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杨铭[1](2016)在《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刊布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系统梳理了英国国家图书馆斯坦因藏品中的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刊布与研究情况,讨论了这些写本的编号、数量、主要内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丁斯甘[2](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指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陈继宏[3](2016)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问题研究二题》文中指出吐蕃曾于公元786—848年统治敦煌达62年。虽然传统汉、藏史籍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语焉不详,但敦煌地区所出吐蕃统治时期汉、藏文文献资料,以及当时开窟造像活动留下的石窟壁画等考古资料,为厘清这一时期史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些文献、考古资料,选定吐蕃入主敦煌后的统治秩序和经济生产两个专题,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识。本文按照所选二题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重点探讨吐蕃统治敦煌后建立的新统治秩序,下含三章。第一章为背景铺陈,探讨了吐蕃攻陷敦煌的历史背景,对敦煌落蕃始末的相关史事做一梳理。第二章探讨吐蕃统治敦煌的管理方式即部落制,从纵向上按时间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分别探讨每一时期的部落设置情况,并对部落内部的百户组织、十户组织做了探讨。第三章探讨吐蕃对敦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内容包括敦煌的上级机构、当地职官设置和军事基层组织三个方面。下编重点探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经济生产,下含三章。第四章探讨了吐蕃在敦煌执行的经济制度,内容包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劳役制度四个方面。第五章探讨了吐蕃时期敦煌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其中农业从水利、具体生产情况、农业人口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畜牧业一节对当时敦煌的官营、寺营、民间饲养等几种生产方式分别进行了研究。第六章探讨了吐蕃时期敦煌的手工业,内容包含金属铸造业、纺织业、粮食加工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情况,并就吐蕃当局对敦煌手工业劳动者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
陈庆英[4](1981)在《《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被斯坦因、伯希和劫往伦敦和巴黎的敦煌卷子中,有大量的古藏文写卷。据英、法学者所编的敦煌遗书目录统计,‘伦敦和巴黎两处收藏的藏文写卷总数达五千余卷。国外学者对其中的一小部份进行了辨认和研究工作,发表过一些研究文章和写卷照片,其余的大部份在国内目前尚未能窥见其原貌。除此以外,在《斯坦因劫经录》和《伯希和劫经录》中编目的一万多卷汉文卷子中,还夹杂一些藏文的写卷,在一些汉文卷子的背面或字行之间也有藏文文字,个别的也曾引起外国学者的注意。一九六=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对这些夹杂在汉文卷子中的藏文资料作了不同的处理:《伯希和劫经录》中的藏文资料一律指明为藏文,并编了目录和一些题记。《斯坦因劫经录》中的藏文资料则与其他民族古文字资料一起统称为西域文文书。去年三月到五月,我们在学习敦煌古藏文文献的过程中,利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的《斯坦因劫经录》的缩微胶卷和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劫经录》的缩微胶卷和照片,查阅了这一部份夹杂在汉文卷子中的藏文资料。现将我们所见到的这部份藏文资料的情况,简述如下:
