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莫智斌[1]（2019）在《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文中研究指明产权不仅可以明确人与人之间关于物的关系还可以促进物品流通和进一步的社会分工（科斯,1994）,即在维护公平和提升效率两个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产权安排的规则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亦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住宅用地由于其承载人类居所的特殊属性,则更加需要科学合理的产权安排,以实现居民个体对幸福的追求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但大部分时期仍处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框架内,呈现出产权结构和权能的差异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否则将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2013）。我国城乡差异化的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安排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发展至今,不可否认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城市房价增长过快而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城市居民居住保障缺乏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不足、城市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和乡村社会衰败等等。因此,本文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试图对我国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进行横向的内容比较和纵向的历史变迁比较,对城乡产权制度在各个时期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以此总结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规律,并结合不同阶段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目标,分析现行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论文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主体内容由绪论和其后的八章组成。在绪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提纲挚领的表述。论文的第二章则主要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和产权变迁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有效梳理和归纳,为后续研究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差异所产生的影响等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论文第三章开始从法律政策的角度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在第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则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差异所引致的权能差异进行分析,主要从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两个方面进行展开。在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和权能差异有所了解的基础上,本文第五章开始从政府行为目标和国家发展要求的角度对形成这种差异化产权安排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发展的驱动力进行描述性的归纳总结。论文第六章则对当前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与城乡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承认其对社会整体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引发的城乡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关于其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的设计失衡。第七章则引入小产权房问题对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失衡所引发的问题进行更为直观的描述和论证。在第八章,本文结合新时期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提出“城市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的回归和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回归”的整体发展思路,并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等外部影响因素发生变化的角度出发,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创新式的探索。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城乡住宅用地在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民和农民两对权利主体所具备的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上都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也对城乡地域的发展和城乡居民自身幸福的实现产生了不同影响;（2）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变迁与不同时期政府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呈现出“外部环境变化→政府行为目标改变→制度变迁发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社会经济进步/衰退→新的外部环境变化发生”的国家发展导向下的住宅用地产权制度的渐进式动态变迁模式。（3）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居民和国家发展的效用并不是完全一致,在部分时期国家以牺牲城乡土地产权的居住保障/资产权能来实现国家的发展。（4）从新时期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现行的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安排已然不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不足和居住保障权能的过剩、城市住宅用地资产权能的过度和居住保障权能的不足两组问题。改革的方向则是:其一,城市住宅用地权能要实现居住保障权能的回归,降低流动人口城市化的难度、赋予城市现有居民长期稳定的居住环境、促使地方政府逐步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并最终实现城市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其二,农村宅基地权能要实现资产权能的归回,盘活闲置的农村宅基地资源、提升农村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能力、促进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以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宋明星[2]（2016）在《基于城市关联性的保障性住房发展历程与设计策略研究》文中指出迄今为止,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实施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其中同步进行了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保障性住房制度经历着从无到有,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本论文基于保障房住区与城市关联性视角,对保障性住房的制度构建、城市空间分布、建筑设计等方面开展研究,试图提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涵盖从体系建设到建筑细节全过程的策略。论文按“国内外保障房制度建设比较研究——基于保障房住区与城市关联性分析保障房城市空间形态——保障房体系制度、城市空间、保障房住区设计等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设计策略”路线开展研究。首先,梳理出保障性住房制度在住房制度改革五个阶段中扮演的角色和发展过程,对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房、棚户区改造、城中村进行了专项研究。这部分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待城市关联性视角下的保障房建设,与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构建、城市非平衡性、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等内容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是相比其他建筑学背景的研究者而言,本文花了更多笔墨于这个过程分析的原因。选取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境外地区和国家的保障性住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的启示包括:成立专门的运营管理机构;设计严密的保障性住房运行机制;准确把握市场与政府角色;发展住房公积金制度;注重资金平衡;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体系;提供租用和购买的渠道;“体面住房”标准的全面性;更新计划的公众参与度、关键工作者的住房保障问题等。论文结论部分借鉴了他们的先进做法和理念。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分析了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显性问题,如边缘郊区化、大型化趋势、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给城市形象和社会治安带来负面影响等。传统研究方法是从城市选址和规划层面分析,但得出的结论往往失之于表面。本研究基于保障房与城市关联性视角,提出了保障性住房与城市空间之间、保障性住房与被保障人群生活方式之间、保障性住房建设与运行模式之间这三个彼此关联的本体间存在的问题,其关系对保障房在城市空间中规划、建设、分配、运转等会有深层次的影响,形成了保障性住房与相应城市空间的关联性,包含:城市非平衡性、城市间及城市自身非公平性、被保障人群自身非平衡性发展、生活肌理改变与社会属性的认知、硬质边界的规划与复合化界面、自组织行为带来的自生长性、资本的力量与保障属性的关系、混合居住模式和空置房等方面。从保障性住房与城市关联的密切程度来看,保障性住房小区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三大类型和六种子型:自我完善型中的依托超大城市发展子型和依托企业及园区子型;城市叠加型中的自身带动城市发展子型和依托主城区叠合发展子型;斑块融入包含有机更新融入城市子型和城区地块新建融入子型。论文对每个子型的存在基础、规模、与主城区距离、配套设施完善度、就业岗位特点和交通方式等方面都做了研究。基于城市关联性下的保障性住房形态构成分析是本文主要创新点之一。通过前文的分析,研究尝试提出保障性住房建设制度层面的宏观策略,基于城市关联性下的城市空间中观保障策略,保障房住区公共空间营造与住宅设计微观策略。这几个方面同时也是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1、宏观策略。包含立法和制度两个方面。首先确定保障性住房体制社会公平性、保障适度性、长期动态性、地区非平衡性等基本属性,这些属性有的是各国之共性,有些则是我国特有的。从保障主体、保障房类型、保障标准、保障方式等几个主要方面做出法律构建的建议,尤其针对农民工、新就业大学生、各类引进人才、老龄化人口等保障对象做了长期趋势的预判。制度建设主要是操作层面的构建,包括:资金筹集的方式、建设与管理的框架建设、准入标准与退出机制、信息系统建设和公开等几个方面。2、中观策略。研究基于城市关联性下的城市空间提出:组团平衡与混合居住;公共交通导向;多元化房源下的空间选址;复合界面等四大方面十三点针对性策略。针对这些通用性的策略在三种保障性住房形态类型中的具体应用,又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细则,例如自我完善型中提出了产业与生活安置的关系、相应的大运量交通体系、相对疏离与城市的邻里单元塑造、产业远景下的住区更新等策略。城市叠加型提出了快速聚集人气带动发展的方式、构建网络化交通、推动居住中复合化社区模式等策略。在斑块融入型中,棚户区改造等方式如何与保障对象和空间结合、当居民置换后,中心城区二次开发中保障性社区的社区活化方法和原则等策略。3、微观策略。保障房设计策略主要提出了小区总图层面的空间策略,户型和单元层面的类型和组合设计策略,单一空间内部的利用与改造策略,总体而言也是一步步将空间尺度由大及小,全方位对保障对象的居住条件进行研究。在小区整体空间层面重点在于提取了保障房与普通商品房不同的特点开展研究,这也是改变设计师只看到二者居住的共性,忽视了保障对象特殊性,从而提出的专门的设计策略。户型与单元策略上,收集了近百种近年来实施的保障性住房户型与商品房小户型,通过ldbk的功能体系分类法,对各种不同户型做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同时按多层与小高层、高层住宅研究了外廊式、内廊式、单元式、塔式、跃廊式等不同单元的组合特点。另外从人体行为需要的具体空间尺度、关联空间尺度、单一空间的综合利用方面,提出了套型间的空间置换、套型的合并与拆分、套型内部空间的局部重组、空壳支撑体等方式。
李会勋[3]（2015）在《保障性住房地方立法及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保障性住房向来都缺乏一个统一或者权威性的定义。对一个承载了经济、社会、民生和社会心理意义的标的物来说,赋予其人人都可信服的所谓科学定义,难免会陷入“另一层谬误”。无论是西域的公共住房,抑或儒家文化圈内的组屋、居屋,均凝练了政府和民众的智慧,体现了责任政府的担当。当前推进保障性住房仍饱含了执政党更多的情感性色彩而非法理性逻辑。公权力主导并强推的结果是满足了一部分受众群体的需要,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自由与强制之间的矛盾。借鉴政治学的研究术语,中国保障性住房历经了否定之否定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即“休克式疗法”到“渐进式疗法”。当前,保障性住房既面临着传统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张力,更面临着法治实践中法制统一与实践相悖、新型社会治理模式需求多元与公共服务手段相对单一、国家责任担当不够与个人义务履行尺度不一等矛盾。研究保障性住房至少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保障性住房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它可以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必须有外延和内涵的初步界定。至今,无论是实务界还是学术界,对保障性住房的认识仍然比较混乱,有“盲人摸象”之虞。第二,保障性住房供给的主导方应当是谁?如果是政府,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限度在哪里?政府的职责主要放在需求方还是供应方?如果是公众,或者说中低收入者,各自的内容和限度如何?第三,在中央立法缺失,地方现行立法之窘境下,各地经济实力差异较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式样的制度供给会不会加剧新的社会不公,影响社会对住房公平的正常心理预期和可承受能力?第四,与缺乏顶层设计的难为相比,保障性住房制度需要的是基于个人信用、技术平台、公私协力、行政审核、司法介入、权利保护等更为复杂细致的逻辑和技术承接,如何让该体系播下“龙种”而不至于产出“跳蚤”,需要怎样的理念与技术糅合?第五,除了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法学、建筑与房地产以其视野来研究和剖析保障性住房以外,以宪法与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学科对保障性住房制度应当有什么样的理论贡献或者实践导引?住房问题在根本上是房价过高和居民支付能力较低之间的矛盾,宪行视角下的政府应如何承担并加以解决?基于上述问题,文章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或论证。第一部分,保障性住房的缘起与现状。保障性住房制度从计划经济中剥离,历经完全计划和完全市场两个单轨阶段。既有制度性因缘,又有历史性变迁,本部分从政策和制度层面解析保障房制度的缘起。现实层面,廉租房建设滞后,经济适用住房停滞不前,公租房大行其道,在诸如限价房、优租房、自住型商品房、人才公寓等名目繁多的住房供给体制下,未来保障房制度的供给主体、受众范围、产权设置等顶层设计既需要地方立法和实践的试错和指引,又需要探究国家宏观调控与个人需求的微妙关系,包括其背后蕴涵的制度和法理因素。第二部分,重点论证了保障性住房基础理论,意在把握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原则。本部分的论证没有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上诸如效率与公平理论、租金管制理论、住房过滤与梯度消费理论着手,而是遵循“公共住房必须有公权力的介入,公权力介入后应当如何运行应当是公法认真研究的问题”这一思路进行研究。公权力的介入和运行应体现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各个面向上。目前国内学者对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代表性观点甚少,住房保障制度要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全面福利的关系。从“公”字着手,认为保障房是公共产品;保障房制度需要公权的介入和运行;保障房制度体现的是公共治理;保障房制度归结点是公共利益。根据当下实践提出了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基本原则,即公共性原则、有限性原则、流动性原则与市场性原则。保障性住房之国家保障义务是国家对中低收入群体拥有住房应承担的责任基础。本部分论证保障性住房之国家保障义务,而非泛化国家义务,将住房保障统统归结为国家义务。住房国家保障义务的提法既非对“权利——义务”的逻辑遵从,同时也是对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逻辑概念的混同。国家保障义务的逻辑基础与西方公共住房制度相比,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成熟的模式。包括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公共住房、社会住房等保障房制度进行论证,经济学学者多从国家干预理论、福利国家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住房梯度消费及过滤理论进行论证;法学学者多从住房权进行论证;社会学者多从公平分配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和居住隔离理论来论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还不够,保障房制度相关理论和技术路线设计还没有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尤其是我国保障房制度的实践线路多从地方立法与实证着手,地方先行先试的路径依赖在短期内仍将存在。