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连铁道学院学报》第25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LEE W00NG[1](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曲晓燕,李云泉[2](2020)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调查》文中指出20世纪以降,日本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通过对中国的长期旅行调查,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旅行日志和中国调查报告书,成为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重要史料。而山东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则是其重点调查区域之一。书院学生的山东调查报告书不仅直接呈递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等政府部门,还以此为基础编纂出版了《山东及胶州湾》和《支那省别全志》第四卷《山东省》等,为日本侵略山东、掠夺山东资源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书院的中国调查固有其为拓展日中商贸服务的经济考量,但在日本与西方列强激烈争夺的山东地区,书院的调查从一开始便与日本的国策密切相关,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同时又服务于日本的"大陆政策"。
李枫[3](2019)在《《辽海书徵》校注补正》文中研究表明金毓黻先生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与文献学家,其所作《辽海书徵》,脱胎於《奉天通志·艺文志》的书徵部分,本论文是对《辽海书徵》一书进行的校注、补正工作。本论文共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现状、研究价值、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即对《辽海书徵》的校注、补正。首先,完成《辽海书徵》的校勘工作,以国家图书馆藏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石印本为底本,以《东北文史丛书》编1委员会点校、渖阳古旧书店1983年出版的《奉天通志·艺文志》的书徵部分作为对校本,进而得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版本,校对力求全面、细致。其次,由於金氏在着录各书时,对版本、作者以及内容等的介绍相对简略,且很多资讯随时间流逝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会导致不熟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有无从下手之弊,因此本文另外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完成对《辽海书徵》的注释、补正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对《辽海书徵》着录、徵引书目的版本存续、作者生平、以及金氏未录之其他书目的记载情况,进行注释、补正。第三部分为结语,主要探讨了《辽海书徵》对《奉天通志·艺文志》书徵部分的增补、订正与因袭进而讨论了《辽海书徵》在文献学领域的价值。
赵佩娟[4](2018)在《知识社会史视角下的民国时期工具书出版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期,一方面,古代文化摇摇欲坠,另一方面,西方文明扑面而来。整理传统和吸收新知成为民国文化界并行的两股风潮,工具书作为对知识进行整理序化的工具,在民国时期迅速发展。本文围绕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特点、出版动机、出版生态、出版舆论四个方面展开,探讨由古代工具书发展而来的民国工具书的变化,在这一转变中西方文明蓝本的传入发挥的作用,工具书编纂者、出版者和读者在工具书出版生态中扮演的角色。基于知识社会史视角的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考察,可以看到编纂者、民营出版机构、政府、学术机关、读者各方的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推进民国时期知识管理的进程。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阐述研究源起及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并对关键概念进行说明。第二章为时间脉络梳理部分,说明历史变迁中的工具书出版情况,重点讨论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发展变化。第三章为出版动因部分,论述由需求引起的民国时期工具书大量出版的现象。第四章为生产图景部分,从编纂者角度阐述工具书的生产状态。第五章为话语互动部分,展现工具书出版后编纂者、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话语互动。本文按上述思路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探讨了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行为,这种出版行为受西方文明影响,并且由特定的社会语境决定。