刘波[5](2013)在《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遗书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四大发现之一,敦煌学随之兴起,其研究范围由文献研究进而由文献研究扩展到美术学、艺术史、石窟考古及石窟保护等方面,蔚为显学。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四大敦煌遗书藏家之一,敦煌遗书的收藏与研究贯穿于其百年发展史的始终,可谓中国敦煌学的中心之一。全面梳理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的关系,通过勾稽、整理档案、日记等原始史料,厘清国家图书馆史上有关敦煌学的相关史实,有助于推进敦煌学学术史的整理,也有助于图书馆界更深入地认识自身与学术发展、文化发展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加以全面梳理。全文分十章。第一章《绪论》,阐述选题的缘起与意义,此前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概况,以及本文所运用的主要资料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敦煌遗书的入藏与保存》,论述国家图书馆通过政府调拨、藏家捐赠、市场购买等途径,入藏敦煌遗书的经过,同时分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阐述国家图书馆庋藏敦煌遗书的历程,包括抗战期间避祸南迁的历史。第三章《馆藏敦煌遗书的初步整理与对外服务》,论述《敦煌经卷总目》、《敦煌经典目》、《敦煌劫余录》等早期馆藏目录的编纂过程、结构特点及学术成就,在此基础上阐述李翊灼、陈垣、江味农等京师图书馆学者对敦煌学的贡献,并概述京师图书馆时期馆藏敦煌遗书对外服务、参与文献展览的情况与学术影响。第四章《写经组的工作及其成绩》,综论国立北平图书馆写经组的成立、成员、主要工作及其成绩,包括《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的编纂过程与成就,在此基础上阐述胡鸣盛、孙楷第、许国霖等写经组学者的敦煌学论着及其贡献。第五章《拍摄英法藏敦煌遗书并服务国内敦煌学界》,还原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代派员赴英法等国调查、拍摄敦煌遗书的历史,勾勒所摄照片保管、编目的经过,并通过国内学者利用这批照片进行敦煌文献研究的多个案例,阐明这一事件对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北平图书馆时期的敦煌学研究》,综论王重民、向达、赵万里、贺昌群、刘修业等北平图书馆学者的敦煌学论着及其学术成就,并概述北平图书馆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对中国敦煌学的推动。第七章《建国以来的敦煌遗书整理与敦煌学研究》,论述1949年迄今国家图书馆在敦煌遗书目录编纂、缩微胶卷拍摄、图录出版方面的作为,介绍馆藏敦煌遗书残片的整理的经过与成果,阐述唐耕耦等一大批目前仍然活跃在敦煌学界的国图敦煌学者的研究论着及其学术成就。第八章《敦煌文献服务的扩展与深化》,主要概述1949年以来国家图书馆在敦煌学学术服务方面的作为与成绩,包括学术服务的拓展与深化、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的成立与服务、馆藏敦煌遗书数字化,以及文献展览、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等学术活动的组织。第九章《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首先介绍早期的修复实践并对其进行评价,随后阐述“整旧如旧”修复原则的确立与修复方案的制定,并结合相关案例对修复工艺进行具体说明,最后阐述敦煌遗书修复的学术贡献。第十章为《结论》,首先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综论国家图书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敦煌学的贡献,并将其放到中国敦煌学史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其次从对学术大势的把握、便于学术研究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分析1930年代北平图书馆敦煌学研究高潮时期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最后概述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界的互动交流,指出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于学术机构、学术服务机构的重要意义。全文之后,附有两个附录:其一为《国家图书馆敦煌学编年事辑》,按年编排国家图书馆历史上与敦煌学有关的事件;其二为《国家图书馆敦煌学论着目录》,搜集国家图书馆百年来编纂、发表的敦煌学着作、论文、译着等。通过这两个附录,可以看到国家图书馆对中国敦煌学发展的贡献与影响。
