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矿产资源经济区划研究的模糊数量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董锁成,Boldanov Tamir,厉静文,杨洋,李富佳,夏冰,郑吉,Bazarzhapov Tcogto[1]（2021）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生态经济区划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划是地理学认识地理环境地域分异规律和优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有效手段。本文首先借鉴已有研究,对区域生态经济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及生态经济区划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生态经济区划原则。其次,通过设计两级生态经济区划方案,首次对中蒙俄三国重要的经济增长轴带"中蒙俄经济走廊"这一国际区域进行了生态经济区划探索研究。基于研究区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经济开发强度等人文经济要素,首先将研究区划分为6类生态经济区。通过引入人均环境污染物产生量、土地利用类型、产业结构、人均GDP、城镇化率等具体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指标,进一步将研究区细化为19类生态经济亚区。最后,综合对比分析各类生态经济亚区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特征及地域分异规律,贯彻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其确定为优化发展区、重点发展区和保育发展区3类,并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区的绿色发展建议。本研究将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绿色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提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朱晓强[3]（2020）在《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研究 ——以大兴安岭中南段为例》文中认为矿产资源基地是矿业经济的主要载体,能够统筹矿产资源集中勘查开发、保证矿物原料高效生产利用和促进下游产业集聚,从而保障国家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然而,我国矿产资源基地只有名称没有边界,导致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时没有充分考虑资源基地的空间位置,这既压缩了矿业活动范围,也不利于矿政管理以及“三区三线”的划定。因此,急需开展矿产资源基地的划界与综合评价研究,明确基地的边界,为将矿产资源基地纳入我国“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实现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双赢。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区位论、矿产资源安全、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为基础,对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进行了深入研究。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取得的成果如下:1.界定矿产资源基地的内涵并进行了分类,明确基地划界的原则、依据和方法,建立了划界理论框架。2.从地质资源、技术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构建了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提出了适用于划界的7个指标和适用于综合评价的15个二级指标。3.从基地、重点区和限制区、核心区三个层次构建矿产资源基地划界等级体系,提出了我国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方案。4.以大兴安岭中南段有色金属资源基地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以研究区所在的大兴安岭Sn-Cu-Pb-Zn-Ag-Au-Nb-Ta矿床Ⅲ级成矿带为依据,分析区域断裂构造、成矿规律、矿床分布等信息,初步划定基地边界。在对划界指标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运用GIS核密度分析和空间叠置法确定矿产资源密集区,并结合断裂构造、化探异常等要素修正基地的边界。综合考虑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因素,最终确定大兴安岭中南段有色金属基地的边界。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划定的基地进行评价,结合实际情况,认为基地边界划定合理。最后,提出管理政策建议,为制定差别化矿政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孟令冉[4]（2020）在《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耦合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发展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保障乡村生态系统健康,促进乡村功能协调是保护乡村本底、改善乡村生活、增进农民福祉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同时也是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突出矛盾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结合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实地调研数据和年鉴统计等数据,采用RS、GIS空间分析、模型评价、地理探测、拟合诊断和统计分析等技术方法,归纳完善了乡村生态系统构成与理论框架,对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演变及其空间格局特征,县域、镇域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其时空分异,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特点、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及其耦合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实地调研梳理凝练了不同类型乡村发展模式,提出了乡村空间优化策略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明确了乡村生态系统的概念,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全面分析了乡村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与功能。梳理总结了乡村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从地理学的范畴归纳了乡村生态系统研究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乡村生态系统研究的综合理论框架。在研究区乡村发展背景方面,以乡村发展历史脉络为主线理清了江苏省乡村发展的生态过程及其响应特征。首先,根据全生命周期理论将江苏省乡村发展过程划分为5个不同阶段,剖析了江苏省乡村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演化特征。然后,从农业资源区划、经济区划视角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人口、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等生态系统多要素发展现状及空间分异,总结了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的响应特征。（2）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构建了县域、镇域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框架和评价模型,提出了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等级划分与类型识别方法,剖析了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其时空分异特征。2015年,江苏省57个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总体得分介于0.6856-0.8818之间,健康状况总体较好,自北向南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异特征。