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毛主席遗产，按照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着作的新高潮，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一、继承毛主席遗志一切听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着作新高潮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论文文献综述）

吴家虎^[1]（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乔克^[2]（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研究说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高天鼎^[3]（2015）在《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探索人类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不断地试错和纠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共产党国家都曾发生过的大规模冤假错案的现象。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给美国工人通信中所讲的：“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曲折,有迂回,甚至要付出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曾造成过许多冤假错案。从历史上讲,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对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革命目标的共产党人,更有其历史探索的特殊性。如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高度集中的制度弊端,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等等,都是产生众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防止再发生这些错误。小至政党、团体,大至民族、国家,都是在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中走向成熟的,可以说,纠错是一项完成其成人礼的活动。纠错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就是清理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不仅表现了领导集团具有拨乱反正的睿智和决心,更是对历史负责的郑重态度,也是政治上走向成熟,制度上走向完善,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不断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纠错机制——干部监督制度和干部审查制度。但是,由于民主建设的滞后,这套纠错制度是很不完善的,不仅长期遗留了许多未解决案件,而且还不断积累了许多新的案件。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致造成错误的叠加,旧案未销,新案又起,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倾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造成了全社会的迫害狂潮。政治迫害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多达一亿人之众,冤假错案遍布全国。在“文革”结束后,能否彻底解决这些冤假错案的问题,就成为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毛泽东去世之后,继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等人采取非常手段,一举抓捕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华国锋一方面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让一批老干部复出,重回领导岗位,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华国锋又要强调他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政治正当性,不能大刀阔斧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汪东兴还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设置了“两个凡是”的藩篱。历史转折时期,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在这种“乍暖还寒”的背景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与随后的中组部部长的任上,率先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推动全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内容。首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转变为平反冤假错案,并取得初步进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高潮,形成了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机构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深入,重点转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中共十三大之前,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案得到了全面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历时十年之久,清理的大量案件不可胜数。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数以十万计的一线干部积极努力,保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顺利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部署,是有重点分阶段展开的：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和建国前的历史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完成后,重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的平反工作,做过多次结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胡耀邦功不可没。1977年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先后主持中组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日常工作,曾亲自主持平反一大批冤假错案,批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在他其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开拓性工作。后来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胡耀邦也一直关注并指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参与领导制订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指导了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两案”审判工作,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扫清了障碍。除此之外,胡耀邦还关注许多具体案件,作出了许多指示,为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本研究共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意义,梳理20多年来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重点专题的综合分析,指出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并明确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重点介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形成和中共为此而开展的三次大范围的纠正工作；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形势,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的背景,以及从落实干部政策转向平反冤假错案的变化。第三章主要内容是：1977年到1978年期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任上,为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全党思想路线的推动作用,在组织领导平反工作中取得的初步进展,以及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胡耀邦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参与领导“两案”审判工作等。在此前后,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展开,为刘少奇、瞿秋白、习仲勋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恢复了名誉,为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平反决定。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处理地下党、肃反、肃托等建国前历史积案,由政法系统经办的一些冤假错案,“文革”重灾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遗留问题处理”等,以及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情况。结语部分：分析了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关系。中共在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对左倾路线有了更深刻认识,使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

