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奚族族源的两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冯科[1](2020)在《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契丹发源于中国古代的北方地区,起初活动在内蒙古高原东部和东北平原西南部地带,916年建立了契丹—辽政权,大约在14世纪作为一个民族消亡。916年之前,契丹的社会组织形态主要是部落和部落联盟等,尚处于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魏书》是较早记载契丹的史书,其“契丹传”开创了契丹文献史的先河,后出的《隋书》《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等延续了为“契丹”立传的传统,《魏书·契丹传》等专传与《通典·契丹》等契丹专条以及其他史书中有关契丹的集中记载,共同构成了研究契丹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后出史书对先前史书多有继承,到元代出现了一部专门记载契丹—辽历史的官修史书——《辽史》,其“世表”则是在总结前代史书和契丹人所传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契丹—辽政权先世的发展脉络。这些基本史料完整、连续地记录有916年之前的契丹历史,其史文来源既有中原史家的他者视角,又有契丹本族自身的历史记忆和传承。通过辨析相关史料所传递的史实信息,可以勾勒出契丹的起源情况,以及早期部落和部落联盟发展情况。契丹人将其祖先追溯到2世纪鲜卑人的认识,与《魏书·契丹传》对契丹来源的记载并不矛盾。虽然有关契丹族名、族源的研究,方法多样,结论不一,且史书的有关记载也是众说纷纭;但是通过梳理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魏书·契丹传》关于契丹来源的记载是后出史书的源头,其史文反映了契丹与宇文部的渊源。结合契丹在活动地域、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人种等方面与鲜卑多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可以得出契丹应来源于宇文部中鲜卑人的判断。契丹主体部落以“八部”为框架演变,先后有古“八部”“大贺氏八部”“遥辇氏八部”,其中古“八部”实际上指的是“东北群狄”中的部落,包括最初形成的契丹以及与之密切的悉万丹等七部。由古“八部”到“大贺氏八部”,中间曾经历了讬纥臣水十部的发展阶段。“遥辇氏八部”是由大贺氏中衰后,所剩的五部析分而成。契丹部落既有迁入其他地区,融入其他民族者,也有通过凝聚族内各部,融合他族部落而发展壮大者。部落联盟也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完善了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无论是大贺氏联盟形成、衰亡中的内外双重因素,还是遥辇氏联盟发展过程中双轨运行的二元性,抑或是世里氏联盟政治建设中的二元性,都是基于集中统一的需要,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在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下而形成的。虽然二元性的表现形式各样,但其实质却是契丹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矛盾运动的具体呈现。契丹早期的发展特质为契丹—辽政权所继承,并因此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或是以物质文化遗存的形态彰显至今,或是化作精神文明的内核丰富着中华文明。
马昊[2](2019)在《辽代奚王及其权力丧失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库莫奚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源于东胡,出自宇文鲜卑。隋代省“库莫”而简称奚。从九世纪后期开始,契丹对奚人进行征服活动,直至辽初才完全征服。辽代的奚王总计有25位,其中包括建国前至圣宗时期的6位奚可汗和圣宗时期及以后的19位奚王。辽代奚王的地位和执掌在辽朝前后期有变化,辽早期奚王拥有可汗的称号,作为奚人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统领奚兵、管理奚人部众的权力。同时要定期朝觐辽朝皇帝,有领兵从征的义务,接受秃里太尉的监督。辽代奚可汗的权力是逐步丧失的,这与辽朝皇帝将削弱奚王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作为既定国策密不可分。同时,辽朝统治者对奚人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逐步改组和整顿奚人部落,削弱奚可汗对部众的统辖权力。辽建国前后,汉人等大量农耕人口进入奚境,使奚人地区农业经济获得发展,也导致奚人牧地域萎缩,传统游牧经济受到影响。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殖,辽朝开始逐步在奚人活动地区推行州县制,将部分原奚人活动的区域逐步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统和十四年(996)以和朔奴兵败为契机,圣宗将奚王府部划归北宰相府管理,使奚可汗丧失了对奚军的统帅权、对部众的管辖权及“可汗”称号,成为由契丹皇帝从“奚王五帐分”中世选的、仅对奚部众有行政管理权的官员,奚王府部成为辽朝的四大部族之一。至此,辽朝完全直接将奚人纳入到了国家行政系统之中,成为辽朝政治发展史中一个重要事件。“奚王五帐分”是指唐末至辽景宗时期时瑟、吐勒斯、辖剌哥、勃鲁恩和劳骨宁等五位奚可汗的后裔,即“奚五王族”,有世选奚王的特权。关于《辽史·兵卫志》中的“侍从宫帐:奚王府部”,其中“侍从”是指奚可汗权力丧失后,“奚王五帐分”中的部分人被抽调出来充当皇帝护卫,跟随皇帝四时捺钵,保护皇帝的安全,同时也具有质子的性质。“宫帐”是指辽朝皇帝的宫帐,即皇帝直辖诸宫卫(斡鲁朵和宫)的族帐。《金史》记载奚五王族因与皇族耶律氏通婚,故附姓后族萧氏。通过碑刻记载可知,在辽圣宗时期,“奚王五帐分”中已经有人与耶律氏通婚,附姓萧氏。