李晓光[6](2014)在《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敦煌文献是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文书,总数约数万件。其中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约占了总数的90%,佛教文献以外的宗教文献还包括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除宗教以外的文书只占了总数的10%,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涉及到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敦煌文献编纂工作研究,对档案编纂、敦煌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探究,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积累,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从敦煌文献被发现就被盗取流失海外至今,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对敦煌文献的编纂成果非常多,其作用和价值显而易见,因此很有必要对敦煌文献编纂成果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对敦煌文献编纂成果主要从其历史沿革、主体、客体、方法上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内容为:分析敦煌文献编纂的历史沿革,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按其演变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敦煌文献编纂的机构与人员,按性质分为图书馆系统、博物院系统、科研院所系统、高校系统,并对编纂机构及编纂人员进行研究;对敦煌文献编纂的类型按内容、语言、所藏地、形式和性质来划分,并对各个类型的敦煌文献编纂成果进行分析;对敦煌文献编纂的形式与加工方法进行探析,敦煌文献编纂的体例分图片影印、图文对照和文字形式三个方面,敦煌文献的编纂加工方法包括敦煌文献材料的考证说明、文件标题的拟定、行款格式的处理、档案内容的校勘、编排顺序、文种来源注明方式和辅文材料的撰写。总之,就是依据档案文献编纂的相关理论,利用现有敦煌文献、敦煌学研究领域关于敦煌文献编纂研究的成果,对敦煌文献编纂成果进行系统性整合研究。
房继荣[7](2006)在《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述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收藏、整理及研究情况作了介绍。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今后应该加强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魏睿骜[8](2019)在《敦煌张氏归义军史事编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编年自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至后梁末帝乾化四年(914年)。内容主要包括史料和考证两部分。对一些重要的敦煌文书及石窟题记,于文中列出各家录文情况;一些抄写题记及未被前贤过录过的敦煌文书,则径直迻录;一些传统文献,则详细标明其出处。考证中有选择地征引前贤的研究成果,对某些不明之处,亦加以重新分析。所有参考文献缩略语表附于文末。
张利亚[9](2017)在《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文中研究表明敦煌文献存有近两千首唐人诗歌,经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整理的诗歌写本有63种。这些写本反映了唐五代敦煌地区诗歌创作和流传的大致情况,是中原文化传递渗透于敦煌地区民间生活的直接证据。相关学者非常重视这些诗歌写本的价值,对其校勘、释录、辑佚颇为用力,而唐人诗歌写本中隐含的传抄信息关注者较少。本论文选择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为研究对象,从写本学的视野下对写本时代诗歌的传播方式进行深入地研究,分别从写本的特征、形制、抄写人,敦煌诗歌写本中的诗抄和唐人别集两种不同的辑篡方式,认识民间写本的特征;以写本传播的载体、场所及传播者三方面分析写本传播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敦煌地区流传的《李峤杂咏诗注》、各类韵书等诗歌工具书性质写本显示民间对唐诗的接受、尊重;写本中出现的各类诗体和各种文艺娱乐中的诗抄,体现了诗歌文化渗透于敦煌民间生活之中,是唐文化被敦煌民间认可、接受的具体体现。敦煌诗歌写本常见卷轴、折页装两种形式,写本中随意抄写的情况虽普遍存在,但也隐约可见有些抄写者开始有意遵循一定的规律。写本大多采用了诗题接抄于前诗之后,另行抄写下首诗的唐AI写作卷通用格式;写本中的各类诗抄编纂体例未见逾越传世本范围;五七言诗、诗文大致分开抄写;《珠英学士集》《瑶池新咏》《李峤诗杂咏》等经过文人编纂诗集更易传播;P.t.1208、P.t.1221是唯一抄写唐诗的藏文写本。卷背为岑参和大历诗人诗抄,此抄本抄写质量上乘,底抄本早在吐蕃统治前传入敦煌,此写本表明吐蕃统治时期,中原文化传播虽受到限制,早期传入诗歌仍被民间记忆、抄写、传唱。文人和僧侣诗集为两大别集类写本。严格意义上的唐人别集在敦煌写本中较少。《王勃集》《陈子昂集》之题署,以高适、岑参、白居易、张祜、云辩诗为主的写本,表明唐人别集单行本曾在敦煌流传。岑参早期诗歌和河西纪行诗同卷出现,乃河碛行人因辨认路途需要,将岑参诗集回传至敦煌。敦煌多个写本出现内容相似情况,这些写本有些为非同源抄本,表明敦煌流传各种不同抄本;有些为同源抄本,各写本辗转抄写,造就某些诗歌在民间盛传,推动了诗歌的持续传播。