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追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二三事（论文文献综述）
杜立芳[1]（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研究指明“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张金国[2]（2018）在《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民族工作是民族国家社会结构中国家——民族二元互动关系的载体,体现国家民族问题治理的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国家意识,是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多民族国家制度重建的变动时期,民族工作事关民族社会内部关系的重构、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权力的整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实践处于转型为基础的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即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有所不同,但需要突破的具体困境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均需完成政治秩序的重建。习仲勋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他不仅仅是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更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造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执行者、重大政策制定者、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他本人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独特观点、理论,他所倡导的民族宗教工作方法,他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功实践,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的西北民族地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层层障碍,在国家初创之际积极推进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理顺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可以说,正因为习仲勋开创性的民族工作思想才使得西北区域社会没有成为初生国家的包袱与负担,避免了历史上西北民族宗教问题阻碍国家建设的悲剧重演,其意义不仅仅在建国初期西北民族地区的一隅一地,更给整个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理论上的任何一种解读、研究乃至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研究习仲勋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民族工作的思想,尤其是建国初期民族工作思想,一方面在于追求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治理上走过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历史的镜鉴寻求对当下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因为习仲勋所处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他基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思想,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极力解决的民族问题,依旧极具针对性、指导性。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按照既定的行文规则概述选题的缘由与选题理论与现实意义,整理和评述既有的文献资料与学术研究成果等。对于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研究,不能单纯地聚焦于他本人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特定行为与思想,而必须放眼他的时代与时代所赋予他的时代文化与社会背景,这样才能了解他的思想何以产生、为什么会产生。纵观世界人物思想研究,就个人思想而言,不可能单纯地就理论而理论地认识、了解一个人,必须把个人放在社会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为此,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结合大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结合习仲勋的生平,做一个全面的纵向梳理,以期揭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化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认知。一种思想的萌芽、产生、发展都是一个辩证的社会化过程,如果简单地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剥离出来,那么离开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就是抽象的,就必然是僵死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文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发展历程即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的三阶段,展示其民族工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这一大的社会场域中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理论架构的视角或向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要内容的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也不例外。习仲勋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尤其是早期家庭的熏陶与后期革命实践的深刻影响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论文的第三部分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进行了剖析,即以民为本的群众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根基、实事求是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团结发展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终极目标,三个基本向度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根本底色、价值追求（出发点、实现什么、怎么实现）。恩格斯指出,研究这些思想动机“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1）可以说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的动机正是要体现作为一种理论在国家构建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论文第四部分围绕习仲勋在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统战、民族社会改造、宗教工作等方面的若干重要观点、思想展开研究,也正是这些理论与观点建构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体系内容。方法论之所以在一定语境中被上升为“原则”或“根据”,是因为它们能以某种方式规定研究的方向,从而排除显然会使所说明的问题陷入“困境”的方向。基于此,论文第五部分以习仲勋在民族宗教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展开研究。一种理论与思想的强大力量,不在于理论与思想的深邃莫测,而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虽然具有某种历史性和阶段性特点,但由于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赖以成长的社会土壤、社会发展阶段、民族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它必须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不是面对自己既有的结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同样要指导实践,它要根据新时期民族的新问题,总结新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因此,文章结语部分主要内容是结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深刻挖掘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韩元秀[3]（1996）在《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追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二三事》文中研究指明提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人们都知道他曾被周总理誉为"赤色资本家"。1983年,他又受中央领导重托去香港组建总部设在外面的光大集团公司。但是,他长期追求革命,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且颇具传奇色彩的内情却鲜为人知。第一件事就是,不是共产党员的王光英,却成了共产党嫌疑犯。事情发生在1938年,那时王光英还不到20岁,正准备到北平辅仁大学就读化学专业。当时
邱少明[4]（2011）在《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文中指出本论文之所以要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其目标诉求和价值意蕴表征以下五点：第一，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我们能够洞悉马克思主义是薪火相传的，因为它透显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苦闷彷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门新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当时在中国被摘译、节译、全译、出版、传播是不可避免的。毋庸置疑，颠扑不破的马克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第二，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一步一步中国化、大众化、群众化和民间化的，这为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第三，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我们可以察觉译者的政治意图、翻译主旨和学术风格，体悟他们是如何追求马克思主义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译介者提供启示，即我们需要要继承和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第四，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史，我们可以从翻译学视角考量，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者留下哪些宝贵翻译经验，比如他们的文本选择、翻译理念、所用术语、表述技巧等，其中的得与失，成功与不足，为我们当下乃至以后的翻译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第五，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的着作，只是一些专着、论文、报告等论述、提及这方面的内容。