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八三年我区种桑养蚕收入千元以上的农户情况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孙冠儒[1]（2021）在《近代山东丝织业与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840-1937）》文中提出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张瑜[3]（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周新年[4]（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关伟[5]（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认为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冯亮[6]（2016）在《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这一点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基本共识并凝聚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而农村环境治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展开的。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由点到面的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从实践层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与深入,然而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本文针对这一现状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宏观上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阶段、政策脉络及其治理理念进行分析;微观上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并广泛搜集案例素材,对农村环境治理的丰富内涵以及治理成本与治理结构之间的联系予以阐释,并指出了治理结构的优化路径。本文研究表明,2005-2006年是中国环境治理的转折点,在此期间,中国的环保部门开始将农村环境从实质上纳入治理的范围,中国环境治理中“重城市、轻农村”的格局开始朝“城乡并重”的方向扭转。自2005年以来,中国的农村环境治理呈现出阶段性推进的特征。2005-2008是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时期;2008-2010期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强化;2010-2013期间,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抓手;2013年以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政府部门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新的推进器。根据2005-2015中国农村环境治理实践,本文首次从理念层面上对“环境整治”和“环境治理”做了一个基础性的区分界定:环境整治侧重于间歇性的项目投入,单向运作即可实现,带有暂时性的特点;而环境治理则兼顾间歇性的项目投入和连续性的日常运行,需要双向互动才能持续,具有历时性的特点。本文依据调研素材建构了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性的微观分析框架:即村内矛盾-产业结构-环境治理-外部力量四者之间的关联性互动。在农村社会开放性与流动性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考察对象与公共治理领域的大师奥斯特罗姆所研究对象的相对封闭性不同,因此必须将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介入纳入分析范围,进而实现对既有公共治理理论的丰富。这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突破既有的关于公共产品的供求分析。良好的农村环境被认为是一项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一般认为是政府部门,消费主体是村民。与一般的供求分析有所不同的是,本文的分析并未停留在简单的供求模式以及效率探讨上,而是依据案例从两个角度予以了突破:一方面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阐明了“有效监督”是确保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巩固的关键点,这样一来就通过监督成本将治理成本引入了供求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对政府和村庄内部结构的考察,阐明了同时激发多方参与者的积极性进而降低治理成本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亦即需要从政府供给切换到了多方联合供给。监督成本的高低往往因治理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通过对农村环境治理中不同治理内容的比较分析表明,“有效监督”的难题在日常运行相对较难的农村垃圾治理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简单依靠外部力量来解决垃圾治理中的监督难题,面对点多面广的农村其成本往往非常之高,而高成本的治理必然是难以持续的。随着消费观念与生活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以及资源约束趋紧,垃圾资源化可以说是不二选择,而垃圾分类则是垃圾资源化的关键环节。垃圾分类关系重大,但其成效则取决于分类过程中监督水平。为了降低监督成本,必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加强农村社会的组织建设,发展农村社会的集体经济。本文案例研究表明,日常监督需要依靠本土性组织才能降低治理成本。组织资源和资金投入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在组织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即使资金投入相对较少也同样能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而集体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提高基层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最根本的途径,它能大大增强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激励,并通过内部监督来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水平。对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表明,既有的那种认为政府部门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供给主体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这种看法忽略了政府内部系统的协作程度对产品供给的重大影响;其次,从治理费用角度来看,单单依靠政府部门来作为供给方是不可能持续的。正如政府内部有着横向的层级和纵向的部门划分一样,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公共事务,其内部的责任体系也必须进行切割分配。然而,责任体系的分配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政府系统内部,而应该在包括政府机构、村民、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下进行分配。因此,需要突破那种认为政府才是农村环境治理供给主体的既定认识,按照降低治理成本、优化治理结构的目标,形成合理的责任分配体系。这种合理的责任分配体系将有助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独特价值、激发多方参与者的动力,并增强彼此之间的协作、提高治理项目的效益。对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环境冲突事件的分析表明:由于“邻避冲突”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村将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外源性污染,当前的法律带来的困境、基层社会变迁带来的困境以及政商一体化带来的困境,使得受害圈的农民在体制内难以找到申诉的渠道,因而最终可能走向体制外暴力抗争。需要通过社会环保组织的培育、环保法律法规的细化完善,使得农村环境抗争中的受害者能够形成一种自我保护力量,约束和引导政商一体化的发展冲动,使得经济发展更加环境友好。总的看来,对于农村环境问题的治理结构可以从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内容、城乡关系、参与主体在内的不同维度加以理解,每一个维度都为治理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而根据制度经济学大家威廉姆森的理论,治理结构的优化才是提高治理成效、降低治理成本根本之道。
刘宝吉[7]（2013）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提出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苏彩和[8]（2011）在《广西发展农业标准化的模式选择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广西实施农业标准化，促进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发展，深化广西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广西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广西农产品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力和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国内外农业标准化的研究成果，针对广西农业发展的现状，采用案例分析法、数据统计法和扎根理论研究法，重点研究广西农业标准化发展现状、推广模式、影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提出促进广西农业标准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广西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本文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分析国际主要农业标准化机构，论述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在发展农业标准化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概况，对比我国农业标准化“起步-停滞-复苏-发展-高速发展”历程和发展农业标准化做法，提出了我国在发展农业标准化方面值得借鉴的五条国际经验。