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警察应该走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列（论文文献综述）
隋从容[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胡建刚[2]（2014）在《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文中认为国家和社会对秩序与安全的需求导致了警察制度的产生,它是国家提供安全服务和控制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安全的保障之必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主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一体化,我国社会结构和公民生活的形态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异质性意识形态不断扩大、文化价值观的多元裂变、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网络世界虚拟性的交往互动,同时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新的安全不确定性。管制型警务模式以及工具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已经难以从容应对当下社会治安新的变化。有鉴于此,本项研究致力于构建警务模式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展开论证,进而提出推进警务改革路径与对策,以期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尽绵薄之力。由于公共警务资源的稀缺性,除了政府部门,还有市场组织和社会机构,它们共同在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警察不可能对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体性的所有安全需求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来供给警务进行补充,在这样的理念下,警务区分为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两大类,公共警务主要由警察供给,私域警务则由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供给。警察集中警力做好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追诉犯罪的工作,保安服务公司和社会志愿者在满足社会成员个体化的安全消费和社区治安防范的同时,同样也承担部分公共秩序的维护,是公共警务供给的来源之一。本研究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一是警务模式嬗变与演化轨迹;二是构建警务模式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提出服务型警务的内涵、价值目标、运行机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理论、新制度主义、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探讨服务型警务的结构、多元化供给的概念、现实背景和路径选择;三是服务型警务的制度供给和社会化的视角,构建关于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概念、各自承担的职责任务、运行范围、价值目标、制约因素、动力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四是中国语境下实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现实背景、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机遇。本项研究具有四方面的主要意义:（1）有助于丰富警务研究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警务的历史与现实、职能与目标、运行与作用、比较与借鉴、背景与机遇、机制与演化的规范分析和科学论证,构建警务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服务型警务模式理论体系打下基础。（2）有助于探索适应中国现实需求的警务模式的科学内涵与构成要素。深入考量服务型警务之核心理念与运行机制,为中国警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增强警务改革理论的成熟性和权威指导性。（3）有助于揭示推进中国警务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深入分析警务模式嬗变的价值目标以及当前警务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等,彰显服务型警务时代诉求的紧迫性,以引起有关方面对推动警务改革的重视。（4）有助于探求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推动路径,促进中国警务改革的发展。通过对当前中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厘清中国服务型警务发展的动力与瓶颈,为推动中国警务模式创新找准突破口,为中国警务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四点:（1）警务内涵的四个属性。警务活动同时并存有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四种属性。警务行为的结果,都是这四种属性一定比例的调和的产物,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警务构成的比例存在差异。（2）西方警务模式的嬗变和演化逻辑。西方警务模式历经统治型警务模式、管理型警务模式和服务型警务模式三个阶段和“职业性主导”、“专业性主导”、“合法性主导”、“快速反应机制主导”和“服务与权变主导”五个演进时期。（3）服务型警务的建构逻辑。警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生产,这种定位要求警察的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相分离,其中边缘职能向市场和社会转移。（4）中国服务型警务建构的路径选择。中国警务压缩的演化历程造成多种理念和多种警务模式并存的局面,形成“集合性”的警务特征,该集合体不仅涵盖西方警务历次演进的警务模式成分,还夹杂古代社会的非正式警务的路径依赖性和走群众路线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中国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建构推进。唯有进行宪政理念的警察权重构、立足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社会化供给和实施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监督机制等综合行动,方能完善我国服务型警务的实现。本项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对警务模式创新展开研究。第二,研究方法上,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服务型警务的概念、内涵、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架构。第三,理论研究上,将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具体运用到服务型警务模式的研究,积极探索适应中国社会背景的本土化警务建构的路径与对策。由于本人学识的局限性以及警察制度领域的复杂性,本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主要对服务型警务进行了宏观性的理论建构,对服务型警务运行机制的研究只限于定性研究,未做量化研究。（2）对于我国服务型警务建设的动力机制和阻力瓶颈的研究也主要限于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而对各相关主体的意愿和动力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和实证研究。（3）对警务市场化供给的方式、规制等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张凯[3]（2018）在《中国大陆地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区矫正制度是刑罚轻缓化、社会化的产物,蕴含着人道、理性、民主等时代价值。推进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2003年,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大陆地区拉开了帷幕,并经过了试点、扩大试点、试行、全面推行的阶段性发展轨迹,其法律制度初步确立,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工作队伍日渐强化,社会参与不断提高,刑事政策效果逐渐显现。然而,囿于指导理念偏颇、配套制度欠缺以及保障条件匮乏等客观因素,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中仍面临适用与执行的双重困境。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已逾十五年,及时梳理并正视其发展阻碍,寻找破解路径是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应当承载的时代使命。本研究以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客观现实为根据,以社区矫正法的制定为契机,以刑事一体化、刑罚人道化与行刑社会化为理论基础,运用比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揭示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现实困境,深入剖析制约其深化进步的复杂因素,从指导理念、制度完善与保障条件的不同层面探讨其改革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提供素材与思路。本研究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社区矫正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旨在从社区矫正的适用与执行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实事求是地讲,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的勃兴,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成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两大支柱”,但目前监禁刑仍占据主导地位,假释犯、未成年犯所占比例偏低是社区矫正制度适用的突出问题。同时,社区矫正制度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工作制度差异化、执法活动低效化、社会参与低能化、矫正措施粗放化以及特殊对象简单化等现实阻碍,急需改善。第二章,社区矫正制度困境的原因分析,旨在从指导理念、配套制度与保障条件三个角度解析社区矫正制度实践困境的原因所在。具体而言,在指导理念层面,刑事一体化理念贯彻不深入导致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互动的受阻,刑事司法机关之间协作的失调;刑罚人道化理念推广不到位造成重罪重刑的刑罚结构,监管理念的刑位理念以及社会公众的报应心态;行刑社会化理念渗透不全面致使社会组织介入的不充分,社会成员参与的不积极,形成社会参与低能化的窘境。在配套制度层面,假释制度设置的局限、特殊主体矫正制度的漏洞以及社区矫正自身评估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社区矫正规模的扩张,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以及矫正措施精细化、科学化水平的提升。在保障条件层面,社区矫正专门立法的缺失导致社会调查、考核奖惩等工作制度差异化,以及特殊类型社区服刑人员简单化处置,诸如,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的区分不够,流动型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的制度不力与外国籍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的方法不多等;同时,社区矫正执法者警察身份尚未明确,造成收监难、组织追查难与常规管理难等执法活动低能化;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专业不强且力量不足酿成监督管理、教育矫正等矫正措施粗放化;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等相关部门的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流于形式,导致非监禁刑适用率低,执法效率降低,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协作不力等弊端。