陈敏^[4]（201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原来重大偏离的方向回归正确轨道的历史过程。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的特殊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总体把握。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选择。不转折,极“左”错误就无法彻底的纠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回归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无法开辟。然而,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障碍。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开启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这一转折的过程实质上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既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又要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的原因所在,揭示中国共产党怎样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努力,以及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重大偏离向正确轨道转折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开辟。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揭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及其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论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揭示“第二次结合”中所取得的成效和出现的重大偏离,重点分析了偏离的具体表现,偏离所带来的危害,偏离的原因。其次,从纵向角度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揭示转折的艰难。论文从转折的契机、转折的开始、转折的推进、转折的实现四个阶段逐次展开。一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契机及其障碍,包括思想障碍、组织障碍和政治障碍;二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开始,重点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推进,阐明党通过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四方面的拨乱反正,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四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实现。再次,从转折过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过程是重新认识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转折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新观点和新思想。接着,从横向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实现的必备条件,包括思想条件、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和社会条件,进一步论证转折的艰难。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理论的正本清源;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解放老干部、提拔年富力强干部、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创造组织条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社会条件。最后,从转折过程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思想激烈交锋、正确和错误理论交织、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构成这一时期的特点。转折时期给我们的基本经验和启示有: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从实际出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放思想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健全民主集中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加强领袖群体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从转折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转折、飞跃的交替中发展;系统阐述了1976-198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全过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特点、基本经验及其启示,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王鹏^[5]（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研究表明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韩承鹏^[6]（2007）在《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文中指出运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动员，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中国堪称标语口号大国。无论是在高耸入云的火箭发射架上还是在奔驰的车体上，无论是在城市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还是在穷乡僻壤里那些斑斑驳驳的泥墙上，你都能找到标语的身影。研究标语口号的目的在于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分析这些标语口号的动员功能、效用、成因及改进形式，为今后更好地应用标语口号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收集整理标语口号，可以积累史料，为他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标语口号在我国大行其道，主要原因在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群体心理感应和标语口号较好的动员传播效果。在我国历史上标语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用标语来昭示天下，彰显政绩，动员民众，服从统治。从此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均仿效之。在封建朝代，口号发挥威力是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陈胜、吴广是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伐无道，诛暴秦!”，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要求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平等，将口号在封建社会发挥作用推向了极至。随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这一千古绝唱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争先的动力引擎。在中国革命时期，人民军队撰写的标语口号遍布红色区域，是老百姓的指路明灯，是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参加革命队伍的强大武器。标语口号在建国后仍然发挥作用，在“文革”期间，标语口号的喧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标语口号之所以能长盛不衰，重要原因就在于：标语口号的目标对象是群体。群体在一定的氛围下，具有易于激情冲动、随大流及群体情绪相互感染的的特征。标语口号就象荷尔蒙一样，能加速催化群体特征的显现。标语口号一般使用简单常用的汉字，这就与中国普通人群文化素质不高的特点相契合。加之，标语口号一般工整对仗，琅琅上口，易于识记，便于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标语口号具有内容的时代性、来源的特定性、制作材料的多样性、效果的鼓动性、目标指向的针对性等特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语口号。如土改时期的斗争性，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性，“文革”时期的狂热性等，从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是哪一时期写的。在我国，有能力推出有影响力的标语口号主要是权威人士、特定的组织机构、一些重要会议和个别群众。标语的制作材料多种多样，既可以因陋就简，也可以采用现代技术手段。书写标语可以用墨汁、油漆等传统材料，还可以用声光电等现代材料；标语可以写在石块、木板、横幅、墙壁上，也可以在报纸、电视等现代传媒上传播。标语口号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的放矢，一定要善于结合时代背景，结合完成中心工作任务和特定目标群体的需要创造性提出。标语口号主要发挥导向功能、动员功能和激励功能。通过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概括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句子，来引领社会发展，动员激励社会力量朝既定的方向努力，从而争取达到预期效果。在现实生活中，标语口号随处可见。透视这些标语口号，我们会发现，在浩瀚的标语口号之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力强大但内容欠妥。一些标语口号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但有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缺少人文关怀，有的法治意识淡薄，还有的泛政治化严重等。还有，个别标语口号制作者动机不纯，形式主义严重，不愿意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只想通过张贴标语，喊喊口号来虚张声势，不求实效，但求虚功。标语口号作为一种有效的动员方式，在现时代不但不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语境下，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想能力增强，不再盲目跟着标语口号跑了。这就对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标语口号来动员社会提出了挑战。在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基本方略的背景下，在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标语口号有待于转型和变脸。这就要求我们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标语口号的特点规律，把握正确撰写标语口号的原则理念，懂得正确使用方法，撰写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反映时代要求的标语口号，推动社会进步。

马云^[7]（2006）在《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扫盲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赖以发展的需要。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直接影响着本国各领域的发展一样，成人教育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步伐，因此关注成人基础教育——即扫盲教育、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农村的扫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扫盲组织、扫盲教材、扫盲内容、扫盲形式、扫盲师资等问题为主线，从乡村社会控制视角探讨共和国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论文还将采用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展现基层扫盲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借鉴成人学习动机理论以探析特定时期农民不同的学习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农村扫盲教育的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扫盲教育的纵向比较，力求深层次解读我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生态，刻画其复杂多样、嬗变斑斓又极具张力的社会历史画卷，系统分析和总结扫盲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正文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即导论，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角度、已有研究成果、论文的基本概念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问题。 第二章着重论述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的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的经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教育，并于50多年来不断建构和健全农村扫盲教育的运行系统。遵循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主要按照扫盲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本论文将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分为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亚健康”发展（1958年—1965年）、“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及“双向导”理念指引（1993年以后）的前进历程。 第三章嵌入社会学视角、尤其是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探讨共和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变迁对农村基层扫盲组织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建构了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乡村社会，打通了几千年来国家与乡村之间呈现的“内核——边缘”、“中心——边陲”的结构，基层扫盲组织