因此，本论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翻译史属史学范畴。“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乃严格遵循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对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进行史学考证、史学阐述、史学析论、史学实践的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共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时期。第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第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第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至1949年）。由于讲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必须先提及晚清的翻译，所以本论文第一章首先述论晚清翻译概况。第二、三章分别讲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至1949年）是22年，于这一历史时期，无论共产党人士还是其他党派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均相当重视，翻译成果非常之多，因而在编排上，将其划分为上、中、下三章，即分别为第四、五、六三章。第七章通章是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相互关联。第八章为结语。最后还有三个附录，附录材料或属珍贵史料或系学术前沿，有助于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有一个深广内蕴的洞察和纵横向度的思索。第一章绪论，先讲缘起：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中文报刊首次正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之名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肇始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2月下旬的第一百二十二号的《万国公报》（由沪广交学会出版）中，这一号登载了由李提摩太摘译、我国教士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用一百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晚清时我国的马克主义译介的诱因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维度。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仅仅为摘译和节译，而且错讹较多，但是有助于国人接触和认知马克思主义。再讲民国史分期，本人是依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的分法。接着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厘定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厘定以及经典作家的经典着作厘定。最后进行“翻译史”释义：“翻译史”的性质和特征，“翻译史”的对象和方法，“翻译史”的旨趣和意义，“翻译史”的掘进和创新，文献综述。关于创新，本人认为，首先，欲创新必须温史；其次，欲创新必须“论从史出”；再次，欲创新必须多维思维；最后，欲创新必须实践。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年）这一章，首先阐述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包括《泰西民法志》情况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不过，众所周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仅3个月，时间非常之短，众多理论翻译者这时都只顾侧耳倾听民国刚建时的隆隆政治惊雷，同时还在观察、思考、比较和观望之中，所以，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第三章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至1928年），该章内容如下：1、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至1916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以及这一历史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2、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6至1920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多维考量。3、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0至1924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4、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4至1928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1920年的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当成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首种正式出版发行面世。《资本论》最早的部分中译文，是1920年10月上海出版的《国民》月刊第2卷第3号刊载的一篇署名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和传播工作特别重视。于此时期，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翻译家，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和传播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陈望道于1920年8月出版了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掀起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热潮，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上）这一章，内容安排的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1937），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大革命”惨痛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开展独立的武装革命，脚踏实地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求索中国式革命发展道路。这一深刻转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否定了国共关系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正式开始拒斥唯书（马列经典）唯上（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在该阶段，苏俄替换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的主渠道，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被大量地译成汉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等等。尤须指出的是，193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译者华岗），《资本论》亦有4个译本。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中）这一章，首先讲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37至1945年），接着讲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多维考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既为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圣地，亦是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工作的中枢。当时在国统区和日占区，我党依托秘密的组织系统，坚持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出版、发行及传播工作。当时的上海，是我党出版发行的重点地区。比如，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发行了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3卷本《资本论》，同一年还出版发行了《中国问题评论集》（由沪珠林书店出版）、马恩合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译者郭沫若）及《马恩科学的文学论》。但囿于当时环境，抗日战争时期还无力将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全部翻译，并且翻译时经常出现乱删情况，导致质量上的欠缺和读者的精准理解。比如：第一，随意删节，导致了译文谬误。马列原文，只出节本时应把删节之处向读者讲清，否则会造成读者误读。第二，存在着过多的摘译，以应急需，但读者不能理解全貌和掌握全文精神实质。第三，一些转述不准确，比较断章取义。第四，翻译过程中有时随意加入自己的理解。在翻译时，一些译者有时不遵照原文，而加入自己感想的现象，从而影响了中译本的质量。第六章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下），该章内容如下：1、国共协商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5至1946年）。2、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6至1949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很多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均陆续出版发行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然而，出版、发行及传播的工作是以各大解放区为基本阵地，像延安解放社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版发行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中译本。第七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该章内容如下：1、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3、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诉求，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八章结语，在学理层面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的基本规律，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脉络，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现实启示的基本视角。本文还设计了三个附录。附录1《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概述》，附录2《1949年后台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研究概述》，附录3《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研究概述》。通篇论文采用“史学史体例”，不仅将“通论”、“分论”有机融合，而且在笔墨泼洒上，“史”占约70%，“论”占约30%，以规避结构失衡。