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WW安全机制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王蒙蒙,刘建伟,陈杰,毛剑,毛可飞[1]（2016）在《软件定义网络:安全模型、机制及研究进展》文中研究指明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简称SDN）初步实现了网络控制面与数据面分离的思想,然而在提供高度开放性和可编程性的同时,网络自身也面临着诸多安全问题,从而限制了SDN在很多场景下的大规模部署和应用.首先对SDN的架构和安全模型进行分析;其次,从"SDN特有/非特有的典型安全问题"和"SDN各层/接口面临的安全威胁"两方面,对SDN中存在的典型安全威胁和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和归纳;随后从6个方面对现有SDN安全问题的主要解决思路及其最新研究进展分别进行探讨,包括SDN安全控制器的开发、控制器可组合安全模块库的开发和部署、控制器Do S/DDo S攻击防御方法、流规则的合法性和一致性检测、北向接口的安全性和应用程序安全性;最后对SDN安全方面的标准化工作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对SDN安全方面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刘丽莉[2]（2016）在《同盟强化：21世纪初美韩同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冷战结束已降,美国为维系全球霸权而在西欧、中东和亚太三大地区进行了同盟体系的重构。其中,在亚太地区的美韩同盟是美国地区同盟架构中的重要环节。经历了六十余载战火洗礼与风雨同舟,美韩双边军事同盟几经调整,依然历久弥新。冷战结束后,虽然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有所降低,但是随着朝核问题与导弹问题的持续发酵,美韩同盟所面临的安全压力不仅没有出现“历史的终结”,反而出现了“历史的重演”,美韩同盟在经历了冷战的洗礼和冷战后的沉淀后,在21世纪再次显露出军事同盟的刺眼寒光,这迫使人们对如下问题进行审慎的思考和回答: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的加速,美韩同盟出现了哪些具体的变化?美韩同盟在美国亚太安全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如何?随着朝核问题的发酵与中美关系的互动,美韩同盟未来的发展态势将会是什么?美韩同盟对21世纪的东北亚安全将显示出怎样的塑造?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本文将从六个章节展开必要的探讨。第一章对美韩同盟的历史和现实认知进行阐述。在冷战的热战中,美韩缔结了同盟关系。本章从军事、经济、观念三个层面阐述了美韩同盟的演进,并在历史的维度中就三个层面对同盟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估。进入21世纪,从美韩两国各自的角度就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同盟强化的动因做了详尽分析。进而指出,虽然美韩同盟关系在进一步强化,但纵观几年来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地区政治生态的恶化,充分说明美韩同盟的强化没有取得预期成效。第二章对美韩同盟内涵的拓展进行阐述。美韩同盟内涵扩展主要体现在常规军事合作、情报合作、核合作、导弹合作、网络太空合作等五个方面。常规军事合作领域美韩两国在防务贸易、海军、空军方面的合作加强;情报合作领域,美国持续为韩国提供自身无法获取的战略战术情报、韩国凭借其地理优势在美国全球情报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核能合作领域,美韩新的核能合作协定不再明文限制韩国进行铀浓缩和乏燃料再处理;导弹合作方面,美国对韩国进攻性导弹的限制逐渐放松,但是美韩导弹合作仍旧以美国为主导;网络太空领域,随着美韩两国在太空合作领域合作的推进,美国对韩国发展太空技术相关的导弹扩散和出口控制等问题的关注和担忧有所减少。第三章介绍了美韩同盟机制扩容。21世纪初美韩同盟机制扩容主要体现在美韩安全合作机制和美韩经贸机制两个方面。美韩安全合作机制包括安全合作会议和军事演习,21世纪初美韩安全合作会议不仅在20世纪原有的战略性安全合作会议上有所扩展,而且又增加了具体议题层面的安全合作会议。进入21世纪以来,美韩同盟不仅在战略战役级的军事演习数目增加,而且参与演习的战机数量有所提高;对战时指挥权转移前后的同盟军事结构并基于“战略计划2015”对联合指挥控制系统进行了规划;该章还就2014年提出的有条件的战时指挥权转移进行了深入分析。第四章对美韩同盟的功能与困境进行了分析。美韩同盟的功能与困境存在互动。美韩同盟具有威慑功能、屏障功能和辐射功能。美韩同盟存在传统同盟困境和新同盟困境。美韩同盟的传统同盟困境指的是传统的抛弃与牵连困境,传统同盟困境主要从美韩战略目标分歧、成本分担问题等两个层面进行探讨。随后,本章还着重探讨了美韩同盟的新困境,即同盟对手与同盟经济伙伴的同一性困境,以及同一同盟体系内各个同盟之间的同盟间困境。第五章探讨了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分别探讨了美韩同盟与朝鲜、日本、中国的关系。从美韩同盟与朝核问题、美韩同盟与半岛统一两个方面就美韩同盟与朝鲜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安全和观念两个层面就美韩同盟与日本的关系展开分析,并探讨了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可能性;从安全、经济、观念三个层面就美韩同盟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和分析。第六章探讨了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机制的关系。分别从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安全机制、美韩同盟与东北亚经济机制两个层面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从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中的作用两方面就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从美韩FTA对中日韩FTA的影响、韩国加入TPP对中日韩FTA的冲击等方面就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许少民[3]（2018）在《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和前景》文中研究指明澳大利亚是"印太"概念的主要倡议者,是较早将"印太"地区正式纳入官方安全利益关切的国家。将澳大利亚与印度或印度洋联结是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一以贯之的主线。中印的共同崛起、美国"重返亚洲"以及"中等强国"抱负是澳大利亚重视"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洋重要性上升及其衍生出的北澳大开发需要是澳大利亚直接关注"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因素。此外,相对于"亚太"而言,"印太"的叙述框架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缓解身份认同焦虑。文章指出,澳大利亚内部对"印太"的战略内涵及其重要性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亚太第一派"基本否定"印太"作为澳大利亚新的战略地理空间;"印太最小主义派"强调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维护"印太"均势;"印太最大主义派"强调中美日印的大国协调和共治;"印太功能主义派"强调减少能源和海洋安全联结产生的战略对抗,追求"印太海洋共治"。目前特恩布尔政府的"印太"战略思路倾向于"印太最小主义派"。探讨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的演变有助于中方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亚的利益诉求和战略走向,更加准确地把握和调整"印太"时代的中澳关系。
卿斯汉[4]（2016）在《Android安全研究进展》文中提出Android是目前最流行的智能手机软件平台,报告称,2014年,Android的销售量占到全球份额81%的绝对优势,首次达到10亿部.其余如苹果、微软、黑莓与火狐等则远远落在后面.与此同时,Android智能手机的日益流行也吸引了黑客,导致Android恶意软件应用的大量增加.从Android体系结构、设计原则、安全机制、主要威胁、恶意软件分类与检测、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机器学习方法、安全扩展方案等多维角度,对Android安全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与分析.
