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群与调整中日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左双文,付江春[1]（2014）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群调整中日关系的努力及其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5年11月至1937年3月张群任外交部部长期间,面临着日本加紧侵华的巨大压力,日方不断进行挑衅,提出种种蛮横要求,并以这时期发生的反日事件为借口,进行刁难。张群一方面须及时处理这类具体事件,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政治外交的努力,对已处于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进行整体的调整,以缓解、至少拖延中日冲突总爆发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张群表现出了其较具特色的对日外交理念,也采取了一些与其前任稍异的对日策略。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日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与严峻的形势看,张群这时期的外交应对还算是于艰难险恶之中守住了基本底线。
陈群元[2]（2019）在《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文中认为1935年1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一般被视为趋于强硬,但若细究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中日关系,当可发现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当中,蒋虽然替日本对华交涉制造了障碍,却一贯地向日方宣称中日必须亲善。尽管外务省认为蒋有制约日本的打算,却也认知到其公开的抗日动作,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因素。并且,外务省也认为蒋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蒋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甚至有主动与日方洽谈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此时期的蒋始终都采取了幕后指导的方式,给予日方其深信中日亲善的形象,甚至在必要之际,以转嫁责任的方式,来让中日关系有所转圜。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难以掌握蒋的真意,使得外务省持续认定有与其沟通的可能性。中日开战之后,日方之所以展开对蒋的诱和工作,其背景当与此种经验有关。
林涛[3]（2016）在《中日两国围绕广田三原则的谈判与国民政府的抉择》文中提出现有的研究在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时,往往重点对“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发生的起因、经过等展开浓重笔墨的叙述,给人以一种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立即策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错觉,而忽视了探讨从1931年到1937年这六年时间里跌宕起伏的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不管是从国际关系上进行考量,还是从军事战备上来看,中日之间并不具备进行全面战争的条件。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广田三原则”谈判为主线,探究两次事件之间中日关系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双方最终放弃谈判选择战争的原因。“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关系结束了相对的平稳时期,逐步进入到了一个十分紧张又迫切希望调整的时期,两国政府都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与矛盾。尤其在广田弘毅出任外相后,他开始向中国释放出“亲善”信号,提出了“协和外交”,旨在改善对华关系。蒋介石也从中看到了和谈的希望,并作出了积极回应,他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检讨》一文,该文在论述中日关系之历史的基础上,呼吁两国改变现状、打破僵局、调整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他授意驻日大使蒋作宾向日本提出调整邦交的“中日关系三原则”。然而,当日本面对中方提出的具体的问题和要求时,不仅没有“中日关系三原则”进行多少讨论,反而向中国提出“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全盘接受。广田提出三原则是经过了陆相、海相、外相的三相协商的结果,而且得到了首相冈田启介、藏相高桥是清的认可。广田三原则基本敲定了中日外交的大框架,他希望通过这种高调的确定外交框架,能够以此对军部的行为有所限制。这为解决日本统治内部问题而发出的外交,自然很难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中国认为广田三原则不符合外交相互主义,而是日本单方面的施压与要求。三原则的具体内容简单概括来说,就是经济提携、共同防共、承认伪满洲国。日本设定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只有接受“广田三原则”,才会与中国进行和谈。此时,华北局势也不容乐观,日本先后策动“华北事变”和“华北自治”运动,所以,“广田三原则”谈判伊始,中国便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中国方面没有放弃通过和谈取得成果的希望,由王宠惠、蒋作宾、张群先后与日本展开交涉,交涉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广田三原则”,虽然中间很多次交涉没有直接提及“广田三原则”,但是讨论的具体问题,诸如“共同防共”、“取缔排日”、“经济提携”、“华北问题”等都是“广田三原则”中直接或者间接涉及的问题,所以都可以归为“广田三原则”谈判的部分。