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刊附录的类型和选编要求(论文文献综述)
王哲[1](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着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着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宋泉[2](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研究指明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漆雪娇[3](2019)在《世界书局“尽力世界”的出版理念与实践研究(1917-1949)》文中研究表明世界书局是民国时期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比肩而立的三大民营出版机构之一,曾为促进文化传播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今在台湾仍尽力于出版事业。在大陆的三十三年间,书局始终坚持“尽力世界”的出版理念,在服务读者、增益社会、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贡献突出。本文旨在以1917年至1949年的世界书局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充分挖掘史料,对其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尽力世界”的出版理念和实践,并进行客观评价。经研究发现,世界书局在大陆三十三年的经营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17年至1920年的原始积累期、1921年至1933年改组股份制后的发展兴盛期、1934年至1945年的艰难守业期以及1946年至1949年的衰退期。在此过程中,书局始终坚持“尽力世界”的出版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相关实践。通过各类书刊的出版,如文学书籍、教科书、期刊等,书局“尽力世界”的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落实;在商标、广告、出版物的装帧设计等方面也加强了出版理念的表达和传播。此外,书局建立人才使用机制、完善组织体系与制度、积极融洽同业关系等措施为其践行“尽力世界”这一理念提供了组织保障。综合来看,在此理念的指导下,世界书局积极开展相关实践,尽心于出版,尽力于世界,不仅使得其自身获得了发展,也为出版业输送了大批人才,促进了文化传播和教育进步。当然,书局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也凸显出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无论优劣,均为后世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牛晨越[4](2019)在《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出版业多元化发展现象已经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是,目前关于出版业多元化的研究,多以当代出版机构作为研究重点和出发点,很少涉及到民国前期的出版多元化发展。论文以此为切入点,对1912-1931年间的出版多元化发展现象进行了研究,本选题属于断代出版史的专题研究。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多元化发展进行了界定,介绍了研究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正文部分,论文研究了出版机构的主业多元化,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为例,研究了三大书局出主业多元化特征,并对三者的主业多元化发展方式进行了比较。接下来,论文从出版物形态和出版物内容类型入手,研究了三大书局“书——刊”交融的发展模式;又对当时的报馆和杂志社出版图书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了除书局外,其他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多元化现象。论文对出版机构的跨界多元化做了重点的分析。论文发现,商务印书馆不仅拍摄电影,还在教育培训、制造业等领域有嘱目的成就,跨界多元化发展程度最高。中华书局的跨界多元化发展紧紧围绕主业展开,主要拓展教育领域的产业;世界书局的跨界多元化发展与主业的关联程度最低,主要从事信托事业和地产事业。论文最后对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理论方面,论文首先根据媒介生态学理论,对1912年-1931年的出版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借用媒介环境学理论中的补偿媒介理论,对出版业多元化对出版内容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史料方面,论文将1912年-1931年的出版业多元化现象进行了划分,将民国前期出版业的多元化现象划分为主业的多元化、出版物形态的多元化以及跨界多元化三种。最后,文章对1912-1931年间出版业多元化发展现象进行了提炼、总结和归纳。
石杰[5](2020)在《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文中指出同治十二年(1873),陕西学政许振禕於陕西泾阳创办味经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陕西学政柯逢时创办味经刊书处,味经书院便开始大规模的刊书活动。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味经书院合崇实、宏道二书院改为宏道大学堂,而味经刊书处亦随即改制为味经官书局,开始排印新式书籍。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出版活动。本文拟通过对清末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在陕西出版活动的调查,重新审视陕西书院文化及其近代之转型。经过两次赴陕调查,笔者查阅了陕西省图书馆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近百种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印本。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此课题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及本研究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简史,主要对二者的创设及结局作了简要介绍,确定味经官书局的正确位置是本节最重要的发现;第三部分主要梳理了陕西味经印本的出版分期,同时考察了刘光蕡对味经书院刊书的贡献以及推动味经书院刊书的外部因素,对陕西味经印本的历史作了纵向研究;第四部分为刊书管理与运作模式,主要研究了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的经费来源、人员配置、校书原则、书板情况及印本特征等;第五部分为味经出版物研究,通过对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物的调查,文章对这部分出版物作了分类研究;第六部分为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尤其是重新审视了味经重刻本《毛诗注疏》的价值;第七部分为结语,对本文作了简要回顾。正文后附有12个附录,或载录了陕西省图书馆所藏相关原始资料,如《味经传经书目合刻》《味经官书局书目》《味经官书局拟印书目》;或编纂了部分新的内容,如《味经印本编年》《味经印本存藏表》。