受抄写工具的束缚,写本传播的数量难以和刻本比拟。但其传播途径极具特色。驿站、寺庙等人口流动处是写本传播的场域,题壁、习字帖、碑刻、瓷器瓶等载体是写本传播有效媒介。通过分析P.2492+Дⅹ.3865卷,发现此写本可能传自蓝武关上驿亭中所留诗,经人辑录成集流传民间,传播到敦煌被抄写保存。寺院是唐人文化传播的主要文化场所。写本记载有敦煌僧侣、使节与内地的文化互动。敦煌高僧悟真与归义军使节李琬抄录内地高僧酬赠、送别诗作,在敦煌盛传,分别被P.3720、P.3886、S.4654卷和P.3676卷传抄,是僧侣使节传播诗歌的直接证据。S.5648是寺院杂写本,吴僧政是抄写人之一,此卷《道情诗》是说唱者执大拍板表演唱词,被观看人记录在写本。唐代寺院进行的各类说唱韵文表演带动了诗歌的传抄和流传。敦煌幕府各级官吏是写本传播和保存重要的群体,中央秘书省的校书郎、正字等官吏极可能在括书使命中获得民间写本,持有各类写本的官吏也因到河西等地任幕僚,将个人收藏本携带到民间。幕僚间相互抄阅,使一些上乘写本在民间流传。分析P.3862卷和P.2567、P.2552卷集中出现的高适诗,可能是抄自高适河西同僚间传抄的写本。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是唐代人口迁徙主要地区,各种人口流动,带动诗歌传播。唐诗经各种途径传入敦煌,民间社会对诗歌的认同、接受是孕育诗歌文化发展的土壤。吐蕃统治敦煌后,民间诗歌被迫走向了自我发展的道路,内地传入诗歌数量逐渐减少,敦煌诗人和当地诗歌大量出现于写本,敦煌诗人所作诗歌绝大多数为律诗,证实民间诗人已娴熟掌握律诗的创作,律诗学习和写作完全成熟。《李峤诗杂咏》注本、各类韵书及写本中大量出现抄写在儒家经典、书仪、诗赋背后的学郎题记,表明诗歌学习是敦煌学校教育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学郎是诗歌写本重要的抄写者。唐代民间宴饮、游艺等社会生活无不渗透着诗意,敦煌写本出现了刘希夷《洛阳篇》、刘长卿《酒赋》等唐人七言歌行体的多个卷本,此类诗歌在敦煌广为流传,是唐人宴饮等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是七言古体在律化过程中受到民歌影响,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传唱的因素造成的,彰显了敦煌地区的审美趣味及对中原传入诗歌的选择和接受。
周丕显[10](1986)在《敦煌遗书目录再探》文中研究指明 日录学是关于图书之分类、着录、编目并揭示图书内容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目录学对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具有引导的作用。我国古代的学者,都很重视目录学的研究。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椎》卷一上说:“目录之学,为学中第一要事,必须从此向途,方得其门而入”。江藩在《师郑堂集》中也说:“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使人知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则为学易而成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日: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可见古人治学,视目录学为学术研究之先导。
二、《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刊布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非佛教文献的编号与刊布 |
二、国外学术界对非佛教文献的研究 |
1. 托马斯的研究 |
2. 武内绍人的研究 |
3. 其他学者的研究 |
三、国内学术界的研究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一、“Tibet”文章分类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问题研究二题(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界定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界定 |
第二节 研究资料与方法 |
一、研究资料 |
二、研究方法与难点、创新点 |
第三节 前人研究综述 |
一、前人研究成果 |
二、成绩与不足 |
上篇统治秩序篇 |
第一章 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安史乱后的河西形势 |
一、安史乱后的唐蕃战争形势 |
二、吐蕃对河西地区的蚕食 |
第二节 敦煌落蕃始末 |
一、敦煌文书所见落蕃前河西形势 |
二、敦煌的陷落 |
三、敦煌的收复 |
第二章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部落制 |
第一节 敦煌落蕃前的行政建制 |
一、唐朝的地方行政建制与落蕃前的敦煌 |
二、吐蕃的地方行政建制 |
第二节 吐蕃统治敦煌初期的部落设置 |
一、世俗民众 |
二、宗教人口 |
第三节 吐蕃统治敦煌中期的部落设置 |
一、行人部落 |
二、丝绵部落 |