王胜男[5]（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魏永艳[6]（2019）在《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地处东亚地区,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成员,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与中国休戚相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探索东亚安全共同体蓝图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践行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需要。“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外交蓝图对21世纪中国国家繁荣与稳定,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区域安全宏观建构的重要转向,强化东亚安全共同体之中国构想的学术研究,对于思考将东亚经济共同体迈向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和可行性,破解东亚安全困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1世纪初,东亚区域力量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区域秩序与区域安全框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生的共同体秩序与域外同盟秩序形成对比,区域秩序的多元化建构正在形成。以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与东亚区域安全一体化进程相结合,中国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与区域共同发展需求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中国应以建构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作为破解东亚安全困局的现实选择。本文对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特征、理念、目标及功能进行了多维探索,试图为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搭建结构性框架。在对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区域资源依托和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开启了全新的视角,东亚力量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的区域现实在安全共同体的秩序框架内能够实现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以期实现东亚走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与“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叠加的安全困局。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现路径。在日韩对东亚区域安全建设助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东盟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实施,争取打造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区域典范。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公布,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路径选择上,以中国+东盟为核心驱动力,遵循中国+东盟+X的扩展模式,实现中国+东盟+蒙俄与中国+东盟+朝韩的两翼合围,在可以推进的领域进行共同安全利益的务实合作,重拾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优势空间。传统的观点认为10+3（中日韩）是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其中10+2（中韩）的阻力略小,如果日本加入东亚安全共同体变得遥遥无期,10+3（中俄韩）也可以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核心国家的替代选项。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规划,国际格局风云变幻,针对客观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合理布局,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还是可以预期的。只有实现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建构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温芳芳[7]（2019）在《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选题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面向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5ZDC025）。政府数据是政府部门持有或委托的数据,在推动政治民主、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创新和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开放数据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政府数据的开放。很多国家都很重视政策在开放数据中的引领作用,即通过制定或修订相关的政策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发展。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W3C、开放知识基金会等也制定了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我国于2015年发布国家大数据战略——《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下称《纲要》）,着手政府数据开放的顶层设计,要求建立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体系。鉴于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构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体系。在多途径掌握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需求的基础上,对我国国家层面的政策现状进行调研,并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政策经验,最后构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体系。论文具体分为8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引言。本章从国内外背景入手,探讨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总结与述评,进而提出研究方法、内容以及本研究的创新点。调研发现,国外注重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框架、实施和效果评估以及个人数据保护政策的研究。国内政策的研究侧重于国外典型案例和比较研究;对国内政策的研究侧重于政策环境、政策现状分析以及对具体主题的研究。目前缺少对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需求的研究,政策体系研究也不够深入。第2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包含核心概念的界定和涉及的基本理论两方面。首先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核心概念包括开放数据、政府数据、开放政府以及政府数据开放等。其次考察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具体涵盖公共政策理论、数据生命周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系统科学理论等,为文章后续的探讨奠定理论基础。第3章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需求。本章从宏观到微观分析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需求。首先,从现有的国际权威性的评估指标中发现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准备度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国家存在的差距。其次,从我国中央政府发布的国家战略中,分析国家针对政府数据开放要求制定哪些方面的政策。最后,在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选取上海、深圳等7个代表性的城市,对20个利益相关者进行实地访谈,掌握不同利益相关者在政府数据开放中切实的政策需求。研究发现,我国急需在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数据质量、数据安全与隐私以及组织实施等方面完善相关政策。第4章我国国家层面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现状。本研究主要面向国家大数据战略,因此文章主要对我国国家层面的政策进行调查与分析。