同时，本论文的拾遗补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补充不为大家所熟悉的、注重的经典着作翻译情况；二是对一些名气很小的译者对经典着作的翻译情况进行补遗。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研究，仅仅看谁翻译了什么着作，而忽视多维考量，比如对译者“解读的解读”。本论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三重维度，做好一段时期的析论和整个民国时期的析论，并指出其当代意蕴，尤其是深入反思当前今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蒋国栋[5]（2019）在《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仲勋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有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他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兢兢业业、舍己为国为民,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多次评赞,为全党的统战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和楷模,习仲勋在其革命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统战阅历和深厚统战理论,值得今天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着眼于习仲勋七十余年革命生涯中的统战要素,打破传统的历史流水账的叙述范式,以习仲勋统战对象和统战工作内容为逻辑范式,从而形成了脉络清晰、结构缜密、论点鲜明、论据翔实的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是阐述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形成的逻辑与背景。分析认为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共产党探索统一战线思想的经验教训以及从事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历程,构成了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实践基础。第二章主要探讨习仲勋在发展国共统一战线关系上的探索与实践,描绘出习仲勋在革命战争年代,毅然扛起“兵运”大旗,成功策动多支国民党部队起义;颁布统战政策,激发陕甘边区建设活力;开展反摩擦斗争,粉碎顽固派反共图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丽图景。第三章主要论述习仲勋灵活谨慎处理民族、宗教事务。民族宗教工作是关系党的全局性工作,习仲勋始终把它们作为统战工作中的重点,他时刻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谨慎稳进地开展宗教界肃反运动,多措并举领导西北剿匪反霸斗争,为新疆、西藏问题的解决倾注大量心血。第四章主要探析习仲勋在团结文教领域广大知识分子方面作出的努力。习仲勋积极贯彻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态度与主张,建立了“四位一体”教育体系,提出了“四个结合”办学理念,积极保护“抢救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他饱含人文情怀,“走南闯北”组建剧团,呕心沥血传播秦腔,以实际行动鼓励支持爱护文艺工作者。第五章主要阐述习仲勋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的统战实践与理论。港、澳、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习仲勋始终做到把祖国统一问题融入到实际工作中,他积极贯彻中央对港澳台的大政方针,创新方式方法,坚持以经济统战为切入点,团结争取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巩固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营造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有利环境,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第六章作为总结章,是对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地位作出概括性阐述,彰显了他作为统战工作者的光辉典范,善于贯彻运用党中央统一战线思想解决问题,具备独当一面处事能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实事求是,善作调查研究,以至诚之心交友的优秀品质。启示当前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服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加强统战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必须重视统战干部队伍的建设。
雷兵[6]（2004）在《“改行的作家”：市长李劼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文中研究表明李劼人是中国近代历史长篇小说作家，也是近现代四川、成都区域文化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从1950年7月开始，一直到1962年12月逝世，他又担任着地方政府的领导职务，即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像他这样既是着名作家，又是市长的人，在这一时段中虽不多见，但其融入新社会的个人经历，在他这一辈作家乃至知识分子中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旨在对这一时段李劼人的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以前对李劼人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重点主要集中在其作品上，多属于文学评论性质，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李劼人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尚不多见。其次，既存的研究多侧重1949年前的李劼人，对他1949年以后的言行思想，特别是其在新社会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多为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样，对李劼人的整体了解和认识，甚至包括对其作品的研究，都存在相当的不足。 上述第一个特征自然和李劼人主要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形象”有关，但也反映出目前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的深入。一个作家不仅仅活在其作品中，而主要是活在其时代中；作家的作品虽然有一定的艺术独立性，也是作者对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曲折“回应”。因此，离开历史的考察，而仅仅将李劼人研究局限在文学的领域内，认识至少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既存的李劼人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李劼人历史形象的塑造，正是构成一般认知中李劼人形象的一部分，它们本身也具有“史料”的价值。至于1949年后李劫人的思想活动少见探究，除了政治上把握的难度外，很大程度上或与李劫人在此后的“角色”转变有关。这10多年中，李劫人的土要身份是行政官员，在文学创作上，除了《大波》的重写，似乎并无大的作为，这不符合人们对李劫人历史形象的定位，因此受到了忽视。但对于李劫人这样尚在心中保留着一定程度上的“十”的认同的知识分子来说，“市长”的角色至少与“作家”的角色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事实上，这正反映出他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位间的冲突。倘将他这一段经历轻轻带过，对其作品的认知恐怕也是有限的。 本文在大量原始档案材料的基础上，从其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入手，尽量探索李劫人在解放后的内心世界。这种探索，有可能触摸到他创作的脉博，但并不着眼于对其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的研究，而是着力于对李劫人思想的研究，试图揭示一个旧知识分子，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在新时代新社会的工作和创作中所面临的种种矛盾，特别是他在作家与官员这两个身份认同之间来回转换的尴尬和困窘。同时，本文尽可能揭示李劫人既想积极融入新的社会，又难于完全融入其中的一种生存状态，并对产生这种状态的社会和思想背景进行初步的思考和分析。 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属于追述性质，简要梳理他在1949年前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脉络，以考察其1949年前后思想的内在关联。第二章以下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对李劫人在解放后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心态历程进行了探索。 解放初期，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李劫人虽有种种疑虑，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劝说下，仍然积极承担起副市长的责任。但他很快发现，他的自我期许与外界对他的角色认定往往南辕北辙。他到底是一个“市长”，还是作家?这种此前并不存在的“角色认同”困窘成为理解他最后13年人生道路的一条“土线” 李劫人在思想、生活等各方面经历了与同代不少知识分子大致相同的命运。简言之，其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 1950年7月至1954年9月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李劫人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所担任的社会职务及相关的事务性工作上，文学创作儿乎完全停止。第二阶段自1954年9月他接到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其长篇小说的通知到1957年“反右”开始前。这一阶段，他将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进行文学创作，土要是对《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进行修改。事务性的工作相对来说减少了不少，解放后他对文学创作的见解，大多是这段时间发表的。第三阶段从“反右”后至1962年12月逝世。这一阶段，李劫人的活动仍以文学创作为土，但相对而言，其思想要压抑和沉闷得多。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李劫人在新时代的工作和创作中面临着种种困惑与矛盾。他既想积极融入新的社会，又与新社会有着不小的“隔膜”。他把自己视作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却又发现自己更像一个“花瓶”。这种矛盾既有他个人因素，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有着特殊的时代原因。 对于有着长期“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读书人来说，李劫人在解放后成为副市长，似乎是一次难得而又“合理”的际遇。但是，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止，“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十大夫”己经在“社会”的层面上为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所取代了，而现代知识分子则更多地强调学术与政治的分离。虽然在t’，自态”上，不少知识分子还残留着“十大夫气”，但“形势比人强”，“有幸”步入政坛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行为方式，自己也就难免失望，有时也会令他人“失望”。李韵人的经历，正须放在这一时代大语境下去理解。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共产?