乡村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各子系统健康等级空间分布集聚性较好,团簇分布明显。在13种不同健康类型中,健康型县域主要分布在苏南和苏中地区,非健康型则以苏北县域为主,区域社会经济水平对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影响最为显着。就镇域尺度来看,1984-2017年,吴中区乡村发展总体表现出由工业主导型到农业主导型并逐渐向服务主导型转变的历史发展路径。各镇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得分在0.5562-0.8417之间,总体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乡村景观和自然子系统是造成近年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得出,不同发展类型乡村生态系统健康驱动因子与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类型具有显着一致性,说明城镇化过程中随着乡村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乡村性质和功能正逐渐衰退。（3）构建了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评价体系、评价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剖析了江苏省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特征,揭示了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的耦合机理与作用机制。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总体较弱,处于良性耦合的发展阶段,但乡村“三生”功能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一般,多以初级和中级协调为主,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乡村生活功能对乡村“三生”功能的影响最为显着。相比而言,吴中区各镇域乡村“三生”功能总体呈逐渐增强趋势,但乡村生产、生态功能相对较弱,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相对较好,发展较为均衡。基于此,选取地理探测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测度了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拟合关系,构建了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理论框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耦合”与“内部要素-功能-系统层级耦合”两方面剖析了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的耦合机理。同时,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和原理,构建了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动力模型,揭示了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主要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4）梳理凝练了不同类型乡村发展模式,提出了乡村生态空间优化策略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路径。首先,根据江苏省乡村自然资源要素、地貌类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历史文化等特点选取24个典型调研乡村并划分为5种类型,分析了不同类型乡村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空间格局特征,并以乡村产业结构为依据将江苏省乡村发展模式归纳凝练为3大类、8个亚类,总结了不同模式乡村发展的特点。然后,围绕乡村居民生产、生活基本情况,政策认知,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发展预期4个方面,以乡村居民为主体,分别对江苏省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5个典型乡村开展调查问卷与访谈,剖析了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分别从功能协调和产业融合层面提出了乡村生态保护与空间优化策略和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路径。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是系统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以乡村自然要素为代价的社会经济提升必然会导致乡村功能失调和景观退化。本文以乡村生态系统综合理论框架为指导,创新性地构建了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框架与评价模型,剖析了县域、镇域不同尺度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时空演变特征,揭示了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的耦合机理与作用机制,并通过实地调研凝练了不同类型乡村发展模式,提出了契合实际的乡村生态空间优化策略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路径。本文研究为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提供了可行性的思路与方法,研究结果对于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宋栋梁[5]（2020）在《青海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区划评价》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推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管理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首要地位。同时,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国际地缘政治、资源民族主义等影响,我国矿产资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复杂形势下如何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提高矿产资源自我供给能力,成为新时代矿产资源管理研究者的重要课题。矿产资源区划是指导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调整矿业规划布局,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要手段。开展青海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区划评价研究,既是对青海省“十三五”矿产资源规划分区效果的总结,也为青海省“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分区体系提供依据,是科学规划的体现。本文通过对青海省矿产资源概况以及矿产资源区划理论的研究,系统评估了青海省“十三五”期间矿产资源规划分区实施情况,并对规划分区效果做出总结。同时结合当前自然资源管理要求,总结青海省“十三五”矿产资源规划分区优缺点,提出青海省“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分区体系,并针对规划分区提出管理建议。论文取得的成果如下:1.对矿产资源区划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系统梳理了矿产资源区划概念内涵、原理、方法。结合当前自然资源管理新理念新方针以及“十三五”青海省矿产资源规划分区评估结果,提出“十四五”青海省矿产资源规划分区体系,包括战略引导布局、重点工作布局、勘查开采区划等。2.利用GIS叠加分析功能系统评估了青海省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分区实施效果,分析了青海省能源资源基地、重点矿区、对国民经济有重要价值矿区、禁止开采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实施效果。结果表明青海省“十三五”期间,新设探矿权、采矿权大部分位于规划分区范围,分区实施效果良好,为“十四五”青海省矿产资源区划奠定了基础。3.根据“十四五”青海省矿产资源规划分区体系,“十四五”期间,提出在青海省划定能源资源基地、重点矿区、储备保护区、重点勘查区、矿区生态重点修复区、砂石资源集中开采区等。并针对规划分区提出具体的政策管理建议。
