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阶级斗争为纲 种好杂交水稻（论文文献综述）
姚瑞丽[1]（2021）在《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文中提出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孙秦敏[3]（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关乎国家命运、关乎民族安危。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意识形态工作依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工作既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时期,也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如何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结合意识形态领域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新变化,将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转化成实践需要的现实动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时代交付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坚守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用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有力回击错误思潮。中国共产党早已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逐渐将价值理念层面的意识形态转化到具体社会实践之中,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力量。本文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出发,探寻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按照系统分析法全面解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科学内涵及发展动力。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发展策略。按照“发现问题——解构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具体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本问题。通过对主题相关概念“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分析界定,理清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进而全面解读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科学内涵。立足内涵,分析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本要素及特征,并对新时代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资源基础。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发展有着丰富的资源基础:其理论渊源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指导、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借鉴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和贡献;其实践基础有夯实的经济基础、较好的治理成效、较完整的制度规范、良好的领导核心形象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神话”的破灭;其价值诉求在于围绕两个巩固任务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增强意识形态引领力、立足人民主体立场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由此,建构起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由来已久,主要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工作的推进、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工作的调适以及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其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系统建设以及创新发展意识形态工作。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的挑战。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国际方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国内方面社会转型以及思想领域的各种情况的变化、自身发展方面意识形态工作创新本身存在的困境等。第五部分主要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遵循的原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从而保证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正确方向。致力于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需要遵循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样化思想文化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保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科学有序地推进。第六部分主要论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遵循基本原则,应努力做到:其一,推进理论创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二,推进手段创新,壮大思想舆论主阵地;其三,推进话语创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其四,推进基层工作创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