高天鼎[7]（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认为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郝斌[8]（2018）在《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文中认为王琦,从20世纪30末至90年代末,一直是活跃在中国艺坛的一位重要美术家。在艺术创作方面,他的《嘉陵江上》《侯水》《石工》《晚归》《老榕树》等已成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以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经典;在艺术理论方面,他积极参与理论争鸣,撰写了大量美术文论,已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的重要文献;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曾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担当中国美术界领导等。王琦已然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洪流中涌现出来的一代美术家的杰出代表。同时,王琦独特的艺术生涯使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转型的历史洪流之中,并在其中不断被裹挟、被整合、被改造,既构成了一种“整一性”,也同时包含着矛盾性和复杂性。以王琦为个案,正恰切地揭示了在时代艺术洪流的磅礴涌动中个体与时代、艺术与政治（或革命）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艺术家在其中所遭遇的矛盾心态和艰难选择。从20世纪30年代以至“文革”前这一重要时段,构成了 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一段加速“整合”的特殊时段,而王琦正成为我们审视、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
郝在今[9]（2000）在《协商建国——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文中研究表明 引言:谁是共和国的母亲人皆有母,谁是共和国的母亲? 公元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50大寿。在这大庆的日子,普天下中国人有理由弄清自己的国家如何诞生。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决定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那么,共和国是由全国人大批准成立的? 可是,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召开是1954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
徐兵[10]（2009）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与运行（1949-1956）》文中研究指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孕育了近代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由此世界政治文明中出现了政党和政党制度。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的炮舰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也随之而入,对古老的中华帝国产生重要影响。先进的中国人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因而“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繁荣富强”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梦想,“救亡图存”与“发展求富”成为近代中国的两大基本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先知先觉者”在斗争中,目睹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既而倾向西方政治文明,掀起了“立党救国”的浪潮。一时间,中国政坛党派林立,政见各异,虽称得上完整意义上政党者,寥寥无几,但毕竟在这个封建帝国开始了“立政党”、“开议院”的尝试,开创了在中国探索政党制度的先河。尽管“政党治国”的善良愿望很快被封建统治者扼杀,但思想闸门业已打开,引来的是追求民主政治的滚滚洪流。几经博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建立的中国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逐步发展壮大,并夺取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孙逝世后,蒋介石窃取革命果实,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压制其他政党,抛弃多党制,实行其一党独裁统治。但事与愿违,就在蒋氏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中间党派,一些中间党派成为后来的民主党派。同时,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擦干身上的鲜血”,拿起武器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彰显了先进性和战斗力,逐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赢得民主党派的支持,在战斗中和民主党派建立了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成为和民主党派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经过周密筹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波折,经过整合,还有8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些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56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指导方针,开始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的新起点。同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创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运行方式,各党派自身的运行方式也呈现出新特点,逐步向执政党和参政党转变。文章按照上述历史逻辑,设计了框架:绪论、主体四个部分和结语。绪论阐明选题意义、研究现状,介绍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从宏观上说明文章主要内容。第一部分,首先简单介绍世界上资本主义政党、社会主义政党的产生和政党政治的出现。接着,说明清末,中国政党的建立、政党政治、议会民主的兴起与破产,以及孙中山倡导的政党制度的失败。这部分还介绍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些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分化组合。第二部分,开始说明确立政党制度的准备工作,以及政党制度怎样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文章较为详细地说明了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如何在险恶的环境中顺利到达解放区,以及怎样筹备新政协。作者认为新政协的召开,仅在国家体制层面上建立了政党制度,而全国范围内政党制度的建立是随着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而建立。这部分还介绍中国共产党制定具体政策帮助民主党派发展,说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的过程及历史意义。第三部分,用社会生态一般理论说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多党合作的具体内容,以及这一制度对社会生态的影响。围绕经济发展这条主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共同奋斗,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较快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接着说明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民主党派实现了自身的两次转变。另外,这部分还详细论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的相互关系。第四部分,前两节说明政党制度的运行方式,即在政权系统内的运行和执政一参政合作的几种具体形式。接着文章分析了政党制度主体（执政党和参政党）自系统的组织活动方式。结语分析这一时期政党制度的主要价值和存在的不足。并对长期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做了分析,就如何加强和改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提出了一些思考。
二、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追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二三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追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二三事（论文提纲范文）
（1）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
| 第二章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
| 第四节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
| 第三章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
| 第四章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
| 第四节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
| 第五章 巩固和深化(1999—) |
| 第一节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特点和价值 |
| 第三节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
| 第四节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
| 第五节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渊源和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的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西北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 |
| 二、宗教是生活的盐 |
| 三、中国共产党西北民族工作的实践 |
| 第二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萌芽阶段(1922-1936年) |
| 一、进入立诚中学：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
| 二、参加学运,狱中入党：接受马克思主义 |
| 三、投笔从戎,创建根据地：实践马克思主义 |
| 第二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阶段(1936-1945年) |
| 一、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二、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第三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成熟阶段(1945-1952年) |
| 一、习仲勋民族工作的西北重要实践 |
| 二、总结了西北民族工作的出发点 |
| 三、规范西北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 |
| 四、提出了西北民族工作的干部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以民为本的群众观：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 |