葛小寒[6](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邓雷[7](2017)在《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文中提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呼吁简本《水浒传》研究以来,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然而关于简本《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依然很少,不少简本《水浒传》未得到相应的关注,更不必说对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将京本忠义传、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英雄谱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八卷本、三十卷本等十六种简本基本收集齐全的情况下,对诸简本进行系统划分,诸如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属于嵌图本系统,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属于嵌图本后续本系统,基本以系统为单位,以系统底本的刊刻时间为轴,对诸种简本逐一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点面结合的原则,不仅对单一的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与其他的版本进行比对,力求将其置于整个《水浒传》版本链条中进行研究。通过细致的文字校勘、精确的数据分析以及详尽的文本比对等方法,对诸简本的版本系统进行判别,梳理版本源流,归纳版本特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对之前不少未受关注的简本《水浒传》进行了研究。如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等。其二,对所有的《水浒传》简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三,使用传统文字比勘法的同时,还使用了数据统计分析法。
杨卫民[8](2013)在《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透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论文第一章交待了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中共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共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性交融的特征。论文在第二章对中共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论文在第三、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三、四章从宏观论述了中共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中共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中共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张光润[9](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王荷池[10](2018)在《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表明南京素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教育水平一直位于中国前列,南京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以“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代表性。目前针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以个案居多,呈现独立、分散的状态,本文首次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以期对当今教育建筑遗产保护提供历史线索,为当今的校园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本文以史学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史、论结合。在爬梳剔抉国内外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研究,引入社会学、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系统性地呈现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历程,整体梳理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其发展特征,并揭示其背后的发展动因。本文通过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演变的分析,揭示了近代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过程和发展规律,探讨了近代教育理念的变迁如何影响教育建筑空间的发展。通过翔实的建筑案例分析,深入剖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技术特征。本文研究内容由八章组成,各章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第一章为绪论,明确了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二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况,对研究分期、分类的缘由进行阐述,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描述了目前现状。第三至六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研究,以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为主线,从纵横两个剖面展开:纵剖面根据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特点将1840—1949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晚清时期(1840—1911年)、民国前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1—1937年)、日占时期(1937—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1949年),以时间为序梳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剖面依本土与殖民两条线索,分别探讨了四个历史时期中的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的建筑本体特征、校园规划建设特征以及相应的学校建设策略、规章制度等,并总结出各历史时期教育建筑的发展动因。纵横两个剖面的研究形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阶段性特征的翔实考证与历史发展脉络的全景式呈现。第七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去认识教育建筑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动因,以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第八章为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对后续研究作出展望。
