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警惕“致富陷阱”（论文文献综述）
柳笛[1]（2020）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构成了“民生”概念的基本范畴,并在这些生存需要的改善和满足中不断丰富着“民生”的内涵。人类对丰衣足食的向往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为了实现这一最为朴素的愿望,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便使“经济”具有了最初的价值,在基础与目的的循环往复之间,展开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图样。“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是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秉持的初心和使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回望历史,可以看出“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而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经济”。迈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指明了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循环贯通的基本逻辑,具体回答了在“何种发展”中“如何改善民生”这两个相互融通的问题,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掌握其运动变化的轨迹,对新时代交出“怎样做”的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现实的人”因其需要的广泛性而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这既包含“吃喝住穿”的需要,也包含因“生产”所带来的“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的需要,伴随着“生产”不断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使生活不再仅仅围绕“吃喝住穿”的同时,也围绕“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延续。这个朴素的逻辑构成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一般规律,二者的运动不仅包含了来源于其二者本身相互作用的运动轨迹,也包含“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的外部条件的运动轨迹,良好的外部条件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有序地循环,反之则成为桎梏。针对“经济”和“民生”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属性和发展变化的特性,探究其之间变化规律的同时需要将二者置于纵深发展的历史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均把发展作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难甫平,为了实现“民生改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出于国际竞争角度考虑,受到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制约、工业化积累方式的约束需要建立起以重工业为核心完善的工业体系。为了动员起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参与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当中,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偏低,国家财力物力基础薄弱,社会物质财富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依赖“高积累、低消费”、“统分统配”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人民生活,用“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办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以牺牲“农、轻、重”比例的协调,为我国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这一时期是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并在一种较低的水平上达到一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在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运而生,使得作为国家发展核心议题的经济建设开始成为推动国家富强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任务。在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缓解了落后地区的贫困、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在实现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愈发突出,解决好这些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事关在经济发展中真正使人民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产生这些民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发展,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掣肘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在人民生活水平上呈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党中央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关系科学认识的深化,更回应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要求。在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努力推进各项民生工程建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逐渐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精准发力,注重积极而为的同时更注重量力而行,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得以提升。总体上看,新时代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正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当前民生领域仍然存在诸多短板,经济发展对民生改善的支撑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强化。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鉴于此,要遵循经济发展的价值旨趣,要使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成为驱策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用民生的层级性发展优化经济系统的供给质量。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就如何妥善地把握“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关系和运动规律来讲,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世界各国的发展难题。未来的发展中要在不断建设的同时汲取各国的经验教训,要克服“贫困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警惕“高福利陷阱”。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质的飞跃,我国经历了以“经济与民生平行”、“经济先行,民生为标”、“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三个阶段。从二者的运动演进规律来看,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而改善民生始终是发展的价值坐标,要在不断夯实经济发展这一“水之源、木之本”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二者互动的外部影响条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推进深化改革,持续完善制度建设,铸就创造历史伟业。