| 一、“人民就是江山” |
| 二、“江山就是人民”的群众立场 |
| 三、“群众路线要在群众中实践” |
| 第二节 实事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 |
| 一、“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
| 二、“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
| 第三节 团结发展：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价值取向 |
| 一、“民族团结是西北的政治问题” |
| 二、“民族团结是西北工作的原则” |
| 三、“谁离开民族团结问题,谁就不是从西北工作出发” |
| 第四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上的若干重要提法 |
| 第一节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提出“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准备阶段 |
|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采取“有准备、有步骤”的方针 |
|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反对两种“偏向” |
| 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原则、条件、目的 |
| 第二节 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站在民族纠纷之外解决民族纠纷” |
| 二、“西北的统战工作就是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与敌人竞争” |
| 三、民族统战要突出党性,“麻烦就是革命工作” |
| 第三节 关于民族社会改造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西北工作要照顾民族和地区特点” |
| 二、“群众要土地粮食,我们要农民群众” |
| 三、民族干部必须是土改的执行主体 |
| 四、“联合一部分封建反对另一部分封建” |
| 五、民族地区土改的“八不动”原则 |
| 六、民族地区土改中的“两个不能变”原则 |
| 七、“两个不完全”思想,建立最广泛的宗教统一战线 |
| 第四节 关于宗教工作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克服‘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 |
| 二、“该松绑的松绑,该捆死的捆死” |
| 三、“宗教工作必须服从于国家政治任务” |
| 四、“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 |
| 五、“宗教工作三分书本知识,七分实践知识” |
| 六、“宗教信仰自由,但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问题” |
| 七、“群众路线是宗教工作的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 |
| 第一节 慎重论：民族工作不要急 |
| 一、“慎重论”的提出 |
| 二、慎重论的理论内涵 |
| 三、“不怕慢,只要搞对”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论：“大同”“小异”的民族统战方法 |
| 一、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
| 二、“小异”“大同”就是统一战线 |
| 三、尊重差异,但不强调差异 |
| 第三节 规律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须根据民族特点办事 |
| 一、民族工作需掌握民族特点 |
| 二、民族工作需尊重民族特点 |
| 三、依据民族特点做好民族工作 |
| 第四节 和平论：“民族问题不是武力充足不充足的问题” |
| 一、和平论的提出 |
| 二、和平也是斗争的方式 |
| 三、“和平论”对现实的指导性 |
| 第五节 “团结论”：团结上层,争取下层 |
| 一、团结论的提出 |
| 二、求团结不是“给上层撑了腰” |
| 三、坚持团结但不强调趋同 |
| 结语 |
| 一、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突出贡献 |
| 二、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当代价值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缘起 |
| 1.1.1 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1.1.2 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述要 |
| 1.1.2.1 受质疑的《泰西民法志》的翻译 |
| 1.1.2.2 学界认同的《万国公报》的最早翻译 |
| 1.1.2.3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翻译 |
| 1.1.2.4 赵必振在《近世社会主义》里对《共产党宣言》摘译 |
| 1.1.2.5 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里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
| 1.1.2.6 朱执信等在《民报》的翻译 |
| 1.1.2.7 刘师培等在《天义报》的翻译 |
| 1.1.2.8 其他翻译（以时间为序） |
| 1.1.3 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1.1.3.1 民国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三重诱因 |
| 1.1.3.2 民国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译学向度 |
| 1.1.3.3 翻译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态度 |
| 1.2 民国史分期 |
| 1.3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界定 |
| 1.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界定 |
| 1.3.2 经典作家的经典着作界定 |
| 1.4 “翻译史”释义 |
| 1.4.1 “翻译史”的性质和特征 |
| 1.4.2 “翻译史”的对象和方法 |
| 1.4.3 “翻译史”的旨趣和意义 |
| 1.4.4 “翻译史”的掘进和创新 |
| 1.5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 年） |
| 2.1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2.1.1 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式诞生 |
| 2.1.2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总体概貌 |
| 2.2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2.2.1 《泰西民法志》里的翻译 |
| 2.2.2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
| 第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 至 1928 年） |
| 3.1 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2 至 1916 年） |
| 3.1.1 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3.1.2 袁世凯统治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
| 3.2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16 至 1920 年） |
| 3.2.1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3.2.2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 |
| 3.2.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 3.2.2.2 《雇佣劳动与资本》翻译 |
| 3.2.2.3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翻译 |
| 3.2.2.4 《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翻译 |
| 3.2.2.5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 3.2.3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3.2.3.1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原因 |
| 3.2.3.2 早期国民党人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评价 |
| 3.2.3.3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助推 |
| 3.3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0 至 1924 年） |
| 3.3.1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3.3.2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3.3.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 3.3.2.2 《资本论》翻译 |
| 3.3.2.3 《哥达纲领批判》翻译 |
| 3.3.2.4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翻译 |
| 3.3.2.5 《工资价格和利润》全译 |
| 3.3.2.6 《反杜林论》翻译 |
| 3.3.2.7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翻译 |
| 3.3.2.8 《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翻译 |
| 3.3.2.9 《国家与革命》翻译 |
| 3.3.2.10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翻译 |
| 3.3.2.11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翻译 |
| 3.3.2.12 《恩格斯〈资本论〉入门》翻译 |
| 3.3.2.13 《阶级争斗》翻译 |
| 3.3.2.14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 3.3.3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3.3.3.1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传播及中国共产党诞生 |
| 3.3.3.2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构成 |
| 3.3.3.3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
| 3.3.3.4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表征 |
| 3.4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4 至 1928 年） |
| 3.4.1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3.4.2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3.4.2.1 《列宁主义基础》翻译 |
| 3.4.2.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翻译 |
| 3.4.2.3 《国家与革命》翻译 |
| 3.4.2.4 《左派幼稚病》翻译 |
| 3.4.2.5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全译 |
| 3.4.2.6 《哲学的贫困》翻译 |
| 3.4.2.7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翻译 |
| 3.4.2.8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的翻译 |