对地方立法和实证的探寻有利于从根本上对保障房制度给予全面清晰的梳理。通过正当性理论和普遍福利理论论证了国家在住房保障上对公民存在的保障义务;通过对国家保障义务的规范依据、宪政基础和根本目的进行论证,指出国家在推动保障性住房制度立法与实证上的责任和义务。这一责任和义务在《城镇住房保障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四条规定中得到了印证。保障房制度表现出超强的制度生命力缘于制度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国家保障义务的积极履行,国家保障义务这一命题有着清晰的制度发展脉络,这个脉络不仅与我国住房历史相契合,而且还折射着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住房制度的变迁。第三部分,比较并分析域内外保障性住房的立法。重点考察域外的立法与成熟制度。现行保障房制度的立法主要依靠行政管理部门来主导,为应对立法民意,全国人大以委任立法的方式让国务院制定相关条例和办法,国务院根据工作分工由具体部委来主导起草,并征求相关部门（比如财政部、银行、地方政府住建部门）的意见,带有强烈的行政主导色彩。一般是在诸多主体的合力作用下运行,当前有关保障性住房的立法多以委任立法模式来进行。本部分重点考察了域外的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和亚洲模式中较为成熟的租金补贴,住房储蓄和中央公积金等特色制度。要确保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法治化,就必须从立法的角度研究政府供给、租金补贴、契税减免等问题,必须从保障对象、标准、方式和职责上进行框定。域内立法主要分两个层面,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住房制度具有较强的时代烙印,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观念、住房消费可支付水平等条件决定了住房政策的差异。地方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方面的共性,决定了各地在住房政策方面的相似性和演进的共时性;地方在发展水准、财政状况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地方立法和政策上的差异,诸如东南沿海之立法较之于西部省份的立法就存在较大差异等。因给付能力的不同导致立法各异乃现实窘境之折射,此等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保障性住房立法的进度和质量。应当尊重和承认这种差异性,当下住房最高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签订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责任书就是基于因经济水平存在差异而建造保障房数量的非整体划一。但此处需要申明的是,根据地方实证调研,实践上的各异并非立法各异的结果,更为吊诡的是,各地反而在立法文本的表达上出现了高度同质,文本表达与实践的背离矛盾正是当下中央立法缺失,地方注重政令的集中反映。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模式,赋予了中央立法更多的地方实证样本,也彰显着中央与地方在立法与政策、管制与服务、集权与放权关系上的不置可否之窘境。第四部分,考察了域内外保障性住房的实践。本部分将当下实践分为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涵括了当下的实践类型。保障性住房本身就不是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出现与中国快速城镇化、劳动密集型产业需求、中国社会结构阶层变化等因素紧密相关。社会阶层结构体现在社会阶层位序的确立上,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等级中的排列次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也体现了社会阶层序列的差别,比如在苏州,高技术人才的优租房房源质量好,面积大,装修好,设施比较齐全,而同为工业园区的其它公租房则较为次之。三种模式有赞许,也有质疑,体现着地方政府对保障房制度的政府职责履行、保障房建设模式、受众群体的范围差异。对域内外实证研究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在住房的实践上正在进行四个方面的转轨:一是从直接供给向间接供给转轨;二是从实物供给向货币补贴转轨;三是政府从单方供给向利用社会组织力量转轨;四是由以传统公权力为主导向借用现代治理理念和综合运用新型行政模式转轨。上述转轨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对住房市场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民平等的住房权利得到较为公正的实现,这迥异于我国当前以行政手段强行控制房价,行政命令手段强行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的做法。保障房的实践上还存在诸如主体与客体、审核与轮候、准入与退出等困境,有些困境是制度性困境,单靠保障房制度一己之力怕难以擎起整个保障与给付大厦。尤其是本部分困境中的纠纷与惩戒问题,以渝北法民初字第07396号等三起撤诉案为例,分析了司法实践中公益与私益的矛盾调处和适法矛盾。其实,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也在进行转轨,即从政府调控和稳定房价的工具性手段,向以保护中低收入者住房权利、履行政府职责的理念回归转轨。当下提出的“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即是这一转轨的注释。第五部分,为保障性住房的完善提供些许合理化建议。在分权化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掌控着地方事务的主导权。保障性住房政策成为“中央主导的地方政策实验”,其地域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地方经验在推动着中国保障性住房发展的进程。处于“稳定”和“考核”的硬指标,地方政府在立法和制度实践中一直处于和中央的激烈博弈中,这并不是说所有地方政府都在应付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更多地方正在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着制度创新和实践,比如“优租房”和“自住型商品房”的突破。调研证实,保障性住房制度推动比较好的地方,均是地方政府积极主动的自发行为,而并非来自于中央的权威,这意味着保障房制度需要在立法上、实践上和制度创新机制上进行完善。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也存在这样一个结果:地方正在固化地域住房福利资源,地方立法在肢解着中央立法,立法的碎片化形塑了地域住房制度的碎片化。在中央打击针对商品房的投资和投机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调控措施受到了来自地方或明或暗的抵制。有鉴于此,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推进需要把握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需要市场和政府厘清并框定自己的职责。更要运用新型社会管理和手段的创新,综合运用公私协力、共有产权制度等相关理论指导保障房制度的实践。面对轰轰烈烈的制度实践,行政法学对保障性住房的理论贡献如果仍是传统行政法那些捉襟见肘的给付和行政合同理论,似乎还远远不够。
易磬培[4]（2018）在《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1978年启动住房体制改革以来,住房租赁制度发展一直存在三点问题与不足。一是,中国住房体制存在“重购轻租”的问题,住房租赁制度在住房体制中长期处于从属性、辅助性地位。“重购轻租”的住房体制对于新增加国有土地供应的依赖性极大,不断推高城市房价,造成城市经济动荡,并带来贫富剧烈分化的严重问题。二是,中国住房租赁市场长期保持着“二元制”的市场结构。住房租赁市场被划分为“商品型”和“保障型”两种类型,长期相互隔离、独立运行、并行发展。这种“二元制”的市场结构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彼此拆分,导致“商品型”市场过快过热,“保障型”市场缺乏活力等问题,并且致使政府的保障房建设投入不堪重负。三是,在住房租赁法律制度中,长期存在“重房东-轻房客”制度倾向,私有住房出租人利用所有权的绝对力、支配力、强大力,在住房租赁关系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性地位。这种“重房东-轻房客”制度体系,阻碍着房屋资源使用性功能的发挥,有损于社会的公平正义。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期中国住房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体制,解决城镇新增居民的住房需求,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十三五”规划纲要》、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更是进一步明确了要加快住房租赁制度改革,强化住房租赁立法,培育多渠道、多类型、专业化、规模化的住房租赁市场等具体改革任务。本文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着重论述中国住房租赁制度存在问题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未来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将住房租赁制度摆在与住房所有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具体而言,一是,提升住房市场的比重、层级和地位,将住房租赁市场提升至与住房交易市场相同层次的水平。二是,改变“二元制”的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打通保障型市场与商品型市场之间的制度隔阂,引导社会各界资源积极投身住房租赁市场的建设,构建社会市场模式。三是,改变出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体系,建立承租人优位的制度体系;确定承租权为一项准物权,赋予承租人对抗性的法律能力;推动住房资源实用性功能的发挥,实现物尽其用。第二部分（即第二章）着重分析盎格鲁-撒克逊住房模式下的住房租赁制度与日耳曼住房模式下的住房租赁制度的利弊得失。通过对比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住房模式下的住房体制普遍存在“重购轻租”的特色,住房市场发展迅速,但社会保障制度效率低下,“市场失灵”情况频繁发生。而日耳曼住房模式下的住房体制普遍“重视租赁”的特色,住房市场发展平稳、稳健,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果良好,但市场活力有所不足。中国当前改革要充分借鉴两种模式的发展经验,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确立租购并举的改革目标,公平分配个人、社会和国家的住房保障责任,寻找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点,实现经济建设与住房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第三部分为第三、四、五章,是对住房租赁制度改革内容的具体展开。三章分别探讨如何构建社会化的住房租赁市场,如何构建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以及如何完善住房租赁相关配套制度等问题。第三章指出,构建社会化的住房租赁市场,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将国家、社会、个人力量充分结合起来,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住房保障。一是,打破商品型、保障型两个租赁市场间的制度隔阂,降低保障型住房租赁市场的准入门槛,推行货币化的住房保障形式,将商品型市场与保障型市场合二为一,建立一元制的住房租赁市场结构。二是,扩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房屋来源,丰富住房租赁市场的供给结构,鼓励房地开发企业的库存房源、城镇家庭的私有住房、农村集体土地租赁住房以及政府持有的经济适用房等产权形式进入住房租赁市场。三是,推动住房租赁中介机构转型发展模式,鼓励资本市场开发住房租赁金融产品,推动不动产证券化建设,保障住房租赁市场的繁荣与活跃。第四章指出,构建承租人优的法律制度体系,就是要赋予承租人得以对抗出租人、第三人的权利能力,强化租赁占有关系,确立承租权以准物权地位。具体制度设计分为三步:首先,在合同法体系内,建立起区分“居住租赁”与“经营租赁”的立法思想,将“居住租赁”从合同法（债权）一般理论中别除出来,特殊立法。其次,在“居住租赁”中进一步区分“家计居住”与“非家计居住”,确认“家计居住”中的承租人承租权以准物权地位,各类其他类型的居住租赁方式以“家计居住”为核心,环绕“家计居住”依次排开,进行分层次、有梯度地立法安排。再次,赋予承租权以准物权地位,其准物权效力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经登记的承租权享有追及力、排他力、优先力,可以独立对抗第三人。复次,建立特殊债权规则,对出租人的法定解除权、约定解除权、任意解除权等内容进行限缩。最后,增设出租人的容忍义务,公平协调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在房屋日常管理使用事宜上的利益冲突。第五章指出,推动住房租赁市场的建设,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体制,必须配套改革其他制度。一是,建立社会管控制度。建立针对特殊时期住房租金的市场管控制度和针对“二房东”现象的行为管控制度,保障市场有序、理性地配置住房资源,实现公平与效益相统一。二是,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的管理制度。将住房租赁登记制度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构建住房租赁征信体系,完善住房租赁交易平台,保障住房租赁市场安全、高效、稳定运行。三是,改革与住房租赁息息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启动户籍制度配套改革以及公积金制度配套改革等等,允许租房落户、租房提取公积金,鼓励租房消费。
李宁[5]（2019）在《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文中提出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工作的组织者和维护者,属于基层社会精英。长期以来广大乡村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压力较大,生活待遇较低,乡村教师流失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那些在边远、贫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更处在社会的边缘地带,整体生活状况及生存处境堪忧。如何切实解决乡村教师“下不去、教不好、留不住”的现实问题,缩小城乡间师资差距,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需要政府从政策层面加以支持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教师社会地位逐渐恢复,中央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以改善乡村师资状况,有关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的规定和要求也散见在这些政策文本中。2015年6月《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出台,该计划曾多次提到要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让更多乡村教师看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乡村教师的关怀以及对乡村教育的高度重视。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系列政策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政策本身是否存在不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又能否有效落实,依然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基于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审思以及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本研究将聚焦点定位在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本身。试图通过研究探讨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发展历程是怎样的?政策文本包含哪些内容?使用了哪些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如何实现政策预期目标?如何有效地推动政策执行?要想将政策理想转变为政策现实,实现政策目标的要求,就必须科学地选择和使用政策工具。研究政策工具是为了帮助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更好地选择合适的工具以解决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问题。尽管一直以来人们较多地将政策工具研究聚焦在政策执行阶段,但事实上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决策的手段。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可行性也将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本研究主要是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进行系统分析。在乡村教师生活待遇被高度关注且现行政策目标尚未完全实现的背景下,适时运用政府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来识别、分析和研究政策,进而对其进行恰当的选择、匹配及组合,能够切实提高政府教育治理的实效,加强我国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建设,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师资的均衡发展。因此,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为从研究主题入手,基于对政策发展历程梳理的事实分析和政策工具分类的理论分析,对当前我国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内容及执行情况进行文本分析和实证分析,对其问题诱因进行因果分析,在借鉴国外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进行改进策略分析。澄清及确认政策目标是政策制定者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策价值分析的重要环节。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政策层面上来看,关键之处在于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改善乡村教师生活困境、激发乡村教师工作热情以及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诚然,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及其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具有周期性的。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也是在经历了一定政策周期后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内部协调一致的政策系统。