三、擘三部落 |
四、敦煌文书所见其他部落 |
第四节 吐蕃统治敦煌后期的部落设置 |
一、阿骨萨部落 |
二、悉董萨部落 |
三、悉宁宗部落 |
四、通颊部落 |
第五节 敦煌部落的内部行政设置 |
一、百户组织——将(Tshan) |
二、十户组织 |
第三章 吐蕃统治敦煌的职官体系与军制 |
第一节 敦煌所属的上级军政机构 |
一、吐蕃中央的直接管辖 |
二、东道节度使 |
三、瓜州节度使 |
第二节 吐蕃时期敦煌的职官体系 |
一、吐蕃告身制度 |
二、敦煌蕃官体系 |
三、敦煌汉官体系 |
第三节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军事组织 |
一、河陇地区的吐蕃军事体系 |
二、吐蕃军事褒奖制度——大虫皮告身 |
三、敦煌的基层军事组织 |
下篇经济生产篇 |
第四章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经济制度 |
第一节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户籍制度 |
一、吐蕃本土的户籍制度 |
二、敦煌的户籍制度 |
第二节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土地制度 |
一、突田制探源——吐蕃的土地制度 |
二、敦煌的突田制 |
第三节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赋税劳役制度 |
一、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赋税 |
二、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劳役 |
第五章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农牧业 |
第一节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水利 |
一、敦煌的水文环境 |
二、蕃占之前敦煌水利建设沿革 |
三、吐蕃时期的敦煌水利 |
第二节 吐蕃时期敦煌农业概观 |
一、农业恢复发展的背景 |
二、农业生产工具与技术 |
三、吐蕃文书中所见敦煌农作物种类及其变化 |
第三节 吐蕃时期敦煌农业人口 |
一、唐前期敦煌农业人口概观 |
二、蕃占时期敦煌的农业人口 |
三、蕃占时期敦煌的奴隶问题 |
第四节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畜牧业 |
一、官营畜牧业 |
二、寺营畜牧业 |
三、民间饲养 |
第六章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手工业 |
第一节 金属铸造业 |
一、统治初期的凋敝 |
二、铜铁器制造 |
三、金银器制造 |
第二节 纺织印染业 |
一、丝织业 |
二、棉纺织业 |
三、麻纺织业 |
四、毛纺织业 |
五、印染业 |
第三节 粮食加工业 |
一、碾硙业 |
二、造酒业 |
三、榨油业 |
第四节 其他手工业及官府对工匠的管理 |
一、造纸业 |
二、其他手工业 |
三、吐蕃官府对敦煌工匠的管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成果 |
致谢 |
(5)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此前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成果 |
第三节 本文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敦煌遗书的入藏与保存 |
第一节 清末学部调拨敦煌遗书始末 |
第二节 建国后历次调拨 |
第三节 零星购入与捐赠 |
第四节 赠出与遗失的馆藏敦煌遗书 |
第五节 馆藏敦煌遗书的庋藏变迁 |
第三章 馆藏敦煌遗书的初步整理与对外服务 |
第一节 关于《敦煌经卷总目》 |
第二节 《敦煌经典目》的编纂过程——以俞泽箴日记为中心 |
第三节 《敦煌劫余录》及其成书过程 |
第四节 京师图书馆学者对敦煌学的贡献 |
第五节 接待借阅、参观与参与文献展览 |
第四章 写经组的工作及其成绩 |
第一节 写经组建制与职员 |
第二节 写经组的主要工作 |
第三节 写经组学者对敦煌学的贡献 |
第五章 拍摄英法藏敦煌遗书并服务国内敦煌学界 |
第一节 拍摄英法藏敦煌遗书的经费筹措 |
第二节 照片拍摄、入藏过程 |
第三节 英法藏敦煌遗书照片的保管与编目 |
第四节 《敦煌古籍丛编》编印计划 |
第五节 英法藏敦煌遗书照片对中国敦煌学的推动 |
第六章 北平图书馆时期的敦煌学研究 |
第一节 王重民的敦煌学研究(附刘修业) |
第二节 向达的敦煌学研究 |
第三节 赵万里等学者的敦煌学研究 |
第四节 馆办刊物对敦煌学的贡献 |
第七章 建国以来的敦煌遗书整理与敦煌学研究 |
第一节 残片整理与编号 |
第二节 目录编纂与文献刊布 |
第三节 建国以来的敦煌学研究 |
第八章 敦煌文献服务的扩展与深化 |
第一节 学术服务与业界合作 |
第二节 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的成立及其服务 |
第三节 馆藏敦煌遗书数字化 |
第四节 组织敦煌学学术活动 |
第九章 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 |
第一节 早期修复实践及其评价 |
第二节 修复原则与修复方案的确立 |
第三节 修复工艺概述 |