解金鹏[2]（2020）在《习近平忧患意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机遇与风险并存,与挑战同在。人们唯有增强忧患意识,做到未雨绸缪,方能实现转危为机、化危为安。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1）,这告诫人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我国面临着许多不可预料的国内外风险挑战,全体共产党人必须时刻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常怀对党、国家、人民和世界的高度责任感,防微杜渐、防范未然,绝不犯战略性系统性颠覆性错误,不断提升风险识别管控能力、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本选题研究主要涉及习近平忧患意识及其时代意义、生成逻辑、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意蕴、培育践行等章节,它系统回答了习近平忧患意识是什么、有什么用、怎么来的、有什么内容、怎么样和怎么办等理论问题:其一,习近平忧患意识可以从外延定位、内涵结构和理论场域等层面来界定。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党执政地位稳固、民族振兴发展和世界和平大同,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提出的关于防范和应对党、人民、国家、民族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挑战的系列观点、论断和思想。其二,习近平忧患意识的时代意义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有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如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能力、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等;二是有助于实现国家总体安全,如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大局、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巩固社会稳定大势等;三是有助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如有助于刺激生产发展、达到生活富裕、实现生态良好等;四是有助于维护世界的正义和平,如有助于国际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世界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全球绿色清洁、美丽生态等。其三,习近平忧患意识的生成有着四重逻辑。一是关于民族历史、我国近代历史、党的历史的历史逻辑;二是关涉世界共同挑战、国家内部风险、党执政考验、人民生活问题等的实践逻辑;三是关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理论思想战略等的理论逻辑;四是关涉习近平优良家风熏陶、艰苦知青岁月锤炼、丰富从政经历磨砺、大量文史阅读积累的个人逻辑。其四,习近平忧患意识的基本内容有着四个维度。一是忧党,忧党的执政本领不强、党的建设被削弱、党的领导被弱化等;二是忧国,忧生态保护、经济转型、文化自信、政治民主、社会稳定、国土安全和国家统一等;三是忧民,忧脱贫攻坚、青年成长、国民健康、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就业质量等;四是忧世,忧和平与发展、开放与包容、人类命运等。其五,习近平忧患意识具有多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蕴。一是具有现代与未来兼顾、吸收外来立足实际结合、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共存的科学性;二是具有继承性与发展性统一、绿色青山与金山银山统一、底线思维与进取精神统一的辩证性;三是具有以全人类命运为整体,以党、国家、人民发展为整体,以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整体的整体性;四是具有以问题为导向、以防范为引领、以实干为根本等的实践性;五是具有坚持人民立场、尊重主体地位、践行群众路线等的人民性。其六,习近平忧患意识的培育践行可以从四个层次展开剖析。一是增强忧患意识:强化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注重底线意识与奋进意识、提升防范意识和创新意识、树立批判意识和辩证意识、激发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等;二是注重忧患理论: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修养、掌握机遇哲学和主体性理论、培养前瞻性整体性和战略性思维等;三是提升忧患能力:自我反省能力、情绪疏导能力、忧患兢慎能力;四是打造忧患机制:挑战应对机制、风险抵御机制、阻力克服机制、矛盾解决机制。
刘林雪[3]（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财富观培育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持续稳健发展,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国富民强”已然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新时代下,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再是避而不谈,而是津津乐道,人们追求财富、创造财富、使用财富、管理财富。在创造财富的时代,人们对财富相关知识的掌握远远不够,人们财富观的树立并未完全与时代相适应。在中西方财富思想和文化碰撞下,财富观呈现多元化趋势,而大学生思想行为易受影响,在财富认识、财富支配、财富获取等方面都容易受到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财富品质。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是否具有健康积极的财富观不仅影响他们个人的发展,也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新时代,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健康积极的财富观,帮助他们全面健康的成长成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立足于新时代背景,对当代大学生的财富观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并在分析我国实际财富观培育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本文总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包括文章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对文章研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概述。第二章是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概述,就财富、财富观、财富与财富观的关系、财富观教育等概念进行了阐述,对马克思主义财富观、中国传统财富观等基本理论进行了介绍,为后文研究大学生财富观培育做理论铺垫。第三章是新时代大学生财富观现状调查及分析,对当代大学生的财富观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的研究和分析,概述了新时代大学生财富观现状以及新时代大学生财富观存在问题。第四章是大学生财富观存在问题成因分析,从社会、高校、家庭、学生自身四方面分析了导致大学生财富观存在问题的影响因素,为后一章大学生财富观培育对策研究提供了思路。第五章是大学生财富观培育对策,主要对大学生进行财富观培育的对策进行了阐述,从社会、高校、家庭、学生自身、借鉴国外优秀培育方式等五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以期为新时代大学生财富观培育贡献绵薄之力。
杨丽娜[4]（2020）在《蒙汉农户债务形成原因及化解对策比较研究 ——以科尔沁左翼中旗为例》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居民家庭债务逐年攀升,农村农户负债情况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农户债务的逐年攀升不仅影响农户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对农业生产乃至农村经济造成巨大影响。本文以科尔沁左翼中旗蒙古族农户与汉族农户为研究对象,结合最新的田野调查,在蒙古族与汉族不同文化背景对比下,分析蒙汉农户债务形成的共性原因和个性原因,目的在于针对不同的债务形成原因进行经济学及民族学的解释,将文化因素纳入债务形成的考量之中,以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债务化解对策。这对于提高农户抗险应急能力、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政策效果、促进民族地区农户长效增收、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户收入大多来源于单一的农业生产或牧业生产,其生产生活成本也在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下逐年攀升,农户有限的收入被越来越繁杂的消费名目分割。持有负债就成为农户面临收支失衡、资金缺口时的不二之选。在215户样本农户中,148户持有负债,占比达68.8%,户均持债额达39734.88元,持债农户中占比66.37%的农户持有经营性负债,占比69.01%的农户持有消费性负债。在农村扶贫惠民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执行能否做到及时有效也会直接影响农户的获益效果,进而影响农户的收入和负债。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信贷制度的缺陷带给农户的负面效应:金融机构提供的不适当的授信金额和不适合农牧业生产的金融产品将某些农户推入了无意识的被迫过度消费导致的“债务陷阱”之中。同时,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保障水平不高也使农业保险难以最大程度发挥稳定农业收入效应,面对农业的生产季节性、弱质性、高风险性,农户持债经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基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在现代文化冲击下,蒙古族农户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是导致蒙古族农户负债的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蒙古族农户相较于汉族农户在对子女的未来预期中和农牧业生产中态度消极,行为懈怠,缺乏竞争意识;在消费观念和行为上非理性、盲目特征明显,“持债也要消费”的现象屡见不鲜,从而导致其收支难抵,负债相对较高。