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邯郸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征稿启事（论文文献综述）
费丽芳[1]（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国内新闻界的抗日救亡呼声愈发高涨。作为西北后方重镇,兰州也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势中兴起了办报创刊、服务抗战的热潮,当地党政机关、社会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部分院校等各方力量都积极创办报刊,借此在后方宣传动员。得益于全面抗战中甘肃造纸、印刷、文教事业的进步和战时迁兰新闻工作者对报刊的改进与艰苦经营,以及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发展的奠基,故全面抗战期间兰州报刊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环境下不断发展前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兰州的报刊以国民党官方报刊数量最多、出版时间较长,占据主导地位,民间社会力量所办的报刊亦在全面抗战初期盛极一时。在内容方面,兰州报刊对抗敌宣传与动员、西北开发建设和兰州的物价、城市建设等,做了大量报道。综观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的发展轨迹,其未能脱离抗战和西北的大环境,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战时性、进步性、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报刊言论也难免因受局势影响而有失公允。但总体上,兰州报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它不仅增强了战时甘肃的宣传动员力量,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推动了甘肃新闻事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对甘肃及西北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武晓媛[2]（2019）在《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传统工艺的传承和保护随一国工业演进发生、发展,是国家工业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手工艺作为一门古老的“营生”,是传统社会中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项基本活动,并依赖“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知识模式世代传承。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生产力的手工艺,它不仅满足了人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人类文化审美情趣的精神需要。它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又是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良方”,满足着社会大众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不同诉求,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有适度的存续和发展空间。尽管如此,受传统文化观念控制的古代中国一直没有给予手工艺及手工艺人应有的尊重和认同。近代以降,伴随西方的殖民侵略,近代机器技术与设备随即而来,这对传统工艺的存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先进的机器技术刺激并促进手工技艺的改良革新,但同时又与手工艺争夺资源、抢占市场,展开激烈地竞争。就近代中国传统工艺整体发展情形言,后者成为主要趋势,机器的冲击甚至造成手工艺的全面崩溃。时至今日,中国已由传统农业国跻身现代工业国前列,并可同世界工业强国开展技术角逐,但仍无法扭转和改变手工艺的生存困境,在现代激烈地商业市场竞争中许多手工艺正急剧衰退甚至消亡。如何使传统工艺与工业化和谐共生,如何使传统工艺理性传承以更好地适应工业现代化要求,成为一个从历史延续至今的重要议题。可见,“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对待传统工艺”,或者说“传统工艺应如何应对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和深入探究的问题。不过,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传统工艺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功能不尽相同。在传统社会里手工艺是作为国计民生的支柱而存在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它更多地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所以对它的保护和利用因时代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本文重点关注关系民生日用的工艺品在近代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时期的命运。基于此,本文既是一项关于传统工艺的历史研究,也是对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艺出路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章围绕“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即如何克服和改进传统工艺的弊端,又如何保持和宏扬传统工艺的价值,立足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以“中国工业化早期的传统工艺发展策略”这一鲜有关注却极具时代意义的内容作为第一研究主题,以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支撑,探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际,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工艺的源头发展策略进行考察,发现在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国人就手工艺的出路问题曾提出过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方案,使“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工艺呈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下。在此基础上,厘清晚清民国工艺策略在整个手工艺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为当前传统工艺发展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本文主体内容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难点及创新之处,提出晚清民国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思考和对待传统工艺的问题,并从源头策略上为手工艺寻找出路,以期获得一些新认识和新主张。第一章主要对工艺观念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起步时期的演变情况进行研究。指出“工艺”是一个现代意义下的传统词汇,是经过近代多层内涵沉淀后的一种结果。立足于“工艺”的语言学考察,重点对“工艺”一词在近代包含的工业、工艺美术、手工艺等多重意义进行解读,揭示出技术转型期工艺概念演变的内在思想逻辑。同时界定了全文讨论的“传统工艺”范畴,列举了文中涉及的主要工艺门类,并以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全文的理论支撑。第二章阐释了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自晚明起,资本主义萌芽在以手工为技术基础的工商业中萌生,致使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封建政府开始全面抑制工商业发展,扩大对手工业的破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却采取了与钳制手工艺完全不同的态度,提倡并鼓励西方机器工艺发展,手工艺在封建政府的打压和近代机器技术冲击的双重阻滞下艰难生存。但它却并未被机器技术取代而失去社会技术主体的地位。所以,传统工艺作为中国传统技术资源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的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的工艺发展策略大致沿着相同路径进行。