第四节 敦煌遗书修复的学术贡献 |
第十章 结论 |
第一节 国家图书馆不同历史时期对敦煌学的贡献 |
第二节 中国敦煌学史上的国家图书馆 |
第三节 1930 年代国家图书馆敦煌学研究的高潮时期 |
第四节 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界的互动交流 |
主要参考文献 |
着作类 |
论文类 |
附录 |
国家图书馆敦煌学编年事辑 |
国家图书馆敦煌学论着目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研究对象 |
0.2 选题研究现状 |
0.3 选题目的与意义 |
0.4 创新与不足 |
1 敦煌文献编纂的历史沿革 |
1.1 敦煌文献编纂的早期刊布期(1909—1924) |
1.2 敦煌文献编纂的海内外齐头并进期(1925—1949) |
1.3 敦煌文献编纂的百花齐放期(1950—1976) |
1.4 敦煌文献编纂的专业深化期(1977 年至今) |
2 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的编纂主体 |
2.1 图书馆系统 |
2.2 博物馆系统 |
2.3 科研院所系统 |
2.4 高校系统 |
2.5 出版社 |
3 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的类型 |
3.1 从敦煌文献编纂的内容划分 |
3.2 从敦煌文献编纂的语言划分 |
3.3 从敦煌文献的所藏地划分 |
3.4 从敦煌文献编纂的形式划分 |
3.5 从敦煌文献编纂的性质划分 |
4 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的形式与方法 |
4.1 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的形式 |
4.2 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的加工方法 |
5 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的特点和不足 |
5.1 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的特点 |
5.2 敦煌文献编纂成果存在的不足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述要(论文提纲范文)
一、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收藏情况及主要内容 |
二、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整理情况 |
(1) 瓦雷·普散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1869~1937) 的编目 |
(2) 东洋文库的编目 |
(3) 弗兰克 (A.H.Francke) 的编目 |
(4) 托马斯的编目 |
(5) 武内绍人的编目 |
(6) 拾遗 |
三、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情况 |
(1) 语言学文献 |
(2) 文学作品 |
(3) 历史文献 |
(4) 医学文献 |
(5) 占卜文献 |
四、结 语 |
(8)敦煌张氏归义军史事编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编年 |
唐宣宗大中二年岁次戊辰(848年) |
唐宣宗大中三年岁次己巳(849 年) |
唐宣宗大中四年岁次庚午(850年) |
唐宣宗大中五年岁次辛未(851年) |
唐宣宗大中六年岁次壬申(852年) |
唐宣宗大中七年岁次癸酉(853年) |
唐宣宗大中八年岁次甲戌(854年) |
唐宣宗大中九年岁次乙亥(855年) |
唐宣宗大中十年岁次丙子(856年) |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857年) |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岁次戊寅(858年) |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岁次己卯(859 年) |
唐懿宗咸通元年岁次庚辰(860 年) |
唐懿宗咸通二年岁次辛巳(861 年) |
唐懿宗咸通三年岁次壬午(862年) |
唐懿宗咸通四年岁次癸未(863年) |
唐懿宗咸通五年岁次甲申(864年) |
唐懿宗咸通六年岁次乙酉(865年) |
唐懿宗咸通七年岁次丙戌(866年) |
唐懿宗咸通八年岁次丁亥(867年) |
唐懿宗咸通九年岁次戊子(868年) |
唐懿宗咸通十年岁次己丑(869年) |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岁次庚寅(870年) |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岁次辛卯(871年) |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岁次壬辰(872年) |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岁次癸巳(873年) |
唐僖宗乾符元年岁次甲午(874年) |
唐僖宗乾符二年岁次乙未(875年) |
唐僖宗乾符三年岁次丙申(876年) |
