“师范教育”等具体战时教育议题的延展分析,更凸显了《教育杂志》编者使主辅论坛时而遥相呼应,时而弥合互文的论坛构建策略与技巧。第三章聚焦《教育杂志》对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生态的勾勒和描摹。战时《教育杂志》采用了通讯、调验报告、小说等多种文体对战时教育生态加以呈现。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界同人“冒危险,耐苦劳,淬砺奋发,维持全国教育文化于不坠,发扬民族意识,推进内地文化”,谱写了“足以动国际之观听,供盟邦之借镜”的辉煌教育篇章。《教育杂志》对于教育生态的呈现基于此,但却不满足于此。在这一总体视角之外,战时《教育杂志》对国统区内迁高校师生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学校学生这两大教育群体的精神风貌与爱国情怀又特别予以展现。此外,战时《教育杂志》对战时沦陷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也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分析。第四章以《教育杂志》上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各类书刊和相关业务广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战前战后在广告种类和广告策略上的变化,展现其作为专业教育媒介在文化抗战与商业追求之间游走的本质。第五章主要考察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发行传播方式。战时文教中心向大后方迁移,教育期刊陡降以及身处战时出版文化名城——香港是战时《教育杂志》所处的主要传播环境。商务印书馆的战时发行网络成为《教育杂志》主要依托的发行渠道,此外,战时《教育杂志》还充分借助馆内的书刊和馆外的报刊媒介进行宣传推广,得以在后方、香港和新加坡、澳门等地广为传播。第六章分析了战时《教育杂志》在推动战时教育政策制定与修正、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以及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宝贵一手史料等几个方面的传播效果与意义。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杂志》勇于承担文化抗战责任,引领教育界开展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助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抗战”大业,而不失权威教育期刊的专业水平。战时《教育杂志》的内容生产与出版传播是专业期刊媒介主动适应战争传播环境的成功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传播价值,也为当代教育期刊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冯贵民[9]（1984）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论文和资料篇目索引》文中提出（一）编辑说明一、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课教学需要,一九七九年我们编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材料和研究论文篇目索引》供系内使用。索引分五个部分,共收篇目1522条。现在这分索引即以原索引第五部分为基础经过增删和重新编排而成的。
张然[10]（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认为《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论文和资料篇目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论文和资料篇目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中美两翻译机构英译毛泽东着作之多维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现状 |
| 1.2.2 存在的问题和启示 |
| 1.3 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问题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主要理论、概念和方法 |
| 2.1 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作为研究翻译的三个维度 |
| 2.2 “话语维度”作为研究翻译的另一个维度 |
| 2.2.1 话语翻译与再情景化 |
| 2.2.2 政治话语的翻译 |
| 2.3 翻译研究中的“副文本”研究方法 |
| 2.3.1 “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及其丰富性 |
| 2.3.2 翻译中的“副文本”研究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副文本”的中美两机构翻译行为比较 |
| 3.1 中文版《毛泽东选集》 |
| 3.1.1 《毛泽东选集》的修订和出版 |
| 3.1.2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来源和特征 |
| 3.1.3 深度参与新中国社会实践的《毛泽东选集》 |
| 3.1.4 《毛泽东选集》的语言特点 |
| 3.2 从“外部副文本”看中方机构的两个译本生产过程及特点 |
| 3.2.1 伦敦版译文 |
| 3.2.1.1 伦敦版译文的翻译 |
| 3.2.1.2 伦敦版译文的出版 |
| 3.2.1.3 伦敦版译文的实用型接受和学术型接受 |
| 3.2.2 外文社译文 |
| 3.2.2.1 第四卷的翻译 |
| 3.2.2.2 前三卷的修订 |
| 3.2.2.3 译文的影响和意义 |
| 3.2.3 翻译赞助人的作用 |
| 3.2.4 集体合作的翻译模式 |
| 3.2.5 翻译标准 |
| 3.2.5.1 毛泽东作为翻译规范的建议者 |
| 3.2.5.2 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
| 3.2.6 中方机构两译本主要区别之初探 |
| 3.3 从“外部副文本”看美方机构的译本生产行为 |
| 3.3.1 机构——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
| 3.3.2 机构中的译者——费正清、施拉姆等学者 |
| 3.3.3 施拉姆主持的对毛泽东着述的翻译 |
| 3.3.3.1 翻译所采信的原文 |
| 3.3.3.2 主要人员和翻译过程 |
| 3.4 基于“内部副文本”的中美两机构三个译本比较 |
| 3.4.1 封面/底页副文本和扉页副文本 |