第三章,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理念纠偏,旨在围绕促进社区矫正制度发展,刑事一体化理念、刑罚人道化理念以及行刑社会化理念如何贯彻与推广。刑事一体化理念强调内外协调、机制顺畅。据此,我们应当构建“监狱——社区”一体化的矫正模式,加强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之间的互动协作,同时,加快社区矫正信息化平台建设有利于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横向沟通,也有助于司法行政系统的纵向联系,这也是一体化理念的题中之义。人道主义是社区矫正制度孕育及发展的根基,立法、司法与执法层面都应当予以推广。刑事立法的人道化,要求推动轻罪制度的建立以及刑罚结构趋轻,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创造空间;刑事司法的人道化,要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扩大未成年犯适用非监禁刑的比率;刑事执法的人道化,要求执法者转变执法理念,从“刑本位”向“人本位”过渡。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体现。借助社会资源与力量参与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鼓励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制度的具体路径包括,培育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氛围,扶持民办社会组织建设发展,设计社会力量参与激励政策,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经费渠道,等等。第四章,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完善建议,旨在从假释制度的修缮、轻罪制度的建立、特殊对象矫正制度的健全以及评估制度的构建等方面,探索社区矫正发展的路径。首先,主张完善并扩大假释制度的适用。假释率低限制社区矫正进步,也增加监狱矫正工作的压力,因此,转变“重减刑、轻假释”的偏差观念,通过完善假释条件,扩大假释对象,摈弃相关限制制度的方式,真正发挥假释制度应有的刑事政策功能;其次,主张建立轻罪制度,为社区矫正制度适用拓展空间。犯罪圈的扩大,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以及社区矫正制度的勃兴,为轻罪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轻罪制度的建立要求与之相应的轻罚体系。进一步讲,轻罚体系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创造条件。再次,主张建立专门化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制度,完善统一化的流动型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制度以及设置特殊化的外国籍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制度,以解决特殊类型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工作无从指导或效果不佳的障碍。此外,针对监管措施粗放化,侧重控制的现象,主张建立定量式的风险评估与效果评估制度,以提高社区矫正措施的精细化水平,进而提升矫正工作的科学化程度。第五章,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保障跟进,旨在从立法、提高工作队伍专业化水平、搭建刑事司法机关的协同配合的层面,探讨促进社区矫正进步的条件。社区矫正立法应当重点解决社区矫正的性质,执法者的警察身份,以解决执法活动低效化的现实难题,并规范社会调查制度、考核奖惩制度,以保障刑罚执行的统一性与公正性。提高司法行政机关执法者的专业化水平,注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以及匹配社会志愿者的合适岗位能够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与智力支持;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能够为社区矫正制度的高效执行与顺畅运行提供外在保障。
薛惠[4]（2013）在《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监狱是社会的缩影,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窗口,监狱的文明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一个国家的服刑人员在社会总人口所占的比例是极少的,但每一个服刑人员牵动着他的家庭、亲人和朋友,更牵动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由于服刑人员的犯罪行为给个人或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或严重的危害,很多人认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不可饶恕,给予严惩才能起到警示和教育他人的作用。事实表明严刑峻法并不能杜绝犯罪,也不能完全把服刑人员改造好,有时候甚至导致报复社会的更大刑事案件发生。刑罚虽然具有惩罚服刑人员的作用,但刑罚的真正目的是将犯了罪的人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使他们回归社会后不再危害社会,不再继续犯罪。监狱是刑罚执行的场所,刑罚执行理念不仅影响到监狱的工作开展,也影响到服刑人员改造的效果。随着时代的更迭和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对犯罪和刑罚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国家已由专制走向民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刑罚由严厉走向轻缓。更多的人认识到服刑人员虽然造成了社会危害,但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希望对服刑人员不再采取惩罚、报复等刑罚,而是采用劳动改造和思想矫正的方式,使他们转变思想观念,重塑价值观和人生观,从思想和心灵深处解决服刑人员的犯罪问题,为他们回归社会后成为守法公民创造条件。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同样也受到人类社会民主和文明的影响,尤其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监狱的管理更加法治化和人性化。按照依法治国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改造服刑人员是我国监狱面临的重大使命和紧迫任务。为完成监狱对服刑人员改造的历史使命,必须提高监狱的管理水平,出路在于创新。监狱及其管理机构要转变观念,将监狱从一个服刑人员关押场所转变为服刑人员的矫正场所,加大服刑人员思想矫正力度,不断提高矫正水平和质量,使服刑人员从思想深处认识到犯罪的危害性,刑满释放后不再犯罪。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服刑人员行为约束和心理矫治,劳动技能的培养,成功地改造了一大批服刑人员,但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的发展,人们文化素质、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注重服刑人员思想矫正,并加大思想矫正力度日益成为监狱管理的重要内容。论文以思想矫正为红线,前后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本体论。介绍了服刑人员概念的演变,分析中西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渊源流变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加强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是其回归社会后成为守法公民的前提和条件,也是降低再犯罪率的重要途径。第二章,服刑人员思想矫正依据论。本章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人格动力学理论、人道主义理论、社会激励理论、亚文化理论的角度讨论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理论依据；而尊重服刑人员基本权利,追求行刑效益最优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要求是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现实依据。第三章,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论。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由矫正主体、矫正对象、矫正介体等静态要素和施教系统、接受系统、反馈系统等动态要素组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具有能动性、发展性、连续性的特点。分析和研究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机制和内在规律,有助于推动和开展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教育工作。第四章,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影响因素论。思想矫正过程是服刑人员由外在规制到内在规制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观念滞后,矫正教育者和服刑人员的道德观念和思想素质,矫正环境和矫正制度等因素是影响矫正效果的重要条件。第五章,服刑人员思想矫正对策论。本章根据当前我国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现状,结合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理论研究最新成果,提出矫正主体思想上要重视服刑人员的思想矫正工作,建立专职的思想矫正工作队伍,对服刑人员进行文化教育、劳动技能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构建多种主体参与的社区矫正活动等对策是提升矫正效果,使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的重要途径。
陈珏[5]（2020）在《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文中指出女犯改造与男犯改造的区别不仅在于监管场所的男女隔离,而且在于两者在改造难度、改造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建国70年来我国在女犯改造上进行了理论和实务的长期探索,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出现了不同于男犯改造的理论成果。了解这段历史时期女犯改造的变迁情况,无论对于女犯改造思想理论的整理和研究,还是以史为鉴、指导女犯改造实务工作都是极其宝贵的。但目前尚未发现针对建国70年来女犯改造文献整理分析的系统研究。从历史史料看,与女犯改造相关史料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文献史料,一类为口述史料。文献史料以上海保存最为丰富完整、公开透明。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在民国时期便建有女子“监狱”、管理上兼具中西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吸收和借鉴了其好的经验,在70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女犯改造工作的翘楚。上海有属于自己的监狱志,记载了1949年以来的监狱改造全貌,并且在2000年后每年均编写年鉴可供查阅。另外,上海有关政法类的报纸和书刊等文献资料也存有记载女犯改造的史料,这些均可公开查阅。口述史料是建国以来监狱监管实务工作中有关罪犯监管方法、工作体会等方面的口述资料,通过它可以更细致地了解不同时期监狱管理的实际情况。但目前,这类资料极少,仅在报纸或档案中零星出现。但建国以来上海从事女犯监管的退休人员健在的仍有不少,他们对不同时期监狱工作的实际情况最为熟悉,这些潜在资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最好补充。因而,及时地对健在的历史见证者进行访谈、固定这些口述史料极为紧迫、也很必要。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通过书面和口述史料的广泛收集、整理、分析,系统研究上海1949～2019年这70年的女犯改造情况。论文将综合采用史料收集法、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个案访谈法、数量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以期对女犯的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等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参考。