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政府对两个事变的不同方针（论文文献综述）
沙治平[1]（2014）在《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文中研究指明双层博弈理论自1988年问世以来，经过二十多年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已经相当的完善了，研究领域从主要分析跨国贸易问题等低级政治议程发展到军备控制、地区一体化等高级政治议程，不仅在国际关系领域受到高度关注，还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为数不多的原创理论，被谈判学等其他学科所借鉴。过去的二十多年，学者们对双层博弈的研究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更加细化了，如分析中央政府权力分配制度、选举制度、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双层博弈的影响，分析行政、立法以外的利益团体对双层博弈的影响。笔者认为，以上研究对跨国直接互动这个重要环节缺乏足够重视，具体来说，原模型只有两国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中的行政机关参与了直接博弈，其他行为体只能通过影响中央政府来改变或者推动谈判进程。笔者认为，原理论体系在解释一元权力中心体制的国家间博弈时有较高的说服力，但并不能够很好的解释多元权力中心体制下国家的博弈方式。在多元权力中心机制下，对国家间双层博弈影响最大的因素当属跨国联盟的成立和维持，其中，跨国联盟由跨越传统国家边界且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通过直接而不仅仅是间接的方式影响国际、国内互动。文章总结了影响跨国联盟关系的五个要素，跨国联盟形成所需要的五个步骤，及跨国联盟在四个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设：在国内权力分配机制呈现多元化状态的情况下，增强国际、国内双层博弈能力的主要因素在于能否成立跨国联盟，跨国联盟的形成将极大增强联盟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且国内权力配置越分散，跨国联盟的效果越明显；中央政府间或者地方政府间结成的跨国联盟对于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是有利的，而一国中央政府与另外一国地方政府结成的跨国联盟对于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是不利的。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自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央政府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期间的国家间、国家双层博弈，找出了期间组成的跨越中日两国政治边界的政治、军事联盟，考察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通过案例分析，文章总结归纳出十组跨国联盟，其中有八组显着增强了其博弈能力，另有一组部分增强了其博弈能力，还有一组没有增强其博弈能力，因此总的来看，案例分析还是对研究假设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余英[2]（2020）在《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文中提出《外交评论》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紧密联系并受其影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20日,至1937年7月15日终刊,共出版发行9卷共55期,其创刊旨在宣传政府外交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的同时,对政府外交展开评论和建言,它记录着20世纪30年代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一段真实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主体史料《外交评论》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其刊载的外交报道及评论为中心,考察政府外交政策及社会舆论反映,并借此展现1930年代中国外交复杂多变的艰难历程,进而丰富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介绍《外交评论》的基本情况,从杂志创刊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入手,分析刊物的办刊宗旨、作者群体和基本特点;二是对杂志刊载的评论、论着、译述、专载、外交文件、外交时论选、书报介绍与批评、通讯等各栏目内容中所呈现的外交观念、批评与建言等作归纳性研究;三是研究《外交评论》作为与外交部密切相关的政论性刊物所独有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宣传政府外交政策、提高民众外交智识和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四是作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外交评论》对外交观念近代化和中国外交提供的启示和经验教训。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选题动因、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正文共八章,第一章从杂志创办的背景、宗旨、编辑发行和作者群体等方面考察杂志的概况,为后文的展开提供一个认知基础;第二章主要归纳杂志诸多评论文章中呈现出来的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综合论述《外交评论》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第三章重点考察《外交评论》基于国民政府外交力量不足所提出的增强国家实力、整理外交机能和重视文化外交等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第四章主要梳理《外交评论》对风行于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介述和解析,考察当时社会舆论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认知与评价,阐述知识分子群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法西斯集权政治的基本认同;第五、六章主要探析《外交评论》对国际格局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评价,撰稿人群体对“攘外必先安内”“国联外交”等外交政策的舆论回应和对国际盟友的分析判断,呈现出杂志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态度;中日交涉是当时的外交重点和难点问题,《外交评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一方面,撰稿人与外交部在原则上同声共气,另一方面,在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措置欠当”的同时,提出多种外交建议供政府参考;第七章主要探讨《外交评论》提出的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展示外交界和学术界在废约低潮时期对不平等条约的关注,以及提出的较为理性的修废约方式和手段;第八章将《外交评论》与《国民外交杂志》这两份创刊时间相同、名称相近的杂志作基本比较,对《外交评论》的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特点、作用影响和局限不足等方面进行分析。结语部分是总结性评价:《外交评论》是政府外交政策的“宣传员”、集权统治的“维护人”、近代国际观念和外交知识的“传播者”、社会政治变化的“映射镜”,归纳其在局部抗战时期所特有的地位和在外交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安平[3]（2013）在《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文中认为作为政治动员的强大武器，近代日本报界被政府严厉管控，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逐渐形成了“总体战体制”，不断强化国家和民众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既参与“佐幕”与“勤王”之争，也大力宣传自由和民权；既反对军部独裁、争取宪政民主，也积极宣传对外扩张，服从“国益”，不遗余力地鼓动“万众一心”，充当战争帮凶。本论文依托日本传媒史、日本政治史和新闻学、传播学理论，利用日文原始文献档案、借鉴国内外先行研究成果，以“政治动员”为线索，系统梳理了1868—1945年间日本报界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深入研究了在政治强力干预和控制下逐渐形成的近代日本报界“总体战体制”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中的宣传战实践，以及中江兆民、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舆论领袖的思想传播、传媒影响力，并分析了近代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通过客观、公正地分析与评价，为近代日本报界的发生、发展勾勒出一幅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清晰脉络的“贯战史”画卷。