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雷州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龙门中学（论文文献综述）
陈家欢[1]（2020）在《基于明清广东动乱形势的乡村聚落防御性研究》文中指出乡村聚落是从土地中生长出的文明,是人与自然不断协调的结果,需要日复一日的修补、完善,其营建方式和手段浸润着时间积累与空间变化融合成的智慧经验,是当代聚落建设值得借鉴的源泉。对安全的需求是乡村聚落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防御性的表征一直伴随着聚落的演变与发展,在动乱环境中民间自卫的聚落形式往往与官方屯守系统相互补充,很好地体现了防御性文化在基层组织中的渗透。明清时期,广东形成了有别于他地的多民系、多民族共生于复杂海陆地理环境中的生存格局,并在动乱环境中逐渐建立和发展了军事布防体系,乡村聚落在防御性的表征上亦随之波动延展。本文基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综合运用了建筑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历时观与共时观并重的思路构建研究框架,将聚落防御性分别置于历史整体进程和聚落系统之内进行分析。通过对乡村聚落发展历程的回溯,揭示了聚落防御性变化、聚落演变和社会动乱之间的关系,借助对明清时期广东社会背景、动乱形势和在此基础上的军事防御体系建设的分析,阐释了广东乡村聚落防御性在明清陆续涌现、相继选择的历史情境和重要刺激因素。再以防御性为切入点,通过实例印证,分析在明清时期受到社会动乱的影响下,广东传统乡村聚落最终形成的以防御性表征特点为依据分化的聚落类型及其分布规律。旨在从地理空间分布和时间波动序列上构建战争、军事布防体系建设与乡村聚落防御性表征体系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对乡村聚落演变进程中重要历史节点的社会背景梳理,尤其是一些防御性凸显的乡村聚落生成的社会情境,来阐释土地政策和组织类型引发的社会变革对乡村聚落演变的重要影响,以明确在聚落演进中防御性变化与社会动乱起伏之间的关联规律,以及与军事防御体系相互作用的事实,进而明晰防御性与公共性、社会性和在地性相互博弈的过程对聚落演进方向的促进作用。其次,以防御性变化规律为基础,确立了研究明清广东社会变革背景、社会动乱、军事防御体系、乡村聚落防御性表征体系四大主要研究内容。先是从朝代更迭、土地兼并、自然灾害、科技进步等方面阐述明清广东社会战争频发的时代背景,再通过分析时代背景引发的在广东地域发生的特殊政策变革及其对应的社会组织变化,从而阐释明清广东地方社会基于身份矛盾、经济矛盾、学额矛盾为主的多族群对抗、融合、共生的族域背景。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明清时期发生在今广东辖区范围内有关动乱与军事防御体系建设的历史记载,把握明清广东动乱的整体形势与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规律,并分析两者之间的时空关联。之后,基于对广东传统乡村聚落防御性表征体系在维度建构、策略选择、空间塑造三个层面的分析,概括广东传统乡村聚落防御性的表征机制及其内涵。最后,通过实例调研和综合分析,以不同层面、层层递进的思路,构建了从防御性到防御行为选择,再到防御实体和防御性的空间表征之间的关联脉络,从而从防御性表征的视角将乡村聚落类型总结为三大模式、七类实体和十七种主要亚型。再以地理空间和时间序列作为连接的桥梁,将不同防御模式的乡村聚落与动乱形势、军事防御系统在时空分布规律上进行比对,既把握了明清广东动乱形势对另两者有直接影响的整体规律,也阐释了动乱核心圈与挤压带对聚落防御模式选择的影响,并通过个案分析提出了军事防御体系营建与乡村聚落防御性变化之间的关联性。
杨祺[2]（2019）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乡贤文化的坚守和流变 ——基于广东省雷州市足荣村昌公书局的调查》文中指出城市化进程下,各地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积极地呼应着乡村振兴的口号,乡村文化振兴也日益引起各地重视,其中乡贤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乡贤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本土特征,具有极强的内生力,是乡村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坚守着本土文化理念,同时又积极地适应着时代的发展,根据时代的脉搏流变着自身的观念,是乡村保持其传统与现代和谐发展的调和剂。由此同时,乡贤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也面临着一系列必然或偶然的适应性问题,他们的坚守和流变在乡村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同样也具有不可避免的联动效应,乡贤文化的坚守和流变无形中重塑着乡村的文化建构,指引着乡村的文化振兴。广东省雷州市足荣村昌公书局是乡贤文化引导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产品,书局的变迁折射着当地乡贤文化的坚守和流变,进而辐射着当地的乡村文化振兴模式。通过调查研究昌公书局的变迁史以及其在当地适应性和影响力,我们力图解析乡村文化振兴中乡贤文化的坚守和流变模式,进而探究乡贤文化的内生性和适应性问题,剖析其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希冀找到更加适合乡贤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适应模式,实现乡贤文化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共赢局面,为全国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经验借鉴和相关建议参考。
王永历[3]（2019）在《清代海南岛海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沿海贸易的繁荣和社会矛盾的尖锐,海盗问题在明清两代日渐突出,一度成为威胁东南海防安全的重要隐患。海南岛海盗作为整个东南沿海社会具体而微的代表之一,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清代,海南岛海盗问题愈加复杂化,本土海盗势力大不如明代,以杨二、谢昌、乌石二等为代表的周边海盗和陈加海等越南海盗如日中天,其势锐不可当;政局的变化使海盗合作对象也不断发生变化,由前期的黎酋到越南“奸民”再到后期的会匪,合作对象不再局限于岛民,活动范围扩大至整个南海海域;越南西山政权倒台以后,各大海盗帮派订立海上公约,流窜岛上和周边洋面;其走私活动虽增添了新的内容,但寇舶贸易却日渐萎缩,劫掠特质更加突出;“亦盗亦商”的社会性质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海盗的频繁活动除了对岛上生产力的破坏外,对海南地方社会、海洋贸易和清代海防建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基层控制弱化、大批琼侨南下、地方会党活跃、私人贸易夹缝中生存以及岛上海防被迫重建等等都是海盗活跃的结果。为应对这一复杂的局面,清政府在加强自身陆海防御力量的基础上,购置轮船,并借助外国力量围剿海盗;地方社会则加强监视下层的力度,实施奖惩机制,发展练兵,招募勇兵,积极御敌。然而海盗问题在清末并未彻底根除,清政府的海防策略虽然失败了,但一些应对举措对我国现代海防建设和世界海盗问题的解决仍有借鉴意义。本文力图通过梳理海南地方志丛刊中涉及海南岛海盗的内容,勾勒出整个清代海南岛海盗活动的发展脉络,并从海盗来源、活动特征、海盗性质、海防建设等角度对比明清海南岛海盗及清代海南岛不同海域海盗分布的异同,对清代海南岛海盗形成相对系统的认知。