第二，从广西区位、土地、气候等方面论述广西农业发展概况，分析广西农业呈现的特征；总结广西发展农业标准化的做法，并采用指标体系法分析宾阳糖料甘蔗标准化示范区和田阳香米标准化示范区成效，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增长速度方程分析钦州火龙果标准化示范区成效。第三，对政府主导型、龙头企业带动型、经济合作组织主导型、行业协会自律互动模式和市场拉动引导模式等五种农业标准化推广模式优缺点进行分析。通过容县沙田柚标准化的实施、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瘦肉型猪养殖标准化的实施和凌云白毫茶标准化的实施等进行模式系统分析，得出“政府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建设+农户参与+标准化”的最佳模式。第四，通过对广西第六批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当地政府相关人员、示范区技术人员、农业龙头加工企业负责人、农户等访谈，确定影响广西农业标准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因素、监管因素、标准因素、贸易因素、文化素质因素、市场机制因素、家庭承包责任制、龙头企业和农户关系因素等7类。结合广西农业标准化发展现状和国外发达国家发展农业标准化经验，同时根据影响广西农业标准化推广实施障碍因素，提出发展农业标准化的十八条对策。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以下几点：1、对广西各种类型的农业示范区进行了评价对比。系统研究了质量监督部门、农业管理部门等各方面的行政手段构造和监管模式及其对农业示范区建立的影响；分析了农业标准化内外部环境的具体情况,对中外标准化实施的状况进行了的比对；对各种类型的农业示范区企业的优劣、特点和成效进行了评价对比；2、研究了发展农业标准化的组织措施。综合分析了农业、质监、畜牧、林业、工商、财政等管理部门和农业示范区企业在发展标准化工作中的作用，提出必须紧紧依靠具体实施部门的努力，获得行政主管部门的鼎力支持、取得相关单位和广大农民朋友积极帮助；3、提出农业标准化的对策。通过深入研究目前国内外农业标准化相关的政策法规，比对国际、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在深入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企业和市场开展调研，征求并吸收了政管理部门和示范区企业的建设性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可行的农业标准化对策；4、建立标准化经济效果的指标体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结合实施农业标准化企业的行业管理特点，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企业，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衡量标准化经济效果的指标体系。
黄胜[9]（2011）在《从“逃学”到“向学” ——瑶山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瑶山是中国有名的贫困地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瑶山白裤瑶经历了从“逃学”到“向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白裤瑶群体对学校教育的需求发生变化,并由此导致白裤瑶群体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在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背景下,在田野考察和文献查阅分析之后,研究者对此突出现象进行了追问和思考：为什么白裤瑶历史上长期回避学校教育?又为什么会逐步重视学校教育?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这种价值取向转变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特点及原理是什么?这一典型个案对于我们思考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此,需要我们加强对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系统挖掘和考究,更需要从纵向角度、从少数民族对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角度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重新审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价值定位问题。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本研究运用文献法对白裤瑶的历史文化、学校教育、社会变迁等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运用历史分析法从纵向角度对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作了探讨,运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状况进行了考察。本研究以社会变迁理论、价值哲学理论等为指导,对瑶山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变迁历程、变迁的原因、变迁的原理及引导策略进行了深入考究,在此基础上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合理价值定位作了理性思考。瑶山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变迁的情况和变迁的原因如下：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白裤瑶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总体偏低,巩固率也低；白裤瑶社区与学校之间没有建立起交流关系,学校在瑶山长期“孤立”存在；白裤瑶群体接受学校教育的意愿具有明显的消极性、被动性。这一阶段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总体上是“逃学”,即白裤瑶学生“逃学”问题突出、白裤瑶家长群体明显逃避学校教育。这种教育价值取向形成的主观因素是：白裤瑶传统婚姻观及价值观念的影响,从游耕到定居农耕过渡中白裤瑶对学校教育不适应、没有需求。其客观原因是特定的经济、政治与教育实践的影响,即：长期贫困的影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校办学目的与白裤瑶的实际需要偏离甚远；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育质量差；教育中的“文化中断”问题突出。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白裤瑶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较前一阶段有所增长,但明显低于荔波县和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且初中生辍学率偏高；白裤瑶社区与学校开始有所交流,但是交流形式相对单一、松散；白裤瑶家长、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意愿与前一阶段相比,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主动性。这一阶段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总体是“逃学”与“向学”交织的价值取向,即有白裤瑶学生“逃学”的情况,也有白裤瑶家长群体“向学”的情况。引发这一阶段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转变的主观原因是：白裤瑶的教育价值观念渐渐发生变化。其教育实践的客观原因是：扶贫力度加大,办学条件有所改善；《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师资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教育质量逐步提高。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白裤瑶的中小学入学率不断提高,而辍学率在不断降低；白裤瑶社区与学校交流增多；白裤瑶群体的学校教育意愿积极性更加明显。这一阶段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总体上是“向学”,即学生“逃学”问题已基本消除,白裤瑶群体“向学”倾向明显。引发这一阶段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转变的主观原因是：白裤瑶的思想观念逐步开放,在文化交融中重教求变；“谢家成式”榜样的激励作用。其教育实践的综合影响是：白裤瑶的生活及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国家教育政策的持续影响；教育质量明显提高；教育中的“文化连续性”得以加强。在上述考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揭示出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主要原理,即：生产实践是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形成和变迁的基础。国家制度和政策是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主导力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是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重要因素。文化变迁是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深层因素。主体需要和观念的变化是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内在动力。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为进一步强化和引导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本研究提出的策略是：需要充分发挥政策的教育价值导向作用,加强宣传媒介的教育价值倡导作用,充分挖掘与利用白裤瑶的传统文化价值资源。在对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问题作了深入探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哲学依据和现实依据两方面对“教育是什么”进行了理论反思和讨论,并由此提出教育是满足人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必须的生命活动,其目的是提升人生存和发展的生命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全面进步。