本论文主要通过对明治维新时期、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和甲午战争时期、日俄战争时期、侵华战争时期等六个时期的日本报界与政治互动关系研究，试图阐述以下问题：一是在明治大正时期，即日本政治和社会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报界与政府既相互扶持、共同促进，也相互斗争、控制与反控制，这种既对抗又联合的关系，正是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近代报界发展的必经阶段。总体来说，明治初期的报界在推动日本政治和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政治动员的积极作用。二是当政府为推行侵略扩张国策，不断加强舆论控制后，报界无力对抗，终于放弃做政党和民众维持宪政民主、“参与政争的有力武器”，而是“转向”沦为政府对内控制舆论、对外实施扩张政策的政治动员工具——通过狂热的宣传行动、细致的战胜报道、虚假的欺骗宣传，甚至直接组织战争动员活动，最大限度地支持了侵略战争及其长期化。三是对于近代日本历史上的侵略战争，日本报界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由于战后不彻底的民主化改造，战后报界也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战前和战时的国家民族观念。时至今日，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仍未停止。在“总体战”研究范式下，以“贯战史”的方法论探讨近代日本报界与政治动员的历史，可知其“漫长的战后”仍在继续中。
霍贺[4]（2014）在《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胡秋原是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和极具研究价值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受新文化运动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观的影响,奠定了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底色。进而钟情于五四后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革命学说,视其为救国救民之道,并一度投身于革命风潮之中。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自由理念的痴迷,又让他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陷入迷惘与困顿。为此,作为文化人的他,从文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路径入手,对自己思想上的迷惘作一厘清。他首先参与“文艺自由论辩”,成为“人道主义文艺观”的主要提倡者;继而以《读书杂志》为阵地,组织开展了在民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抗战爆发后又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从比较中西文化的视角探索抗战建国之道,提出了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走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因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抱有深刻的疑虑和不信任,1949年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此后多年致力于文化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但仍不忘情政治,并以其特有的家国情怀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不懈的思索,也是台湾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大陆改革开放后,他也是最早来大陆探访的文化名人之一。可以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上,胡秋原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理应据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尽管他在思想文化界颇为活跃,也有一定影响,但却是个不得志的“失败者”。他毕生对“超越之路”理想的求索,希望调和两个极端、谋求“中间道路”的愿景,一直处在不断碰壁之中。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胡秋原的命运和遭遇,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那个时代很多像他那样抱此理想的一代知识人命运的写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像胡秋原这样立场暖昧不明的“中间人士”,一个政治上的失意人和失败者,以往学界关注和研究都相当薄弱,对他们历史所起的作用和价值也缺少公正客观的评说,笔者主要为弥补此缺陷而作。对胡秋原及其思想的研究既是本文的重点,也是考察的基本视角。本文对胡秋原思想的研究,以系统梳理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演进的脉络为基线展开,重点考察他从“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展现其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探索。他的历史哲学或探索中国出路的哲学视角:大体以1932年出版的《唯物史观艺术论》、1935年自立思想后撰写的《历史哲学概论》、1953年完成的《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为标志;经历了“先超越期”、“超越前期”、“超越后期”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和“理论历史学和超越前进论”三种观念形态,其思想演进轨迹由折衷调和,逐渐转向“自立体系”。在“先超越期”,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胡秋原,崇尚自由民主,不满现状,与当时大多数具有挽救民族危亡情怀的热血青年一样,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创的社会主义充满憧憬,被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成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进而投身革命运动的洪流,以期实现救国理想。然而,大革命的种种挫折,让胡秋原对其一度追随的“主义”产生怀疑,他开始独立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认为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试图对当时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潮——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折衷调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相结合,以求重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他以“自由人”相标榜,指出“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引发了“文艺自由论辩”。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他企图修正唯物史观,提出了从秦至清的中国是“专制主义”社会的观点。在“超越前期”,胡秋原的研究兴趣由文艺史转向社会史。1934—1937年间,通过对欧美和苏俄的四年考察,他认为无论是西方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还是苏俄的武力革命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模式,都不是中国立国的前途。基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并自立文化史观,以构建其历史哲学。他从文化层面探索新中国建设的理论依据,痛感百年来的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在立国问题上的各执一端,提出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不是“旧文明的复活”,也不是“全盘西化或苏维埃的文明”,而是“由中国创造,为中国进步,表现中国特点的现代文明”。中国应当建立的是独立自由、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宪政国家。抗战胜利后,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堕入现实主义的倾向,胡秋原认为急需一种精神革命加以纠正,这也促使他在思想上再次转向。在综合前两期思想的基础上,他对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进行修正,构建“超越后期”的历史哲学,他称之为“普遍的历史哲学或理论历史学”。至此,胡秋原的思想基本成熟和定型。此后他又将该理论应用于考察中外历史,分析历史因革损益和兴衰成败,探求国家与社会出路,进而得出所谓文化上的“超越前进论”,即中国需要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进,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归宿。胡秋原的历史哲学与文化思想,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但他立足民族文化,会通中西,发扬自尊精神,探索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努力,则是后人应当重视的。