白林海[5](2017)在《于道泉评传》文中指出作为中国现代着名藏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于道泉并没有受到与之相应的重视。在相关研究中所显示是他的翻译着述,而对他的翻译研究没有深入,并且翻译作品也仅仅是他学术人生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着名学者家族之中,论名气他不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静如、萧乾等学者,但他的成就则不亚于以上一类学者。形成目前的这样形态是人们对他的人生历程及其作品了解的局限,以及对中国藏学的关注力度不足所致。目前,有关于道泉的研究者不多,在中国国内关注他的还远远不及国外,比如日本关注得早。于道泉1992年仙逝至今已有二十五个春秋,在此期间,除了 2001年王尧的一部概述于道泉生平和整理其相关着述外,至今没有一部较完整论述于道泉的生平和学术的论着。本论文力图在史料上为后来研究者所提供详实的研究基础和事实依据,并注重于道泉生平的系统考述,证实他为构筑中国藏学而奋斗的历程。另外,我们着重于着述的系统考析,力图在着述的分析中彰显于道泉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以便于探讨于道泉及其着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于道泉来自于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齐鲁大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后起之栋梁。他早在齐鲁大学就读时,就已登上了中国文坛,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最初的两部译着迅速地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受到文学界和史学界的赞誉。他在进入北平北海图书馆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后,反映在梵蒙藏满语言文化与汉语言文化方面研究的作品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从于道泉的作品来分析他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仅仅相连,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密不可分。他的创作思想紧跟时代的步伐,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此,研究于道泉的生平、创作历程以及作品特色,就能感受到社会风云的变幻,及其社会变迁更替给知识分子的心灵里的投影和深奥厚重的民族语言文化。于道泉生于山东省临淄县齐都镇葛家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庭训,又目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更替,以及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劫取祖国宝藏,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残害祖国同胞。后立志读书救国,接受民国政府“实业救国”的教育,1916年,考入山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化学科。毕业后,1920年又考入齐鲁大学,接受西方基督教会大学较为先进的教育,又受到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的启发,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新格局的影响。1922年他翻译了许地山着的《空山灵雨》为世界语,1923年翻译卜赖尔(B.Baxter Blair)所着的《世界地理之改造》(World Remapped)为汉语。1924年于道泉放弃考取官费赴美留学机会,转入北京大学跟随钢和泰先生修习梵文、藏文和研究佛典,1926年入北平北海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与研究蒙藏满典籍文献,1928年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钻研藏文典籍文献,最终他走进研究中国藏学的殿堂。1934年赴欧洲游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学习了法文、德文、土耳其文等语言文字,专修藏文、藏文文法等,又教授汉语、藏语和蒙古语等语种。先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SOAS)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查阅法藏和英藏的藏文古籍文献,并把一些文献资料抄录或拍照寄回祖国。期间,他译介了多首藏族民歌和多部反映中国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让西方人民及时了解到西藏民族文化和中国解放区的文化新面貌,充分反映了他心系祖国的学术思想。1949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兼任北京图书馆不带薪的研究馆员,他致力于创建中国藏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成为现在世界的一门显学。展现了他的光辉人格和执着的共产主义信仰,实现了他的梦想蓝图。在人生的历程上,于道泉是一位特立异行的行者横跨“四朝”堪称传奇;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才,一位东西方的“骑士”。从对中国现代学术贡献看,我们是透过分期分类考述为背景,层层深入探讨,再结合作品分析予以评析。我们首先从于道泉的梦想起航分析,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他在从事藏语文献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践工作中孕育了他的梦想,并为实现这一梦想而一路西游寻梦,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得以实现梦想——建立中国藏学。其次,在中国藏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国内外学者名流的帮助、影射与反衬。因此,又通过于道泉与国内外学术界学者名流的交往展开论述。三是沿着中国藏学的建设路线进行分类分期展开讨论,论述于道泉在中国藏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作出的贡献。由于中国藏学的研究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具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在本章中把佛教研究列出来讨论。四是语言学的研究,包括翻译学和词典学,分别以三大节展开,梳理并分析了他在语言学的现代化、翻译学的顺适原则和词典学的藏文标音化等等具有的突出贡献,是研究人类语言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特立异行的人格和丰富的人生阅历锻造于道泉做学术研究的灵魂。虽然他所着的作品不多,但都是精品。因此,我们通过对于道泉的精品着作分析,得出他的治学方法及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他的一席之地。