基于对瑶山白裤瑶个案的研究及对“教育是什么”的理性认识,本研究对学校教育合理价值定位的衡量依据作了讨论,并由此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合理价值定位进行了探讨,认为：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是满足当地人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必须的生命活动：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应当切实定位于满足当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升当地人生存和发展的生命质量,增强学校教育自身的生命活力,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全面进步。通过上述研讨,本研究提出实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合理价值定位的理性思路是：树立整体发展观,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发展;学校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需要建立起双向适应、双向滋养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中的责任。本研究有助于人们清楚地认识和理解瑶山白裤瑶及其类似的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学校教育需求和教育价值取向状况,为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寻求合理的价值论基础。从理论上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合理价值定位问题进行反思,可以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价值、政府的教育责任以及民族地区学校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激起人们重新认识教育对于个体、民族乃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胡明[10]（2011）在《民国苏南蚕业生产改进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蚕丝是整个蚕业生产的最终产品,蚕丝也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出口货物之一,近代苏南蚕业的发展是与国际市场的需求紧密相连。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相对混乱的局而,国内市场对蚕丝的消费能力有限,苏南的蚕丝主要用于出口。近代国际市场对中国蚕丝的需求急剧增加,中国蚕丝大量输入到国际市场。随着蚕丝出口的增加,我国蚕业生产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无锡、苏州、常州等苏南各县蚕业生产进一步扩大。清中后期上海设立通商口岸,随后成为苏南蚕丝出口的主要口岸。商品化的蚕丝生产与苏南传统的稻作生产相比,表面上获利较高,再加上蚕丝生产周期较短,获利较快,苏南各县蚕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到20世纪初蚕业已经成为苏南农家重要的家庭副业之一。无锡由于自然和地理优势成为苏南各县中蚕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逐渐取代上海成为苏南新的蚕丝生产基地。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南的蚕丝生产规模已经超过上海及传统的蚕区浙江,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蚕丝生产中心之一。苏南蚕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并没有随之带来蚕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日本采用现代化蚕业生产方式之后,中国蚕业生产技术的落后,使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逐渐被日本所挤占。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国际市场对生丝需求减少及日本蚕业企业的竞争,苏南蚕业发展面临严重挑战。面对苏南蚕业的困境,国民政府、蚕业学校及蚕业生产企业等都希望通过改进蚕业生产以提高蚕业生产的水平,增强蚕丝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此各方对蚕业生产中的桑树种植、蚕种生产、育蚕、缫丝等环节展开了改进,苏南大规模的蚕业改进也由此起步。在各方努力下,苏南蚕业生产技术也取得了明显的改进,被认为是当时农业改进的典范。桑叶是蚕的主要食物,桑叶的质量直接影响着蚕体的发育和蚕丝的质量,所以提高桑叶的质量是蚕业生产改进的基础。在早期的蚕业生产改进中,苏南蚕业改进者对桑叶生产的重要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早期的蚕业改进中并没有对植桑进行大规模改进。而苏南的桑叶生产由于桑树老化、桑园疏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苏南桑树桑叶的产量不断降低,已经影响到了苏南的蚕业生产。苏南蚕业改进者在30年代后才着手对苏南传统的桑树栽培进行改进。改进者首先是对传统的湖桑、鲁桑和荆桑等当地的主要桑树品种进行选育,培植品种更加优良的树种,还结合苏南蚕业生产的特点推广乔木桑,以降低蚕业生产成本。同时开展对蚕种制种专用桑的种植实验与推广。其次在改进桑树品种同时,改进者积极开展桑园管理技术的改进试验,推广改进的桑树修剪、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以增加桑叶的产量。蚕种育种技术改进是整个苏南蚕业改进过程中,改进者最早关注,改进成效最为明显的环节。苏南蚕种的改进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阶段是1912年到1927年,这是苏南蚕种改进的起步期。1922年之后苏南各县出现了最早一批专业化的蚕种制造场,随后1926-1927大量的蚕种制造场建立。在这一时期日本先进的蚕种育种、人工孵化等技术传入苏南地区,1924年蚕种场开始生产推广第一代杂交蚕种。但由于并没有取得蚕户的信任,改进种在苏南的使用还很有限；第二个阶段是1928年到1933年,这是蚕种改进的大规模展开期。蚕种场大量出现,蚕种场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专业的生产使所选育改进蚕种的质量得到改善。由于改进蚕种的优越性及改进者极力的推广,改进蚕种在苏南地区得到了大规模的使用,蚕业发展较为迅速的无锡等地已经基本上完全取缔了土种；第三个阶段是1934年到1937年,这是蚕种统制时期。1934年江苏省规定省内的蚕种由建设厅统一管理,不得自由买卖,蚕种经过蚕丝试验场检验后,按规定价格分配。同时对蚕种场管理更为严格,取缔生产条件不合格的蚕种场。政府通过控制蚕种的生产、分配,来提高蚕种的质量,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无法处理好政府、大的有垄断能力的蚕种生产资本家、小的蚕种生产者及蚕户的利益,造成蚕种供给不足,影响到了蚕业的改进。育蚕是整个蚕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这个过程中蚕体发育、成熟直到吐丝成茧,育蚕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蚕茧的质量。民国初期苏南蚕区的育蚕技术依然使用传统的技术,蚕户在育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在蚕室温度、湿度、及病毒环境等的控制方面,很难达到良好的生产要求。在生产过程中蚕户却大量的求助于鬼神的保佑,导致蚕体的成活率甚至只有30%。1924年江苏省立女蚕校成立推广部,并在无锡堰桥乡设育蚕指导所,首先开展对蚕户的育蚕指导。蚕校通过推行蚕具消毒、稚蚕共育提高蚕体的质量。1928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苏南各县蚕区建立了以育蚕指导所、蚕业合作社为体系的育蚕改进体系。此后这种育蚕改进体系在蚕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指导蚕户改善育蚕技术,但苏南各县由于蚕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育蚕指导效果也不平衡。同样苏南蚕区普遍分散的、小规模的育蚕生产模式并没有改变,蚕户恶劣的生产条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育蚕技术改进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育蚕完成后,蚕业生产进入蚕丝生产环节。在传统的苏南蚕业生产模式中,蚕丝生产也是在蚕户自家完成。育蚕完成后,蚕户采用手工或简单的机械,将鲜茧缫制成蚕丝出售,缫丝的机械较为简单。而近代大规模缫丝厂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生产格局。蚕业生产更为专业化,蚕户主要承担了育蚕的过程。缫丝生产从蚕户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规模化的机械生产。机械化生产为了保证稳定的蚕茧供应,就必须对蚕茧进行干燥处理,茧行由此大量出现,承担蚕茧的干燥等工作。1934年国民政府实施茧行统制,要求茧行改进蚕茧烘干设备,鼓励采用新式蒸汽烘茧机,从而加强对茧行管理。而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南地区出现专业的机械丝厂以来,苏南特别是无锡缫丝业在民国时期进入高速发展期,缫丝厂在数量和生产规模上都远超其它地区。苏南丝厂最先采用意大利式的直缫车,此后日本的缫丝车也开始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改进蚕丝生产技术的同时,丝厂和国民政府也着手在上海和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系统,以打破洋行等对中国生丝出口的垄断,扩大苏南所产蚕丝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政府还通过发行政府公债的方式,扶植苏南丝厂。但在国际市场不景气,国内社会混乱的情况下,销售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民国苏南蚕业改进之所以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绩,得益于形成了较为有效的改进体系,政府、蚕业企业和学校构成了民国苏南地区蚕业改进的主要动力。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在蚕业改进中扮演了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及实践者的角色。蚕业企业为了获得优质的生产原料,着力蚕种的改进和蚕丝生产技术的提高。蚕业教育在改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苏南地区的蚕业教育主要有蚕业学校和民众教育下的涉蚕教育两种形式。蚕业学校培养的育种、制丝等人才在民国时期苏南蚕业改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蚕业学校的毕业生在苏南各地设立育种场、育蚕指导所等蚕丝改进机构,是民国时期苏南整个蚕业改进体系中重要的动力之一。民众教育的改进不仅仅涉及到蚕业生产改进,它在更广阔的范围对蚕户进行文化教育。它突破了由于民国时期苏南农村农民文化素质不足,降低对蚕业新技术的接受能力的限制,将农业生产的改进与农村社会的改进相结合。苏南蚕业改进中形成完整的、多元化的蚕业改进体系,是苏南蚕业改进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也是苏南蚕业改进带给当代农业技术改进的主要启示。在民国苏南蚕业改进中,蚕户本身改进动力的缺乏及政府改进组织效能的低下等是制约苏南蚕业改进成效发挥的主要因素。如何调动农户改进的积极性,实现改进组织的高效率也是当代农业改进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民国时期的苏南蚕业改进没有突破这个局限,这也从整体上制约了改进效能的发挥。尽管如此,民国苏南蚕业改进的成效还是明显的,对这个改进过程的系统分析,可以还原民国时期苏南蚕业改进的过程,认识到改进中各方所起到的作用,及各个改进系统在农村中的改进实践,这对我国现在的农业技术改进有着借鉴意义。