丁三[5]（2013）在《精卫填海》文中研究指明第一章青年首相11936年除夕之夜,一种亘古流传、周而复始的天籁,回荡在日本列岛的上空。子夜时分,全国五万余所大小寺庙,僧侣们齐齐敲响了大钟。钟声苍茫、悠远,连绵不绝达一百零八响之久。在这响彻天际、启迪人间的钟声里,七千万日本人无不静坐家中,他们一边聆听着"除夜之钟",一边祈祷着好年成、好雨水,祈盼家庭、社群、日本和苍生的好运道。自从明治大帝颁行西历、废除春节,几十年来,日本人已渐渐习惯了新的除夕和元旦。
包巍[6]（2017）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文中提出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存在于华北特殊地域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政权机构,既进行向内的治理与施政,又进行向外的对日交涉。对该机构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与宋哲元地方实力派间关系的互动与演变,探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本质及影响因素,从而深化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华北政局的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能够有效对华北进行行政统治,华北依然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随即全力进行分离华北活动,华北政局深受中日关系变动的影响。华北的地方政权机构,一方面不再单纯是地方势力的权力象征,而具有了应对日本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则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间较量的焦点。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由“不抵抗”转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受其影响,华北政权机构相继经历了北平政务委员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随着民族矛盾的升级,为应对日本,需要一个既能立足华北并彰显中央与其之间的管辖关系,又能在对日折冲中坚持“守土卫权”的地方性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在此后一年八个月复杂局势里,承担下它特殊的历史使命。冀察政务委员会既要应付日方与维持地方,又要在频繁对日交涉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立场,因此从成立伊始,即逐渐建构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机构组织。内设三处及五个专门委员会,并下辖几十个军、政办事机关,以横向层级内部的合议制与纵向层级间集权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运作。既有极强的集权色彩,又凸显极差的稳定性与规范性,但在整体运行中却体现出超强的统一性。因此尽管机构内部充斥着非亲日派与亲日派不同的集团,但仍然可以体现出明显的反日本渗透特点。由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扩张,使得匪患毒私等问题日趋恶化。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完善地方层级为入手,以“清匪”、禁烟禁毒与缉私活动为展开,以稳定地方秩序与解除民众痛苦为目标,力图以安境保民来“救国”。地方层级制度的完善,在解决匪患毒私问题上效果有限,也少地方自治色彩,但可窥见宋哲元地方实力派在华北对日最前沿地带,对如何探索出路的理解。在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有效应对方法之时,冀察政委会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会在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间面临选择挑战,但最终能接受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尽管冀察政务委员会全力以赴,但在日本侵略之下,效果不可能显着。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道德救国的施政理念指导对内施政工作,受扰于资金困难,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大力减免附加税的同时,量力而行,以注重实效来发展教育、农业与交通事业,以期实现解除民众痛苦的“救国”目的。各项工作在日本侵略的影响下,同样体现出脆弱性。在开展对内工作的同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政治领域里与日本就冀东、察北问题与“共同防共”问题进行了艰苦的外交折冲。在交涉过程中,冀察政务委员会既出于爱国立场又出于自保目的,坚持“守土卫权”底线,南京国民政府对其现地交涉态度,也因此经历了由消极到认可的转变过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交涉,在日本分离华北问题的应对上,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补充之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守土卫权”,使日本重新转向与南京国民政府间交涉,来实现华北分离中央的目的。同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两广事变中的中立态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与警惕,促使蒋介石加紧推动中日间谈判来解决华北问题。冀察政务委员会为保住立足之地,在经济提携问题上对日妥协,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效果,也使主权受到威胁。在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各个问题进行弥补,没有让日本分离华北阴谋得逞。冀察政务委员会在进行对内与对外活动的同时,以学生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救亡与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代表的团结抗战共同推动该机构实现了政治明朗化。一方面宋哲元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决心更加坚定,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另一方面机构的折冲空间越来越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现地交涉失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核心成员走向抗日战场的同时,改组后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问题上对日妥协的产物,负有维系华北与中央间关系,并应付日本的使命。冀察政务委员会通过内外活动,基本上实现了“守土卫权”,为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备战时间的同时,使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破产。这既是冀察政委会本身努力的结果,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渐转强硬的体现,还与民众救亡和团结抗战对其产生的影响有关。离开了这些因素的促动,单纯的地方实力派政权机构,不可能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但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命运终结也可见,折冲周旋不可能真正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只有团结抗战才是包括地方实力派在内的所有国人的正确出路所在!