本研究对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住房保障、社会保险以及医疗保障待遇内容,分别从国家政策的宏观要求和地方政策的配套衔接两个方面进行了历史梳理及分析。如何切实提升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水平,激励其更好的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如何有效执行政策。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文本及其政策执行现状进行分析。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概念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大家在对工具分类的认识上还是比较一致的。相比较而言,麦克唐纳尔的政策工具分类属性特点更为鲜明,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因此,本研究主要运用麦克唐纳尔的政策工具分类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对当前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文本工具选择情况进行分析,建立了生活待遇政策内容与政策工具的二维结构分析框架,发现当前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文本工具选择和使用特点主要表现为倾向于政策的行政命令,侧重于多重路径的教育投入,着眼于政策工具的短期效益以及依赖于系统内部资源调配。其次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结合量化和质化研究结果分析政策执行的主要成效及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当前乡村教师工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住房保障得到改善,医疗保障取得进展,社会保险进一步规范,生活补助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乡村教师整体职业期待正在提升。在正视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意识到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从政策工具视角进行分析主要表现在命令性工具受到阻碍,报酬性工具作用有限,权威重组性工具形式单一,职能拓展性工具易被忽视,劝告性工具执行力度不足等。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进行归因分析。究其原因,既有内部因素的直接性影响,又有外部环境的综合性影响。深入剖析后,不难发现政策工具差异性与工具选择复杂性、政府资源有限性与政策对象需要无限性、对组织的权威性期待与低效性现实、政策环境良性需求与现实偏差性影响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冲突,进而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发展中,各国都非常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均将其作为本国政府决策的重要领域。国外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及其保障制度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本研究在借鉴国外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乡村教育实际提出适合于本土的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策略。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全过程进行系统阐释,分别从政策目标与工具选择、生活待遇与保障机制、责任意识与权力配置、政策宣传与环境创设、多中心治理与增强职业吸引力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李晶[6]（2011）在《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房地产税收的发展是矛盾和冲突的产物。房地产税收制度是在解决矛盾过程中不断的变化、改革和进步的。在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解决各种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在不断的矛盾调整中,房地产税收制度走向和谐与完整。时至今日,中国房地产税收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压力,将房地产税收改革推向风口浪尖：第一,走过极贫极弱的发展历史,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探索着富国富民的道路,集30年的经验,走出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伴随着农村改革、工业改革、商业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等改革进程,各个行业在进行着改革,各个部门在进行着改革。房地产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房地产行业也开始改革,以土地使用有偿化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住宅自有化住房制度改革在中国开始广泛实施并全面推广。由于原房地产税收制度是基于土地无偿使用而设置的,因此,房地产业的改革成为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动因。第二,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房地产业和原有税收制度的冲突,这种冲突迫使政府必须改革原房地产税收制度,以适应房地产业的发展需求。第三,房地产业的发展引发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上的矛盾激化,结构上的矛盾亦格外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整个购房者作为主体,其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经济的发展是消费者至上,消费者利益受损必然导致房地产业畸形发展。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均衡,需要对原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第四,在社会进步和社会生产过程中,中国社会财富占有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财富差距不仅表现在流量上,而且表现在存量上。为了缩小财富的差距,需要对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流量即调整收入的差距,一是调整存量即调整财产的差距。正是在如此巨大的改革压力下,对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思考变得紧迫而意义非凡。论文分析我国房地产税收的社会经济基础,总结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从与房地产的影响关系与影响程度的角度,分析房地产价格的密切影响因素和一般影响因素；沿着历史的脉搏,探索房地产税收发展的历史轨迹,归纳现代房地产税收的改革历程,从税收要素的角度介绍房地产财产税、房地产商品税、房地产所得税和房地产其他税等房地产税种设置。之后,论文进行现行房地产税收的政治经济分析,分析房地产行业现行地租、税收、收费的状况及税费比重；分析现行房地产企业直接承担和间接承担的税收负担水平；指出在现行房地产税收体系中存在着房地产税种安排略多、房地产重复征税略重以及房地产取得环节、交易环节和保有环节税种设置欠妥等问题：在房地产财产税中存在着的城乡之间土地与房屋存在法律差异、个人拥有不同房产之间存在法律差异、计税依据设计不够公平、个人拥有经营性住房税收流失严重等问题；在房地产商品税中存在着商品税体制滞后、商品税附加制度陈旧等问题；在房地产得税中存在着级差利润调整作用微弱、环保节能导向作用较弱、调节社会财富存量功能较弱和实现社会正义功能尚未得以发挥等问题；最后,对中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现行房地产税收的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税收制度的整体框架内,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确立房地产税在房地产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分类课征的房地产税收基本模式；建立房地产税收体系；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建立房地产估价制度。在理论基础部分,主要从房地产税收政治学、房地产税收社会学、房地产税收伦理学、房地产税收经济学、房地产税收法学等角度,论述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在基本架构部分,主要确立租、利、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体制；确立房地产税收在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房地产税收体系的结构；确立房地产税收的基本模式：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在相关制度部分,主要论证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所必需建立房地产估价制度。房地产按照评估价值计税的必要基础在于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地产重复征税的变革、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增长和国际房地产税制的发展趋势。最后,论文提出现行房地产税收的制度创新的改革进程。根据房地产税收的改革目标,按照改革任务的逻辑关系,考虑各级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和企业与居民对于税制改革的承受能力,房地产税收体系创新应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进行。2011-2015年,与“十二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近期目标；2016-2020年,与“十三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中期目标；2021-2025年,与“十四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远期目标。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近期方案,提供对于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征收房产税、对城市居民用地普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房地产财产税改进方案,改进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房地产商品税改进方案,在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方面、提供在建筑节能方面、节能减排资金投入及使用方面和减排与循环经济方面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中期方案,提供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农村的房地产财产税改进方案,对建筑业、销售不动产业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的房地产商品税改进方案,将土地增值税并入企业所得税、试点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远期方案,提供推广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新设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在交易环节征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保有环节征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在遗赠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实现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目标。
严士清[7]（2012）在《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文中认为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的产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工业化的不断推进,“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它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产生了城乡隔离、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等的负面效应。从“大跃进”运动开始,到“拨乱反正”之前,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不断强化,使城乡隔离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二元社会结构更为牢固。“拨乱反正”后中央政府对二元户籍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非正常的城乡人口“对流”被遏制、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特征发生了变化,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开始形成。究其原因,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因被绑定了多种社会管理功能,造成城乡隔离、导致城乡居民间的不平等。实施“自理口粮户口”政策以来,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由试点到全面放开、由点到面逐步地展开。户籍制度改革首先从小城镇开始,接着大中城市进行多样化尝试,稍后省、自治区在其辖区内进行改革探索。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平等权得到了改善。大中城市政府实施的落户制度改革、统一城乡户口改革、实施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等措施,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推向更广的区域。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统一城乡户口改革的推进,使其辖区内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成为历史、公民在身份标识上实现了统一,也加快了革除因户口性质不同而导致的公民福利待遇上的不平等的步伐；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的居住证制度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部分地解决了外来人口因没有当地户口而导致的工作、学习、子女教育上的困难,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落户开辟了新的道路,对加速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结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可以自由迁徙的一元户籍制度。本文对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并据此分析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特征。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对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的分析,将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分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两个演化阶段。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前,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空间上隔离,称之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同“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是,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所组成的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隔离及其福利待遇差异的矛盾。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中国户籍制度遂演变为“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福利待遇不平等的矛盾。其次,根据户籍制度演变过程中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动情况,对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体系进行分析。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可分为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和身份定格功能是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户籍制度其他功能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是对居民居住、就业、接受义务教育、享受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的户籍身份进行规定（划分）,户籍身份一旦确定就难以改变。身份定格功能从居民等级身份和居民空间身份两个方面对居民身份进行界定。身份定格功能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与一元户籍制度的根本区别,它为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户籍制度相邦定提供了“接口”。所以,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在城乡隔离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不是“替罪羊”,而是发挥了“助手”或“帮凶”作用。显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从居民等级身份定格和居民空间身份定格两个方面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身份定格功能,使中国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回归到一元户籍制度。第三,根据户籍制度改革中户籍结构变动情况,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分为“先三后一”型、“以一化二”型、“三元过渡”型和“合二为一”型四种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采用的是“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前期阶段出现的“自理口粮户口”、“当地有效城镇户口”为有别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第三类户口形式。