二、书刊附录的类型和选编要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书刊附录的类型和选编要求(论文提纲范文)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本文框架、创新点及不足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与联校自保:行政运作探析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流亡简史 |
第二节 国立中学校务会议研究 |
第三节 国立六中行政办事人员考察 |
第四节 国立六中德阳分校裁并问题研究 |
小结 |
第二章 民族情感与教育团体:教职员关系网络研究 |
第一节 同乡: 国立六中教职员的地缘关系 |
第二节 同学: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一 |
第三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二 |
第四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与职员关系 |
小结 |
第三章 启蒙与救亡: 国立六中教学主题探析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教科书荒及其应对 |
第二节 启蒙教育: 国立六中的人文和科学教育 |
第三节 救亡教育: 国立六中的战时教育色彩 |
小结 |
第四章 贷金、卫生、阅读: 生活史视野下的国立六中师生 |
第一节 国家扶持与人格独立: 贷金与学生生活 |
第二节 为国保育与视若己出: 国立六中师生健康 |
第三节 党化教育与自由阅读: 国立六中阅读世界 |
小结 |
第五章 政治意志与教育实践: 以党团冲突和校园纪念为例 |
第一节 党团冲突与教育统合: “校党团合一 |
第二节 国立六中的中共组织力量 |
第三节 国家纪念与教育秩序: 校园中的纪念日 |
小结 |
第六章 报效国家与纾解困境: 国立六中参军问题研究 |
第一节 抗战时期关于青年学生从军问题的讨论 |
第二节 “从军运动”前的学生参军情况 |
第三节 从军运动的兴起及发展 |
第四节 从军运动的余音 |
小结 |
第七章 国家襁褓与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 |
第一节 政策管道与文化代表: 地方中的“国家”和“大学” |
第二节 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教育的发展 |
第三节 挟校自重: 与地方社会的冲突 |
小结 |
结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交缠下的战时教育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三、本文创新点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小结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小结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小结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小结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小结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小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小结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小结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小结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小结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小结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小结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一、门市与批发 |
二、邮购业务 |
三、流动发行 |
小结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小结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小结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本文结论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致谢 |
(3)世界书局“尽力世界”的出版理念与实践研究(1917-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s |
1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文献综述 |
1.2.1 现存史料文献 |
1.2.2 关于书局经营策略的研究 |
1.2.3 关于书局人物及理念的研究 |
1.2.4 关于书局出版物的研究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架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思路架构 |
1.4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意义 |
1.5 创新之处 |
2 世界书局的创立与发展 |
2.1 世界书局创立的历史背景 |
2.1.1 旧序已崩,新革未成 |
2.1.2 商贸频繁,经济繁荣 |
2.1.3 思想活跃,管制宽松 |
2.1.4 设备先进,技术鼎新 |
2.2 世界书局创立与发展的过程 |
2.2.1 沈知方创立书局,开始多重积累 |
2.2.2 改组股份制,书局蓬勃发展 |
2.2.3 陆高谊接管书局,潜心守业 |
2.2.4 官僚资本大幅入侵,终由政府接管 |
2.2.5 迁往台湾后的世界书局 |
2.3 本章小结 |
3 “尽力世界”出版理念的确立 |
3.1 确立“尽力世界”出版理念的背景 |
3.2 “尽力世界”的内涵 |
3.3 本章小结 |
4 “尽力世界”在书刊出版中的践行 |
4.1 文学书籍出版:先求普遍,而后求其提高 |
4.1.1 文学书籍出版的背景 |
4.1.2 出版统计 |
4.1.3 出版历程 |
4.2 教科书出版:跟着时代而革新 |
4.2.1 教科书竞争背景 |
4.2.2 出版统计 |
4.2.3 编辑及书籍内容的选择 |
4.2.4 教科书的发行推广 |
4.3 期刊出版:着眼世界、关切社会 |
4.3.1 出版统计 |
4.3.2 出版特色 |
4.3.3 面向世界的典范:《世界杂志》 |
4.4 其它书籍出版:力求多元化 |
4.5 本章小结 |
5 “尽力世界”的表达与传播 |
5.1 通过不断完善的商标图案进行诠释 |
5.2 借助多种广告加以传播 |
5.3 在不同的装帧设计上予以彰显 |
5.3.1 与内容相统一的封面设计 |
5.3.2 紧跟时代的插图选择 |
5.3.3 中西并用的装订形式 |
5.4 本章小结 |
6 “尽力世界”在组织上的保障 |
6.1 建立人才使用机制 |
6.1.1 任人唯贤 |
6.1.2 留“才”有道 |
6.1.3 培养有制 |
6.2 完善组织体系与制度 |
6.2.1 组织体系 |
6.2.2 规章制度 |
6.3 融洽同业关系 |
6.4 本章小结 |
7 对书局“尽力世界”出版理念与实践的评价 |
7.1 积极意义 |
7.1.1 促进了书局自身的发展 |