周强[6]（2019）在《广西红水河流域生态经济区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广西红水河流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同时其地理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不均衡且整体发展水平较低。长期以来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造成该区域人地关系紧张,土地石漠化、水资源季节性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如何从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求因地制宜的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科学合理地经营区域复合生态经济系统,成为广西红水河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所面临的重要任务。生态经济区划是以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相统一为目标,根据区域自然环境特征和经济发展特征,将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生态经济区,为地区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土综合整治提供科学依据,以促进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是从地跨20个县域的中等尺度范围对岩溶贫困山区进行的生态经济区划探究。根据研究区特点,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方法进行分区。首先,依据区域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分异特征,根据区域气候带的差异和发生学统一性原则,采用“自上而下”的区划方法对研究流域进行一级分区;其次,结合广西红水河流域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差异特征,充分考虑峰丛洼地面积比、人均糖料产量等区域特色指标,构建区划指标体系,采用SPSS软件的系统聚类分析法对研究区“自下而上”划分。最后,结合一级分区和系统聚类分区结果,对流域进行二级生态经济区划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生态经济区划研究将研究区划分成为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互异的生态经济功能单元,有助于地方决策部门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提高当地经济及生态效益。（2）结合统计分析与实地调研成果,完成区划指标体系构建,通过实地考察、文献调研、遥感解译等方法获取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然后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划方法实现对研究区的一级和二级生态经济区划分。（3）根据纬度地带性分异和非纬度地带性分异特征将研究区划分成为三个一级生态经济区,分别为桂西中亚热带自然生态经济区、桂西南亚热带自然生态经济区和桂东南亚热带自然生态经济区。（4）依据区划的指标选取原则,充分考虑研究区自然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特征,共选取24个代表性指标构建广西红水河流域生态经济区划指标体系。运用SPSS软件对流域20个县域的24项指标数据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得到系统聚类分区结果。结合一级分区和系统聚类分区结果完成二级分区,将广西红水河流域划分为桂西林牧生态经济功能区（Ⅰ1）、桂西农林生态经济功能区（Ⅰ2）、桂西农牧及喀斯特旅游生态经济功能区（Ⅰ3）、桂西工农矿产业生态经济功能区（Ⅰ4）、桂西民俗风情旅游生态经济功能区（Ⅱ1）、桂西林牧及特色文化旅游生态经济功能区（Ⅱ2）、桂西绿色农业、循环工业生态经济功能区（Ⅱ3）、桂东现代工农产业和山水旅游生态经济功能区（Ⅲ1）等8个生态经济功能区。（5）根据分区结果及各区发展现状和资源优势特征,对8个生态经济功能区的定位发展方向逐一进行分析讨论。结果表明,8个生态经济功能区在发展中资源禀赋互有差异,发展的优势产业各有不同,因此需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分区管理的发展对策,以促进各分区以及整个广西红水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李明[7]（2018）在《汉中市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是保障矿产资源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市县级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对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以汉中市为对象开展市县级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市县级综合区划的主要内容、任务和方法,对汉中市未来的矿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展开研究,以县域行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SPSS联合算法和改进的BP神经网络算法对研究区进行了指标评级,通过对比两种方法的分区结果,选择联合算法的结果作为汉中市最终的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结果,在制定区划方案的基础上对汉中市未来的矿产资源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获得以下结论:（1）本文认为市县级区划属于矿产资源综合区划二级区划研究范畴,研究中应注重区域特色,开展适合区域发展特色的综合区划。（2）通过总结归纳系统分析建立了以矿产资源协调发展为目标,囊括资源基础、综合开发状况、生态基础以及经济开发水平四个准则层的市县级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评价体系、区划模型以及评判模型。（3）以汉中市为研究对象,应用联合算法和改进的BP神经网络方法两种方法对研究区以县为基本研究单元进行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评价与分级,两种方法匹配度分别为93.86%和83.3%,通过改进的BP算法匹配度提升了近30%。通过对比,最终确定使用联合算法的区划分级结果作为最终区划结果。（4）总结完成了汉中市的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方案,划分出三类七个发展区。在此基础上从基础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三个方面对汉中市矿产资源发展提出发展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点:一是确定了市县级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主要内容、任务和方法;二是改进了传统的BP神经网络进行区划的模型,通过扩容样本和增加指标内容提升了分区准确率近30%;三是建立了市县级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模型和判断模型,将限制发展区进行分类划分,改变了一般开发区的划分标准,使得区划结合区域资源特点更具地区特色。
赵枝琳[8]（2017）在《主体功能区视野下的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研究》文中指出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互动关系日趋增强的时代背景下,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一方面对省域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职业教育主动服务并推动区域主体功能建设。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国内外专家学者、行政管理人员、社会公众更多聚焦于就教育论教育的问题诊断和对策探讨,系统考量职业教育所处区域功能定位下的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总体上为数甚少且缺乏区域针对性。