调查可得,占比75.56%的蒙古族农户持有负债,户均持债额达45766.67元,而汉族农户只有占比60%的农户持有负债,户均持债额达32320元。同时发现,蒙古族农户持有经营性负债的比例远高于汉族农户,持有消费性负债的比例二者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汉族农户对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适应程度更高,对于生产生活更加积极主动,富有竞争意识,也就容易出现投资失败导致负债的现象,同时发现汉族农户所在农村社区“关系”氛围浓厚,直接导致汉族农户人情消费支出较高,某些农户宁可舍财抱屈也要“礼数到位”。收支难抵是蒙汉农户债务形成的普遍原因,因此,最大程度上促进农民增收,降低农户生产生活成本是化解农户债务的重要内容。面对信贷制度的债务陷阱,应当及时建立“与农相适”的信贷制度,即金融机构既要提供适合农户生产经营需求的金融产品,又要授予农户适当的授信金额。同时继续提高农业保险普及程度和保障水平,发挥稳定农户收入的效应。对于蒙古族农户债务的化解不仅要做到以上几点,更重要的是要从经济社会转型入手,及时调整物质文化转型出现的不适的观念和行为,培养子女的竞争意识,从根本上扭转农户的保守、安于现状的想法,激发其内生动力,从思想外化到行动,减少非理性消费行为,整治不良生活方式,提升创收能力,才能增收减支、化解债务,走出暂时性的转型困境。文化转型,本质就是人的转变,只有每一位蒙古族农户实现从思想到行动上的成功转型,民族传统文化才能挣脱文化不适的桎梏,在新时代下实现新的为本民族所用的发展。
张鹏程[5]（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李魏巍[6]（2020）在《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文中提出公元10-13世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中原汉地由五代十国分裂转变为北宋的局部统一,又由于1127年金朝灭北宋而成为金宋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北方和西北先后兴起契丹、西夏、金朝、蒙古四大北族狼型霸权国家,对两宋形成巨大地缘安全威胁,使两宋一直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两宋因为北有大敌,无暇他顾,在西南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其时,青藏高原吐蕃各部陷入四分五裂状态,无力四处扩张。西南云贵高原937年建立了白蛮贵族为统治阶级,白蛮和乌蛮为主体民族包括金齿百夷等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大理国,鉴于南诏四处扩张导致成本大于收益并国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大理唯恐重蹈南诏穷兵黩武而国亡政息的覆辙,建立不久就将南诏的对外扩张政策调整为“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的保境安民的防御战略并成为大理国三百年的基本国策。在大理调整外交政策的同一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公元965年北宋灭亡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宋军欲乘胜进攻大理国以收复云南,但宋太祖鉴于天宝战争和南诏犯唐加速唐亡的教训,视和平内守的大理为野蛮好战的南诏,划大渡河天险为宋理两国天然边界,放弃大渡河以南广大乌蛮地区,将其作为宋理之间的缓冲区,与大理在地理上脱离接触。将兵力集中用于统一南唐、吴越等其他割据政权的战争,放弃了对大理国的统一,保存了大理国。大理的内政和外交均不受大宋干涉,实际上成为与大宋并立的政权。979年北宋实现了中国的局部统一,但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相继崛起,北宋在北方和西北分别陷入与契丹和西夏的安全困境之中,被迫将主要军力、财力用于对付契丹和西夏。地缘政治上,宋朝北有强敌,陷入安全困境,西南的大理和交趾（安南）也很强大,东边又是大海,宋朝陷入北方、西北、西南三面受敌的被月形包围的不利地缘政治处境之中。西南方向,宋朝与交趾地理相连,交趾（安南）是两宋三百年最亲密的藩属国,双方具有特殊的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交趾（安南）是两宋在西南地区遏制制衡大理的力量之一。由于宋理均是疆域辽阔的政权,因此,本来双方共享边界应该很长,但是由于宋理均进行防御收缩,加之宋理之间少数民族羁縻地区的崛起,宋理之间自北向南沿着今川西南大渡河、贵州中西部、广西西部直至交趾（安南）,出现了黎、叙、泸三州蛮、罗殿、西南五姓蕃、自杞、特磨、左右江溪峒诸蛮僚等大大小小强弱不同的民族政治实体,宋理两大政权在地理上空间上脱离了接触,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宋朝“忌惮”大理,主动与其脱离接触的主观原因。宋朝总体上处于国力军力上的相对优势,但由于北有大敌,宋朝在西南地区被迫进行战略收缩,有宋三百年始终在西南地区处于相对弱势,一则宋朝地缘政治上北有大敌,宋朝疲于应付,陷入安全困境,主要兵力部署在北方,南方兵力空虚,防守薄弱。而大理拥有“高原阻隔”天险构成的“附加”实力,又由于吐蕃分裂,南方湄公河流域占城、真腊、蒲甘诸国彼此征战彼此削弱,国力均弱于大理,交趾（安南）兵力主要用于南征占城,东边与两宋存在广阔缓冲区且宋朝无暇南顾等因素使大理处于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二则战马资源方面,大理是南方唯一的优质战马产地,垄断了战马资源,军力十分强大,而两宋尤其南宋丧失了所有战马来源地,战马严重依赖大理。极大地影响了两宋的军力。三则宋理之间众多大大小小强弱不一的民族政治实体崛起,他们有的叛服无常,有的成为宋朝藩篱,有的与大理保持特殊关系,增加了两宋羁縻、安抚、怀柔的成本,损耗了两宋国力。因此,虽然总体上两宋国力军力比大理强大,但在西南这一局部区域,两宋始终处于弱势,先是面对西南诸蛮中最强大的大理国而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1253年大理战败投降蒙古后,南宋又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段氏联军,而且段氏实施追随蒙古进攻南宋的反制衡战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由于宋朝主要兵力在北边,南方兵力空虚,加之宋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片面历史总结,认为就是因为南诏的多次进犯,导致桂林戍卒起义而引发黄巢农民大起义,致使唐朝灭亡。现实地缘政治中两宋北方先后面临大辽、西夏、大金、蒙古几大修正主义霸权国的安全压力和生存威胁,西南面临大渡河南乌蛮的骚扰,而乌蛮还是罗殿、自杞的主体民族,是大理和特磨的主体民族之一,是勇悍好战的南方游牧民族,乌蛮对两宋边境的侵扰抢掠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局部的间歇性的,但是却使两宋将其与唐末的南诏和现实中的辽、夏、金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均为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的“一丘之貉”,并视大理为南诏,因为大理国是由信奉佛教的汉化程度较深的亦耕亦牧的民族白蛮和不信奉佛教汉化程度低却勇悍好斗的游牧民族乌蛮两大主体民族构成的,而在地理分布上大理国的乌蛮与大渡河南、罗殿、自杞、特磨等与两宋临近地区的乌蛮连成一片,而信奉佛教、构成统治阶级主体并执行和平内守政策的白蛮势力集中在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滇西和滇中地区,广阔的乌蛮等民族聚居区将白蛮聚居区与宋朝在地理上隔离开来。加之语言不通,信息闭塞且不对称,宋理政治关系不正常等因素,导致宋人将整个大理国均视为具有攻击性的南诏而加以防范和“忌惮”。由于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两宋在西南地区相对大理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的不对称状况,两宋对大理均进行了不对称制衡,采取了拉拢、羁縻大理国周边西南诸蛮使其作为遏制大理的工具和防范大理的藩篱;利用藩属国交趾（安南）遏制大理;对罗殿、思州、播州、西南五姓蕃等实行合纵连横;通过战马贸易羁縻拉拢自杞、罗殿、特磨使其发财致富增强实力以制衡大理;政治上拒绝与大理建立正式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从而在两宋主导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孤立大理,降低大理在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并使其边缘化;经济上在战马贸易中限制大理;文化上限制先进典籍和技术流入大理,文化技术交流基本停滞;军事上强化广西左右江溪峒峒丁和川蜀土兵战力,利用侬智高事件控制原属大理的特磨道,扶植自杞蚕食大理,拒绝与大理结成抗蒙军事同盟,坐视大理被蒙古消灭从而“以夷制夷”等各种手段来遏制、防范、制衡、忌惮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基本实现了保持宋理三百年均势的目的,和平均势是不对称制衡追求的理想目标。随着最具进攻性的霸权修正主义狼型国家蒙古崛起并实施借道大理迂回南宋后方包抄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大理欲实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遣使由川蜀入临安,但遭到南宋四川边臣的拒绝,南宋仍继续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大理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夭折,只能进行安全自助,公元1253年大理国孤立无援,战败投降蒙古,大理段氏受到蒙古优渥,世袭罔替元朝大理总管一职,继续拥有滇西地盘和白蛮乌蛮等人众,拥有行政机构,拥有旧官吏和旧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爨僰军）,成为蒙元王朝疆域内的高度自治的地方民族政治特区,实际上是微缩版的大理国,大理国仍在滇西延续了 120余年,直至1382年明军攻占云南。