陈实[6](2017)在《伪满洲国童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伪满洲国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将童话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指派或倡导作家创作一种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宣传植入其中的童话,意在教育和影响青少年。同时,一些爱好童话创作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附逆”“迎合”“解殖”等姿态,发表了数量不可忽视的童话作品,并在伪满洲国后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本论文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从探究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开始,对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进行梳理,以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童话作品为线索,分析殖民者如何利用童话进行“未来国民”的塑造,分析伪满洲国童话写作的两种分流与多重向度,以此呈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一刊”“一报”“一人(作家)”的案例形式,对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进行从平台到作家的全面分析。这三个案例将以实证的方式具体对应第一章中提出的“两种分流及多重向度”:第二章以《满洲学童》作为案例,代表着殖民者的“植入与控制”。对《满洲学童》杂志及其所刊部分童话的考述,将重现伪满洲国“植入式童话”这一创作现象,揭露殖民者对儿童刊物的把控与设置,探讨他们利用童话来虚构乐土的实质。同时,以该杂志上“抗击英美”的童话为例,更深层次分析“献纳文体”的时代寓意,探究童话作家真心与无意的迎合,以此重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纠结与挣扎;第三章以《泰东日报》作为案例,展示两种分流之中较为复杂的“中间层”,这里包含了“把控”“游离”“解殖”等多种形式的童话创作,且“把控”下有“附逆”“合作”“迎合”,“游离”中有“自觉与不自觉”“自我与时局”,“解殖”时有“消解与挣扎”。这些童话创作分流中的多重向度,正是隐藏于《泰东日报》这类报刊的文艺栏目之中。同时本章将着重分析《泰东日报》文艺副刊所掀起的“童话热潮”,并以此追溯伪满洲国时期“关东州”特殊童话土壤与作家源流的形成过程;第四章以伪满洲国时期着名童话作家杨慈灯为案例,将他作为童话作者中“游离与解殖”的代表。该章对杨慈灯的生平进行考证,梳理他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分析其军旅作品与童话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论述其童话创作中的两个向度。以此展现游离于殖民者“官方意识”之外的童话作家的生存与创作情况;第五章是对伪满洲国“满系”“日系”“蒙系”“俄系”“鲜系”作家多语系、多族群童话创作情况的考察,尽可能地呈现童话创作的交汇处与多样性,以期从伪满洲国各语系及族群童话写作的幻想、植入与附和之中,探究殖民者倡导的“植入式童话”与作家主观意识形态之间“同与异”的撕扯与张力。结语部分则探讨日本殖民者如何全面立体地渲染“新大陆”“新满洲”,如何将“苦海”虚构为“乐土”,并重点分析童话作为“解殖文学”的重要价值。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将再现这一时空的童话写作现象,弥补这一时期童话史料的缺失,衔接童话研究的断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多样性的参考,与其他殖民地文学研究互为烛照、补充与参考,暴露日本殖民者培养“未来国民”的文化殖民计划,从儿童文学参与文化殖民的角度提出新思考,同时也将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侯丽[7](2016)在《大内隆雄与伪满洲国文坛》文中提出大内隆雄1907年出生于日本南部的福冈柳川,14岁以日本移民的身份来到中国东北,39岁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回到本土,在中国整整生活了 25年。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翻译家,他把生命中最为美好的年华留在了"满洲"的土地上,为东北现代文学的译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人低调,工作勤奋刻苦,文学翻译成果长期不为文坛和批评界所瞩目;然而委实又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杰出的存在。大内隆雄来华初期,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派遣,在中国的上海读完了大学,那是1925年至1929年的事情。读书期间,他的文学才华和人生追求,受到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思潮的影响。他先后接触了创造社的成员田汉、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代便有了与众不同的经历。他的左翼激进的面貌,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注意,并且成为他的整个满洲生涯中不幸的根源。回到东北以后,他依旧以一个文人的面目面对动乱的时代。先后做过《满洲评论》的编辑,发表过不少才华横溢的文章,和橘朴一起编撰过《最新满洲辞典》。如果不是时代的过失,他很可能成为伪满文坛上一个不可多得的作家。