| 3.4.3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3.4.3.1 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传播辨析 |
| 3.4.3.2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强烈的实践性 |
| 3.4.3.3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列宁着作的翻译出版述评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 至 1949 年）（上） |
| 4.1.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 至 1937 年） |
| 4.1.1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4.1.2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4.1.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 4.1.2.2 《资本论》翻译 |
| 4.1.2.3 《政治经济学批判》翻译 |
| 4.1.2.4 《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 |
| 4.1.2.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翻译 |
| 4.1.2.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翻译 |
| 4.1.2.7 《自然辩证法》翻译 |
| 4.1.2.8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翻译 |
| 4.1.2.9 《反杜林论》翻译 |
| 4.1.2.10 《哲学的贫困》翻译 |
| 4.1.2.11 《工资、价格及利润》翻译 |
| 4.1.2.12 《雇佣劳动与资本》翻译 |
| 4.1.2.13 《神圣家族》翻译 |
| 4.1.2.14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翻译 |
| 4.1.2.15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 |
| 4.1.2.16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翻译 |
| 4.1.2.17 《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翻译 |
| 4.1.2.18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 4.2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4.2.1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唯物辩证法翻译热”的深层诱因 |
| 4.2.2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唯物辩证法翻译热”主要表征 |
| 4.2.3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列宁着作的翻译出版述评 |
| 4.2.4 《德意志意识形态》译本的评价 |
| 4.2.4.1 高语罕《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译本的评价 |
| 4.2.4.2 杨东莼、宁敦伍《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译本的评价 |
| 4.2.4.3 荃麟《社会意识形态概说》译本的评价 |
| 4.2.5 艾思奇《大众哲学》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
| 4.2.5.1 与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相契合 |
| 4.2.5.2 首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先河 |
| 4.2.5.3 为抗战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做出重要功绩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1949 年）（中） |
| 5.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37 至 1945 年） |
| 5.1.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总体概貌 |
| 5.1.2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5.1.2.1 《共产党宣言》翻译 |
| 5.1.2.2 《资本论》的翻译 |
| 5.1.2.3 《工资、价格和利润》翻译 |
| 5.1.2.4 《雇佣劳动与资本》翻译 |
| 5.1.2.5 《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 |
| 5.1.2.6 《哥达纲领批判》翻译 |
| 5.1.2.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翻译 |
| 5.1.2.8 《从空想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翻译 |
| 5.1.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 |
| 5.1.2.10 《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摘译 |
| 5.1.2.11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翻译 |
| 5.1.2.12 《帝国主义论》翻译 |
| 5.1.2.13 《马克思墓前演说》翻译 |
| 5.1.2.14 《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底作用》翻译 |
| 5.1.2.15 《哲学底贫困》翻译 |
| 5.1.2.16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 5.2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5.2.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乃时局与党理论建设之迫切诉求 |
| 5.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是我党一贯的理论需要 |
| 5.2.1.2 党迫切需要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用以指导当时斗争实际 |
| 5.2.2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社会条件 |
| 5.2.2.1 国民党反动派严加查禁 |
| 5.2.2.2 根据地翻译出版条件极端困难 |
| 5.2.2.3 我党高度重视并有效组织翻译工作 |
| 5.2.3 《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的历史评价 |
| 5.2.3.1 郭沫若摘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评价 |
| 5.2.3.2 章克标以“名着精髓”形式推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评价 |
| 5.2.3.3 吴恩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略评价”述评 |
| 5.2.3.4 周建人摘译《德意志观念体系》述评 |
| 5.2.4 抗日战争时期列宁着作的翻译出版述评 |
| 5.2.5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5.1 延安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5.2 重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5.3 上海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5.4 武汉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5.5 其他地区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6 抗日战争时期国外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阵地 |
| 5.2.7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类别 |
| 5.2.7.1 马克思主义哲学类 |
| 5.2.7.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类 |
| 5.2.7.3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类 |
| 5.2.7.4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类 |
| 5.2.8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特点 |
| 5.2.9 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着作翻译概述 |
| 5.2.10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
| 5.2.10.1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文化建设的影响 |
| 5.2.10.2 有力促进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最终形成 |
| 5.2.10.3 大力促进了党的干部教育 |
| 5.2.11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存在的问题 |
|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27 至 1949 年）（下） |
| 6.1 国共协商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5 至 1946 年） |
| 6.2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1946 至 1949 年） |
| 6.2.1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总体概貌 |
| 6.2.2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 |
| 6.2.2.1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翻译 |
| 6.2.2.2 《剩余价值理论》翻译 |
| 6.2.2.3 《共产党宣言》翻译 |
| 6.2.2.4 《哲学的贫困》翻译 |
| 6.2.2.5 《政治经济学批判》翻译 |
| 6.2.2.6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 |
| 6.2.2.7 《自然辩证法》翻译 |
| 6.2.2.8 《国家与革命》翻译 |
| 6.2.2.9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翻译 |
| 6.2.2.10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翻译 |
| 6.2.2.11 马克思主义非经典着作翻译 |
| 6.2.3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多维考量 |
| 6.2.3.1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深度认知 |
| 6.2.3.2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的要求 |
| 6.2.3.3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经典着作翻译对整党运动助推 |
| 6.2.3.4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经典着作翻译对党自身建设助推 |
| 6.2.3.5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经典着作翻译对党制度建设助推及现实启示 |
|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
| 7.1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7.1.1 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7.1.2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回顾 |