大理段氏对蒙元王朝感恩戴德,实施追随蒙古灭宋的反制衡战略,大理段氏的爨僰军配合蒙古军南北夹击南宋,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在1253年大理国战败投降至1279年南宋灭亡期间,南宋也曾联合罗殿、西南诸蕃共同制衡蒙古-段氏联军,但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当时蒙古和段氏联军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南宋和西南诸蕃联合起来的力量,南宋的不对称制衡已经不再见效,最终南宋于1279年灭亡,两宋对大理“忌惮”了三百年,不对称制衡三百年,最终由于体系外霸权狼型国蒙古的崛起和扩张而打破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形成的三百年和平均势,无法避免大理段氏对南宋的军事进攻,而且是配合蒙古进行的致命一击。宋太祖及两宋历代君主最担心的地缘政治事件还是发生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亡于蒙古而祸基于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也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失败。这说明制衡的结果既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制衡成功就是恢复和维持均势或获得优势,制衡失败就是丧失均衡或失去优势。体系外霸权国是最大干预变量,对体系外霸权国的崛起不加以制衡,就会导致力量失衡,不对称制衡由成功转为失败。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了,但是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政治智慧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和意义,对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周莹[7]（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提出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杨伟荣[8]（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欧阳德君[9]（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难题,复杂而且十分重要。反贫困关系到人心向背、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在全世界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和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在反贫困理念、反贫困方法等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西方的反贫困思想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及综合性等多种理论视角来分析,其有益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借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主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是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这一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全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大规模地缓解。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这一时期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反贫困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通过实施各种专项反贫困政策,取得了显着成效。三是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了社会救助和开发扶贫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四是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这一时期通过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即将实现从整体上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是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理论提升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交融的发展过程。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迄今为止,经历了初步形成、扩展丰富、深化完善、创新发展等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入手,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长期目标,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贫困的成功探索,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新篇章,在反贫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横向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的是整体视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注重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其主要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必须坚持党对反贫困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即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国家、社会和个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短期目标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长期目标则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是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改革的直接动力、政府主导力、社会的参与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等多种力量形成的反贫困强大动力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是反贫困的制度保障;中国的反贫困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的反贫困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的反贫困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必然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民性、开放性、系统性和国际性等鲜明的特征以及重要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在中国价值方面,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当代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指南,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在世界价值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这一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总结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王珂[10]（2019）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其妥善解决与否对未来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主要矛盾的确定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更多的是一个经验和实践的判断。历史实践证明,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正确与否。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解决提升到了新的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转化表明,当前需要重点解决和突破的,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要关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进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对于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有三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持续的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与推进,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一种回应。