二、一九八三年我区种桑养蚕收入千元以上的农户情况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九八三年我区种桑养蚕收入千元以上的农户情况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 一、第一次扩军 |
| 二、第二次扩军 |
| 三、第三次扩军 |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 二、官兵的训练 |
| 三、官兵的内务 |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 二、军费开支 |
| 三、后勤业务 |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 二、战略与战术 |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 一、联冯反蒋 |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 二、后勤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士兵的招募 |
| 二、士兵的训练 |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 二、整编晋绥军 |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现实背景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环境经济学相关理论述评 |
| 二、公共事物治理相关理论述评 |
| 三、新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变迁的述评 |
| 四、农村环境治理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内容与分析框架 |
| 一、案例研究与多元方法 |
| 二、农村环境治理的内容 |
| 三、基本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与展望 |
| 第一章 可持续性：环境问题的根本性阐释维度 |
| 第一节“传统”与“现代”视角下的环境问题 |
| 一、农耕文明：可持续的传统经验 |
| 二、工业文明：负外部性及环境破坏 |
| 第二节“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 |
| 一、一点哲学的反思 |
| 二、我们有几个地球？ |
| 第三节 未来社会的重构与环境问题 |
| 一、资源分类·技术匹配·社会演进 |
| 二、传统重构与环境问题化解思路 |
| 小结：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
| 第二章 问题聚焦：中国农村环境治理 2005-2015 |
| 第一节 数量检阅 |
| 一、从CNKI看农村环境治理 |
| 二、从《中国环境报》看农村环境治理 |
| 三、从《人民日报》看农村环境治理 |
| 第二节 政策脉络 |
| 一、治理视域中的“农村环境”变迁 |
| 二、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发展 |
| 三、政策的阶段性与数量印证 |
| 第三节 理念剖析 |
| 一、宣传话语中的“整治”与“治理” |
| 二、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 |
| 第四节 治理内容划分 |
| 一、初始投入维度 |
| 二、日常运行维度 |
| 三、治理结构简析 |
| 小结：多角度透视农村环境治理 |
| 第三章 制度选择：从“门前三包”到“雇保洁员” |
| 第一节 案例概述：京郊兴北村的环境治理 |
| 第二节“门前三包”阶段 |
| 一、基于经验的解释 |
| 二、两个假定及推论 |
| 第三节 村集体雇保洁员阶段 |
| 一、由“分”到“统”的新办法 |
| 二、囚徒困境及其推论 |
| 第四节 村集体内部垃圾换日用品阶段 |
| 一、有效的激励机制 |
| 二、垃圾的商品化尝试 |
| 第五节 国家介入雇保洁员阶段 |
| 一、垃圾源头分类并未复制成功 |
| 二、兴北村与邻村的对比 |
| 三、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性 |
| 小结：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归纳 |
| 第四章 有效监督：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自组织力量 |
| 第一节 自组织：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不可替代性要素 |
| 一、农村环境问题的特点 |
| 二、政府介入的困境 |
| 三、市场参与的局限 |
| 第二节 村社建设：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村内矛盾 |
| 一、农村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
| 二、村内矛盾是理解内部监督的关键 |
| 三、村社建设的多重意义 |
| 第三节 嵌入性：内在于地方社会关系的农村环境治理 |
| 一、嵌入性的观察视角 |
| 二、垃圾池的故事：自组织的成功运作案例 |
| 三、“垃圾池”背后的两种逻辑 |
| 小结：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呈现 |
| 第五章 治理成本：政府行为与农村垃圾分类解析 |
| 第一节 农村垃圾源头分类的必要性 |
| 一、农村垃圾的产量与构成 |
| 二、垃圾处理的费用及其技术选择 |
| 三、微观例证之管窥 |
| 第二节 试点剖析：京郊王平镇的垃圾治理 |
| 一、王平镇的新办法及其理念 |
| 二、试点的效益-成本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试点的推动措施分析 |
| 第三节 农村环境治理与政府行为 |
| 一、“试点”的局限性分析 |
| 二、农村环境治理中的项目制及其异化 |
| 三、村镇环境治理的日常逻辑 |
| 第四节 绩效考核及治理结构 |
| 一、农村环境治理的考核 |
| 二、农村环境治理目标的偏离 |
| 三、农村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困境 |
| 小结：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几个误区 |
| 第六章 环境事件：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冲突及其结构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抗争的总体分析 |
| 一、环境抗争的数量与趋势 |
| 二、邻避冲突与城乡二元结构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事件剖析 |
| 一、案例：三个农村环境事件 |
| 二、剖析：农村环境抗争的类型与步骤 |
| 第三节 多重困境：农村环境抗争难以成功 |
| 一、法律带来的困境 |
| 二、基层社会变迁带来的困境 |
| 三、政商一体化的发展结构 |
| 小结：走出结构性困境 |
| 第七章 路径探寻：实践者的经验分析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广西横县的探索 |
| 一、横县探索的内容 |
| 二、横县垃圾分类的历史脉络 |
| 第二节“绿十字”的实践 |
| 一、行走在中国的乡村 |
| 二、五山模式 |
| 第三节 横县、五山与王平之比较及启示 |
| 一、农村环境治理的动力生成 |
| 二、农村环境治理的多方协同 |
| 三、农村环境治理中的项目管理 |
| 小结：在实践中前进 |
| 第八章 总结 |
| 一、宏观方面：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变迁与治理理念 |
| 二、微观方面：村内互动模型与治理内容 |
| 三、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真正难题与治理结构优化 |
| 附录 1：农村垃圾产量与组分参考 |
| 附录 2：农村垃圾处理费用数据参考 |
| 附录 3：图表索引 |
| 附录 4：农村环境治理相关政策索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及获奖 |
| 致谢 |
（7）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缀语 |
| 引言 现身于地方生活的大刀会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地方居民的生活景观 |
| 1、“×石山”：一桩被遮蔽的惨劫 |
| 2、日常视角：常人世界的综观 |
| 二、“错画”里的栖居者：地方性社群大刀会 |
| 1、学术史回顾、论文结构和资料综述 |
| 2、理论思路：“地方社会场域”的引入 |
| 第一编 地方?空间鲁南场景：蒙山诉水间的世界 |
| 引子 黄世山惨案 |
| 第一章 人与地：地理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生民其居：沂属之地 |
| 一、山水怀抱：自然地理环境 |
| 1、齐鲁锁钥：山水形成的脉络 |
| 2、沂州府地：政治技术的标签 |
| 二、人居形态：基本聚落三种 |
| 1、村庄起源以及节点般的集镇 |
| 2、金城汤池：作为中心的县城 |
| 三、“休咎尤要”：自然生态概况 |
| 1、“见面一大片”：论略里的注解 |
| 2、旱魃、虫子市和蝗神的故事 |
| 四、1934年素描：“十八世纪式的社会” |
| 1、“富于保守性”：乡土调查里的民情 |
| 2、社会现状概略：《重修莒志》里的记载 |
| 第二节 社群辨析：社会的基本形态 |
| 一、“敬宗收族”：基础性的社群 |
| 1、“家族本位”：以汀沟于氏为例 |
| 2、请家堂：“世代相传”的文化 |
| 二、民谚俗语里的大族传说：以刘南宅为例 |
| 1、神话里的家族与住宅：“刘南宅” |
| 2、科举与望族：帝国庇荫下的巨室 |
| 三、“客家子”与“主家”：租佃制度概况 |
| 1、由庄户人、财主脖子谈到张家庄子 |
| 2、干打鞭与陪牛地、吃地粮与拨房工 |
| 四、“出家人”：边缘社群的生活 |
| 1、出家与受戒：杨志明的个人回忆 |
| 2、浮来旧事：佛成和他的弟子们 |
| 第三节 民生脉络：隐现的经济圈 |
| 一、“绕着地头转”：作为生计之本的农业 |
| 1、农事一年：《农圃便览》里的记载 |
| 2、五谷及其他：耕作法和农产种类 |
| 二、百工与商旅：各县工商业概况 |
| 1、“皆农家者流”：由《考工记》谈起 |
| 2、中心与腹地：工商业的地理差异 |
| 三、“一方之货”：蚕桑与花生 |
| 1、“蚕缫微利”：东山柞茧与南山丝 |
| 2、“出口大宗”：许村与花生的故事 |
| 四、“纤悉均关生计”：脆弱的经济体系 |
| 1、“凶荒之妙制”：由煎饼谈衣食住行 |
| 2、旧法与凶岁：“耕识图”和“呼吁书” |
| 第四节 生态细微：日常生活的若干剖面 |