谈笑[7]（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常璇璇[8]（2019）在《《德华日报》视角下的中国形象（1930-1933）》文中提出本文以1930年10月到1933年12月的《德华日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采用MAXQDA作为辅助分析软件,对998期报纸中的中国报道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报纸在政治、社会、经济和交通四个议题领域的中国形象,并从跨文化认知的视角探究其形成原因。论文由七章组成,第一章为绪论,其中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梳理了研究现状,并论述了研究的资料范围、研究问题、论文结构和研究的创新点。第二章包括理论基础和分析设计两部分。理论基础部分首先阐述了国家形象的概念,接下来从跨文化认知的视角论述了国家形象的跨文化特征,然后介绍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和质性分析软件MAXQDA。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分析设计部分描述并解释了本文的研究过程和步骤。第三章介绍了《德华日报》的在华发展历程及其受众和发行范围、版面内容设置等方面的特点,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相关和必要的背景信息。第四章通过对所研究时间范围内报纸中涉华报道的定量内容分析,从报道数量、报道议题、通讯社消息和中国报刊摘译四个方面确定了中国报道的特点,为建构中国形象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本文发现,从1930年10月到1933年12月,报纸中的中国报道总量达到11873篇,其中1930年报纸对中国报道的频率最低,1931年达到最高,之后两年逐渐降低。在报道议题上,报纸全面报道了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交通、地区、文化、教育、国民、法律等领域的动态,其中政治、社会、经济和交通构成了报纸的主要议题领域,相关报道占报道总量的九成以上。在刊登的通讯社消息中,超过一半的涉华报道来自中国的通讯社。此外,报纸从中国报刊中摘译的文章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中国报道的这四方面特征是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德国政府的外交及宣传政策、中德关系、德国报业传统和报馆经营状况等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下形成的。第五章基于定性内容分析从政治、社会、经济和交通这四个主要议题方面建构报纸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表明,从创刊到1933年底,《德华日报》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中国形象,包括内忧外患、无法统一的政治形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社会形象,衰退落后的经济形象和努力建设的交通形象。这样的中国形象兼具了正面和负面两种特性,其背后隐藏着报纸对中国既友好又敌视的矛盾情感。报纸对中国进行报道的同时也塑造了德国的自我形象,在政治报道中展现出德国作为中国的“友邦”和“命运共同体”的形象,在社会报道中突出在华德侨的“救助者”形象,在经济和交通报道中将德国塑造成中国的“援助者”和“合作者”。报纸展现的这些正面的德国形象无疑是德国在华宣传的重要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一战中受损的国家形象。第六章从跨文化认知的视角分析了《德华日报》中的中国形象成因。报纸基于德国本我视角,将中国纳入本我理解体系中,对中国进行了观察、描述和评价,塑造出一种主观中国形象,其中也包含着对德国本国的审视和思考,反映出德国在中国形象中的投射。在这种跨文化理解过程中,《德华日报》对中国的报道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观影响因素分为集体层面、媒体层面和个体层面:集体层面的主观因素包括德国对华政策和国家利益、德国驻华外交机构的控制、德国经济利益、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新闻理念。媒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主观因素分别涉及报纸的商业利益和主编个人的态度及价值观。此外,由于《德华日报》在中国发行,它对中国的报道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新闻管制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上述主、客观两方面的诸多因素影响着《德华日报》视角下中国形象和德国形象的互动建构。第七章为结语,该部分对论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指出论文的局限性和后续研究的可能性。综上所述,本文以《德华日报》为例对德国媒体中的近代中国形象进行了探索,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这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德国媒体塑造和呈现的近代中国形象不仅是西方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为解读德国当代媒体中的涉华报道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
汪力[9]（2019）在《尾崎秀实与中日战争时代的东亚》文中研究指明尾崎秀实（19011944）是近代东亚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从事革命的情报活动传奇经历和在中国研究领域先驱性的贡献一直以来都得到高度的评价。但是,他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的多彩的言论活动并没得到充分的清理,他参与佐尔格谍报团的谍报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对东亚时局的认识,他个人的思想发展与他参与日本政府的“新体制”活动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的分析。本论文以尾崎在1930年代中叶到1941年被捕为止发表的大量着作和评论为主要文献,并以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着作与时事评论相参照,分析尾崎秀实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以及对东亚时局变化的把握,并分析他参加“新体制”运动,赞成亚细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动因。导论部分对战后以来尾崎秀实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课题。第一章围绕尾崎秀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论的思想史背景进行讨论。重点分析了以往不受重视的尾崎与魏特夫及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间的深刻联系,并通过与中西功的中国社会论的对比,明确了尾崎“半殖民社会”论所蕴含的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要素。第二章以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主要综合杂志所发表的各种评论为主要文献,考察了中日全面战争前夜日本知识分子中国认识的构造.这一时期出现了承认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的“中国统一化”理论和所谓左翼的中国论。但这些理论未能从根本上克服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局限,从而未能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行思想抵抗。第三章分析了尾崎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发表事实评论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为止的东亚时局认识。尾崎寄希望于民族危机下中国革命的进展,因而未能及时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趋势。对东亚国际政治的力学结构的把握是尾崎时局认识的核心。第四章分析了尾崎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到1938年底开始参加日本政府的政治活动为止的时局认识。尾崎从分析战争扩大的必然性开始,逐渐转向认为战争扩大可能带来日本社会和整个东亚社会的社会变革。因此他开始积极参加“新体制”运动,其言论的亲政府色彩也迅速增强。第五章讨论了19381939年间席卷日本思想界的所谓“东亚协同体”论的思想意义,指出这一理论是对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所导致的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的一种回应,并指出其内在矛盾和失败的必然性。第六章分析了尾崎从1939年初到1941年被捕为止的时局认识。这一时期,日本利用傀儡政权进行的阴谋活动十分活跃,而国内也有兴起众多社会“革新”运动。尾崎寄希望于“东亚新秩序”和“新体制”能够实现日本社会的改革,而当这种希望幻灭之后,又寄希望于战争局势的进一步发展。结论将尾崎思想变化的过程置于20世界上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历史背景中思考,指出了其思想悲剧的必然性和历史启示。20世纪在留下宝贵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告诉我们跨越国境的思想与运动的艰难。“具体的国际主义”仍然是有待今日思索的课题。
刘霞[10]（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二、南京政府对两个事变的不同方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京政府对两个事变的不同方针（论文提纲范文）
（1）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二、双层博弈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
| 四、文章主要结构与框架 |
| 第二章 双层博弈理论的发展与演进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学对双层博弈理论的发展 |
| 一、双层博弈论在低级政治领域的发展 |