因此,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期为构建三元户籍结构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后期是将“自理口粮户口”或“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同农村户口、城镇户口合并为城镇户口。这一改革阶段称为三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改革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由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构成,故称为“先三后一”型的改革路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有三种路径,其中,城市落户制度改革是通过设置一定的落户门槛,将农村人口转变城市户口,用二元户籍结构中的城市户口来消化吸收农村户口,最终实现二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所以,这种户籍制度改革形式称为“以一化二”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实行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是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建立新的“第三元户口”,同时规定“居住证转城市常住户口”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这种通过第三元户籍形式使二元户籍结构向一元化过渡的改革实践,称为“三元过渡”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是在其辖区内将城乡户籍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逐步实现所有居民福利待遇的均等化,这一改革的实质是将城乡两种户籍形式整合为一种,以实现户籍结构的一元化,故被称之为“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显然,省、自治区尺度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两种路径区：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属于“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实行区域居住证制度的改革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则属于“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第四,分析小城镇、大中城市、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不同路径的实施效果。小城镇采取的“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有效地推进了绝大多数小城镇户籍结构一元化的进程。但发达地区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中,这一改革路径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特定的城市取得了成功,但也有被迫叫停的事例。若向全国推广,必须谨慎行事。大中城市采取“合二为一”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对迅速推进辖区内城乡居民福利均等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难以解决非本辖区户籍的外来人口同户籍人口福利待遇差别的问题；“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效果甚微。大中城市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采用“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能够部分解决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所导致的工作、生活及子女教育上的困难,让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转变为城市常住人口,又能避免因大量人口流入而对城市产生的巨大冲击。第五,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根据采用四种不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时,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状况、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条件。“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户籍制度改革之前户口福利承载量比外来人口户籍地大,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户口福利承载量同外来人口户籍地户口福利承载量迅速接近的城镇或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较小,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小,通过设置适当的落户门槛,能够推动辖区内户籍结构一元化的城市或城镇。“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外来人口数量少、统一辖区内的城乡户口能够迅速推进户籍结构的一元化进程的城市,或者外来人口数量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小的区域。“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大,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城市或区域。最后,提出未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采取两种措施,即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首先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乡城流动人口的特征、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以增加居民福利待遇方面统筹的力度；建立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城市间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动态机制,使农村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城市户口；不断增加大中城市居住证的福利承载量,不断降低城市居住证转常住户口的门槛,有利于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户籍制度改革中,也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在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欠发达地区的中等城市,因当地户口的社会福利承载量小,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采取“以一化二”的改革路径,以加速户籍制度一元化步伐。在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宜采用居住证制度或者居住证制度同积分入户相衔接的“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这样,既可以部分解决城市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而导致的生活、工作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又能避免大量外来人口对城市或城镇产生的巨大冲击；在特大城市及少数大城市,可以采取“多元居住证制度”以满足不同类型城市外来人口的迫切需求,为部分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创造条件。
周媛也[8]（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龙头,而解决绝对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方略,着力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提高贫困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庄严承诺。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总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献计献策。首先,本研究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础,遵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文献法和历史研究法追溯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渊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回顾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进程,为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打下坚实基础;然后,用规范分析法、质性分析法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进行具体研究,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论述和科学观点进行分析,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形成背景和过程,归纳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科学体系,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成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再者,通过文献法、访谈法和观察法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精准扶贫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并运用质性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等对搜集整理的大量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数据进行分析,归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用政治保障筑牢扶贫组织基础、用精神保障营造健康脱贫氛围、用制度保障完善扶贫工作构架、用政策保障切实推进精准扶贫的多维举措。党在带领人民脱贫攻坚的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骤降、贫困地区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展现出新特点:重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着重走可持续共生发展道路、清晰区分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着力解决特殊贫困与深度贫困、注重权责清晰与规划整合式扶贫。最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归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坚持多因素共生发展的可持续性。
李涛[9]（2019）在《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我国住房公积金的基本属性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定性与定量研究,对我国住房公积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提出了改革路径。首先,本文就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从基金理论来看,基金理论是住房公积金管理运作的基础,《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管理原则和基金管理模式基本一致,现有住房公积金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开放式、契约型基金;从互助理论来看,通过住房公积金缴存人之间的互助提高缴存人购房能力;从强制储蓄理论来看,通过强制缴存实现缴存人之间的互助,单一的强制储蓄政策导致不能与参与主体的收入水平进行挂钩,受损严重的群体无法得到更高的损失补偿;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住房公积金缴存者委托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支配管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又作为委托人将部分住房公积金资金业务委托给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委托人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从公平效率理论来看,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公平因素缺乏,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得不到保障,中高收入群体则通过多缴的方式来避税,而且长期以来基金投资渠道狭窄;从公共决策理论来看,住房公积金的目标是降低缴存者的购房压力,缩小收入差距导致的购买力差距;从新公共管理理论来看,要将市场激励模式和企业化管理运用到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当中。因此,需要对现有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骨子上的改革,我国在探索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改革路径时应当从分权和权力下放、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以及引入现代化管理技术等角度入手。第二章梳理了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史沿革以及现状,就该制度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伴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得到了建立和推广。经过20多年的完善发展,住房公积金制度逐步演变为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基本制度安排。它在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加快机构职能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的应有之义。近三十年来,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浪潮而不断推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入而逐步展开,通过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自上而下的改进紧密结合,逐步调整制度本身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部分,渐趋完善和成熟,然而,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推动住房从福利分配向货币分配的转变,推进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促进房地产金融体系发展,发挥住房保障功能,促进住房保障和社会公平,促进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第三章基于北京市新市民住房问题的调研结果,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将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具有代表性和实际意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问题分析的研究假设,为研究住房公积金制度问题建立了分析模型。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住房公积金运作流程存在如下漏洞,即事业单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风险,增值收益使用途径存在法律质疑,低存低贷的利率规定致使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决策和管理机构定位不清、性质不当,法定职能不能有效履行,即住房公积金决策机构定位不清,导致其权责失衡、职能虚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性质不当,导致其功能错位、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监督体系主体难以很好履行监督职责,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包括住房公积金监督体系的主体受其部门职能的限制,难以很好承担监督责任,住房公积金的多头监督体制使得监督力量分散,协调配合不足;住房公积金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抗系统风险能力差,包括不同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差异较大,统一协调困难,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住房公积金以城市为单位,系统风险抵抗能力弱;住房公积金覆盖面较窄,限制其住房保障功能的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效率低下,投资渠道较少,资金闲置严重,住房公积金管理方式及其增值利益分配方式不合理,损害制度的公平性。第四章结合英国建房合作社制度、德国住房储蓄银行制度、日本住房金融公库与住宅金融支援机构、美国一级二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等发达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以及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韩国等发展中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厘清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的实践以及各国住房政策。本文认为,各国住房发展政策普遍致力于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合理的住房需求,通过各种政策干预手段,使得中低收入家庭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来实现住房需要。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和机构的发展,与住房市场和商业住房金融的发展相耦合,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政策特点。在商业住房金融欠发达时期,住房金融政策主要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推进住房金融市场的发展,以使得居民住房融资的可得性能够得到提高。