温芷莹[4]（2019）在《台山汶村从海永有波到远渡重洋的变迁》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讨论的主题,是广东珠江西岸沿海村落——台山汶村——自明代以来,面对与海洋有关的事件、人群的挑战,所作出的应对,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该村落的主要变迁史。文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介绍该村落地理区位、政区沿革、信仰和风俗活动的基本情况,重点论述汶村陈氏的定居、发家史。指出内容为追溯到舜建立起来的谱系和声称在南宋期间由珠玑巷南迁而来的证明汶村人士身份的《谟翁遗书》实际上是明代的产物,但亦反映了宋代年间的移民史实,是宋代珠三角人口增长的一个体现。并表明汶村作为一个外来者,通过盐田之利发家和科举仕途,至迟在明中叶成为村中大族的历程。后半部分讨论明以来,在“海永有波”的环境下,面对倭盗、王兴、迁海等一系列问题,汶村作出的应对过程。清末以后,由于土客械斗、频繁战乱等问题导致的贫困和海外的需求,汶村人士或自愿或被迫远渡重洋,寻找生存机会。有明一代,新宁县长期而持续地遭到海盗、倭寇、山盗的侵扰,实际上处于“海永有波”的状态。汶村只有在危险来临之际,才采取简易的防御措施,侧面反映了沿海民众面对海洋带来的可能性危险而主动积极采取防御的意识是相当薄弱的。明清鼎革之际,南明势力和清廷在这片土地上多次交锋,地方社会陷入一片混乱。汶村为维护自身利益,积极主动与王兴抗争,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南明将领王兴的抗清根据地,与其他地区的南明势力在大陆以外的海上,建立了稳固的抗清阵线。康熙年间,由于迁海政策的施行,汶村人又再次离开家园。复界后,因赵升伪献其田土于平南王,经历了漫长的追讨田地的过程。到雍乾年间,汶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开始对族墓和祠堂进行重修。同时,文海书院的建立,也开始重视教育。但“康乾盛世”下的汶村,地位不复以前。由于明清鼎革战乱、清初迁海的影响,造成人口减少和土地抛荒等问题。展界后,清廷大力推行招民垦复的措施,广东惠嘉潮的客民大量迁至因迁海而地多人少的广肇地区。基于利益分配、官府政策等问题未能处理完好,咸同年间掀起了长达十四年的土客大械斗。再者,这时期人地矛盾严重,天灾频繁,民众生活得相当困苦。因此,不少台山人或被迫或自愿出外谋生。从“猪仔华工”、“赊账华工”到金山寻梦客,越来越多的台山华侨迁移到了美洲、东南亚、港澳等地区。当时台山人出洋的线路,主要是通过广海或海口埠到广州、香港和澳门中转到美国、巴西等地。到民国初年,海晏人为出行方便,开设了海晏到广海、澳门的路线,相信当时的汶村人亦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远渡重洋。在与海洋种种相关人、事的挑战下,汶村人士从被动到主动去应对。作为台山着名的侨乡之一,近年来,汶村凭借自身的历史优势,结合侨乡特色,大力发展旅游业。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汶村和海洋的故事仍然在讲述。
亓元[5]（2018）在《唐宋岭南贬官游记审美心态研究》文中认为流放贬官是中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从屈原算起,历朝历代都有被流放的贬官,从中国贬官流人史发展的历程看,唐宋贬官谪宦人数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朝代,而岭南因为其独特的地理区位,成为唐宋时期流放贬官谪宦最多的地方。游记是一种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学形式,追溯其源头则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游记的发展伴随着古代出游活动的发展和文学自身的演进,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贬官游记是“贬官文学”中的一部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游记不是指一种单一的游记文体,而是多种文体的总称,当被贬官员流放他乡时,所写的带有游历性的诗文、书信、札记、题字等都属于贬官游记,因此,贬官游记就包括诗、词、记、赋、序、铭文、石刻、题壁、书信等多种文体。贬官游记广泛涉及社会政治、军事、哲学、宗教等一系列文化现象,也深刻反映着流贬官员的心情意绪,贬官通过游历活动及游记文章的创作,让自己暂时离开生活的窘境与政治身份的尴尬,通过寄情山水填补内心空虚、抚平愤懑心绪。通过研究贬官游记,可以了解中国士大夫由庙堂走向山野的心理转换过程,也可以看出儒释道精神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本文所谓审美心态就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因自然环境、生存境遇等的变化,使其对审美对象产生不同感受和评价的心意状态。本文系统的研究了唐宋时期岭南贬官游记审美心态:包括唐宋岭南贬官游记概况、贬官游记审美心态成因、贬官审美心态与游记创作流变、贬官游记审美心态变化原因、不同时空境遇下游记审美心态比较,围绕上述几个方面内容,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论述唐宋岭南贬官概况,从贬官的分布、贬官的原因,以及唐宋游记的文体和类型做了整体描述;第二章总结出贬官审美心态的悲怆和释然两种表现形式,并通过心理场理论揭示贬官审美心态的形成机理,并进一步区分了解脱型出游、社交型出游、探索型出游及遁世型出游等四种贬官出游动机;第三章从贬官游记作品入手,比较被贬前与被贬后的游记审美心态变化,进而分析了贬官审美心态的流变;第四章从地理环境、儒释道文化、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贬官游记审美心态变化的原因;第五章选取唐宋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岭南贬官——柳宗元、苏轼不同时空下游记作品,通过对两人游记作品中意象的分析,重点探讨唐宋岭南贬官审美心态异同。通过上述研究,对唐宋时期岭南贬官游记及其所反映的审美心态进行系统性梳理与研究,从而对唐宋岭南贬官游记所蕴含的审美文化给予新的阐释。
周新年[6]（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薛瑾[7]（2018）在《张耒诗歌研究》文中指出张耒诗歌历来被认为是宋诗中的“异调”,其风格舒和坦衍,不加调镌,与“苏门”诸士创作风格大异,虽有随意浅率之弊,但大都秀丽明朗,是北宋最为典型的由唐入宋、以唐变宋者。其诗歌风格上承张王乐府,古朴含蓄;长句力避江西,重拾杜甫雄浑高阔,遥开明代七子“杜样”先声;晚年效法白居易,追求平易自然,因其畏祸意识,作诗寄意,呈现出蕴藉幽隐、曲折委婉的特色。然时有笔力未到,不免内外皆为枯淡而至寡味,不逮前作。在这三种类型基础上,广泛诗法中晚唐,摹仿陶渊明,形成强烈鲜明的自我风格“文潜体”。“文潜体”反映了“宋调”的多元化特征,是宋人诗歌创作努力突破单一书写,从锻炼精工以求平淡自然、简约朴质以致绮丽丰腴的对立统一中,诠释诗歌体性的艺术张力。“文潜体”还从描绘北宋后期士大夫生存环境、心理状况的角度,折射出身陷党争的宋人在迫害之下展露出的整体情志和人格力量,是一种由外界“自然”向内心投递,转为“平淡”下隐忍与持守的宋贤精神。本文在社会史、文学史、政治史的交叉视角下,尝试揭示张耒诗歌风格的形成和艺术特质,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师友”至“朋党”——从“苏门”性质的演变谈起。“苏门”由最初的师生关系,发展为集政治、学术、文学等为一体的文人集团,其间有复杂的演变历程。伴随“苏门”性质的变化,原本和谐的师生关系,遂产生无法避免的隔阂与误会。张耒作为“苏门”子群网络关系的一员,见证并参与了这一过程,探索张耒在“苏门”中的角色定位与人事关系,可较全面地把握张耒生活的社会环境,洞悉其主体性格,从而明确对其诗文特色、学术观念的深刻影响。第二,张耒乐府“本朝第一”与宋乐府观的嬗递。北宋中期后,乐府重在求新求变。“苏门”诸子进一步淡化古题原义,以乐府体裁表现文人的日常生活,黄庭坚视重于新变的晁补之为乐府创作翘楚。张耒却以回归古乐府主旨,摹写张王、反映民瘼为尚。南宋中期以后,乐府气格重拾工稳、平易古质,倡导中和之乐。张王乐府被视为乐府经典,以周紫芝、刘克庄、陆游、吕本中等为代表,将张王乐府提至李杜元白之上,张耒乐府遂被推崇为“本朝第一”,其经典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南宋乐府诗观和礼乐观的嬗递之上。