| 一、集会与节庆：地方生活的两个副章 |
| 1、“通工易事”：集与会的分工协作 |
| 2、节庆之链：地方居民的心灵节拍 |
| 二、“庙多神众”：混沌的信仰世界 |
| 1、“敬祷诸神”：由“莒州庙全”谈起 |
| 2、“搬龙王爷爷”：灵公山龙神庙祈雨 |
| 三、“搭台唱戏”的流动景观 |
| 1、“万人坑”：张之栋的个人回忆 |
| 2、“唯一的娱乐”：农村演剧简析 |
| 四、缩微标本：社会生态系统里的庙会 |
| 1、1932年浮来山庙会：李鼐先生的讲述 |
| 2、信仰、娱乐与经济：庙会与地方社会生态 |
| 第二章 从危机到灾难：二十年代社会生态的恶化 |
| 引子 迟钝的村民 |
| 第一节 从帝国到民国：清末民初的地方影像 |
| 一、王朝遗迹：枯骨冢、僧王庙和圩寨 |
| 1、“只有神佛能弄清”：枯骨冢与僧王庙 |
| 2、团练与圩寨：防卫策略的官民分野 |
| 二、震荡余波：民初沂水县的纷争 |
| 1、“三麟之乱”：学校、政党及刘南宅的没落 |
| 2、“肚子里有牙”：讼棍与同盟会员张克缦 |
| 三、名宦与好官：一个县官的民国经历 |
| 1、仕莒记略：“与莒人相习若一家然” |
| 2、“要想当好官”：“护官符”与大仙堂 |
| 四、新政二例：警察与学校的开设 |
| 1、“开办数年不能推广”：警察的设立 |
| 2、洋学与私塾：学制之变后的“双轨制” |
| 第二节 “稀有之惨剧”：1925-1930年间的天灾人祸 |
| 一、“天道无亲”：1928年灾荒纪略 |
| 1、“重重灾劫”：赈务报告里的图景 |
| 2、“飞蝗神话”：“蚂蚱市”及其他 |
| 二、“山东百姓受了坑”：鲁张之祸 |
| 1、“甲于全国”：苛捐杂税之害 |
| 2、“兵来一扫清”：丘八之祸 |
| 三、“国民干遭殃”：百姓眼中的“北伐” |
| 1、“都是土豪大头黄”：刘黑七祸莒 |
| 2、“可怜莒民受牵连”：高桂滋困城 |
| 四、“土匪市”：社会基础的破坏 |
| 1、惨案种种及日常生活紊乱 |
| 2、雪天哀鸿：逃亡者的讲述 |
| 第三节 致命的创口：从隐患到灾祸 |
| 一、作为盗薮：沂州匪患问题探微 |
| 1、“天命将乱”：一份伪示里的真言 |
| 2、“非自今始”：“土匪世界”三度出现 |
| 二、“噬脐之祸”：兵匪通气的积弊 |
| 1、“十八家大人”：一个绝妙的例证 |
| 2、兵匪通气论：相关报道的梳理 |
| 三、匪祸告哀：八里巷惨案前后 |
| 1、未有之浩劫：各界电文与官方处理 |
| 2、冤枉庙的警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
| 四、徒劳的努力：地方精英的失败 |
| 1、兖沂治安讨论会的成立和呼吁 |
| 2、杯水车薪：合法途径解决无望 |
| 第四节 “匪夷所思”：刘黑七的人生注解 |
| 一、亡命之徒：“以掠夺为职业的游民” |
| 1、破坏性社群的定位与基本构成 |
| 2、“出身捷径”：杀人放火做大官 |
| 二、匪首群像：何谓“职业土匪” |
| 1、“西南马子”：以抱犊崮为标志的匪区 |
| 2、石增福从匪记：被“染污”的人生 |
| 三、“闯土匪”：羊倌刘堂的选择 |
| 1、山神节前：家庭、经历和誓言 |
| 2、放羊调里：“寻思寻思不坦然” |
| 四、改名前后：一朝匪皮换新装 |
| 1、刘团发祥史：作为匪巢的蒙山万寿宫 |
| 2、“就抚”国军：北伐先遣军与新四师 |
| 第二编 事件.曰常乡土之蔓：鲁南乡村中的大刀会 |
| ——以莒沂青旗会为例 |
| 引子 那时的年头 |
| 第三章 “借秧子”：鲁南大刀会的兴起 |
| 第一节 “自卫之好教材”：蒙阴八寨的故事 |
| 一、匪情与自卫方式的交互演变 |
| 1、“几无一日不遭匪劫”：蒙阴匪祸及其根源 |
| 2、“失败中的觉悟”：由不相顾到守围 |
| 二、八寨之地：聚落景观的构筑 |
| 1、原则：先人和,再地利 |
| 2、方法：围墙、炮楼与械弹 |
| 三、“组织系统”与“防守法” |
| 1、寨之组织：战时与平时 |
| 2、日常“防守法”的演变 |
| 四、由村到寨：社会更生与文化实践 |
| 1、“自卫之效力”和“大的趋势” |
| 2、多重之寨：小社会的自治与更生 |
| 第二节 神威与大运：莒沂青旗会的兴盛 |
| 一、大古家沟：一个村庄的行动 |
| 1、龙公山下：条子、族长和武学堂 |
| 2、土地庙前：杜梨子树上的“成果” |
| 二、从“保护村庄”到“谩骂鲁张” |
| 1、八里巷与太湖村：两个村庄的遭遇 |
| 2、“跋扈”“横行”：鲁张时期略影 |
| 三、“声势浩大”：莒沂大刀会的发端 |
| 1、村庄之链：田瑞、张恒远与青旗会 |
| 2、“南军打,北军退,中间出了个五旗会” |
| 四、“神通得此证明”：渊子河一役的威名 |
| 1、渊子河畔：时间、经过和参加者 |
| 2、新增份子：徐谦凤所讲的细节 |
| 第三节 道会暗林：鲁南社会的另一面 |
| 一、隐秘网络：“秘密社会”管窥 |
| 1、“无足深怪”：“孝帽子会”辨证 |
| 2、密语召唤：孙守立的个人遭遇 |
| 二、“民国第一家”：在家礼、三番子 |
| 1、仪式与手势：一个“盒子皮”之所见 |
| 2、“土匪都不敢惹”：“大杂烩”的威力 |
| 三、夏家道的变迁：从吃斋道到茹素团 |
| 1、夏半仙、《救世宝筏》和神仙府 |
| 2、“莒沂总斋团”：“茹素团”与九大寨 |
| 四、社会危机的反应：两个例证的结论 |
| 1、“二把手”上：万教传在沂水的威风 |
| 2、乘舆辨名：道会兴起与社会危机 |
| 第四节 应激反应：生态灾难与“工具理性” |
| 一、大刀会的宗旨及其渊源 |
| 1、误传何来：“孝帽子会”再辨证 |
| 2、“符法护身”：一则遗曲里的历史 |
| 二、“二周村”之劫：带血的“勾子” |
| 1、重镇悦庄：修围及惨案原委 |
| 2、“处决勾子”：庙会上的审判 |
| 三、劫后余谈：会场里的新面孔 |
| 1、“破围子”：刘黑七的拿手好戏 |
| 2、管廷献论结寨的六便与七难 |
| 四、地方社会对生态灾难的应激反应 |
| 1、由山社说起：农村合作组织的丰富性 |
| 2、会名的思考：工具命名之下的理性 |
| 第四章 在乡土上滋蔓：旗会蔓延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性文化迁移：迁入与传播简析 |
| 一、“怪异的学问”：入会仪式一览 |
| 1、“结入其群”：徐谦凤的讲述 |
| 2、大同小异：相关记载的梳理 |
| 二、精神转换法：作为信仰的身体话语 |
| 1、“装身”：神灵、兜肚和禁忌 |
| 2、“过场”：请神、吃符和排刀 |
| 三、“请老师”：由外地到本地的过程 |
| 1、睡庄的启示：渠道与媒介 |
| 2、“滕峄地方”：勃兴之地探源 |
| 四、“立会”：本地化依托的文化网络 |
| 1、会员探视：日常场景下的必然 |
| 2、桃园三月：拜把子背后的神话 |
| 第二节 “俨然宗教”：社群的崛起 |
| 一、旗会的基本成员和组织形态 |
| 1、不可分离：会员与农民的双重身份 |
| 2、超越村落：会与团的两级组织 |
| 二、大刀问题：武器里的经济理性 |
| 1、三种武器：大刀、快枪与扎枪头 |
| 2、枪价考略：“人人看着快枪好” |
| 三、首领群像：旗会造就的“精英” |
| 1、调查里关于旗会领袖的内容 |
| 2、旗会首领的基本情况分析 |
| 四、“同心土变金”：大刀会“摸底” |
| 1、由被动到主动：防御性策略的演进 |
| 2、“会者,合也”：旗会的整合作用 |
| 第三节 “总老师”：枣红大马上的田瑞 |
| 一、田瑞前传：大老粗、经纪和小商贩 |
| 1、“袖中乾坤”：由莒地嘎语谈经纪 |
| 2、人物素描：出身、经历和见识 |
| 二、从白马到红马：礼物的多重意味 |
| 1、“门口拴着高头马”：一段“牛马经” |
| 2、“走马看红”：“负重致远”的开始 |
| 三、一个比较案例：红旗会首领法真 |
| 1、赵善义的转变：从和尚到法师 |
| 2、游侠之性：家庭、寺院和帮伙 |
| 四、职业的意义：“总老师”、“总会” |
| 1、另类经纪：师承关系与权力结构 |
| 2、群体与个人：首领的责任和性格 |
| 第四节 神秘与熟识：旗会的出场 |
| 一、神秘的香堂：象征空间分析 |
| 1、“不然,是不允许你到香堂看的” |
| 2、由土地庙说起：独特的聚落景观 |
| 二、分离和契合：日常生活的重构 |
| 1、练功习武：古秀林的讲述 |
| 2、独辟领域：生活场景举例 |
| 三、关于“搭台唱戏”的两则回忆 |
| 1、“好不威风”：五天五夜的大戏 |
| 2、“一大快事”：马家拐头的聚会 |
| 四、神楼的见证：戏台上的大刀会 |
| 1、戏里戏外：狂欢之中的社会交流 |
| 2、乡土颤抖：浮来山庙会上的场景 |
| 第五章 从冲突到惨案：莒沂青旗会的结局 |
| 第一节 “一点恶因”：沂水六区事件 |
| 一、重回水由村：追述的起点 |
| 1、“没起冲突”：袁福英等的回忆 |
| 2、宣战与对抗：1933年的报道 |
| 二、杜绍曾的外号及对青旗会的指责 |
| 1、“杜烧包”：六区区长杜绍曾 |
| 2、“大刀会是邪教,不是顺民” |
| 三、“点他的火烧他的包”：杜绍增之死 |
| 1、“兴办学堂”：关于起因的三种记载 |
| 2、“杜绍增必须服输”：冲突经过和结果 |
| 四、“实为地方三幸”：事件的“和平处理” |
| 1、“今后要安分守己”：劝导、宣慰和弹压 |
| 2、应变有方：运其昌所受嘉奖与恭颂 |
| 第二节 风波迭起：多次上演的血剧 |
| 一、风潮日重：青旗会与红旗会冲突 |
| 1、“失教的民众”和三种思想的显现 |
| 2、满堂坡：“细故”与“门户之见” |
| 二、“轩然大波”：五旗会与红旗会冲突 |
| 1、“螳臂当车”：一篇详实的报道 |
| 2、县志记载、德政宣言及其他 |
| 三、事起防务捐：盛家垛庄之祸 |
| 1、“连庄会会费”,还是“防务捐”? |
| 2、“一个大仗”：黄沙沟交火的回忆 |
| 四、北乡暴动：沙沟事件始末 |
| 1、李德的回忆：赵玉瑞的办会 |
| 2、“打局子”：与李景岗的冲突 |
| 第三节 “暴动”造成：苏村遭遇前后 |
| 一、苏村遭遇：一次“激战”的考证 |
| 1、乡下老造反：展书堂谈骚乱始末 |
| 2、“巧遇而已”：回忆与调查里的记载 |
| 二、骑虎难下：青旗会陷入的困境 |
| 1、“拉到沂水去闹”：田瑞的愤怒 |
| 2、“两全其美”：刘荫第的阴谋计 |
| 三、闯了大祸：盛家垛庄的包围 |
| 1、“包围”考证：端午节那天的事情 |
| 2、“意涉偏袒”：为何青旗会不信运其昌 |
| 四、息事宁人：李树春二次宣抚 |
| 1、二赴鲁南：相关报道的梳理 |
| 2、立刻归正：告民众书和告民众歌 |
| 第四节 从招安到惨案：不平静的麦季 |
| 一、风雨欲来：麦熟时节的“招安” |
| 1、“欺骗的办法”：邵德孚的讲述 |
| 2、“一网打尽”：真相及其后果 |
| 二、“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 |
| 1、“神牛相助”：赵钟璞的讲述 |
| 2、沂河以西：谣言和黄石山寨 |
| 三、人间地狱：黄石山惨案的发生 |
| 1、大举攻剿：运其昌对此事的说法 |
| 2、“奇酷极惨”：三名亲历者的讲述 |
| 四、惨案的罹难人数与善后事宜 |
| 1、“有城三重”：相关报道及罹难人数 |
| 2、“泽及枯骨”：官方和民间的善后 |
| 第六章 腹地的大症结：大刀会与地方社会生态 |
| 第一节 藤蔓伸展：农民自救与社群合作 |
| 一、“根株总未能绝”：从清末到民国 |
| 1、火神庙唱戏：帝国晚期的案例 |
| 2、无处不在：“以抵抗兵匪为战事” |
| 二、大堰堤庄的例子：红枪会与无极道会 |
| 1、“唯一的救命星”：红枪会的组织和工作 |
| 2、反感与仇视：接踵而至的无极道会 |
| 三、“农民自救运动”的其情其理 |
| 1、冯锐论红枪会发生的“必然趋势” |
| 2、“挣扎着活下去”：“农民自救运动” |
| 四、“农民自救运动”的实现形式 |
| 1、“立会”：“办公事”的组合形态 |
| 2、不可磨灭：社群生活的合作精神 |
| 第二节 “暴动”初探：以社群为视角 |
| 一、地方社会场域里的突变 |
| 1、旗会崛起与社会结构的制衡 |
| 2、旗会林立：社群扩张的结果 |
| 二、旗会之间的合作与冲突 |
| 1、由“联合战线”到“互相攻击” |
| 2、矛盾原因：“那些头头本身有问题” |
| 三、潜滋暗长：旗会的“不轨”行为 |
| 1、“反对盐务”：闹沭水盐行 |
| 2、“甚至反抗赋税”的罪名 |
| 四、失败的调解与冲突的演变 |
| 1、“与他们彼此都结为好友” |
| 2、祸事西引：由莒县到沂水 |
| 第三节 “四老师”的不归路与归路 |
| 一、“轴筋子小土地主”：家境与性情 |
| 1、被烧的油坊：家境状况简析 |