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选择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住房贷款市场;在传统发达国家,政府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或补贴促进住房合同储蓄、建房合作社等互助金融机构的发展,如德国的住房储蓄银行和英国的建房合作社。在商业住房金融发达的阶段,商业机构能够满足部分居民的住房融资需求,但是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只有商业机构融资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很难或难以承担商业机构的融资支持,因此对住房发展政策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提出新的要求,即其干预方式需要从直接提供贷款,转变为综合使用政策性保险、利率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中低收入人群融资成本。第五章总结了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性质和定位存在工资说、社会福利说、员工福利说等,从实然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住房公积金应该属于员工福利,但从应然的角度其应该定位为住房保障措施。否定目前存在的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合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后,按照渐进式改革原则列举了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可选择模式,并对于新时代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环境展开分析,总结并得出适合当下的最优模式。本文认为,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模式,可以选择组建法定机构、筹建信托机构和组建国家住房发展银行。本文认为应当建立更加规范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具有适应新机制的金融职能,搭建组织架构。以更加规范的金融管理体系来管理住房公积金,加快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也将有助于增强资金的安全性。随后综合考虑了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对机构改革的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路径展开研究分析,研究讨论总体路径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基本内容以及基本步骤,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提出建议。本文认为如成立法定机构模式,但需要政府大规模集中的财政拨款,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较大的权力之下所要求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也要相应完善,因此需要较长时期的逐步变革过程。又如筹建信托机构模式,不仅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职责更加全面,而且对其防范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对银行与信托机构仍采取的是“分业管理”的方法,虽然银行的风险管理意识在不断增强,但能否维持和保障这一相对较为复杂的信托管理体系长期平稳和高效的运行,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考虑到住房公积金保留强制性储蓄特点,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保留行政职能的需要,要求地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接转变成国家住房银行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在综合考虑时间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实施可行性的基础上,赋予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金融职能,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变为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成为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最优路径和模式。
唐梅玲[10]（2018）在《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是指,制定针对精准扶贫内容并能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的法律规则,对扶贫参与主体设定良好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设立专门的扶贫管理机构,对精准扶贫成效进行持续的评估、管理和交流等活动,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督手段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总体来说,目前的精准扶贫是政府在一种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所实施的大规模的行政改革。5年来,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较大规模持续减少,中国减贫成绩被称为“奇迹”。然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寻租”、贪污挪用、渎职失职,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精准扶贫制度面临法治困境,体制缺陷,程序机制不畅等问题。以行政法视域审视精准扶贫,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首先,对精准扶贫主体而言,当下政策推进下的精准扶贫面临体制性障碍,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够、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其次,考察精准扶贫范围,存在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市场机制扶贫范围界限不明;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再次,关于精准扶贫的方式,存在扶贫方式未能满足合法性需求、扶贫方式未能满足服务性需求、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不足;复次,在精准扶贫的程序方面,缺乏规范的扶贫信息公开程序,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扶贫行政机关未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缺失扶贫教示程序;最后,关于精准扶贫救济,扶贫领域未合理适用信访制度,扶贫领域调解制度不健全,扶贫领域未规范推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制度。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在于:首先,分析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即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其次,公益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与效率原则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付行政理论、反贫困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合作治理理论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主体需要重点因应这些问题:一是,从精准扶贫主体来看,为突破困境,有必要引入“合作扶贫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角度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扶贫治理格局。具体来说,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从而明确精准扶贫究竟“谁来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范围而言,首先,应确定其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并且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机关职责、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其次,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范围的制度实践及经验。最后,须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具体内容:一方面,明确精准扶贫范围需遵循适当性原则、效率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确定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标准,即信息标准、公共安全责任标准、专业技术标准以及扶贫效率标准,分别为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基础标准、目的标准、工具标准以及评价标准。就精准扶贫方式而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有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优化我国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措施。首先,明晰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其次,通过主体上赋权,程序上激励以及救济上激励的路径,引入激励型扶贫行政方式;最后,通过规范行政指导,优化行政资助,完备行政奖励的路径,来完善既有扶贫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与扶贫目标相匹配的扶贫方式,以期实现有效脱贫。对扶贫方式的分析实质上回答了精准扶贫领域“怎样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程序而言,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实质上通过程序路径监督扶贫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日本、德国扶贫程序的行政法制度。具体通过健全精准扶贫信息公开程序,合理适用精准扶贫听证程序,优化精准扶贫教示程序,规范精准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来解决“如何监督扶贫行政主体”的问题。就精准扶贫救济而言,首先,考察精准扶贫行政法之救济,梳理对精准扶贫救济制度认识误区;其次,对于现行的行政救济方式能否直接适用于精准扶贫领域,以及如何完善需要再认识;最后,对于如何优化精准扶贫救济制度,需要规范扶贫领域信访制度,健全扶贫领域调解制度,完善扶贫领域行政复议制度,改善扶贫领域行政诉讼制度。对救济方式的研究主要回答“扶贫对象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为从源头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的合法性,首先,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理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的总体思路。接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主要内容和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通过健全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扶贫基本法律体系,制定扶贫基本法,完善扶贫法律支撑体系,规范扶贫法律保障机制,对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进行了设计。
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写作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特色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国内外文献梳理 |
| 2.1 产权与土地产权研究 |
| 2.2 城市土地(住宅)产权制度研究 |
| 2.3 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研究 |
| 2.4 政府行为研究 |
| 2.5 城市发展研究 |
| 2.6 乡村振兴研究 |
| 2.7 文献评述 |
| 3.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差异比较 |
| 3.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差异 |
| 3.1.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主体与客体 |
| 3.1.2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取得 |
| 3.1.3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内容 |
| 3.2 城乡住宅用地使用权差异 |
| 3.2.1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内涵及其主体和客体 |
| 3.2.2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内涵及其主体和客体 |
| 3.2.3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
| 3.2.4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取得 |
| 3.2.5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期限 |
| 3.2.6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期限 |
| 3.3 城乡住宅用地处分权差异 |
| 3.3.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之处分权 |
| 3.3.2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处分权 |
| 3.3.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处分权 |
| 3.4 城乡住宅用地收益权差异 |
| 3.4.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之收益权 |
| 3.4.2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收益权 |
| 3.4.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收益权 |
| 3.5 城乡住宅用地产权结构差异汇总表 |
| 4.城乡住宅用地产权权能差异比较 |
| 4.1 城乡住宅用地资产权能差异 |
| 4.1.1 城市住宅用地所有权的资产权能 |
| 4.1.2 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资产权能 |
| 4.1.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资产权能 |
| 4.1.4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资产权能 |
| 4.2 城乡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差异 |
| 4.2.1 城市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4.2.2 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4.2.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4.2.4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5.权能差异的逻辑演进:城乡住宅用地权能与政府目标 |
| 5.1 土地权能的同质化与国家经济的恢复:1949— |
| 5.1.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 5.1.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1.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1.4 权能安排施成效分析 |
| 5.2 土地权能差异的萌芽与国家住宅经济的奠基:1979— |
| 5.2.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 5.2.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2.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2.4 权能安排实施成效分析 |
| 5.3 土地权能差异的深化与国家住宅经济的崛起:1999— |
| 5.3.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 5.3.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3.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3.4 权能安排实施成效分析 |
| 5.4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的特征 |
| 5.4.1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是渐进式的变迁 |
| 5.4.2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的变迁是政府强制性的变迁 |
| 5.4.3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受到政府目标的影响 |
| 6.现行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效应 |
| 6.1 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正面效应 |
| 6.1.1 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
| 6.1.2 推动城市经济繁荣 |
| 6.1.3 客观上实现了局部农村的被动城市化 |
| 6.1.4 农村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 |
| 6.2 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负面效应 |
| 6.2.1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弱化:房价高企阻碍人的城市化 |
| 6.2.2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弱化:使用权续期未定“无恒产者无恒心” |