王锐[4]（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唐绮颖[5]（2019）在《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文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至1978年后才逐渐收尾,是建国后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还涉及到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是我国发展史上一大重要事件。本文以龙溪专区的知识青年为个案,主要着眼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从知青下乡前的社会动员与心态分析,下乡时的政府安置与生产生活,返城后的就业安置与问题解决等诸多方面,对该群体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以期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下龙溪专区知识青年的心境与行为,为填补本区域知青史研究的空白、把握福建省乃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走势做出贡献。
严海[6]（2019）在《幸福德育论》文中指出幸福引人类执着求取,人生无处不在追求幸福之中。感性主义幸福论视快乐为幸福,认为幸福在于欲望的满足与快乐的感受。理性主义幸福论则关注幸福与道德的联系,主张幸福是人的道德发展完满。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深刻。感性主义幸福论“快乐即幸福”的观点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易为常人所接受,但经验性的东西阐明有关幸福的问题必定会受到诘难,幸福可以呈现出快乐的情绪反应,但快乐不能等同于幸福,一味追求快乐必然走上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歧路。理性主义幸福论将幸福预设于人的道德完满之中,体现出逻辑张力,但形成的结果则往往是追求者众实现者寡,人们在尘世生活无法实现幸福继而寄托于彼岸世界获得,这就致使幸福披上了虚幻的外衣。感性主义幸福论和理性主义幸福论对幸福的理解是各执牛耳,都自认为找到幸福的真谛,后继者也往往囿于自身的立场责难对方的观点,体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对于幸福的完整理解应建立在对两者的批判与继承之上。幸福是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愉悦的心理感受,既有感官层面的积极情绪反应,也有心理认知层面的价值判断,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物质幸福是基础性的,精神幸福则具有至上地位。人是精神性存在,人对精神幸福的追求不仅让人的物质生活获得了真正属于它的生命根基,同时也为人的存在确定了永恒价值。幸福是生活的目的,是人的一生、一切行为活动的终极目的。追求幸福是人的自然属性趋利避害、近乐远苦的本能反应,也是人的社会属性求善避恶、人之为人的精神诉求。实现幸福的方法包括知识、才能、道德、财富等,其中道德最为重要。基于“德得相通”,道德牵系物质幸福;源自“德福一致”,道德关涉精神幸福。道德是创造幸福的核心能力。目的与方法的双重观照,体现出德育与幸福密不可分,同生活水乳交融。反观现状,德育目的预设附着了社会本位的理论烙印,德育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塑造人,强调伦理灌输、道德规训,以社会利益来取代个人利益,缺少了对人这一教育主体应有的人文关怀,与幸福渐行渐远。在学校德育实践中,以知识为目的、分数为目的知性德育、应试德育长期泛滥,使学生沦为知识工具、考试机器,割裂了德育与生活的联系,其以牺牲当前生活为代价来换取未来的幸福,造就了德育现实的困苦,与幸福背道而驰。德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育人活动,因而更需要去关涉人的幸福,更不能背离幸福这一终极价值。为了幸福,既是德育应然的价值追求,也是德育实然的生活回归。德育目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幸福作为德育的目的体现出终极性、统摄性的特点,它并不否定德育的其它目的及其包含的种种具体目的的存在,而是统摄它们的价值追求。换而言之德育的其它目的及其含括的种种具体目的必须符合幸福这一终极价值,它们的预设必须以幸福旨归、置于幸福的观照之下。德育对幸福追求存在两种路径:一是把幸福作为一种有待于教、有待于学的目标、内容,即“教幸福、学幸福”,“幸福德育”意即幸福观教育;二是把幸福作为德育过程中师生的情感体验,把德育当做幸福的事情来做,于此“幸福德育”就是“幸福地教、幸福地学”。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讲,这两种路径应该是统一的。幸福既是德育的目的,同时也应贯穿于德育过程。德育本身蕴涵着理性、良善等诸多幸福元素,并且教育即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准备,德育追求幸福的过程也是激发德育本身幸福元素活力的过程。实现目的与过程的内在融合,幸福德育承载这种理想,表达着这种努力。从广义来说,追求目的幸福与过程幸福相统一的德育即幸福德育;具体言之,幸福德育是以幸福为目的,在德育活动中培养学生幸福能力,促进学生道德成长,观照学生幸福学习,引导学生建构幸福生活的过程。德育对幸福的作为当以建构和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引领人过何种幸福生活为价值先导。这种幸福生活是基于物质生活又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面向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的可能生活。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想拥有自身的幸福但不一定均能实现,幸福归根结底要靠能力去获取,培养人的幸福能力是幸福德育的要务。德福一致的幸福观教育、积极情绪体验、道德素养提升促进学生认知、感受、创造幸福能力的形成。幸福德育不仅为学生未来幸福奠基,同时也观照当下。德育要成为幸福的事业,自身必须充满幸福,使人能够在德育过程中真切感受幸福。关怀型师生关系、生活取向的德育内容、体验型学习模式、多元积极评价使德育活动充满幸福的元素,润泽学生幸福成长。人的道德感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幸福感形成的过程,道德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学生幸福学习的过程。学生既是幸福的体验者,又是幸福的分享者。幸福德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交互中前行。W市六小自“十二五”以来,积极探索幸福德育模式,努力让学生享受教育的幸福。该校以“呵护金色童年,奠基幸福人生”为办学核心理念,建构幸福德育同心圆实践体系,用爱心真情创造幸福、传递幸福、守望幸福,在学生道德成长中提升学生幸福感。该校幸福德育的探索验证了幸福德育在实践层面的可行性,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幸福德育引领人建构幸福生活,培养人幸福能力,关照人幸福发展,呈现“生活→幸福→道德→教育”的理路。其革除了传统德育对幸福的遮蔽,消解了德育实效不佳的现实难题,契合了当代德育发展的需要。人在认识、感受、创造幸福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追求幸福之路也就是道德践履之路,实现幸福生活目的也就是实现人之为人、人为何人的价值。于此,人生也就具有了无上的意义,幸福德育也就具有了无上的意义。