我们认为,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提出、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制定,既为云南职业教育的整体规划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云南职业教育分区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云南职业教育的空间布局、层次结构、专业结构、形式构成如何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相适应,是云南职业教育发展急需探索解决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基于地理学、教育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式,综合运用空间结构理论、人地关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关系、区域规划理论等,首先,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云南定位、云南省的地理环境特征、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云南省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四个方面,分析梳理了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的客观基础;其次,运用区域规划相关理论,遵循地理区划的一般原则,结合职业教育发展特点,提出了云南职业教育区划的特殊原则;再次,运用专家咨询法、主成分分析、GIS空间分析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建立了云南省职业教育发展分类评价指标,对云南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多样分类,在此基础上,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将多样分类结果转化为空间分区,并提出云南省职业教育分区的具体方案,划分为核心区、腹地区、扩展区、潜力区四种类型的区域;最后,针对云南省职业教育各分区,提出了不同分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系统的研究表明:（1）云南职业教育发展应主动对接,并全面适应区域主体功能区划要求和区域功能定位。要推动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建设,就要使得云南职业教育的空间布局、层次结构、专业设置、办学形式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经济发展布局、产业结构、人口分布相适应。这为云南职业教育的区划确立了新坐标。（2）云南职业教育分区是云南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云南自然/经济地理状况、云南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相交互的结果。各州市既有的职业教育发展差异为云南职业教育分区提供了可能,不同区域的自然与经济地理状况是云南职业教育区域划分的重要基础,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决定着云南职业教育区划及发展的方向。（3）云南职业教育总体可以分为四类区域,一是云南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区（昆明市）;二是云南职业教育发展的腹地区（曲靖市、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大理州、楚雄州、普洱市）;三是云南职业教育发展的扩展区（昭通市、临沧市、西双版纳州、保山市、德宏州）;四是云南职业教育发展的潜力区（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4）不同分区的职业教育发展应侧重不同的发展方向。Ⅰ类区域（核心区）:促进增长极的扩散作用,加快建设示范性职业院校,提升办学层次,加强专业建设,实行多元化办学,强化教师队伍建设。Ⅱ类区域（腹地区）:加大宏观调控,充分发挥行业和企业的参与作用,提高办学层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调整专业结构。Ⅲ类区域（扩展区）:加大职业教育投入,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建设特色专业,共享优质职业教育资源。Ⅳ类区域（潜力区）:增设文化产业相关专业,提升服务“三农”的能力,大力开展职业技术培训,促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共享。作为一个集地理学、教育学于一体的跨学科职业教育区划研究,本研究一方面丰富了主体功能区战略下区域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互动的相关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传统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的理论视角,同时还具有为相关职业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的现实意义。
王兆刚[9]（2016）在《基于效率分析的河北省铁矿资源开发利用区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矿产资源具有初始禀赋的有限性和消耗的不可逆性,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限的资源供给与大量的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划研究,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是节约资源与增强保障能力的重要途径,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也有利于实施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在阐明区位理论和效率理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划指导作用的基础上,将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社会因素、资源因素、生态环境因素作为影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因素和一级指标,选取矿山企业注册资金、矿山企业从业人员、废石当年排放量、年产矿石量、矿山企业工业总产值等作为二级指标,构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划指标体系。引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在决策单元中找出相对有效决策单元,借鉴广义DEA以样本单元为参照标准的方式,把相对有效决策单元作为样本单元,以此为参照标准,以样本前沿面为有效前沿面,通过移动因子d的改变实现样本前沿面的移动,对剩余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和分类,以此过程为基础,构建基于效率分析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划模型。以河北省43个铁矿资源相关县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43个县市的铁矿资源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分为四个类别,阐述其空间分布特点和区划结果的合理性。最后,按照第二类提升为第一类、第三类提升为第二类、第四类提升为第三类的目标,为各县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同时对第一类弱有效地区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以期在稳步发展的基础上,有效提高河北省各县市铁矿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杨博[10]（2016）在《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提出,矿产资源管理和矿业发展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如何保障资源安全战略和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是当前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相关学者研究的热点。矿产资源规划作为落实资源保障、矿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及生态保护的重要平台和抓手,在保障矿产资源可持续供给、节约与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及保护地质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矿产资源具有“资源”和“生态”的双重属性,其开发和部署必须遵循自然和经济规律,统筹兼顾经济、产业、生态、环保等要素,需要进行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引导矿产资源合理布局,建立分区管理制度。因此,新一轮矿产资源规划要求开展将矿产资源基础、开发条件、生态约束、区域发展需求等各因素整合起来的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并以综合区划成果为基础,统筹协调区域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明确矿业发展方向,调控资源勘查开发重点和时序,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并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工作,因此,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是矿产资源区划、矿产资源规划和资源管理学科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具有开创意义。本文以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和方法为基本研究目标,开展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研究,并以甘肃省矿产资源为例进行验证。