| 6.2.3 城市住宅用地资产权能过强: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地方财政危机 |
| 6.2.4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机会困境下的城乡社会阶层固化 |
| 6.2.5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效率困境下的农村资源配置低效 |
| 6.2.6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失序困境下的社会治理成本增加 |
| 6.2.7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正义困境下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
| 7.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效应的缩影之一:小产权房问题 |
| 7.1 小产权房问题简述 |
| 7.1.1 小产权房概念及本文语境下的小产权房 |
| 7.1.2 小产权房的发展情况 |
| 7.1.3 政府对小产权房的态度 |
| 7.2 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 7.2.1 广州市白云区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 7.2.2 湖南省永州市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 7.3 小产权房问题与城乡住宅用地产权能差异的联系 |
| 7.3.1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弱势催生小产权房需求 |
| 7.3.2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诱致小产权房供给 |
| 8.面向未来:土地权能的本质回归与国家发展的转型需求 |
| 8.1 新时代背景:城乡融合下的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 |
| 8.1.1 城市发展带动和支撑乡村振兴 |
| 8.1.2 乡村振兴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
| 8.2 住宅用地权能回归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
| 8.2.1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回归与乡村振兴 |
| 8.2.2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的回归与城市发展 |
| 8.3 以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为导向的住宅用地制度创新 |
| 8.3.1 基于居住权能回归的城市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 |
| 8.3.2 基于资产权能回归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 |
| 9.研究总结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不足与展望 |
| 9.2.1 不足之处 |
| 9.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2）基于城市关联性的保障性住房发展历程与设计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学术界关于保障性住房的研究 |
| 1.2.2 国内学术界关于保障性住房的研究 |
| 1.3 研究对象、思路、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与范围、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视角与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保障性住房建设在住房制度改革历程中的发展 |
| 2.1 我国住房制度发展及改革历程 |
| 2.1.1 第一阶段：单位大院全社会保障阶段（1950—1978年) |
| 2.1.2 第二阶段：住房制度改革摸索阶段（1978-1994年) |
| 2.1.3 第三阶段：住房制度改革推进阶段（1994-2002年） |
| 2.1.4 第四阶段：住房制度改革深化阶段（2002-2007年) |
| 2.1.5 第五阶段：回归保障性住房民生的改革阶段（2007至今） |
| 2.2 保障性住房在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供应体系 |
| 2.2.1 经济适用住房 |
| 2.2.2 廉租住房：住房保障建设得到高度重视 |
| 2.2.3 公共租赁房：以扩大保障范围为目的的公租房的发展 |
| 2.2.4 棚户区改造：民生工程与城市综合环境提升 |
| 2.2.5 城中村改造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境外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发展及案例 |
| 3.1 相关国家和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发展情况 |
| 3.1.1 香港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制度 |
| 3.1.2 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制度 |
| 3.1.3 美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 |
| 3.1.4 英国的保障性住房制度 |
| 3.2 境外保障性住房建设与我国国情的比较分析 |
| 3.2.1 香港地区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3.2.2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3.2.3 美国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3.2.4 英国住房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保障性住房建设影响因素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
| 4.1 保障性住房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
| 4.1.1 城市非平衡性 |
| 4.1.2 城市间及城市自身非公平性 |
| 4.1.3 被保障人群自身非平衡性发展 |
| 4.2 保障性住房与被保障人群生活方式的关系 |
| 4.2.1 生活肌理改变与社会属性的认知 |
| 4.2.2 硬质边界的规划与复合化界面 |
| 4.2.3 自组织行为带来的自生长性 |
| 4.3 保障性住房建设与运行模式的分析 |
| 4.3.1 资本的力量与保障属性的关系 |
| 4.3.2 混合居住模式 |
| 4.3.3 空置房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保障性住房与城市关联度的形态构成分析 |
| 5.1 保障性住房与城市关联的形态构成：三大类型和六大子型 |
| 5.1.1 自我完善型：依托超大城市发展子型和依托企业及园区子型 |
| 5.1.2 城市叠加型：自身带动城市发展子型和依托中心城区叠合发展子型 |
| 5.1.3 斑块融入型：有机更新融入城市子型和城区地块新建融入子型 |
| 5.2 六大形态子型的特征分析 |
| 5.2.1 依托超大城市发展子型的存在条件和基本特点 |
| 5.2.2 依托企业及园区子型的存在条件和基本特点 |
| 5.2.3 自身带动城市新发展子型的基本特点 |
| 5.2.4 依托中心城区叠合发展子型的基本特点 |
| 5.2.5 有机更新融入城市子型的基本特点 |
| 5.2.6 城区地块新建融入子型的基本特点 |
| 5.3 影响三大形态类型的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因素和潜在问题 |
| 5.3.1 自我完善型面临的问题 |
| 5.3.2 城市叠加型面临的问题 |
| 5.3.3 斑块融入型面临的问题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保障性住房制度建构的宏观策略 |
| 6.1.住房保障法规和制度的属性 |
| 6.1.1 社会公平性 |
| 6.1.2 保障适度性 |
| 6.1.3 长期动态性 |
| 6.1.4 地区非平衡性 |
| 6.2 保障主体、保障房类型、保障标准和保障方式 |
| 6.2.1 保障主体 |
| 6.2.2 保障房类型 |
| 6.2.3 保障标准 |
| 6.2.4 保障方式 |
| 6.3 保障对象的变化与预判 |
| 6.3.1 保障对象 |
| 6.3.2 农民工市民化 |
| 6.3.3 新就业大学生及各类人才 |
| 6.3.4 老龄化人口 |
| 6.3.5 住房保障长期趋势预判 |
| 6.4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与逐步完善管理机制 |
| 6.4.1 保障房建设多渠道资金筹集 |
| 6.4.2 保障房建设与管理框架搭建 |
| 6.4.3 准入标准与退出机制 |
| 6.4.4 完善的个人信息系统与分配公开制度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城市关联性下的城市空间中观保障策略 |
| 7.1 组团平衡与混合居住：非平衡性下的融合策略 |
| 7.1.1 空间布局的组团平衡 |
| 7.1.2 空间适配：降低居住与就业的分异现象 |
| 7.1.3 住区规模的组团平衡 |
| 7.1.4 混合居住的设计方式 |
| 7.2 公共交通导向 |
| 7.2.1 TOD模式与保障性住房建设 |
| 7.2.2 公共交通相关设计要点 |
| 7.3 多元化房源下的空间选址：空置房与城中村 |
| 7.3.1 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 |
| 7.3.2 城市中某些具备条件的空置房 |
| 7.3.3 小产权房和城中村改造 |
| 7.3.4 其他房源 |
| 7.4 复合界面：软化硬质边界 建立城市对话关系 |
| 7.4.1 社区功能构成的复合化 |
| 7.4.2 住区边界与城市的复合化 |
| 7.4.3 社区城市界面的复合化 |
| 7.5 三大保障性住房形态类型的城市空间设计策略 |
| 7.5.1 自我完善型保障房住区的设计策略 |
| 7.5.2 城市叠加型的城市空间设计策略 |
| 7.5.3 斑块融入型的城市空间设计策略 |
| 第8章 保障性住房小区及建筑的微观设计策略 |
| 8.1 保障性住房小区规划设计研究 |
| 8.1.1 布局方式与开发强度 |
| 8.1.2 交通组织与停车 |
| 8.1.3 缩小街区，功能混合 |
| 8.1.4 公共空间的营造 |
| 8.2 户型 |
| 8.2.1 保障性住房——小户型的基本特点 |
| 8.2.2 各面积区间的户型分类及其特点 |
| 8.2.3 单元组合 |
| 8.3 室内空间利用 |
| 8.3.1 人体行为与人体工学 |
| 8.3.2 单一空间尺度及综合利用 |
| 8.3.3 户型的改造与适应性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出版书籍、参与的科研项目及得奖情况 |
| 附录C |
（3）保障性住房地方立法及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来源与意义 |
| 一、选题的来源 |
| 二、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保障性住房研究现状 |
| 二、保障性住房国家保护义务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保障性住房缘起与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保障性住房的缘起 |
| 一、政策解读 |
| 二、制度解读 |
| 第二节 保障性住房的范围 |
| 一、完全产权型 |
| 二、共有产权型 |
| 三、有限产权型 |
| 第三节 保障性住房存在的问题 |
| 一、产权设计混乱 |
| 二、运营环节不畅 |
| 三、立法碎片化 |
| 第二章 保障性住房基础理论研究 |
| 第一节“公”字的解读 |
| 一、“公”字的涵义 |
| 二、“公”字的运行 |
| 第二节 保障性住房性质及权利基础 |
| 一、保障房是公共产品 |
| 二、保障房需要公权的介入和运行 |
| 三、保障房需要公众参与 |
| 四、保障房体现了公共治理 |
| 五、保障房归结为公共利益 |
| 第三节 保障性住房基本原则 |
| 一、公共性 |
| 二、有限性 |
| 三、流动性 |
| 四、市场化 |
| 第四节 保障性住房国家保障义务 |
| 一、国家保障义务的两个理论 |
| 二、国家保障义务的逻辑基础 |
| 第三章 保障性住房地方立法研究 |
| 第一节 域外立法 |
| 一、美国模式 |
| 二、欧洲模式 |
| 三、亚洲模式 |
| 第二节 域内立法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层面 |
| 第三节 现实与理想：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模式评析 |
| 一、地方立法合法性分析 |
| 二、地方立法合理性分析 |
| 第四章 保障性住房地方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地方实践模式 |
| 一、重庆模式——政府主导型 |
| 二、珠三角模式——市场主导型 |
| 三、苏南模式——政府+市场创新型 |
| 第二节 地方实践的困境与突破 |
| 一、主体与客体 |
| 二、审核与轮候 |
| 三、准入与退出 |
| 四、纠纷与惩戒：以渝北法民初字第07396号等三起撤诉案为例 |
| 第五章 保障性住房完善研究 |
| 第一节 立法的完善 |
| 一、顶层设计不可或缺 |
| 二、地方立法及时跟进 |
| 第二节 实践的完善 |
| 一、建设上的完善 |
| 二、运营上的完善 |
| 三、治理上的完善 |
| 第三节 制度创新机制的完善 |
| 一、理念的嬗变：从管制到善治 |
| 二、纠纷的化解：资鉴重庆模式 |
| 三、机制的创新：革新行政手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中国住房租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任务 |
| 第一节 中国住房租赁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住房租赁制度长期处于从属性地位 |
| 二、住房租赁市场的二元制格局明显 |
| 三、出租人在租赁关系中占明显的优势地位 |
| 第二节 中国住房租赁制度的改革任务 |
| 一、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体制 |
| 二、构建社会化的住房租赁市场 |
| 三、构建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两种住房租赁制度模式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发展经验 |
| 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理论基础 |
| 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形成历程 |
| 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制度特色 |
| 第二节 日耳曼模式的发展经验 |
| 一、日耳曼模式的理论基础 |
| 二、日耳曼模式的形成历程 |
| 三、日耳曼模式的制度特色 |
| 第三节 两种模式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势与缺陷 |
| 二、日耳曼模式的优势与缺陷 |
| 三、两种模式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构建社会化的住房租赁市场 |
| 第一节 建立一元制的住房租赁市场 |
| 一、打破两个租赁市场间的制度隔阂 |
| 二、推行货币化的住房保障制度形式 |
| 第二节 丰富租赁住房的房源供给渠道 |
| 一、房地产企业库存房 |
| 二、城镇家庭私有住房 |
| 三、社会存量商用房产 |
| 四、农村集体土地租赁住房 |
| 五、政府持有的经济适用房 |
| 第三节 调动各界力量参与住房租赁市场建设 |
| 一、推动住房中介机构转型发展模式 |
| 二、活跃住房租赁资本市场 |
| 三、推进不动产证券化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建立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建立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体系的意义 |
| 一、对中国物上权利体系发展的理论意义 |
| 二、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
| 一、区别居住性租赁与经营性租赁 |
| 二、区别家计居住与非家计居住 |
| 第三节 确认住房租赁权以准物权性质 |
| 一、确认住房租赁权以准物权性质 |
| 二、赋予住房租赁登记以准物权行为效力 |
| 第四节 限制出租人的合同解除权 |
| 一、限制出租人的法定解除权 |
| 二、限制出租人的任意解除权 |
| 三、限制出租人的约定解除权 |
| 第五节 强化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
| 一、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嬗变历程 |
| 二、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再认识 |
| 三、强化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建议 |
| 第六节 增设出租人法定容忍义务 |
| 一、对出租人容忍义务的评述 |
| 二、出租人容忍义务的制度设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住房租赁相关配套制度 |
| 第一节 建立社会管控制度 |
| 一、建立针对租金价格的市场管控制度 |
| 二、建立针对转租现象的行为管控制度 |
| 第二节 完善市场管理制度 |
| 一、强化住房租赁登记制度 |
| 二、建立住房租赁征信制度 |
| 三、构建住房租赁交易平台 |
| 第三节 改革社会管理制度 |
| 一、户籍制度配套改革 |
| 二、公积金制度配套改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结论、创新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IV-2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定意见 |
（5）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历史发展 |
| (二)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政策工具研究综述 |
| (四)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三、核心概念 |
| (一)乡村教师 |
| (二)生活待遇 |
| (三)政策工具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本研究法 |
| (二)调查研究法 |
| (三)系统分析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目标及体系 |
| 一、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目标 |
| (一)改善乡村教师生活困境 |
| (二)激发乡村教师工作热情 |
| (三)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
| 二、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体系 |
| (一)生活补助政策体系 |
| (二)住房保障政策体系 |
| (三)社会保险政策体系 |
| (四)医疗保障政策体系 |
| 第二章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工具选择及使用 |
| 一、政策工具的分类及选择 |
| 二、麦克唐纳尔政策工具分类及其解析 |
| (一)命令性工具 |
| (二)报酬性工具 |
| (三)职能拓展性工具 |
| (四)权威重组性工具 |
| (五)劝告性工具 |
| 三、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工具选择偏向 |
| (一)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文本的选定 |