唐僖宗乾符四年岁次丁酉(877年) |
唐僖宗乾符五年岁次戊戌(878年) |
唐僖宗乾符六年岁次己亥(879年) |
唐僖宗广明元年岁次庚子(880年) |
唐僖宗中和元年岁次辛丑(881年) |
唐僖宗中和二年岁次壬寅(882年) |
唐僖宗中和三年岁次癸卯(883年) |
唐僖宗中和四年岁次甲辰(884年) |
唐僖宗光启元年岁次乙巳(885年) |
唐僖宗光启二年岁次丙午(886年) |
唐僖宗光启三年岁次丁未(887年) |
唐昭宗文德元年岁次戊申(888年) |
唐昭宗龙纪元年岁次己酉(889年) |
唐昭宗大顺元年岁次庚戌(890年) |
唐昭宗大顺二年岁次辛亥(891年) |
唐昭宗景福元年岁次壬子(892年) |
唐昭宗景福二年岁次癸丑(893年) |
唐昭宗乾宁元年岁次甲寅(894年) |
唐昭宗乾宁二年岁次乙卯(895年) |
唐昭宗乾宁三年岁次丙辰(896年) |
唐昭宗乾宁四年岁次丁巳(897年) |
唐昭宗光化元年岁次戊午(898年) |
唐昭宗光化二年岁次己未(899年) |
唐昭宗光化三年岁次庚申(900年) |
唐昭宗唐天复元年岁次辛酉(901年) |
唐昭宗天复二年岁次壬戌(902年) |
唐昭宗天复三年岁次癸亥(903年) |
唐哀帝天佑元年岁次甲子(904年) |
唐哀帝天佑二年岁次乙丑(905年) |
唐哀帝天佑三年岁次丙寅(906年) |
唐哀帝天佑四年岁次丁卯(907年) |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岁次戊辰(908年) |
后梁太祖开平三年岁次己巳(909 年) |
后梁太祖开平四年岁次庚午(910年) |
后梁太祖乾化元年岁次辛未(911年) |
后梁太祖乾化二年岁次壬申(912年) |
后梁末帝乾化三年岁次癸酉(913年) |
后梁末帝乾化四年岁次甲戌(914年) |
结语 |
参考文献(含参考文献缩略表)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第三节 研究史综述 |
第一章 写本学视野下的敦煌诗歌写本 |
第一节 敦煌诗歌写本的特征 |
第二节 敦煌诗歌写本的形制 |
第三节 敦煌诗歌写本的抄写人 |
第二章 敦煌诗歌写本中的诗选抄和唐人别集 |
第一节 唐人抄写唐诗选本 |
一、唐人选抄唐诗写本概述 |
二、吐蕃统治时期唐诗写本和藏文唐诗抄 |
第二节 敦煌写本所见唐诗别集 |
一、唐人诗歌别集流传和敦煌写本所见唐人别集 |
二、岑参诗集写本在敦煌的回传 |
第三节 敦煌诗歌写本之间的联系 |
第三章 敦煌诗歌写本传播的载体、场所 |
第一节 写本时代诗歌传播的媒介载体 |
一、唐代驿亭题壁诗及其传播——P.2492+Дⅹ.3865 写本 |
二、抄写在石刻、字帖和瓷器上的唐诗 |
第二节 诗歌写本的主要传播场所 |
一、敦煌所见僧侣诗歌写本 |
二、唐代俗讲和唐诗传播 |
三、敦煌寺院中诗抄的流传 |
四、敦煌写本所见道情诗和唐代说唱表演 |
第四章 敦煌诗歌写本的主要传播者 |
第一节 唐代幕府官吏与诗歌传播 |
第二节 敦煌诗僧对诗歌传播贡献 |
第三节 敦煌学郎对诗歌传播促进 |
第四节 河西地区人口流动与唐诗的西传 |
第五章 敦煌地区对唐诗的接受 |
第一节 唐代七言诗在敦煌民间的兴盛 |
第二节 唐代宴饮、游艺文化中的诗歌 |
第三节 敦煌写本中的诗歌类书、韵书和敦煌文人诗创作 |
一、《李峤杂咏诗注》与唐代的类书学 |
二、敦煌抄本所见唐韵书、诗格残卷 |
三、敦煌写本中的敦煌当地诗歌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表索引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后记 |
(10)敦煌遗书目录再探(论文提纲范文)
一 |
二 |
三 |
四 |
四、《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非佛教文献的刊布与研究[J]. 杨铭. 西域研究, 2016(03)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3]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问题研究二题[D]. 陈继宏. 兰州大学, 2016(03)
- [4]《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收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J]. 陈庆英. 敦煌学辑刊, 1981(00)
- [5]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D]. 刘波. 河北师范大学, 2013(10)
- [6]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研究[D]. 李晓光. 辽宁大学, 2014(02)
- [7]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献述要[J]. 房继荣. 西北民族研究, 2006(02)
- [8]敦煌张氏归义军史事编年[D]. 魏睿骜. 兰州大学, 2019(08)
- [9]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D]. 张利亚. 兰州大学, 2017(01)
- [10]敦煌遗书目录再探[J]. 周丕显. 敦煌学辑刊, 198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