张献生[7]（2019）在《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高峰——改革开放40年统一战线的创新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根据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形成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新格局;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在服务大局中发挥优势,彰显了统一战线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价值;突出以人为本、凝心聚力,落实和制定政策,激发了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建设热情和创造活力;把新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作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新力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新的思想理论观点,科学的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坚持和完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体制,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全党全社会推进统战工作的强大合力,从而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成为统一战线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高峰。
田金娜[8]（2017）在《组织化视角下“村改居”社区社会秩序研究 ——以昆明市彝族Z村为例》文中提出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作为转型社区面临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社区再组织化的难题。如何认识和解决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这一基本问题,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议题。本文以昆明东南的彝族社区Z村城市化中的社区转型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理论文献的研究,运用组织化理论对Z村社会变迁中的自组织和他组织问题进行研究,探讨转型社区的组织变迁与社会秩序建构之间的关系,试图对当代中国社会城市化发展中的农村社区转型作出理论的思考和分析。本文通过对组织化理论的阐述来探讨论题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田野调查来揭示Z村的传统组织形式在不同时期的变迁情况,以及它对人们的生活秩序带来的影响。并在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对Z村面临的组织化缺失而出现的社会失序问题进行分析。全文包括六个部分。导论首先是对本文的研究缘起、现实依据和理论背景与研究意义的介绍,而后对与本文相关的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和反思,继而阐述了研究的思路、内容和方法,最后是对本研究的田野点的介绍。文章分析了Z村组织变迁的历史,意在通过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为我们今天理解自组织提供历史文化的视角。第一章以组织化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为题,对本文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分析社区社会秩序问题的根源。对社区组织化中的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关系进行分析,重新理解与界定作为组织化基础的自组织,从图式理论这一发生认识论的角度对自组织原理加以再理解,为本文的探讨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变迁中的组织形式、组织体制进行分析,揭示农村社会变迁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城市化发展特点和问题,为开展论文的分析提供历史的视角和组织演变的认识。第三章和第四章是以一个具体的社区——Z村的社区组织演变为对象,从Z村这一具体对象的社区组织化发展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变迁着手,将社区组织的演化置入历史和现实的场域之中,分析Z村在历史中所形成的适应社会变化的社区组织结构秩序,及其当代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所经历的演变。通过对社区组织与社会秩序之关联进行历时与共时相映照的分析阐释,指出当前Z村在“村改居”社区转型中,由于社区自组织的缺失和社区组织化危机所导致的社区秩序混乱社区重建面临的难题。其中,第三章是对传统农村社会Z村社区的组织化特征作历史探讨,通过历史性分析来揭示社区组织演变的基本特征。第四章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当代Z村社会变迁和组织演变的历史进行分析。第五章旨在对本论文所提出的处于社会变迁中的转型社区社会秩序建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论述和总结。以当前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背景,探讨促进社区秩序和谐的组织化条件因素,阐述在城市化的社区转型中社区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的社区组织化对社区发展的内源发展机制和根基作用。进而指出社区组织化是实现社区重建和社区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路径,论证社区组织建设的必然性、内容和社区组织化对社区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另一方面指出社区发展的未来在于建立城市化的社区组织体系,形成城市化的社区社会秩序,促进人的城市化发展,即村民变市民的完成。结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意义进行总结性阐述,指出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的可能性进行思考。通过研究探索,本文的研究结论是:首先,社区自组织作为维系社区生活秩序和适应社会变迁的内源因素,在社区组织化的进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区,其内部总是有较完整的自组织体系在发挥作用。一旦这种自组织状态遭到破坏,或者他组织取代自组织,社区要么失去活力,要么陷于混乱。其次,社区自组织不能单方面的发挥维护社区秩序、促进社区发展的作用,他组织也具有不可或缺,在某些情况下对社区的稳定和繁荣起到关键性的促进作用。因而,将自组织动力和他组织推力相结合,辨证理解二者在建构社区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对研究社区组织化具有原理性的理解和解释作用。最后,在“村改居”社区的城市化转型中,社区社会的现代化不同于传统封闭社会的社区关系和社区组织结构,异质性的“有机团结”社会关系取代了同质性的“机械团结”社会关系,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多样化,靠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来维系的社会团结,被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连接的社会团结所取代而成为主导性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型社区的组织化中,自组织的形式和内容也必须现代化而与传统自组织相区别,向着合作、互助、服务和平等共享的方向发展;而他组织的方式也必须改变其传统的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对社区进行行政干预、强制,变为尊重、支持、引导和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建构社区社会秩序,推动社区的稳定和繁荣。这就不仅需要从一般原理上阐述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理论,更需要从经验中对复杂的“村改居”社区的城市化转型进行个案研究,从而避免教条化和行政化的思维产生的片面性误导或影响我们的认识与实践。