| 7.1.3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7.2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 7.2.1 何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 7.2.1.1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多维内涵 |
| 7.2.1.2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厚重意蕴 |
| 7.2.1.3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路径 |
| 7.2.2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 7.3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7.3.1 何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7.3.2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脉络梳理 |
| 7.3.2.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肇始 |
| 7.3.2.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探 |
| 7.3.2.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奠基 |
| 7.3.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诉求 |
| 7.3.4 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
| 7.3.4.1 马克思主义必须充分掌握群众 |
| 7.3.4.2 握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着力点 |
| 7.3.5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7.3.5.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础 |
| 7.3.5.2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吁求 |
| 7.3.5.3 民国时期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启示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以时间排序） |
| 三、中外报刊论文 |
| （一）建国前报刊及论文 |
| （二）建国后期刊论文 |
| 四、学位论文（以时间排序） |
| 五、国外学者着作译着 |
| （一）德国学者着作译着 |
| （二）英国学者着作译着 |
| （三）美国学者着作译着 |
| （四）日本学者着作译着 |
| （五）匈牙利学者着作译着 |
| （六）其他国家学者着作译着 |
| 六、外文资料 |
| 附录 1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概述 |
| 一、全集和补卷类 |
| 二、选集类 |
| 三、选读本类 |
| 四、单行本类 |
| 五、专题文集、言论集类 |
| 附录 2 1949 年后台湾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研究概述 |
| 一、50 年代概况 |
| 二、60 至 70 年代概况 |
| 三、80 年代以来概况 |
| 四、总体评价 |
| 附录 3 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译介研究概述 |
| 一、近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概况 |
| 二、近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具体话语 |
| 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译介与研究 |
| 四、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译介与研究 |
| 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核心课题 |
| 致谢 |
| 读博期间所发文章及所获奖励 |
| 一、发学术期刊论文（29 篇） |
| （一）发核心期刊论文（8 篇） |
| （二）发其他期刊文章（21 篇） |
| 二、发各级报纸的学术论文（22 篇） |
| 三、发报刊的言论、散文等（10 篇） |
| 四、获奖统计（13 项） |
| 五、发中央级等最重要媒体并引较大反响的论文和散文（38 篇） |
（5）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的运用 |
| 第一章 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和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探索创立 |
| 三、习仲勋从事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历程 |
| 第二章 处理国共关系中对统一战线的探索与实践 |
| 一、组织开展兵运武装斗争 |
| (一)发动两当兵变,统战工作崭露头角 |
| (二)领导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起义 |
| 二、颁布统战政策,建设陕甘边区 |
| (一)建立陕甘边区政权组织 |
| (二)推行七个统战工作相关政策 |
| 三、关中——绥德: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贯彻“三三制”原则 |
| (二)坚持化敌为友,开展划界和平谈判 |
| (三)统战+军事:粉碎国民党反共磨擦 |
| 第三章 灵活谨慎开展民族、宗教界的统战工作 |
| 一、习仲勋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论述 |
| 二、倾心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建设 |
| (一)提出“联合封建反封建” |
| (二)建立“一种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 |
| (三)“少说空话,多办实事” |
| (四)“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
| (五)“必须大量培养当地干部” |
| 三、谨慎稳进处理宗教事务 |
| (一)尊重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改革创新行政方式 |
| (二)建立广泛的爱国爱教统一战线 |
| (三)团结争取宗教界上层人士 |
| 四、“剿抚兼施”:领导西北地区剿匪反霸斗争 |
| (一)起用黄正清,剿灭马家股匪 |
| (二)镇压昂拉武装叛乱,收服项谦 |
| 五、贯彻中央指示,着力解决新疆、西藏问题 |
| (一)新中国成立初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西藏问题 |
| (二)服从中央委派,倾注大量心血 |
| 第四章 胸怀博大进行团结广大文教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 |
| 一、习仲勋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 |
| 二、对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引导 |
| (一)建立陕甘边区“三位一体”教育体系 |
| (二)抗战时期提出“四个结合”、“四位一体”教育理念 |
| (三)保护“抢救”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
| 三、对文艺战线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引导 |
| (一)饱含人文情怀的文艺统战理论 |
| (二)“走南闯北”建剧团,呕心沥血传秦腔 |
| (三)为新中国电影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
| (四)关心爱护文艺界人士 |
| 第五章 实现祖国统一等方面的统战理论与实践 |
| 一、习仲勋关于港澳台及相关问题的论述 |
| 二、双管齐下:营造有利于统战的内部环境 |
| (一)贯彻党的政策,造成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
| (二)坚持经济统战,创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 |
| 三、团结“三胞”,巩固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 |
| (一)热情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交流合作 |
| (二)团结海外侨胞,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 |
| 第六章 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地位 |
| 一、统一战线工作者的光辉典范 |
| (一)投身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
| (二)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三)为新中国的统战工作开创局面 |
| (四)贯彻落实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任务 |
| (五)潜心新时期党的统战理论研究 |
| 二、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鲜明特点 |
| (一)坚决贯彻、灵活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 |
| (三)统战实践中展现了高尚的人格魅力 |
| 三、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启示 |
| (一)统战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
| (二)统战工作必须契合时代主要任务 |
| (三)统战工作中要加强政策的贯彻和执行 |
| (四)要重视统战干部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
| 附录:习仲勋统一战线工作事记简编 |
| 参考文献 |
（6）“改行的作家”：市长李劼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1949年前的李劼人 |
| 第二章 一个作家的新“角色” |
| 第一节 由“民”到“官” |
| 第二节 李劼人在副市长任上的作为 |
| 第三节 实际地位 |
| 第三章 早期政治运动中的李劼人 |
| 第一节 在“三大”政治运动中 |
| 第二节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 |
| 第三节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 |
| 第四章 李劼人在“反右”运动中 |
| 第一节 “鸣放”期间的李劼人 |
| 第二节 离“右派”一步之遥 |
| 第五章 “反右”运动后的李劼人 |
| 第一节 政治地位的下降 |
| 第二节 文人心态 |
| 第六章 结语 |
| 附录一：李劼人任市长期间行事资料编年，1950-1962 |
| 附录二：李劼人1949年以后论着目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声明 |
| 致谢 |
（7）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研究的三个阶段 |
| (二)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研究中的重点专题 |
| (三) 目前研究中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共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及纠正机制 |
| (一) 中共建政前的冤假错案 |
| (二) 中共建政前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 |
| 二、建国前十七年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中共建政初期的冤假错案问题 |
| (二) 1960年代初期的纠错工作和“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概述 |
| (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 (二)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
| 第二章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