| (二)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
| (三)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工具编码及分析 |
| 四、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工具使用特点 |
| (一)倾向于政府的行政命令 |
| (二)侧重于多重路径的教育投入 |
| (三)着眼于政策工具的短期效益 |
| (四)依赖于系统内部资源调配 |
| 第三章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成效及问题 |
| 一、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调查样本选择 |
| 二、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的成效 |
| (一)乡村教师工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 |
| (二)乡村教师住房保障得到改善 |
| (三)乡村教师医疗保障取得进展 |
| (四)乡村教师社会保险进一步规范 |
| (五)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范围不断扩大 |
| (六)乡村教师整体职业期待正在提升 |
| 三、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的现存问题 |
| (一)命令性工具在政策执行中权威受阻 |
| (二)报酬性工具在政策执行中作用有限 |
| (三)权威重组性工具在政策执行中形式单一 |
| (四)职能拓展性工具在政策执行中易被忽视 |
| (五)劝告性工具在政策执行中力度不足 |
| (六)对政策执行的总体评价 |
| 第四章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政策工具差异性与工具选择复杂性的冲突 |
| (一)对政策工具属性的认识存在现实偏差 |
| (二)难以规避政策利益相关者主观选择的倾向性 |
| 二、政府资源有限性与政策对象需要无限性的冲突 |
| (一)乡村教师住房保障供给不足 |
| (二)乡村教师社会保险意识不强 |
| 三、对组织的权威性期待与低效性现实的冲突 |
| (一)中央政府责任划分不到位 |
| (二)地方政府执行力度不够 |
| (三)学校参与动力不足 |
| 四、政策环境良性需求与现实偏差性影响的冲突 |
| (一)政策执行环境良性互动不足 |
| (二)政策信息传递时效性不强 |
| 第五章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的改进建议 |
| 一、他山之石,借鉴国际共识 |
| (一)国外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特点 |
| (二)国外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对我国的启示 |
| 二、明确政策目标,科学选择政策工具 |
| (一)准确把握政策问题的实质 |
| (二)全面分析政策工具的影响因素 |
| (三)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
| 三、提高生活待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一)完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 |
| (二)改革乡村教师住房保障制度 |
| (三)规范乡村教师社会保险制度 |
| (四)健全乡村教师医疗保障制度 |
| 四、增强责任意识,均衡配置组织权力 |
| (一)以责任上移凸显中央政府的领导力 |
| (二)以责任分担增强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
| (三)以责任下移提升学校自身的行动力 |
| 五、注重政策宣传,创设良性政策信息舆论环境 |
| (一)确保公正以增强政策信息的透明度 |
| (二)规范引导以创设良性的政策舆论环境 |
| 六、倡导多中心治理,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
| (一)注重乡村教师职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
| (二)强化乡村教师职业发展的动态监管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情况调查问卷(教师) |
| 附录2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情况访谈提纲(教师) |
| 附录3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情况访谈提纲(学校领导) |
| 附录4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情况访谈提纲(教育部门主管领导)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房地产业面临着全新的发展问题 |
| 1.1.2 房地产业积累了突出的发展矛盾 |
| 1.1.3 房地产业肩负着更多的发展责任 |
| 1.1.4 房地产税收实现快速稳定的增长 |
| 1.1.5 房地产税收改革进程滞后 |
| 1.1.6 房地产税收改革压力巨大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 |
| 1.3 篇章结构及研究方法 |
| 1.3.1 篇章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房地产相关概念、种类与属性 |
| 2.1 房地产相关概念 |
| 2.1.1 土地与地产 |
| 2.1.2 房屋与房产 |
| 2.1.3 建筑物与构筑物 |
| 2.1.4 房地产与不动产 |
| 2.1.5 房地产业与建筑业 |
| 2.1.6 房地产税与财产税 |
| 2.2 房地产种类 |
| 2.3 房地产属性 |
| 2.3.1 房地产的自然属性 |
| 2.3.2 房地产的经济属性 |
| 2.3.3 房地产的社会属性 |
| 2.3.4 房地产的政治属性 |
| 3 房地产税收的社会经济基础 |
| 3.1 房地产体制 |
| 3.1.1 房地产的产权关系 |
| 3.1.2 房地产的所有制关系 |
| 3.2 房地产业发展 |
| 3.2.1 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 |
| 3.2.2 房地产业的发展状态 |
| 3.3 房地产价格表现形式与影响因素 |
| 3.3.1 房地产价格表现形式 |
| 3.3.2 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 |
| 4 房地产税收的形成与发展 |
|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房地产税收 |
| 4.1.1 土地与房屋交易课税 |
| 4.1.2 土地使用课税 |
| 4.1.3 房屋使用课税 |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房地产税收 |
| 4.2.1 土地与房屋交易课税 |
| 4.2.2 土地与房屋使用课税 |
| 4.2.3 现代房地产税收改革历程 |
| 4.3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 |
| 4.3.1 房地产税收体系 |
| 4.3.2 房地产税种设置 |
| 4.4 现行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1 2003～2008 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2 2008～2009 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3 2009年以来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5 现行房地产税收的经济分析 |
| 5.1 房地产租、税、费关系分析 |
| 5.1.1 房地产租金与税收 |
| 5.1.2 房地产收费与税收 |
| 5.2 房地产税收水平分析 |
| 5.2.1 房地产税收绝对水平:从税收角度的观察 |
| 5.2.2 房地产税收相对水平:从地租和收纳角度的观察 |
| 5.3 房地产税收体系分析 |
| 5.3.1 房地产税种安排略多 |
| 5.3.2 房地产重复征税略重 |
| 5.3.3 房地产各环节税种设置欠妥 |
| 5.4 房地产财产税分析 |
| 5.4.1 城乡之间的土地与房屋存在法律差异 |
| 5.4.2 个人拥有不同房产之间存在法律差异 |
| 5.4.3 计税依据设计不够公平 |
| 5.4.4 个人拥有的经营性住房税收流失严重 |
| 5.5 房地产商品税分析 |
| 5.5.1 商品税体制滞后 |
| 5.5.2 商品税附加制度陈旧 |
| 5.6 房地产所得税分析 |
| 5.6.1 级差利润调整作用微弱 |
| 5.6.2 环保节能导向作用不足 |
| 5.6.3 调节社会存量财富功能较弱 |
| 5.6.4 社会正义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
| 5.7 总结 |
| 5.7.1 房地产税收职能:有作用但不可无限放大 |
| 5.7.2 房地产税收制度:有缺陷且不可被忽视 |
| 6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目标模式 |
| 6.1 理论基础 |
| 6.1.1 房地产税收社会学 |
| 6.1.2 房地产税收政治学 |
| 6.1.3 房地产税收伦理学 |
| 6.1.4 房地产税收经济学 |
| 6.1.5 房地产税收法学 |
| 6.2 基本架构 |
| 6.2.1 租利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体制 |
| 6.2.2 房地产税收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 |
| 6.2.3 房地产税收体系 |
| 6.2.4 房地产税收基本模式:确立分类房地产税模式 |
| 6.2.5 房地产税收目标模式: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制度 |
| 6.3 房地产估价制度 |
| 7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改革进程 |
| 7.1 近期方案 |
| 7.1.1 改进房地产财产税 |
| 7.1.2 改进房地产商品税 |
| 7.1.3 改进房地产所得税 |
| 7.2 中期方案 |
| 7.2.1 改进房地产财产税 |
| 7.2.2 改进房地产商品税 |
| 7.2.3 改进房地产所得税 |
| 7.3 远期方案 |
| 7.3.1 推广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 |
| 7.3.2 新设遗产税与赠与税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7）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阶段的研究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研究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研究 |
| 四、新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一、主要研究内容及分析框架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背景 |
| 一、二元经济结构 |
| 二、计划经济体制 |
| 三、人口数量巨大、人均资源贫乏 |
| 四、紧张的国际形势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过程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萌芽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步形成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最终确立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开始形成 |
| 二、城乡差别不断扩大 |
| 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追赶战略”是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时期户籍制度的功能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空间特征 |
| 第三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背景 |
| 一、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
| 二、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人均资源拥有量不断下降 |
| 三、“文化大革命”导致国内政治状况恶化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过程 |
| 一、“大跃进”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状态进一步强化 |
| 二、城乡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原因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第四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局部调整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背景 |
| 一、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 |
| 二、“上山下乡”运动暴露的问题 |
| 三、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
| 四、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终结 |
| 五、城乡差距的存在 |
| 六、城市容量的限制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过程 |
| 一、对“农转非”指标进行严格控制 |
| 二、“冤假错案”平反中相关人员城市户口的恢复 |
| 三、返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市户口的恢复 |
| 四、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政策的出台 |
| 五、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状况发生了变化 |
| 二、城市常住人口间的等级性开始形成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空间特征的变化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五章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 |
| 一、城镇外来人口的迅速增长 |
| 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
| 三、就业制度同户籍制度绑定关系的变化 |
| 四、义务教育制度同户籍制度的绑定关系的变化 |
| 五、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 |
| 六、城市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 |
| 第二节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及其路径特征 |
|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 |
| 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小城镇“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一、绝大多数小城镇户口已经失去吸引力 |
| 二、发达地区小城镇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 |
| 三、发达地区的部分小城镇落户门槛被逼抬高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三、“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制度功能的影响 |
| 四、地方政府进行“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动力 |
| 五、“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 |
| 第六章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多样化尝试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背景 |
|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 二、城市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 |
| 三、户口管理“四项举措”的出台 |
| 四、西部大战略的实施 |
| 五、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设立 |
| 第二节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及路径特征 |
| 一、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历程 |
| 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湖州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二、石家庄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三、郑州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大中城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五节 大中城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六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导致的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三、大中城市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 |
| 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社会风险特征 |
| 第七章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小城镇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 二、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的内需不足 |
| 三、最高决策层对户籍制度改革的高度重视 |
| 第二节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推进及其路径特征 |
| 一、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推进过程 |
| 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区域性“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典型实践 |
| 一、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性“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典型实践 |
| 一、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五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三、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的影响 |
| 四、地方政府进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 |