第三,张耒“长句”之“杜样”蹊径。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等,之于杜诗只衍其瘦硬通神的一绪,而弃其“雄阔高浑”“实大声弘”等畅酣饱满之篇。张耒“长句”重拾杜甫弘畅高远的壮美风格。其刻画景物,以为伟丽的拟杜蹊径,与明代前后七子不约而同,遂使得所呈现的“杜样”如出一辙。张耒“长句”的复字重韵、气泄草篇,与“杜样”“白体”不无关联,与江西诗弊生新出奇、力去浅俗恰好相反,从另一角度诠释了“宋调”的不同风格。第四,张耒晚年“效白居易体”。张耒晚年“白体”诗歌,艺术上,平易清浅,饶有情致。时有枯槁运笔,比之前作,失其精道处。思想上,变“白体”的道家“知足”为释家“忍辱”,直面现实痛苦,接受人生缺陷。世俗层面,提出“陶白之辨”,肯定白居易的世俗情怀,严肃思考了恶劣条件下,如何维持基本生存的命题。主体精神上,超越了白居易为求明哲保身,回避斗争的人生态度,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的气节与信仰。第五,“文潜体”:“自然有唐风”的多元化内涵。“文潜体”是张耒综合张王、杜甫、白居易三类创作样式的基础上、广泛取法中晚唐诗风汇总而成。艺术特质上,它以陶渊明“自然”为渊薮,思语境界真率质朴、意象选择自然纯净;创作方法上,崇尚外在平易与内在艰苦功夫的和谐统一。“文潜体”不仅体现了党争摧残下谪臣的普遍情志,且其重建唐风的抒情传统,在南宋成为杨万里、吕本中、陆游、方回等诗歌风格的来源与支持,为挽救江西诗弊作出了一定贡献,对宋诗有拨乱反正的作用。第六,《张耒集》中若干问题辩误。通过张耒本集和苏门友人集中诗文互证、新出土墓志等文献补充,还原本事真相,订补《张文潜先生年谱》中或因邵祖寿本人判断、或因张集诗文抵牾而连带引起的讹误,对于我们认识张耒生平、苏门交流,均有一定价值。
曾艳[8]（2016）在《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文化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传统文化保护迫在眉睫,多学科综合研究有利于建立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认知。作者通过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的交叉运用,在民居研究中从时空维度把握人与文化的动态特征,提出了民居文化地理的研究理论。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之上,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研究手段,进一步提出了广东省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论文首先从国内传统民居研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两个方向入手,集中分析发现既有民居研究在时空关系上不对等,忽视了空间的主体作用,偏重静态特征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将民居文化地理概念引入民居研究的意义。基于对地缘性、聚居性等居住文化现象的解析,指出地理空间给民居文化系统带来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提出构建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形态、文化原型、因子图谱、文化区划等研究内容,以此揭示其文化景观与时空对应的衍生关系。根据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的具体情况,综述了省域历史文化地理背景,同时提出数据库的构建准则与方法,以此为前提建立广东省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基于全面系统的普查数据,以数据库为平台综合分析了各类民居文化因子的影响因素、地理分布等特点,确定以聚落及民居类型作为主导文化因子进行切入研究,并分别从聚落、民居两个方面对其文化景观特征进行探讨。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化分区,可以拟构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民居研究提供新视角。基于文化景观特征的深入分析,运用地理信息技术,结合文化区划理论与聚落民居分区特征得出广东省七大传统聚落民居文化区,并分别阐述了各区文化景观特征。通过地理环境与生产、社会文化与制度、观念风俗与礼法、营造技术与材料四个方面深度解析了各聚落民居文化区及其文化景观成因。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景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研究的核心目标,它们主要表现在文化边缘地带,因此选取聚落民居文化区边缘地带的非典型民居文化景观,对其形成及演变规律进行深入探讨。通过案例的分析总结,揭示了在聚落及民居的“形式”研究已经相对成熟的条件下,对其时空双向维度和宏观到微观多层次的文化地理研究,能让我们对聚落及民居建筑形成更为本质与系统的认知。
平兆龙[9]（2015）在《越南华侨华人文化地理研究（1405-1945）》文中认为越南与中国壤土相接,历史渊源颇深,是环南海地区国家中唯一一个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越南自主之后,历代不断进入越南境内的华侨,尤其是明清以来,形成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由于越南王朝与中国王朝的特殊关系,使得越南王朝对待华人的态度颇为微妙,而其对待华人的政策影响了华侨华人的分布及与当地居民的融合程度。自17世纪以来,在越南各地形成了会安、河仙、庯宪、堤岸等具有代表性的华侨华人社会,此后在此基础之上发育出丰富的华侨华人文化。在越南各地的华侨华人中,明乡人是特殊群体。他们作为明朝遗民迁入越南,保留着大量明朝风俗,认同祖籍地及汉文化,但是并不认同清王朝。后与当地人通婚,逐步融入其中。越南历朝及法国殖民当局对明乡人都采取特殊的优待政策,使得其与一般华侨华人有着不同待遇。华侨华人的语言、社团等都对他们的认同产生很大影响。华侨进入越南后,较为重视教育,初为私塾教育,教授科目与国内无异。直到20世纪初,华侨才在越南建立新式学堂。侨校发端于南部,中北部建立比较晚。侨校分布在华侨华人聚集之地,华侨教育是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要手段,其文化意义异常重要。华侨华人的宗教信仰显示出其与祖籍地的密切关系,除去佛、道等大型宗教,民间信仰中神灵众多,以关公、天后、伏波、兄弟公等信仰为例,都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访问越南的僧道作为中越文化交流中的杰出使节,以拙公、元韶、大汕等为代表。由于中越文化习俗相近,更加有利于华侨风俗习惯的保存。中越两国文脉相通,华侨在越创办侨报等刊物,积极传播汉文化及爱国主义精神。越南华文文学在鄚玖家族发扬光大,尤以《河仙十咏》为代表。综上所述,越南华侨华人文化地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缔造的。
袁博[10]（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二、雷州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龙门中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雷州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龙门中学（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明清广东动乱形势的乡村聚落防御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内容及范畴 |
| 1.2.1 对象——聚落防御性 |
| 1.2.2 载体——(传统)乡村聚落 |
| 1.2.3 时空——明清广东 |