其成果可为区域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与保护和差别化的空间管制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论文研究成果如下：一是对区划、综合区划及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进行综述研究,建立了矿产综合区划相关概念内涵,分析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基础,明确了矿产资源综合区划4大原则和3大主要任务,初步建立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框架,构建了包括宏观层面的I级区划、中观层面的II级区划和微观层面的III级区划的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等级体系。二是开展了矿产资源综合区划II级区划分区研究,通过分析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影响因素,构建II级区划的指标体系和判别模式,并开展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方法研究,提出采用主成分聚类法、BP神经网络及SOFM神经网络的两类三种分类方法对矿产资源综合区划II级区划进行分类研究。以甘肃省矿产资源为例,以县域为基本划分单元,对甘肃省矿产资源II级区划进行实证研究,对II级区划的指标体系和分类方法进行验证,形成甘肃省矿产资源II级区划分区成果。三是提出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方案,并对I级区划和II级区划开展具体划分,针对每类分区提出具体的管理政策建议。另外,对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发展情况做出了展望。本文的特色和创新点如下：一是针对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的理论不足这一紧迫问题,首次对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初步建立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框架,构建了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等级体系,对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二是构建了矿产资源综合区划II级区划的评价指标体系,即包括资源条件、开发基础、生态条件和经济发展等4个准则层,12项评价指标,24项基础指标,并构建了Ⅱ级区划的判别模式。三是通过实证研究,对矿产资源综合区划II级区划指标体系及方法进行了验证,提出了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方案,及差别化的空间管理政策建议。该成果可为“分级分类分区”管理矿产资源提供决策参考,也为甘肃省矿产资源规划编制提供理论依据。
二、矿产资源经济区划研究的模糊数量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矿产资源经济区划研究的模糊数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蒙俄经济走廊生态经济区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生态经济区划研究综述 |
| 2.1 生态经济区划研究演进 |
| 2.2 生态经济区划原则 |
| 2.3 生态经济区划方法 |
| 3 研究区域概况、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2 技术路线及区划指标体系 |
| 3.2.1 生态经济区区划指标体系 |
| 3.2.2 生态经济亚区区划指标体系 |
| 3.3 研究方法 |
| 3.4 数据来源 |
| 4 结果分析 |
| 4.1 生态经济区 |
| 4.1.1 要素分布格局及地域分异规律 |
| 4.1.2 区划结果 |
| 4.2 生态经济亚区 |
| 4.2.1 要素分布格局及地域分异规律 |
| 4.2.2 区划结果 |
| 4.3 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建议 |
| 5 结论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研究 ——以大兴安岭中南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区划理论研究现状 |
| 1.2.2 矿产资源区划研究现状 |
| 1.2.3 保护区与矿产资源基地研究现状 |
| 1.2.4 划界与综合评价方法研究现状 |
| 1.2.5 存在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工作量 |
| 1.6 创新点 |
| 第2章 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理论框架 |
| 2.1 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区位理论 |
| 2.2.3 区域产业集聚理论 |
| 2.2.4 矿产资源安全理论 |
| 2.2.5 地域分工理论 |
| 2.2.6 综合评价理论 |
| 2.3 理论框架 |
| 2.3.1 划界原则 |
| 2.3.2 划界依据 |
| 2.3.3 划界方法 |
| 第3章 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 |
| 3.1 影响因素 |
| 3.1.1 资源 |
| 3.1.2 技术经济 |
| 3.1.3 环境 |
| 3.2 指标构建原则 |
| 3.3 指标的选取和解释 |
| 3.3.1 划界指标的选取 |
| 3.3.2 综合评价指标的选取 |
| 3.3.3 指标的解释 |
| 3.4 指标的标椎化 |
| 3.5 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型 |
| 3.5.1 层次分析法(AHP) |
| 3.5.2 模糊综合评价法(FCE) |
| 第4章 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方案 |
| 4.1 基地分类 |
| 4.2 基地划界等级体系构建 |
| 4.3 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方案 |
| 第5章 大兴安岭中南段有色金属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 |
| 5.1 研究区概况 |
| 5.1.1 自然地理条件 |
| 5.1.2 地质调查工作程度 |
| 5.1.3 地质资源条件 |
| 5.1.4 生态环境条件 |
| 5.1.5 技术经济条件 |
| 5.2 基地划界 |
| 5.2.1 划界指标权重 |
| 5.2.2 划界指标标准化 |
| 5.2.3 基地划界 |
| 5.3 基地综合评价 |
| 5.3.1 综合评价指标权重 |
| 5.3.2 指标数据资料处理 |
| 5.3.3 综合评价 |
| 5.4 勘查开发布局 |
| 第6章 矿产资源基地管理政策建议 |
| 6.1 统一管理政策建议 |
| 6.2 差别化管理政策建议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耦合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乡村生态系统构成与理论框架 |
| 2.1 乡村生态系统的结构 |
| 2.2 乡村生态系统的特征 |
| 2.3 乡村生态系统的功能 |
| 2.4 乡村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演变及其空间格局特征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2 乡村发展历史脉络及其演变特征 |
| 3.3 乡村生态系统发展现状及其空间分异 |
| 3.4 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响应与问题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复合评估框架的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
| 4.1 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框架与分析方法 |
| 4.2 江苏省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得分与空间梯度特征 |
| 4.3 江苏省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空间分布特征 |
| 4.4 江苏省县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类型划分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不同发展类型典型镇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演变 |
| 5.1 典型镇域研究的目的与选取依据 |
| 5.2 镇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框架与分析方法 |
| 5.3 吴中区土地利用及乡村发展类型时空演变特征 |
| 5.4 吴中区镇域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时空演变特征 |
