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立法的必要性和所依循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浅析之一（论文文献综述）
王宗涛[1]（2013）在《反避税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避税与反避税,是税法学一个基础而永恒的命题。从发展趋势看,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税法的基本态度。什么是避税、避税与税收筹划界限何在、为什么反避税、如何反避税等等,都是税法学理论和实践亟待回应的问题。传统税法以税收法定主义为其建构原则,遵循“私法交易事实—税法课税要件事实（税法对私法承接）—税法文义解释—税收法定主义”的理念和逻辑；反避税法以量能课税原则为其法理基础,遵循“私法交易事实—税法课税要件事实（税法对私法调整）—税法目的解释—量能课税原则”的理念和逻辑,反避税法给传统税法带来了根本性冲击和挑战,触及对税法法治何处去这一本源命题的反思。不仅如此,避税还是反避税,涉及私人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税法之纳税人权利之法与国家征税之法、税法依附私法与税法独立性、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等重大价值和理念的冲突取舍,是税法法治的一个焦点命题。为此,本文在税法法治视野下,以利益平衡论、反避税的政策性和国别性为视角,尝试探讨反避税的若干法律问题。本文包括以下五章：第一章,避税的法律界定。本章旨在解决什么是避税?这是反避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从避税的日益普遍化入手,分析对避税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对避税的法律界定,主要从避税的概念、构成要件和法律性质三方面展开。避税具有边界性,避税与税收筹划等行为界限难分。避税概念的界定,应从内涵式向外延式的界定方法转变。避税的法律界定还需要从其构成要件入手,避税的构成要件是避税概念的具体化。避税构成要件应采二元说,以客观性要件为主要要件,以主观性要件为排除要件。避税的法律性质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避税是一种脱法行为。避税与反避税具有政策性和国别性,并随着时势变化而不断演变,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第二章,反避税的法理基础。本章旨在解决为什么反避税?以奠定反避税的价值根基。首先分析反避税涉及到私人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税法之纳税人权利之法与国家征税之法、税法依附私法与税法独立性、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等税法重大价值和理念的冲突取舍,反避税是税法法治的一个焦点命题,这是反避税理论与制度建构的基本立场和观念。在此基础上,从量能课税原则与反避税、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与反避税入手,剖析和论证了反避税的法理基础。在量能课税原则与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下,对避税行为应予规制。其中,量能课税原则是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反避税的主导性法理基础,不能为了片面实现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而肆无忌惮的反避税。第三章,反避税的中心思路：补充税法漏洞及其模式。本章旨在从总体观念上理清如何反避税即反避税的中心思路。首先分析税法漏洞是避税产生的法律根源,反避税的中心思路是补充税法漏洞。税法漏洞补充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立法机关的税法漏洞补充,另一种是司法和行政机关的税法漏洞补充,两种模式共同形成对税法漏洞的补充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论证了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税法漏洞补充即反避税的合法性,指出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均具有独立的反避税权,其中,立法机关反避税是反避税的首要和基本方式,司法和行政机关反避税具有独特性、其功能不能替代。在反避税的运作逻辑上,不同于立法机关直接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司法和行政机关是主要通过在个案中对税法进行目的解释及对课税要件事实进行经济实质解释开展反避税,也通过创制普遍适用的规则而反避税。第四章,反避税的具体运作。本章旨在具体分析如何反避税,分别从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反避税三方面展开。立法机关反避税表现为反避税立法,制定特殊反避税条款和一般反避税条款,其中,一般反避税条款是弥补特殊反避税条款涵盖性不足的手段,不是一种漏洞补充条款,不具有授权性质,仅是反避税的宣示性条款。司法机关通过个案裁判补充税法漏洞以反避税,并在长期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司法反避税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和商业目的原则是其中的两大核心原则。在具体个案中,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功能侧重于适用实质课税原则,对课税要件事实的经济实质解释和认定。为解决课税要件事实认定的困境,行政机关反避税可以引入两大新思路,一是课税要件事实的类型化观察法,二是预先约定反避税。第五章,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及其完善。本章旨在从总体上概览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并分别从反避税立法完善、行政机关反避税完善和司法机关反避税建构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经历了探索与起步、规范与发展和转型与完善三个阶段,初步形成了完善的反避税法律制度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行政机关反避税处于主导地位,形成了行政主导型的反避税模式,这是一种创新但也应避免其误入异端。我国反避税立法的完善,应从立法规定避税概念和构成要件、立法规定量能课税原则和税法解释原则、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将反避税立法延伸至所有税种、衔接税收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完善一般反避税条款立法等几大方面展开；我国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完善,应在尊重其独特性和创造性基础上,从行政机关反避税的立法约束机制、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司法约束机制、一般反避税条款下行政机关反避税自由裁量权控制几方面展开。此外,我国有必要发挥司法机关在反避税中的功能,建立税务法院并完善税法司法审查制度。