全文包括导言和五个章节。导论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明确了选题的意义,对文章中提到的“女犯”和“女监”概念进行界定,以便后续论述的展开。第三部分对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包括中外理论界、实务界对女犯改造和女犯改造历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内容的提炼,发现在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历史研究领域是一块空白。第一章对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分为初创与停滞阶段、恢复与重振阶段、改革与创新阶段。初创阶段的女犯管理没有单独的关押机构,在管理手段上与男犯管理差别不大,比较强硬。经历了文革的停滞阶段后,女犯改造进入恢复与重振阶段,法制体系逐渐完善,工作制度逐渐完备,并建立了专门的女犯监狱,形成分类改造模式。进入21世纪后,开始进入改革和创新阶段,女犯改造开始整合各类资源、加大教育改造的比重,并创新性地研发了全国独有的女犯评估量表,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第二章论述了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从以惩治为主过渡到以管理安全为主,最终确定到以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变化历程。以惩治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建国初期反革命罪犯数量多,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状况,形成了男女无差别对待的女犯改造表现形式。以管理安全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改革开放后犯罪类型的增多、女犯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和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成果。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对女犯改造的要求就是守住安全底线,但同时也兼顾宽严相济的刑罚执行手段,并尝试对表现较好的女犯以人文关怀的形式实现文化改造。以再社会化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强调通过狱内改造帮助女犯实现回归后顺利开始社会生活的目标。第三章详细论述了70中上海女犯政治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和文化改造的变迁历程。政治改造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改造手段,始终贯穿于女犯改造中,并且与国家政治思想工作同步发展和跟进。监管改造是监狱工作的基础,内容丰富和多样,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但总体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改造和文化改造在总体上其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不断丰富的过程。劳动改造则从以生产效能为主演变为以培养劳动技能为主的变迁过程。第四章介绍了与女犯改造相关的法律环境、生活卫生环境、管理环境和改造主体环境的变迁。法律环境方面,针对女犯的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探家、安置等法律制度均发生了变化。生活卫生环境方面,对女犯人权保障不断增强,在女犯伙食、医疗卫生、生产生活、囚被服和作息时间等方面均有较大进步。管理环境方面,监狱警戒和应急条件明显提升,惩戒和证据保全条件逐步完善,体现了监狱执法不断规范。主体环境方面,其变迁进程表现为监狱民警来源的正规化、工作制度的规范化、培养机制不断优化,科研能力也不断增强。第五章是对前述四章的总结和思考,论述了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分析了女犯改造与同时期男犯改造相比较的特点,以及研究70年变迁历史带来的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对女犯改造和女性犯罪预防工作的启示。
刘源[6]（2020）在《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山西高速交警文化是山西高速公路人民警察在警务实践中,履行警察法定职能、提升队伍管理水平、增强文化软实力,形成的具有山西高速交警特色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成果的总和。研究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实践,探究其发展演变规律,可以为我国高速交警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通过释内涵、找亮点、查问题、摸规律、给路径诸层面,对二十五年来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论文共有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说明选题的背景、目的、意义,研究的内容以及创新点。第二部分,给出山西高速交警文化的定义、特点功能,追溯其文化资源优势及特色,划分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层次,指出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的重点。第三部分,从历程、亮点、成效入手,通过历时性考察,追溯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各时期建设情况,总结标志性的文化品牌及建设成效。第四部分,从具体建设实践入手,指出当前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成因。第五部分,根据存在的不足,按照纵向逻辑关系,从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健全文化建设机制、文化人才培养、打造精品文化品牌等方面,给出未来建设的路径。
邢捷[7]（2015）在《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环境警察制度是指环境警察机关及其环境警察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运用警察权对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的违法行为实施制裁、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总称。一个国家环境警察制度的建立是该国经济社会及环境保护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建立和实施环境警察制度是为遏制日益严重的破坏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违法犯罪行为而采取的重要举措。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研究,从探察和论证现代警察机关环境保护功能开始,结合国家环境治理之大势,提出警察执法生态化是现代警察机关环境保护功能的升华,也必将成为环境警察制度构建的基础。但由于我国警察涉及环境执法的立法较为分散,加之确立环境警察制度的立法付之阙如,由此引发人们对警察机关及警察权介入环境保护的隐忧。本文是针对环境警察制度进行研究,从其构建的理论基础,到国内外的实践做法展开探讨。从警察的起源、警察机关的基本功能与特有功能看,现代警察机关及警察权在国家环境保护中扮演着区别于其他主体及公权力的特殊角色。即现代警察机关凭借警察权的强制性功能,达到对环境违法与犯罪的抑制,维护环境安全与秩序。现代警察机关的任务与环境安全、秩序及公民权利保障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我国警察机关的环境保护功能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近现代警察的初创时期。只是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趋时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体现着功能的差异性。经历了从萌芽到逐步发展的过程。当今社会,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站在国家生态治理的高度,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应当发挥警察机关的作用。在环境保护中利用警察机关自身的特有条件并排除对警察权存在的偏见与疑惑,可以发挥警察权在环境保护中难以取代的积极作用。警察执法生态化是现代警察机关环境保护功能的升华,它是我国警务发展中的一种趋势,是伴随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所做出的时代变革。具体表现在警察权的价值取向、警察权的行使主体、警察权的配置以至运行等诸方面。它为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现实性基础。本文还对我国警察机关环境执法的实践及国外警察权在环境执法中的行使状况进行了考察。对我国公安机关涉及环境执法的现实状况与问题进行了剖析。特别是对我国部分地方环境警察队伍试建情况及发挥作用的成效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此同时,本文介绍了美国、欧洲国家,俄罗斯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运用警察权实施环境执法的状况。从中可见,基于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历史发展背景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状况,各国在环境警察体制、职责及执法手段上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然而,无论是欧美、俄罗斯还是发展中国家警察权作用的发挥,对我国建立环境警察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构建我国环境警察制度是本文的最终归宿。在对警察机关环境保护功能理论与实践研究、考察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建构我国环境警察制度。首先探讨了环境警察制度的本质。认为环境警察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关系范畴、一种规范范畴；进而对环境警察制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加以论述。在环境警察制度的客观性方面主要探讨了环境警察制度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建立的客观必然性,以及相对于其他制度的客观独立性。在主观性方面则研究了环境警察制度的可选择性与可设计性。进而提出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的初步构想。本文在理论上阐发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现代警察机关是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法定承担者。警察机关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所承担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主要体现在监管、制裁的义务中,即借助警察权的强制性功能,达到对环境违法与犯罪的遏制,维护环境安全与秩序。第二、我国警察机关的环境保护功能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近现代警察机关的初创时期。从建立近现代警察制度时起,警察就具有了相应的环保职能,只是这种职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趋时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体现着功能的差异性。经历了从萌芽到逐步发展的过程。第三、我国警察机关的任务与国家环境保护相互关联。随着国家安全观的演进,警察机关须将维护国家环境安全纳入维护国家安全的视野。同时维护环境秩序也应成为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有着相互的关联。第四、警察执法生态化是当代国家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它是生态化理念向警察执法领域渗透与延伸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保卫国家环境安全、维护环境秩序以及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第五、环境警察制度在我国环境监管体制中的地位不可或缺。警察机关及警察权在国家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无以替代。