从政治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看,社会矛盾包含着人民的需要与要求,可以归入到“输入”中,国家治理过程中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则属于“输出”。主要矛盾的转化即“输入”的一端发生了变化,自然会对“输出”的一端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本论文在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问题的基本内涵进行解析的基础上,详尽梳理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重点解读了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大的历史发展背景下,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面临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社会阶层的分化、区域间发展失衡以及如何继续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等。并在分析借鉴国外某些国家在转型期处理有关社会矛盾与国家治理危机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思考。进入新时代,以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为动力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要立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又要统一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过程。这项任务既是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紧迫要求。
二、警惕“致富陷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警惕“致富陷阱”（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整体上把握民生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 |
| 1.3.2 经济发展对民生改善的作用研究 |
| 1.3.3 民生改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性创新之处 |
| 1.6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 |
| 2.1.2 经济发展的目标 |
| 2.1.3 民生概念界定 |
| 2.1.4 民生改善的内涵 |
| 2.2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关系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关系的理论逻辑 |
| 2.3.1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产生关系的媒介是“人” |
| 2.3.2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内在互动机理 |
| 2.3.3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实现互动关系的外部条件 |
| 第3章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在推进工业化中保障民生 |
| 3.1 构建保障民生的经济基础 |
| 3.1.1 恢复经济是首要目标 |
| 3.1.2 土地改革奠定发展基础 |
| 3.1.3 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
| 3.1.4 统筹规划发展布局 |
| 3.2 经济恢复发展民生初步改善 |
| 3.3 经济条件制约民生改善水平 |
| 3.3.1 国家财政积累薄弱 |
| 3.3.2 工业化发展依赖“高积累、低消费” |
| 3.3.3 农、轻、重比例关系让步于工业体系发展 |
| 3.4 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低水平的平衡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改善民生 |
| 4.1 民生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 |
| 4.1.1 农业是发展生产的核心 |
| 4.1.2 解决贫困是发展的基本要求 |
| 4.1.3 注重效率与公平是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1.4 解决民生问题是发展的基本目的 |
| 4.2 经济发展推动民生改善新面貌 |
| 4.2.1 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 |
| 4.2.2 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居民消费升级 |
| 4.2.3 多种所有制经济保障就业 |
| 4.2.4 脱贫减贫取得显着成就 |
| 4.3 “经济先行”使民生改善面临瓶颈 |
| 4.3.1 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 |
| 4.3.2 发展不平衡对民生领域的直接影响 |
| 4.3.3 发展不平衡对民生领域的间接影响 |
| 4.4 “改善民生”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价值坐标 |
| 第5章 新时代奏响民生改善最强音 |
| 5.1 构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
| 5.1.1 明确改善民生新思路 |
| 5.1.2 拓宽民生改善边界 |
| 5.1.3 高质量发展是民生改善的基础 |
| 5.1.4 优化保障良性循环的外部条件 |
| 5.2 新时代民生改善的新成就 |
| 5.3 民生领域仍然存在短板 |
| 5.4 使民生改善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
| 5.4.1 民生改善是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源 |
| 5.4.2 民生改善优化供给质量 |
| 5.4.3 民生改善是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旨趣 |
| 第6章 中国经济发展中民生改善的经验梳理及未来展望 |
| 6.1 我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互动规律认识 |
| 6.1.1 二者平行发展阶段 |
| 6.1.2 民生为标,经济先行 |
| 6.1.3 经济与民生良性循环 |
| 6.2 警惕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互动不良的弊端 |
| 6.2.1 贫困陷阱 |
| 6.2.2 中等收入陷阱 |
| 6.2.3 高福利陷阱 |
| 6.3 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的未来展望 |
| 6.3.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
| 6.3.2 不断补齐民生短板 |
| 6.3.3 不断完善良性循环的外部条件 |
| 6.3.4 不断完善制度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习近平忧患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依据和研究思路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1.4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2 研究现状和评价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的重点 |
| 1.3.2 研究的难点 |
| 1.3.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习近平忧患意识范畴界定及其时代意义 |
| 2.1 习近平忧患意识的范畴界定 |
| 2.1.1 习近平忧患意识的外延定位 |
| 2.1.2 习近平忧患意识的内涵结构 |
| 2.1.3 习近平忧患意识的理论场域 |
| 2.2 习近平忧患意识的时代意义 |
| 2.2.1 有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2.2.2 有助于实现国家总体安全 |
| 2.2.3 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 2.2.4 有助于维护世界的正义和平 |
| 第三章 习近平忧患意识的生成逻辑 |
| 3.1 历史逻辑 |
| 3.1.1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沉淀 |
| 3.1.2 中国近代170多年的历史教训 |
| 3.1.3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经验 |
| 3.2 实践逻辑 |
| 3.2.1 世界发展面临的风险 |
| 3.2.2 党执政面临的考验 |
| 3.2.3 民族复兴面临的挑战 |
| 3.2.4 国家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2.5 人民生活面临的困难 |
| 3.3 理论逻辑 |