一方面,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进行历史性分析,总结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内容上的变化规律。另一方面,通过对政策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已有政策涉及的主题及其内容,进一步探讨我国政策存在的不足。第5章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国际借鉴。本章选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作为代表性国家,对226份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和归纳。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建立了贯穿数据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政策;通过信息质量立法与政策保障政府数据质量;制定了从宏观到微观的数据安全战略;通过隐私立法和具体政策保护个人隐私;实施全方位的数据基础设施战略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组织实施机制。第6章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体系的框架构建。本章在前文需求分析、现状调研以及国外政策经验借鉴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体系框架。该框架的构成要素可归纳为数据创建与采集、数据组织与描述、数据保存、数据发布、数据获取、数据利用、数据质量、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基础设施、组织准备、财政支持、人才培养等。根据各要素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将整个框架划分为基础设施层、数据管理层和政府治理层。第7章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体系的内容。研究采用循证政策方法,利用多源数据探寻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方案。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的重点是完善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政策,具体包括采用开放标准格式创建和收集数据、完善数据发布的流程和机制、制定保障无障碍获取数据的相关政策和完善数据重用政策等。在数据质量方面,建议制定数据质量法及其相关实施政策,建立政府数据质量保证框架。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实施国家安全信息分类计划,完善个人隐私保护法规,开展隐私影响评估,并实施电子身份认证。在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推动数据中心整合和优化,在政府网站相关政策中明确数据开放的要求,实施ICT投资定制策略。在组织实施方面,不断健全组织结构并设置配套的职位保障开放数据有效实施。第8章总结与展望。本章对全文进行梳理,得出主要的研究结论,指出研究的局限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孙天宇[8]（2020）在《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北极地区安全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深刻影响着环北极地区的北极与近北极国家,并逐渐外溢至全球。北极安全已被部分国家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伴随美国与北约回归北极,美俄全球博弈关系被投射到北极地区,“北极例外主义”（Arctic exceptionalism）受到挑战,美俄欧在北极的安全互动越发频繁,并呈现出强烈的地区化趋势。基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北极地区安全化基础上,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不仅能弥补哥本哈根学派在北极地区安全研究的不足,而且为中国塑造新的北极安全认知,推进北极政策的修订与完善,更好的履行北极治理中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的北极安全利益提供借鉴。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地区安全研究的重要理论,主要是对行为体在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进程中无法分割的相关安全议题展开探讨。地区安全复合体正是建立在由不同行为体、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安全互动所构成的“安全组群”的基础之上。与传统的地区研究不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安全”界定为所有政治之上特殊的政治,将“安全化”界定为一般政治上升为安全问题的建构过程。将“国家”界定为“领土—政治—社会”的结合体,将“安全组群”描述为由国家、地区、地区间与全球四个彼此互动的层次而形成的完整模式。提出“无政府结构”“边界”“极性”“社会性建构”四个内核结构变量,依据内核结构变量的不同,划分出无结构地区、被覆盖地区、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大国地区安全复合体与超级复合体等多种类型,并提出维持现状,内在变革,外在变革三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前景。“环北极超级复合体”是建立在北极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环境领域安全化基础之上,由北美洲、欧洲、环俄罗斯地区安全复合体及其“内环”的北极地区构成的,超地区（地区间）层次上的跨领域“安全组群”。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北极合作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对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形成提供了地区化动力。超级大国美国与全球层次大国俄罗斯、欧盟是超级复合体内的三个“极性”国家。美欧与俄罗斯在全球的竞争关系,外溢至双方在北极地区的“社会性建构”,对超级复合体的国内与地区、超地区、全球层次的安全态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建构尚处于形成阶段,从近期看,美国与北约的回归,将进一步加剧超级复合体内部美欧与俄罗斯的安全互动,进一步促进超级复合体的形成。从中期看,美国将北极升级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地区,完成相应的北极军事部署,在超级复合体内部可能会出现美国式“单极”取代美俄欧“多极”结构,在外部与周边地区安全复合体互动能力和强度会不断提升。从远期看,随着北极安全互动逐渐频繁,现有的北极治理与合作机制将逐渐发展成地区安全机制的基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也将进入相互协调的安全机制阶段。受理论局限、现实流变与实践博弈的多维影响,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依然面临着不小挑战。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北极安全事关中国“战略新疆域”的安危,北极地区安全化切实影响中国的北极资源、航道、环境、科研等利益。“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构建,对中国的北极身份,北极安全,北极合作带来了安全化的潜在风险,也对中国的北极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北极身份,要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不断丰富其政治与国际法内涵;对于北极合作,要顺应北极国家期许,务实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于北极安全,要构建新型北极伙伴关系,加快建设“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对北极治理,要响应北极理事会改革号召,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坚决扞卫开发北极,利用北极的合法权力,切实履行治理北极,保护北极的大国责任。