环境警察制度也是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房厦[8]（2019）在《公安政治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治传播是推动政治文明进程的重要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发展,其中包括国家有效运用公安机关及警察权展开社会安全治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当前,在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变化的影响下,显现了现有公安政治传播效能的不足。急需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将公安政治传播提升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才能更有效地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公安机关的治理效能。公安政治传播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它不再是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初期的宣传者或控制者,更多的是成为了一种现代性的国家治理手段。隐藏在中国公安政治传播背后的深层次问题,需要从更宏观的政治传播理论视角展开研究,不是单独以传统的“媒介中心论”去分析能够做到的。结合历史与时代背景,本文将拉斯韦尔的经典“5W”传播模式理论框架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展开分析。本文着重分析归纳了中国公安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现阶段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之策。本研究首先提出公安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以及我国公安政治传播研究的分析框架。其次,梳理政治传播的理论借鉴与中国公安政治传播历史演进。阐述建党以来公安政治传播的发展过程。最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指导下,借鉴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中的结构要素理论以及传播效果理论,尝试从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视角,探索公安政治传播的方向、功能目标、传播系统、运行特质、难题挑战与破解路径,构建出了关于中国公安政治传播的认识模型。公安机关通过建立公安政治传播矩阵、借助组织传播通道和媒介通道发起政治传播活动,并试图对政治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公安政治传播的受众随时代变化也形成了新的特点,本文从作为自主性力量的公众舆论和公安政治传播舆论领袖两个方面对公安政治传播受传者展开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公安政治传播的特殊性。公安政治传播不同于普通的大众传播,首先是公安政治传播的一体两面性——内容输出和信息管理。这是公安政治传播制度一直延续并且难以撼动的结构性安排,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无论面对何种新形势,公安政治传播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来研究和发展,公安政治传播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根本性政治制度的重要职责,这是公安政治传播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其次是公安政治传播对保密原则的把握。必须在不影响警察执法权的正确行使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合理的公众知情权。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安政治传播的功能目标主要包括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巩固公安机关的社会治理权威合法性基础以及塑造现代化的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形象。第三,公安政治话语主要体现为权威性、时代性、自我独白的特征。新媒体时代公安政治话语有去中心化的趋势。第四,公安政治传播的效果评估应该从微观效果和宏观效果两个角度去考量,不应局限于西方的“媒介中心论”,要关注宏观治理效果,既要谋求特定支持,也需要谋求散布性支持,两者要相辅相成。第五,安全环境和媒介环境的变迁,为公安政治传播体系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公安政治传播的权威性面临挑战、公众对警察政治价值认识存在偏颇、组织渠道的传播效果弱化、受众特征变化带来新的挑战、公安政治话语缺乏创新。第六,创新公安政治传播的有效路径包括:重新定位理念目标,构建以“程序——法理”为中心的合法性谋求模式;优化公安政治传播体系;探索公安政治传播的新运行机制、新的话语体系、新的运作模式以及新的效果评估方法。本文对公安政治话语的大数据分析是公安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尝试。研究对《人民公安报》的公安政治话语通过Python程序进行大数据分析,并将报纸的文本分析结果以词云图、热词趋势表等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展示该报报道公安工作的一些特征,归纳总结出公安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特征,呈现出本文大数据分析方法的新特点。
李仲秋,郑元恩[9]（1997）在《推进公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是一项跨世纪的光荣使命——关于公安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文中研究指明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根据全面实施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要求,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一个具有跨世纪的光辉文献。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这个《决议》,推进公安机关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也是一项跨世纪的光荣历史使命。 一、公安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走在社会
张敏[10]（2019）在《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研究 ——以太原市公安局S分局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面对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社会治安环境,公安机关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和自满,必须紧跟形势,不断分析工作,查找不足,用“新视角、新思路”去应对“新期待、新要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而社区警务建设不仅是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公安业务建设的有效载体。只有不断加强社区警务建设,才能打牢公安工作的根基,营造更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为人民实现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打下坚实的基础。社区警务建设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前进,社区警务建设作为一种新的警务理念和实践方式,在中国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近些年,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区治安形势更加复杂,传统警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社区警务建设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目标,在信息大爆炸的背景下,加强社区警务建设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主要以太原市公安局S分局为例,就如何加强社区警务建设,从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背景与意义、太原市公安局S分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警务建设的发展及成效、太原市公安局S分局目前社区警务建设存在的问题、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建议四个部分进行阐述,其中第四部分,借鉴了目前国内在社区警务建设方面走在前列的上海、青岛、重庆的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总结了如何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太原市公安局S分局目前在社区警务建设方面有走在前列的方面,但是,在理念、保障、绩效考核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需要不断借鉴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转变社区警务建设工作理念、健全警务保障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加强创新社区警务方式方法等方面不懈努力。
二、人民警察应该走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民警察应该走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列（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综合评述 |
| 第三节 论文核心概念解析 |
| 一、警察 |
| 二、警务 |
| 三、警务模式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主要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四、研究个案的选取 |
| 五、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
| 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历史回溯: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嬗变 |
| 第一节 中国管理型警务的初创” |
| 一、从湖南保卫局到巡警署: 模仿西方管理型警务 |
| 二、中国管理型警务在国统区的创设:国民政府“警甲合一”警务模式 |
| 三、中国管理型警务在苏区的创设: 革命根据地“政治型”警务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警务模式的演进 |
| 一、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一阶段:“政治型”警务的延续(1949至 1978年 |
| 二、管理型警务模式发展的第二阶段:“管制型”警务的变革(1979至 2000年) |
| 三、“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肇始(2001年至今) |
| 第三节 中国警务模式嬗变的契机 |
| 一、社会结构调整:中国警务模式演化的基础 |
| 二、市场经济变革:中国警务模式变迁的催化剂 |
| 三、政府体制改革: 中国警务模式演进的压力 |
| 第四节 中国转型时期警务模式变革的动因 |
| 一、执法环境: 中国转型时期异常严峻的治安生态 |
| 二、内部因素: 中国警务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 |
| 三、外部因素: 世界警务不断改革与创新 |
| 第二章 案例论析: 国内若干警务创新的实践 |
| 第一节 新乡“局所合一”的警务改革 |
| 一、减少层级:警务结构的扁平化 |
| 二、四警合一: 警务职责的整合 |
| 三、服务民生: 警务职能的前移 |
| 第二节 镇江“大巡防”警务改革 |
| 一、大巡防格局:一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 |
| 二、弹性工作制: 警务效能的提高 |
| 三、契约化保险联防: 警务运行机制的市场化 |
| 第三节 湖州“民意导向”警务改革 |
| 一、警务广场: 建立警察、传媒及民意的互动机制 |
| 二、电子政务: 建设服务型警务的突破口 |
| 三、信息公开: 实现阳光警务的关键 |
| 第四节 成效与反思 |
| 一、“集合式”警务的现实与无奈 |
| 二、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发展的瓶颈 |
| 三、服务型警务建设的障碍 |