徐世康[3](2018)在《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通常出现在研究当前世界如朝鲜、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国家的论着中,但从历史上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研究现在看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以契丹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儒家“天下秩序”观念以及丧葬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中华文化在契丹这一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是关于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通过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对契丹族族出鲜卑的结论予以了肯定。接着就契丹族语言、文字与突厥语、鲜卑语、汉语、女真语、室韦语等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并就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对女真族文字的影响作了讨论。第二节分析了契丹王朝宫廷(宫帐)、祭祀、军事、外交、丧葬与其余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确定汉语、汉字是契丹王朝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同时契丹本族的语言与文字在某些场合如军事、祭祀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时期的“双语者”,即同时通晓汉语与契丹语两种语言的人员情况,从实际看,在整个契丹王朝存在的约两百年中,契丹王朝方面的“双语者”人数要远远多于中原政权中的“双语者”。本文第二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各方面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概要性地通过分析儒家典籍在契丹的传播来介绍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可以确认在契丹政权成立前,儒家思想虽然已传播至契丹人中,但影响很小,且主要限制在上层人物与一些“归化”的契丹人中。而在契丹政权成立后,契丹人得以大量接触儒家思想,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也得以广泛流行于契丹王朝境内,但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因不同原因而各不相同。第二节具体介绍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任贤、行仁、敬天等观念都被契丹统治者接受并宣扬,而经济方面的重农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契丹统治者甚至在一些不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推广农业,以彰显其“重农”的态度。第三节介绍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思想类似,儒家社会思想中关于孝道、忠诚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政局稳定的内容也都得到了契丹朝廷的有力支持,而宗教思想方面,因契丹王朝崇尚佛教,故除其中涉及禁止左道邪术传播的内容外,对于儒家宗教思想并未有过多关注。本文第三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契丹人的这两种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反复的过程,而二者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同步。第二节介绍宋与契丹对峙时期双方的外交博弈,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由“战”到“和”的变化,而在外交领域这一“软实力”的较量中,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处于劣势。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的朝贡体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契丹王朝成立,契丹人实现了由朝贡者向被朝贡者的转变。在契丹人的朝贡国中,高丽与西夏二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虚爵制”来实现理想化的“天下秩序”不同的是,作为北族王朝的契丹王朝更多考虑实用性,通过不同而非一些固化的“模式”来控制不同的属国、属部。本文第四章是关于中华丧葬制度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人丧葬方式的转变。早期的契丹人死后并没有土葬的习俗,此后约至唐代,逐步在下葬时使用石室或利用棺木下葬,而在辽帝国建立后,开始大量吸收汉人的丧葬制度。第二节介绍中古丧葬礼仪对于契丹帝后及贵族的影响。就契丹帝后丧葬方面,其葬礼在圣宗以后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唐代帝王去世后所经历的诸多环节在契丹人的帝后丧葬中也基本可见,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就契丹贵族方面,同时期汉人丧葬中的卜葬观念以及停殡待葬时间较长等情况在其墓志中也有体现。第三节介绍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唐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墓志铭“十三事”在各个时期的辽墓中同样有反映。契丹人还根据自身游牧部族出身的传统,对其中诸如“乡邑”等项进行了变通。同时,契丹墓志铭继续发扬光大了自唐代开始兴起的、对于志主的各种细致描写。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隋东旭[4](2017)在《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史研究》文中指出汉唐时期的东北边疆地区,生活着东胡、秽、貊、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沃沮、室韦、勿吉、靺鞨等十几个边疆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同汉民族一道共存于东北大地,共同创造了这一时期的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本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演进与历史逻辑。具体而言,该文以学界传统的族系划分为依据,以文献记载为基础,分族系、分民族的梳理汉唐时期东北边疆各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进而在总结各族系体育文化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对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进行总结。