7.1.2 为出版业输送大量人才 |
7.1.3 推动了文化及教育事业的发展 |
7.2 时代局限性 |
7.3 对当今出版的借鉴意义 |
7.3.1 树立正确的出版理念,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
7.3.2 坚守出版主业,助力文明传承 |
7.3.3 加强对人才的重视,抢占竞争先机 |
7.3.4 树立良性竞争意识,促进出版创新和提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1843年至1911年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 |
附录B:1917至1949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文学着作(非古代) |
附录C:1920至1949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教科书 |
附录D:攻读硕士期间已发表的相关论文 |
致谢 |
(4)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论文提纲范文)
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性声明 |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主要工作(贡献)声明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对象与范围 |
1.1.1 出版业 |
1.1.2 出版业的多元化发展 |
1.1.3 研究起止点 |
1.2 研究理论 |
1.2.1 媒介生态理论 |
1.2.2 媒介补偿理论 |
1.3 研究现状 |
1.3.1 出版多元化相关着作 |
1.3.2 出版多元化相关论文 |
1.3.3 研究现状小结 |
1.4 创新点 |
1.4.1 选题创新 |
1.4.2 视角创新 |
1.4.3 材料创新 |
1.5 研究意义 |
1.5.1 为建立科学的完备的出版史提供资料 |
1.5.2 为今天的出版多元化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
1.6 研究方法 |
1.6.1 文献研究法 |
1.6.2 案例研究法 |
1.6.3 比较研究法 |
第2章 民国前期的出版产业链多元化 |
2.1 出版机构产业链 |
2.1.1 宋代以来印刷技术的发展 |
2.1.2 出版机构产业链多元化的萌芽 |
2.2 民国前期三大出版机构的产业链多元化 |
2.2.1 三大机构的典型特征 |
2.2.2 商务印书馆的产业链多元化 |
2.2.3 中华书局的产业链多元化 |
2.2.4 世界书局的产业链多元化 |
2.2.5 小结 |
2.3 三大出版机构的产业链多元化比较 |
2.3.1 相同之处 |
2.3.2 不同之处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民国前期出版物的多元化 |
3.1 三大机构出版物的转型 |
3.1.1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新特点 |
3.1.2 中华书局的出版新特点 |
3.1.3 世界书局的出版新特点 |
3.1.4 小结 |
3.2 三大书局的出版多元化 |
3.2.1 商务印书馆的杂志出版 |
3.2.2 中华书局的杂志出版 |
3.2.3 世界书局的杂志出版 |
3.3 民国前期三大书局出版物多元化分析 |
3.3.1 “书——刊”出版时间交融 |
3.3.2 “书——刊”主题交融 |
3.4 报馆、杂志社的出版物多元化 |
3.4.1 报馆的图书出版 |
3.4.2 杂志社的图书出版 |
3.4.3 报馆和杂志社出版图书类型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出版机构的跨界多元化 |
4.1 商务印书馆的电影工作 |
4.1.1 购买电影器材 |
4.1.2 搭建影棚 |
4.1.3 搭建办公楼 |
4.1.4 拍摄影片 |
4.2 商务印书馆电影工作与出版工作的关联 |
4.2.1 图书内容成为电影内容的来源 |
4.2.2 电影丰富了图书和杂志的内容 |
4.2.3 小结 |
4.3 商务印书馆的其他跨界多元化 |
4.3.1 制造仪器 |
4.3.2 开设教育机构 |
4.3.3 开设广告公司 |
4.4 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的跨界多元化 |
4.4.1 中华书局开办制造厂 |
4.4.2 世界书局开展信托工作 |
4.4.3 世界书局开展地产工作 |
4.5 本章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1912-1931年图书出版机构统计表 |
附录二:1912年-1931年报馆/杂志社出版图书一览表 |
附录三:商务印书馆出品剧情片电影一览表 |
附录四:1931年前报刊中以“活动影戏“为标题文章一览表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1、系统总结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刊书活动 |
2、推动陕西出版史研究 |
3、深化对陕西书院文化的研究 |
(三) 研究综述 |
1、陕西书院研究 |
2、陕西官书局研究 |
3、陕西出版史研究 |
(四) 亟需解决的问题 |
1、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
2、大量一手资料尚待发掘利用 |
(五) 研究方法 |
1、文献研究法 |
2、文献调查法 |
3、个案研究法 |
二、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简史 |
(一) 陕西味经书院的历史 |
1、味经及各地味经书院考述 |
2、陕西味经书院始末 |
3、历任山长、学政对味经书院发展的推动 |
(二) 陕西味经官书局的历史 |
1、陕西味经官书局简史 |
三、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刊书史 |
(一) 出版分期 |
1、求友斋时期 |
2、味经刊书处时期 |
3、时务斋与复邠学舍时期 |
4、味经官书局时期 |
(二) 刘光蕡对味经书院出版的贡献 |
1、参与求友斋、味经刊书处、时务斋及复邠学舍的活动 |
2、引进西式印刷机器 |
(三) 推动味经书院刊书的外部因素 |
1、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影响 |
2、黄彭年的影响 |
四、刊书管理与运作模式 |
(一) 刊书经费来源 |
1、官倡民和 |
2、租田收课 |
3、商业利润 |
4、售书获利 |
(二) 人员配置 |
1、管理人员 |
2、校勘人员 |
3、刻工 |
(三) 校书原则 |
1、校勘章程 |
2、校书底本 |
(四) 书板情况与印本特征 |
1、书板情况 |
2、印本特征 |
五、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印本研究 |
(一) 正经正史及其它传统书籍 |
1、正经正史 |
2、算学书籍 |
3、蒙学书籍 |
4、其它传统书籍 |
(二) 时务书籍 |
1、时务书籍 |
2、《时务斋随录》的创刊 |
3、《时务斋随录》的性质与内容 |
(三) 西学书籍与教科书 |
1、西学书籍 |
2、教科书 |
(四) 报刊 |
1、《关中学报》的创刊 |
2、《关中学报》的性质与内容 |
(五) 味经书目四种 |
1、《味经傅经书目合刻》与《味经官书局书目》 |
2、《陕西味经官书局拟印书目》 |
3、《味经书院藏书目》 |
六、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刊书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 |
(一) 学术成就 |
1、校刊史书 |
2、校刊经书 |
3、《毛诗注疏》及其校刊 |
(二) 文化贡献 |
1、校经勘史,兴废继绝 |
2、丰富典藏,兴复文教 |
3、编选《随录》,刊印《学报》 |
七、结语 |
附录 |
附录1: 《味经传经书目合刻》 |
附录2: 《味经官书局书目》 |
附录3: 《味经官书局拟印书目》 |