| 5.5 吴中区乡村生态系统健康与乡村发展类型关系及影响因子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三生”功能视角的乡村生态系统耦合机制分析 |
| 6.1 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过程分析 |
| 6.2 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评价体系与耦合分析方法 |
| 6.3 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时空分异特征 |
| 6.4 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析 |
| 6.5 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 |
| 6.6 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三生”功能耦合机制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江苏省乡村发展模式与生态系统健康调控 |
| 7.1 不同类型乡村发展调研与模式凝练 |
| 7.2 村民认知的乡村发展问题分析 |
| 7.3 功能协调的乡村生态保护与空间优化策略 |
| 7.4 产业融合的多尺度乡村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青海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区划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依据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对象及现状 |
| 1.2.1 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及交通 |
| 1.2.2 自然地理概况 |
| 1.2.3 青海省矿产资源概况 |
| 1.2.4 青海省生态红线范围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综述 |
| 1.3.1 矿产资源区划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矿产资源区划国内研究进展 |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与规划布局理论研究 |
| 2.1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 |
| 2.1.1 区域成矿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资源安全理论 |
| 2.1.4 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 |
| 2.2 矿产资源规划布局理论 |
| 2.2.1 资源地理学理论 |
| 2.2.2 地域分工理论 |
| 2.2.3 资源配置理论 |
| 2.3 矿产资源区划评估方法理论 |
| 第3章 青海省“十三五”矿产资源规划分区评估 |
| 3.1 评估方法及指标 |
| 3.1.1 评估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 |
| 3.1.3 评估指标 |
| 3.2 能源资源基地 |
| 3.2.1 青海省能源资源基地总体情况 |
| 3.2.2 青海省能源资源基地评估结果 |
| 3.3 重点勘查区 |
| 3.3.1 青海省“十三五”重点勘查区总体情况 |
| 3.3.2 “十三五”重点勘查区实施效果 |
| 3.4 重点矿区 |
| 3.4.1 国家规划矿区 |
| 3.4.2 省级重点矿区 |
| 3.4.3 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 |
| 3.5 禁止开采区 |
| 3.6 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 |
| 3.6.1 重点治理区概况 |
| 3.6.2 重点治理区实施情况 |
| 3.7 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
| 3.7.1 青海省“十三五”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目标 |
| 3.7.2 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实施情况 |
| 第4章 青海省“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分区体系 |
| 4.1 矿产资源规划分区体系调整的必要性 |
| 4.2 “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分区的立足点 |
| 4.2.1 以矿产资源特性为基础前提 |
| 4.2.2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方向 |
| 4.2.3 以资源安全保障为根本目标 |
| 4.2.4 以空间规划体系为基本依据 |
| 4.2.5 以“管”“用”的实施手段为基本要求 |
| 4.3 矿产资源规划分区坚持的原则 |
| 4.3.1 继承和发展相结合 |
| 4.3.2 引导与管制相结合 |
| 4.3.3 与相关规划衔接原则 |
| 4.3.4 可操作性原则 |
| 4.4 分区体系框架 |
| 第5章 青海省矿产资源规划分区管理建议 |
| 5.1 能源资源基地 |
| 5.2 国家规划矿区和重点矿区 |
| 5.3 储备保护区 |
| 5.4 重点勘查区 |
| 5.5 矿区生态重点修复区 |
| 5.6 砂石资源集中开采区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广西红水河流域生态经济区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4 数据来源 |
| 2 区域生态经济区划理论与方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
| 2.1.2 地域分异理论 |
| 2.1.3 协同发展理论 |
| 2.1.4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 区划方法 |
| 2.2.1 “自上而下”区划方法 |
| 2.2.2 “自下而上”区划方法 |
| 2.2.3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 |
| 2.2.4 基于GIS技术的综合功能区划方法 |
| 2.3 区划原则 |
| 2.3.1 生态经济系统性原则 |
| 2.3.2 相似性与差异性原则 |
| 2.3.3 区域共轭性原则 |
| 2.3.4 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原则 |
| 2.3.5 发生学的统一性原则 |
| 3 研究区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特征分析 |
| 3.1 研究区范围界定 |
| 3.2 自然地理特征 |
| 3.2.1 地质与地貌 |
| 3.2.2 水文条件 |
| 3.2.3 土壤类型 |
| 3.2.4 气候与植被 |
| 3.2.5 自然资源 |
| 3.3 经济社会发展特征 |
| 3.3.1 社会发展 |
| 3.3.2 经济发展 |
| 3.4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
| 3.4.1 土地石漠化 |
| 3.4.2 水资源短缺 |
| 4 广西红水河流域生态经济分区 |
| 4.1 生态经济分区方法 |
| 4.2 一级生态经济分区 |
| 4.2.1 一级分区的方法与步骤 |
| 4.2.2 一级分区结果 |
| 4.3 二级生态经济分区 |
| 4.3.1 聚类方法的选择 |
| 4.3.2 分区指标体系构建 |
| 4.3.2.1 指标的选取 |
| 4.3.2.2 指标体系构建 |
| 4.3.3 指标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
| 4.3.4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4.3.5 指标数据的聚类分析 |
| 4.3.6 二级分区结果 |
| 4.4 不同聚类法的比较 |
| 5 各区定位分析与发展对策 |
| 5.1 桂西中亚热带自然生态经济区 |
| 5.1.1 桂西林牧生态经济功能区(Ⅰ1) |
| 5.1.2 桂西农林生态经济功能区(Ⅰ2) |
| 5.1.3 桂西农牧及喀斯特旅游生态经济功能区(Ⅰ3) |
| 5.1.4 桂西工农矿产业生态经济功能区(Ⅰ4) |
| 5.2 桂西南亚热带自然生态经济区 |
| 5.2.1 桂西民俗风情旅游生态经济功能区(Ⅱ1) |
| 5.2.2 桂西林牧及特色文化旅游生态经济功能区(Ⅱ2) |
| 5.2.3 桂西绿色农业、循环工业生态经济功能区(Ⅱ3) |
| 5.3 桂东南亚热带自然生态经济区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工作总结 |
| 6.2 研究结论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的学术研究 |
| 致谢 |
（7）汉中市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区划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区划研究现状 |
| 1.3.3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现状 |