| 二、双层博弈论在高级政治领域的发展 |
| 第二节 谈判学对双层博弈的借鉴和发展 |
| 一、双层博弈与谈判学理论研究 |
| 二、双层博弈与谈判学应用研究 |
| 第三节 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一、多元权力体制下跨国联盟博弈模型 |
| 二、跨国联盟的相关特征 |
| 第三章 关于中国统一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第二次北伐与济案爆发 |
| 一、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 |
| 二、济南惨案爆发 |
| 三、围绕济案的军前交涉 |
| 四、关于济案的外交解决 |
| 第二节 东北易帜 |
| 一、皇姑屯事件 |
| 二、京津与热河易帜 |
| 三、东三省易帜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日本军政关系 |
| 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与对日交涉 |
| 三、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四章 关于东北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 |
| 一、事变爆发 |
| 二、中方避免冲突的“成功”与日方不扩大方针的“失败” |
| 三、国联交涉与锦州问题 |
| 第二节 淞沪抗战 |
| 一、会战始末 |
| 二、谈判过程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事变前的中日国内政治 |
| 二、事变对双方国内政治的影响 |
| 三、淞沪会战的背景与影响 |
| 四、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五章 关于华北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热河与长城抗战 |
| 一、热河沦陷 |
| 二、长城抗战 |
| 第二节 《塘沽协定》 |
| 一、谈判过程 |
| 二、协定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 |
| 第三节 “缓和”时期的中日关系 |
| 一、缓和的主要表现 |
| 二、华北事变 |
| 三、中日“三原则” |
| 四、从《天羽声明》到币制改革 |
| 第四节 理论分析 |
| 一、长城抗战时期的中日国内政治 |
| 二、缓和时期中国国内状况 |
| 三、缓和时期日本国内状况 |
| 四、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六章 全面战争前夕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中日关系大转折的一年 |
| 一、两广事变 |
| 二、绥远抗战 |
| 三、西安事变 |
| 第二节 走向全面战争 |
| 一、佐藤外交与中日关系 |
| 二、七七事变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中日两国国内政治 |
| 二、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结论 |
| 一、跨国联盟对于行为体谈判能力的影响分析 |
| 二、跨国联盟对于国家间冲突水平的影响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中日关系史大事记列表（1928-1937） |
（2）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因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应时而生的《外交评论》 |
| 第一节 创办背景 |
| 第二节 办刊宗旨 |
| 第三节 编辑发行 |
| 第四节 办刊栏目和作者群体 |
| 第二章 努力维护国权的外交观 |
| 第一节 主动外交的积极态度 |
| 第二节 扞卫国家民族安全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以利害关系为考量的政策取向 |
| 第三章 推进外交建设的主张 |
| 第一节 增强国家实力 |
| 第二节 整理外交机能 |
| 第三节 重视文化外交 |
| 第四章 介述与解析法西斯主义 |
| 第一节 何为法西斯主义 |
| 第二节 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评价 |
| 第三节 独裁统治是法西斯主义之实质 |
| 第四节 引发战争是独裁统治之趋势 |
| 第五章 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呼应 |
| 第一节 应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 |
| 第二节 争取国际盟友 |
| 第三节 积极推介国联 |
| 第四节 对国联外交从“希望到失望”的无奈应答 |
| 第六章 对日方针政策的考察与建言 |
| 第一节 揭露日本外交野心 |
| 第二节 批评对日外交“措置欠当” |
| 第三节 建议对日外交的几种方案 |
| 第四节 “敌乎?友乎?”传递中日外交新宣示 |
| 第七章 修废不平等条约主张 |
| 第一节 废约进程的戛然变奏 |
| 第二节 条约特权的重点关注 |
| 第三节 修废方式的理性思考 |
| 第四节 修废主张的特点、影响及局限 |
| 第八章 对《外交评论》的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刊物性质与思想内容的特点 |
| 第二节 作用与影响 |
| 第三节 局限与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1932-1937 年《外交评论》目录列表 |
| 后记 |
（3）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题目界说 |
| （一） 关于“近代日本报界” |
| （二） 关于“政治动员” |
| （三） 关于“1868—1945” |
| 三、研究意义、方法与研究创新、不足之处 |
| （一） 关于研究意义 |
| （二） 关于研究方法 |
| （三） 关于创新目标 |
| （四） 关于不足之处 |
| 四、研究综述与史料运用 |
| （一） 早期日本的报史研究 |
| （二）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报史研究 |
| 1、主要资料类 |
| 2、主要着作类 |
| （三） 早期中国的日本报史研究 |
|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日本报史研究 |
| 1、主要资料类 |
| 2、主要着作类 |
| 3、主要论文类 |
| （五） 日文、西文主要译着类 |
| 1、日文主要译着类 |
| 2、西文主要译着类 |
| 五、本文架构 |
| 第一章 明治大正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幕末明治初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 一、报纸：“官版”与“民办” |
| 二、政治：“佐幕”与“勤王” |
| 三、明治初期：政府的报纸扶植政策及评价 |
| 第二节 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 一、政治：“官报”与“民报”对立 |
| 二、报界：党报的对立与兴衰 |
| 三、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界管制与报纸属性 |
| 第三节 大正民主运动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
| 一、报界：两次护宪运动 |
| 二、政治：“白虹笔祸”事件 |
| 三、大正民主运动时期：报界与政治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治大正时期：报人的政治动员——思想传播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中江兆民与《东洋自由新闻》 |
| 一、中江兆民其人及前期自由民权思想 |
| 二、《东洋自由新闻》——自由民权思想之传播 |
| 第二节 福泽谕吉与《时事新报》 |
| 一、福泽谕吉其人及前期启蒙精神 |
| 二、《时事新报》——“国权皇张论”思想之传播 |
| 第三节 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 |
| 一、德富苏峰其人及前期平民主义思想 |
| 二、《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大日本膨胀论”思想之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战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 一、甲午战争时期：报界的战争动员与从军记者战况报道热潮 |
| （一） 报界的战争动员 |
| （二） 从军记者的战况报道热潮 |
| 二、日俄战争时期：报界的“主战论”、“反战论”与“宣传战” |
| （一） 报界的“主战论”与“反战论” |
| （二） 报界的宣传战 |
| 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新闻管制 |
| 第二节 侵华战争时期：报界的政治动员 |
| 一、宣传战研究及战争指导 |
| 二、总体战与报界总动员体制的建立 |
| （一） 总体战体制中的报界法制控制 |
| （二） 传媒管理机构的变化、升级 |
| （三） 国民精神强化运动 |
| （四） 报界管制措施的变化 |
| （五） 新闻管制更为严格 |
| 第三节 报界的宣传战 |
| 一、从军记者的狂热宣传行动 |
| 二、细致的战胜报道 |
| 三、欺骗性宣传 |
| 四、直接组织战争动员活动 |
| 五、南京宣传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争时期：报人的政治动员——从思想到行动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情报局时代”的绪方竹虎及其对华“和平外交” |