韩建力[9]（2019）在《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应用的发展,网民规模的扩大,互联网以其去中心化、迅捷性、强互动性和开放性的传播方式,逐步成为公众进行利益和意见表达以及政治参与的平台和渠道,网络舆论逐步成为中国的主流舆论。受“数字鸿沟”和网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客观影响,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有限规模”“有限理性”的民意形式,为提升公民利益表达效能,强化决策者意见整合能力、推进决策民主化和政治回应性、强化社会监督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积极影响。同时,网络舆情因其去中心化、跨地域性、多媒体、多渠道传播的特征,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面对多元化的信息和渠道,分散化的网民在一些组织或个体的动员、引导之下容易出现“信息茧房效应”“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引发意见气候向极端化流变。近些年频发的由网络谣言导致的舆情危机以及舆论反转事件可以作为其典型表征。此外,网络舆情的发展造成了舆论环境的剧变:此前由政治逻辑主导的舆论场渐渐被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分解,以往“大一统”的舆论场被分割成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加上境外舆论场,这就形成了三大舆论场的鼎立之势。舆论场的分立可能树立和强化官民对立,并且破坏社会共识以及达成共识的能力,甚至可能诱致社会撕裂。这决定了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公共权力有义务进行网络舆情治理。从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规则体系和既往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上看,公权力主体在网络舆情治理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随着网络信息媒介和应用的发展,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以媒体和新闻信息管控为核心的管控方式,以行政法规为主体的规则架构,并进行渐进性调整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从治理效果看,这一模式有效提升了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的可控性,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公权力主体更关注网络的媒体属性,强调对网络舆情负面功能的管控:一方面在治理方式上延承了传统媒体的治理思路,注重对渠道和信源的管控;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门缺少舆情应对经验,往往将网络舆情视为洪水猛兽,采用删帖、封号、设置敏感词,甚至由公安机关在线下直接介入的“摆平主义”的舆情应对方式。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现出了鲜明的“管制平抑”特征。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公权力主体在治理目标和治理规则设定,以及治理规则执行方面的主导性作用,赋予了中国网络舆情治理鲜明的政治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本身即为一种公共权力运用的行为,不仅需要考察其有效性,还需要考虑权力应用的合法性。此外,网络舆情的功能多样性也决定了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复杂性。因此,如何控制网络舆情治理的负外部性后果,也成为审视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标准之一。以合法性、有效性和负外部性三个标准审视现行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可以发现,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还存在合法性不足、有效性不足以及网络渠道阻塞三大风险。政治沟通理论注重作为信息的“舆论”的重要性。在政治沟通视域下,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有限规模”“有限理性”的民意形式,不仅作为一种“社会皮肤”,有表征矛盾、社会预警、权力监督以及提升决策合法性和质量等正向功能,也可能对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在政治沟通理论看来,网络舆情治理有两个面相:一是以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管理为核心的政治宣传面相,这一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倾向于以强化信息源头和信息渠道的控制方式,提升网络信息特别是新闻信息的可控性,以实现网络舆情治理的目标;二是以协商沟通渠道建设和维护为核心的政治决策面相,这一网络舆情治理模式注重网络渠道的构建、拓展与维护,倾向于以协商沟通的方式,对网络舆情予以整合、回应和管理,以实现网络舆情危机的有效应对以及对网络民意的有效吸纳,推动网络舆情正向功能的发挥。只是,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侧重于政治宣传面相,而在以政治决策为核心的网络舆情治理方面着力不足。网络舆情治理的三重风险要求,公共权力主体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应注重以协商保证规则本身以及规则执行中的合法性、以协同提升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的有效性、以沟通保证网络舆情渠道的畅通,发现政治沟通逻辑在优化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中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即从政治沟通视角审视网络舆情治理,构建分析框架,梳理历史延革和现状,明确当前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存在的三重风险和原因,提出在以协商、协同和沟通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沟通逻辑”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优化思路,并提供了完善网络舆情治理法规体系,强化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性,提升治理主体行为规范性,推动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体系化构建路径。
李杨[10]（2018）在《外空安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外空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高地,国家权力在外空的延伸使外空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空安全可以定义为“外空人造设施和人员不受有意、无意的攻击和威胁”,可以划分为军事安全和自然安全两类。外空安全机制是外空行为体在外空安全问题上汇聚共识而形成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具体程序的集合,根据对应问题不同可以分为外空军事安全机制和外空自然安全机制,按照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冷战时期”和“新时期”。复合的国际机制理论可应用于外空安全机制的研究,该理论包含两个理论逻辑:国际机制由国际政治的权力对比、利益分配、行为体认知决定,建立后将对权力、利益、认知产生反馈影响;国际机制滞后于权力变化的特征使得其作为独立变量影响国际政治中的行为。美国和苏联两极外空权力格局、军事安全威胁突出是冷战时期外空安全机制产生的主要背景,这决定了冷战时期外空安全机制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冷战时期形成的《外层空间条约》确立了外空行为活动的基本原则,然而《外层空间条约》的部分规定无法有效应对新形势下的外空安全威胁。冷战结束后外空安全秩序进入新时期,主要特征是“一超多强”的外空权力结构以及严峻的外空安全形势:美国成为外空超级大国,中国外空科技水平有了显着提高,俄罗斯外空实力在逐渐恢复,欧洲的外空力量分散、机构分立;美国的单边主义外空政策使得新时期外空军事安全威胁依然突出;外空行为体数量和外空活动的增加使得外空碎片、外空资源紧张等新时期外空自然安全问题愈发严重,同时缺乏相对应的治理机制;国际外空合作呈现多元化,但不对称的、有选择的以及以经济利益为先导的合作阻碍了外空安全治理的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分别提出了外空安全机制的建议。外空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国际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和《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是新时期外空军事安全和自然安全机制的主要建议。外空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源自传统的国际军控手段,旨在以灵活的、动态的形式增进外空行为体双边、多边的战略互信与行为透明度,但由于其缺乏强制约束力且难以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律文本,因此外空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的最优选项是作为外空军事安全机制的补充。与外空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相比,带有“预防安全”机制特征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是更为实质性的外空军事安全机制建议,体现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外空大国维护外空和平稳定的决心,但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反对,这一建议尚未进入实质性的协商缔约阶段,未来该草案可以在陆基反卫星武器的限制、外空“自卫权”的阐释等方面继续完善,以争取最大范围的国际支持。欧盟主导推动的《国际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着眼于规范外空行为体的行为,采用利益攸关方协商的模式,体现了欧盟“集体认同”的国际法治观和注重外空自然安全的外空安全观,但脱离联合国平台的协商模式导致该准则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国际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未来需要回归联合国平台,明确作为外空自然安全机制的定位,增强包容性,更多的兼顾外空后发国家的利益诉求。