1932年他在以"满铁"为中心的"左翼调查事件"中被捕,旋即退出了"满铁";1933年从东京返回奉天蛰居,1935年才重新入职新京日日新闻社;那以后还曾混迹于当时满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复出以后,他基本上不再以一个文人的面貌出现,而是潜心于中日两种文字的置换,在战争结束前的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成为着名的东北现代文学的翻译家。半个世纪以后,大内隆雄的东北文学翻译业绩,才被一个叫冈田英树的日本教授找到并发掘出来。这位在日本有"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第一人"之称的教授,对大内隆雄的整体评价是"大内隆雄的汉语能力是极为出色的,他的日语表现能力姑且不论,其翻译几乎是准确的。而且选择作品也很有眼力,如但娣《售血者》、古丁《原野》、关沫南《两船家》、爵青《废墟之书》、山丁《绿色的谷》、王秋萤《矿坑》、小松《人造绢丝》、疑迟《北荒》、袁犀《邻三人》等,都是各作家的代表作"。"我曾编过伪满洲国日译满洲中国作家作品目录,即使据那不完全的资料也可判明翻译者名字的作品有142篇,其中就有大内所译110篇。这个目录当然需要大幅补充,但仍可查明大内’一手承担’的实际情况"。冈田英树给大内隆雄的定位是"中国文学翻译家"。本论文作为后学,既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又力图有所突破,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因此将大内隆雄定位为东北现代文学翻译家。这个定位的意图有两点:一是用摄影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冈田先生的光圈对得不是太准,大内隆雄的实际情况,显然叫东北文学翻译家更准确些;而且作者本人也缺乏从中国的视角谈及文学翻译的魄力。二是在冈田先生的着作中,大内隆雄的研究是在《伪满洲国文学》第3编中的第3章出现的;虽然立了单独的章节来讨论这位翻译家的业绩,但毕竟是十几年前的想法了;笔者斗胆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扩展和开拓的努力。
张国良[8](2016)在《元魏译经异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魏是南北朝分裂之后,北方的第一个独立政权,在昙曜的大力倡导下,译经再次兴盛起来,并逐渐形成以义理为上的译经风格。本文以异文校勘为切入点,从文献、词汇、词义、俗字等多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译经异文进行全面的研究。大致分为如下三个方面:历代的佛经目录,对元魏时期的译经和译经师或记录不详,或错杂伪乱,译经、译者和卷数的记录都欠精准。今文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为标准,对译经译者、经名和卷数进行整理,并对译者的生平和译经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通过梳理可知,元魏应有15位译经师,佛经80余种260多卷。佛经由于历代传抄刊刻、整理者润色和引用者的修改,造成了大量的文字歧异现象,可以分为文字、词汇和句子三种不同类型的差异。细分则文字歧异主要有用字不同、讹误和书写避讳、体例要求等造成;词汇歧异是由于词语同义、误解词义和追求修辞精确而替换原词造成;句子对应出现歧异则主要是读破句或者有脱衍倒乙。异文可以根据提供异文的资料,分为版本异文,引用异文和音义书异文三个大类,但异译本、经论以及随经校注、同出句段等在异文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异文不仅是校勘研究的对象,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文字、词语和训诂方面的重要信息,也是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从异文的角度出发,可以进行文字的考释、形体演变的梳理和字际关系的研究,可以辨析同义词和研究常用词的更替,同时还能研究版本之间传承。所以在异文理论指导下,本文对元魏译经200余条异文进行辨析,综合运用文字、词汇、训诂和音韵学知识,对异文进行判定,并对异文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索,勾连异文之间的关系,进而解释文字和语言的发展和演变,有益于北魏时期的语言的断代研究。另外,可以通过词语和短语的对比分析,来辨别元魏译经中的伪经。旧题元魏译经师译之《称扬诸佛功德经》《大吉义神咒经》《佛说八部佛名经》《辩意长者子所问经》《阿难陀目佉尼诃离陀邻尼经》《金刚仙论》等六种皆为伪经;用此方法还证明,佛陀扇多《银色女经》不伪,《金色王经》为般若流支所译。
丁珺[9](2015)在《幻想新的共同体 ——从伪蒙疆小学教材看其认同塑造》文中认为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快侵华步伐。1933年,日军侵入热河,旋即占领全境,关东军的“内蒙工作”由此开展。何谓“内蒙工作”?其实质是由关东军密谋实施,在侵占内蒙古之际,打着协助蒙古民族“复兴”、“独立”的口号,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操纵成立伪政权,企图将当时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部等盟、部、旗地区一并纳入日本统治势力之下,并对内蒙古地区实行全面控制的阴谋计划。1936年,德王依仗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在苏尼特右旗组建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同时宣布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表明脱离中国辖属,从此走上“独立自治”的道路。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化德组建蒙古军政府,后将其改名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伪蒙古军的配合下,先后占领康保、商都、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等地。9月初,在日军操纵下,伪察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其管辖地区包括旧口北道10县。