刘爱明[2]（2012）在《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研究》文中指出企业是“经济人”,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企业避税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直至今天仍然极为普遍的现象,这其中尤其以外商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的企业所得税避税为甚。避税行为侵害国家财政收入、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极大。为此,在总结我国多年反避税经验和借鉴国外成功做法的基础上,2008年我国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建立起了我国反避税的法律体系。本文需要研究,常见的各种企业所得税避税方式有什么理论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反避税法理基础是什么?我国反避税立法体系有何创新及不完备性?当前企业避税的基本状况及其对当前税务机关特别纳税调整反避税的整体认知、基本看法等情况如何?“合理性原则”是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及特别纳税调整中,客观性不完备和策略性或主观性不完备的典型代表,在税收征管实务中应如何分析其合理性程度?基于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特别纳税调整规则的创新及不完备性,其对我国企业常见避税方式将产生哪些影响?应如何健全、完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特别纳税调整规则?对这些问题,本文做了以下研究：（1）企业所得税的各常见避税方式均有其理论根据支持,而特别纳税调整反避税的法理基础,则是不完备契约理论、法律不完备理论和实质课税原则。在企业所得税法及特别纳税调整办法不完备,不可能堵塞所有避税漏洞的条件下,国家制定特别纳税调整办法这种授权性规范,授予税务机关为反避税而进行纳税调整的执法权。由于税法的不完备,税务机关行使选择性执法的剩余执法权,按照实质课税原则,抛开法律形式的束缚而直接针对经济实质课税,从而有效地规制企业的避税行为。（2）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特别纳税调整规则既有鲜明的亮点,按照不完备契约和法律不完备理论分析,其在立法和执法上又存在较大的不完备性。这体现在许多反避税的措施均为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移植而来,往往比较原则抽象,在实务中弹性较大、模糊空间较多,不利于税企双方执行该反避税规则。对特别纳税调整现状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企业对降低税负有强烈的要求,但其所采用的税务筹划方法包含许多避税的手法,而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措施正是针对企业的避税手段而制定的。当前税务机关开展的特别纳税调整措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反避税成效,但在完善法规、宣传推广、加强可操作性及执行力度等方面均有待加强。（3）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特别纳税调整规则的不完备性有很多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其不完备程度是税收立法和执法的要求。就“合理性原则”的应用而言,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中对“合理的支出”、“合理的工资薪金”、“合理的利息费用”以及特别纳税调整受控外国企业管理规则中对“合理的经营需要”的规定,属客观性不完备；而特别纳税调整一般反避税规则中“合理的商业目的”的规定则为策略性或主观性不完备,本文结合社会常识、相关法规及会计、税务人员职业判断等为判断其合理性提供一些基本标准和实务案例。（4）基于前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特别纳税调整规则的创新及不完备性,其对我国企业常见避税方式将产生重大影响。对宏观经济和企业财务数据的分析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使得假借外资身份避税方式不再有税收上的意义；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使企业利用特定地区登记注册的筹划方式不再有效。关联交易管理措施对转让定价避税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转让定价方式多样且手段隐蔽,其仍然具有一定避税空间。资本弱化管理无法对非关联方的市场化的债务融资情况进行限制,所以资本弱化仍然是企业可能选择的重要避税方式。在国际避税地设立特殊目的公司间接持股中国境内合资公司股权,以便在股权转让时获取税收收益的方式曾被广为采用,但国税总局近期公布的多个案例表明,一般反避税规则将认为其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否认其存在。（5）本文利用2008～2009两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验证特别纳税调整规则的反避税效应。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经验,以实际所得税率ETR指标来判断企业对税收筹划的倾向。实证结果表明,税制改革的初步成果已经显现。