| 第三章 境外警务实践的考察 |
| 第一节 西方两大警察体系的渊源 |
| 一、大陆派警察体系的萌芽 |
| 二、海洋派警察体系的兴起 |
| 三、西方两大警察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 |
| 第二节 西方警务现代性的发轫 |
| 一、从镇压者到宝贝型警察: 务职业性的开始 |
| 二、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博弈: 向专业性道路的警务 |
| 三、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 就警察的机动性 |
| 四、合法性的缘起: 变警察的亚文化 |
| 第三节 西方警务后现代性的思辨 |
| 一、社群主义的归宿: 向社区警务的哲学基础 |
| 二、决策与执行的重组: 中与分权的对立与统一 |
| 三、合作与共治的: 察边缘职能的剥离 |
| 四、市场治理机制: 务私有化与竞争的理念 |
| 五、迈向新秩序: 察权由社会分享 |
| 第四章 中国警务模式重构: 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回应 |
| 第一节 当代公共管理的若干核心理念及其在本研究的论析 |
| 一、从一元到多元:政府、市场与社会之交集、互动与制衡 |
| 二、从矛盾、冲突到合作共治: 种力量与机制的均衡 |
| 三、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 |
| 四、外部性理论 |
| 第二节 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与服务型政府的出现 |
| 一、从统治、管理走向服务: 共管理演进的逻辑与范式转换 |
| 二、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
| 三、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
| 第三节 公共管理范式转换对应的警务模式 |
| 一、统治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二、管理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三、服务行政范式下的警务模式 |
| 第五章 建构基于公共安全供给的服务型警务模式 |
| 第一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逻辑 |
| 一、警务属性的现代定位: 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视角 |
| 二、警务目标重组: 核心职能与边缘职能的分离 |
| 三、警务结构调整: 层级减少与扁平化 |
| 四、警务功能转移: 趋向社会化与市场化 |
| 第二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可行性 |
| 一、核心理念之源泉: 民主制的参与和协商 |
| 二、动力机制: 共利益的共享性 |
| 三、政治空间: 政府角色转换 |
| 四、时代背景: 公共领域的拓展与公共精神的弘扬 |
| 五、社会基础: 市场和第三部门的成长 |
| 第三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建构的价值取向 |
| 一、效率与正义的权衡 |
| 二、权力与权利的制衡 |
| 三、管理与服务的均衡 |
| 四、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
| 五、合作与共治的连衡 |
| 第四节 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内涵与运行机制 |
| 一、服务型警务模式的概念 |
| 二、服务型警务模式的内涵 |
| 三、服务型警务的运行机制 |
| 第六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的路径之一: 重构基于宪政平台之警察权 |
| 第一节 宪政理论中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 |
| 一、自由主义: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到孟德斯鸿 |
| 二、国家主义: 从马基亚维利、让·布丹到黑格尔 |
| 三、公民社会的崛起: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统一 |
| 四、和谐理念: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辩证关系 |
| 一、宪政基本思想 |
| 二、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内涵解析 |
| 三、宪政理念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重新定位 |
| 四、宪政框架下警察权属性的嬗变 |
| 第三节 宪政理念下警察权构建的原则 |
| 一、分权原则: 警察权配置的制衡性 |
| 二、比例原则: 警察权运用的合理性 |
| 三、公共原则: 警察权行使的正当性 |
| 四、程序原则: 警察权运行的合法性 |
| 五、司法控制原则: 警察权监督的效能性 |
| 第七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二: 实现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警务的多元化供给 |
| 第一节: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一、多中心理论的假设 |
| 二、多元化警务主体的培育 |
| 三、多中心秩序的优势 |
| 第二节: 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供给的建构 |
| 一、警务的市场供给 |
| 二、警务的社区供给 |
| 三、警务服务的自愿者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多重协调机制的完善 |
| 一、多元化警务供给的潜在问题 |
| 二、政府警务规制对多元化警务供给的调节 |
| 三、区域之间合作警务协调机制 |
| 第八章 建构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之三: 完善行政伦理主导下的警务运行的自律与他律 |
| 第一节 行政伦理与警察伦理 |
| 一、公权力的伦理解析 |
| 二、行政伦理的现代精神 |
| 三、警察伦理的评价要素 |
| 第二节 警察行为的异化及其矫正 |
| 一、亚文化: 警察行为异化的表象 |
| 二、权力寻租: 警察行为异化的动因 |
| 三、投诉与问责: 警察行为异化的矫正 |
| 第三节 警务运行自律与他律的完善与强化 |
| 一、道德内化: 警察行为自律的保障 |
| 二、多元监督: 中国警务外部控制的基本结构 |
| 三、绩效考核: 警务运行质量的评定 |
| 四、司法问责: 警务运行控制的保障 |
| 第九章 结语: 警务模式未来的发展 |
| 一、警务社会属性的必然走向 |
| 二、风险社会警务的多元诉求 |
| 三、多元治理下的警务协同 |
| 附录 当代中国警务的演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中国大陆地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社区矫正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困境 |
| 一、监禁为主的格局尚未扭转 |
| 二、假释制度的适用比率不高 |
| 三、未成年犯适用非监禁刑低 |
| 第二节 社区矫正制度的执行困境 |
| 一、工作制度差异化 |
| 二、执法活动低能化 |
| 三、社会参与低效化 |
| 四、矫正措施粗放化 |
| 五、特殊对象简单化 |
| 第二章 社区矫正制度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社区矫正制度的指导理念偏颇 |
| 一、刑事一体化理念贯彻不深入 |
| 二、刑罚人道化理念推广不到位 |
| 三、行刑社会化理念渗透不全面 |
| 第二节 社区矫正制度的配套制度欠缺 |
| 一、假释制度适用的阻碍重重 |
| 二、特殊主体矫正制度不健全 |
| 三、社区矫正评估制度不完善 |
| 第三节 社区矫正制度的保障条件匮乏 |
| 一、规范社区矫正的专门立法缺失 |
| 二、工作队伍专业不强且力量不足 |
| 三、主要相关部门的参与流于形式 |
| 第三章 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理念纠偏 |
| 第一节 “监狱—社区”一体化理念的贯彻 |
| 一、“监狱—社区”一体化的理论依据 |
| 二、“监狱—社区”一体化的先行探索 |
| 三、“监狱—社区”一体化的功能分析 |
| 四、“监狱—社区”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
| 五、“监狱—社区”一体化的外在保障 |
| 第二节 刑罚人道化理念的推广 |
| 一、人道化理念是社区矫正根基 |
| 二、推进刑罚结构向轻缓化发展 |
| 三、未成年犯扩大非监禁的适用 |
| 四、监管理念向“人本位”转型 |
| 第三节 行刑社会化理念的渗透 |
| 一、培育社会力量参与的外部环境 |
| 二、扶持民办社会组织的建设发展 |
| 三、设计鼓励社会力量的良性政策 |
| 四、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的经费渠道 |
| 五、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的教育矫正 |
| 第四章 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并扩大适用假释制度 |
| 一、树立假释制度优先的理念 |
| 二、完善假释制度的适用条件 |
| 三、扩大假释制度的适用对象 |
| 四、摈弃限制假释的相关制度 |
| 第二节 发展轻罪制度的必要与作用 |
| 一、建立轻罪制度的必要性 |
| 二、轻罪制度助推社区矫正 |
| 第三节 健全特殊主体的矫正制度 |
| 一、建立专门化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制度 |
| 二、完善统一化的流动型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制度 |
| 三、设置特殊化的外国籍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制度 |
| 第四节 推进社区矫正的评估制度 |
| 一、探索定量式的风险评估 |
| 二、强调定量化的效果评估 |
| 第五章 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保障跟进 |
| 第一节 加快社区矫正法的立法进程 |
| 一、社区矫正立法相关问题的争议焦点 |
| 二、社区矫正立法需要解决的关键议题 |
| 三、社区矫正立法需要规范的工作制度 |
| 第二节 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专业化 |
| 一、提高制度执法者的专业能力 |
| 二、注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 |
| 三、匹配社会志愿者的合适岗位 |
| 第三节 搭建刑事司法机关的协同配合 |
| 一、明确分工负责、密切协作的工作机制 |
| 二、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职责 |
| 三、公安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职责 |
| 四、监狱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职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 论文研究的背景 |
| (二) 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研究现状分析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二) 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 中西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之比较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论文的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概述 |
| 一、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从“犯人”、“罪犯”到“服刑人员” |
| (二) 服刑人员概念确定的意义 |
| (三) “思想矫正”释义 |
| 二、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历史沿革 |
| (一) 西方国家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历史变迁 |
| (二) 我国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渊源和发展概况 |
| (三) 当代教育刑主义下的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思潮 |
| 三、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性质和特点 |
| (一) 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