| 五、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社会风险特征 |
| 第八章 未来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过程特征 |
| 一、新中国户籍结构的演变过程 |
| 二、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演变过程 |
| 三、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过程的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理想路径及选择的依据 |
| 一、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具有渐进性特征 |
| 二、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不同路径的适用条件 |
| 三、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理想路径 |
| 四、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理想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采用理想的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路径的前提 |
| 一、确立中央政府在户籍制度中的主导地位 |
| 二、建立缩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的动态机制 |
| 三、及时准确地把握户籍制度改革两种路径的适用范围 |
| 四、尽快寻找新的“管理平台”以取消户籍制度的异化功能 |
| 第九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创新之处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五、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扶贫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 |
| 一、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
| 二、消除贫困必须首先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
| 第二节 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
| 一、全体劳动群众成为被剥削的对象是贫困化的根源 |
|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贫困的根本原因 |
|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
| 一、近代中国人民深陷屈辱与贫困的历史原因 |
| 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解决近代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 |
| 三、中央苏区依靠工农群众反贫困的历史功绩 |
| 四、新中国的建立成为中国反贫困事业的转折点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探时期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
|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指引党的反贫困事业 |
|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反贫困事业迈上新台阶 |
| 三、“三面红旗”运动失误的深刻教训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扶贫理论与实践探索 |
| 一、体制改革带动扶贫探索阶段：1978-1985 年 |
| 二、开发式扶贫方针形成与摸索阶段：1986-1993 年 |
| 三、扶贫框架构建发展阶段：1994-2000 年 |
| 四、稳固扶贫成果并持续推进阶段：2001-2011 年 |
| 五、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的科学理论：精准扶贫理论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在探索与实践中形成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形成背景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形成过程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的科学体系 |
| 一、战略目标：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必须脱贫攻坚 |
| 二、根本要求：全面实施“精准扶贫” |
| 三、实现路径：切实做好“五个一批” |
| 四、运行机制：党委负责，齐抓共管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是中国扶贫事业的科学指南 |
|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就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中国贫困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实践：打赢脱贫攻坚战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多维举措 |
| 一、用政治保障筑牢扶贫组织基础 |
| 二、用精神保障营造健康脱贫氛围 |
| 三、用制度保障完善扶贫工作构架 |
| 四、用政策保障切实推进精准扶贫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取得的成就 |
| 一、贫困发生率逐年大幅下降 |
| 二、贫困地区经济水平稳步提高 |
| 三、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 |
| 四、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新特点 |
| 一、着眼绿色：保护和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 |
| 二、着眼长远：走可持续共生发展道路 |
| 三、着眼兜底：区分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 |
| 四、着眼少数：解决特殊贫困与深度贫困 |
| 五、着眼协同：统筹部门分工与规划整合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
| 一、严肃党内作风建设，夯实精准扶贫政治基础 |
| 二、建设好农村党支部，筑牢基层扶贫战斗堡垒 |
| 三、强化党员法治意识，保证扶贫政策依法推进 |
| 第二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一、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
| 二、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
| 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
| 第三节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 |
| 一、因时制宜创新扶贫方略 |
| 二、因地制宜把握精准要义 |
| 三、因人制宜落实精准扶贫 |
| 第四节 坚持多因素共生发展的可持续性 |
| 一、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一体推进 |
| 二、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并驾齐驱 |
| 三、脱贫摘帽与区域发展相互促进 |
| 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齐头并进 |
| 五、精准扶贫与社会治理齐抓共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后记 |
（9）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相关术语界定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六节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理论研究总结 |
| 第二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作用 |
| 第三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基于北京市新市民住房问题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调研设计与实施 |
|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数据统计 |
| 第三节 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问题 |
| 第四章 典型国家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改革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沿革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改革实践 |
| 第三节 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实践研究总结 |
| 第五章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性质和定位 |
| 第二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可选择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范围限定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本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 |
| 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足 |
| 三、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范围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与市场扶贫范围界限不明 |
| 二、扶贫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方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方式未满足合法性需求 |
| 二、扶贫方式未满足服务性需求 |
| 三、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冲突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程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息公开程序不规范 |
| 二、扶贫听证程序未合理适用 |
| 三、扶贫教示程序缺失 |
| 四、扶贫决策程序不健全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救济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访制度不规范 |
| 二、扶贫调解制度不健全 |
| 三、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不完善 |
| 四、扶贫行政诉讼制度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 第二章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的语义 |
| 二、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 |
| 第二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 一、规范和控制扶贫公共行政权力的需要 |
|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脱贫质量的内在需要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领域的行政法回应 |
| 一、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 |
| 二、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 |
| 第四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一、公益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公众参与原则 |
| 四、效率原则 |
| 第五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理论依据 |
| 一、给付行政理论 |
| 二、反贫困理论 |
| 三、人权保障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健全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主体含义 |
| 二、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特点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主体行政法保障的启示 |
| 第三节 “合作扶贫理念”下精准扶贫主体制度之完善 |
| 一、以“合作扶贫理念”健全精准扶贫主体制度 |
| 二、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 |
| 三、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
| 四、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五、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范围之行政法厘定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范围的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范围概念之界定 |
| 二、厘清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明确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合理性基础 |
| 一、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 |
| 二、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主体职责 |
| 三、有助于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制度的保障范围 |
| 一、域外扶贫范围的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范围制度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路径 |
| 一、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遵循的原则 |
| 二、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标准 |
| 第五章 精准扶贫方式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之思考 |
| 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 |
| 二、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性 |
| 一、精准扶贫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
| 二、精准扶贫方式需遵循程序制约机制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 |
| 一、域外扶贫方式的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方式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优化 |
| 一、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 |
| 二、构建激励型扶贫方式 |
| 三、完善既有扶贫方式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精准扶贫行政程序之作用 |
| 一、监督扶贫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 |
| 二、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反贫困程序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路径 |
| 一、健全扶贫信息公开程序 |
| 二、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 |
| 三、优化扶贫教示程序 |
| 四、规范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再思考 |
| 一、精准扶贫救济制度的认识误区 |
| 二、正确认识和积极运用精准扶贫救济制度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启示 |
| 第三节 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建构思路 |
| 一、规范扶贫信访救济制度 |
| 二、健全扶贫调解救济制度 |
| 三、完善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 |
| 四、改善扶贫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第八章 精准扶贫的立法建议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总体思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建议说明 |
| 三、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D]. 莫智斌. 浙江大学, 2019
- [2]基于城市关联性的保障性住房发展历程与设计策略研究[D]. 宋明星. 湖南大学, 2016(02)
- [3]保障性住房地方立法及实践研究[D]. 李会勋.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8)
- [4]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研究[D]. 易磬培.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5]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D]. 李宁.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李晶.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 [7]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D]. 严士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理论与实践研究[D]. 周媛也.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研究[D]. 李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D]. 唐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