表现为：①对纳税人身份认定的统一,部分消除了以往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税收待遇的差异,体现在以国有或民营为最终控制人的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ETR在统计上没有显着差异；②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导向的转变,将使用资金更多投入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和地区,体现在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ETR在西部地区企业和农林牧渔行业显着低于其他地区和行业；③对企业避税倾向有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对比郑红霞等2005年前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有较强税收筹划倾向的研究结论,2008年后国有或民营为最终控制人的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ETR在统计上没有显着差异,显示新税制改革及其特别纳税调整措施的出台,压缩了以往常见企业避税方式的应用空间,尤其对民营和外资企业大规模避税现象有一定限制作用。（6）为促进我国特别纳税调整反避税工作,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①加强反避税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提高监管人员专业化程度。应分行业培养专业监管人员,建立经济分析师团队,全面实施案件调查和磋商的“专家小组会审制度”；②提高反避税机构层次,将目前的国际税收司反避税处提升为司局级单位,以加强对反避税工作的领导。③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反避税工作的纵深。着力从沿海地区向内地、从外资企业向民营、国有、股份制等企业、从加工制造行业向服务贸易行业、从关联交易避税向资本弱化、受控外国企业和特殊目的公司避税、从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管理到成本分摊、预先裁定等措施拓展,实现“区域”、“行业”、“企业”、“交易”、和“措施”五个方面的进步。④以电子化手段为依托,评估避税线索、强化部门间联系；⑤培育高素质、有操守的税务代理机构；⑥设立避税港名单,加强与避税港国家税收合作；⑦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打击跨国避税行为；⑧设立预先裁定制度,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指引。⑨适当减轻税负,降低纳税人的避税倾向。
黄韬[3]（2013）在《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股权投资是一种投资领域限于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的投资行为。股权投资在成功募集股权资本后,以盈利为目的,以未上市企业股权（包括上市公司非公开募集的股权）为主要投资对象,由股权投资专门人才负责股权投资管理,在约定时间内选择适当时机退出完成获利。股权投资基金作为连结金融资本与实体企业的纽带,是一种功能特殊的创新性投资工具,它能将具备投资需求的金融资本配置于最具潜力和生产效率的那部分实体企业,从而有效解决企业融资比例不协调这一困境,促进我国的资本市场的成熟,降低金融风险。股权投资基金涉及的法律问题纷繁复杂,本文取其中与股权投资行业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环,即基金募集法律问题进行展开,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至少包括基金组织形式、基金参与者的规制、基金不同募集方式面临的不同法律监管、基金税收法律制度等重要问题。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在中国存在若干种不同译法,而最佳译法应为“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是对“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的投资行为,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投资基金的本质特征。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的股权投资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商事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股权投资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商事代理行为,其除了具备民事代理一些主要特征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商事代理的特征。本文从投资人安全和收益保障、投资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定位、利润和亏损的承担方式、组织结构成本、适应股权投资行业的行业规律、获取资本的便捷程度等六个方面对四类基金组织形态即自我管理型公司制、委托管理型公司制、信托制与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进行了全面比较,并得出结论：在中国法律框架下,有限合伙制从总体上优于公司制和信托制,它更好地解决了投资人安全和收益保障、投资人和管理人角色定位、管理人激励约束、组织结构成本最优等一系列核心问题,更为符合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内在需求；也正缘于此,有限合伙制得以在国际范围内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主流模式。合格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是股权投资基金法律规制的关键。股权投资基金,尤其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基金参与主体,或者说,把合格投资者以及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做到科学合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大部分问题均可得到解决。合格投资者的立法思路,可以将投资者净资产标准与资产规模相结合,并定期审视其资产变化情况作出动态调整,放弃我国现有的静态出资门槛制度。