首先由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商政界代表、经济学者以及工艺美术家等从思想层面探讨传统工艺的近代多元价值及其出路问题,对手工艺的认识和理解超出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意义。而后在学者论证的前提下,再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定且部分推行某些工艺策略,并且不同时期的工艺策略还体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晚清时期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一切始于初探。社会中一批极具前瞻性认识的有识之士从经济、技术、知识、社会角色以及文化的不同视角阐释了手工艺的新价值,开启了国人从思想层面探索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清政府积极配合,一改过去“薄手艺、贱百工”的态度和对手工艺的严格管控,从推行工艺教育、创办工艺局和征集手工艺品出洋参展三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把零散、衰颓的传统工艺用新的理念和方式进行重组,适应并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的最大特点则是继承延续。在“循序渐进”、“以工代赈”和“全面改良”工艺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沿着清末“工艺新政”的路线,对晚清工艺策略进行局部调整和修正。它主张的手工艺政策在整个近代中国工艺发展策略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经过工商政学界和工艺美术界热烈讨论,官员和学者对手工艺的价值及其工业现代化的认识已非常深刻,进行了针对手工艺与工业化关系、手工艺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尝试构建了复兴传统工艺的政策体系,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并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对中国手工艺事业作出统一规划和安排。经过三个时期演进,中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渐趋成熟。第六章重点研究了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倡导的工艺策略。这一时期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由政府主导转向由社会团体承担。“国济”作为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开始独立领导起全国的手工艺事业,提出了“建设性救济”的独特工艺思路。从思想认识上看,“国济”对手工艺的认识已接近了传统工艺问题的本质,强调了传统工艺的改进是一个牵涉多方面的问题,不只依赖于技术改良和革新,还需要组织、资金、人才、市场等不同社会要素的配合;从具体行动上看,“国济”建立了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创办了《手工艺》杂志,提供给国人工艺思想交流的平台。在它的组织下手工艺事业发展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增强了传统工艺的社会认同感。第七章结论主要是在总结晚清民国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路径和手工艺实际变化情形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分析了造成这一时期手工艺策略没有取得实效的原因。结合当前国家传统产业和乡村建设发展主题,思考工艺振兴对传统产业改造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以期对当前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都萧雅[3]（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和二晴[4]（2019）在《《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妇女界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宋美龄召开庐山妇女工作座谈会,改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领导战时妇女工作的总机构,标志着国统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统区妇女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广大中国女性都积极投身于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我解放的浪潮中,文章将通过《妇女新运》重温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发展轨迹。妇女刊物的出现,成为宣传妇女运动的前沿阵地,同时也为近代妇女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角度。《妇女新运》作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会刊,1938年12月于重庆创刊,致力于提高各界妇女的思想觉悟,引导妇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通过探究其创刊与出版情况、分析其刊物栏目及主要内容,呈现全面抗战时期的妇女救亡活动:在动员妇女参战过程中,结合抗战局势,依托全国性妇女组织,加强妇女动员的宣传形式,借用妇女纪念日动员妇女,创作大量文艺作品、歌曲、戏剧等,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激励国人抗战热情,鼓舞广大军民的抗战勇气及必胜的信心;在自我解放方面,国统区进步妇女力量先后组织妇女宪政运动、妇女职业运动,同时提倡妇女接受教育,并积极开展禁娼运动,从妇女参政、职业平等、女子教育及废除封建习俗等方面探讨妇女自我解放的途径,深入探析抗战时期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深层次关系。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基本实现了支援抗战、保家卫国的目标,并且在追求妇女解放过程中付出了相当的努力。虽然这一时期的自我解放让位于民族解放、个人权利服从于国家利益,但毕竟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迈出了重要一步,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而《妇女新运》作为战时重要的妇女期刊,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因此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史料价值。
陈先桦[5]（2019）在《1947年知识界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文中提出学术独立——中国的学术能够自立于世界——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的目标。“原子能时代”的来临使这个目标越发遥远,也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学术独立的急迫性,“学术救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战后的中国依然动荡不安,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学校挣扎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一个“小炮”——“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1947年8月底,胡适在南京参会时,向蒋介石与行政院长张群提出了一个旨在争取中国学术独立的“十年教育计划”,大意是节省留学经费并分两个五年计划全力培植十个世界一流大学。9月初胡适将此意透露给报界,引发知识界关于大学教育、留学政策、学术与政治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其中邹鲁、陈序经等人的质疑与批评影响重大,迫使胡适写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进行回应,此文的发表推动了论争的持续与发展。到1948年1月论争结束,超过160人参与了论争,他们主要来自教育界、学术界和新闻界。论争涉及报刊60余份,报纸是最主要的平台,但1947年11月以后杂志的重要性超过了报纸。高等教育是重点扶持还是平均发展是争论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胡适基于学术救国的公心与救济北京大学的私念而提出的五个重点大学名单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各大学校长、教务长、学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予以支持或反对。