后日军继续沿平绥线西犯,在大同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管辖势力范围包括雁门关以北13县。1937年11月22日,蒙疆联合委员会在张家口成立,该委员会权力凌驾于蒙古、察南、晋北三个自治政府之上,由日本人金井章二担任该委员会最高顾问。1939年,日伪将三个伪政权合并,统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府驻张家口,选举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此即伪蒙疆政府建立的大致过程。日伪的势力渗入了当时蒙疆地区经济、政治、卫生、教育等方方面面。他们非常重视当地教育,因为教育是塑造认同的重要手段,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存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日伪在占领内蒙古之初就开始推行殖民教育,在教育方面处心积虑,做了大量工作。对于蒙疆地区教育的问题,前人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但是有关伪蒙疆教科书问题的研究仍然是薄弱环节,教材本身的内容也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教科书问题是关涉伪蒙疆政权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关系到认同与想象的最直接的史料,是维系民族情感,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于树立民族意识、培养民族精神有重要意义,亦是政府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是政权向人们宣示统治合法性的以及政权正统性的工具。在整个伪蒙疆政权统治下使用的教科书充满着解释与建构的过程。鉴于此,笔者试图从教科书本身具体的内容切入,考察伪蒙疆政权教育的实质,揭示日军在蒙疆地区是如何借助教科书来灌输殖民理念和塑造认同身份,讨论日伪政权在蒙疆地区重新改造少年儿童的精神意识,从而将蒙疆地区纳入以日本文化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的意图。本文第一章综合前人研究,对从蒙疆政权时期教育问题的历史背景进行概述,其中包括从蒙疆政权的建立、蒙疆地区教育概况、日伪侵占时期对蒙疆地区初等教育的重视、教科书的编纂以及教科书的价值等方面来讨论。第二章日伪为了论证其统治合法性,宣扬“王道政治”的理论。本章剖析了阐述了“王道政治”和“新民主义”的概念,伪蒙疆学校的教材内容中贯穿和浸透“王道政治”和“新民主义”思想,具体包括“王道政治”思想和“王道”民本主义的“爱民保民”思想。第三章通过分析教科书的课文内容,揭示日伪在蒙疆学生中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企图。首先介绍了近代中国对日本的认知,包括中国近代教科书和媒体舆论对于日本的宣传。针对中国人有关日本这种认知,日伪在蒙疆地区用教科书对少年儿童进行“洗脑”。其中包括从加深对日本了解、美化自我形象,撇清战争罪,重新定义中日关系等方面来进行身份认同建构。第四章是结语。通过总结前两章的研究,认为日伪在蒙疆政权时期编纂使用的教科书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文化侵略”,是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曲解,对蒙疆地区的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有一定的迷惑性,试图重塑蒙疆地区学生的身份认同,建构对日本的“文化认同”。
张真[10](2015)在《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文中提出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一股热潮。不仅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对江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随着近代以来西学的不断传入,日本现代学术制度逐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学科早于中国本土在日本得以确立,中国俗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追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史时,是不能忘记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功的。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而开设中国俗文学相关课程的第一任讲师就是森槐南。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首开中国俗文学课程的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其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需要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仅就早稻田大学一校而言,由他所开创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相继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并由此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日本汉学史上的“东西两鼎”。由于两校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各有其师承关系,其治学方法形成了颇具各自特色的流派,故往往冠以“学派”之称。本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通过东京、京都两大学派的学术源流、师承谱系、学术竞争等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两大学派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对狩野直喜、盐谷温、幸田露伴、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上述三所着名大学以外,近代日本尚有不少以高等学府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阵地。