“广田三原则”谈判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阶段为1935年10月7日广田弘毅正式向蒋作宾提出“广田三原则”到10月21日蒋作宾向日本政府作出回应；第二阶段为1935年12月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开始调整中日关系到次年2月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八郎的会谈；第三个阶段为1936年9月到11月张群与新任驻华大使川越茂的多次会谈。整个“广田三原则”谈判历时一年零一个月,谈判以破裂而告终。在第一阶段,中方要求日本首先接受中方提出的“中日关系三原则”,才会考虑与日本就“广田三原则”进行谈判,而日本方面则要求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邦交的基础,虽然双方互不相让,但是两国政府都希望能够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第二阶段,外交部长张群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坚持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与日方展开周旋,这一时期日本在华北地区策划了一系列侵略运动,中方认识到日本巨大的侵略野心,开始有意识通过谈判拖住日本,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第三阶段,双方就“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但由于之前中方已经确定了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而“广田三原则”每一条都或多或少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所以当谈及具体问题时,双方还是争执不下,最后谈判破裂也在意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为抵抗日本全面侵略做准备之时,日本军部也开始逐渐掌权,“二二六”事件后,军部在日本政治和外交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加上广田弘毅一步步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化,中日之间达成和解的希望越来越小,而离战争越来越近。可见,中日并非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决意开战,而是在谈判桌上进行了多回合的较量,也曾寄希望于和谈解决矛盾。日本侵略中国的总方针并没有改变,只是形式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是通过武力,“广田三原则”则是以谈判的方式,而中国方面发生最大变化的就是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和对日方针,“九一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在“广田三原则”谈判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在谈判桌上逐步认清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开始采取强硬的立场,加上“华北事变”和“华北自治”运动作为催化剂,中方的态度愈加强硬,丝毫不肯让步,最终不惜与日本开战。
钟健[4]（2016）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由每个个体的抗战史所组成,参与其间的每个个体都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蒋介石是抗战阵营中的一份子,对其个人抗战经历展开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由于蒋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其在抗战进程中的所想、所言、所为进行研究,又具有特殊性。从资料开放程度及相关研究的积累厚度两方面看,目前史学界对"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着实有重新检讨和反思的必要。然而,该研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重要课题,涉及面向众多,决非个体及单项研究所能完成。本文选取蒋介石为何要抵抗日本、从何时开始及如何进行准备、如何准备对日作战与决策对日开战、全面战争初期采取了怎样的战略政略及其抵抗日本的外交战略等问题进行探讨。孙中山深知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为国民党制定"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革命政策。蒋介石为实现统一中国的首要目标,积极寻求日本的支持,主张中日提携、亲善,但这与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根本冲突,济南惨案赤裸裸地宣告这一事实。从践行孙中山革命主张及现实处境两方面看,蒋不得不抵抗日本。济南惨案爆发后,蒋开始着手准备抵抗日本。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迫使蒋及其幕僚们把国内外政策调整为以抵抗日本为首要宗旨。然而,在短时期内,蒋并没有提出抵抗日本的根本大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安内"。1935年夏,蒋觅得持久抵抗日本的根据地,才大致决定抗日的基本计划,随即着手推进对日作战的战时准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趁机推进华北地区的国防建设,以应战指令督促各方加速实施。因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蒋无法再对日本迁让及接受其无理要求,但又未准备好对日开战,遂祭出"以战逼和"的险招,对日实施"攻心之道"。不过,日本军人主战派势力膨胀,和平无望,并疾速攻陷平津,蒋不得不战。此后,察哈尔、淞沪战役迅速爆发。蒋准备不及,仓促开辟上海战场,致使迅速歼灭上海日军的目标并未达成,反而使沪战转趋扩大,不得不重新思考战局与战略政略。在上海与日军持久作战,不仅与引起国际关注、干涉的政略相吻合,且华北战场颓势不止,蒋在战略上别无选择,惟有"引敌南下",诱使日军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因此,蒋竭力维持上海战局,迟迟未下决心放弃上海战场,导致上海大溃退,此对以后的战局发展影响尤大,环环相扣,直至武汉会战结束为止。