| 3.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3.3.2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
| 3.3.3 党的理论、思想和战略 |
| 3.3.4 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经验智慧 |
| 3.4 个人逻辑 |
| 3.4.1 优良革命家风熏陶 |
| 3.4.2 艰苦知青岁月锤炼 |
| 3.4.3 丰富从政经历磨砺 |
| 3.4.4 大量文史阅读积累 |
| 第四章 习近平忧患意识的基本内容 |
| 4.1 忧党 |
| 4.1.1 忧党的执政本领不强 |
| 4.1.2 忧党的建设被削弱 |
| 4.1.3 忧党的领导被弱化 |
| 4.2 忧国 |
| 4.2.1 生态环境保护之忧 |
| 4.2.2 经济转型之忧 |
| 4.2.3 文化自信之忧 |
| 4.2.4 政治民主之忧 |
| 4.2.5 社会稳定之忧 |
| 4.2.6 国土安全和国家统一之忧 |
| 4.3 忧民 |
| 4.3.1 脱贫攻坚之忧 |
| 4.3.2 青年成长之忧 |
| 4.3.3 国民健康之忧 |
| 4.3.4 社会保障之忧 |
| 4.3.5 教育公平之忧 |
| 4.3.6 就业质量之忧 |
| 4.4 忧世 |
| 4.4.1 和平与发展之忧 |
| 4.4.2 开放与包容之忧 |
| 4.4.3 人类命运之忧 |
| 第五章 习近平忧患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意蕴 |
| 5.1 科学性 |
| 5.1.1 现代与未来兼顾 |
| 5.1.2 吸收外来与立足实际结合 |
| 5.1.3 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共存 |
| 5.2 辩证性 |
| 5.2.1 继承性与发展性辩证统一 |
| 5.2.2 绿色青山和金山银山辩证统一 |
| 5.2.3 底线思维与进取精神辩证统一 |
| 5.3 整体性 |
| 5.3.1 以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整体 |
| 5.3.2 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发展为整体 |
| 5.3.3 以全人类命运为整体 |
| 5.4 实践性 |
| 5.4.1 以问题为导向 |
| 5.4.2 以防范为引领 |
| 5.4.3 以实干为根本 |
| 5.5 人民性 |
| 5.5.1 坚持人民立场 |
| 5.5.2 保持血肉联系 |
| 5.5.3 尊重主体地位 |
| 第六章 习近平忧患意识的培育践行 |
| 6.1 增强忧患意识 |
| 6.1.1 强化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 |
| 6.1.2 注重底线意识与奋进意识 |
| 6.1.3 提升防范意识和创新意识 |
| 6.1.4 树立批判意识和辩证意识 |
| 6.1.5 激发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
| 6.2 注重忧患理论 |
| 6.2.1 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修养 |
| 6.2.2 掌握机遇哲学和主体性理论 |
| 6.2.3 培养前瞻性、整体性和战略性思维 |
| 6.3 提升忧患能力 |
| 6.3.1 提升自我反省能力 |
| 6.3.2 提升情绪疏导能力 |
| 6.3.3 提升忧患兢慎能力 |
| 6.4 打造忧患机制 |
| 6.4.1 打造挑战应对机制 |
| 6.4.2 打造风险抵御机制 |
| 6.4.3 打造阻力克服机制 |
| 6.4.4 打造矛盾解决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新时代大学生财富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2.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财富 |
| 2.1.2 财富观 |
| 2.1.3 财富与财富观的关系 |
| 2.1.4 财富观培育 |
| 2.2 理论基础概述 |
| 2.2.1 马克思主义财富观 |
| 2.2.2 中国传统财富观 |
| 3.新时代大学生财富观现状调查及分析 |
| 3.1 问卷的设计发放与回收 |
| 3.2 新时代大学生财富观现状 |
| 3.2.1 大学生财富观整体比较健康 |
| 3.2.2 大部分大学生崇尚劳动致富与合法致富 |
| 3.2.3 大学生财富使用总体趋于理性适度 |
| 3.3 大学生财富观存在问题 |
| 3.3.1 大学生财富观易受影响 |
| 3.3.2 对财富认识存在局限性 |
| 3.3.3 夸大或轻视财富在人生中的作用 |
| 3.3.4 财富支配观不成熟 |
| 3.3.5 普遍缺乏安全意识 |
| 4.大学生财富观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
| 4.1 社会因素对大学生财富观的影响 |
| 4.1.1 西方财富观的冲击 |
| 4.1.2 不良“网红”现象的误导 |
| 4.1.3 大众传媒和舆论导向失范 |
| 4.1.4 网络贷款等监督力度弱 |
| 4.2 高校未重视大学生财富观培育 |
| 4.2.1 高校财富观培育氛围不浓厚 |
| 4.2.2 未建立高校财富观培育体系 |
| 4.3 家庭对大学生财富观的影响 |
| 4.3.1 父母不良财富观对孩子的影响 |
| 4.3.2 父母对孩子财富观培育未重视 |
| 4.4 学生自身因素 |
| 4.4.1 缺乏对财富的正确认知 |
| 4.4.2 存在虚荣、攀比心理 |
| 5.大学生财富观培育对策 |
| 5.1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
| 5.1.1 加强全社会财富观培育理念 |
| 5.1.2 发挥媒体和舆论的引导作用 |
| 5.1.3 强化网络贷款监督审查力度 |
| 5.2 推动高校财富观培育 |
| 5.2.1 明确财富观培育理念 |
| 5.2.2 拓宽财富观培育途径 |
| 5.2.3 搭建财富实践平台 |
| 5.3 重视家庭财富观教育 |
| 5.3.1 家长自身树立正确财富观 |
| 5.3.2 培养孩子劳动致富观 |
| 5.3.3 让孩子参与家庭财富的规划 |
| 5.4 提升学生自身财富品质 |
| 5.4.1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
| 5.4.2 提升自身金钱支配能力 |
| 5.4.3 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 |
| 5.5 借鉴国外优秀培育方式 |
| 5.5.1 美国关于财富观培育 |
| 5.5.2 英国关于财富观培育 |
| 5.5.3 日本关于财富观培育 |
| 5.5.4 借鉴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蒙汉农户债务形成原因及化解对策比较研究 ——以科尔沁左翼中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研究缘起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研究目标 |
| 2.研究内容 |
| 3.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研究创新点 |
| 2.研究不足之处 |
| 二、科尔沁左翼中旗概况及蒙汉农户负债现状 |
| (一)科尔沁左翼中旗概况 |
| (二)蒙汉农户负债现状 |
| 1.样本农户的选择 |
| 2.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 |
| 3.蒙汉农户的负债现状 |
| 三、研究区农户债务形成的原因 |
| (一)蒙汉农户债务形成的共性原因 |
| 1.因收支失衡负债 |
| 2.因“项目”负债 |
| 3.因信贷制度的缺陷负债 |
| 4.因不完善的保险市场负债 |
| (二)蒙汉农户债务形成差异的个性原因 |
| 1.蒙古族农户债务形成的个性原因 |
| 2.汉族农户债务形成的个性原因 |
| 四、蒙汉农户债务化解对策 |
| (一)促进农民增收、降低生产生活成本 |
| 1.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
| 2.提升农户自身发展能力 |
| 3.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4.移风易俗,降低人情消费支出 |
| (二)建立“与农相适”的信贷制度 |
| 1.授予农户适当的授信金额 |
| 2.提供适合农户生产经营的金融产品 |
| (三)推进农村农业保险发展 |
| 1.提高保险普及程度和保障水平 |
| 2.加强农业保险产品创新 |
| (四)“对症下药”,化解蒙古族农户债务 |
| 1.改变传统观念,普及致富创收意识 |
| 2.发展蒙古族文化产业 |
| 3.重视家庭教育,培养子女竞争意识 |
| 4.倡导文明健康消费 |
| 五、结果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基础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一、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认同教育理论 |
| (二)政治认同理论 |
| (三)新时代政治认同教育理论内涵及实质 |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 (一)乡村干部及职责内涵 |
| (二)乡村干部教育理论 |
| (三)习近平关于乡村干部教育的重要论述 |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理论 |
|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 |
| (二)乡村振兴理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和经验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积极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唤醒阶级意识教育的思索 |
| (二)大革命时期打倒封建军阀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教育的探索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探索 |