随着对外扩张的逐渐推进,日本在以东亚为主的殖民地设立了两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京城帝大在儿岛献吉郎、辛岛骁的主持下,台北帝大在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的主持下,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除此以外,尚有不少私立大学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宫原民平为代表的拓殖大学和以奥野信太郎为代表的庆应义塾大学。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并非由某一位学者在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论着得以解决,而是数十年间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各个文体中都有这样的重要问题,第六章选取南戏、《水浒传》、敦煌俗文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史加以探讨。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即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国际学术相联系。第七章通过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及以《红楼梦》研究为视角的近代东亚三国学术交流为典型个案,试图勾勒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西方、日本、中国及中、日、韩等东亚三国间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关系。
二、《大连铁道学院学报》第25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连铁道学院学报》第25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1) 研究现状 |
(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1) 女性作家批评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第七章 结论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辽海书徵》校注补正(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内容与价值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文献学方法 |
二、历史学方法 |
【凡例】 |
《辽海书徵》小引 |
《辽海书徵》卷第一 先正遗着之一 |
《辽海书徵》卷第二 先正遗着之二 |
《辽海书徵》卷第三 先正遗着之三 |
《辽海书徵》卷第四 先正遗着之四 |
《辽海书徵》卷第五 地方志乘 |
《辽海书徵》卷第六 掌故杂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後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4)知识社会史视角下的民国时期工具书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方法 |
1.4 关键概念说明 |
1.4.1 工具书 |
1.4.2 知识社会史 |
2 时间脉络:历史变迁中的工具书出版 |
2.1 古代工具书出版概况 |
2.2 民国时期工具书出版概况 |
2.2.1 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时间分布 |
2.2.2 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类型分布 |
2.2.3 民国时期工具书的出版机构分布 |
2.3 从古代工具书到民国工具书的承袭与断裂 |
3 需求逻辑:民国时期工具书大量出版的动因 |
3.1 读者的知识需求 |
3.1.1 印刷物大量生产背景下的知识管理需要 |
3.1.2 满足个人发展的知识应用需要 |
3.2 民营出版机构的商业驱动 |
3.2.1 民国时期出版工具书的民营出版机构数量统计 |
3.2.2 民国时期工具书的销售情况考量 |
3.3 政府和学术机关的自我发展需求 |
3.3.1 政府编纂工具书以满足自身需要 |
3.3.2 学术机关编纂工具书以有益学术 |
4 生产生态:民国时期工具书编纂者及其工作方法 |
4.1 作为编纂者的民国知识分子 |
4.1.1 处于东西文化交汇点的民国知识分子 |
4.1.2 工具书编纂者的工作日常 |
4.2 民国时期工具书的编排方法和检索方法 |
5 话语空间:民国时期工具书编纂者、出版者与读者的话语互动 |
5.1 社会对工具书的话语转变 |
5.2 编纂者与出版者对工具书的价值建构 |
5.3 读者对工具书的质疑与信任 |
结语 |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民国时期出版的工具书一览表 |
致谢 |
(5)于道泉评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论文写作相关问题 |
上篇 生平考述 |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
引言 |
第一节 少年时代 |
第二节 青年时代 |
第二章 北平求学十一载 |
第一节 济南际遇泰戈尔 |
第二节 北京大学获新生 |
一、师从钢和泰 |
二、进步新青年 |
第三节 北平北海图书馆 |
第四节 国立中央研究院 |
第三章 欧陆留学十六载 |
第一节 法国(1934-1935) |
第二节 德国(1936-1937) |
第三节 英国(1938-1949) |
第四章 教书育人四十三年 |
第一节 北京大学(1949-1951) |
第二节 中央民族学院(1951-1992) |
下篇 中国现代学术贡献 |
第五章 于道泉中国藏学之梦 |
第一节 北京孕梦 |
第二节 欧洲寻梦 |