论文的主体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汉唐时期东胡族系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发展。汉唐时期的东胡族系,主要包括鲜卑族、乌桓族、奚族、乌洛浑族、室韦族、契丹族等族,这些民族在各自不同的体育文化发展方向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骑射体育为核心、以汉民族体育传播为导向的体育文化发展脉络。第二部分,汉唐时期秽貊族系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发展。汉唐时期的秽貊族系,主要包括夫余族、高句丽族、沃沮族、豆莫娄族等族。这些民族在汉唐时期基本上都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成分的民族,其文化与汉民族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性,因此在体育文化的表现上就呈现出汉民族体育文化与其本民族体育文化高度融合的特点,其中,尤以高句丽族最为典型。但由于秽貊族系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其体育文化发展的层次亦有明显差距。第三部分,汉唐时期肃慎族系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发展。汉唐时期的肃慎族系,主要包括挹娄族、勿吉族和靺鞨族(粟末靺鞨、黑水靺鞨)。这些民族是渔猎文化的代表,而且其族属渊源非常清晰,所谓各族实际上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呼,因此其体育文化的承继关系非常明显。另外,这些民族历史上就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其体育文化与汉民族体育文化的关系往往比较密切,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以粟末靺鞨为基础建立的渤海国。第四部分,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将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总体考察对象,以总结其整体发展特征。
孟克巴雅尔[5](2016)在《乌桓历史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乌桓是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我国北方地区,属于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古族,其历史文化在北方民族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尤显特殊,且产生了较大影响。乌桓作为古族之称谓,始见于《史记》,之后详略不等断续见诸史册,大体而言两汉文献中写作“乌桓”,其后则写成“乌丸”,作为群体称谓,自《辽史》逐步淡出汉文史籍。乌桓历史是东胡系北方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从区域史和古代民族关系史角度而言,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有重要意义。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乌桓史仍属相对薄弱领域,有不少问题需要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同时借用一些考古资料,运用历史学以及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系统梳理乌桓历史若干重要问题,试图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论文正文分四章。第一章主要辨析乌桓基本史料。以往乌桓史研究中一些难达成共识或难以深入的问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史料的认识有关。乌桓相关记载断断续续散见于历代史籍,其史料记载不够系统和集中,且各代史家对乌桓资料之掌握,多寡不一,取舍有别,观念立场各异,难免造成文献质量和史料价值的差异,势必影响乌桓研究者对现有史料的有效利用。为此,本章专门对乌桓史料作系统全面的辨析,着重摸清各书乌桓史料记载分布状况及其形成书写背景和史文来源,辨明彼此间传抄或承接关系,进而评判史料价值,去粗取精。第二章乌桓演变历史分期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乌桓自身历史发展大势,本章将乌桓历史演变历程,划分为6个历史阶段加以分析。曹操征三郡乌桓以后,文献中再未见有乌桓专传,乌桓的消失成为史学界的迷案。约公元前206年东胡解体后,乌桓作为群体泛称出现于史乘至公元207年蹋顿局部统一结束,从而乌桓群体整体影响力的下降为止,大致400年的历史时期是乌桓历史演变的重要时段。了解这一历史时段的发展特征和规律是解开乌桓去向之谜的关键。第三章乌桓的复合型经济形态本章主要讨论了乌桓所处地理环境、适应自然环境的复合型经济形态及其历史作用等内容。以往乌桓史研究中笼统地把乌桓人归为游牧,或农猎,亦或渔猎部族。可见,对乌桓的经济类型至今未形成共识。乌桓人在汉文献中出现以来其主体部分长期居处于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燕山北麓山区。环境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这一地带历来为自然环境演变的敏感地带,也是物质文化环境演变的活跃地带。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乌桓人灵活适应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狩猎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生产活动来供应全族成员生存发展之需要。其中,手工业发展尤其为乌桓诸部所重,专由“大人”来负责监管。其以“段金铁”为首的手工业发展,不仅为乌桓各经济部门提供了以铁器为主的劳动工具,而且为乌桓人所经营多样性经济生产的维持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第四章乌桓的“邑落”组织本章对乌桓邑落的来源、特点及历史影响等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汉文文献中记载乌桓社会有“诸邑落”。