附录4: 味经书院刻工刊书表 |
附录5: 经史校勘诸生姓氏乡里表 |
附录6: 刘光蕡佚文拾补 |
附录7: 《刘古愚年谱》订补数则 |
附录8: 味经印本编年 |
附录9: 味经印本存藏表 |
附录10: 陕西省图书馆藏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印本目录 |
附录11: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印本目录 |
附录12: 补《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序录》一则 |
参考文献 |
(一) 着作类 |
(二) 期刊论文 |
(三) 学位论文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7)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述略 |
第一章 简本《水浒传》祖本探考 |
前言 材料的择取 |
第一节 祖本引首诗与回末诗的问题 |
第二节 祖本分回的问题 |
第三节 祖本回数的问题 |
第四节 祖本分卷以及卷数的问题 |
第五节 简本祖本与繁本关系的问题 |
第六节 祖本第九回的问题 |
第七节 从引首诗看简本祖本田王故事的品质 |
第二章 《京本忠义传》的研究与思考 |
第一节 前人关于《京本忠义传》的研究 |
第二节 《京本忠义传》研究中的歧路与困惑 |
第三节 《京本忠义传》研究中的版本启示 |
第三章 种德书堂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种德书堂本《水浒传》的概况 |
第二节 种德书堂本与容与堂本比对研究 |
第三节 种德书堂本中的田王故事 |
第四章 插增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插增本《水浒传》的概况 |
第二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卷数、回数、回目比对 |
第三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插图、插图标目比对 |
第四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正文比对 |
第五章 评林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评林本《水浒传》的概况 |
第二节 轮王寺本与内阁文库本研究 |
第三节 评林本中的余呈问题 |
第四节 评林本的编辑问题 |
第六章 英雄谱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英雄谱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疑 |
第二节 刘世德先生关于初刻、二刻英雄谱本的研究以及补遗 |
第三节 钟伯敬本与英雄谱本研究 |
第四节 评林本与英雄谱本研究 |
第七章 嵌图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嵌图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识 |
第二节 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的研究 |
第三节 嵌图本与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的研究 |
第四节 嵌图本与其后续本的研究 |
第八章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的概况 |
第二节 陈枚与《水浒传》 |
第三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回目研究 |
第四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正文研究 |
第九章 三十卷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识 |
第二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图像与标目研究 |
第三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正文研究 |
结语 |
附录 |
一、简本《水浒传》版本知见录 |
二、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辑录 |
主要参考书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后记 |
(8)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第一章 摩登上海与革命潮流:中共出版人都市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 |
第一节 多元势态下的上海都市发展 |
一、 多元的政治格局 |
二、 经济的快速发展 |
三、 都市文化的开放和包容 |
四、 国际环境的巨变及其影响 |
第二节 现代化潮流中的上海出版业发展 |
一、 上海出版的总体发展 |
二、 各种类型出版的发展 |
第三节 革命洪流中的上海红色革命传播 |
一、 从卡内基到马克思:五四时期上海出版人的思想和行动转向 |
二、 中共建党与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0—1923.12) |
三、 大革命与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4.1—1927.7) |
四、 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7.8—1937.12) |
第四节 红色革命的内涵:中共出版人社会实践的目标探索 |
一、 中共出版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主张(1920—1927) |
二、 中共出版人转向重视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主张(1927—1937) |
第二章 创生与合成:中共出版人群体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 |
第一节 创生:中共出版人的发展轨迹与壮大 |
一、 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与中共出版人的产生和发展(1920—1927) |
二、 国民党统治下中共出版人的抗争(1927—1936) |
三、 中共出版人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的力量扩展(1936—1937) |
第二节 耦合与内聚:关于中共出版人群体的结构分析 |
一、 年龄、性别和来源地 |
二、 所受教育及相关文化活动 |
三、 中共出版人的红色革命传播活动 |
四、 内聚的群落:中共出版人的整体特性 |
第三章 理想与专业的结合:中共出版人的都市出版生活实践 |
第一节 中共出版人的出版理念考察 |
一、 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 |
二、 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
三、 促进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团结 |
第二节 中共出版机构、出版物及流程分析 |
一、 红色出版机构的创办 |
二、 中共出版人的编辑和组稿 |
三、 中共出版人与出版物的发行、传播 |
四、 中共出版人工作流程中的相关场景 |
第三节 中共出版人出版实践的阶段变化、路径及特色 |
一、 出版阶段的变化 |
二、 社科和文艺并作的两条传播路径 |
三、 出版实践的特色 |
第四节 中共出版人的坚持与抗争 |
一、 出版经费困难与中共出版人的坚持 |
二、 出版环境的艰难与中共出版人的抗争 |
第四章 多重角色下的革命活动: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联系的加强 |