卜新章[9]（2017）在《《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民画报》创刊于1950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刊物,创刊以来发行面广量大,至今从未间断。本文以《人民画报》创刊以来的涉农报道为研究对象,以画报中的农民幸福为主题,对画报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涉农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分析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叙事与表意,以及画报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探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内容、话语立场、话语倾向,从而发现画报在涉农报道叙事表意中承担的角色,发现农民幸福的话语建构中潜藏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逻辑。过渡时期（1949-1956）,《人民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肯定,并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渲染,丰收景象、农民生活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农民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时对农民幸福的内容和归因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强调农民幸福的获得是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生产建设中的困难,才能获得丰收、获得幸福,从而引导农民对共产党、组织集体、互助合作的认同,并推演出互助合作的集体归宿就是农民的幸福。探索时期（1957-1976）,农民的幸福尽管在内容上延续了前一时期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然而在集体归宿方面的幸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趋向于对物质幸福内容的替代,幸福的内容还越来越超越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成为战天斗地、建设贡献的精神超越,成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愿望,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归宿的自豪,成为文化革命斗争中的狂热激情,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附庸,以致农民幸福的内容被异化,幸福的概念被偷换。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9）,画报的涉农报道见证了共产党工作中心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见证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见证了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在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发挥,基本还原了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建构了这一时期农民幸福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报道中体现出农民幸福的个人立场、媒介立场、官方立场,宣传农民富裕幸福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富裕幸福的方法途径,对农民追求物质富裕幸福进行了肯定和鼓动。新世纪以来（2000-2016）,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进行过多的炫耀,也没有太多的农民富裕幸福的叙事,而对“三农”发展过程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呈现。同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话语较为集中,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成为新世纪画报涉农报道的主旋律。在这些涉农报道中,展开了城乡发展和农民幸福的追问,交织着农民增收的方法、途径和追求,进行着农民幸福与不幸的综合叙事,演绎了农民幸福的丰富内涵,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幸福的进一步追求,并通过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阐释了国家存在和领导的意义。将《人民画报》60多年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纳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发展轨迹中,从话语转变的角度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照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幸福的叙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转向,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对话语建构起决定作用。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铺天盖地,农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个人和集体方面的幸福得到了全面铺陈,同时更倾向于精神的和集体的幸福,并呈现为一边倒的农民非常幸福的倾向,没有任何农民不幸或问题的负面报道。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幸福的话语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画报建构的物质幸福、精神幸福和农民主体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和重点呈现出独具时代的特征,在幸福话语建构的媒介立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新世纪以来,尽管报道话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一脉相承,但在进行农民幸福的话语呈现时,出现了很多农民不幸的批评话语,呈现出农民幸福与不幸均衡报道的话语转向。