在与日本的较量中,除军事准备、抵抗以外,蒋与日本在外交领域之"无形的战场"展开激烈争夺。蒋所持的外交战略为,诉诸国际公理,始终站在反侵略、国际正义这一边,积极争取英、美、苏等国卷入中日争端,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收效甚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与中国结为同盟,但由于蒋个人特质中的民族主义与"低能心结"始终与英美所操持的殖民主义、霸权话语及其"优越心结"保持紧张,致使中英关系没有得到改善,中美合作成效大打折扣,对共同对日作战影响极大。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旨在从长时段阐明蒋抵抗日本的历史逻辑,进而为"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这个课题,乃至整个抗战史,作一点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缪罗那[5]（2017）在《张群日本观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张群是国民政府重要的政治人物,是蒋介石的心腹。张群从政60多年,跟日本关系密切。张群的日本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张群日本观的形成。因张群身处不同时期,其日本观内涵不同,故第一部分分为三小节:第一节介绍张群早年经历和日本观初步形成,从张群赴日留学、阻止"西园借款"、负责"济南惨案"交涉这三个方面分析张群早年的日本观,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张群肯定了日本明治维新取得的成就,在日留学的经历让张群对日本民族、社会、精神面貌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提倡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希望加强中日合作。同时张群对日本侵华野心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不深刻;第二节介绍张群担任外交部长的经历及其日本观的变化,从张群的对日外交分析张群的日本观:认为此时的张群深刻认识到日本的野心,彻底放弃对日幻想,以强硬态度主掌对日外交,守住了国民政府的外交底线;第三节论述张群战后多次访日与日本观的成熟,张群深刻反思了中日战争,重申中日两国"合则两利"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战后日本改革的建议;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张群促成台日签订"中日合约",并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关系。张群日本观成熟体现在:张群能以长远、联系的观点看待中日关系;提出战后日本改革的建议;看清日本人骨子里的"商贾"本质,向蒋介石主张对日"软硬兼施。"第二部分详细论述张群日本观的内涵。张群认为日本民族是相信神权,日本人崇尚武力与武士道精神,日本文化受到汉文化、佛学文化和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张群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源自俾斯麦铁血主义和尼采哲学;关于近代日本政治,张群认为近代日本是政党和财阀的共同体。第三部分论述张群日本观的影响。张群的日本观直接影响了他的对日立场,具体表现在张群担任外交部长时对日的强硬态度;张群向麦克阿瑟表示须慎重处理天皇问题,认为盟军的"中道政治"设想不可行;在台时期张群认为与日本人单单讲"道义"是不够的,主张对日要"软硬皆施",才能迫日本就范。
王珏峰[6]（2016）在《浅析张群—川越茂1936年谈判》文中提出1936年9月15日开始的张群-川越茂谈判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之间最后一次谈判,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次。这场谈判涉及经济、军事、航空合作等诸多领域。在历时83天的谈判中,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把自己放在平等谈判者的位置,多次对日方的要求提出对案,试图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华行径,也为避免战争做最后的尝试。然而中日在华北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了谈判最终破裂,宣告了国民政府以外交手段阻止日本侵略的尝试失败。南京国民政府没能充分认识到日本企图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才抱有以谈判“改善国交”的幻想。退一步讲,也没能达到拖延战争到来的目标,这与其谈判前期准备不足和策略失当有很大关系。
臧运祜[7]（2010）在《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贺飞[8]（2019）在《1936年中日成都事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6年,日本为侵略西南地区,强行在成都进行非法设领,此行为遭到了川籍民众的反对。川籍民众在上海等地成立反对设领团体,四川本地民众成立反对设领大会进行宣传。8月24日,四川民众与日本人在成都爆发冲突,最终演变为成都事件。成都事件爆发后,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极力控制事态,希望成都事件成为地方事件尽快解决,并将事件责任推给了共产党。但是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都认为此事可以借题发挥,以此与南京政府交涉获取事件外的利益。1936年9月初,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方开始交涉成都事件,中方一直希望成都事件按照国际惯例解决,但是日方认为重新调整两国邦交才能彻底解决成都事件。在为期三个月张群与川越茂的八次会谈后,最终国交调整未达成一致,成都事件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两国因成都事件开启了两国的邦交调整,邦交调整结束,则又回到了解决成都事件本身。最终中国不失主权,按照国际惯例解决了成都事件。