第一节 工人的组织者: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中共出版人 |
一、 对工人的启蒙和组织 |
二、 中共出版人与五卅运动 |
三、 中共出版人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
第二节 青年的导师:上海教育中的中共出版人 |
一、 中共出版人与平民女校教育试验 |
二、 中共出版人在上海大学的红色革命传播 |
第三节 同路人:上海先进文化网络建设中的中共出版人 |
一、 中共出版人在商业出版机构中的组织和文化联系 |
二、 中共出版人在“左联”组织中的活动 |
第四节 都市整合者:上海整体动员中的中共出版人 |
一、 利用节假日进行都市民众联合的宣传,扩大影响力 |
二、 通过国共合作,提升社会动员的领导力 |
三、 通过成立和参与地方社团,加强社会动员中的组织能力 |
第五章 革命与品位的关联:中共出版人的都市日常生活实践 |
第一节 中共出版人的日常生活概况分析 |
一、 收入与支出 |
二、 生活空间:住所及其环境 |
三、 个人修养与精神生活 |
第二节 红色浪漫: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 |
一、 红色浪漫产生的环境及主体追求 |
二、 革命事业中现代爱情和婚姻实践 |
三、 革命事业背后的家庭温情 |
四、 红色浪漫与事业的协调问题 |
第三节 多重身份及心灵矛盾:以沈雁冰为例 |
一、 多重身份,多重责任 |
二、 心灵的矛盾及其化解 |
三、 沈雁冰人格:家庭和交友 |
四、 沈雁冰个案分析的意义 |
结语 |
附录 在上海工作的中共出版人代表人物简表(1920—1937)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致谢 |
(9)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第一节 家世考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第二节 童年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三 预科成学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二 游学美欧 |
第一节 缘起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一 出版品交换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结语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本文的创新研究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畴界定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二、时空范畴界定 |
三、相关概念解释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一、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二、南京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三、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四、涉及到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五、研究现状的不足以及待发展之处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论文结构 |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
二、研究框架与结构 |
第二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略 |
第一节 序幕:184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 |
第二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 |
一、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教育变革 |
二、晚清时期南京的教育变革 |
三、晚清时期南京城市的近代化转型 |
第三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概略及现状 |
一、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分期 |
二、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分类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分布 |
四、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 |
五、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现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1840—1911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第一节 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和学堂建设的关联因素 |
一、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 |
二、清政府的教育变革促成新式学堂的开办 |
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学堂的出现 |
四、西方建筑文化的传入 |
五、主导学堂建设者:清政府官员、西方教会 |
第二节 划时代的变革——本土新式学堂的创办 |
一、新式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二、清政府制订新式学制引导学堂建设 |
三、新式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四、传统书院的局部改造 |
五、洋务学堂的建设 |
六、维新学堂的建设 |
七、新政学堂的建设 |
八、各类新式学堂的建筑技术 |
九、典型案例分析:江南水师学堂——本土新式学堂的起步 |
第三节 中国主权之外的“文化飞地”——西方教会创办的学堂 |
一、西方教会传教策略的转变:从“布道”到“办学” |
二、西方教会移植西方学校的建设模式 |
三、教会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四、初、中等教会学堂的建设 |
五、高等教会学堂的创立 |
六、教会学堂的建筑技术 |
七、典型案例分析:汇文书院——晚清时期南京规模最大的教会学堂 |
第四节 晚清南京的本土学堂与教会学堂对比研究 |
一、学堂数量比较 |
二、学堂建设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1911—1937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和学校建设的关联因素 |
一、南京的社会状况 |
二、教育业的改革与发展 |
三、建筑业的发展与兴盛 |
四、学校建设的新生力量:专业建筑师参与校园建设 |
第二节 本土学校的发展与兴盛 |
一、民国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二、政府推行的学制及学校建设规则 |
三、各类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四、初、中等学校的建设 |
五、高等学校的建设 |
六、军事学校的建设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八、典型案例分析:从“三江师范学堂”到“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大学近代化历程的典范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扩张与发展 |