| 2、习武之人：一段传说的背后 |
| 二、豪侠传奇：“大庄客”的故事 |
| 1、“事大事小,应九到就了” |
| 2、“作了乱子”：聚义驼儿山 |
| 三、儿子之死：张恒远的威望巅峰 |
| 1、最初的声名：兵工厂、“四老师’ |
| 2、公私之间：他那一刻的犹豫 |
| 四、个性的两面：怕官与决绝 |
| 1、他为何采取了刘荫第的建议 |
| 2、“死了也得去”：最后的选择 |
| 第四节 疾病与医生：流行症及其善后方案 |
| 一、冯锐针对红枪会问题的补救办法 |
| 1、“远久适用”：治本的三种方法 |
| 2、“暂时用用”：治标的三个时期 |
| 二、王镜铭对红枪会问题的探讨 |
| 1、红枪会构成社会心理的解剖 |
| 2、亡羊补牢：五项治标方法 |
| 三、“未来的善后”：向云龙的方案 |
| 1、“社会久病已发的一个表征” |
| 2、政治、教育和经济的措施 |
| 四、“没有好的收场”：善后方案的前提 |
| 1、“真正的民国”：关于医生的隐喻 |
| 2、为什么“没有好的收场”呢? |
| 第三编 国家.在场巨灵起舞：地方社会场域中的国家幻影——鲁南旗会事件的深度解读 |
| 引子 场,祭神道也 |
| 第七章 “北方模范省”：韩氏主鲁时期的“训政” |
| 第一节 韩氏主鲁：政治变迁与秩序重建 |
| 一、巨灵归来：从地方社会场域考察政治变迁 |
| 1、麟的归来：纪念小学、匾额及其他 |
| 2、“建国大纲”中的“训政”规划 |
| 二、制度变更：北伐后的山东地方政府 |
| 1、“省政大定”：省政府的组织与日常生活 |
| 2、县政改革：从县公署到县政府的改组 |
| 三、“小道可观”：韩复榘的人治政风 |
| 1、“纳民于轨物”：四大“预定行政计画” |
| 2、1933年出巡鲁南：韩氏政治的争议 |
| 四、由李树春谈起：政府的事件处理 |
| 1、忙碌的民政厅长：由“特殊事件”看运行机制 |
| 2、“抗拒清乡”：由抚到剿及善后方式 |
| 第二节 “殊属不法已极”：青旗会在体系外的命运 |
| 一、“根本清乡”：官方的努力 |
| 1、“当务先其所急”：以兜剿抱犊崮为例 |
| 2、清乡特区：一项要政的制度考察 |
| 二、省防与县防：防卫体系的构建 |
| 1、第三路军、公安局与民团 |
| 2、“社会自卫”：联庄会考略 |
| 三、合法性之困：青旗会加入新秩序的失败 |
| 1、“法定民众之唯一自卫团体” |
| 2、“不正当之团会”的下场 |
| 四、“不祥之器”：地方驻军在事件中的角色 |
| 1、由“调和”到“血洗”：运其昌的“两手” |
| 2、“没有钱是不能打仗的”：驻军生态一览 |
| 第三节 乡霸的产生：李五秃与联庄会 |
| 一、甲长的产生机制：制度、家族及其他 |
| 1、“责无旁贷”：范筑先与联庄会 |
| 2、沙沟李家、香山堂和崖庄局子 |
| 二、“拔壮丁”：青旗会与联庄会的竞争 |
| 1、常备会丁问题与轮调训练定章的制定 |
| 2、“俺会上的人就不受训”：庄户人的逻辑 |
| 三、“洗手办公”：枪械及经费问题 |
| 1、老蒲的遭遇：《五十元》里的派枪问题 |
| 2、“都是老百姓的钱”：义务职及经费问题 |
| 四、骚扰地方：联庄会和民团的问题 |
| 1、保民与害民：训令里的民团问题 |
| 2、“义勇堪嘉”：由匾额谈到体制 |
| 第四节 “古树的花朵”：范筑先的县长生涯 |
| 一、“亲民之官”：韩氏主鲁时期的县长 |
| 1、从参议到县长：由出身谈到资格和程序 |
| 2、“职责专重”：以“勤政爱民”的唐介仁为例 |
| 二、“如此惨局”：范筑先与旗会的遭遇 |
| 1、“勿蹈前辙”：李树春和韩复榘的训令 |
| 2、从“改组”、“防范”到“因病调省” |
| 三、“临沂水倒流”：沂水桥头的范筑先 |
| 1、一清二白：上任原因和离任情景 |
| 2、“县政府的太上皇”：驻军的“坏处” |
| 四、“世道人心太坏”：成败之间的县长生态 |
| 1、“法外”“重典”：韩氏惩戒县长的“奇闻” |
| 2、“干一年就算好”：县长的困难与“上计” |
| 第八章 新政病民：地方自治的深层回响 |
| 第一节 “国家良法美意”：训政下的地方自治 |
| 一、“总理遗教”：“训政工作之重心”的实施 |
| 1、“克期完成”：标准、程序与期限 |
| 2、“急起直追”：山东开展经过与成绩 |
| 二、“自治之花,宪政之果”：区长的产生 |
| 1、“实验室”：训练所、学员、课程与实习 |
| 2、“怎样去办理地方自治”：一位厅长的嘱托 |
| 三、“立机关”：自治团体的组织 |
| 1、区公所：地点、职能、编制与经费 |
| 2、“密厥组织”：自治给地方带来的网络 |
| 四、“小官多设”：委任区长的政治属性 |
| 1、区长之贵：自治人员,还是“行政官吏”? |
| 2、“以本县人办本地方事”：回避原则的争论 |
| 第二节 “虐民扰民之具”：区长流弊及被废 |
| 一、“流弊百出”：韩复榘的发现和应对 |
| 1、从“应禁四条”开始的“整饬” |
| 2、由“回避本籍”到“从新选任” |
| 二、“奉中央命令裁撤”：区制废除前后 |
| 1、立为特例：改进原则的制定 |
| 2、区名不废：善后事宜诸端 |
| 三、理念失语：“国家政权建设” |
| 1、“一举两得”,还是“自相矛盾”? |
| 2、两份检讨：官办自治的名与实 |
| 四、“莫大之隐患”：“土劣自治”的症结 |
| 1、“擅加附捐”和“私立公堂” |
| 2、流弊深重：各地签注的理由 |
| 第三节 “杜烧包”：巨灵之火 |
| 一、“新兴触手”：“国家陶甄”的花果 |
| 1、“自治之义”：委任区长的出身问题 |
| 2、旧区长与新区长：崇拜与信仰问题 |
| 二、“事小体大”：“革命人物”与黑旗会的纠葛 |
| 1、“办事不当”,还是“办事过于认真”? |
| 2、“某也不良”：新进少年的失望表现 |
| 三、“无一不是过去的学生”：教育厅长的反思 |
| 1、“士大夫教育”：“中学最有希望” |
| 2、“反心自念”：一位同学的来信 |
| 四、真谛丧失：“新土豪劣绅”的签注 |
| 1、“北部几省特别来得多”：一条解释的考证 |
| 2、“激成恶感”：区乡长的负面印象 |
| 第四节 衙门内外：不安分的张之祥 |
| 一、“人之初”：“在这湾污水中鬼混” |
| 1、、“这湾污水”：两个小伙的出走 |
| 2“吏无变更”：民国以后的书吏 |
| 二、“永绝旧日书役积弊”：“刷新县政之要务” |
| 1、从房科书吏到政务警察：改组办法 |
| 2、“从前班房旧制至此始为之清结” |
| 三、社群之间游移：投机中的身份转换 |
| 1、“维持”的结果：从青旗会首领到区长 |
| 2、“日后咱们一家子了”：军师与招安代表 |
| 四、“不肖者奔竞而进”：公门的诱惑 |
| 1、分区设署：蒋委员长的改制 |
| 2、“张先生,你就冤枉这一次吧!” |
| 第九章 不光彩的角色：鲁南旗会事件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从调解到买嘱：地方士绅的选择 |
| 一、作为地方性精英群体的士绅 |
| 1、“官僚的一种变体”：以莒沂商会为例 |
| 2、打倒土劣：绅治、官治与自治 |
| 二、“无以矜式于其乡”：帝国沦落后的士绅生态 |
| 1、“钻营奔竞”：民国绅士的负面形象 |
| 2、齐大滑传：齐华亭的士绅奋斗史 |
| 三、“战胜环境”：韩氏眼里的“劣绅” |
| 1、“蟊贼”与“臭虫”：韩对“劣绅”的痛斥 |
| 2、“土菜”的故事：由支应局看官绅互动 |
| 四、在青旗会与官府之间：士绅的倒向 |
| 1、由“拉肥猪”说到“刘桂堂祸莒记闻” |
| 2、“最大妨碍”：那次县政会议上的事情 |
| 第二节 帝国余荫：“拔爷”刘荫第 |
| 一、光耀门楣：家世与“呈身之路” |
| l、齿录与行状：刘荫第的家世和榜样 |
| 2、“清贵的功名”：作为“正途”的拔贡 |
| 二、十年风烟：帝国的最后一批官员 |
| 1、最后的出路：举贡会考与七品小京官 |
| 2、“时不利兮”：同族兄弟的“疏途” |
| 三、“清潭鲂鲤”：民国之后的刘荫第 |
| 1、名流之间：“拔爷”的交际网络 |
| 2、参议员之争：一场贿选丑剧的主角 |
| 四、“买好”：刘荫第抉择的深层原因 |
| 1、“有大事还请他出主意”：由一份乡谥文说起 |
| 2、调解、“阴谋计”和电请：国大代表的注解 |
| 第三节 “本固枝荣”：张善人的立身之道 |
| 一、“先认人,再认票”：善人碑的由来 |
| 1、“像刮桲椤叶一样”：双祥号的成功之道 |
| 2、治乱枢纽：“转山堂”里的土票简史 |
| 二、“乐善好施”：作为地方性群体的“善人” |
| 1、耆英绘像：褒扬匾额里的常见细节 |
| 2、“善行可风”：古老信量桥的见证 |
| 三、道院中人：作为宣道长的纯性 |
| 1、沂水道院：籍方表里的群英会 |
| 2、神语示警：“不可挽回”的“世道” |
| 四、善人与首领：张熙恒与青旗会 |
| 1、幸免劫运：离奇“善行”与票子零落 |
| 2、“会徒对张极信仰”：首领与特使 |
| 第四节 “公正士绅”：幕后人物“于四爷” |
| 一、家大业大：于经武对家业的经营 |
| 1、“修德于乡”：由耆德二老看“六大家” |
| 2、家庭、教育以及成为富商的经历 |
| 二、“不是一个官,也是一个绅” |
| 1、跻身政界：短暂的财政局长任期 |
| 2、清乡办事处副主任和汽车公司经理 |
| 三、“数着‘汀沟’好财主” |
| 1、“养班子”：淳沟班的经营 |
| 2、财主的崛起及卍字分会 |
| 四、“后台操纵者”：于四爷与大刀会 |
| 1、“于四爷跺跺脚”：“土皇帝”的传说 |
| 2、红旗会首领和万仙会总会长 |
| 第十章 “渐入轨道”：地方政治风景素描 |
| 第一节 “朝发夕至”：运氏警告的“深意” |
| 一、文明所系：交通与国家建设 |
| 1、“多匪之区”的民风解释 |
| 2、“在国家建设上极关重要” |
| 二、建设成绩：“化外之区”的转变 |
| 1、空白填充：路政“成绩尤为良好” |
| 2、网络铺开：“传达政令,异常便捷” |
| 三、脉络生长：巨灵的“非常道” |
| 1、织工面目：政治运作与社会动员 |
| 2、器物之力：政治有机体的扩张 |
| 四、隐蔽的在场：以鲁南旗会事件为视角 |
| 1、“仆仆征途”：李树春的行踪 |
| 2、控制与反控制：旗会的回应 |
| 第二节 “一切建筑工作才可以开始” |
| 一、贼名扔掉：两个匪首的不同结局 |
| 1、了阳崮上：石增福的“好事” |
| 2、匪皮难脱：刘黑七投诚始末 |
| 二、韩复榘考试：兜剿刘黑七 |
| 1、“务期歼灭”：韩氏的最大决心 |
| 2、“全部解决”和“军运之效” |
| 三、“山东的‘太平’是铁般的事实” |
| 1、一则关于“着名匪区”的训令 |
| 2、1935年宣言：“现本省并无股匪” |
| 四、从县长到专员：张里元的政绩 |
| 1、“努力剿匪”：报告与牌示里的记载 |
| 2、“可怜乡长作事难”：张里元的经验 |
| 第三节 “官土匪”：从预算书而来的解读 |
| 一、“渐有起色”：山东财政的就绪 |
| 1、一大义务：《纳粮须知》里的解说 |
| 2、“竭力整顿”：王向荣的“苦楚” |
| 二、“无非人民滴血点汗”：大刮与零刮 |
| 1、“政务日繁”：预算书里所作的说明 |
| 2、“永远着为禁令”：有关附捐的文告 |
| 三、“内幕重重”：农民负担真相 |
| 1、“农民之负担”：调查里的揭示 |
| 2、最为苛刻：“零刮”以外的问题 |
| 四、“逼命的来啦”：大刀会员的“诅咒” |
| 1、“反对盐务及增加杂税等事” |
| 2、轻微事件?“防务捐”再探讨 |
| 第四节 同物异名：梁漱溟的办法 |
| 一、1930年批评：“如玩幻术的政治大业” |
| 1、“卤莽灭裂”与“莫大的苛政” |
| 2、“形成土豪劣绅的绝好机缘” |
| 二、检查过去：1934年韩复榘的检讨 |
| 1、剿匪问题：“虽办而不能澈底” |
| 2、建设乡村：“根本而重要的工作” |
| 三、乡农学校：梁漱溟“亲身作事” |
| 1、“社会学校化”：三种成分的结合 |
| 2、“富户兵”及雇替现象的再现 |
| 四、“乡治”与“自治”：“区公所之变相” |
| 1、“本非同物”与“引为同调” |
| 2、“二十里侯”：一位老者的回忆 |
| 第四编 现象?轨迹轨与物：国家之败下的地方遭遇 |
| 引子《左传》里关于“乱政”的话 |
| 第十一章辗转相因：扩张与收束之间 |
| 第一节 被扯出的恶果：“农民非法团体” |
| 一、“会匪”与“股匪”的共同归宿 |
| 1、邪会面目：县长讲演里的反映 |
| 2、“严加取缔”与“导入正轨” |
| 二、“匪”的造成：从“良民”到“会匪” |
| 1、自卫与自治：秩序重建的运作 |
| 2、控制与动员：政府、驻军和士绅 |
| 三、“祸乱之阶”：由一则议案谈起 |
| 1、“通令严禁”：“农民非法团体”的结局 |
| 2、民众团体规定和《神祠存废标准》 |