少部分人认为普遍救济为当务之急,更有人呼吁先把基础教育办好。虽然评论者大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但确实反映出学校与院（科）系、国立与私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地理分布失衡等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作为实现学术独立的重要手段,留学不应废止但当前的留学政策应当加以改进。不过部分人误以为胡适提倡废止留学而对其展开批评,也有人认为胡适不该使用“学术独立”一词,这反映出知识界对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在10月中旬的中研院评议会上,胡适与李石曾因留学问题爆发冲突,他们的矛盾由来已久,这只是两人争夺学界霸权斗争的缩影。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论争中比较受重视的问题。自由主义者比较关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呼吁政治不应干涉学术。而左翼知识人及共产党员大多认为根本的政治经济变革才是学术独立的基础,不过他们只是评论者中的极少数,观点也并非铁板一块。虽然胡适与冯玉祥之间的误会揭示出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分野,但关于“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本身所提示的,毋宁说是思想文化界还远没有达到非此即彼的程度。1947年知识界围绕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是一场异彩纷呈的盛事。校长、教授、学生、报刊编辑频频发声,在学术救国的旗帜下,既有教育资源的争夺,也有教育理念的差异,更有学界派系的斗争,并夹杂着些许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场论争不仅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与矛盾,更彰显了战后中国社会的纷繁复杂。
郑茹[6]（2018）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研究（1949-2016）》文中研究表明学术期刊是以探索、积累和传播人类的科技知识、先进思想为基本目标的特殊出版物。学术期刊凝聚着学者的智慧,对科学研究具有导向作用,学者以期刊为阵地分化出动态聚合的论域,催化新的成果的产生。学术期刊的出版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学术期刊出版活动的诸多环节以及出版要素,揭示学术期刊出版的演化历程,探索学术期刊出版规律,揭示出版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贯穿出版活动始终的准则和规范等。相比于自然科学期刊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出版研究更容易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与制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具有为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独特功能,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出版进行长时段研究,能够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下社会对学术知识、先进思想的需求情况,以及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所呈现出的表现形态和差异性,可以镜观不同时期的学术发展情况。本研究采集1949-2016年CNKI近60年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征稿启事,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并且有针对性的利用CNKI公开的期刊出版数据,作为征稿启事的补充,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历年期刊出版史料进行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研究的时间跨度涵盖建国至今,涉及了人文社会科学19个一级学科,因此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和学术期刊出版生态。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揭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基本情况,梳理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展的概貌。包括期刊种类走势、地域分布、学科的基本分布等。（2）揭示建国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演变及完善历程。包括审稿制度、出版要求,如稿件类型以及论文格式（题名、摘要、引文）等方面的要求。（3）通过分期研究将建国后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分成四个阶段进行分析,揭示每个阶段期刊的发展特征;通过分层研究重点分析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以及网络期刊等特殊类型,揭示名刊工程期刊的示范作用、核心期刊的引领效应以及网络期刊的倒逼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现有的研究中宏观层面、全景式、整体性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从宏观层面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出版演化状况所做全景式描摹,是对以往以单一期刊或某类期刊、某地区出版期刊为主的个案式研究的补充,能够从多维度揭示建国以来学术期刊出版演变的过程。同时,也能够从微观层面,揭示不同时期、不同学科、不同类型期刊的出版特征。（2）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进行长时间段连续性研究的方法、区别于节点研究。本研究的时间范围是建国至今,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出版生态,既可以形成时间上的演化研究,也可以针对某一时间进行横向比较,在已有的期刊出版史研究中较为少见。本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其一,建国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基本生态不断发生变化。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发展过程较为波折,全国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存在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的发展差距较大。其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规范受欧美影响,日益与世界对接,审稿制度、稿件类型以及论文的写作规范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完善。其三,从分期情况看,不同历史时期的期刊出版在种类、发展速度、学科组成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受复杂的社会环境、学术水平、科学技术的影响,期刊的出版呈现不同的状态。从分层情况看,核心期刊对学术期刊的规范具有引领效应,“名刊工程”对大学学报的发展具有示范效应,网络期刊对纸本期刊具有倒逼效应。本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呈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出版的整体面貌和出版规范发展的完整过程,从学术期刊出版中出现的基本现象出发,涉及到学术期刊出版的诸多方面,揭示学术期刊发展中经历的低谷和浪潮,从而为本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孙磊[7]（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陈兰枝[8]（2018）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杂志》是由我国近代最大的民营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办的教育专业期刊。它几乎与我国新教育制度轫始相伴,出版发行近40年,刊期长,影响大,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变革与教育话语变迁的重要窗口。