蒋永敬[9]（1993）在《张群与调整中日关系》文中指出 张群自1935年12月12日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长,而至1937年3月4日辞职,适当中国对日抗战发生之前,正是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全面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张氏身当外交之冲,
陈鸣钟[10]（1989）在《试论1935、1936年中日会谈》文中研究指明 1935、1936年的中日会谈,在当时即为全世界所瞩目。盖其结果如何,不仅直接关系着中日关系和远东形势的变化,而对今后整个反法西斯的前途,关系亦甚深切。近年以来,中外档案馆不断公布了有关会谈的档案史料,为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谨为此文,就正于史学界同仁。
二、张群与调整中日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张群与调整中日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群调整中日关系的努力及其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广田三原则的交涉 |
| 1.否认蒋介石承认广田三原则 |
| 2.对三原则既不接受也不拒绝 |
| 3.“共同防共”问题 |
| 4.中日“经济提携”问题交涉 |
| 二、张群主要的对日外交策略 |
| (一)全盘解决与直接交涉 |
| (二)虚与委蛇,尽力拖延 |
| (三)软硬兼施 |
| 1. 在与川越第三次谈判中强硬反对日方无理要求,并提出对案 |
| 2.强硬反对日本利用傀儡组织分裂华北的阴谋 |
| 3.拒不接受川越所谓“备忘录” |
| 4.对日方一定程度的敷衍 |
（2）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言 |
| 二、日本外务省与新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互动关系 |
| 三、日本外务省对新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观察与疑虑 |
| 四、蒋介石的危局对策与私底下的双方接触 |
| 五、蒋介石与双方关系的升温 |
| 六、结论 |
（3）中日两国围绕广田三原则的谈判与国民政府的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广田三原则”的形成 |
| 第一节 广田弘毅出任日本外相 |
| 一、广田弘毅上台的背景 |
| 二、广田弘毅推出“协和外交” |
| 三、外务省发布“天羽声明” |
| 第二节 “广田三原则”的出台 |
| 一、蒋介石提出“中日关系三原则” |
| 二、日本出台“广田三原则” |
| 第二章 中日双方围绕“广田三原则”的谈判 |
| 第一节 初次交涉以及谈判形势的变化 |
| 一、初次交涉与国民政府的初步对策 |
| 二、“华北自治”运动对谈判的影响 |
| 第二节 谈判的深入与张群调整中日关系 |
| 一、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
| 二、张群与有吉明等人的交涉 |
| 三、张群与有田八郎的交涉 |
| 第三节 “广田三原则”谈判的最后阶段 |
| 一、谈判桌外的事件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二、张群—川越会谈 |
| 三、调整中日关系失败与谈判破裂 |
| 第三章 谈判的评价与影响以及抗战前国民政府的抉择 |
| 第一节 “广田三原则”谈判的评价及国民政府的谈判成果 |
| 第二节 抗战前国民政府的抉择 |
| 一、昙花一现的佐藤外交 |
| 二、国民政府的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4）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的认知与因应 |
| 一、青年蒋介石受惠于日本 |
| 二、北伐前期蒋介石与日本的互动 |
| 三、转折:蒋介石在外交上放弃东京路线 |
| 第二章 蒋介石准备抵抗日本的构想及作为 |
| 一、九一八事变前蒋对日问题之谋略及其实践 |
| 二、蒋对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应对 |
| (一) "内重于外" |
| (二) "无名有责" |
| 三、关键的1932:寻求对日持久抵抗之道 |
| 四、对日缓和之计:调整中日邦交 |
| 第三章 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战因应再探 |
| 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蒋对日作战的准备 |
| 二、内外与虚实:"战"、"和"双管齐下 |
| (一) 强硬背后的初衷:加速推进对日备战进程 |
| (二) "攻心之道":以"战"逼"和" |
| (三) 不得不战:内外情势下的必然举措 |
| 第四章 全面战争初期蒋介石的战略政略再探 |
| 一、蒋介石与华北战场的开局与走向 |
| (一) 蒋对华北的部署与"意料外的察哈尔作战" |
| (二) 察哈尔鏖战与华北战场格局初定 |
| 二、蒋介石与淞沪战役的政略战略 |
| (一) 先发制人:打一个迅速的歼灭战 |
| (二) 战局扩大与政略战略的形成 |
| (三) 维持战局与外交形势相呼应 |
| (四) 悲壮的结局:上海大撤退 |
| 三、蒋介石与淞沪战役后的战局发展 |
| 第五章 "无形的战场":蒋介石的国际观及其实践 |
| 一、公理制胜:坚定走英美路线 |
|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对国际形势的因应 |
| (一) 主动求变 |
| (二) 以不变应万变 |
| (三) 对美两次关键忠告 |
| 三、太平洋战争时期蒋介石与英美交往的几个侧面 |
| (一) 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龃龉 |
| (二) "低能心结"与"优越心结"之冲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5）张群日本观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张群日本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早年经历与开本观初步形成 |
| 一、少年张群对日本的认识及赴日留学 |
| 二、阻止"西园借款"及陪蒋赴日 |
| 三、负责"济南惨案"的交涉 |
| 第二节 接任外交部长时期的经历与日本观的变化 |
| 一、主掌外交前的中日形势 |
| 二、对"广田三原则"的交涉 |
| 三、与川樾茂的八次会谈 |
| 四、担任外交部长时期的日本观 |
| 第三节 战后多次访日与日本观的成熟 |
| 一、对中日战争的反思 |
| 二、与麦克阿瑟的会谈及发表"对日观感" |