| 四、“党逼民反”：江北小刀会暴动 |
| 1、“为它苦害民情”：江北民众告白 |
| 第二节 “今日之县政”：一个县长的反思 |
| 一“深入核心”：研究的主旨和出发点 |
| 1、“何以要研究县政”：有机体、元素与核心 |
| 2、“由下而上”：从探讨农村衰落开始 |
| 二、“内政寄军令”：保卫团的利害两途 |
| 1、从历史到现状：“各自为政的畸形发展” |
| 2、从“过去的观察和经验”来的“几点供献” |
| 三、自治的假招牌：以江苏省为例 |
| 1、症结所在：人员病态与经费困难 |
| 2、“新土豪劣绅”：革命时代的骇闻 |
| 四、重回旧路：土豪劣绅问题 |
| 1、“本为中国的特产”：“土劣”简史 |
| 2、“完全复古”：土劣回乡以后 |
| 第三节 “吁其危哉!”：乱政与农村破产 |
| 一、“安养生息”与“新政规模”的矛盾 |
| 1、农村破产：“最当前剧烈之问题” |
| 2、小康“消失”：一份财政检讨 |
| 二、“满目荒凉”：李鼐的观察和分析 |
| 1、“话好说,饿难挨!”：旅行中的对话 |
| 2、“破坏动力”：一个农村市集的调查 |
| 三、绝望的怒吼：临朐的景象 |
| 1、“烟(眼)看着,丝(死)逼着” |
| 2、火上加油：比匪祸更严重的事情 |
| 四、《某村小景》里诸问题考证 |
| 1、最大破坏力与铁一般的形势 |
| 2、车道、凑粮米、村长和乡长 |
| 第四节 一鳞半爪：未了的“庙堂之争” |
| 一、诸神殉难：破除迷信运动 |
| 1、“神权的支配”：《民众周刊》上的应征文 |
| 2、僧王庙终结：“民国戊辰,砸了庙神” |
| 二、建国要图：“兴学”及其困难 |
| 1、自治与兴学：“文明进化之泉源” |
| 2、迷信捐及其他：增筹经费和取缔私塾 |
| 三、再度回旋：持续发作的“庙堂之争” |
| 1、“时代的产儿”与被冒犯的香堂 |
| 2、洋学堂的象征性：谣言里的会众心态 |
| 四、诸神复活：“他们为什么信神?” |
| 1、恢复旧观：庙会调查里的发现 |
| 2、俞异君对此的反思及其方案 |
| 结语 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对话 |
| 一、大刀会与地方性社会文化实践 |
| 1、“防备世变”：地方居民采取的方式 |
| 2、象形命名：大刀会与联庄会之辨 |
| 二、“某村小景”：巨灵与地方社会生态 |
| 1、巨灵之路以及筑路带来的恼烦 |
| 2、“他者”命运：被驱逐的大刀会 |
| 附录 |
| 一、文献 |
| 1、社会生态灾难的见证：《报灾请恤呈文》 |
| 2、《陆军第八十一师二百四十三旅旅长运其昌告民众书》 |
| 二、法规 |
| 1、地方防卫体系的一部：《山东各县联庄会暂行章程》 |
| 2、作为理念的“自治”：《山东区乡镇自治公约大纲》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和资料 |
| 二、地方志 |
| 三、报纸期刊 |
| 四、文史资料 |
| 五、论着 |
| 六、文学作品 |
| 铭辞（代后记） |
（8）广西发展农业标准化的模式选择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三农问题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
| 1.1.2 绿色贸易壁垒与农产品标准化 |
| 1.1.3 广西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的必要性 |
| 1.2 论文内容和创新点 |
| 1.2.1 论文内容 |
| 1.2.2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农业标准化概念及文献综述 |
| 2.1 农业标准化定义 |
| 2.1.1 标准 |
| 2.1.2 标准化 |
| 2.1.3 农业标准和农业标准化 |
| 2.2 农业标准化特点 |
| 2.2.1 主要对象是生命体或有机体 |
| 2.2.2 地区性 |
| 2.2.3 复杂性 |
| 2.2.4 文字标准与实物标准同在 |
| 2.3 国外农业标准化研究 |
| 2.3.1 有机农业领域的研究 |
| 2.3.2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研究 |
| 2.4 国内农业标准化研究 |
| 2.4.1 我国实施农业标准化存在问题研究 |
| 2.4.2 推动农业标准化发展措施研究 |
| 2.4.3 农业标准化成效研究 |
| 第三章 国内外农业标准化发展概况 |
| 3.1 国际主要农业标准化机构介绍 |
| 3.1.1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
| 3.1.2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
| 3.1.3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 |
| 3.1.4 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 |
| 3.2 欧、美、日国家农业标准化发展概况 |
| 3.2.1 欧盟 |
| 3.2.2 美国 |
| 3.2.3 日本 |
| 3.3 我国农业标准化的历程及做法 |
| 3.3.1 我国农业标准化的历程 |
| 3.3.2 我国推广实施农业标准化的做法 |
| 3.4 国外农业标准化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
| 3.4.1 政府法规力推农产品标准执行 |
| 3.4.2 政府加大农业标准化投入 |
| 3.4.3 实行农产品质量识别标志 |
| 3.4.4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和采用国际标准 |
| 3.4.5 涉农部门通力合作 |
| 第四章 广西发展农业标准化的现状分析 |
| 4.1 广西农业发展概况 |
| 4.1.1 以种植业为主转变为林、牧、渔业共同发展 |
| 4.1.2 推进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 |
| 4.1.3 实施农业产业化 |
| 4.1.4 推进农业对外开放 |
| 4.2 广西农业标准化发展现状 |
| 4.2.1 广西农业标准化取得成效 |
| 4.2.2 广西农业标准化主要做法 |
| 4.3 广西发展农业标准化成效分析 |
| 4.3.1 宾阳县糖料甘蔗生产标准化示范区效果分析 |
| 4.3.2 钦州火龙果生产标准化示范区效果分析 |
| 4.3.3 田阳香米生产标准化示范区效果分析 |
| 第五章 广西农业标准化推广模式选择 |
| 5.1 农业标准化推广实施模式 |
| 5.1.1 政府主导型模式 |
| 5.1.2 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 |
| 5.1.3 经济合作组织为主导模式 |
| 5.1.4 行业协会自律互动模式 |
| 5.1.5 市场拉动引导模式 |
| 5.2 广西农业标准化推广实施模式案例分析 |
| 5.2.1 政府主导型 |
| 5.2.2 龙头企业带动型 |
| 5.2.3 政府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农户+标准化 |
| 5.3 广西实施农业标准化模式的选择 |
| 第六章 广西农业标准化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
| 6.1 政府因素 |
| 6.1.1 农业标准化发展规划的影响 |
| 6.1.2 农业标准化经费的影响 |
| 6.2 监管因素 |
| 6.2.1 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和认证机制的影响 |
| 6.2.2 农产品质量安全多部门管理的影响 |
| 6.3 标准因素 |
| 6.3.1 农业标准体系不健全的影响 |
| 6.3.2 农业标准的宣传培训欠缺的影响 |
| 6.4 贸易因素 |
| 6.4.1 东盟自由贸易区实施“零关税”的影响 |
| 6.4.2 农产品绿色物流落后的影响 |
| 6.5 文化素质因素 |
| 6.5.1 农民文化素质的影响 |
| 6.5.2 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素质的影响 |
| 6.6 市场机制因素 |
| 6.6.1 农产品配套流通渠道缺乏的影响 |
| 6.6.2 标准化生产的农产品效益不高的影响 |
| 6.7 农村家庭承包制度因素 |
| 6.7.1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影响 |
| 6.7.2 龙头企业和农户关系不稳定的影响 |
| 第七章 促进广西农业标准化发展对策研究 |
| 7.1 提高认识、制定规划和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
| 7.1.1 提高对农业标准化的认识 |
| 7.1.2 制定好农业标准化发展规划 |
| 7.1.3 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
| 7.2 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农业监测体系和监管制度 |
| 7.2.1 健全农业标准体系 |
| 7.2.2 健全农业监测体系 |
| 7.2.3 健全五项监管制度 |
| 7.3 培育品牌农产品 |
| 7.3.1 创新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 |
| 7.3.2 抓农业龙头企业 |
| 7.3.3 培育广西农产品品牌 |
| 7.4 打造优质优价“标准化”产品渠道 |
| 7.4.1 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标准化培训宣贯 |
| 7.4.2 培育和引进一批农业标准化人才 |
| 7.4.3 推动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产品与市场对接 |
| 7.5 实施土地流转的信贷优惠政策和建立风险基金 |
| 7.5.1 使有限的土地向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集中 |
| 7.5.2 为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提供金融优惠政策 |
| 7.5.3 以风险基金保护农户和龙头企业双方利益 |
| 7.6 扩大广西与东盟农产品贸易 |
| 7.6.1 做强做大优势特色产业 |
| 7.6.2 在东盟国家推广建设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
| 7.6.3 建立健全广西农产品输出的绿色物流体系 |
| 第八章 结论和不足 |
| 8.1 结论 |
| 8.2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从“逃学”到“向学” ——瑶山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瑶山白裤瑶群体长期"逃学"转变为近年来"向学"现象的动因是什么 |
| (二) 这一典型个案对于我们思考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
| (三) 在教育优先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应如何进行价值定位 |
| 二、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教育价值研究现状 |
| (二) 教育价值取向研究现状 |
| (三) 白裤瑶文化及其学校教育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现状评析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 理论基础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瑶山白裤瑶及其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简介 |