| 1.2.4 变量——地域动乱、自然环境、文化传播 |
| 1.3 研究现状及基础 |
| 1.3.1 国内外对乡村聚落的研究 |
| 1.3.1.1 建筑学科对乡村聚落的研究 |
| 1.3.1.2 其他学科对乡村聚落的研究 |
| 1.3.2 国内建筑学科对聚落防御性的研究 |
| 1.3.2.1 研究地域分布 |
| 1.3.2.2 主要研究类型 |
| 1.3.2.3 研究范畴划分 |
| 1.3.3 关于广东传统乡村聚落防御性的研究 |
| 1.3.4 其他学科对广东明清时期地域动乱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
| 1.3.4.1 历史学视角: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 |
| 1.3.4.2 社会学视角: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融合 |
| 1.3.4.3 地理学视角:动态历史进程中的空间结构变化 |
| 1.3.5 研究现状小结 |
| 1.3.6 对相关古籍志书及专门史着作的整理 |
| 1.3.6.1 断代史着作 |
| 1.3.6.2 地方志着作 |
| 1.3.6.3 专门史着作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1.1 田野调查 |
| 1.5.1.2 文献综述 |
| 1.5.1.3 归纳分析 |
| 1.5.2 研究框架 |
| 1.6 案例选取的依据及概况 |
| 第二章 产生:乡村聚落及其防御性的历史演进 |
| 2.1 聚落防御性的缘起与表征 |
| 2.1.1 物候环境与群体生存 |
| 2.1.2 防御意识与聚落演变 |
| 2.2 明清之前乡村聚落的演进综述 |
| 2.2.1 乡村聚落的形成 |
| 2.2.1.1 “聚”在集合过程中分化出的城乡雏形 |
| 2.2.1.2 户籍制度完善下的乡制初立 |
| 2.2.2 乡村聚落的发展 |
| 2.2.2.1 从地域区别到社会职业分工差异的城乡两分 |
| 2.2.2.2 从“乡-里”到“乡-村”的乡村基层结构变化 |
| 2.2.3 乡村聚落的复杂化 |
| 2.2.3.1 乡村行政组织单元的规模变化 |
| 2.2.3.2 自然村在社会基层管理中的重要性 |
| 2.2.3.3 乡村的“都市化”进程 |
| 2.2.4 乡村聚落演变的关键动因 |
| 2.2.4.1 土地政策 |
| 2.2.4.2 组织类型 |
| 2.3 明清之前乡村聚落演进中的防御性表征 |
| 2.3.1 生产群体的依附与疏离 |
| 2.3.1.1 显性表征——庄园的空间集聚化过程 |
| 2.3.1.2 隐性表征——行政组织与民间组织的交互影响 |
| 2.3.2 社会组织的割裂与统一 |
| 2.3.2.1 显性表征——坞壁的扩散普及 |
| 2.3.2.2 隐性表征——地方割据到生活单元的演进 |
| 2.3.3 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与更迭 |
| 2.3.3.1 显性表征——军堡的体系化建设 |
| 2.3.3.2 隐性表征——防御性文化的基层渗透 |
| 2.3.4 民间自卫与官方屯守的若即若离 |
| 2.3.4.1 显性表征——山水寨的几废几兴 |
| 2.3.4.2 隐性表征——“居民自为保守”组织的延续 |
| 2.4 明清之前广东乡村聚落防御性表征的基本情况 |
| 2.5 本章小结 |
| 2.5.1 防御性与聚落演变的关系 |
| 2.5.2 社会动乱对聚落防御性表征的影响 |
| 2.5.3 明清之前广东乡村聚落防御性表征的特点 |
| 第三章 情境:影响明清广东乡村聚落防御性的社会背景 |
| 3.1 明清两朝:战争频发的时代背景 |
| 3.1.1 科技进步转化的世界格局 |
| 3.1.2 朝代更迭激化的民族斗争 |
| 3.1.3 土地兼并分化的阶级立场 |
| 3.1.4 自然灾害恶化的生存环境 |
| 3.2 广东地方:变革丛生的地域背景 |
| 3.2.1 迁界展届与移民活动 |
| 3.2.1.1 迁界、展届的基本概况 |
| 3.2.1.2 移民安置下的族群 |
| 3.2.2 土地开垦与宗族扩张 |
| 3.2.2.1 土地垦殖的基本情况 |
| 3.2.2.2 由“官-民”之别到“民-沙”之别的转变 |
| 3.2.2.3 宗族在土地开垦中的作用 |
| 3.2.3 乡勇团练与结社会匪 |
| 3.2.3.1 守御废弛的官方防御力量 |
| 3.2.3.2 地方武装力量的兴起 |
| 3.3 群体融合:冲突蔓延的族域背景 |
| 3.3.1 基于户籍制度的身份矛盾 |
| 3.3.1.1 瑶、黎等少数民族的“归化”与“反抗” |
| 3.3.1.2 棚户、矿民等职业集团的集聚 |
| 3.3.1.3 疍户的征用与消弭 |
| 3.3.2 基于赋税制度的经济矛盾 |
| 3.3.2.1 田赋制度的改革 |
| 3.3.2.2 盐利与走私 |
| 3.3.2.3 租佃与争讼 |
| 3.3.3 基于科举制度的学额矛盾 |
| 3.3.3.1 学额的分配制度 |
| 3.3.3.2 寄籍应试政策 |
| 3.4 本章小结 |
| 3.4.1 社会矛盾与族群的凝结 |
| 3.4.2 防御对象与武器的变化 |
| 第四章 刺激:明清广东动乱形势与军事防御体系的时空耦合 |
| 4.1 动乱形势的基本建构 |
| 4.1.1 时空范畴的确立 |
| 4.1.2 动乱统计的方法 |
| 4.1.3 动乱类型的划分 |
| 4.1.3.1 A型:割据与统一的对抗 |
| 4.1.3.2 B型:掠夺与保卫的对抗 |
| 4.1.3.3 C型:流劫与平乱的对抗 |
| 4.1.3.4 D型:争占资源的互相对抗 |
| 4.1.3.5 其它复合型 |
| 4.2 动乱的时空分布规律 |
| 4.2.1 动乱频次的波动规律 |
| 4.2.2 动乱密集期的类型统计 |
| 4.2.2.1 明景泰(1449-1457)至明天顺(1457-1464) |
| 4.2.2.2 明嘉靖(1521-1566)至明隆庆(1566-1572) |
| 4.2.2.3 清顺治(1644-1661)至清康熙(1661-1722) |
| 4.2.2.4 清嘉庆(1796-1820)至清道光(1820-1840) |
| 4.2.3 动乱的空间分布特点 |
| 4.2.3.1 Ⅰ类:沿海及近海动乱圈 |
| 4.2.3.2 Ⅱ类:内陆动乱圈 |
| 4.3 动乱形势的动态生成 |
| 4.3.1 由明至清的空间变化 |
| 4.3.1.1 Ⅰ类动乱核心由东部至中部转移 |
| 4.3.1.2 Ⅱ类动乱核心由省界边境向粤东南及境中转移 |
| 4.3.2 动乱叠加的综合态势 |
| 4.3.2.1 核心圈的叠合:大型核心区与集中核心点 |
| 4.3.2.2 挤压带的形成:核心圈夹击的外围交汇区域 |
| 4.3.2.3 弥散区的均衡:动乱均衡蔓延的区域 |
| 4.4 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 |
| 4.4.1 建设概况 |
| 4.4.1.1 明朝对布防体系的初步建设 |
| 4.4.1.2 清朝对布防体系建设的延续与改变 |
| 4.4.2 基层巡司的分布与变化 |
| 4.4.3 海防卫所的分布与变化 |
| 4.5 本章小结 |
| 4.5.1 地方动乱的主要类型与综合分布 |
| 4.5.2 军事防御体系建设的时间后置性 |
| 4.5.3 动乱与军事防御体系的空间对应 |
| 第五章 涌现:广东乡村聚落防御性表征体系的解析 |
| 5.1 防御性实体的维度构建 |
| 5.1.1 私密居住(P) |
| 5.1.1.1 实体构成 |
| 5.1.1.2 要素特点 |
| 5.1.2 公共凝结(C) |
| 5.1.2.1 实体构成 |
| 5.1.2.2 要素特点 |
| 5.1.3 联合对抗(U) |
| 5.1.3.1 实体构成 |
| 5.1.3.2 要素特点 |
| 5.1.4 自然融合(N) |
| 5.1.4.1 实体构成 |
| 5.1.4.2 要素特点 |
| 5.2 防御性策略的地域适应 |
| 5.2.1 借势与造势 |
| 5.2.1.1 山水掩映 |
| 5.2.1.2 连片聚集 |
| 5.2.2 统合与多元 |
| 5.2.2.1 轴心布局 |
| 5.2.2.2 分支布局 |
| 5.2.3 特殊与普及 |
| 5.2.3.1 临时避难 |
| 5.2.3.2 住防合一 |
| 5.3 防御性空间的塑造手段 |
| 5.3.1 网络秩序化 |
| 5.3.1.1 集聚 |
| 5.3.1.2 排列 |
| 5.3.1.3 复合 |
| 5.3.2 层级界域化 |