| (二) 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是一种价值观重塑的过程 |
| (三) 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是一种社会复归过程 |
| 四、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意义 |
| (一) 丰富和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 |
| (二) 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 |
| (三) 降低服刑人员再犯罪率 |
| 第二章 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
| 一、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
| (二) 人道主义行刑理论 |
| (三) 人格动力学理论 |
| (四) 社会激励理论 |
| (五) 亚文化理论 |
| 二、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现实依据 |
| (一) 尊重服刑人员基本权利的需要 |
| (二) 体现行刑效益的实际需要 |
| (三) 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
| 第三章 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分析 |
| 一、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定义 |
| 二、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运行和环节 |
| 三、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基本机制 |
| (一) 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接受机制 |
| (二) 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动力机制 |
| (三) 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说服机制 |
| (四) 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沟通机制 |
| 第四章 影响我国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因素分析 |
| 一、社会观念滞后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影响 |
| (一) 重刑主义观念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影响 |
| (二) 功利化观念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影响 |
| 二、矫正工作者自身素质对思想矫正过程的影响 |
| (一) 矫正工作者文化程度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施教过程的影响 |
| (二) 矫正工作者心理素质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施教过程的影响 |
| 三、服刑人员自身素质对思想矫正过程的影响 |
| (一) 服刑人员心理素质对思想矫正过程内反馈的影响 |
| (二) 服刑人员道德素养对思想矫正过程内反馈的影响 |
| (三) 服刑人员的认知水平对思想矫正过程内反馈的影响 |
| (四) 服刑人员的文化素养对思想矫正过程内反馈的影响 |
| 四、矫正环境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影响 |
| (一) 监区环境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环体的影响 |
| (二) 社会支持度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环体的影响 |
| 五、矫正制度对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过程的影响 |
| (一) 矫正教育者的主体范围规定不明确 |
| (二) 服刑人员的奖惩激励缺乏制度制约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的对策分析 |
| 一、转变矫正主体观念,注重思想矫正在服刑人员改造中的作用 |
| (一) 树立尊重服刑人员基本人权的观念 |
| (二) 转变社会对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后的态度 |
| 二、开展道德教育,使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
| (一) 培养服刑人员耻感意识,加强道德教育 |
| (二) 培养服刑人员道德自省,加强道德内化 |
| 三、构建主体间性思想矫正教育模式,开展服刑人员的个性化教育 |
| (一)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服刑人员思想矫正模式的新突破 |
| (二) 开展服刑人员个性化矫正,提高矫正效果 |
| 四、开展多样化矫正活动,提高服刑人员思想矫正工作质量 |
| (一) 开展文化教育,提高服刑人员的知识水平 |
| (二) 开展法制教育,提高服刑人员守法意识 |
| (三) 开展职业技能教育,提高服刑人员的劳动技能和生存能力 |
| (四) 开展心理咨询,提高服刑人员的心理调适能力 |
| 五、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营造良好的思想矫正教育环境 |
| (一) 加强监区、家庭、社会环境的构建,营造积极向上的矫正氛围 |
| (二) 构建政府组织为主导,多种力量参与的社区矫正教育模式 |
| 六 完善服刑人员思想矫正工作的相关制度 |
| (一) 完善思想矫正工作的衔接制度 |
| (二) 健全矫正工作者职业准入制度 |
| (三) 建立服刑人员人格调查制度和定期走访制度 |
| (四) 完善服刑人员考核制度 |
| (五) 构建服刑人员思想矫正奖惩机制的听证制度 |
| 结语：高墙内外人性的流露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我国服刑人员思想矫正质性研究探索与尝试 |
| 后记 |
（5）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㈠理论意义 |
| ㈡实践意义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㈠对“女犯”的解读 |
| ㈡对“女监”的界定 |
| 三、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 ㈠研究成果概述 |
| ㈡研究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几个阶段 |
| 第一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初创与停滞 |
| 一、建国早期女犯改造的初创阶段 |
| ㈠关押机构“大集中小分散” |
| ㈡管理手段强硬 |
| 二、文革时期女犯改造的停滞阶段 |
| ㈠文革前的社会背景 |
| ㈡冲击与亮点并存——“开门改造”试点 |
| 第二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恢复与重振 |
| 一、改革开放后女犯改造的恢复阶段 |
| 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情况 |
| ㈡改革开放后的法制与监狱工作恢复 |
| 二、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犯改造的重振阶段 |
| ㈠从数据看女犯改造形势已发生变化 |
| ㈡从管理看分类改造已形成 |
| 第三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改革与创新 |
| 一、21世纪女犯改造的改革阶段 |
| ㈠整合资源为女犯改造服务 |
| ㈡加大对女犯的文化教育比重 |
| 二、新时代女犯改造的创新阶段 |
| ㈠打造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 |
| ㈡研发具有可推广性的女犯评估量表 |
| 第二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与体现 |
| 第一节 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旧上海侵犯女性人格尊严的思想 |
| ㈡20世纪50年代改造旧时代的运动思想 |
| 二、惩治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女犯关押机构未形成独立监狱设置 |
| ㈡看守人员未形成专业化队伍 |
| ㈢改造手段与男犯基本无异 |
| ㈣携带儿童服刑的特权逐渐被剥夺 |
| ㈤对孕产妇女犯的规定趋于规范 |
| 第二节 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划分警戒度的监狱管理理念 |
| ㈡以分类促安全的监狱管理理念 |
| 二、管理安全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严峻社会形势带来的新要求——安全底线 |
| ㈡管理手段之新尝试——宽严相济 |
| ㈢文化改造之初体验——人文关怀 |
| 第三节 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再社会化改造的思想理念 |
| ㈡罪犯再社会化改造的发展历程 |
| 二、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与地区衔接促进监所内外联动 |
| ㈡将“循证矫正”理论引入女犯改造 |
| ㈢实践“个体定制化”改造方式 |
| ㈣探索民警与女犯“同频共振” |
| 第三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内容变迁 |
| 第一节 政治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 ㈠20世纪50年代初期改造反革命为主要目标 |
| 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目标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 第二节 监管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 ㈠监管工作有较为规范的制度支撑 |
| ㈡出现了分类管理的雏形 |
| ㈢监管和教育工作界限不明朗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 ㈠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基础上注重人性化 |
| ㈡女犯整体结构的变化导致手段变革 |
| ㈢变性人之殇——监管改造面对的新形势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 ㈠民警管理工作规范度提升层级 |
| ㈡女犯管理模式在稳定中求变革 |
| ㈢通过狱务公开检验女犯监管改造工作成效 |
| 第三节 教育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 ㈠以女犯思想动态的掌握为核心 |
| ㈡以文化教育为重要内容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 ㈠以普及法律常识教育为媒介 |
| ㈡重视综合素质提升 |
| ㈢以“个别谈话”解决个体问题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 ㈠通过系列读书活动提高整体文化素质 |
| ㈡“高低并轨同行”提升个体女犯学历 |
| ㈢开展精品技术教育 |
| 第四节 劳动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劳动改造 |
| ㈠女犯劳动改造强度大 |
| ㈡以生产效能为主要评价标准 |
| ㈢劳动改造与其他改造手段高度熔合 |
| 二、文革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㈠准确定位适合女犯的劳动项目 |
| ㈡“监企分离”适度改变女犯劳动改造方向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㈠以生产安全为衡量劳动改造的红线和底线 |
| ㈡质量控制成为核心环节 |
| ㈢将女犯技能培训与劳动改造紧密结合 |
| 第五节 文化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 ㈠以亲情专题系列教育为抓手 |
| ㈡以警囚互动为形式 |
| ㈢以科学评估为前提 |
| 第四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环境变迁 |
| 第一节 女犯改造之法律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减刑、假释等权利的变迁 |
| ㈠减刑假释法律制度的变迁 |
| ㈡女犯减刑假释执行情况的变迁 |
| 二、女犯通信、会见权利的变迁 |
| ㈠基本通信、会见制度逐渐规范 |
| ㈡资源共享搭建特殊会见平台 |
| ㈢通讯模式电子信息化 |
| 三、女犯探家、安置权利的变迁 |
| ㈠“周末监禁”、探家等回归前的探索与尝试 |
| ㈡通过安置政策确保顺利回归 |
| 四、女犯其他法律权利的变迁 |
| ㈠申诉、控告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