| 1.3.4 汉中市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相关工作进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与主体框架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主体框架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基础 |
| 2.1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区划与综合区划 |
| 2.1.2 区划与矿产资源区划 |
| 2.1.3 矿产资源区划与矿产资源综合区划 |
| 2.2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目标与内涵 |
| 2.2.1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总目标 |
| 2.2.2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内涵 |
| 2.3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框架 |
| 2.3.1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特征 |
| 2.3.2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原则 |
| 2.3.3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体系构架 |
| 2.3.4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的主要任务 |
| 2.4 本章小结 |
| 3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二级区划指标体系及区划模型的构建 |
| 3.1 影响因素及其分析 |
| 3.1.1 资源基础 |
| 3.1.2 综合开发状况 |
| 3.1.3 生态基础 |
| 3.1.4 经济发展水平 |
| 3.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2.1 构建原则 |
| 3.2.2 指标体系 |
| 3.3 指标评价和分级方法 |
| 3.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3.3.2 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
| 3.3.3 综合指数的计算 |
| 3.3.4 指标分析与分级方法选择 |
| 3.4 区划模型的构建 |
| 3.4.1 二级区划体系构建及依据 |
| 3.4.2 判断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4 汉中市矿产资源综合区划二级区划指标评价 |
| 4.1 研究区基本概况 |
| 4.1.1 汉中市矿产资源现状 |
| 4.1.2 汉中市经济发展基础 |
| 4.1.3 汉中地区数据的主要来源 |
| 4.2 基于联合算法的汉中市矿产资源综合区划二级区划分级 |
| 4.2.1 资源基础评价与分级 |
| 4.2.2 综合开发状况评价与分级 |
| 4.2.3 生态基础评价与分级 |
| 4.2.4 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与分级 |
| 4.2.5 基于联合算法的区划判别过程及结果分析 |
| 4.3 基于改进的BP神经网络方法的二级区划分级 |
| 4.3.1 改进的BP神经网络方法介绍与实施步骤 |
| 4.3.2 改进的BP神经网络方法评价结果 |
| 4.3.3 矿产资源综合评价分级结果分析 |
| 4.4 两种分区方法的比较与评价分析 |
| 4.4.1 两种方法比较分析 |
| 4.4.2 比较分析结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方案及对策建议 |
| 5.1 汉中市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方案 |
| 5.1.1 最终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结果分析 |
| 5.1.2 汉中市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方案 |
| 5.2 汉中市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对策建议 |
| 5.3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8）主体功能区视野下的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的述评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思路 |
| 1.5 研究的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的客观基础 |
| 3.1 客观基础Ⅰ: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的云南定位 |
| 3.2 客观基础Ⅱ:云南省的地理环境特征 |
| 3.3 客观基础Ⅲ: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
| 3.4 客观基础Ⅳ:云南省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
| 第4章 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的基本原则、主要方法与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
| 4.1 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的基本原则 |
| 4.2 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的主要方法 |
| 4.3 区划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
| 第5章 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的要素与方案 |
| 5.1 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的要素分析 |
| 5.2 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方案 |
| 第6章 云南省职业教育分区发展的思路 |
| 6.1 Ⅰ类区域:云南职业教育核心区 |
| 6.2 Ⅱ类区域:云南职业教育腹地区 |
| 6.3 Ⅲ类区域:云南职业教育扩展区 |
| 6.4 Ⅳ类区域:云南职业教育潜力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专家访谈问卷 |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基于效率分析的河北省铁矿资源开发利用区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矿产资源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进行高效利用 |
| 1.1.2 进行矿产资源合理区划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 |
| 1.1.3 高效利用矿产资源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 |
| 1.1.4 高效利用铁矿资源是河北省调整产业结构的支点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领域研究 |
| 1.2.2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划领域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划的理论基础 |
| 2.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划 |
| 2.2 区位理论 |
| 2.2.1 古典区位理论：成本决定论 |
| 2.2.2 近代区位理论：利润决定论 |
| 2.2.3 现代区位理论：综合决定论 |
| 2.2.4 区位理论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
| 2.3 效率理论 |
| 2.3.1 古典经济学的效率思想 |
| 2.3.2 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理论 |
| 2.3.3 效率理论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因素 |
| 3.1 经济因素 |
| 3.2 技术因素 |
| 3.3 社会因素 |
| 3.4 资源因素 |
| 3.5 生态环境因素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划指标体系 |
| 4.1 确立区划指标体系目标 |
| 4.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2.1 系统性原则 |
| 4.2.2 可行性原则 |
| 4.2.3 动态性原则 |
| 4.2.4 适用性原则 |
| 4.2.5 灵活性原则 |
| 4.3 指标体系构成 |
| 4.3.1 经济因素指标 |
| 4.3.2 技术因素指标 |
| 4.3.3 社会因素指标 |