《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是新时期以联合国为平台的外空自然安全机制建构最为实质性的成果,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前瞻性,未来可以在促进外空科技和利益共享、加强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外空行为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建构主体多元化、机制构成碎片化、机制效力软法化是新时期外空安全机制建构的三大特点,建构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外空安全机制构成碎片化,机制构成的碎片化的表现是外空安全治理机构分立、机制建议分散,导致外空安全机制出现“软法化”趋势。新时期外空安全机制建构面临权力博弈、利益分歧、认知差异、科技滞后的矛盾:“一超多强”的权力结构存在不稳定因素,美国与中俄的外空军事“硬权力”竞争以及欧盟与中俄在外空安全机制建构的“软权力”竞争引起了外空主要力量的外空安全认知差异;外空主要力量与外空后发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平衡,外空后发国家将自身的发展利益置于人类的外空共同利益之上,造成了外空公域治理集体行动失效、个体责任缺失的安全认知差异;外空科技与外空军事安全、自然安全存在固有矛盾。各方在外空安全的认知差异以及外空科技的滞后共同导致了外空安全治理的国际共识无法广泛汇聚,外空安全机制建构进程滞缓。稳定的外空权力结构下维护自身安全取代了利益最大化成为外空行为体的行为目标,合理的外空利益分配确保了人类共享外空公域的开发红利、维护了代际之间对外空平等的使用权利,共同的安全认知为汇聚机制建构的共识提供了主观动力。权力角力和利益分配是客观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无法改变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前提下,塑造以共同体主义为核心的安全认知是促进外空安全机制建构的核心途径。以外空集体安全意识为基础,以“预防安全”机制为核心、“预期安全”机制作为补充,设立专门针对外空军事安全事务的国际组织,是外空军事安全机制的建构范式;以外空命运共同体观念为基础,以“软法”为路径,明确“权利与责任并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危险预防”三个原则,促进外空民用合作、完善外空科技分享规则、加强外空态势感知信息分享建设,是外空自然安全机制的建构范式。中国在外空安全机制中的角色可以定位为外空军事安全的维护者、外空公平秩序的建设者和外空安全机制的引领者。首先,中国要保持作为外空科技强国的战略定力,坚决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与安全。其次,中国要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外空主要力量保持良性互动,协调各方立场。再次,中国要积极支持外空后发国家能力建设,推进外空利益分配格局变革。最后,中国要以构筑外空军事安全集体意识、树立外空命运共同体观念为努力方向,推动国际共识汇聚,同时加强外空安全机制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促进中国在外空安全机制中的理念宣示和引领作用,为外空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WWW安全机制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WW安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同盟强化：21世纪初美韩同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美韩同盟转型研究 |
| （二）美韩同盟管理问题 |
| （三）美韩同盟与美国亚太战略研究 |
| （四）观念因素对美韩同盟的影响研究 |
| （五）同盟形成与同盟困境研究 |
| 三、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表现在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比较析法 |
| 第一章 美韩同盟的历史回顾与现实认知 |
| 一、美韩同盟历史回顾 |
| （一）美韩外交关系的建立 |
| （二）美韩同盟的建立 |
| （三）冷战时期的美韩同盟 |
| （四）冷战后美韩同盟 |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韩同盟的强化 |
| （一）美国强化同盟的动因 |
| （二）韩国强化美韩同盟的动因 |
| （三）美韩同盟面临的挑战 |
| 第二章 美韩同盟内涵扩展 |
| 一、美韩常规军事合作 |
| 二、美韩情报合作 |
| 三、美韩核合作 |
| 四、美韩导弹合作 |
| 五、美韩网络太空合作 |
| （一）美韩网络与太空合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
| （二）美韩网络与太空合作的现状： |
| （三）未来美韩网络与太空合作的趋势与特征 |
| 第三章 美韩同盟的机制扩容 |
| 一、美韩安全合作机制 |
| （一）安全合作会议 |
| （二）联合防卫体系 |
| 二、美韩经贸机制 |
| （一）美韩自由贸易协定（FTA） |
| （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
| 第四章 美韩同盟的功能及困境 |
| 一、美韩同盟的功能 |
| （一）威慑功能 |
| （二）屏障功能 |
| （三）辐射功能 |
| 二、美韩同盟的困境 |
| （一）战略目标位差导致的同盟困境 |
| （二）成本分担对同盟困境的影响 |
| （三）美韩同盟与新同盟困境 |
| 第五章 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 |
| 一、美韩同盟与朝鲜 |
| （一）美韩同盟与朝核问题 |
| （二）美韩同盟与半岛统一 |
| 二、美韩同盟与日本 |
| （一）美韩同盟与日本的安全互动 |
| （二）美韩同盟与日本的观念互动 |
| 三、美韩同盟与中国 |
| （一）美韩同盟与中国的安全互动 |
| （二）美韩同盟与中国的经济互动 |
| （三）美韩同盟与中国的观念互动 |
| 第六章 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机制的关系 |
| 一、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关系 |
| （一）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 |
| （二）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构建中的作用 |
| 二、美韩同盟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系 |
| （一）美韩FTA对中日韩FTA的影响 |
| （二）韩国加入TPP对中日韩FTA的冲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冷战后美韩同盟大事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4）Android安全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Android体系结构 |
| 1.1 Android软件栈 |
| 1.2 Android的组件 |
| 1.3 Intent与组件通信 |
| 1.4 Android系统架构 |
| 1.5 Android的设计原则 |
| 1.6 Dalvik虚拟机 |
| 2 Android的安全机制 |
| 2.1 Android安全模型 |
| 2.1.1 Linux安全机制 |
| (1) POSIX(portable operating system interface of unix)用户. |
| (2)文件访问控制. |
| 2.1.2 Android本地库及运行环境安全 |
| (1) 内存管理单元(memory management unit,简称MMU). |
| (2) 强制类型安全. |
| (3) 移动设备安全. |
| 2.1.3 Android特定安全机制 |
| (1)权限机制. |
| (2)组件封装. |
| (3) 签名机制. |
| (4) Dalvik虚拟机. |
| 2.2 Android权限机制 |
| 2.3 Android权限机制的安全缺陷 |
| (1) 粗粒度的授权机制 |
| (2) 粗粒度权限 |
| (3)不充分的权限文档 |
| (4) 溢权问题 |
| (5) 未提供“权限-API”对应关系映射集 |
| 2.4 Android的安全威胁 |
| 2.5 Google的应对措施 |
| 3 Android恶意软件 |
| 3.1 Zimperlich |
| 3.2 Android恶意软件分类 |
| 3.3 提权攻击 |
| 3.4 中间人攻击MITM |
| 3.5 恶意软件变形技术 |
| 3.6 商业反恶意软件健壮性评估 |
| 4 Android安全分析 |
| 4.1 静态分析 |
| 4.2 动态分析 |
| 4.3 机器学习分析方法 |
| 5 Android安全扩展方案 |
| 6 其他研究成果 |
| 6.1 扩展Android安全功能的可编程接口 |
| 6.2 Android的APP运行保护 |
| 6.3 自动补丁生成 |
| 6.4 Android生态系统中的权限演变研究 |
| 7 结束语 |
（5）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6）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的厘定 |
| 四、论文逻辑思路 |
| 五、研究方法说明 |
| 六、论文结构安排 |
| 七、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背景 |
| 一、中国东亚安全环境的审视 |
| (一)东亚和平与发展的新局面 |
| (二)东北亚面临的安全困境 |
| (三)东南亚安全局势复杂多变 |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考量 |
| (一)东亚安全秩序的历史反思 |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现实困境 |
| (三)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角色 |
| 三、中国东亚安全战略新思维 |
| (一)从零和博弈到共同安全 |
| (二)从军事安全到综合安全 |
| (三)从武力对抗到合作安全 |
| (四)从短期安全到可持续安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目标 |