上世纪30年代初到全面抗战以前,《教育杂志》的发展步入历史辉煌时期,单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4.5万册,成为民国时期传播范围最广,受欢迎度最高的专门教育期刊。卢沟桥的炮火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教育期刊的发展从战前的波峰阶段跌入全面陡降的波谷时期。由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教育界》,在全面抗战前与《教育杂志》并称教育期刊界的“双子星座”,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个月便宣告停刊了。《教育杂志》却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坚守期刊出版岗位,勇于担当战时教育媒介的历史责任,并显示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战时《教育杂志》一边致力于构建战时教育论坛,力求贡献意见,供当局采择,一边强化杂志信息功能,呈现战时教育生态,凝聚教育界同人的“教育救国”共识,鼓舞教育界同人的抗战信心。本文将《教育杂志》置于全面抗战和战时文教中心内迁的宏阔历史背景下,以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构建研究框架,对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与传播活动和其作为教育专业媒介的文化传播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考察。具体而言,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对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杂志》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应对情况进行了总体考察。考察内容具体包括战时《教育杂志》辗转多地短暂停刊并迅速复刊的过程,战时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和栏目的调整,以及杂志主编黄觉民及其办刊风格,战时作者群的演化特征和战时专题、专号的策划与出版。第二章主要探讨《教育杂志》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议题设置与论坛构建技巧。战时《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具有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并显现出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按照战时《教育杂志》主要栏目的功能进行划分,《教育杂志》所构建的战时教育论坛可分为由主体主导的“主论坛”和由“他者”组织构建的“辅论坛”两个部分,通过“战时教育方针”“战时函授自修”“师范教育”等具体战时教育议题的延展分析,更凸显了《教育杂志》编者使主辅论坛时而遥相呼应,时而弥合互文的论坛构建策略与技巧。第三章聚焦《教育杂志》对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生态的勾勒和描摹。战时《教育杂志》采用了通讯、调验报告、小说等多种文体对战时教育生态加以呈现。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界同人“冒危险,耐苦劳,淬砺奋发,维持全国教育文化于不坠,发扬民族意识,推进内地文化”,谱写了“足以动国际之观听,供盟邦之借镜”的辉煌教育篇章。《教育杂志》对于教育生态的呈现基于此,但却不满足于此。在这一总体视角之外,战时《教育杂志》对国统区内迁高校师生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学校学生这两大教育群体的精神风貌与爱国情怀又特别予以展现。此外,战时《教育杂志》对战时沦陷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也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分析。第四章以《教育杂志》上刊登的商务印书馆各类书刊和相关业务广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战前战后在广告种类和广告策略上的变化,展现其作为专业教育媒介在文化抗战与商业追求之间游走的本质。第五章主要考察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发行传播方式。战时文教中心向大后方迁移,教育期刊陡降以及身处战时出版文化名城——香港是战时《教育杂志》所处的主要传播环境。商务印书馆的战时发行网络成为《教育杂志》主要依托的发行渠道,此外,战时《教育杂志》还充分借助馆内的书刊和馆外的报刊媒介进行宣传推广,得以在后方、香港和新加坡、澳门等地广为传播。第六章分析了战时《教育杂志》在推动战时教育政策制定与修正、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以及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宝贵一手史料等几个方面的传播效果与意义。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杂志》勇于承担文化抗战责任,引领教育界开展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助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抗战”大业,而不失权威教育期刊的专业水平。战时《教育杂志》的内容生产与出版传播是专业期刊媒介主动适应战争传播环境的成功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传播价值,也为当代教育期刊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刘洋[9]（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荣翌[10]（2017）在《《人民日报》群众路线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党报的生命线。从红色年代到融合时代,党报新闻实践活动的理念内容历经更迭,形式手段更是发生了颠覆性、创造性的剧变。在瞬息万变的媒介镜像中,有一根红线自始至终贯穿着党报历史,那就是党报的群众路线。在新闻活动中自觉践行群众路线、多方位实践群众性原则,是党报的立身之本、活力之源。在深度融合与市场化的媒介语境下,回顾党报群众路线的历史实践,探讨这一党报基因的时代传承,紧握这根党报文化品格的血脉,应是一项长期课题。群众路线是一条党性与群众性相结合的路线。它既是为党服务的路线,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路线,这与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契合。同时,这与《人民日报》“既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定位不谋而合。《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和广大人民的报纸,理所当然地成为党报群众路线实践中的“领跑者”,将群众路线贯穿在各时期、各阶段、各环节的新闻实践活动中,书写了党报群众路线的实践范本。因此本文将《人民日报》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作为具体研究对象,聚焦《人民日报》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党报个体,围绕党报群众路线这一重要主题,在大量相关历史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16）中一千余篇报道进行量化统计或文本分析,结合与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访谈交流,力图系统呈现《人民日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历史图景与时代面貌。研究工作致力于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日报》如何将抽象的党报群众路线具体化为新闻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历史规律?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基本模式和核心环节是什么?实践动力包括哪些因素?党报群众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之间关系如何?新的媒介环境为党报群众路线赋予了怎样的时代内涵?传承群众路线这一党报血脉的当代价值何在?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展开了层层剥茧式的论述。围绕《人民日报》群众路线实践这一中心,各相关侧面由一点发散、以扇形打开,各章节之间基本呈并列式结构。