第三节 新中国筑梦 |
一、组建中国藏学机构 |
二、培养藏学人才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与国内外学术界交往 |
第一节 默默的奉献者和良师益友 |
一、默默的奉献者 |
二、良师益友 |
第二节 与中国学术界交往 |
一、于道泉与陈寅恪 |
二、于道泉与傅斯年 |
三、于道泉与赵元任 |
四、于道泉与许地山 |
第三节 与国外学术界交往 |
一、于道泉与巴考 |
二、于道泉与拉露 |
三、于道泉与西门·华德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国藏学研究及贡献 |
第一节 中国藏学研究 |
一、中国藏学厘定 |
二、中国藏学研究与贡献的评述 |
第二节 佛教研究 |
一、纵向研究 |
二、横向研究 |
三、移离佛教的原因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语言学研究与贡献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 |
一、语言学研究分期评述 |
二、语言学研究实践评析:以《藏文数码代字》为例 |
三、语言观 |
本节小结 |
第二节 翻译学研究 |
一、翻译研究分期评述 |
二、翻译研究实践评析:以《第六代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情歌》为例 |
三、翻译观 |
第三节 词典学研究 |
一、词典学研究的缘起 |
二、词典学研究实践评析:以《(?)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为例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伪满洲国童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第一节 伪满洲国文学史料体系的建立 |
第二节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第一章 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未来国民”的塑造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 |
第二节 何为伪满洲国的童话 |
第三节 “未来国民”的塑造 |
第四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勃发 |
第五节 童话创作的多重向度 |
余论 |
第二章 《满洲学童》与“植入式童话” |
第一节 殖民者的想象与读物把控 |
第二节 《满洲学童》的“精神强化”与“植入式童话” |
第三节 童话中“鬼畜米英”的修辞与实践 |
第四节 童话“击灭米英”的时代寓意 |
第五节 献纳文体:童话真心与无意的迎合 |
余论 |
第三章 《泰东日报》童话:在形式与立场之间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童话土壤”的形成 |
第二节 辽东半岛“童话的热潮” |
第三节 形式与立场——童话复杂的边界 |
余论 |
第四章 杨慈灯童话的两个向度 |
第一节 杨慈灯小传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的现实之昼与童话之夜 |
第三节 两个向度:奇幻讽刺与幽暗控诉 |
余论 |
第五章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第一节 虚实与浮沉——中国作家的童话创作 |
第二节 描绘与把持——“日系”作家的童话创作 |
第三节 失语与掺杂——“鲜系”“俄系”文人的无奈 |
第四节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余论 |
结语: “乐土”的建构与解构 |
第一节 “王道乐土”的立体虚构 |
第二节 作为“解殖文学”的童话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满洲学童》现存原刊目录(共82本) |
附录二: 1931-1945年《泰东日报》所刊童话作品目录索引 |
附录三: 1931-1945年杨慈灯作品目录 |
附录四: 1945-2017年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论文目录 |
博士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大内隆雄与伪满洲国文坛(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二、先行研究概况 |
(一) 中国国内研究概况 |
(二) 日本方面研究概况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最初影响 |
第一节 大内隆雄满洲人生的一个重要背景 |
一、从东亚同文书院说起 |
一、左翼思想与大内隆雄的满洲人生 |
第二节 与中国左翼文人的交往 |
一、剧作家田汉的学养 |
二、小说家郁达夫的才华 |
三、学者郭沫若的内涵 |
第二章 伪满洲国文坛上的大内隆雄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的文坛面貌 |
一、一个畸形的文学产儿 |
二、日本学界的整体定位 |
第二节 大内隆雄的文学宿命 |
一、异乡漂泊的动荡与不安 |
一、文人生涯的声响与色彩 |
第三章 东北现代文学的翻译活动 |
第一节 在时代的机遇面前 |
一、两种文字置换的动因 |
二、潜心工作的执着与乐趣 |
第二节 翻译活动的最大亮点 |
一、《原野》与《蒲公英》的译介价值 |
二、单行本的传世意义 |
第三节 大内隆雄的翻译风格 |
一、殖民统治下的人文追求 |
二、时代印记里的误读和缺憾 |
第四章 大内隆雄的其他文学活动 |
第一节 卖文为生的诸多苦衷 |
一、《满洲文学二十年》的问世 |
二、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第二节 文人面目的整体显现 |
一、《满洲评论》的编辑生涯 |
二、在伪满的中日期刊之间 |
第五章 满洲人生的低谷 |
第一节 大内隆雄人生的困顿岁月 |
一、无可规避的灾难 |
二、被捕全过程鸟瞰 |
第二节 日本战败与大内隆雄 |
一、东北现代文学翻译的终结 |
二、大内隆雄的历史定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大内隆雄年谱 |
附录二: 大内隆雄译作系年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元魏译经异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元魏译经师及译经 |