| 一、形态目标：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 |
| (一)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
| (二)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特征 |
| (三)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对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超越 |
| 二、理念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原则设想 |
| (一)开放包容的认同原则 |
| (二)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 |
| (三)合作安全的共享原则 |
| 三、结构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设想 |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包容性 |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多样性 |
| (三)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互惠性 |
| 四、功能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功能设想 |
| (一)东亚经济安全的保障功能 |
| (二)东亚非传统安全的保障功能 |
| (三)东亚政治安全的保障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资源依托 |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内在资源 |
|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 |
| (二)中国军事发展的维和效应 |
| (三)中国外交发展的政治效能 |
| (四)中国文化内涵的和合效应 |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外在资源 |
| (一)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坚实基础 |
| (二)东亚共同安全面临的挑战 |
| (三)东亚安全机制的积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制约因素 |
| 一、东亚领土争端的隐患 |
| (一)东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 (二)东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 二、大国战略博弈的掣肘 |
| (一)中美战略竞争 |
| (二)中日战略抗衡 |
| (三)美俄战略博弈 |
| 三、信任赤字的负面效应 |
| (一)东亚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疑惧 |
| (二)东亚国家对中国实力的疑惧 |
| (三)东亚国家对中国构想的疑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东盟安全核心机制的建构 |
| (一)经济合作促动政治安全合作 |
| (二)以东盟为核心凝聚东亚安全架构 |
| (三)以中国为动力推动“小马拉大车” |
| 二、中国+东盟+X安全扩展模式的推进 |
| (一)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启动：中国+东盟+蒙俄 |
| (二)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国+东盟+蒙俄+朝韩 |
| (三)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蒙俄+朝韩+日 |
| 三、中美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中的合作 |
| (一)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机制 |
| (二)传统安全上的协调机制 |
| (三)东亚整体安全架构的治理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研究 |
| 1.2.2 国内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研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方案设计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术语界定 |
| 2.1.1 开放数据 |
| 2.1.2 政府数据 |
| 2.1.3 开放政府 |
| 2.1.4 政府数据开放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政策理论 |
| 2.2.2 数据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4 系统科学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需求 |
| 3.1 基于国际评估指标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需求 |
| 3.1.1 国际上政府数据开放评估的基本情况 |
| 3.1.2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准备度所处的水平 |
| 3.1.3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准备度排名 |
| 3.2 基于国家战略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需求 |
| 3.2.1 政策文本收集与分析 |
| 3.2.2 国家战略中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需求 |
| 3.3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需求 |
| 3.3.1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利益相关者识别 |
| 3.3.2 访谈数据收集与分析 |
| 3.3.3 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需求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国家层面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现状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我国国家层面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历史演化 |
| 4.2.1 早期起步阶段(2001-2006年)：个别部门自发 |
| 4.2.2 初步发展阶段(2007-2014年)：主管部门推动 |
| 4.2.3 快速发展阶段(2015年-)：中央政府引导 |
| 4.3 我国国家层面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主题分析 |
| 4.3.1 数据生命周期管理 |
| 4.3.2 政府数据质量管理 |
| 4.3.3 数据安全与隐私 |
| 4.3.4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
| 4.3.5 数据开放组织实施 |
| 4.4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不足 |
| 4.4.1 数据生命周期的管理政策不完善 |
| 4.4.2 政府数据质量管理政策相对薄弱 |
| 4.4.3 数据安全与隐私政策存在滞后性 |
| 4.4.4 政府数据基础设施政策力度不足 |
| 4.4.5 政府数据开放的实施机制不健全 |
| 4.5 本章小结 |
| 5 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国际借鉴 |
| 5.1 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政策 |
| 5.1.1 采用开放标准格式创建或收集数据 |
| 5.1.2 利用元数据标准提高数据互操作性 |
| 5.1.3 确立政府数据发布的工作机制 |
| 5.1.4 建立可信的数据仓库关联生态系统 |
| 5.1.5 通过立法保障公众无障碍获取数据 |
| 5.1.6 引入立法改善政府数据利用和重用 |
| 5.2 通过信息质量法律与政策保障政府数据质量 |
| 5.2.1 制定信息质量法案保障政府数据质量 |
| 5.2.2 制定信息质量指南推动法律有效实施 |
| 5.2.3 发布政府数据质量框架评估数据质量 |
| 5.3 制定从宏观到微观的数据安全战略 |
| 5.3.1 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法律和战略 |
| 5.3.2 健全国家安全信息分类计划 |
| 5.3.3 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和弹性 |
| 5.3.4 增强政府数据危机管理 |
| 5.3.5 实施政府机构电子身份认证策略 |
| 5.4 通过隐私立法和具体的政策保护个人隐私 |
| 5.4.1 通过立法赋予个人以数据权利 |
| 5.4.2 实施全生命周期的隐私保护 |
| 5.4.3 开展个人隐私影响评估 |
| 5.4.4 发布政府网站隐私保护政策 |
| 5.4.5 各政府机构制定专门的隐私计划 |
| 5.4.6 设置负责隐私保护的专门机构 |
| 5.5 实施全方位的数据基础设施战略 |
| 5.5.1 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战略 |
| 5.5.2 实施信息通信技术投资战略 |
| 5.5.3 推动政府数据中心整合优化 |
| 5.5.4 明确政府网站的开放数据要求 |
| 5.6 建立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组织实施机制 |