针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规制,本文认为基金管理人应当拥有一定数量具有专业资质的从业人员,并从必要条件与限制条件两方面对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进行约束要求：将基金管理人的净资产与其资产管理规模相挂钩,保持风险可控,基金管理人还应当具备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具有非公开性、募集对象具有特定性等法律特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应当抓紧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抓住基金参与主体比强调基金投资方向更为重要,只要科学合理地规范好合格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就可以解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大部分问题,而基金投资方向,则可以放手交由市场自由约定。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要严格限制私募基金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应规定私募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且为具备一定门槛要求的合格投资者,否则很容易使得投资风险向社会扩散,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对于投资者人数的统计可采用累计制,以任意6个月为周期,限制基金发行对象的合并计算不得超过200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同时,加强对私募所得资金的监管。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的出现代表了行业的最新趋势。随着黑石、KKR、凯雷等一批股权投资国际巨头纷纷走向公开上市,公众心目中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传统印象再一次被颠覆。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的模式,至少包括基金上市、管理机构上市以及基金与管理机构混同上市三种类型。随着全球范围内股权投资基金及管理机构上市的规模化、常态化,最终促成了标准普尔上市PE股权指数的建立。由于各国企业组织形态立法不同,因此各国上市股权投资机构组织形式选择呈多元化态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组织形式偏好。从上市动机分析,股权投资机构更多是为了应对激烈竞争、留住核心员工,完成高管套现、募集业务资金等商业目的。中国曾出现过股权投资机构上市的雏形,但目前资本市场更倾向于新设子公司模式从事股权投资活动。中国股权投资机构上市面临的法律问题有：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公司制普通合伙人不可直接作为上市主体；国有基金管理机构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现行会计计价方法会抑制早期企业投资。在对股权投资企业上市问题有了全面深刻认识之后,为更好发挥股权投资基金在促进经济机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独特作用,应对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做系统性的修改和调整。税收问题是在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根据美国的相关经济数据,包括资本利得税在内的税收政策的变化一直是影响股权投资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内资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外资股权投资基金三大板块详细讨论了中国当前股权投资基金税收制度,并提出了梳理股权投资行业税政,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的立法建议。完善我国股权投资募集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快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步伐,酌情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对各类组织形式的基金尽可能给予同等法律待遇；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注重对管理人规范和引导；允许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公开渠道募集资金；梳理股权投资行业税收政策,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
蒋捷媛[4]（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梁孝玲[5]（2002）在《中韩外国人直接投资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共分六章：（Ⅰ）外国投资法的导论、（Ⅱ）外国投资的准入制度、（Ⅲ）外国投资主体的法律地位、（Ⅳ）外国投资的管理制度、（Ⅴ）鼓励与保护外国投资的制度、（Ⅵ）WTO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其中，第一章至第五章是论述中韩两国外国人直接投资法的主要内容，即对两国外资法的共同点及区别等进行全面具体的比较分析。第六章是在前几章研究分析的基础上，WTO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及探索中国加入WTO后适合中国具体国情及经济发展规模的外商投资法的重构方案和实践之路。 论文第一章，外国投资法导论，着重对外国人直接投资法所涉及的基本理论进行研讨。主要阐述：一、外国投资的概念及其特点和形式，并概括说明外国投资的产生与发展趋势。二、有关外国投资环境和外国投资立法的概况，在外国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的概况中，论及中韩两国相互之间的投资概况及投资政策和外资立法的现状。 由于投资阶段分为外资进入前和外资进入后两个阶段。外国人直接投资法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对资本的进入和进入后的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的管制，使其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本论文第二章至第五章对中韩外国人直接投资法主要涉及的问题分别进行比较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投资形式有了新的变化，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各国的外资法均有所更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法更是作了大幅度的修订。