| ㈡法律援助保障女犯权益 |
| ㈢保护狱内的其他合法权利 |
| ㈣关注外籍女犯合法权利保护 |
| 五、女犯深挖工作的变迁 |
| 第二节 女犯改造之生活卫生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伙食条件变迁 |
| 二、女犯医疗卫生条件变迁 |
| ㈠女犯医疗机构专业化 |
| ㈡对重点时间段和重点病犯的管理不断加强 |
| ㈢规范疾病预防和病情档案整理工作 |
| 三、女犯生活和生产条件变迁 |
| 四、女犯囚被服、作息时间变迁 |
| 第三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环境的变迁 |
| 一、警戒条件的变迁 |
| ㈠提高监狱二大门科技水平以加强警戒 |
| ㈡监管信息技术化的实现为警戒工作护航 |
| ㈢加强对重大事件的组织策划和管理 |
| ㈣集约警务与增强责任意识并举 |
| 二、应急条件的变迁 |
| ㈠应急预案演习种类不断完备、形式更加科学 |
| ㈡通过单位联动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
| ㈢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中的单元格 |
| 三、惩戒条件的变迁 |
| 四、证据保全条件的变迁 |
| 第四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者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改造管理者的变迁 |
| ㈠监狱管理者来源正规化 |
| ㈡监狱管理者工作制度详细化 |
| ㈢监狱管理者培养机制化 |
| 二、女犯改造科研环境的变迁 |
| 第五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思考 |
| 第一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 |
| 一、政治是女犯改造变迁的原动力 |
| ㈠国家的政治走向决定女犯改造的政策指导方向 |
| ㈡国家的政治变革引起女犯改造的重要变化 |
| ㈢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引发女犯改造方式的变化 |
| 二、经济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物质基础 |
| ㈠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女犯改造的物质条件 |
| ㈡国家的经济进步促进女犯改造的物质环境改善 |
| ㈢国家的经济政策变革可能造成女犯改造具体措施的改变 |
| 三、法制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规则支持 |
| ㈠国家的法制精神是女犯改造的制度渊源 |
| ㈡国家的法制原则是女犯改造原则的形成依据 |
| ㈢国家的重大法制事件可能引起女犯改造制度的变化 |
| 四、文化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精神助力 |
| ㈠国家的文化底蕴是女犯改造的精神基础 |
| ㈡国家的文化氛围制约女犯改造的变迁速度 |
| ㈢国家的文化进步是女犯改造变迁的起点 |
| 第二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特点与原因分析 |
| 一、女犯改造变迁的三大特点 |
| ㈠在法制层面比男犯相对宽松 |
| ㈡在改造手段上比男犯更多样 |
| ㈢在文化领域比男犯更易受影响 |
| 二、主要原因分析 |
| ㈠政治改造上把女性社会责任融入 |
| ㈡监管改造上能兼顾女性生理特点 |
| ㈢教育改造上与女性特色贴近匹配 |
| ㈣劳动改造上向培养适宜女犯的实用技能倾斜 |
| ㈤文化改造上用女性元素构建氛围 |
| 第三节 女犯改造变迁历史带来的启示 |
| 一、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 |
| ㈠社会文化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
| ㈡女性法律地位的提升是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
| ㈢女犯改造的进步依赖于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
| 二、对女犯改造的启示 |
| ㈠改造精神上注重树立培育自立女性的矫治理念 |
| ㈡改造原则上注重形成有利于女犯回归的矫治目标 |
| ㈢改造手段上注重建立符合当地发展的矫治模式 |
| ㈣预防警囚“互害”模式的产生 |
| 三、对女性犯罪预防的启示 |
| ㈠从“女权主义”分析女性犯罪原因 |
| ㈡改变女性的依附从属地位 |
| ㈢增强女性的个人能力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的目的、意义 |
| 1.2.1 选题的目的 |
| 1.2.2 选题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2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的资源与形态 |
| 2.1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概述 |
| 2.1.1 交警文化 |
| 2.1.2 高速交警文化 |
| 2.1.3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 |
| 2.1.4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的特点 |
| 2.1.5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的功能 |
| 2.2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的资源 |
| 2.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
| 2.2.2 山西红色文化资源 |
| 2.2.3 山西地域文化资源 |
| 2.2.4 交通行业文化资源 |
| 2.3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的基本形态 |
| 2.3.1 山西高速交警物质文化建设 |
| 2.3.2 山西高速交警行为文化建设 |
| 2.3.3 山西高速交警制度文化建设 |
| 2.3.4 山西高速交警精神文化建设 |
| 3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历程、亮点及成效 |
| 3.1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历程 |
| 3.1.1 初创阶段(1995 年—2002 年) |
| 3.1.2 形成阶段(2003 年—2012 年) |
| 3.1.3 发展阶段(2013 年至今) |
| 3.2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亮点 |
| 3.2.1 “牵手平安行”全民文明交通平安文化建设 |
| 3.2.2 以民意为导向的“亲民公安”文化建设 |
| 3.2.3 英模文化品牌建设 |
| 3.3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成效 |
| 3.3.1 确立了山西高速交警文化理念 |
| 3.3.2 形成了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格局 |
| 3.3.3 树立了山西高速交警文化特色品牌 |
| 3.3.4 铸就了“三晋高速文化铁军” |
| 4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1 理论上清醒度有待提升 |
| 4.2 领导的文化自觉有待加强 |
| 4.3 机制的明晰度有待增进 |
| 4.4 内容上地域特色有待鲜明 |
| 4.5 成果上精品量有待增加 |
| 5 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未来方向 |
| 5.1 挖掘山西高速交警文化资源,坚定高速交警文化自信 |
| 5.1.1 重视文化精神传承,厚植高速交警文化底蕴 |
| 5.1.2 弘扬高速交警文化传统,恪守文化建设共时规则 |
| 5.1.3 汲取地域文化资源,做精特色文化项目 |
| 5.1.4 提升建设主体文化意识,增强高速交警文化自信 |
| 5.2 健全文化建设机制,深耕高速交警基层文化基础 |
| 5.2.1 优化文化设施,展示警营文化主题 |
| 5.2.2 深化警务公开,和谐警民关系 |
| 5.2.3 推进文化暖警,激发工作潜能 |
| 5.3 研究文化建设规律,培育高速交警高质人才队伍 |
| 5.3.1 重视挖掘高警文化人才,建设高警文化人才队伍 |
| 5.3.2 加大文化人才引进力度,不断创新人才培养体制 |
| 5.3.3 积极提供服务,完善人才管理机制 |
| 5.4 制定文化建设规划,打造高速交警文化精品 |
| 5.4.1 以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创作 |
| 5.4.2 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
| 5.4.3 拓展警社合作途径,打造文化精品 |
| 5.5 健全考核评价体系,积聚未来发展动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情况 |
| 三、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四、有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第一章 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确立的理论背景 |
| 第一节 警察机关的功能与环境保护 |
| 一、从警察的起源看警察的功能 |
| 二、现代警察机关与警察权的特有功能 |
| 三、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环境管制)与警察权 |
| 四、现代警察机关是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法定承担者 |
| 第二节 警察权介入环境保护的正当性 |
| 一、国家安全观的演进与警察机关的任务 |
| 二、维护环境生态秩序—现代警察机关任务的拓展 |
| 三、维护公民环境权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应有之意 |
| 四、对警察权介入环境保护隐忧的回应 |
| 第三节 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的内涵与本质 |
| 一、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的内涵 |
| 二、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的本质 |
| 第四节 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
| 一、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的客观性 |
| 二、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的主观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环境警察制度建立的现实基础—警察执法生态化 |
| 第一节 国家环境治理与警察执法生态化 |
| 一、国家环境治理的目标--生态文明 |
| 二、国家环境治理现代化中警察机关的作用 |
| 三、警察执法生态化及其意义 |
| 四、警察执法生态化的表现 |
| 第二节 警察执法生态化的理论基础与条法依据 |
| 一、警察执法生态化的理论基础 |
| 二、我国环境法治的状况与公安执法依据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公安机关环境执法的历史与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历史上我国警察机关环境保护功能的萌芽与发展 |
| 一、近现代警察机关环境保护职能的萌芽 |
| 二、民国时期旧政府警察机关的环境保护功能的拓展 |
| 三、解放区时期警察机关的环境保护职能 |
| 四、新中国成立后警察机关的环境保护职能及变迁 |
| 第二节 我国当前公安机关环境安全执法的总体状况 |
| 一、公安机关对于自身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定位认识不清 |
| 二、公安民警缺乏环境保护法律意识及应有的执法能力 |
| 三、公安机关与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缺乏沟通机制 |
| 四、公安机关在环境执法中的物质保障匮乏 |
| 第三节 行业公安机关的环境执法—以森林公安环境执法为代表的考察 |
| 一、森林公安机关沿革与执法现状 |
| 二、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节 部分地方环境警察队伍的试建及其作用发挥 |
| 一、环境警察机制运行取得的初步成果 |
| 二、有待解决的问题 |
| 第五节 现实状况与问题带来的思考 |
| 一、切实树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环境保护意识 |
| 二、注重现有执法依据的完善及可操作性 |
| 三、着眼未来为我国环境警察的制度设计做好充分准备 |
| 小结 |
| 第四章 域外环境保护执法中警察权的行使及启示 |
| 第一节 西方发达国家警察权在环境保护中的行使 |
| 一、美国环保署EPA的完全警察权与地方环境警察的设置 |