| 5.6.1 健全政府数据开放的职能机构 |
| 5.6.2 资助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项目 |
| 5.6.3 拓展潜在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
| 5.6.4 配备政府数据开放的专业人员 |
| 5.7 本章小结 |
| 6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体系的框架 |
| 6.1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依据 |
| 6.1.1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理论依据 |
| 6.1.2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国外借鉴 |
| 6.1.3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实证参考 |
| 6.2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价值取向、目标与原则 |
| 6.2.1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价值取向 |
| 6.2.2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目标 |
| 6.2.3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原则 |
| 6.3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方法与过程 |
| 6.3.1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方法 |
| 6.3.2 政策体系框架构建的过程 |
| 6.4 政策体系框架的构成 |
| 6.4.1 政策体系框架的构成要素 |
| 6.4.2 政策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 |
| 6.5 本章小节 |
| 7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体系的内容 |
| 7.1 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政策 |
| 7.1.1 数据创建与收集政策 |
| 7.1.2 数据组织与描述政策 |
| 7.1.3 数据保存政策 |
| 7.1.4 数据发布政策 |
| 7.1.5 数据获取政策 |
| 7.1.6 数据利用政策 |
| 7.2 政府数据质量政策 |
| 7.2.1 数据质量法 |
| 7.2.2 数据质量保证框架 |
| 7.2.3 数据质量计划 |
| 7.2.4 数据造假行为处理政策 |
| 7.3 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政策 |
| 7.3.1 网络安全政策 |
| 7.3.2 国家安全信息分类政策 |
| 7.3.3 个人隐私保护政策 |
| 7.3.4 电子身份认证政策 |
| 7.4 数据基础设施政策 |
| 7.4.1 开放数据平台政策 |
| 7.4.2 数据中心政策 |
| 7.4.3 信息通信技术政策 |
| 7.5 数据开放组织实施政策 |
| 7.5.1 组织支持政策 |
| 7.5.2 资金投入政策 |
| 7.5.3 公私合作政策 |
| 7.5.4 人才培养政策 |
| 7.6 本章小节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局限 |
| 8.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调研城市的政府数据开放基本情况汇总 |
| 附录二 世界银行开放数据准备度评估方法论（节选） |
| 附录三 数据开放主管部门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需求调查 |
| 附录四 政府数据提供部门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需求调查 |
| 附录五 科研人员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需求调查 |
| 附录六 数据开发商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需求调查 |
| 附录七 市民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需求调查 |
| 附录八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需求访谈情况 |
| 附录九 英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一览表 |
| 附录十 美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一览表 |
| 附录十一 澳大利亚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一览表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及奖励 |
| 致谢 |
（8）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三)既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辨识与理论基础阐释 |
| 一、核心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一)“安全”和“安全化”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二)“国家”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三)“安全组群”概念的辨识与界定 |
| 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框架的阐释 |
| (一)理论内涵阐释 |
| (二)内核结构变量 |
| (三)类型划分及标准 |
| (四)演进与变革前景 |
| 第二章 北极地区关键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政治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政治安全议程 |
| (二)政治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政治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二、经济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经济安全议程 |
| (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经济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三、军事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军事安全议程 |
| (二)军事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军事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四、环境领域的安全化态势 |
| (一)环境安全议程 |
| (二)环境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体 |
| (三)环境安全的威胁与脆弱性逻辑 |
| 第三章 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内涵、动力及安全态势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内涵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提出与内涵 |
| (二)环北极超级复合体边界的构想 |
| (三)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极性分析 |
| 二、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地区化动力 |
| (一)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担忧 |
| (二)北极合作机制建设及完善 |
| (三)安全与环境依赖性的认同 |
| 三、环北极超级复合体安全态势的多层次研判 |
| (一)国内与地区层次 |
| (二)超地区层次 |
| (三)全球层次 |
| 第四章 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发展前景和挑战 |
| 一、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前景分析 |
| (一)近期前景 |
| (二)中期前景 |
| (三)远期前景 |
| 二、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面临的挑战 |
| (一)理论层面:“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局限性 |
| (二)现实层面:英国“脱欧”与欧盟“极性”的再确认 |
| (三)实践层面: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的复杂博弈关系 |
| 第五章 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的中国战略抉择 |
| 一、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分析 |
| (一)开发并利用北极航道的通道利益 |
| (二)依法且合理开发北极的资源利益 |
| (三)保护北极生态与气候的环境利益 |
| (四)不断探索与认知北极的科研利益 |
| (五)北极治理与国际参与的责任利益 |
| 二、构建环北极超级复合体对中国的潜在风险 |
| (一)对中国北极身份的“安全化”塑造 |
| (二)对中国北极安全利益的可能性威胁 |
| (三)对中国参与北极合作的现实性挑战 |
| 三、中国的北极战略定位与政策路径抉择 |