以往研究者从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社会性质等角度对乌桓“邑落”进行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至今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通过综合分析相关资料,本文认为,“邑落”组织是乌桓人与资源环境互动过程中应对社会生产分工和协作关系的需要而逐渐生成的;乌桓“邑落”在布局结构、地域、经济、政治等方面均有自身特点;长期存在于乌桓社会的“邑落”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乌桓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丽娟[6](2015)在《奚族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奚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最初以"库莫奚"之名出现于《魏书》,《隋书》始以"奚"为名。奚族自北朝出现,历经隋、唐、五代、辽、金、元,拥有近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和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探讨和研究奚族的历史,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奚族历史的研究已有时日,不同时期的中外学者,依据文献记载,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
刘一[7](2014)在《奚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奚族是我国东北古代民族,最初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奚最初称库莫奚,隋唐后省去“库莫”,专称奚。唐朝史书中奚常与契丹并联出现,合称“两蕃”。唐末五代时期,契丹逐渐兴起,建立辽朝。奚族成为辽朝统辖的最主要的民族之一,金代时,奚人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至元朝时彻底从历史上消失。奚人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长,但留下的材料却相对较少。本文主要对整个奚人社会发展脉络进行研究。奚人的族名与族源问题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关于奚人的族名,之前学界主要争议围绕在对“库莫”的解释上,而忽略了这一名称的来源。库莫奚是北魏在奚人原有部落名称基础上加工产生的他称。关于奚人族源的问题,历代史书的记载不同,因此学界存在争议。实际上奚人很可能源于匈奴,但由于其较早地融入鲜卑人中,因此其各个方面都带有浓厚的鲜卑色彩。奚族最初生活在松漠之间。客观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奚人最初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北朝时期,奚人脱离宇文氏部落联盟独立发展,并与中原的北魏、北周等政权产生联系。北魏与北周对待奚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奚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北朝时奚人与周边民族同样存在互动,其中对其影响较深的当属突厥。这一时期奚人社会发展迅速,至北朝末期奚人社会已经进入氏族部落联盟阶段。隋唐时期民族关系复杂。奚人处于隋唐和突厥、回鹘两大势力之间,这两大势力的此消彼长决定了奚人的政治导向。唐朝对奚人采取羁縻手段进行管理,并通过和亲等手段吸引奚人。反之,突厥和回鹘则通过武力手段对其进行控制。这一时期奚人与契丹的关系也是重点研究问题之一。奚人最初发展水平高于契丹,但随着契丹的崛起,唐末时奚人已经无力与之对抗。唐代奚人已经出现了首领和军队,表明此时的奚人社会已经进入军事部落联盟阶段。这一时期奚人的生产方式也开始发生改变,农业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加,至唐末时,奚人农业经济已经初具规模。辽朝之初奚族被契丹征服,成为辽朝主要统治的民族之一。辽朝在不同时期对奚人采取的管理方式不同。这些改变对奚人社会组织结构产生影响。奚王府问题一直是辽代奚人研究的重点。辽代之初,契丹为了安抚奚人,给予奚王较大的权力。随着辽代中央集权的强化,奚王府的权力被不断削弱,最终成为辽朝政府直接管理的官僚机构。辽代是奚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辽朝将大批汉人、渤海人迁入奚人居住地区,奚人在同这些民族的杂居过程中,其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奚人主要经济类型之一,而思想观念的改变则为奚人的民族融合打下基础。辽金战争中奚人逐渐归附金朝,并在金朝的对外战争中做出贡献。金朝统治者打破辽代奚人社会组织结构,将其编入猛安谋克、部族和乣等社会组织中进行管理。金朝政府最初对奚人较为信任,这一点从任命奚人官员的数量和品级等方面可以就看出。但海陵时两次涉及奚人的政治事件,使金朝对奚人的信任大减,奚人官员的数量和地位大不如前。金代是奚人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奚人被调发到各个地区与其他民族杂居,其社会组织结构更加松散,原有的血缘纽带被打破,这些条件促进了奚人的民族融合。加之金朝统治者对奚人有意采取同化政策,加快了奚人民族融合的进程。元代以后奚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苑金铭[8](2014)在《金代奚人研究》文中认为金朝是我国历史上由女真族为主建立的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奚人在金朝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金初奚人是辽金争衡中重要的力量,是女真与契丹交战双方争取的重要对象。奚人从抵抗到逐渐归附于金朝,他们的转向不仅减少了金朝灭辽的阻力,加速了辽朝的灭亡,而且对稳定金初国内局势,巩固初建的金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朝对奚人的政策存在一个由拉拢、信任到排斥、防范的变化过程。并且金朝采取了改变统属、拆散诸部、迁离故地的管理措施,这打散了奚人在辽时聚居于中京的状况,使他们的足迹遍布于金国大部分地区。在政治上,从金太祖到海陵王时期,奚人得到金统治者的信任,他们的政治地位处于上升阶段,有许多奚人上层走近金政权的核心,他们的政治活动对金朝当时政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在海陵王统治时奚人贵族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而在发生萧裕政变以及奚人参与撒八、窝斡起义后,奚人不再被金最高统治者信任,他们在金代政治舞台上也不再扮演接触权力核心的角色,政治地位逐渐下降。