| 二、欧洲主要国家环境监管中警察权的行使 |
| 第二节 俄罗斯及有关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中警察权的行使 |
| 一、俄罗斯环境警察的强势执法 |
| 二、有关发展中国家环境警察发展方兴未艾 |
| 第三节 域外国家环境保护中警察权行使对我国的启示 |
| 一、警察机关在获得情报与数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
| 二、警察机关的介入避免了打击环境违法与犯罪的责任分散 |
| 三、可以借助国际警务合作机制提升打击环境犯罪的优先等级 |
| 四、基于国情环境警察体制、职责及执法手段上特点纷呈 |
| 小结 |
| 第五章 建构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的本土设想 |
| 第一节 环境警察制度的定位 |
| 一、在我国环境监管中的基本定位 |
| 二、在环境司法中的定位 |
| 三、在执法功能上的定位 |
| 第二节 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的表现形式与基本结构 |
| 一、环境警察制度的表现形式 |
| 二、环境警察制度的基本结构 |
| 第三节 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的创设宗旨与基本原则 |
| 一、创设宗旨 |
| 二、基本原则 |
| 第四节 我国环境警察的设置模式 |
| 一、环保部门主导的模式 |
| 二、公安机关主导模式 |
| 三、联合协作模式 |
| 四、由森林公安整建制划转模式 |
| 第五节 我国环境警察的职责权限及主要制度 |
| 一、环境警察的职责权限 |
| 二、环境警察的主要制度 |
| 第六节 我国环境警察主管案件的范围 |
| 一、确定主管案件范围的标准 |
| 二、正确处理环境监管权与警察权的关系 |
| 三、环境警察主管的案件 |
| 第七节 我国环境警察的执法手段及程序 |
| 一、环境警察的执法手段 |
| 二、环境警察的执法程序 |
| 第八节 对环境警察的监督及执法责任 |
| 一、明确监督的方式与路径 |
| 二、规定环境警察执法责任 |
| 小结 |
| 结语 在国家治理中探寻一条护卫环境安全与秩序的路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8）公安政治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政治传播研究 |
| 1.2.2 国内公安政治传播研究 |
| 1.2.3 国外警察政治传播研究 |
| 1.2.4 小结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政治传播 |
| 1.3.2 公安政治传播 |
| 1.3.3 其他相关概念辨析 |
| 1.4 研究架构及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及不足 |
| 2 公安政治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借鉴 |
| 2.1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指导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的经典论述 |
| 2.1.2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中国化的最新发展 |
| 2.2 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借鉴 |
| 2.2.1 政治传播结构要素理论 |
| 2.2.2 政治传播效果理论 |
| 2.3 小结 |
| 3 公安政治传播的历史演进 |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公安政治传播(1927-1949) |
| 3.1.1 战时民众力量动员与对敌舆论宣传 |
| 3.1.2 革命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 |
| 3.2 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公安政治传播(1949-1978) |
| 3.2.1 意识形态为主的传播理念 |
| 3.2.2 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 |
| 3.3 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公安政治传播(1978-2012) |
| 3.3.1 为改革开放营造安全稳定的舆论氛围 |
| 3.3.2 改革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 |
| 3.4 新时代的公安政治传播(2012- ) |
| 3.4.1 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传播导向 |
| 3.4.2 治理语境中的公安政治传播新趋势 |
| 3.5 总结评述 |
| 3.5.1 权威合法性谋求模式的演变规律 |
| 3.5.2 公安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 |
| 3.5.3 公安政治传播的特殊性 |
| 4 公安政治传播的功能目标与传播体系 |
| 4.1 公安政治传播的功能目标 |
| 4.1.1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
| 4.1.2 巩固公安机关的社会治理权威合法性基础 |
| 4.1.3 塑造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形象 |
| 4.2 传播体系之主体：公安政治传播的制度安排 |
| 4.2.1 公安政治传播制度安排中的上级主体 |
| 4.2.2 中央公安政治传播部门 |
| 4.2.3 地方公安政治传播部门 |
| 4.2.4 公安政治传播主体的协同-会同输出结构 |
| 4.3 传播体系之渠道：媒介维度的公安政治传播 |
| 4.3.1 组织传播通道 |
| 4.3.2 媒介通道 |
| 4.4 传播体系之受众：社会维度的公安政治传播 |
| 4.4.1 作为自主性力量的公众舆论 |
| 4.4.2 公安政治传播舆论领袖 |
| 4.5 小结 |
| 5 公安政治传播的运行过程 |
| 5.1 公安政治传播的实际运行 |
| 5.1.1 主动发起与被动应对 |
| 5.1.2 公安新闻发布制度 |
| 5.1.3 警务危机舆情处置 |
| 5.2 公安政治传播的实际载体：政治话语 |
| 5.2.1 文本分析：《人民公安报》政治话语的大数据分析 |
| 5.2.2 词云图分析 |
| 5.2.3 热词分析 |
| 5.2.4 公安政治传播的政治话语特征 |
| 5.3 公安政治传播的效果评估 |
| 5.3.1 民意测验 |
| 5.3.2 宏观政治治理效果 |
| 5.4 小结 |
| 6 新时代公安政治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1 公安政治传播外部环境的变迁 |
| 6.1.1 安全环境的变化 |
| 6.1.2 媒介环境的变化 |
| 6.2 公安政治传播体系面临的挑战 |
| 6.2.1 公安政治传播的权威性面临挑战 |
| 6.2.2 公众对警察政治价值认识存在偏颇 |
| 6.2.3 组织渠道的传播效果弱化 |
| 6.2.4 受众特征变化带来的挑战 |
| 6.2.5 政治话语缺乏创新 |
| 6.3 小结 |
| 7 公安政治传播的优化与创新 |
| 7.1 重新定位理念目标 |
| 7.1.1 构建以“程序——法理”为中心的权威合法性谋求模式 |
| 7.1.2 理顺公安机关、媒体、公民权利与义务关系 |
| 7.2 优化传播体系 |
| 7.2.1 弥补组织传播效果的不足 |
| 7.2.2 促进公安媒体资源的融合 |
| 7.2.3 理顺官方民间舆论场分化 |
| 7.3 创新传播模式 |
| 7.3.1 政治传播话语体系的创新 |
| 7.3.2 涉警舆情处置能力的提升 |
| 7.3.3 传播内容产生机制的优化 |
| 7.4 提升传播效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1949-2000年中国公安政治传播相关工作条目列表 |
| 附录B《人民公安报》头版2005年-2016年高频新闻主题词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研究 ——以太原市公安局S分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
| 1.1 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背景 |
| 1.1.1 社区警务的由来 |
| 1.1.2 社区警务建设对传统警务建设的突破 |
| 1.1.3 社区警务建设是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
| 1.2 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意义 |
| 1.2.1 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理论意义 |
| 1.2.2 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实践意义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太原市公安局S分局社区警务建设发展历程与成效 |
| 2.1 社区警务建设探索阶段及成效 |
| 2.1.1 探索阶段 |
| 2.1.2 探索阶段的成效 |
| 2.2 正式进入社区警务建设发展时期及成效 |
| 2.2.1 正式进入社区警务建设发展时期 |
| 2.2.2 正式进入社区警务建设发展时期成效 |
| 2.3 社区警务建设在社区和农村全面实施阶段及成效 |
| 2.3.1 全面实施阶段 |
| 2.3.2 全面实施阶段成效 |
| 第三章 太原市公安局S分局目前社区警务建设存在的问题 |
| 3.1 部分群体社区警务建设理念陈旧 |
| 3.1.1 社区警务建设理念尚未深入群众心中 |
| 3.1.2 部分社区民警“服务群众”理念淡薄 |
| 3.1.3 社区民警创新意识匮乏 |
| 3.2 保障机制亟待完善 |
| 3.2.1 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 |
| 3.2.2 缺乏健全的物质保障 |
| 3.2.3 缺乏完善的警力保障 |
| 3.3 考核机制落后 |
| 3.3.1 考核指标因循守旧,机械僵化 |
| 3.3.2 绩效考核指标系统性不强 |
| 3.3.3 绩效考核结果的运用不佳 |
| 第四章 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建议 |
| 4.1 转变社区警务建设理念 |
| 4.1.1 强化“社区治理,人人有责”理念 |
| 4.1.2 深化“服务群众,从我做起”理念 |
| 4.1.3 明确“突破传统,勇于创新”理念 |
| 4.2 健全警务保障机制 |
| 4.2.1 健全必要的法律保障机制 |
| 4.2.2 完善物质保障机制 |
| 4.2.3 完善警力保障机制 |
| 4.3 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 |
| 4.3.1 绩效考核指标要与时俱进 |
| 4.3.2 增强绩效考核指标系统性 |
| 4.3.3 有效运用绩效考核结果 |
| 4.4 创新社区警务方式方法 |
| 4.4.1 全力推进大数据实现社区警务建设的高效整合 |
| 4.4.2 打造智慧社区 |
| 4.4.3 推进掌上警务室 |
| 4.4.4 实现2+1+N社区警务模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人民警察应该走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列（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2]论当代中国警务模式之嬗变与重构[D]. 胡建刚. 南京大学, 2014(05)
- [3]中国大陆地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D]. 张凯.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4]服刑人员思想矫正研究[D]. 薛惠.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6)
- [5]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D]. 陈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山西高速交警文化建设研究[D]. 刘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0)
- [7]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研究[D]. 邢捷. 武汉大学, 2015(07)
- [8]公安政治传播研究[D]. 房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9(09)
- [9]推进公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是一项跨世纪的光荣使命——关于公安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J]. 李仲秋,郑元恩. 公安论坛, 1997(02)
- [10]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研究 ——以太原市公安局S分局为例[D]. 张敏. 山西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