| (一)明确“近北极国家”身份的战略定位 |
| (二)务实推进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 |
| (三)长效推动建设新型北极伙伴关系网络 |
| (四)进一步提升北极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 |
| (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研究 |
| (三)国内外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视角的对比分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五、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政治沟通 |
| (二)网络舆情 |
| (三)网络舆情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协商民主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
| 一、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一)“九龙治水”治理主体架构与网络内容规制基本框架的确立(1994-2002) |
| (二)网络媒介和网络信息规制体系的渐进式发展(2003—2012) |
| (三)多主体协同治理架构与网络舆情治理法规体系的完善(2013至今) |
| 二、中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现状 |
| (一)治理主体:党领导下的“九龙治水”主体架构 |
| (二)治理规则:以行政法规为主体的规制体系架构 |
| (三)治理技术:适应技术和压力变化的渐进性调整模式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归因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 |
| (一)合法性不足风险 |
| (二)治理效力不足风险 |
| (三)网络渠道阻塞风险 |
| 二、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归因 |
| (一)网络舆情治理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网络舆情治理行为规范性不足 |
| (三)各治理主体间协同性困境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应对思路和实践路径 |
| 一、协商、协同与沟通: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基本要求 |
| (一)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协商 |
| (二)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协同 |
| (三)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沟通 |
| (四)协商、协同、沟通的有机整合:网络舆情治理的政治沟通逻辑 |
| 二、政治沟通视域下网络舆情治理体系构建的实践原则 |
| (一)维护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 |
| (二)维护社会秩序安全稳定 |
| (三)满足公众协商沟通的基本诉求 |
| (四)规避网络舆情治理次生风险 |
| 三、优化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 |
| (一)明确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治理架构 |
| (二)完善法德兼备的治理规则体系 |
| (三)提升治理主体间协同性 |
| (四)严格规范治理主体行为 |
| (五)推动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外空安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外空安全机制：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外空安全 |
| 一、外空安全的定义 |
| 二、外空安全的特征 |
| 第二节 国际机制 |
| 一、国际机制的定义 |
| 二、国际机制的理论 |
| 三、国际安全机制 |
| 第三节 外空安全机制 |
| 一、外空安全机制的定义 |
| 二、外空安全机制的基本框架 |
| 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时期外空安全机制建构 |
| 第一节 外空安全机制建构的背景 |
| 一、美苏两极外空争霸 |
| 二、外空军事安全威胁突出 |
| 第二节 外空安全机制初步形成 |
| 一、《外层空间条约》的签订 |
| 二、《外层空间条约》的意义 |
| 三、《外层空间条约》的不足 |
| 第三节 外空安全机制的特点 |
| 一、机制建构以联合国为平台 |
| 二、机制效力具有强制约束力 |
| 三、机制以维持两极格局为目标 |
| 第四节 两极格局对外空安全机制的影响 |
| 一、外空权力博弈推动机制形成 |
| 二、外空自然安全机制建构滞后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期外空格局 |
| 第一节 “一超多强”的外空权力结构 |
| 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稳固 |
| 二、中国的增量优势明显 |
| 三、俄罗斯的实力缓慢恢复 |
| 四、欧洲各力量有待整合 |
| 第二节 严峻的外空安全情势 |
| 一、单边主义思维始终存在 |
| 二、军事安全威胁依然突出 |
| 三、自然安全威胁日趋严重 |
| 四、行为体合作呈现多元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期外空安全机制建构 |
| 第一节 机制建构的平台 |
| 一、外空相关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
| 二、外空相关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
| 第二节 军事安全机制 |
| 一、外空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 |
| 二、《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 |
| 三、其他外空军事安全机制建议 |
| 第三节 自然安全机制 |
| 一、《国际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 |
| 二、《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 |
| 三、其他外空自然安全机制建议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期外空安全机制建构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机制的特点 |
| 一、建构主体多元化 |
| 二、机制构成碎片化 |
| 三、机制效力软法化 |
| 第二节 机制面临的挑战 |
| 一、“囚徒困境”：无政府状态外空行为体的博弈 |
| 二、“公域困境”：外空公域共同治理的内在矛盾 |
| 三、“科技困境”：外空科技与外空安全的不平衡 |
| 小结 |
| 第六章 外空安全机制的展望 |
| 第一节 机制形成的基础 |
| 一、稳定的权力结构 |
| 二、合理的利益分配 |
| 三、共同的安全认知 |
| 第二节 军事安全机制 |
| 一、认知：构筑集体安全意识 |
| 二、路径：“预防安全”与“预期安全”相结合 |
| 三、措施：设立针对性的国际组织 |
| 第三节 自然安全机制 |
| 一、认知：树立外空命运共同体观念 |
| 二、路径：以“软法”为主要形式 |
| 三、措施：促进外空利益共享 |
| 第四节 机制的预期影响 |
| 一、安全利益趋同化 |
| 二、外空行为规范化 |
| 三、安全议程民主化 |
|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在外空安全机制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中国在外空安全机制中的历史角色 |
| 一、冷战时期中国在外空安全机制中的角色 |
| 二、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外空安全机制中的角色 |
| 第二节 中国在外空安全机制中的角色预期 |
| 一、外空军事安全的维护者 |
| 二、外空公平秩序的建设者 |
| 三、外空安全机制的引领者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四、WWW安全机制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软件定义网络:安全模型、机制及研究进展[J]. 王蒙蒙,刘建伟,陈杰,毛剑,毛可飞. 软件学报, 2016(04)
- [2]同盟强化：21世纪初美韩同盟研究[D]. 刘丽莉. 吉林大学, 2016(08)
- [3]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和前景[J]. 许少民. 当代亚太, 2018(03)
- [4]Android安全研究进展[J]. 卿斯汉. 软件学报, 2016(01)
- [5]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6]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D]. 魏永艳. 吉林大学, 2019(10)
- [7]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体系构建研究[D]. 温芳芳. 武汉大学, 2019(09)
- [8]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D]. 孙天宇. 吉林大学, 2020(08)
- [9]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D]. 韩建力. 吉林大学, 2019(02)
- [10]外空安全机制研究[D]. 李杨.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