第三章至第五章将群众路线实践的完整体系拆分为通讯员、读报组、读者来信、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言论等不同环节和要素,分别呈现《人民日报》在制度保障、内容生产、作风建设等各方面如何保证党报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第二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则是每章剖析一个群众路线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土地改革、“走转改”活动、教育实践活动等标志性事件中的群众路线实践来说明问题。这样,党报群众路线这一抽象概念就在《人民日报》的各种具体新闻活动中具象化、具体化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将各个时期的《人民日报》均纳入研究范围,但并不是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对各个时期内的《人民日报》活动逐一分期描述,而是依据《人民日报》在群众路线实践中的若干重要问题结构全文,打破时间界限,打通历史空间,再围绕每个问题对各时期的活动材料择其典型、信手拈来,不求绝对完备、面面俱到。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研究对象和问题、选题意义、内容框架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并对选题涉及的关键核心概念予以界定;第二章关注农村办报时期的《人民日报》如何通过参与土地改革、设立大众黑板等途径,在乡村传播中践行党报群众路线,并将历史经验联系新时期以来的对农传播和农村报道;第三章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读报组、读者来信三大工作,如何合力为群众办报这一核心原则提供制度保障、搭建制度框架,并呈现这三大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现状;第四章探析《人民日报》如何运用报纸批评这一武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群众监督,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报传统,并对新时期以来的舆论监督与传统的报纸批评展开辨析;第五章聚焦《人民日报》核心业务——评论创作中的群众路线实践,集中研究了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群言型评论中的群众性评论生产;第六章从党报宣传党的群众路线和自我践行群众路线两个方面出发,以《人民日报》先后在“走转改”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报道活动为例,探讨党报群众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七章考察媒介技术因素对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影响,呈现融合时代的底色上,“互联网+群众路线”和“互联网+新闻生产”为党报群众路线实践赋予的新色彩;第八章结语部分在前几章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性分析,归纳出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基本模式、主要动力、嬗变轨迹等历史规律,并将落点置于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当代价值,为今后的党报活动提供思考角度。最后一章也是全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人民日报》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群众办报是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核心,通讯员制度、读者来信、批评与自我批评构成了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党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需要,通过增减一些环节和要素,比如农村办报时期的大众黑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读报组、新时期以来的群言型评论,以及媒体融合时代的用户生产内容,构成不同阶段的群众路线实践模式。第二,群众运动、新闻改革、媒介技术和党内建设构成了党报群众路线的主要实践动力。其中,群众运动和党内建设属于政治性主导的外部动力,新闻改革和媒介技术则是出于媒介自身发展需要的内生动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四种动力因素的力量对比有所变化。第三,在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实践对象、实践目的、实践方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嬗变。群众从一个阶级概念发展到一个民主政治概念,内涵与外延都极大拓展;实践群众路线的目的从政治本位过渡到以人为本,人本意识显着增强;实践群众路线的姿态也随之从自上而下的发动到主动贴近,群众的主体性明显提高。第四,党报实践群众路线的当代价值在于唤起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双重自觉”,即中国新闻媒体实践的伦理自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理论自觉,为当下中国新闻界治理媒介伦理失范、增强文化理论自信提供了根本思路。
二、《邯郸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征稿启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邯郸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征稿启事（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五、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兰州报刊发展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前后的国内形势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前西北的抗战宣传活动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的发展历程 |
| 第二章 兰州报刊的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兰州报刊发展的有利条件 |
| 第二节 兰州的办报创刊热潮 |
| 第三节 兰州报刊的发行与阅读 |
| 第三章 兰州报刊的主要内容与思想 |
| 第一节 抗战宣传与动员 |
| 第二节 开发和建设西北 |
| 第三节 其他新闻报道 |
| 第四章 兰州报刊的特征与影响 |
| 第一节 兰州报刊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兰州报刊的积极影响 |
| 第三节 兰州报刊存在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清末至全面抗战前夕兰州地区出版报刊一览表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研究视角 |
| 0.2.2 传统工艺技术史研究视角 |
| 0.2.3 传统工艺艺术学研究视角 |
| 0.2.4 传统工艺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工艺内涵界定和理论支撑 |
| 1.1 工艺内涵的演变 |
| 1.1.1 “工艺”词源考察 |
| 1.1.2 “工艺”的新内涵 |
| 1.1.3 本文讨论的工艺范畴 |
| 1.2 工艺的分类 |
| 1.2.1 分类依据 |
| 1.2.2 主要门类 |
| 1.3 理论支撑: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
| 1.3.1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引入 |
| 1.3.2 催生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根基 |
| 1.3.3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与传统工艺的关系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 |
| 2.1 自晚明始封建政府对手工业的打压和盘剥 |
| 2.1.1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扩大生产的钳制和打压 |
| 2.1.2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者加重摊派和勒索 |
| 2.1.3 手工业者反抗压榨与开明官吏求新求变 |
| 2.2 清中叶后封建政府对机器技术的重视和提倡 |
| 2.2.1 清政府鼓励创办近代机器工业的动机 |
| 2.2.2 全面推进机器工业发展:从军工到民用 |
| 2.3 传统工艺在双重压力下艰难生存 |
| 第三章 晚清传统工艺发展策略酝酿形成 |
| 3.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初探 |