| 5.3.2.1 线性围合 |
| 5.3.2.2 点式布防 |
| 5.3.3 空间吸引场 |
| 5.3.3.1 错位 |
| 5.3.3.2 迷迭 |
| 5.3.3.3 曲折 |
| 5.3.4 精神布控点 |
| 5.3.4.1 核心性 |
| 5.3.4.2 多样性 |
| 5.4 本章小结 |
| 5.4.1 广东乡村聚落防御性的表征机制 |
| 5.4.2 广东乡村聚落防御性的表征内涵 |
| 5.4.2.1 环境适应性 |
| 5.4.2.2 安全围合性 |
| 5.4.2.3 族群凝聚性 |
| 第六章 反馈:广东乡村聚落防御模式的类型与选择 |
| 6.1 防御模式的主要类型及其实体分化 |
| 6.1.1 (P·U)模式:私密与联合为主 |
| 6.1.1.1 模式特点 |
| 6.1.1.2 实体分化 |
| 6.1.1.3 实例分析 |
| 6.1.2 (P·C)模式:私密与公共为主 |
| 6.1.2.1 模式特点 |
| 6.1.2.2 实体分化 |
| 6.1.2.3 实例分析 |
| 6.1.3 (C·U)模式:公共与联合为主 |
| 6.1.3.1 模式特点 |
| 6.1.3.2 实体分化 |
| 6.1.3.3 实例分析 |
| 6.2 动乱形势下乡村聚落防御模式的选择 |
| 6.2.1 动乱核心圈防御模式的整体概况 |
| 6.2.1.1 江-佛区 |
| 6.2.1.2 汕-揭区 |
| 6.2.1.3 惠-河区 |
| 6.2.1.4 其他核心点 |
| 6.2.2 动乱类型影响下的防御类型分野 |
| 6.2.2.1 交通体系的规整与混沌 |
| 6.2.2.2 小家庭聚居的扩张与中断 |
| 6.2.3 动乱时间促进中的防御核心凝结 |
| 6.2.3.1 宗族控制下单核心的极速扩张 |
| 6.2.3.2 共同抗险形成的多元核心聚集 |
| 6.2.4 动乱空间挤压出的防御体系复合 |
| 6.2.4.1 挤压带一:点式布防的分散运用 |
| 6.2.4.2 挤压带二:防御、生活空间的集成化 |
| 6.2.4.3 挤压带三、挤压带四:外部围合的重复使用 |
| 6.3 军事防御体系对乡村聚落防御模式的影响 |
| 6.3.1 巡司变更影响下的乡村聚落防御模式 |
| 6.3.1.1 职能转化对乡村集聚格局的促进 |
| 6.3.1.2 驻地建设对乡村防御体系的重构 |
| 6.3.2 卫所兴衰影响下的乡村聚落防御模式 |
| 6.3.2.1 卫所衍变型聚落防御维度的转移 |
| 6.3.2.2 营房制度对空间网络均质的作用 |
| 6.4 本章小结 |
| 6.4.1 防御模式的三种主要类型及其七类实体分化 |
| 6.4.2 动乱类型、时间及空间分布对乡村聚落防御模式选择的作用 |
| 6.4.3 军事防御体系与乡村聚落防御模式的关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明清(1368-1912)主要战争分类表 |
| 附录2-明朝(1368-1644)主要动乱汇总表 |
| 附录3-清朝(1645-1840)主要动乱汇总表 |
| 附录4-广东省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名单 |
| 附录5-广东传统乡村聚落(部分)防御模式统计简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乡村文化振兴中乡贤文化的坚守和流变 ——基于广东省雷州市足荣村昌公书局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农家书屋的研究现状 |
|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现状 |
| 三、乡贤文化的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足荣村的概况 |
| 第二节 昌公书局的概况 |
| 第三节 简介足荣村乡贤文化代表--陈宇先生 |
| 第三章 乡村文化振兴中乡贤文化的坚守 |
| 第一节 乡贤文化坚守的概念和理论 |
| 第二节 昌公书局发展中的坚守 |
| 一、昌公书局沉浮中的主旋律 |
| 二、昌公书局建立背后的代际继替 |
| 第三节 昌公书局坚守下的意义性 |
| 第四章 乡村文化振兴中乡贤文化的流变 |
| 第一节 乡贤文化流变的概念和理论 |
| 第二节 昌公书局发展中的流变 |
| 一、昌公书局门可罗雀背后的原因初探 |
| 二、昌公书局流变背后的文化反思及建议 |
| 第三节 昌公书局流变中的星星之火 |
| 第五章 乡村文化振兴中乡贤文化坚守和流变的动态分析 |
| 第一节 乡贤文化坚守中的流变 |
| 一、坚守的内生力 |
| 二、坚守中流变的必然和偶然因素 |
| 第二节 乡贤文化流变中的坚守 |
| 一、流变的外来力 |
| 二、流变中坚守的必然和偶然因素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表 |
（3）清代海南岛海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五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清代海南岛海盗的构成及来源 |
| 一 闽粤海盗 |
| (一)福建海盗 |
| (二)广东海盗 |
| 二 本土海盗 |
| 三 越南海盗 |
| 第二章 清代海南岛海盗活动及其特征 |
| 一 清代海南岛海盗活动 |
| (一)荼毒村落 |
| (二)绑架勒索 |
| (三)劫掠商船 |
| (四)袭击水师 |
| (五)非正当的商贸活动 |
| 二 清代海南岛海盗活动特征 |
| 第三章 清代海南岛海盗的性质及影响 |
| 一 清代海南岛海盗的性质 |
| 二 清代海南岛海盗的影响 |
| (一)对海南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对海南海洋贸易的影响 |
| (三)对清代海防的影响 |
| 第四章 政府应对海南岛海盗的策略 |
| 一 中央政府的策略 |
| (一)清政府的御寇态度 |
| (二)加强海陆防御 |
| (三)购置轮船护航捕盗 |
| (四)中外联合围剿海盗 |
| 二 海南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策略 |
| (一)申保甲之制 |
| (二)实施奖惩机制 |
| (三)乡绅募集乡勇壮丁自卫 |
| (四)海商和乡民积极备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台山汶村从海永有波到远渡重洋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材料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材料 |
| 第一章 汶村概况 |
| 第一节 汶村地理区位与政区沿革 |
| 一、地理区位 |
| 二、政区沿革 |
| 第二节 民间信仰 |
| 一、三圣堂的神只 |
| 二、绥靖伯信仰 |
| 第三节 民俗活动 |
| 第二章 传说与史实：汶村陈氏的定居、发家史 |
| 第一节 珠玑巷记忆：汶村陈氏的定居史 |
| 第二节 盐田之利：汶村陈氏的发家史 |
| 第三章 海永有波：明清倭寇之乱、王兴之役、迁海复界和汶村陈氏的应对 |
| 第一节 明代倭、盗问题 |
| 一、明代新宁倭、盗情况 |
| 二、汶村的处境及应对之策 |
| 第二节 王兴占据下的汶村和南明海上力量 |
| 一、南明政权的演进 |
| 二、王兴占据汶村的过程和缘由 |
| 三、王兴据守汶村及结局 |
| 第三节 迁海复界和经济复苏 |
| 一、康熙年间的迁海与复界 |
| 二、雍乾年间的经济复苏 |
| 第四章 远渡重洋：咸同年间的械斗和清末民国的海外活动 |
| 第一节 咸同年间的械斗 |
| 一、清末广东土客械斗概述 |
| 二、新宁县的土客械斗 |
| 第二节 清末以来的海外移民活动 |
| 一、过程：从“猪仔华工”、“赊单华工”到金山寻梦 |
| 二、方式：台山人出洋线路 |
| 第三节 汶村：侨乡的诞生和发展 |
| 一、侨乡、侨墟经济的活跃发展 |
| 二、华人华侨对汶村社会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唐宋岭南贬官游记审美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唐宋岭南贬官游记概述 |
| 第一节 唐宋岭南贬官分布情况 |
| 一、唐代岭南贬官分布情况 |