| 三、在台时期的对日交涉 |
| 四、战后日本观的评价 |
| 第二章 张群日本观的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民族相信神权 |
| 一、关于日本天皇制度的历史 |
| 二、关于"天皇制"的废存 |
| 第二节 日本民族崇尚武力与武士道精神 |
| 一、武士文化的历史 |
| 二、武士文化的滥用 |
| 第三节 日本文化受汉文化、佛学与近代西方思想影响 |
| 一、对中华文化的继承 |
| 二、佛教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是政党和财阀的共同体 |
| 一、关于日本的议会政治 |
| 二、关于日本的财阀政治 |
| 第三章 张群日本观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抗战时期与日交涉的影响 |
| 一、认清日本的野心,对日态度由软弱转为强硬 |
| 二、采取灵活外交策略与日直接交涉 |
| 第二节 对战后"台日"交往的影响 |
| 一、对战后日本政治改革的建议 |
| 二、促成"中日合约"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6）浅析张群—川越茂1936年谈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谈判背景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的国内形势和对日政策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和平派的没落和中国的国内形势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
| 第二节 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和对华方针 |
| 一、军部法西斯政权的确立 |
| 二、战前日本对华方针 |
| 第三节 中日前期关于“广田三原则”的交涉 |
| 一、“广田三原则”的由来 |
| 二、中日前期谈判气氛 |
| 第二章 张群-川越茂谈判的主要议题 |
| 第一节 中日关于华北问题的谈判 |
| 一、日“共同防共”设想和国民政府的处境 |
| 二、中日在华北问题上的谈判 |
| 第二节 中日在联航问题上的交涉 |
| 一、联航问题的由来和中日的前期谈判 |
| 二、中日关于联航问题的谈判 |
| 第三节 有关“国交调整”的一般问题 |
| 一、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 |
| 二、取缔排日 |
| 三、取消协定 |
| 第三章 张群-川越茂谈判分析 |
| 第一节 最佳替代方案（BATNA） |
| 一、最佳替代方案的概念和作用 |
| 二、南京政府可用的替代方案及自身选择 |
| 第二节 议题设定策略 |
| 一、议题设定及议题突显度 |
| 二、中方在议题设定上的策略问题 |
| 第三节 实力的运用 |
| 一、谈判中的“实力”概念 |
|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实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7）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一、蒋氏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 中方首先主动提出“三原则” |
| 二、中国再次提出“三原则”, 日本的回应 |
| 三、无果而终的东京谈判 |
| 四、姗姗来迟的南京谈判及其破裂 |
| 五、尾声与余论 |
（8）1936年中日成都事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成都事件发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成都事件发生前的中日关系 |
| 第二节 日本在成都设领问题 |
| 第三节 川人反对日本在成都设领 |
| 第二章 成都事件爆发与各方的反应 |
| 第一节 成都事件爆发及其经过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对成都事件的应对 |
| 第三节 日本政府对成都事件的反应 |
| 第四节 中日民众对成都事件的反应 |
| 第三章 中日交涉与成都事件的解决 |
| 第一节 中日间非正式交涉 |
| 第二节 张群与川越茂正式交涉成都事件 |
| 第三节 成都事件的最终解决 |
| 第四章 成都事件评析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应对分析 |
| 第二节 日本政府应对分析 |
| 第三节 成都事件与中日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张群与调整中日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背景与意义 |
| 二依据和方针 |
| 一,本文 |
| 二,附属文书 |
| 三经过——与有吉、有田的谈判 |
| 四经过——与川越的谈判 |
| 五评价与影响 |
（10）试论1935、1936年中日会谈（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结语 |
四、张群与调整中日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30年代中期张群调整中日关系的努力及其策略[J]. 左双文,付江春. 抗日战争研究, 2014(02)
- [2]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J]. 陈群元. 社会科学研究, 2019(01)
- [3]中日两国围绕广田三原则的谈判与国民政府的抉择[D]. 林涛. 安徽大学, 2016(10)
- [4]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D]. 钟健. 浙江大学, 2016(07)
- [5]张群日本观的研究[D]. 缪罗那. 安徽大学, 2017(08)
- [6]浅析张群—川越茂1936年谈判[D]. 王珏峰. 外交学院, 2016(07)
- [7]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J]. 臧运祜. 民国档案, 2010(04)
- [8]1936年中日成都事件研究[D]. 贺飞.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9]张群与调整中日关系[J]. 蒋永敬. 抗日战争研究, 1993(02)
- [10]试论1935、1936年中日会谈[J]. 陈鸣钟. 民国档案, 198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