| 3.4.2 目录页副文本 |
| 3.4.3 正文中篇目呈现方式 |
| 3.4.4 本节小结 |
| 3.5 本章小结：中美两机构对毛泽东着述英译行为的对比发现 |
| 第四章 中美两机构三组译文的比较研究 |
| 4.1 话语维度 |
| 4.1.1 原文和译文的社会实践意义 |
| 4.1.2 原文的语境因素 |
| 4.1.2.1 《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语境 |
| 4.1.2.2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 |
| 4.1.3 译者的因素 |
| 4.1.3.1 译者对原文的版本选择不同 |
| 4.1.3.2 哈佛版个别篇目有明确的基本独立的译者 |
| 4.1.3.3 “专家型译者”杜博妮的翻译选择 |
| 4.1.3.4 “专家型译者”沃特森的翻译选择 |
| 4.2 概念维度 |
| 4.2.1 “鸿毛”的雅俗之分和“泰山”的归化异化之分 |
| 4.2.2 “文艺”的“普及”和“提高” |
| 4.2.2.1 “文艺”的翻译与译者专业知识的发挥 |
| 4.2.2.2 “普及”和“提高”的显化翻译 |
| 4.2.3 “精兵简政”及其他 |
| 4.3 人际维度 |
| 4.3.1 “我们”的“士兵”和“老百姓”之“死” |
| 4.3.2 “座谈会”上的“文艺工作者” |
| 4.3.2.1 “座谈会”的人际意义 |
| 4.3.2.2 作为指称策略的“文艺工作者”的翻译 |
| 4.3.3 人际维度的其他翻译处理 |
| 4.4 语篇维度 |
| 4.4.1 词汇衔接 |
| 4.4.2 段落织综 |
| 4.4.3 密集重复用词的翻译处理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中美两机构翻译行为的比较结论 |
| 5.2 中美两机构翻译产品的比较结论 |
| 5.3 研究创新点 |
| 5.4 对当下中央文献翻译的启示 |
| 5.5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3）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4）“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难点、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的转变 |
| 一、从批“极左”到批“极右”:“批林”与“批孔”的联合 |
| 二、晚年毛泽东扬法抑儒观念的形成 |
| 三、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林彪与孔孟之道》 |
| 第二节 “评法批儒”运动的开展 |
| 一、专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批孔”转向“评法” |
| 二、“法家”人物谱系的确立 |
| 第三节 “评法批儒”的影响 |
| 一、儒法对立的极端化 |
| 二、“影射史学”的滥用 |
| 第二章 “评法批儒”运动时的“古籍整理热” |
| 第一节 法家着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激发的古籍注释热潮 |
| 一、遍地开花的校注组 |
| 二、校注组的运行体制 |
| 第二节 法家相关着作的喷涌 |
| 一、古籍及相关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二、法家着作选注及数量庞大的小册子 |
| 三、活页文选的大规模发行 |
| 第三节 法家之外的古籍整理 |
| 一、“批儒”作品的盛行 |
| 二、儒、法“同盟军”作品的大量面世 |
| 第三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上) |
| 第一节 《商君书》研究 |
| 一、名目繁多的《商君书》出版物 |
| 二、从三结合到专家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的变迁及研究 |
| 三、高亨及其《商君书》研究 |
| 第二节 《韩非子》研究 |
| 一、韩学:子学研究的热点 |
| 二、《韩非子校注》的成就及失误 |
| 三、“韩学”研究的遗产——以《韩非子札记》与《韩非子索引》为中心的探讨 |
| 第四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中) |
| 第一节 喧嚣一时的《荀子》研究 |
| 一、《荀子》相关出版物及特点 |
| 二、章诗同《荀子简注》评析 |
| 三、《荀子新注》的成就与失误 |
| 第二节 备受瞩目的《盐铁论》研究 |
| 一、“评法批儒”时《盐铁论》研究的“高峰” |
| 二、“儒法斗争”色彩浓厚的《盐铁论》研究 |
| 三、《本议》篇注译的偏颇态度 |
| 第五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下) |
| 第一节 “评法批儒”催生的《封建论》研究 |
| 一、《封建论》研究的流行 |
| 二、没有代表作的“扭转期” |
| 第二节 “三不足”精神与王安石研究 |
| 一、为荆公辩诬:李绂、蔡上翔着作的大量发行 |
| 二、众多出版物合力:王安石改革者正面形象的塑造 |
| 三、一次失败的改写:邓广铭的《王安石》 |
| 第三节 章太炎研究的开展及推进 |
| 一、“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热 |
| 二、章太炎着作编注组及《章太炎诗文选注》 |
| 三、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 |
| 第六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及反思 |
| 第一节 政治运动的学术遗产 |
| 一、“法家”研究的成就 |
| 二、由“评法批儒”开启的若干研究领域 |
| 第二节 政治风潮中的学术种子:中青年一代的成长 |
| 一、古籍注释的中坚力量 |
| 二、学术青年的成长 |
| 第三节 学术视角下“评法批儒”运动的反思 |
| 一、“法家”研究扩大化的歧途——以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
| 二、政治批判对古籍校注的渗透 |
| 三、“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存 |
| 结语 |
| 附录: “评法批儒”产生的相关作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民国以来重要唐宋词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本学的由来及选本的价值功能 |
| 第二节 唐宋词选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基本思路及主要内容 |