蔡美华^[8]（2009）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78年党报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对“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思和突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改革开放舆论的肇始和发端。本文详尽地论述分析了党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缘起、过程和党报的作为,分析了这场大讨论成功的原因及大讨论在党报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这场大讨论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大讨论是党报对党性原则由片面理解向完整准确解读的回归,大讨论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党报坚持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统一的结果。本文从梳理分析“文革”结束后的党报生态入手,勾勒了两年徘徊期“文革”话语和纠正抵制“两个凡是”在党报构成的鲜明对立和张力。党报纠错诉求和党内“实践检验论者”思想的汇合,直接导致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动。在解构和推倒“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过程中,党报完成了从“继续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话语建构和转换。在对史料研究甄别过程中,大讨论的分期也随之凸现。本文是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展开对这段重要党报史的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的。研究发现党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或若干个时间点,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相关文章在党报的刊发。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央党报,而是中央党报首先发声,地方党报或响应支持或沉默抵制,党报与其上级党委之间,党报与党报之间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同反应形成了纵横交织的复杂勾连（articulations）和场域。为推进大讨论,以《人民日报》为主的中央党报曾辅之以民主法制宣传,其主要目的是消除人们的余悸,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清障。因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以“复线”形式在党报展开的。

安娜^[9]（2014）在《中共八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水平、价值取向和任务目标，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领域。研究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为了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还可以深入理解和系统探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八大至十二大的报告包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创新和艰辛探索，同时又是新时期的崭新开端，在全国党代会报告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节点。把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作为整体来研究，一方面可以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另一方面又能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不仅如此，研究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能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历史和逻辑、结构和内容的统一，把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上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中国共产党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中如何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论文共分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为五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意义、研究对象和主要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正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线索，辅之以国情—理论—路线—党建的思路展开论述。第一章对全国党代会报告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别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时期三个阶段对全国党代会报告作了历史性考察，为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的研究作铺垫。这一章还分析了中共二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的重要特点。第二章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产生的背景、起草的经过和具体内容进行了阐述。从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说明了报告本身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分析。从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两个方面了论述了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方位探索的问题。其中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认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三个方面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初步认识的问题，从国家建设的战略构想、经济建设总方针、民主法制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四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最后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的新要求，并在全面阐述中共八大报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理论贡献。第三章阐述中共九大至十大报告对时代课题的曲折探索。对中共九大报告的研究是从五个方面展开的：分别是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起草经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对中共十大报告的研究也从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继续坚持中共九大报告的理论和路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错误路线产生的主客观因素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最后分析了中共九大和十大报告的特点和历史地位。第四章的前两节分别分析了中共十一大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起草经过和国内国际形势。第三节重点阐述了中共十一大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继续肯定。第四节从战略决策的中心任务、政治保障、经济政策、文化方面、军事方面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抓纲治国”八项任务。最后分析了中共十一大报告未完成时代课题转折的原因及其具有的特点和历史地位。第五章突出强调了中共十二大报告对时代课题的新回答。在论述中共十二大报告产生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之后，简要地概述了报告本身对国情和世情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再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布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从经济建设的宏观战略规划、新的经济建设手段、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境界四个层面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布局。最后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新要求，并分析了中共十二大报告的特点和对时代课题转折意义。结语部分分析全国党代会报告曲折发展的原因和启示。通过对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的回顾，分析了报告曲折发展的原因。并说明了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曲折发展的启示。

尹建华^[10]（2014）在《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当今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决定着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无论是对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基于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首要而又基础性的工作是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和规律，凝练和概括其核心行政文化，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建构。基于此认知，论文按照如下的思路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展开论述：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政思想、列宁的行政思想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进行总结和概括；接着，从党和行政关系、行政组织思想、行政人格思想、行政行为思想和行政价值观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夕和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最后，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现代建构。研究发现，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总体呈现出从新民主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转化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遵循了继承了马列主义行政思想、吸收和借鉴了外国先进的行政经验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精华和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进行变通或创新三大基本规律；形成了以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党对行政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公仆意识、廉洁高效和民主行政和行政为民为主要的核心行政文化；在进一步现代化中将面临着难于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惯性、传统行政文化糟粕的内涵型影响依然存在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行政经验将使其“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特性面临变异危险的三重挑战。基于上述发现，论文最后认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将廉洁行政和高效行政作为永恒的信条，将民主、法治和科学作为行政的基本准则。

二、继承毛主席遗志一切听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着作新高潮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继承毛主席遗志一切听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着作新高潮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论文提纲范文）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3）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6）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共八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继承毛主席遗志一切听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着作新高潮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论文参考文献）

•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胡耀邦与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研究[D]. 高天鼎.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3)
•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折的研究（1976-1982）[D]. 陈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1(06)
• [5]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6]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D]. 韩承鹏. 复旦大学, 2007(06)
• [7]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 马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8]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D]. 蔡美华. 复旦大学, 2009(10)
• [9]中共八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研究[D]. 安娜.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10]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D]. 尹建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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