在这些转向的背后,体现出党报媒介话语的霸权和意志,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和转变,呈现出《人民画报》作为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操控逻辑。也能发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画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手段,在需要解决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黎皇灵（LE HOANG LINH）[10]（2015）在《中国援越抗美研究（1960-1969） ——以云南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考察研究的内容是冷战时期中国援越抗美的情况,并集中以云南省为例。论文通过多国档案文献资料的梳理和探究,并结合国内外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初步深入探究中国地方省区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援助,评估云南省在中国援越战略中的地位及作用。具体来说,本文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寻求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援越抗美的背后动机、政策起源和实施过程,云南省如何成为中国国防战略中的前沿及越南解放事业的后方,云南对越南经济建设、贸易合作、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帮助,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越南受援省和受援机构与云南省及其对越援助机构的关系等等,最后总结评述云南省援越抗美的特点。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分析冷战背景下中国在1950年至1975年间对越援助方针及其演变过程。第二章,探讨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及越南争取国际援助的方略,重心在于云南省与中国地方省区援越抗美工作以及越劳党对外援和外贸合作的认识。第三章,叙述云南省帮助越南老街、河江、莱州三省发展农业、工业、基本建设等,以及越南对口受援省的反应。第四章,探讨云南省对越南上述三省的技术、后勤援助,重点围绕中方培训越南留学生和实习生的过程和结果展开论述。第五章,对于中国中央政府与云南省地方政府援越抗美进行评估。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 种好杂交水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 种好杂交水稻（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本问题 |
|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意识形态 |
| (二) 意识形态工作 |
| (三)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要素和特征 |
| (一)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要素分析 |
| (二)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必要性 |
| (一)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 |
| (二) 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要求 |
| (三)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要求 |
| (四) 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要求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资源基础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 |
|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借鉴 |
| (三) 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与贡献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现实条件 |
| (一) 意识形态工作的经济基础日益巩固 |
| (二) 意识形态工作的治理成效显着增强 |
| (三) 意识形态工作的规范程度不断加强 |
| (四)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形象良好 |
| (五) 西方民主制度“神话”日趋破灭 |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价值诉求 |
| (一) 围绕两个巩固任务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 |
|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增强意识形态引领力 |
| (三) 立足人民主体立场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历史实践 |
|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历史考察 |
| (一) 1921—1949:意识形态工作的初步开展 |
| (二) 1949—1978: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推进 |
| (三) 1978—2012:意识形态工作的调适完善 |
| (四) 2012—至今: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推进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经验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
| (三) 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系统建设 |
| (四) 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 |
|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反思启示 |
| (一) 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
| (二) 避免意识形态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 |
| (三) 努力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宣传与管理方式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现实挑战 |