在军事上,奚人是金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内镇防、镇压人民“叛乱”,修筑北方防御工事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宋金战争和蒙金战争中也有英勇的表现,为金朝开拓疆土,抵御外敌的入侵,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金朝中后期民族政策的失当,使奚人的叛金、反金活动此起彼伏,并且有一部分奚人归附宋和蒙古,这对加速金朝的灭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经济、文化上,奚人的经济、文化是金朝多元经济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到了元朝,奚人已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但他们在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史上所做的贡献永载史册。
任大卫[9](2014)在《辽代萧孝恭家族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文中指出萧孝恭、萧孝资墓地,均发现于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内,出土墓志表明:萧孝恭、萧孝资二人为堂兄弟,均出身于契丹初鲁得部落,即辽太祖二十部内明确标记的契丹楮特部,这是辽代契丹人部落组织内部所包含的奚族部落。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萧孝恭、萧孝资兄弟二人墓地、墓志铭的发现,萧氏兄弟的家庭族属及其社会背景等,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试图以萧孝恭兄弟的家庭族属与社会背景入手,努力揭示这个辽代时期比较特殊的家族的社会文化特点。以萧孝恭家族为代表的特殊阶层的出现,是当时契丹本土部落组织形态高度整合的必然产物,是辽朝早期民族与部落融合的特殊产物,标志着契丹辽朝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形态以及文化脉络发展的根本基础。目前学界专门研究契丹部落内部存在奚族人口的文章较少,关于辽代奚族史的研究大多也都注重于奚族史发展线索的描述。关于辽代契丹部落存在的奚族人口问题,除《辽史》明确记载的迭剌迭达部(即奚迭剌部)以外,萧孝恭兄弟墓志则明确表明辽代楮特部属于奚族来源。学界许多学者意识到辽代契丹部落组织内部存在奚族人口的疑惑。因此,本文的特色在于研究辽代萧孝恭家族的族属与文化特点,目前学界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对于契丹部落组织内部存在的奚族人口进行分析与评价,所以本文准备从社会生活史角度研究辽代萧孝恭家族形成发展的特殊问题。并试图以出土的萧氏兄弟墓志及其记载的家族渊源关系资料为主,结合文献资料研究为主导,从社会背景分析入手,来阐述以辽代萧孝恭家族为代表的特殊社会阶层的出现。揭示当时契丹本土部落组织内部存在的奚族人口的社会属性即其主要的文化特征。
刘一[10](2013)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奚族研究综述》文中认为奚族是我国东北古代民族之一,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跨度很长,从北魏时见于史籍,历经隋唐、辽金等朝,至元代方彻底消失。但是由于奚人没有建立独立的政权,故一直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近年来随着辽金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学界对奚族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出现了一系列研究相关问题的文章,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果。尽管如此,还是应认识到学界对于奚族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不足,尚有很多问题有待相关研究者今后继续努力。
二、有关奚族族源的两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关奚族族源的两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一)“契丹早期”的界定 |
(二)契丹早期历史研究的意义 |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
三、研究现状 |
(一)契丹早期历史研究概述 |
(二)史料研究现状 |
(三)契丹族名族源研究现状 |
(四)契丹早期部落和部落联盟研究现状 |
第一章 基本史料辨析 |
第一节 纪传体“正史”中的契丹专传 |
一、《魏书·契丹传》 |
二、《隋书·契丹传》 |
三、《北史·契丹传》 |
四、《旧唐书·契丹传》 |
五、《旧五代史·契丹传》 |
六、《新唐书·契丹传》 |
七、《新五代史·契丹传》 |
第二节 有关史书中的契丹专条 |
一、《通典·契丹》 |
二、《唐会要·契丹》 |
三、《五代会要·契丹》 |
四、《太平寰宇记·契丹》 |
五、《通志·契丹》 |
六、《文献通考·契丹》 |
第三节 其他史书中的集中记载 |
一、《册府元龟·外臣部》等史书中的专门记载 |
二、《东都事略·辽国》《宋史新编·辽国》和《宋会要辑稿·辽》中的记载 |
三、《契丹国志》《辽史》中的相关记载 |
第二章 契丹的族名与来源 |
第一节 契丹族名辨析 |
一、“箅于”即“契丹”未必可信 |
二、“契丹”的各种译写形式 |
三、“契丹”的音义 |
第二节 契丹来源诸说述评与考察 |
一、契丹来源诸说 |
二、契丹来源考察 |
第三章 契丹早期部落的发展演变 |
第一节 契丹“古八部” |
一、“八部”与契丹先祖传说的关系 |
二、“古八部”与《魏书·契丹传》中“东北群狄”的关系 |
第二节 契丹松漠部落 |
一、讬纥臣水十部与松漠十部 |
二、大贺氏八部与遥辇氏八部 |
第三节 契丹早期部落的迁徙与融合 |
一、契丹部落的迁徙 |
二、契丹部落的融合 |
第四章 契丹部落联盟的二元性 |
第一节 大贺氏联盟兼具唐朝羁縻府州和契丹部落联盟的双重属性 |
一、大贺氏联盟形成和衰亡中的唐朝因素 |
二、大贺氏联盟形成和衰亡中的契丹因素 |
第二节 遥辇氏联盟双轨运行的二元性 |
一、联盟核心与权力重心不统一的二元性 |
二、迭烈府—大迭烈府主政与北、南二府分治的双轨运行体制 |
第三节 世里氏联盟的二元特性 |
一、联盟首领兼具汗权与皇权属性 |
二、联盟政权渐有“行国”和“城国”的特点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史料 |
二、专着 |