第二节 元魏译经、异文研究综述 |
第一章 元魏译经异文基础研究 |
第一节 异文的分类 |
第二节 提供和辨析异文的材料 |
第三节 异文的语言学价值 |
第二章 元魏译经异文考辨 |
第三章 元魏译经辨伪及校勘 |
第一节 元魏译经辨伪 |
第二节 旧题元魏译经异文校理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幻想新的共同体 ——从伪蒙疆小学教材看其认同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伪蒙疆政权时期教科书相关问题 |
1.1 伪蒙疆教育方针政策 |
1.2 日伪对初等教育的重视 |
1.3 教科书在塑造“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
1.3.1 教科书的基本作用 |
1.3.2 教科书对塑造“身份认同”的作用 |
1.4 教科书的编纂 |
第二章 教科书中体现的“王道政治”思想 |
2.1 王道政治的概念及“新民主义” |
2.2 “王道政治”在教材中的体现 |
2.3 教科书中对“儒家文化”的阐释 |
2.3.1 “奉公无私” |
2.3.2 “忠孝观” |
2.3.3 “睦邻友好” |
2.3.4 “循礼守法” |
第三章 教科书所建构的“身份认同” |
3.1 近代中国文化领域对日本认知 |
3.1.1 中国近代教科书中的日本 |
3.1.2 近代中国媒体舆论对日本侵略形象的宣传 |
3.2 “认同”的策略实施 |
3.2.1 加深对日本了解、美化自我形象 |
3.2.2 撇清自己罪责,“无辜的战争” |
3.2.3 重新定义中日关系—“有朋自远方来” |
3.2.4 国力展示—粉饰“东亚解放者”的形象 |
3.3 建设“东亚新秩序”与塑造“身份认同” |
结语 |
附表一 蒙疆政权演变表 |
附录二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学科的生成背景 |
第一节 汉学传统与中国俗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第二节 西学的传入与文学观念的变革 |
第三节 汉学的复兴与近代学术制度的形成 |
第二章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初创 |
第一节 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文学科 |
第二节 森槐南: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之鼻祖 |
第三节 森槐南的追步者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东京学派 |
第一节 赤门文士:东京学派之先声 |
第二节 盐谷温:东京学派之主帅 |
第三节 节门弟子:东京学派之干将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京都学派 |
第一节 京都大学与京都学派 |
第二节 狩野直喜: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之先驱 |
第三节 京都学派的“三尊” |
第五章 东西两鼎以外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第一节 久保天随及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讲座 |
第二节 宫原民平:拓殖大学“支那学”开山之祖 |
第三节 奥野信太郎与庆应义塾大学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第六章 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俗文学重要问题的研究 |
第一节 日本小说中的中国故事研究:以《太平记》为例 |
第二节 南戏研究 |
第三节 《水浒传》研究 |
第四节 敦煌俗文学 |
第七章 国际视野下的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日本汉学与国际汉学的互动关系 |
第一节 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及其影响 |
第二节 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汉学界之互动 |
第三节 从“贾氏系图”看近代东亚三国的《红楼梦》研究之关系 |
结语 |
附录 |
附录一: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大事编年 |
附录二: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着述目录 |
附录三:《太平记》所引诸葛孔明故事来源考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大连铁道学院学报》第25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2]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调查[J]. 曲晓燕,李云泉. 暨南史学, 2020(01)
- [3]《辽海书徵》校注补正[D]. 李枫.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4]知识社会史视角下的民国时期工具书出版研究[D]. 赵佩娟. 武汉大学, 2018(12)
- [5]于道泉评传[D]. 白林海.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6]伪满洲国童话研究[D]. 陈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7]大内隆雄与伪满洲国文坛[D]. 侯丽.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6)
- [8]元魏译经异文研究[D]. 张国良.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9]幻想新的共同体 ——从伪蒙疆小学教材看其认同塑造[D]. 丁珺. 南京大学, 2015(04)
- [10]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D]. 张真.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