| (一) 瑶山白裤瑶简介 |
| (二) 瑶山白裤瑶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简介 |
| 第一章 瑶山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历程考究 |
| 一、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考究 |
| (一) 白裤瑶学生的就学情况 |
| (二) 白裤瑶社区与学校交流情况 |
| (三) 白裤瑶群体接受学校教育的意愿 |
| (四) 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概括 |
|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考究 |
| (一) 白裤瑶学生的就学情况 |
| (二) 白裤瑶社区与学校交流情况 |
| (三) 白裤瑶群体接受学校教育的意愿 |
| (四) 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概括 |
|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考究 |
| (一) 白裤瑶学生的就学情况 |
| (二) 白裤瑶社区与学校交流情况 |
| (三) 白裤瑶群体接受学校教育的意愿 |
| (四) 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概括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瑶山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原因分析 |
| 一、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形成之原因分析 |
| (一) 白裤瑶的主观性因素的影响 |
| (二) 特定的经济、政治与教育实践的影响 |
|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转变之原因分析 |
| (一) 白裤瑶的教育价值观念渐渐发生变化 |
| (二) 教育实践的客观影响 |
|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转变之原因分析 |
| (一) 在文化交融中白裤瑶逐步认可了学校教育的价值 |
| (二) 教育实践的综合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瑶山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原理及引导策略探析 |
| 一、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原理探析 |
| (一) 生产实践是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形成和变迁的基础 |
| (二) 国家制度和政策是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主导力量 |
| (三)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是自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重要因素 |
| (四) 文化变迁是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深层因素 |
| (五) 主体需要和观念的变化是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的内在动力 |
| (六) 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
| 二、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进一步强化和引导的策略探讨 |
| (一) 充分发挥政策的教育价值导向作用 |
| (二) 加强宣传媒介的教育价值倡导作用 |
| (三) 挖掘与利用白裤瑶的传统文化价值资源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从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反思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价值定位 |
| 一、教育是什么 |
| (一) 理解教育的哲学依据 |
| (二) 理解教育的现实依据 |
| 二、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合理价值定位是什么 |
| (一) 学校教育价值定位合理性的衡量依据 |
| (二) 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价值定位合理性的衡量依据 |
| 三、实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合理价值定位的理性思路 |
| (一) 树立整体发展观,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发展 |
| (二) 学校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建立起双向适应、双向滋养的关系 |
| (三) 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中的责任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一、结论 |
| 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一) 白裤瑶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有何异同 |
| (二) 是什么阻碍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对当地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 |
| (三) 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走向何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民国苏南蚕业生产改进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图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论文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论文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苏南蚕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近代苏南蚕业的迅速发展 |
| 一、近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激增 |
| 二、近代苏南大规模蚕业生产的发展 |
| 三、近代无锡苏南蚕业中心的确立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蚕业危机的显现 |
| 一、蚕丝出口的减少 |
| 二、苏南蚕丝生产遭受打击 |
| 三、蚕业危机对苏南农村经济的影响 |
| 第三节 苏南蚕业改进的起步 |
| 第二章 植桑生产改进 |
| 第一节 苏南优质桑树种植的推广 |
| 一、苏南植桑的发展 |
| 二、桑树产叶量的变化——桑树管理技术变化的反映 |
| 三、优质桑树苗的推广 |
| 四、政府指导下的桑树苗配发 |
| 第二节 桑树种改进 |
| 一、苏南传统桑树品种 |
| 二、优质桑树品种的选育 |
| 三、专用桑的推广 |
| 第三节 桑树栽培技术改进 |
| 一、苏南桑树培植技术及改进的起步 |
| 二、民国苏南桑树整枝技术改进 |
| 三、桑树施肥的改进 |
| 四、桑树虫害防治技术改进 |
| 第三章 蚕种育种改进 |
| 第一节 早期蚕种改进(1912-1927) |
| 一、苏南土种生产 |
| 二、蚕种科学育种技术的传入 |
| 三、苏南专业蚕种场的建立 |
| 四、早期蚕种改进成效 |
| 第二节 蚕种改进的全面开展(1928-1933) |
| 一、蚕种业的大规模发展 |
| 二、蚕种育种技术的提高 |
| 三、蚕种业的管理 |
| 第三节 蚕种统制与蚕种改进(1934-1937) |
| 一、蚕种统制的实施 |
| 二、蚕种统制下的蚕种生产 |
| 三、蚕种统制对苏南蚕业改进的影响 |
| 第四章 育蚕生产改进 |
| 第一节 苏南育蚕改进的发轫 |
| 一、民国前期苏南育蚕技术概况 |
| 二、育蚕技术改进的起步 |
| 三、育蚕技术改进的深入开展 |
| 第二节 苏南育蚕指导所的育蚕指导 |
| 一、育蚕指导体系的完善 |
| 二、蚕业统制下的育蚕指导 |
| 三、蚕业统制下指导所的育蚕改进效果 |
| 第三节 育蚕合作与育蚕改进 |
| 一、民国农村合作与农业改进 |
| 二、育蚕合作的广泛建立 |
| 三、育蚕合作的资金支持 |
| 四、苏南育蚕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
| 第五章 丝茧生产改进 |
| 第一节 茧行管理及蚕茧处理技术改进 |
| 一、苏南蚕茧生产 |
| 二、茧行管理 |
| 三、蚕茧处理技术改进 |
| 第二节 缫丝生产改进 |
| 一、苏南土丝生产 |
| 二、苏南厂丝生产发展 |
| 第三节 民国政府对丝业的救济 |
| 一、苏南传统蚕丝销售体系改进 |
| 二、财政、税收救济 |
| 第六章 民国苏南蚕业改进体系及成效分析 |
| 第一节 苏南蚕业改进体系的分析 |
| 一、政府对蚕业改进的推进 |
| 二、苏南新士绅参与蚕业改进 |
| 三、工业资本的蚕业改进 |
| 第二节 苏南蚕业教育与蚕业改进 |
| 一、蚕业学校与苏南蚕业改进 |
| 二、苏南民众教育与蚕业改进 |
| 第三节 苏南蚕业改进成效的分析 |
| 一、苏南蚕业改进的成效 |
| 二、苏南蚕业改进成效的特征 |
| 三、制约苏南蚕业改进成效的因素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一九八三年我区种桑养蚕收入千元以上的农户情况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山东丝织业与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840-1937）[D]. 孙冠儒.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4]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5]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
- [6]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D]. 冯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7]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12)
- [8]广西发展农业标准化的模式选择及对策研究[D]. 苏彩和. 天津大学, 2011(06)
- [9]从“逃学”到“向学” ——瑶山白裤瑶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变迁研究[D]. 黄胜. 西南大学, 2011(06)
- [10]民国苏南蚕业生产改进研究（1912-1937）[D]. 胡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