|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的国际挑战 |
| (一) 西方国家政治层面的“颜色革命” |
| (二) 西方经济金融层面的价值输出 |
| (三) 西方文化传媒层面的话语霸权 |
| (四) 西方宗教组织层面的思想渗透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的国内挑战 |
| (一) 社会转型新情况带来的问题 |
| (二) 多元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干扰 |
| (三) 网络新媒体延伸的负面效应的冲击 |
|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的自身困境 |
| (一) 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创新动力有待提升 |
| (二) 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创新能力有待加强 |
| (三) 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创新方式有待优化 |
| (四) 意识形态工作的基层创新有效性有待提高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原则遵循 |
| 一、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化相统一的指导原则 |
| (一) 指导思想一元化是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 |
| (二) 思想文化多样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经现象 |
| (三) 坚持一元指导与多元思想的辩证统一 |
| 二、意识形态工作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立场原则 |
| (一) 坚持党性原则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 |
| (二) 坚持人民性原则满足美好生活向往 |
| (三)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
|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内容原则 |
| (一) 坚守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核心内容的继承性 |
| (二) 立足实践进行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 |
| (三) 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路径选择 |
| 一、推进理论创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一) 坚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
| (二)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
| (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四) 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理论人才队伍 |
| 二、推进手段创新,壮大思想舆论主阵地 |
| (一) 正确引领社会思潮,积极回应现实问题 |
| (二) 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净化网络生态环境 |
| (三)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打造意识形态前沿阵地 |
| (四) 创新思想舆论宣传方式,推进理论传播大众化 |
| 三、推进话语创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
| (一) 巩固话语主体权威,提升话语影响力 |
| (二) 坚持主题守正创新,抢占话语先机 |
| (三) 转化话语表达方式,增强话语亲和力 |
| (四) 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权,开拓国际视野 |
| 四、推进基层工作创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 |
| (一) 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基层领导管理 |
| (二)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群众生活实践 |
| (三) 坚持关切民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 (四) 打牢基础文化阵地,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初起——潮涌下乡 |
| 第一节 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动员 |
| 第二节 上山下乡运动前的心态分析 |
| 第二章 发展——安家落户 |
| 第一节 知青下乡安置地点的选择 |
| 第二节 知青下乡后的安置方式 |
| 第三节 知青安置经费的补助和使用 |
| 第三章 高潮——适应图存 |
| 第一节 适应艰苦的乡村生活 |
| 第二节 食不果腹:知青吃饭问题 |
| 第三节 同工不同酬:知青劳动问题 |
| 第四节 无处栖身:知青住房问题 |
| 第五节 命运多舛:女知青的艰难 |
| 第六节 摆脱贫乏的精神生活 |
| 第七节 扎根农村,努力作为 |
| 第四章 落幕——返城归根 |
| 第一节 知青回城与就业安置 |
| 第二节 遗留问题的解决 |
| 第五章 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区域特色 |
| 第一节 拥有全省人数最多的“老知青”群体 |
| 第二节 拥有全省最大的华侨农场和一定数量的归侨知识青年 |
| 第三节 知青下乡安置以地区内跨县安置为主,安置条件相对优越 |
| 第六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幸福德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 |
| (一) 问题的缘起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幸福界说 |
| 一、感性主义幸福论和理性主义幸福论之辨 |
| (一) 感性主义幸福论--幸福即快乐 |
| (二) 理性主义幸福论--幸福即至善 |
| (三) 两种理论的辨析 |
| 二、幸福概念的确认 |
| (一) 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满足是幸福的来源 |
| (二) 满足需要的方法及量度是获得幸福的道德依据 |
| (三) 幸福是主观愉悦感受和客观需要满足的辩证统一 |
| 三、幸福类型的解析 |
| (一) 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 |
| (二) 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 |
| (三) 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 |
| (四) 过程幸福和结果幸福 |
| 第二章 幸福何以成为德育的目的 |
| 一、人的生活以幸福为目的 |
| (一) 人的生活应有目的 |
| (二) 生活的目的: 幸福 |