| 一、绪方竹虎其人：从《朝日新闻》主笔到情报局总裁 |
| 二、绪方竹虎的对华“和平外交” |
| 三、绪方竹虎评价 |
| 第二节 “东洋经济新报时代”的石桥湛山及其“小日本主义” |
| 一、石桥湛山其人：从军曹到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言人 |
| 二、东洋经济新报时代：“小日本主义”及其影响 |
| 三、石桥湛山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动员思维在战后的延续 |
| 本章小序 |
| 第一节 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问题 |
| 一、缘起与发展 |
| 二、现实困境 |
| （一） 《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追究问题 |
| （二） 《读卖新闻》的战争责任追究问题 |
| 第二节 日本报界的历史认识问题 |
| 一、缘起与发展 |
| 二、现实困境 |
| （一） 日本报界对东史郎诉讼案、“九条会”的报道尽显历史认识之偏颇 |
| （二） 日本报界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凸显历史认识的变迁 |
| （三） 日本右翼和右倾报纸的报道倾向与历史认识问题 |
| （四） 日本报界的 8·15 社论凸显历史认识 |
| （五） 2005 年是检证日本报界历史认识的关键一年 |
| （六） 日本报界对南京大屠杀人数报道的误导 |
| 第三节 历史根源、外在动因与报界特质 |
| 一、历史根源：未被彻底追究的战争责任和不彻底的民主化改革 |
| 二、外在动因：日本政府以及一些政党、政治家历史观的影响 |
| 三、报界特质：以“国益”为中心的报道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一、大陆地区 |
| 二、港台地区 |
| 第三节 当前的不足与本文的创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青年时代的问学与求索 |
| 第一节 少年志向 |
| 一、家世与家学 |
| 二、明道救世 |
| 三、科学报国 |
| 第二节 追溯与调适:青年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
| 一、初识马克思主义 |
| 二、普列汉诺夫的信徒 |
|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和阐述 |
| 一、“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背景 |
| 二、“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自由人”的文艺思想 |
| 第一节 “人性论”与“阶级论”之间:胡秋原与“普罗文学运动” |
| 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艺自由论辩”的背景 |
| 二、“文艺自由论”的先声:“革命文学运动”中人道主义的诉求 |
| 第二节 错位的文学对抗:“自由人”与“文艺自由论辩” |
| 一、艺术正确与历史困境:“自由人”的文艺观 |
| 二、话语夹缝中的思与辩:“自由人”与“左联”的“战争与和平” |
| 小结 |
| 第三章 超越左右的尝试及其理论探讨——以“读书杂志派”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读书杂志》的创办、宗旨与社会影响 |
| 一、《读书杂志》的筹办和发行 |
| 二、“读书杂志派”及其思想倾向分析 |
| 三、道不同不相为谋——“读书杂志派”与“左联”的分歧 |
| 第二节 超越左右的理论探讨——“读书杂志派”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
| 一、“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 |
| 二、“读书杂志派”的社会史观 |
| 第三节 书生问政——“读书杂志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
| 一、“读书杂志派”与“闽变” |
| 二、和而不同——“读书杂志派”与“第三党”在“闽变”中的思想分歧 |
| 三、对中国出路的初步思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比较中西文化——自创“文化史观” |
| 第一节 比较中西文化思考中国出路 |
| 一、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辨析西方文化的价值 |
| 二、对苏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批判 |
| 三、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的思考 |
| 第二节 对“新自由主义”的诠释和“文化史观”的构建 |
| 一、为何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 |
| 二、“文化史观”的构建 |
| 第三节 践行书生问政 |
| 一、全民抗日的主张 |
| 二、抗战建国的诉求 |
| 小结 |
| 第五章 “超越前进论”——思想的归宿 |
| 第一节 观望与选择 |
| 一、武汉观望与离开大陆的心态 |
| 二、婉拒中共邀请北上的原因 |
| 三、栖身香港对中国前途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的再诠释 |
| 一、思想核心:理论历史学 |
| 二、思想归宿:超越前进论 |
| 小结 |
| 结论: 独立人格与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再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精卫填海（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青年首相 |
| 1 |
| 2 |
| 3 |
| 4 |
| 第二章 “近卫的先手” |
| 1 |
| 2 |
| 3 |
| 4 |
| 第三章 大矶海边 |
| 1 |
| 2 |
| 3 |
| 4 |
| 第四章 厥土斯民 |
| 1 |
| 2 |
| 3 |
| 4 |
| 5 |
| 第五章 “和平第二方案” |
| 1 |
| 2 |
| 3 |
| 4 |
| 第六章 重光堂协定 |
| 1 |
| 2 |
| 3 |
| 4 |
| 第七章大江大河1938 |
| 1 |
| 2 |
| 3 |
（6）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资料来源 |
| 五、研究思路与基本架构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华北政权机构演变 |
| 第一节 不抵抗政策与北平政务委员会 |
| 一、东北易帜与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
| 二、不抵抗政策与北平政务委员会的出台 |
| 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转向与北平政务委员会的撤销 |
| 四、北平政务委员会解散的原因 |
| 第二节 对日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
| 一、停战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成立 |
| 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机构特点 |
| 三、“善后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终结 |
| 第三节 交涉转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
| 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续妥协交涉 |
| 二、强化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构想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成因 |
| 小结 |
| 第二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机构的组建和权力的构筑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组建与职权 |
| 二、冀察政委会与冀察平津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人事更迭 |
| 第二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变构与对日折冲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成员的变动与对日折冲 |
| 二、专门委员会的增加与直辖机构的变动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运作方式的调整与集权制的强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地方层级与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地方层级制度的完善 |
| 一、编组邻里联乡和守望丁制度 |
| 二、行政督察专员的设立 |
| 三、设治局与实验区 |
| 第二节 清匪、禁烟禁毒与缉私 |
| 一、清匪工作 |
| 二、禁烟禁毒 |
| 三、冀察稽查总处的设立与撤销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对内施政 |
| 第一节 道德救国的施政理念 |
| 一、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的形成 |