| (五)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争取实现民主教育的探索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乡村干部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教育的艰辛探索 |
| (一)过渡时期乡村干部巩固新生政权的认同教育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认同教育的探索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运动”教育的曲折探索 |
| 三、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教育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干部解放思想教育的探索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干部乡村治理建设教育的探索 |
|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干部基层党建教育的探索 |
| 四、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党的十八大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 |
| (二)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 |
| (三)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 |
| (四)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与主要问题 |
| 一、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良好机遇 |
| (一)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
| (三)“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
| 二、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思想仍存在严重潜在对抗 |
| (二)价值多元化冲击基层思想观念和执政基础 |
| (三)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 |
| (四)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 |
| 三、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主体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 |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 |
| (三)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 |
| (四)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主要举措 |
| 一、构建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内容体系 |
| (一)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增强理想信念认同 |
| (二)加强党史党建国史教育增强政党认同 |
| (三)强化世情国情党情教育增强道路和制度认同 |
| (四)完善乡村振兴战略教育培训增强政策认同 |
|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建设强化价值认同 |
| 二、拓展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方式方法 |
| (一)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增强教育主渠道功能 |
| (二)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 |
| (三)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开放教育策略 |
| (四)利用现代通讯科技拓展学习方式 |
| (五)拓展基层党组织教育学习功能 |
| 三、以保障机制为重点完善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 |
| (一)加强制度建设推动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走深走实 |
| (二)加大经费投入确保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施 |
| (三)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巩固认同教育基础 |
| (四)完善网络网站建设丰富政治认同教育资源 |
| (五)加强考评结果运用增强政治认同教育实效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
| (一)立足发展现实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要求 |
| (二)乡村振兴的认知与实施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实现 |
| 二、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
| (一)思想境界是提升乡村干部能力素质的首要和根本 |
| (二)榜样示范是激发乡村干部提升能力素养的重要动力 |
| (三)教育主体的领导力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 |
| 三、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 |
| (一)乡村干部实际情况是政治认同教育实施因材施教的基础 |
| (二)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突出个性需求特点 |
| (三)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促进因材施教的实施 |
| 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 |
| (一)加强“三农”问题教育增强对乡村干部的身份认同 |
| (二)普及农业生产经营专业教育增强职业认同 |
| (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强价值认同 |
| (四)巩固公仆意识教育增强情感认同 |
| 五、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 |
| (一)扭曲的权力观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问题的根源 |
| (二)完善利益导向机制是实施有效教育的基础 |
| (三)教育导向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基本原则 |
| (四)有效奖惩保障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实效的提升 |
| 六、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6）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对象、研究议题、意义与创新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的议题与假设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四、全文结构内容 |
| 五、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两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第一节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北宋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节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南宋前期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章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北宋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羁縻、怀柔宋理之间的西南诸蛮以遏制大理 |
| 二、经济上对大理实行限制政策 |
| 三、军事上对大理有所作为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的形成及宋理宋辽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宋理缓冲区的形成有利于西南地区形成局部均势 |
| 二、宋理西南均势与宋辽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辽夏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支持川黔乌蛮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三、大理未乘侬智高事件和熙宁战争之机出击北宋 |
| 四、大理未乘金人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北宋和南宋 |
| 第三章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前期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拉拢大理周边势力制衡大理 |
| 二、经济上加强对大理的限制 |