| 3.1.1 经济价值:用传统工艺增进通商贸易 |
| 3.1.2 技术价值:用传统工艺补充机器技术促进生产与效率利用 |
| 3.1.3 知识价值:用传统工艺沟通实学与实业 |
| 3.1.4 社会角色价值:用传统工艺强化女性身份认同 |
| 3.1.5 文化价值:用传统工艺传承民族文化 |
| 3.2 清末“工艺新政”初步尝试 |
| 3.2.1 推行工艺教育,革新传统工艺传承方式 |
| 3.2.2 创办工艺局,改变传统工艺生产组织形式 |
| 3.2.3 征集工艺品出洋参展,拓宽传播渠道 |
| 第四章 北洋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继承延续 |
| 4.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调整 |
| 4.1.1 “循序渐进”的工艺思想 |
| 4.1.2 “以工代赈”的工艺主张 |
| 4.1.3 “全面改良”的工艺思路 |
| 4.2 相关工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
| 4.2.1 开展工艺调查研究 |
| 4.2.2 普设工艺传习机构 |
| 4.2.3 鼓励购用手工国货 |
| 4.2.4 多元化的传播方式 |
| 4.2.5 确立保护奖禁制度 |
| 4.2.6 普及推广工艺教育 |
| 4.2.7 北洋工艺政策的不足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现代探索 |
| 5.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深化 |
| 5.1.1 工商政学界关于手工业多重价值的讨论 |
| 5.1.2 手工艺价值探讨:工艺美术界的参与 |
| 5.2 国民政府复兴传统工艺的路径选择 |
| 5.2.1 构建传统工艺复兴的政策体系 |
| 5.2.2 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 |
| 5.2.3 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 |
| 第六章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导的“手工艺运动” |
| 6.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主导力量转变 |
| 6.1.1 先前的国内手工业团体 |
| 6.1.2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 |
| 6.1.3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想的形成 |
| 6.2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升华 |
| 6.2.1 召开成都手工艺集谈会 |
| 6.2.2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路的集中展现 |
| 6.3 “国济”振兴传统工艺行动方案 |
| 6.3.1 建立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 |
| 6.3.2 提供社会工艺思想交流平台—《手工艺》 |
| 6.4 形成了一个社会运动—手工艺运动 |
| 第七章 结论: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与借鉴 |
| 7.1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 |
| 7.2 传统工艺的实际变化情形 |
| 7.3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 |
| 7.4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借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思想与时代》的时代、思想背景与主旨 |
| 第一节 危机与转型的时代 |
| 一、民族危机:民族生存与民族认同 |
| 二、伦理危机:新旧伦理的冲突与科学、人文的冲突 |
| 第二节 思想承续 |
| 一、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 |
| 二、《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一脉相承的伦理观 |
| 三、《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伦理思想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 |
| 一、伦理旨趣:融贯新旧、沟通中西 |
| 二、伦理精神指向:习道术、明人伦 |
| 三、伦理目标:“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 |
| 第二章 守望伦理传统 |
| 第一节 传统伦理文明的合理性 |
| 一、西化论否定传统伦理之反思 |
| 二、科学主义否定传统伦理之反思 |
| 三、传统伦理“尽人性”的合理生活态度 |
| 第二节 继承儒家伦理的路径探索 |
| 一、人文主义路径 |
| 二、非理性主义路径 |
| 三、新黑格尔主义路径 |
| 第三节 儒家伦理之“常德” |
| 一、人生态度与理想人格 |
| 二、孝亲与忠国 |
| 三、礼之别与乐之化 |
| 四、伦理承续与方法转变 |
| 第三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启蒙 |
| 第一节 科学的伦理启蒙 |
| 一、“重德轻智”之弊 |
| 二、科学社会中的伦理与社会中的科学伦理 |
| 三、责任伦理之先声 |
| 第二节 “自由”“平等”的伦理启蒙 |
| 一、从“天命”到自由意志 |
| 二、从等级依附到自由平等 |
| 第三节 伦理启蒙的特质 |
| 一、民族性之常与时代性之变 |
| 二、教育的伦理启蒙导向与功用 |
| 第四章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与建构 |
| 第一节 伦理实体与伦理范式的转型 |
| 一、华夏、诸夷到“中华民族” |
| 二、“家-国”到“民族-国家”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建构 |
| 一、“中华民族”的历史同一性 |
| 二、“王权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基础 |
| 第五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伦理的政治:以伦理导政治 |
| 一、政治有道德论 |
| 二、伦理对政治的价值导向 |
| 第二节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国际政治伦理 |
| 一、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 |
| 二、国家主权至上与反对强权 |
| 第三节 以启蒙民众为导向的国内政治伦理 |
| 一、“高调民主观”与“有组织的自由观” |
| 二、五权宪章之制度正当性 |
| 结语 救亡与启蒙的调和 |
| 一、道德选择型的个体身份认同模式 |
| 二、不可通约的民族价值与自由价值 |
| 附录:《思想与时代》作者发文统计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妇女新运》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妇女新运》的创刊与出版 |
| 一、“新运妇指会”与《妇女新运》的创刊 |
| (一)“新运妇指会”的改组 |
| (二)《妇女新运》的创刊 |
| 二、《妇女新运》的出版与发行 |
| (一)出版概况 |
| (二)刊物栏目 |
| (三)作者群体 |
| 第二章 《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 |
| 一、战时妇女的动员 |
| (一)动员理念的形成 |
| (二)动员组织的建立 |
| (三)战时国民政府的妇女动员 |
| 二、《妇女新运》视域下妇女抗日救亡的动员 |
| (一)指导妇女的生产生活 |
| (二)报道国内外妇女的参战 |
| (三)加强各种妇女节日的纪念宣传 |
| (四)刊载反映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 |
| 三、《妇女新运》中妇女动员经验总结 |
| (一)融合抗战的时代局势 |
| (二)依托全国性的妇女组织 |
| 第三章 从《妇女新运》看抗战时期的妇女解放 |
| 一、各界妇女运动的新高涨 |
| (一)上层女性的宣传与组织 |
| (二)中层女性积极参与民主宪政 |
| (三)广大劳动妇女的主力军作用 |
| 二、《妇女新运》视角下的战时妇女解放运动 |
| (一)争取妇女政治参政权 |
| (二)寻求妇女职业平等权 |
| (三)把握学习与受教育的机会 |
| (四)反对公娼与救济私娼 |
| 三、从《妇女新运》看战时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
| (一)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性 |
| (二)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 |
| 第四章 对《妇女新运》在战时妇女运动中的评价 |
| 一、《妇女新运》在战时妇女运动中的积极进步性 |