| 二、两宋岭南贬官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唐宋岭南贬官原因 |
| 一、唐宋岭南贬官的政治原因 |
| 二、唐宋岭南贬官的文化原因 |
| 第三节 唐宋岭南贬官游记概况 |
| 一、唐宋岭南贬官游记文体 |
| 二、唐宋岭南贬官游记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贬官游记审美心态成因 |
| 第一节 贬官审美心态的表现形式 |
| 一、悲怆 |
| 二、释然 |
| 第二节 审美心态形成的心理环境 |
| 一、准物理的事实 |
| 二、准社会的事实 |
| 三、准概念的事实 |
| 第三节 贬官出游的审美动机 |
| 一、解脱型出游 |
| 二、社交型出游 |
| 三、探索型出游 |
| 四、遁世型出游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贬官游记审美心态与游记创作流变 |
| 第一节 先秦至唐宋游记创作流变 |
| 一、鲜衣怒马的游观 |
| 二、审美对象不断的丰富 |
| 三、山水认知到山水创造 |
| 第二节 唐代岭南贬官前后游记创作的变化 |
| 一、初唐到盛唐岭南贬官代表人物及游记创作变化 |
| 二、中晚唐贬官前后游记创作的变化 |
| 三、唐代岭南贬官游记意象和审美心态的变化 |
| 第三节 宋代岭南贬官前后游记创作的变化 |
| 一、宋代岭南贬官游记概述 |
| 二、宋代贬官前后游记审美意象变化 |
| 三、宋代岭南贬官审美表达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贬官游记审美心态变化原因 |
| 第一节 岭南地理气候对贬官生活的影响 |
| 一、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对贬官的影响 |
| 二、贬官对气候与风俗的不适应 |
| 三、贬官对于“瘴疠”的恐惧 |
| 第二节 儒释道思想的文化影响 |
| 一、儒道互补:对审美心态的影响 |
| 二、统合儒释:对审美心态的影响 |
| 三、三教合一:对贬官审美心态的影响 |
| 第三节 唐宋政治文化对贬官游记审美心态的影响 |
| 一、科举制度对审美心态的影响 |
| 二、专制下被羁縻的人生轨迹 |
| 三、“平民化”对审美心态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唐宋贬官游记审美心态比较——以柳宗元、苏轼为例 |
| 第一节 柳宗元不同时空游记比较 |
| 一、永州时期与柳州时期游记意象比较 |
| 二、不同时空的审美心态差异和成因 |
| 第二节 苏轼不同时空游记比较 |
| 一、黄州时期与岭南时期游记意象比较 |
| 二、不同时空的审美心态差异和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唐代岭南贬官表》 |
| 附录二 《宋代岭南贬官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张耒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目的与创新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苏门”中的张耒 |
| 第一节 自“师友”至“朋党”—从“苏门”性质的演变谈起 |
| 第二节 张来与“苏门” |
| 第二章 张耒乐府“本朝第一”与宋乐府观的嬗递 |
| 第一节 宋人乐府观与“张王乐府”地位 |
| 第二节 “苏门”与张耒乐府异同 |
| 第三节 张耒“本朝乐府第一 |
| 第四节 南宋乐府观的嬗递与张耒乐府地位的确立 |
| 结语 |
| 第三章 张耒“长句”之“杜样”蹊径 |
| 第一节 张耒“长句”的“杜样”范式 |
| 第二节 张耒“长句”与前后七子拟杜蹊径 |
| 第三节 张耒“杜样”诗之弊 |
| 结语 |
| 第四章 张耒晚年“效白居易体” |
| 第一节 “白体”在北宋中期以前的呈现形态 |
| 第二节 苏轼重塑“白体”与“张得吾易” |
| 第三节 张耒“白体”诗风与时代心理 |
| 结语 |
| 第五章 “文潜体”:“自然有唐风”的多元化内涵 |
| 第一节“文潜体”的体性特质与艺术特征 |
| 第二节 “文潜体”的时代风貌及宋贤精神 |
| 第三节 “文潜体”在南宋的阐释与摹仿 |
| 余论 |
| 第六章 《张耒集》中若干问题辨误 |
| 第一节 张耒交游人物关系考证 |
| 第二节 张耒诗文考辨札记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筒历 |
（8）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背景与机缘 |
| 1.1.2 地缘与居住文化 |
| 1.1.3 文化地理学理论概述 |
| 1.1.4 民居文化地理 |
| 1.1.5 研究的意义及框架 |
| 1.2 研究对象及概念 |
| 1.2.1 聚居研究 |
| 1.2.2 相关概念及范畴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期许 |
| 1.4.1 信息系统化与图示化 |
| 1.4.2 整合民居研究成果 |
| 1.4.3 完善民居研究体系 |
| 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传统民居研究进展 |
| 2.1.1 传统民居研究阶段与进展 |
| 2.1.2 广东传统民居研究进展 |
| 2.1.3 传统民居研究的局限 |
| 2.2 文化地理学研究动态 |
| 2.2.1 国内外文化地理学研究阶段与进展 |
| 2.2.2 广东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展 |
| 2.2.3 国内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局限 |
| 2.3 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交叉领域的研究 |
| 2.3.1 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交叉研究成果 |
| 2.3.2 传统村落及民居与文化地理学结合的研究 |
| 2.3.3 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交叉领域研究的局限 |
| 2.4 GIS在国内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中的运用 |
| 2.5 对相关研究进展的评述与反思 |
| 2.5.1 相关研究的进展 |
| 2.5.2 相关研究的不足 |
| 第三章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的构建 |
| 3.1 广东文化地理区划概述 |
| 3.1.1 广东行政区划 |
| 3.1.2 广东气候区划 |
| 3.1.3 广东方言区划 |
| 3.1.4 广东文化区划 |
| 3.2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背景研究 |
| 3.2.1 广东文化地理特征 |
| 3.2.2 土着民族与广东民系 |
| 3.2.3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生成与演变 |
| 3.3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的构建 |
| 3.3.1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因子的提取 |
| 3.3.2 建立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特征 |
| 4.1 传统聚落文化因子分布特征 |
| 4.1.1 传统聚落分布 |
| 4.1.2 传统聚落选址 |
| 4.1.3 传统聚落朝向 |
| 4.1.4 传统聚落年代 |
| 4.1.5 传统聚落民系 |
| 4.2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主导文化因子 |
| 4.2.1 建筑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
| 4.2.2 建筑类型学与文化地理学 |
| 4.2.3 主导文化因子的确定 |