| 二、道德是实现幸福的方法 |
| (一) 德得相通,道德有助于实现人的物质幸福 |
| (二) 德福一致,道德有助于促进人的精神幸福 |
| 三、德育以幸福为目的 |
| (一) 为了幸福--德育目的应然追求 |
| (二) 为了幸福--德育目的实然回归 |
| 四、德育目的现实反思—幸福的缺位 |
| (一) 为了知识的德育 |
| (二) 为了分数的德育 |
| (三) 学校德育实践的警示 |
| 第三章 德育何以能对幸福有所作为 |
| 一、思想先导,德育引领人建构幸福生活 |
| (一) 德育引领人建构一种理性的物质生活 |
| (二) 德育引领人建构一种有尊严的精神生活 |
| (三) 德育引领人建构一种有意义的可能生活 |
| 二、能力塑造,德育培养人认知、感受、创造幸福 |
| (一) 幸福观教育,培养人认知幸福的能力 |
| (二) 积极情绪体验,培养人感受幸福的能力 |
| (三) 道德素养提升,培养人创造幸福的能力 |
| 三、福在学中,幸福的德育观照学生幸福 |
| (一) 关怀型师生关系,润泽学生幸福成长 |
| (二) 生活取向的德育内容,散发幸福的因子 |
| (三) 体验型学习模式,彰显学生幸福的学习 |
| (四) 多元积极评价,引导学生幸福发展 |
| 第四章 幸福德育的实践探索 ——W市六小幸福德育的探索 |
| 一、W市六小幸福德育的实施背景及体系建构 |
| (一) W市六小幸福德育的实施背景 |
| (二) W市六小幸福德育的体系建构 |
| 二、W市六小幸福德育的主要路径 |
| (一) 文化启德,铺就幸福底色 |
| (二) 课程育德,提升德育魅力 |
| (三) 活动明德,丰富学生幸福体验 |
| (四) 以教师幸福观照学生幸福 |
| (五) 评价促德,激励学生幸福成长 |
| 三、W市六小幸福德育的成效与反思 |
| (一) W市六小幸福德育的成效 |
| (二) W市六小幸福德育的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高峰——改革开放40年统一战线的创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根据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从阶级联盟变为政治联盟, 确立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 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广泛的团结 |
| 二、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自觉服务经济建设中心和现代化建设大局, 彰显了统一战线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
| 三、在拨乱反正中开拓前进, 落实和制定各方面统战政策, 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建设热情和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根本职能作用得以充分展现 |
| 四、团结新的社会群体和阶层, 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和群众基础, 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发展稳定安全中的正能量,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新力量 |
| 五、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带动和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成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
| 六、着力推进理论创新, 产生了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科学发展观关于统一战线理论、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科学的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基本形成 |
| 七、坚持和完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体制, 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 实现统一战线资源的集中优化配置, 形成全党全社会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的强大合力 |
（8）组织化视角下“村改居”社区社会秩序研究 ——以昆明市彝族Z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一) 现实问题 |
| (二) 理论背景与方法论依据 |
| (三) 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组织化与社会秩序研究 |
| (二) 城市化与社会转型研究 |
| (三) “村改居”社区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田野点介绍 |
| (一) 滇池东岸的古彝村 |
| (二) 变迁中的Z村 |
| (三) 走进Z村 |
| 第一章 组织化与转型社区社会秩序 |
| 第一节 社区转型中的社会秩序问题 |
| 一、组织化与社会秩序 |
| 二、社区转型与社区自组织问题 |
| 三、社区自组织缺失导致的社区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组织化中的自组织与他组织 |
| 一、组织、组织化 |
| 二、自组织和他组织 |
| 第三节 组织化过程中的图式与自组织 |
| 一、自组织的特性 |
| 二、图式与自组织 |
| 三、图式理论对转型社区社会秩序重建的意义 |
| 第二章 农村城市化中的中国村落组织变迁 |
| 第一节 集体化与农村组织化发展 |
| 一、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立与人民公社体制的形成 |
| 二、人民公社制度的组织化特征 |
| 三、政社合一体制对村落组织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组织体制变化 |
|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其对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 |
| 二、管理体制变革与组织化体系变化 |
|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区组织化的发展与挑战 |
| 第三节 全面城市化与村落社区转型 |
| 一、城市化发展中的农村社区建设 |
|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 |
| 三、“村改居”社区组织化面临的挑战 |
| 第三章 Z村传统自组织格局和文化图式 |
| 第一节 Z村传统村落格局 |
| 一、三山六塘桥七座的自然地理格局 |
| 二、一阁四坡祠十三的文化格局 |
| 第二节 Z村的文化 |
| 一、Z村节庆 |
| 二、自杞人信仰 |
| 三、习俗 |
| 第三节 十三巷的村落自组织格局 |
| 一、水头、水老人和耆老 |
| 二、“会产”的出现 |
| 三、十三会的自组织秩序 |
| 四、十三巷自组织格局的组织文化学分析 |
| 第四章 Z村当代社会变迁及组织演变 |
| 第一节 现代Z村的社会变迁 |
| 一、公社化时期的Z村 |
| 二、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社区变迁 |
| 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的社区变迁 |