| (一)促使广大妇女自我意识普遍觉醒 |
| (二)成为前线与后方战时讯息传递的桥梁 |
| (三)积极探索妇女解放运动的途径 |
| (四)关注国际妇女思想解放的动态 |
| 二、《妇女新运》在战时妇女运动中的时代局限性 |
| (一)受政治因素影响显着 |
| (二)思想内容与对象影响方面的局限 |
| (三)妇女解放中义务大于权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妇女新运》目录 |
| 致谢 |
（5）1947年知识界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及其论争的研究 |
| (二) 关于抗战胜利后高等教育的研究 |
| 三、概念、材料与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术独立”的理想与挫折 |
| 第一节 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独立的理想 |
| 第二节 抗战胜利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境 |
| 第二章 论争过程概述 |
| 第一节 起因:“学术独立计划”的提出与公开 |
| 一、胡适南京茶会首提建言 |
| 二、胡适的沪、平谈话及其最初反响 |
| 第二节 发展:外界的质疑与胡适的回应 |
| 一、质疑与批评:陈序经与邹鲁 |
| 二、胡适的总回应:《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
| 第三节 论争的延续与结束 |
| 第三章 大学教育:重点扶植还是普遍救济? |
| 第一节 重点发展:五校名额之争 |
| 一、争作一流大学 |
| 二、计划中的“公”与“私”——兼论胡适提出计划的时间选择 |
| 第二节 普遍救济: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 |
| 第三节 高等教育的几个矛盾 |
| 一、高校的地域与院(科)系 |
| 二、国立与私立 |
| 第四章 留学政策:停废还是改进? |
| 第一节 关于留学政策的论争 |
| 一、抗战后期及战后对留学政策的批评 |
| 二、胡适谈话引起的争论 |
| 三、“学术独立”名词之争 |
| 第二节 留学问题背后的派系纷争 |
| 一、中研院评议会上的交锋 |
| 二、胡(适)、李(石曾)矛盾渊源 |
| 第五章 学术独立: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
| 第一节 学术的“国际独立”与“国内独立” |
| 第二节 论争中的意识形态分歧 |
| 一、胡适与冯玉祥的误会 |
| 二、左翼知识人的批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学术独立计划”论争日程表 |
| 后记 |
（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存在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存在的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相关研究述评 |
| 2.1 概念界定与辨析 |
| 2.1.1 学术期刊与学术着作 |
| 2.1.2 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 |
| 2.1.3 出版、学术出版与期刊出版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涵与分类 |
| 2.2.2.文献计量学与期刊统计 |
| 2.2.3 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 |
| 2.3 研究现状述评 |
| 2.3.1 国外期刊研究前沿与热点 |
| 2.3.2 国内期刊研究成果及研究态势 |
| 第三章 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总况 |
| 3.1 研究史料的采集与处理 |
| 3.1.1 史料的采集 |
| 3.1.2 数据的处理 |
| 3.2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出版基本分布情况 |
| 3.2.1 期刊的种类、年发行数量以及期刊载文量的变化情况 |
| 3.2.2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更名、停刊情况 |
| 3.2.3 期刊的版本分化情况 |
| 3.3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地域分布研究 |
| 3.3.1 期刊的出版地域整体分布 |
| 3.3.2 强势期刊出版区域 |
| 3.3.3 弱势期刊出版区域 |
| 3.4 学术期刊出版的学科分布研究 |
| 3.4.1 期刊种类的学科分布 |
| 3.4.2 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期刊的学科占比 |
| 3.4.3 基础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期刊的差异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规范的演化 |
| 4.1 审稿制度的演化 |
| 4.1.1 三级审稿制 |
| 4.1.2 双向匿名审稿制与同行评议制 |
| 4.2 稿件类型的演化 |
| 4.2.1 手稿 |
| 4.2.2 打印稿 |
| 4.2.3 电子稿 |
| 4.3 论文结构规范的演化 |
| 4.3.1 题名规范 |
| 4.3.2 文章篇幅 |
| 4.3.3 摘要与关键词 |
| 4.3.4 引文规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分期与分层研究 |
| 5.1 期刊的分期与分层 |
| 5.1.1 期刊的分期依据 |
| 5.1.2 期刊的分层依据 |
| 5.2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分期研究 |
| 5.2.1 七年过渡时期（1949-1956 年） |
| 5.2.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 年） |
| 5.2.3 十年文革时期（1966-1977 年） |
| 5.2.4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8 年至今） |
| 5.3 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分层研究 |
| 5.3.1 CSSCI与“北大核心”期刊的基本情况 |
| 5.3.2 核心期刊引入前后的出版情况比较 |
| 5.3.3 核心期刊对规范的引领效应 |
| 5.4 高校学报与名刊工程的分层研究 |
| 5.4.1 学报的基本情况 |
| 5.4.2 高校的更名情况 |
| 5.4.3 名刊工程的示范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分析 |
| 一、有关民国教育期刊的总体研究 |
| 二、关于民国教育期刊个案的研究 |
| 三、有关《教育杂志》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出版概况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以前的出版传播简述 |
| 一、初创发展阶段(1909—1922) |
| 二、变革创新阶段(1922—1931) |
| 三、复刊飞跃阶段(1934—1937)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编辑与出版应对 |
| 一、短暂停刊、快速复刊与多地辗转 |
| 二、办刊宗旨、编辑方针与栏目调整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主编与作者群 |
| 一、教育家型主编黄觉民 |
| 二、专业权威的多元作者群 |
| 第四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专题与专号策划 |
| 一、专题、专号的策划出版概况 |
| 二、专题、专号的策划方式创新 |
| 三、专题、专号的战时话语演进 |
| 第二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教育论坛构建 |
| 第一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方针 |
| 一、服务抗战的内容定位 |
| 二、兼容并包的公共立场 |
| 三、专业理性的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主要议题 |
| 一、关于战时教育方针定位的争论 |
| 二、关于战时函授自修制度的研讨 |
| 三、关于战时师范教育发展的建议 |
| 第三节 战时教育论坛的构建策略 |
| 一、设置弥合呼应的主辅论坛 |
| 二、延拓民众教育的补充论坛 |
| 第三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教育生态呈现 |
| 第一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文体形式 |
| 一、短讯与通讯 |
| 二、调查与统计 |
| 三、小说与传记 |
| 第二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基本视角 |
| 一、总结战时教育遭受的各项损失 |