| 4.3 主导文化因子的文化地理特征 |
| 4.3.1 传统聚落类型分布特征 |
| 4.3.2 传统民居类型分布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划 |
| 5.1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划原则及方法 |
| 5.1.1 文化区的定义与分类 |
| 5.1.2 文化区的特征与边界 |
| 5.1.3 文化区划原则与方法 |
| 5.2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分区研究 |
| 5.2.1 传统聚落类型分区特征 |
| 5.2.2 传统民居类型分区特征 |
| 5.3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区 |
| 5.3.1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划 |
| 5.3.2 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区及其文化景观成因分析 |
| 6.1 广东农商业的崛起与资源博弈 |
| 6.1.1 东西之争与南北对峙 |
| 6.1.2 广东地理环境优势 |
| 6.1.3 移民与广东农商经济的崛起 |
| 6.1.4 人口增长与耕地变动 |
| 6.1.5 人口流迁与地区发展 |
| 6.2 政府与地方宗族的双重管理体系 |
| 6.2.1 朝代政策与广东地域文化建构 |
| 6.2.2 军事斗争对沿海民居文化的影响 |
| 6.2.3 广东宗族社会形态与民居文化 |
| 6.2.4 宗族经济对广东聚落文化的影响 |
| 6.3 广东地域居住文化的基本精神 |
| 6.3.1 血缘与宗法 |
| 6.3.2 礼制与中心观 |
| 6.3.3 天地人合一的时空观 |
| 6.3.4 仿生象物的营建观 |
| 6.3.5 风水对聚落民居的影响 |
| 6.4 因地制宜的营造技术与材料 |
| 6.4.1 文化区民居特色营造技术 |
| 6.4.2 文化区地域材料的采用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文化区划的边缘聚落及民居研究 |
| 7.1 福佬族群对广东传统聚落民居文化区的影响 |
| 7.1.1 华南族群的形成与层次 |
| 7.1.2 福佬族群的迁移与族群认同 |
| 7.1.3 粤东福佬族群与客家族群的互动 |
| 7.2 粤东客家与潮汕聚落民居文化区围屋类型研究 |
| 7.2.1 围屋的类型、分布及差异 |
| 7.2.2 影响因素分析 |
| 7.2.3 粤东围屋文化演变规律 |
| 7.2.4 结论与讨论 |
| 7.3 粤西雷州聚落民居文化区内聚形核心式聚落研究 |
| 7.3.1 内聚形核心式聚落空间形态 |
| 7.3.2 雷州聚落民居文化区的人口构成 |
| 7.3.3 内聚形核心式聚落成因分析 |
| 7.3.4 结论与讨论 |
| 7.4 粤西北广客雷原聚落民居文化区向心式聚落研究 |
| 7.4.1 向心式聚落空间分布与形态 |
| 7.4.2 向心式聚落文化地理背景 |
| 7.4.3 成因影响因素分析 |
| 7.4.4 结论与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研究的结论 |
| 8.1.1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区的构成 |
| 8.1.2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的演进机制 |
| 8.2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越南华侨华人文化地理研究（1405-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方法、文章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越南人文、自然地理环境与华侨移民历史过程 |
| 第一节 越南人文、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华侨移居越南的历史过程 |
| 第二章 越南华侨社会的区域构成与概况 |
| 第一节 越南中南部华侨社会 |
| 第二节 越南北部华侨社会 |
| 第三节 法属时期的华侨社会 |
| 第三章 越南华侨学校与人才地理 |
| 第一节 越南华侨学校的发展历程与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越南侨校的文化传播作用 |
| 第三节 越南华侨华人人才的分布 |
| 第四章 越南华侨华人宗教、民间信仰及习俗地理 |
| 第一节 越南华侨华人宗教信仰及其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越南华侨华人民间信仰及其地理分布 |
| 第三节 越南华侨华人习俗及与所居国、祖籍国信仰关系 |
| 第五章 越南华侨报刊、华文文学地理 |
| 第一节 侨刊、侨报分布及其文化意义 |
| 第二节 越南华文文学地理 |
| 第六章 越南华侨华人的认同问题 |
| 第一节 明乡的发展历程与管理 |
| 第二节 明乡人的认同问题 |
| 第三节 语言交融与作用 |
| 第四节 侨团分布及其对华侨认同的影响 |
| 第七章 越南华侨华人文化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特点 |
| 第一节 越南华侨华人文化形成的原因 |
| 第二节 越南华侨华人文化形成的过程 |
| 第三节 越南华侨华人文化的特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水文化 |
| 第一节 中国历代对水资源的管理 |
| 一、历代水官 |
| 二、历代水利法规和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历代对水文的记录和研究 |
| 一、先秦文献中的水文记载 |
| 二、正史中的水文记载 |
| 三、地理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四、历代水利专着 |
| 五、其它着作中的水文记载 |
| 第三节 中国历代水利与农耕文明 |
| 一、治水传说与春秋战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二、秦汉时期水利工程的蓬勃发展 |
| 三、隋唐时期水利工程的普遍发展 |
| 四、宋元时期水利事业的繁荣 |
| 五、明至清前期的水利成就 |
| 第四节 中国历代水崇拜 |
| 一、水与水神家族、水神神话 |
| 二、历代水神祭祀与水神庙 |
| 第五节 中国历代“水”文学 |
| 一、诸子论水 |
| 二、诗词歌赋中的水 |
| 三、祈雨文 |
| 第六节 其它领域的水文化 |
| 一、水与音乐 |
| 二、水与绘画 |
| 三、水与古典园林 |
| 四、其它方面的“水”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水政 |
| 第一节 晚清对水资源及利用的管理 |
| 一、晚清河政变化 |
| 二、晚清漕运 |
| 三、晚清水政其它方面的变化 |
|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国家水政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二、水政统一之前：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三节 南京政府时期全国水利行政之统一 |
| 一、建设委员会的努力 |
| 二、水利行政统一之经过 |
| 三、水政统一之后：南京政府时期的水政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行政之评价与思考 |
| 一、水利行政统一之评价 |
| 二、水利行政建设之特点 |
| 三、关于流域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近代水法规 |
| 一、晚清水法规和制度 |
| 二、民国水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水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利教育的萌芽与确立（1875—1912） |