| 四、城市化对Z村社区的冲击 |
| 第二节 Z村社区组织的演变 |
| 一、传统的组织及其对社区生活的作用 |
| 二、农业集体化及其对Z村的影响 |
|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Z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四、城市化对Z村社区的颠覆性改变 |
| 第三节 Z村社区变迁中的组织化问题 |
| 一、社区秩序的混乱 |
| 二、组织化的危机 |
| 三、重建社区的难题 |
| 第五章 社区的组织化与社区发展 |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中的社区自组织问题 |
|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
| 二、新型城镇化与转型社区发展 |
| 三、通过社区自组织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 |
| 第二节 重新理解社区组织建设 |
| 一、个人意义追寻的载体 |
| 二、社会人对组织的历史预期 |
| 三、社区生活的客观要求 |
| 第三节 以社区组织建设推动社区转型 |
| 一、社区组织化与社区转型 |
| 二、实现社区转型的组织条件 |
| 三、社区组织体系的建构 |
| 四、社区发展的未来 |
| 结语 |
| 一、研究的结论 |
| 二、研究发现和意义 |
| 三、本文的局限性 |
| 四、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关键概念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画报摄影图像的意义与叙事 |
| 第一节 摄影图像的符号意义 |
| 第二节 《人民画报》涉农封面摄影图像解读 |
| 第三节 《人民画报》涉农报道的图像叙事 |
| 第三章 农民幸福“神话”的共识制造(1950-1956) |
| 第一节 农民日常生活的幸福“神话” |
| 第二节 集体幻想中农民幸福的“神话”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中幸福的“农民阶级” |
| 第四节 参政地位中隐匿的农民幸福 |
| 第五节 制造共识——农民幸福“神话”的建构目的 |
| 第四章 农民幸福的内容扭曲与话语异化(1957-1976) |
| 第一节 生产跃进“神话”中农民幸福的浮夸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中农民幸福的意识形态绑架 |
| 第三节 文化革命“霸权”中农民幸福的政治异化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汇流中农民幸福的主体异化 |
| 第五章 农民幸福价值标准的本体归位(1977-1999) |
| 第一节 谨慎改革过程中迟到的农民幸福话语 |
| 第二节 农民利益诉求中经济建设话语的汇流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转变下幸福价值标准的回归 |
| 第四节 政治话语范式转换中农民主体的自由解放 |
| 第六章 农民幸福的本质追问与终极追求(2000-2016) |
| 第一节 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议程”与“框架” |
| 第二节 “问题”议程中农民幸福本质的话语追问 |
| 第三节 “增收”议程中农民幸福的经济本质 |
| 第四节 “新农村”议题中内涵扩张的幸福本质 |
| 第五节 “城市化”议题中农民幸福本质的终极追求 |
| 第七章 农民幸福话语的政治经济逻辑 |
| 第一节 农民幸福“神话”背后的政治合法性确认 |
| 第二节 农民幸福话语的意识形态操控 |
| 第三节 农民幸福价值观转变的经济发展逻辑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中国援越抗美研究（1960-1969） ——以云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一、本选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四、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后中越关系与中国对越援助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中国与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1950—1954) |
| 第二节 中越对南越斗争方针分歧与中国对越援助(1955—1960) |
| 第三节 中国对越方针调整与加强援越(1960—1965) |
| 第四节 中国全力援越抗美与对越方针新变化(1965—1975)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地方省区与援越抗美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总方针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对越援助政策 |
| 第三节 云南省与中国地方省区援越工作 |
| 第四节 越南争取中国及地方省区援助的政策 |
| 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与越南三省的经济建设 |
| 第一节 农业领域 |
| 第二节 工业领域 |
| 第三节 基本建设领域 |
| 第四节 越南对口受援省的反应 |
| 小结 |
| 第四章 云南省对越三省的技术、后勤援助 |
| 第一节 培养实习生、技术干部领域 |
| 第二节 医疗领域 |
| 第三节 物资运输领域 |
| 第四节 外贸领域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一节 关于中国援越抗美的评价 |
| 第二节 关于云南省援越抗美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以阶级斗争为纲 种好杂交水稻（论文参考文献）
- [1]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D]. 姚瑞丽. 安徽大学, 202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D]. 孙秦敏.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4]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D]. 唐绮颖.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幸福德育论[D]. 严海.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7]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高峰——改革开放40年统一战线的创新发展[J]. 张献生.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01)
- [8]组织化视角下“村改居”社区社会秩序研究 ——以昆明市彝族Z村为例[D]. 田金娜. 云南大学, 2017(12)
- [9]《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D]. 卜新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10]中国援越抗美研究（1960-1969） ——以云南省为例[D]. 黎皇灵（LE HOANG LINH）.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