三、论文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辽代奚王及其权力丧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及目的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辽建国前的奚人及奚王概述 |
第一节 辽建国前奚人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
第二节 辽建国前奚人的经济 |
第三节 契丹建国前的奚酋分析 |
第二章 契丹对奚人的征服与统治 |
第一节 契丹对奚人的征服 |
第二节 对奚人的管理 |
第三章 辽代奚可汗及奚王相关问题研究 |
第一节 奚王五帐分——兼谈辽代奚王五帐何时附姓后族萧氏 |
第二节 辽代奚可汗与奚王的世次 |
第三节 辽代奚可汗的继承与奚王的选任制度 |
第四节“侍从宫帐:奚王府部”探析 |
第四章 辽代奚王权力的丧失 |
第一节 辽朝初期奚可汗的权力与义务 |
第二节 奚可汗权力丧失及其过程 |
第五章 奚王权力丧失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辽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 |
第二节 契丹统治者对奚人分而治之的政策 |
第三节 奚人地区农业的发展 |
第四节 奚人地区州县的设置与推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与学术史回顾 |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对象的选择 |
概念说明、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 |
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一、关于契丹王朝“汉化”方面的研究着作 |
二、关于汉语、汉字以及其他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使用方面的研究着作 |
三、关于儒家思想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四、关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五、关于中国中古丧葬制度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六、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第一章 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民族、语言、文字大背景 |
(一) 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 |
(二) 契丹族与奚族的语言、文字 |
第二节 契丹王朝时期各种场合下语言、文字的使用 |
(一) 宫廷(宫账) 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二) 祭祀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三) 军事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四) 外交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五) 丧葬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六) 其他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通事群体与双语者 |
(一) 五代、宋与契丹对峙时期的通事群体 |
(二) 契丹语与汉语的双语群体 |
第二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上) ——儒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典籍的传播 |
(一) 契丹王朝成立前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儒家经典的传播 |
第二节 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儒家政治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二) 儒家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三节 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儒家社会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二) 儒家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三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下) ——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 |
(一) 契丹王朝的“中国观” |
(二) 契丹王朝的“正统观” |
第二节 “复数”天下——宋王朝与契丹王朝间的外交博弈 |
(一) 从“澶渊之盟”到“划地交涉” |
(二)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内容的博弈 |
(三)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礼仪的博弈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朝贡体系的构建 |
(一) 属国、属部的朝贡义务 |
(二) 属国、属部的助军义务与其它义务 |
(三) 契丹王朝对于属国、属部的册封 |
第四章 中华中古丧葬制度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第一节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契丹族丧葬形式的转变 |
(二)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帝后的影响 |
(三)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贵族的影响 |
第二节 中国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一)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十三事”分析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写人进程分析 |
第五章 总结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资料 |
二、考古资料(包含考释文献) |
(一) 着作 |
(二) 论文 |
三、今人着作 |