| 二、报道战时各类教育的应对举措 |
| 三、展现教育同人英勇的抗战行为 |
| 四、介绍国外战时教育及国际互动 |
| 第三节 战时教育生态呈现的特定视角 |
| 一、国统区高等教育与师生教育救国形象构建 |
| 二、边区各类教育与学生抗战学习生活营造 |
| 三、沦陷区奴化教育与“文化汉奸”面目揭露 |
| 第四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广告特征与广告策略 |
| 第一节 战时广告的构成 |
| 一、战时广告的概况 |
| 二、战时广告的种类 |
| 第二节 战时广告的特征 |
| 一、馆外商业广告难觅踪迹 |
| 二、抗战图书广告种类繁多 |
| 三、新创抗战刊物广告力度大 |
| 四、战时补充教材广告成为主体 |
| 五、常规业务广告呈现抗战特色 |
| 第三节 战时广告的策略 |
| 一、利用“文化抗战”进行事件营销 |
| 二、提升广告与期刊内容的匹配程度 |
| 三、开展高频度与多维度的持续宣传 |
| 第五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传播环境与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战时传播环境 |
| 一、书刊出版传播追随文教中心迁移 |
| 二、经历辗转确定香港为战时出版地 |
| 三、教育期刊出版整体进入波谷时期 |
| 第二节 战时发行方式与传播策略 |
| 一、依靠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渠道发行 |
| 二、通过商务印书馆的书刊互动宣传 |
| 三、借助商务印书馆的馆外报纸推广 |
| 四、改进内容生产维护特定受众群体 |
| 第六章 战时《教育杂志》的传播效果与意义 |
| 第一节 助推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与修正 |
| 一、促进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 |
| 二、推动战时教育政策的修正 |
| 第二节 助力商务印书馆“文化抗战”大业 |
| 一、维护商务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 |
| 二、推动商务抗战与文教图书的销售 |
| 第三节 为战时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
| 结语: 应对与引领 形塑与调和 |
| 附录 |
| 1. 商务印书馆编审部迁往长沙后的合影 |
| 2. 1938-1941年《教育杂志》封面 |
| 3. 1938-1941年《教育杂志》版权页 |
| 参考文献 |
| Ⅰ 中文部分 |
| Ⅱ 英文部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人民日报》群众路线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问题、目的及意义、方法与框架 |
| 一、研究对象和问题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人民日报》历史的研究 |
| 二、关于党报群众路线的研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与界定 |
| 一、群众:一个进步性与落后性并存的概念 |
| 二、群众路线:党性与群众性相结合的路线 |
| 第二章 农村办报时期《人民日报》群众路线实践与乡村传播 |
| 第一节 土改宣传中群众路线实践的正反经验 |
| 一、《人民日报》前期土地改革报道中的左倾偏向 |
| 二、人民日报土改工作团与“土改复查”中的路线纠偏 |
| 第二节 大众黑板:深入农村群众的传播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讯员、读者来信、读报组:群众办报的制度保障 |
| 第一节 通讯员制度:群众性的新闻生产机制 |
| 一、人民日报农村办报时期的通讯员队伍建设 |
| 二、人民日报城市办报时期的通讯员制度演变 |
| 第二节 读者来信:联系群众的报纸窗口 |
| 一、群众来信+编者按:受群众欢迎的“豆腐块”专栏 |
| 二、从服务性到思想性:读者来信的形态与功能演变 |
| 第三节 读报组:一种群众性的传播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监督的有效形式 |
| 第一节 “黄金时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
| 一、20世纪50年代报纸批评繁荣的背景 |
| 二、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批评实践的特点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历史演变 |
| 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报纸批评”让位“舆论监督” |
| 二、2013年以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话语回归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群言型评论:改革开放以来的群众性评论生产 |
| 第一节 群众作者、群众话题、群众语言、群众观点:群言型评论的基本特征 |
| 一、广泛的群众作者 |
| 二、开放的群众话题 |
| 三、朴素的群众语言 |
| 四、小中见大、参差多态的群众观点 |
| 第二节 引导群众参与,凝聚群众共识:群言型评论的运作路径 |
| 一、策划系列征文,引导群众参与 |
| 二、开展特别策划,集中凝聚共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党的群众路线与党报群众路线的同构:“走转改”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宣传报道 |
| 第一节 “走转改”:党报群众路线的一次生动实践 |
| 一、走基层、访群众,建立党报与群众的“命运共同体” |
| 二、说真话、写实情,透视中国社会的“时代景深” |
| 三、群众话、百姓事,捕捉丰满生动的“百姓相册” |
| 第二节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大规模宣传战役 |
| 一、集中策划、广开专栏,打好主题宣传“攻坚战” |
| 二、点面结合、今昔对比,绘出群众路线实践“长画卷” |
| 三、配合阶段、分步推进,跑好活动宣传“接力赛” |
| 四、正反典型、对照并举,树立批评表扬“红黑榜”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媒体融合时代的《人民日报》群众路线实践 |
| 第一节 “互联网+群众路线”:为党的群众工作开辟网络新阵地 |
| 一、搭建网络问政平台,为群众提供政务信息服务 |
| 二、构建网络监督平台,为群众监督开辟新渠道 |
| 三、打造公益帮扶与便民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公益和生活服务 |
| 第二节 “互联网+新闻生产”:为新闻工作的群众性开拓新路径 |
| 一、人格化交往,与群众构建“亲密关系” |
| 二、多元化互动,让用户生产群众性内容 |
| 三、可视化传播,为群众语言增添色彩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历史规律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动力 |
| 一、基本模式 |
| 二、主要动力 |
| 第二节 党报群众路线实践的历史嬗变和当代价值 |
| 一、历史嬗变 |
| 二、当代价值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四、《邯郸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征稿启事（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D]. 费丽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2]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D]. 武晓媛. 山西大学, 2019(02)
- [3]《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 [4]《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D]. 和二晴. 河南大学, 2019(01)
- [5]1947年知识界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D]. 陈先桦.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出版研究（1949-2016）[D]. 郑茹. 东南大学, 2018(05)
- [7]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8]传播学视野下的战时《教育杂志》研究（1937-1941）[D]. 陈兰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9]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10]《人民日报》群众路线实践研究[D]. 荣翌. 中国传媒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