一、西方教会的办学重心转向高等教育 |
二、教会学校建设理念的发展流变:中西合璧成为主流 |
三、教会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四、初、中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五、高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六、教会学校的建筑技术 |
七、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大学——开启中西合璧之先河 |
八、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女子大学——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之作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1937—1945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一、南京沦陷前大量学校停办和内迁 |
二、日占时期南京的社会状况 |
三、日占时期南京的学校状况 |
第二节 日占时期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和学校建设规则 |
一、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 |
二、教育制度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三、城市规划与建设规则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四、教育制度和建设规则的实施状况 |
第三节 日占时期各类学校的建造实况 |
一、学校营建特征与空间分布 |
二、中国人开办的初、中等学校 |
三、中国人开办的高等学校 |
四、中国人开办的军事学校 |
五、西方教会开办的临时补习班和少量初、中等学校 |
六、日本人开办的少量初、中等学校和军事学校 |
七、典型案例分析:日占时期的南京市立第一中学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1945—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第一节 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一、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 |
二、国民政府接收改组日治时期的学校 |
三、内迁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四、新中国对南京学校的接管与改造 |
第二节 本土学校原校舍的修缮与新一轮建设 |
一、抗战后的学校建设需求 |
二、国民政府对教育制度及建设规则的修订 |
三、抗战后本土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四、初、中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五、高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六、军事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八、典型案例分析:国立中央大学校分部丁家桥校区的建设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添建 |
一、二战后西方教会从复兴—应变—撤退的办学历程 |
二、教会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三、初、中等教会学校的修缮与添建 |
四、高等教会学校的修缮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一、学校数量比较 |
二、校园建设特征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 |
第一节 内在变革:社会意识形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一、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教育目标更迭对应的教育建筑变迁 |
二、国家制度法规对教育建筑的引导与管控 |
第二节 外来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一、中西教育建筑的发展历史比较 |
二、中西教育建筑在南京的交汇 |
三、中西文化“从碰撞到交融”的过程所对应的校园形态 |
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结论 |
一、中国近代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二、南京近代教育和城市规划的发展使南京近代学校的空间分布由集中式向均衡式转变,由城墙内向城墙外扩张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受制于教育业和建筑业的双重影响,近代教育理念决定了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形制 |
三、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是近代教育建筑得以建造实施的基础与前提 |
第二节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南京市公布的近代教育建筑遗产名录 |
附录二:南京市现存的近代教育建筑调查表 |
附录三:1840—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统计表 |
附录四:与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相关的学制和建设规则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书刊附录的类型和选编要求(论文参考文献)
-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D]. 王哲. 山东大学, 2020(09)
- [2]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3]世界书局“尽力世界”的出版理念与实践研究(1917-1949)[D]. 漆雪娇.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2)
- [4]民国前期出版多元化发展研究(1912-1931)[D]. 牛晨越.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5]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D]. 石杰. 山东大学, 2020(09)
- [6]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7]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D]. 邓雷.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8]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D]. 杨卫民. 上海大学, 2013(05)
- [9]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10]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D]. 王荷池. 东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