| 一、近代水利教育初露端倪 |
| 二、晚清学制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确立（1912—1922） |
| 一、壬子癸丑学制的出台 |
| 二、实业教育体系中的水利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的发展（1922—1937） |
| 一、壬戌学制时期（1922—1927） |
| 二、壬戌学制颁布后相关法规的颁布和修正(1927—1937）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中国水利教育（1937—1949） |
| 一、抗战时期水利教育的发展 |
| 二、战后水利教育事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五节 近代水利教育机构举例 |
| 一、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 |
| 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
| 三、河南水利工程专科学校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水利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对水利的认识 |
| 一、近代关于水利概念之认识 |
| 二、近代关于水利作用之认识 |
| 三、近代关于水利建设之认识 |
| 四、近代关于古代水利之研究 |
| 五、近代关于西方水利之介绍 |
| 第二节 近代全国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一、近代关于各省水利建设之研究 |
| 二、近代关于各流域水利建设之研究 |
| 第三节 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 |
| 一、早期外国传教士的传播 |
| 二、西方新技术的引进及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
| 三、聘请国外水利专家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近代水利技术研究机构的设立 |
| 六、近代关于水利技术书籍的出版 |
| 第四节 近代主要水利人物研究 |
| 一、林则徐兴办水利 |
| 二、左宗棠督办水利 |
| 三、张謇倡导治淮 |
| 四、孙中山与近代水利 |
| 五、李仪祉与近代水利发展 |
| 六、冯玉祥水利实践与水利思想 |
| 七、张含英与黄河治理 |
| 八、近代其他水利专家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的水神崇拜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水神崇拜 |
| 一、晚清时期的水神崇拜 |
| 二、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水旱灾害与水神崇拜 |
| 一、近代水灾和水神崇拜 |
| 二、近代旱灾和水神崇拜 |
| 第三节 近代水神之治水英雄崇拜 |
| 一、近代大禹崇拜 |
| 二、近代李冰与二郎神崇拜 |
| 第四节 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和文化阐释 |
| 一、近代水神崇拜的社会功用 |
| 二、近代水神崇拜的文化阐释 |
| 三、传统与现代撞击下的水神崇拜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水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国人对“水”的认识 |
| 一、西方传教士对“水”的宣传 |
| 二、近代外文报纸中的“水” |
| 三、近代国人眼中的“水” |
| 四、近代关于“水”的书籍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江”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江”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扬子江”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河”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河”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黄河”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湖”、“瀑”的认识 |
| 一、近代报刊杂志中的“湖” |
| 二、近代报刊杂志中的“瀑” |
|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海洋文化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海防思想 |
|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萌芽 |
| 二、鸦片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 |
| 三、民国时期中国海防思想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 |
| 一、近代国民海防意识的觉醒 |
| 二、近代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对“海”的认识 |
| 一、关于“海”的自然常识 |
| 二、近代报刊中关于“海”的文章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海洋科学成就 |
| 一、近代中国海洋学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中国的海洋调查 |
| 三、近代中国的物理海洋学 |
| 四、近代中国的海洋地质学与海洋地理学 |
| 小结 |
| 结语：中国水文化之近代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四、雷州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龙门中学（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明清广东动乱形势的乡村聚落防御性研究[D]. 陈家欢.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2]乡村文化振兴中乡贤文化的坚守和流变 ——基于广东省雷州市足荣村昌公书局的调查[D]. 杨祺.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19(02)
- [3]清代海南岛海盗研究[D]. 王永历. 海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台山汶村从海永有波到远渡重洋的变迁[D]. 温芷莹.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19(10)
- [5]唐宋岭南贬官游记审美心态研究[D]. 亓元. 黑龙江大学, 2018(06)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7]张耒诗歌研究[D]. 薛瑾. 浙江大学, 2018(05)
- [8]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文化地理研究[D]. 曾艳.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2)
- [9]越南华侨华人文化地理研究（1405-1945）[D]. 平兆龙. 暨南大学, 2015(12)
- [10]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