(一) 着作 |
(二) 硕士、博士论文 |
四、今人论文 |
后记 |
(4)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价值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文化发展概述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体育的内涵与外延 |
二、汉唐时期的东北区域 |
三、汉唐时期的东北民族 |
第一章 汉唐时期东胡族系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发展 |
第一节 鲜卑族的体育文化 |
一、早期的鲜卑体育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体育 |
三、鲜卑体育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
第二节 乌桓族与乌洛浑族的体育文化 |
一、乌桓族的体育文化 |
二、乌洛浑族的体育文化 |
第三节 奚族的体育文化 |
一、北魏时期奚族的体育文化 |
二、隋唐时期奚族的体育文化 |
第四节 契丹族的体育文化 |
一、古八部时期的体育文化 |
二、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的体育文化 |
三、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体育文化 |
四、契丹的马球活动 |
第五节 室韦族的体育文化 |
一、北魏至隋朝时期室韦族的体育文化 |
二、唐朝时期室韦族的体育文化 |
第六节 汉唐时期东胡族系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 |
第二章 汉唐时期秽貊族系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发展 |
第一节 夫余族的体育文化 |
一、夫余族的军事体育 |
二、夫余族的狩猎及其它体育文化 |
第二节 高句丽族的体育文化 |
一、高句丽的狩猎与骑射体育文化 |
二、中原体育文化在高句丽社会的传播 |
三、高句丽的其它体育文化 |
四、高句丽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 |
第三节 沃沮族的体育文化 |
第四节 豆莫娄族的体育文化 |
第五节 汉唐时期秽貊族系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 |
第三章 汉唐时期肃慎族系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发展 |
第一节 挹娄族的体育文化 |
第二节 勿吉族的体育文化 |
第三节 黑水靺鞨的体育文化 |
一、黑水靺鞨的射箭及狩猎体育 |
二、黑水靺鞨的军事体育 |
三、黑水靺鞨的乐舞及其它体育文化 |
第四节 粟末靺鞨与渤海国的体育文化 |
一、渤海国的骑射体育 |
二、渤海国的军事体育 |
三、渤海国的乐舞体育 |
四、渤海国的马球 |
第五节 汉唐时期肃慎族系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 |
第四章 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 |
第一节 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性 |
第二节 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的继承性 |
第三节 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的地域性 |
一、与汉民族的居地位置反映的体育文化发展 |
二、自然环境和边疆战事等反映的体育文化发展 |
第四节 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的互动性 |
一、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与中原体育文化的互动 |
二、东北边疆诸民族间体育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5)乌桓历史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选题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概况 |
(一) 国外研究状况 |
(二) 国内研究状况 |
1、专着 |
2、论文 |
三、论文的新意及方法 |
第一章 乌桓基本史料考辨 |
一、《史记》乌桓记载 |
二、《汉书》乌桓记载 |
三、裴松之注之王沈《魏书》乌桓记载 |
四、陈寿《三国志》的乌桓记载 |
五、范晔《后汉书》的乌桓记载 |
六、《魏书》相关传纪中的乌桓 |
七、《晋书》相关传纪中的乌桓 |
八、《通典》的乌桓记载 |
九、《旧唐书》中的乌桓 |
十、《新唐书》中的乌桓 |
十一、《辽史》相关传纪中的乌桓 |
第二章 乌桓演变历史分期 |
一、东胡及东胡以前(公元前206年以前) |
二、匈奴所辖乌桓(公元前206—公元前119年) |
三、五郡塞外的乌桓(公元前119年—公元10年) |
四、右奠鞬日逐王比治下的乌桓(公元10年—公元49年) |
五、十郡塞内外的乌桓(公元49年—公元56年) |
六、乌桓的鲜卑化(公元56年—公元206年) |
(一) 鲜卑乌桓联盟的逐步建立(公元56年—公元181年) |
(二) 檀石槐联盟解体后乌桓的分布(公元181年—公元206年) |
(三) 曹操征三郡乌丸以后(公元207年以后) |
第三章 乌桓的复合型经济形态 |
一、乌桓人所处地理环境概述 |
二、适应地理环境的复合型经济形态 |
(一) 畜牧业 |
(二) 农业 |
(三) 狩猎业 |
(四) 手工业 |
1、冶铁业 |
2、纺织业 |
3、陶器业 |
三、乌桓复合型经济形态的历史作用 |
第四章 乌桓的“邑落”组织 |
一、乌桓“邑落”由来 |
二、乌桓“邑落”特点 |
(一) “邑落”布局结构特点 |
(二) 乌桓“诸邑落”各有领地之地域特点 |
(三) 乌桓“邑落”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 |
(四) 乌桓“邑落”相对独立的政治特点 |
三、乌桓“邑落”组织的历史影响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奚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方法 |
四、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五、 论文创新点 |
第一章 奚人的族名与族属研究 |
第一节 奚人的族名 |
第二节 关于奚人族属问题之讨论 |
一、 关于“种”与“别种”的关系 |
二、 关于宇文部先世之讨论 |
第二章 北朝时期的奚人 |
第一节 奚人的早期社会 |
一、 北朝时期奚人居住地的变迁 |
二、 北朝时期奚人的经济类型 |
三、 奚人早期社会组织结构 |
第二节 库莫奚与北魏的关系 |