| 二、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确立的原因及内容 |
| 三、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的贯彻 |
| 第二节 财政税收的接收与整理 |
| 一、财政税收的接收 |
| 二、财政税收的整理 |
| 第三节 教育、农业与交通事业的建设 |
| 一、教育事业的发展 |
| 二、农村合作事业的曲折推进 |
| 三、改良碱地 |
| 四、路政建设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日交涉中的政治取向 |
| 第一节 以退欲进：冀东问题与察北问题 |
| 一、问题的产生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日现地交涉的展开 |
| 三、交涉之外的退让策略 |
| 四、现地交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转变 |
| 第二节 坚守底线：“共同防共”问题上的交涉 |
| 一、问题的产生 |
| 二、“自主防共”行动的展开 |
| 三、不脱离中央的交涉活动 |
| 四、现地交涉与蒋介石对宋哲元信任的建立 |
| 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提携问题上的博弈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转向妥协及其原因 |
| 一、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对宋哲元态度的转变 |
| 二、王克敏北上问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转向妥协 |
| 第二节 妥协交涉及其转折 |
| 一、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问题 |
| 二、津石铁路问题 |
| 三、龙烟铁矿问题 |
| 四、中日通航协定问题 |
| 五、交涉下的转折 |
| 小结 |
| 第七章 全面抗战爆发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走向终结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现政治明朗化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学生运动的关系转折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西安事变的应对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明朗化 |
| 第二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走向终结 |
| 一、卢沟桥事变后的现地交涉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改组与终结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8）《德华日报》视角下的中国形象（1930-1933）（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现状 |
| 1.2.1.1 国内的研究现状 |
| 1.2.1.2 德国的研究现状 |
| 1.2.2 《德华日报》的研究现状 |
| 1.3 资料范围与研究问题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设计 |
| 2.1 国家形象概念的解释及界定 |
| 2.1.1 形象 |
| 2.1.2 国家形象 |
| 2.2 跨文化认知与国家形象 |
| 2.3 内容分析方法 |
| 2.3.1 定义 |
| 2.3.2 目标 |
| 2.3.2.1 描述报道 |
| 2.3.2.2 推断社会现实 |
| 2.3.3 研究步骤 |
| 2.4 质性分析软件MAXQDA |
| 2.5 分析设计 |
| 第3章 《德华日报》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 3.1 《德华日报》的前身：《德文满洲日报》(1929.12-1930.8) |
| 3.1.1 艰难的创刊 |
| 3.1.2 办报宗旨 |
| 3.1.3 版面内容设置 |
| 3.1.4 停刊原因 |
| 3.2 《德华日报》(1930.10-1939.9) |
| 3.2.1 创办及发展 |
| 3.2.2 受众和发行范围 |
| 3.2.3 版面内容设置 |
| 3.2.4 洪涛生和《德华日报》 |
| 3.3 更名后的《德华日报》：《德文日报》(1939.10-1945.6) |
| 3.3.1 更名后的发展 |
| 3.3.2 受众和发行范围 |
| 3.3.3 版面内容设置 |
| 第4章 中国报道的定量分析 |
| 4.1 报道总量与频率 |
| 4.2 报道议题分布 |
| 4.3 通讯社消息 |
| 4.4 中国报刊摘译 |
| 第5章 中国形象建构 |
| 5.1 政治形象：内忧外患、无法统一 |
| 5.1.1 内战纷争 |
| 5.1.1.1 持续的军阀混战与地方叛乱 |
| 5.1.1.2 严重的派系斗争 |
| 5.1.1.3 “危险”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围剿” |
| 5.1.2 国际争端 |
| 5.1.2.1 废除治外法权的斗争 |
| 5.1.2.2 中日冲突 |
| 5.2 社会形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
| 5.2.1 自然灾害 |
| 5.2.2 鸦片问题 |
| 5.2.3 猖獗的匪患 |
| 5.2.4 苦难的民众 |
| 5.3 经济形象：衰退落后 |
| 5.3.1 受战乱破坏的产业 |
| 5.3.2 苛捐杂税 |
| 5.3.3 失业问题 |
| 5.3.4 受质疑的工业计划 |
| 5.3.5 中德贸易 |
| 5.4 交通形象：努力建设 |
| 5.4.1 公路 |
| 5.4.2 铁路 |
| 5.4.3 航空 |
| 第6章 中国形象成因探析 |
| 6.1 主观因素 |
| 6.1.1 德国对华政策和国家利益 |
| 6.1.2 德国驻华外交机构的控制 |
| 6.1.3 德国经济利益 |
| 6.1.4 欧洲中心主义 |
| 6.1.5 西方新闻理念 |
| 6.1.6 报纸的商业利益 |
| 6.1.7 个人因素 |
| 6.2 客观因素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引用的《德华日报》中国报道列表 |
| 附录二：引用的《德华日报》/《德文日报》其他文章列表 |
| 附录三：引用的《德文满洲日报》文章列表 |
| 附录四：引用的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名录 |
（9）尾崎秀实与中日战争时代的东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尾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三、本论文的课题与方法 |
| 第一章 尾崎秀实的中国社会论与东亚的马克思主义 |
| 第一节 “社会性质”与东亚 |
| 第二节 “封建”与“亚细亚的停滞” |
| 第三节 “半殖民地”与“统一化论战”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安事变与日本知识分子的东亚时局认识 |
| 第一节 蒋介石的生死与围绕中国前途的争论 |
| 第二节 “防共”话语及其批判 |
| 第三节 “中国统一化论”的流行及其批判 |
| 小结 |
| 第三章 尾崎秀实论中日全面战争前夜的东亚局势(1934.10─1937.6) |
| 第一节 “协调政策”的困境(1934.10──1935.11) |
| 第二节 走向“防共外交”(1935.12──1936.12) |
| 第三节 “东亚的战争危机”(1937.1──1937.7) |
| 小结 |
| 第四章 尾崎秀实论中日全面战争(1937.7─1938.12) |
| 第一节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与扩大(1937.7──1937.10) |
| 第二节 走向“长期抗战”(1937.11──1938.5) |
| 第三节 尾崎秀实的“方向转换”(1938.6──1938.12) |
| 小结 |
| 第五章 “东亚协同体论”与日本帝国的话语秩序 |
| 第一节 “帝国话语”的结构与危机 |
| 第二节 蜡山政道：“近代”的再编 |
| 第三节 三木清：“近代的超克”的形成 |
| 第四节 尾崎秀实：“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 |
| 小结 |
| 第六章 尾崎秀实论太平洋战争前的东亚局势(1939.1──1941.10) |
| 第一节 “东亚协同体”论的曲折(1939.1～1940.1) |
| 第二节 “新体制”与“南进论”(1940.2～1941.1) |
| 第三节 日美开战前夜(1941.2～1941.10)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一) 从本土化到本土自觉:中国公民教育的追求 |
| (二) 母语教科书:中国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 |
| (三) 个人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思考 |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厘清 |
| (一) 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
| (二) 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 |
| (三) 百年母语教科书 |
| (四) 百年的时间段划分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公民教育历史回顾的研究 |
| (二) 中国公民教育本土化的研究 |
| (三) 母语教科书文本内容的研究 |