| 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面临的政治形势 |
| (一)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陷入“两难”境地 |
| (二) “两个凡是”的提出及影响 |
| (三) 老干部的复出与拨乱反正中坚力量的形成 |
| 二、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 |
| 三、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 |
| 第三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序曲(1977-1978) |
| 一、中组部拨乱反正的初步实现 |
| (一) 召开整风会议,整顿组织部门 |
| (二) 建立健全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机构 |
| (三) 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 |
| (四) 创办《组工通讯》 |
| (五) 与时俱进地调整审干政策 |
| 二、全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一)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 |
| (二)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
| (一)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 |
| (二) “彭黄张周”冤案的初步平反 |
| (三) 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案 |
| (四) “恶攻”案件的初步处理 |
| (五) 内蒙三大冤案的平反 |
| (六) 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 |
| (七) 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主题 |
| (二)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及舆论宣传 |
|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展开(1979-1982) |
| 一、奠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础的两件大事 |
| (一) 进行“两案”审判 |
| (二) 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平反 |
| (一) 为刘少奇冤案平反 |
| (二) 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
| (三) 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平反 |
| (四) 为习仲勋所涉一系列冤案平反 |
| 三、全国各地、各部门重大事件的平反 |
| (一) 为中组部冤案平反 |
| (二) 为文艺界冤案平反 |
| (三) 解决“一月夺权”的问题 |
| (四) 为部分民族地区冤假错案平反 |
| (五) 为潘汉年冤案平反 |
| 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
| 第五章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1983-1987) |
| 一、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
| 二、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处理 |
| (一) 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 |
| (二) 解决肃反、肃托的历史遗留问题 |
| (三) 全面复查纠正政法系统经办的冤假错案 |
| (四) 广西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
| 三、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8）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艰难的抉择: 王琦早年的艺术学习与思想转型(1934—1938) |
| 第一节 洋画的信仰——20世纪30年代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与王琦的艺术取向 |
| 第二节 艺术,还是抗战?——王琦在武汉政治部三厅的宣传画创作 |
| 第三节 苦闷与抉择——王琦的鲁艺学习及其矛盾选择 |
| 第二章 生活的自觉: 王琦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艺术选择(1939—1945) |
| 第一节 运动,还是研究?——“后鲁艺”与王琦的艺术选择 |
| 第二节 从战斗之美到生活之美——王琦抗战时期的艺术选择 |
| 第三节 王琦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现实主义” |
| 第三章 隐含的苦闷: 王琦抗战胜利后至香港时期艺术诸问题(1945—1950) |
| 第一节 走向批判?——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木刻运动与王琦的艺术选择 |
| 第二节 规训与改造——王琦香港时期的艺术选择 |
| 第四章 宏观语境与个体选择: 新中国时期王琦艺术诸问题(1950—1965) |
| 结语 |
| 图版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王琦年表 |
| 2、王琦着述文献目录 |
| 3、回忆与评价——王宏建谈王琦先生几个问题 |
| 4、怀念我的父亲和老师王琦——王炜访谈 |
| 5、社会各界深切哀悼王琦同志 |
| 6、王琦《朝霞映船台》画里画外 |
| 7、难以割舍的情怀——王琦画笔下的香港 |
| 8、并非老生常谈——李桦、王琦纪念个展解析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10）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与运行（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概况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介绍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文章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现代政党的起源及中国政党的产生 |
| 一.世界上两种类型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出现 |
| 二.近代中国政党的萌芽与理论准备 |
| 三.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政党政治的演变 |
| 第二节 国共两党的产生及其关系的破裂 |
| 一.国民党的形成和分裂 |
| 二.中国共产党创立和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 第三节 民主党派的产生 |
| 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民主党派的产生 |
| 三.无党派人士 |
| 第四节 民主革命中新型政党关系的逐步形成 |
| 一.解放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同中间党派关系的演变 |
| 二.解放战争时期党派关系的重组 |
| 三.新型政党关系的初步形成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确立 |
| 一.各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 |
| 二.协商建国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国家制度层面的确立 |
| 三.民主建政与全国范围内政党制度的建立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政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
| 一.进一步深化合作思想 |
| 二.协助民主党派发展 |
| 三.帮助各党派解决实际困难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新起点 |
| 一.政党制度指导方针的酝酿和提出 |
| 二.中国共产党主动践行"八字方针" |
| 三.各民主党派学习贯彻"八字方针"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运行的社会生态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经济环境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提出和发展 |
| 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 |
| 三.经济转变中的民主党派 |
| 第二节 政党制度与政治基础 |
| 一.民主联合政府构想的提出与实现 |
| 二.民主党派的两次转变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 |
| 一.中共积极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二.各民主党派主动进行学习改造 |
|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 |
| 第四节 政党制度与对外关系 |
|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确立中的苏东因素 |
| 二.中苏关系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巩固 |
| 三.中美关系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合法性的提升 |
| 第四章 建国初期政党制度系统的运行 |
| 第一节 在国家制度体系中运行 |
| 一.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合作 |
| 二.参加各级国家政权机关 |
| 三.在人民政协中协商 |
| 第二节 执政—参政合作的几种具体形式 |
| 一.最高国务会议 |
| 二.双周座谈会 |
| 三.协商座谈会 |
| 第三节 执政党自系统的运行 |
| 一.健全组织机构 |
| 二.改进组织活动方式 |
| 三.探索领导国家政权方式 |
| 四.执政党自身建设 |
| 第四节 转型中的参政党 |
| 一.清理和发展党员 |
| 二.建立健全组织体系 |
| 三.参政党自身建设 |
| 结语 对建国初期政党制度再认识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追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二三事（论文参考文献）
- [1]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2]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D]. 张金国. 兰州大学, 2018(03)
- [3]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追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二三事[J]. 韩元秀. 紫光阁, 1996(01)
- [4]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D]. 邱少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1(12)
- [5]习仲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D]. 蒋国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改行的作家”：市长李劼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D]. 雷兵. 四川大学, 2004(02)
- [7]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8]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D]. 郝斌. 中央美术学院, 2018(01)
- [9]协商建国——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J]. 郝在今. 当代, 2000(01)
- [10]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与运行（1949-1956）[D]. 徐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