| 三、军事上:纵容自杞国的崛起以制衡大理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扩大及宋理宋金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南宋前期宋理缓冲区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
| 二、宋理西南区域均势与宋金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金朝对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乘蒙古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南宋 |
| 三、大理未单独进攻南宋 |
| 第四章 蒙古的崛起及南宋后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失败 |
| 第一节 蒙古的介入和宋理的反制衡导致三大均势的崩溃 |
| 一、宋金百年均势彻底崩溃 |
| 二、宋理三百年区域均势的瓦解 |
| 三、宋蒙大均势加速崩溃 |
| 第二节 蒙古实施“斡腹之谋”和大理“联宋抗蒙”的失败 |
| 一、蒙古开始实施假道大理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 |
| 二、大理国“联宋抗蒙”均势制衡战略的失败 |
| 第三节 “元跨革囊”和“世王其土” |
| 一、“元跨革囊”:大理“高原阻隔”及其“附加实力”的丧失和变迁 |
| 二、“世王其土”:蒙古在滇西保留了大理国 |
| 第五章 蒙古介入下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失败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与蒙理联军不对称程度加大及均势的崩溃 |
| 一、宋理不对称程度加大:蒙古大理同盟实力远超南宋 |
| 二、宋蒙大均势随着宋理西南均势的瓦解而瓦解 |
| 第二节 大理实施追随蒙古的进攻性反制衡战略 |
| 一、蒙理联军发动进攻:宋理缓冲区和隔离带消失 |
| 二、大理爨僰军由防御性力量转变为进攻南宋的主力 |
| 结论 |
| 一、本研究的发现 |
| (一) 两宋独具特色的政策是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前提条件 |
| (二) 自然天险对于大理和宋朝不对称制衡均意义重大 |
| (三) 缓冲区的存亡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败的重要因素 |
| (四) 宋理均实行防御性政策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重要原因 |
| (五) 西南域外霸权大国蒙古是打破宋理西南均势的干预变量 |
| 二、对均势制衡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
| (一) 对“实力均势”论进行匡正 |
| (二) 域外修正主义霸权大国是决定区域均势成败的最大干预变量 |
| (三) 防御性政策是实现区域均势和平的重要原因 |
| (四) 重要战略资源关系到均势制衡的成败 |
| (五) “地缘政治隔离”概念的提出和初步形成 |
| 参考文献 |
| 着作类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研究或咨询报告) |
| 二、外文着作(含研究或咨询报告) |
| 论文类 |
| 一、中文论文(含学位论文) |
| 二、外文论文(含网络和报刊文章)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 |
| 二、科研课题项目 |
| 后记 |
（7）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分析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 |
| 二、理论渊源: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 |
| 三、理论借鉴: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 |
| 一、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1986 年) |
| 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2007 年) |
| 三、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2007-2012 年) |
| 四、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2012 年- )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要框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基本方略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道路选择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目标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动力 |
|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可靠保障 |
|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国际参与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与价值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辨析 |
| (一)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 |
|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 |
| (三)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成为决定新时代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艰辛探索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渐进转型 |
| (一)建国初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与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初步建立 |
|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反复探索及国家治理体制的曲折演进 |
|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
| (四)新时代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与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总目标的提出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一)阶层(贫富)分化问题的挑战 |
|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挑战 |
| (三)持续维持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挑战 |
| 四、部分国家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的治理经验 |
| (一)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国家治理转型的经验 |
| (二)日本二战后“经济腾飞”前后的治理经验借鉴 |
| (三)拉美转型时期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及其国家治理经验 |
| 五、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思考 |
| (一)我国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治理优势 |
|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再认识 |
| (三)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两个“未改变”的辩证统一关系 |
| (四)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动力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
| 结语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与资料汇编 |
| (二)着作类 |
| (三)期刊类 |
四、警惕“致富陷阱”（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柳笛. 吉林大学, 2020(01)
- [2]习近平忧患意识研究[D]. 解金鹏. 江西理工大学, 2020(01)
- [3]新时代大学生财富观培育研究[D]. 刘林雪. 中北大学, 2020(09)
- [4]蒙汉农户债务形成原因及化解对策比较研究 ——以科尔沁左翼中旗为例[D]. 杨丽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5]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 [6]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D]. 李魏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8]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D]. 欧阳德君.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
- [10]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研究[D]. 王珂.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