一、 拓跋珪北伐库莫奚 |
二、 库莫奚对北魏试探性接触 |
三、 孝文帝时期北魏与库莫奚关系恶化 |
四、 奚人与北魏隶属关系的重新建立 |
第三节 库莫奚与北齐的关系 |
一、 北齐初年对库莫奚的武力征服 |
二、 北齐修筑长城对库莫奚的防范 |
第四节 奚人与周边部族的关系研究 |
一、 奚人与契丹的关系 |
二、 奚人与其他周边部族的关系 |
第三章 隋唐王朝时期的奚人 |
第一节 奚人社会的发展 |
一、 奚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
二、 奚人氏族部落联盟组织结构 |
三、 唐代史籍中所见的奚长事迹考述 |
第二节 奚人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
一、 奚人与隋朝的短暂交往 |
二、 奚人与唐朝的关系 |
三、 奚人对唐朝贡活动 |
第三节 唐代对奚人的管理 |
一、 奚人羁縻府州的设置 |
二、 和亲与纳质 |
第四节 唐代奚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
一、 奚人与突厥、回鹘的关系 |
二、 奚人与契丹的关系 |
第四章 辽朝时期的奚人 |
第一节 契丹对奚人的征服 |
一、 东、西两部奚的分化(关于西部奚一些问题的探讨) |
二、 契丹征服奚人的战争 |
第二节 辽代奚王与奚王府 |
一、 辽代历任奚王考 |
二、 奚王府的官员设置与职责 |
三、 奚王府监军制度 |
第三节 辽代奚人部族制度 |
一、 辽太祖时期的奚人部族 |
二、 辽圣宗时期的奚人部族 |
三、 辽朝后期的奚人部族 |
第四节 辽代奚人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
一、 奚人社会经济的发展 |
二、 奚人文化习俗的变迁 |
三、 辽代奚人特殊的社会地位 |
第五章 金朝时期的奚人 |
第一节 金朝对奚人的征服和统辖 |
一、 金朝对奚人的征服 |
二、 “大奚”政权的建立与灭亡 |
三、 金朝对奚人的统辖 |
第二节 金朝对奚人官员的任用 |
第三节 金末奚人的流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金代奚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CONTENTS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论文创新之处 |
1.研究思路 |
2.论文创新之处 |
一、金朝以前的奚人 |
(一)奚人的来源 |
(二)北魏至晚唐的奚人及其与中原的关系 |
1.南北朝时期奚人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
2.隋唐时期奚人与隋、唐政权的关系 |
(三)辽代奚人及其分布 |
1.奚的分裂与契丹的军事征服 |
2.辽朝对奚人的管理 |
3.辽代奚人的分布 |
二、金初奚人从抵抗到归附 |
(一)辽金战争前期奚人的抵抗 |
(二)回离保与奚国的建立 |
1.回离保 |
2.奚国的建立 |
(三)金初的招抚政策及奚人的转向 |
三、金朝对奚人的政策及管理措施 |
(一)金朝对奚人的政策 |
1.拉拢、信任的政策(1115——1161) |
2.排斥、防范的政策(1161——1234) |
(二)金朝对奚人的管理措施 |
1.改变统属,编入猛安谋克、部族和乣 |
2.拆散诸部,迁离故地 |
四、奚人在金朝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
(一)走近政权核心的奚人上层的政治影响 |
1.萧恭在太宗、熙宗、海陵三朝的作为 |
2.萧裕与海陵朝的政治运作 |
3.金代奚人政治地位的阶段性变化 |
(二)奚人在金朝军事活动中作用 |
1.宋金战争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
2.参与军事镇防和蒙金战争并有所作为 |
3.参与的反金活动 |
(三)金代奚人的经济、文化生活 |
1.畜牧经济与农业经济 |
2.文化生活 |
五、余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辽代萧孝恭家族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目前国内外奚族史研究的基本概况 |
(一) 关于奚族史研究的文献与考古资料 |
(二) 学界关于奚族(库莫奚)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
(三) 本选题的特色及主要创新之处 |
一、目前发现有关辽代萧孝恭家族的基本资料 |
1. 萧孝恭墓地及其墓志铭的发现 |
2. 萧孝资墓地及其墓志铭的发现 |
二、萧孝恭家族及其与契丹部落的族属关系 |
1. 墓志资料与文献资料印证所揭示的基本问题 |
2. 辽代萧孝恭家族变迁的社会背景 |
三、辽代萧孝恭家族体现的基本文化表征 |
附录一:萧孝恭墓志铭全文 |
附录二:萧孝资墓志铭全文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奚族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关于奚人起源及其族名问题研究 |
二、奚人的活动范围研究 |
三、奚族社会组织方面的研究 |
四、奚人的社会生活研究 |
五、奚人与周边政权及民族的关系研究 |
六、关于奚人的文献学、考古学方面的研究 |
四、有关奚族族源的两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D]. 冯科.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2]辽代奚王及其权力丧失研究[D]. 马昊. 河北大学, 2019(08)
- [3]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 徐世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4]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体育文化史研究[D]. 隋东旭.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5]乌桓历史若干问题研究[D]. 孟克巴雅尔. 内蒙古大学, 2016(08)
- [6]奚族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A]. 王丽娟. 北方民族考古 第2辑, 2015
- [7]奚族研究[D]. 刘一. 吉林大学, 2014(03)
- [8]金代奚人研究[D]. 苑金铭. 渤海大学, 2014(09)
- [9]辽代萧孝恭家族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D]. 任大卫. 辽宁师范大学, 2014(02)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奚族研究综述[J]. 刘一. 学术探索,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