| (四) 以教科书为载体对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程与反思 |
| 第一节 西方公民教育的缘起与嬗变 |
| 一、公民及公民教育的概念源头:共和主义公民观 |
| 二、西方现代公民及公民教育:自由主义公民观 |
| 三、在挑战中完善自由主义公民观 |
| 第二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历程与问题 |
| 一、公民:从概念输入到思想萌芽 |
| 二、培养国家公民:从思想宣传到制度建立 |
| 三、强化与变异:从公民教育到国家公民训育 |
| 四、致力教育改革,推动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追求 |
| 一、需要中国文化参与 |
| 二、基于中国社会选择 |
| 三、凝聚中国千年智慧 |
| 第二章 西方公民教育的本上化(1904-1936) |
| 第一节 萌芽、阻抑与发展:公民教育探索期的曲折前行(1904-1919) |
| 一、辛亥革命前公民思想在母语教科书中的萌芽 |
| 二、符合民国宗旨,强调民主训练:《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公民教育 |
| 三、公民教育因“复辟”受到短暂阻抑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发展的黄金期(1920-1927) |
| 一、“国语运动”促进了公民教育思想的传播 |
| 二、“公民科”的设立促进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三、民主人士对公民教育的文本实践:以《开明国语读本》为例 |
| 第三节 公民教育政治化的前兆(1928-1936) |
| 一、公民教育受到“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的冲击 |
| 二、培育“三民主义”好公民:《新主义国语课本》中的公民教育 |
| 三、为了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公民教育的主动政治化 |
| 第三章 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1937-1949) |
| 第一节 国统区:公民教育融入抗日教育(1937-1945) |
| 一、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巩固精神国防 |
| 二、腥风血雨下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战时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培养投身于革命的公民 |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用公民教育支持抗战建国(1937-1945) |
| 一、为抗战服务: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 |
| 二、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时代性和革命性:《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中的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政权转变期:公民教育异化为宣传手段(1945-1949) |
| 一、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套经典母语教材 |
| 二、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比较 |
| 三、“复古”与“解构”: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文化认同的分歧 |
| 第四章 以“人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1949-1976) |
| 第一节 探索与迷惑:新中国公民教育的沉寂(1949-1966) |
| 一、公民、人民与接班人:新中国初期以思想政治为核心的教育目标 |
| 二、语文教科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
| 三、新中国初期语文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教育 |
| 第二节 狂热与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的“接班人”教育(1966-1976) |
| 一、青年学生作为主要参与对象的文化大革命 |
| 二、对建国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 |
| 三、“文革”期间的教科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
| 第三节 “接班人”教育:以北京市小学《语文》为例 |
| 一、“接班人”与国家的关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
| 二、课本中的“接班人”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课本中的“接班人”榜样:“毛主席的好战士” |
| 四、课本中的儿童:成人化、英雄化、政治化 |
| 第五章 新时期公民教育的复兴与重建(1977—今) |
| 第一节 “民主”“权利”成为新时期中国公民教育的目标(1977-1985) |
| 一、“民主”成为“文革”后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
| 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教材重建 |
| 三、改革开放后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为例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下快速发展(1986-2000)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公民生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
| 二、教育要为现代化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公民 |
| 三、第一套义务教育母语中的公民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新世纪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自觉构建(2001-) |
| 一、新世纪启动公民社会的建设策略 |
| 二、新世纪公民教育本土性的初步呈现 |
| 三、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公民:以“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为例 |
| 第六章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
| 第一节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性的紧张对立 |
| 二、政治诉求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公民性之上 |
| 三、中国传统文化、公民性与时代诉求三者间的相互制约 |
| 第二节 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的失落与追问 |
| 一、中国传统文化弱势地位 |
| 二、公民性淹没在战争和战争思维中 |
| 三、传统伦理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
| 第三节 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建构 |
| 一、成为普遍存在者:中国伦理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
| 二、中国伦理与公民精神的价值耦合 |
| 三、基于中国伦理的公民教育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南京政府对两个事变的不同方针（论文参考文献）
- [1]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D]. 沙治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2]1932-1937年《外交评论》研究[D]. 余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D]. 安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 [4]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D]. 霍贺. 南京大学, 2014(05)
- [5]精卫填海[J]. 丁三. 当代, 2013(05)
- [6]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D]. 包巍. 吉林大学, 2017(09)
- [7]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8]《德华日报》视角下的中国形象（1930-1933）[D]. 常璇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9]尾崎秀实与中日战争时代的东亚[D]. 汪力.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10]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