| 上编 综论篇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唐宋词选概述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唐宋词选兴盛的原因探求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唐宋词选的体貌特征 |
| 第三节 三大类型词选探究 |
| 小结 |
| 第二章 建国后三十年唐宋词选概述 |
| 第一节 建国后三十年中唐宋词选衰退的原因透视 |
| 第二节 建国后三十年唐宋词选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建国后三十年若干重要唐宋词选探论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唐宋词选概述 |
|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唐宋词选繁盛的原因剖析 |
|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唐宋词选概貌 |
| 第三节 五种特殊类型词选探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发展轨迹及历史文化意义 |
| 第一节 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发展轨迹 |
| 第二节 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历史文化意义 |
| 小结 |
| 下编 分论篇 |
| 第五章 传统型词选的结穴之作：朱祖谋《宋词三百首》 |
| 第一节 朱祖谋及其《宋词三百首》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朱祖谋词学成就及《宋词三百首》成书过程 |
| 第三节 《宋词三百首》对传统选本的继承与开拓 |
| 第四节 《宋词三百首》的词选特色 |
| 第五节 《宋词三百首》刊刻以来的传播与接受 |
| 小结 |
| 第六章 开创现代型词选的典范之作：胡适《词选》 |
| 第一节 胡适的白话文学思想及其词学观念 |
| 第二节 《词选》的编撰缘起及成书过程 |
| 第三节 《词选》的选本特色 |
| 第四节 《词选》的重要意义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与古维新、取精用弘的名家之选：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 |
| 第一节 龙榆生其人及其词学贡献 |
| 第二节 《唐宋名家词选》的成书过程及其版本考述 |
| 第三节 《唐宋名家词选》的选本特色 |
| 第四节 《唐宋名家词选》的选本价值与历史意义 |
| 小结 |
| 第八章 建国三十年中最具影响的普及型词选：胡云翼《宋词选》 |
| 第一节 胡云翼的生平着述及其词学贡献 |
| 第二节 胡云翼的词选观念及其词选编撰 |
| 第三节 《宋词选》的选本特色 |
| 第四节 《宋词选》的传播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九章 识才兼备、意寓深广的研究型词选：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
| 第一节 俞平伯的治词经历及其词学思想 |
| 第二节 俞平伯的选词实践及其词选观念 |
| 第三节 《唐宋词选释》的选本特色 |
| 第四节 《唐宋词选释》的选本价值与时代意义 |
| 小结 |
| 第十章 亦新亦旧、“蕴义宣扬”的苦心之选：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
| 第一节 唐圭璋的词学渊源及词学成就 |
| 第二节 《唐宋词简释》的成书缘起 |
| 第三节 《唐宋词简释》的选本特色 |
| 第四节 《唐宋词简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
| 小结 |
| 第十一章 唐宋词鉴赏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唐宋词鉴赏辞典》 |
|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鉴赏热产生之原因及其表现 |
|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唐宋词鉴赏辞典的编撰及其共性特征 |
| 第三节 《唐宋词鉴赏辞典》的选本特色 |
| 第四节 《唐宋词鉴赏辞典》的历史意义和重要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经眼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6）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历代《史记》文学研究略叙 |
| 二、论文选题的意义 |
| 三、研究对象 |
| 四、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概览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成果概览 |
| 一、着作类成果 |
| 二、文章类成果 |
| 第三节 《史记》“人民性”讨论 |
| 一、《史记》“人民性” |
| 二、司马迁哲学思想 |
| 第四节 研究特点 |
| 第二章 建国三十年司马迁研究 |
| 第一节 司马迁生平研究 |
| 一、生年研究 |
| 二、卒年研究 |
| 三、游历研究 |
| 第二节 司马迁评价研究 |
| 一、司马迁的贡献 |
| 二、司马迁的地位 |
| 第三章 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编纂体例 |
| 一、《史记》“五体” |
| 二、“太史公曰” |
| 第二节 人物研究 |
| 一、写人艺术 |
| 二、人物形象 |
| 第三节 语言艺术 |
| 一、古语、口语、谚语 |
| 二、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 |
| 三、讽刺语言 |
| 四、字法与句法 |
| 第四节 叙事艺术 |
| 一、互见法 |
| 二、寓论断于叙事 |
| 三、艺术结构 |
| 第五节 其他研究 |
| 一、《史记》书名 |
| 二、《史记》传播 |
| 三、档案工作 |
| 四、马班异同 |
| 第四章 建国三十年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 |
| 一、发愤着书 |
| 二、春秋笔法 |
| 三、实录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分析 |
| 一、有关民国教育期刊的总体研究 |
| 二、关于民国教育期刊个案的研究 |
| 三、有关《教育杂志》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概况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以前的出版传播简述 |
| 一、初创发展阶段(1909—1922) |