| 4.3.4 资源因素指标 |
| 4.3.5 生态环境因素指标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效率分析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划模型 |
| 5.1 数据包络（DEA）分析 |
| 5.1.1 传统DEA模型 |
| 5.1.2 广义DEA及其用于效率评价的可行性 |
| 5.2 基于效率分析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划模型及过程 |
| 5.3 样本前沿面的移动过程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河北省铁矿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分析 |
| 6.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 决策单元相对效率评价 |
| 6.3 基于广义DEA的决策单元效率评价及分类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河北省铁矿资源开发利用区划 |
| 7.1 区划类型及特点 |
| 7.2 区划合理性分析 |
| 7.3 不同区划类型开发建议 |
| 7.3.1 第一类地区 |
| 7.3.2 第二类地区 |
| 7.3.3 第三类地区 |
| 7.3.4 第四类地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10）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对象及现状 |
| 1.2.1 矿产资源产业是甘肃省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
| 1.2.2 甘肃省生态环境压力巨大 |
| 1.2.3 甘肃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依然强劲 |
| 1.3 研究进展综述 |
| 1.3.1 区划理论研究进展 |
| 1.3.2 区划方法研究进展 |
| 1.3.3 综合区划研究进展 |
| 1.3.4 总体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1.5 论文总体框架及主要创新点 |
| 1.5.1 论文总体框架 |
| 1.5.2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框架及等级体系构建 |
| 2.1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概念界定 |
| 2.1.1 区划及矿产资源区划 |
| 2.1.2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 |
| 2.2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基础 |
| 2.2.1 自然地域分异规律理论 |
| 2.2.2 成矿规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区位理论 |
| 2.2.5 人地关系理论 |
| 2.2.6 资源安全理论 |
| 2.2.7 资源配置理论 |
| 2.2.8 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 |
| 2.2.9 地域分工理论 |
| 2.3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理论框架 |
| 2.3.1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特征 |
| 2.3.2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原则 |
| 2.3.3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主要任务 |
| 2.4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等级体系构建 |
| 2.4.1 区划及综合区划等级体系现状 |
| 2.4.2 矿产资源区划等级、规划分区体系现状 |
| 2.4.3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等级体系构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矿产资源综合区划Ⅱ级区划指标体系和判别模式构建 |
| 3.1 影响因素及机理分析 |
| 3.1.1 资源因素 |
| 3.1.2 环境因素 |
| 3.1.3 经济因素 |
| 3.1.4 社会因素 |
| 3.2 Ⅱ级区划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构建原则 |
| 3.2.2 指标体系 |
| 3.3 Ⅱ级区划分级方法的确定和判别模式构建 |
| 3.3.1 Ⅱ级区分区体系构建及依据 |
| 3.3.2 Ⅱ级区划指标分级法 |
| 3.3.3 Ⅱ级区划判别模式构建 |
| 3.4 主成分聚类指标分类法 |
| 3.4.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3.4.2 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
| 3.4.3 综合指数计算方法 |
| 3.4.4 指标分级方法 |
| 3.5 神经网络划指标分类法 |
| 3.5.1 神经网络分类 |
| 3.5.2 BP神经网络模型的理论分析 |
| 3.5.3 SOFM神经网络模型的理论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Ⅱ级区划指标评价 |
| 4.1 研究区概括 |
| 4.1.1 甘肃省矿产资源现状 |
| 4.1.2 甘肃省社会经济情况 |
| 4.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2 基于主成分聚类分类法进行Ⅱ级区划分级 |
| 4.2.1 资源条件评价与分级 |
| 4.2.2 开发基础评价与分级 |
| 4.2.3 生态条件评价与分级 |
| 4.2.4 社会经济条件评价与分级 |
| 4.3 基于神经网络法进行Ⅱ级区划分级 |
| 4.3.1 BP神经网络法评价分级 |
| 4.3.2 SOFM神经网络法评价分级 |
| 4.4 两种分区方法的比较与评价 |
| 4.4.1 甘肃省主要矿产资源基本情况 |
| 4.4.2 基于主成分聚类分类法的Ⅱ级区划方案 |
| 4.4.3 基于神经网络分类法的Ⅱ级区划方案 |
| 4.4.4 两种方案的比较与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方案及差别化管理政策建议 |
| 5.1 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方案基本框架 |
| 5.2 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Ⅰ级区划 |
| 5.2.1 Ⅰ级区区划方法与指标选取 |
| 5.2.2 Ⅰ级区区划结果 |
| 5.2.3 Ⅰ级区各分区矿产资源现状及管理政策建议 |
| 5.3 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Ⅱ级区划 |
| 5.3.1 Ⅱ级区区划结果 |
| 5.3.2 Ⅱ级区分区结果指标统计 |
| 5.3.3 Ⅱ级区分区管理政策建议 |
| 5.4 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Ⅲ级区划 |
| 5.4.1 Ⅲ级区各分区划分依据 |
| 5.4.2 Ⅲ级区分区管理政策建议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四、矿产资源经济区划研究的模糊数量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蒙俄经济走廊生态经济区划研究[J]. 董锁成,Boldanov Tamir,厉静文,杨洋,李富佳,夏冰,郑吉,Bazarzhapov Tcogto. 地理研究, 2021(11)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矿产资源基地划界与综合评价研究 ——以大兴安岭中南段为例[D]. 朱晓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
- [4]江苏省乡村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耦合调控研究[D]. 孟令冉.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5]青海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区划评价[D]. 宋栋梁. 吉林大学, 2020(08)
- [6]广西红水河流域生态经济区划研究[D]. 周强.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7]汉中市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D]. 李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8(06)
- [8]主体功能区视野下的云南省职业教育区划研究[D]. 赵枝琳. 云南师范大学, 2017(06)
- [9]基于效率分析的河北省铁矿资源开发利用区划研究[D]. 王兆刚. 河北地质大学, 2016(07)
- [10]甘肃省矿产资源综合区划研究[D]. 杨博. 中国地质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