| 二、变革创新阶段(1922—1931) |
| 三、复刊飞跃阶段(1934—1937)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编辑与出版应对 |
| 一、短暂停刊、快速复刊与多地辗转 |
| 二、办刊宗旨、编辑方针与栏目调整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主编与作者群 |
| 一、教育家型主编黄觉民 |
| 二、专业权威的多元作者群 |
| 第四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专题与专号策划 |
| 一、专题、专号的策划出版概况 |
| 二、专题、专号的策划方式创新 |
| 三、专题、专号的战时话语演进 |
| 第二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教育论坛构建 |
| 第一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 |
| 一、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 |
| 二、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 |
| 三、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主要议题 |
| 一、关于战时教育方针定位的争论 |
| 二、关于战时函授自修制度的研讨 |
| 三、关于战时师范教育发展的建议 |
| 第三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策略 |
| 一、设置弥合呼应的主辅论坛 |
| 二、延拓民众教育的补充论坛 |
| 第三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教育生态呈现 |
| 第一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文体形式 |
| 一、短讯与通讯 |
| 二、调查与统计 |
| 三、小说与传记 |
| 第二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基本视角 |
| 一、总结战时教育遭受的各项损失 |
| 二、报道战时各类教育的应对举措 |
| 三、展现教育同人英勇的抗战行为 |
| 四、介绍国外战时教育及国际互动 |
| 第三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特定视角 |
| 一、国统区高等教育与师生教育救国形象构建 |
| 二、边区各类教育与学生抗战学习生活营造 |
| 三、沦陷区奴化教育与“文化汉奸”面目揭露 |
| 第四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广告特征与广告策略 |
| 第一节 战时广告的构成 |
| 一、战时广告的概况 |
| 二、战时广告的种类 |
| 第二节 战时广告的特征 |
| 一、馆外商业广告难觅踪迹 |
| 二、抗战图书广告种类繁多 |
| 三、新创抗战刊物广告力度大 |
| 四、战时补充教材广告成为主体 |
| 五、常规业务广告呈现抗战特色 |
| 第三节 战时广告的策略 |
| 一、利用“文化抗战”进行事件营销 |
| 二、提升广告与期刊内容的匹配程度 |
| 三、开展高频度与多维度的持续宣传 |
| 第五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战时传播环境 |
| 一、书刊出版传播追随文教中心迁移 |
| 二、经历辗转确定香港为战时出版地 |
| 三、教育期刊出版整体进入波谷时期 |
| 第二节 战时发行方式与传播策略 |
| 一、依靠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渠道发行 |
| 二、通过商务印书馆的书刊互动宣传 |
| 三、借助商务印书馆的馆外报纸推广 |
| 四、改进内容生产维护特定受众群体 |
| 第六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传播效果与意义 |
| 第一节 助推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与修正 |
| 一、促进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 |
| 二、推动战时教育政策的修正 |
| 第二节 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 |
| 一、维护商务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 |
| 二、推动商务抗战与文教图书的销售 |
| 第三节 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
| 结语: 应对与引领 形塑与调和 |
| 附录 |
| 1. 商务印书馆编审部迁往长沙后的合影 |
| 2. 1938-1941年《教育杂志》封面 |
| 3. 1938-1941年《教育杂志》版权页 |
| 参考文献 |
| Ⅰ 中文部分 |
| Ⅱ 英文部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 结语 |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论文和资料篇目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2]中美两翻译机构英译毛泽东着作之多维度比较研究[D]. 朱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8(04)
- [3]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4]“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D]. 陈闯. 山东大学, 2019(09)
- [5]民国以来重要唐宋词选研究[D]. 许菊芳. 苏州大学, 2012(03)
- [6]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7]建国三十年《史记》文学研究史论[D]. 包智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8]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D]. 陈兰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9]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论文和资料篇目索引[J]. 冯贵民.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1984(00)
- [10]“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