为了反映这新的情况，本文作者通过比较中韩外资法所采取的投资形式，总结出其特点并介绍当前国际投资形式的新趋势。 第二章，外国投资的准入制度。主要探讨：一、外资准入的法律管制，其中包括外资准入的自由化和外资准入的范围。二、外资准入的审批制度，其中包括审批制度的目的、立法原则和审批机构及其审批权限、审批文件和审批事项、韩国的审批制度。论文分析了外资准入的形式，如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地位及其组织形式、投资性公司、外资并购、BOT方式和韩国的外资准入形式。 第三章，主要阐述了外国投资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待遇标准。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问题，包括外国投资的一般界定、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国际投资待遇问题则探讨了公平公正待遇、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标准问题。本章以国际投资法关于外国人法律地位的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力图对中韩外资法投资待遇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比较研究。 第四章，外国投资的管理制度。对中韩外资法中的外国投资管理制度进行比较研讨。其主要内容有经营自主权及组织机构。本章还详尽研究了外资的资本与财产，包括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出资制度、收益分配与投资回收。最后研讨了外汇管制。 鼓励、限制与保护外国投资的制度是论文第五章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探讨投资的鼓励和优惠制度，如优惠待遇标准、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优惠政策。同时探讨了投资限制措施，然后论述投资的法律保护制度，包括投资保护的立法形态及其主要内容、国有化及其补偿、投资争端解决等。投资法律保护制度主要涉及投资的选择权、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投资的资本利润的处置权以及储备权、税收优惠权和公平解决争端权等内容。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中韩两国外资法的国内法律和两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及多边协定进行探讨。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中国加入＊ 后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对其外资法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改以符合WTO有关规则及中国目前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本论文的第六章主要探讨中国加入们 后外资法的调整和完善问题。一、阐述和介绍韩国加入叮 后对外资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及调整的内容。并论述WTO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包括《WTO协议》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调整、(TRIM协议》、《GATS》和《TRIPS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二、阐述了中国加入WTO后应进一步对外资政策和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提出了用WTO基本原则来衡量中国外资法以及完善中国外资立法的建议。 贯穿论文的主题思想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在中国确立，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和法律最主要的发展方向是逐步促进投资的自由化和给外资的国民待遇。这是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所必要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所必需的、更是中国加入W 后必然的结果。
蔡连增[6]（2002）在《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外国税收抵免制度研究》文中指出美国联邦所得税法中的外国税收抵免制度一方面为美国提供了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的主要方法--抵免法，另一方面在极力地维护美国的税收管辖权，因此是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和维护美国税收管辖权的矛盾统一体。全文除导言和结论外，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首先讨论了美国抵免制度的法律背景，包括美国行使税收管辖权产生国际双重征税的情形，美国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途径与方法等；然后对美国抵免制度作了概括性介绍，并通过与免税法和扣除法的对比，得出抵免法是美国消除国际双重征税主要方法的结论。第二章从理论角度对美国抵免制度在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和维护美国税收管辖权上的矛盾和统一作了分析。该章认为，美国抵免制度中包含了这样两种规则：授予权利的规则和限制权利的规则，这两种规则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前者意在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后者旨在维护美国税收管辖权。抵免制度的这种内在结构合乎美国的国际税收政策，特别是美国所理解的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抵免制度的理想状态是，在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和维护美国税收管辖权两个方面达到统一，但在现实中，由于立法和执法上存在的漏洞、美国与外国法律规定的非一致性、法律和经济现实的矛盾性等原因，完全的统一总难以达到，抵免制度总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第三章对美国国内法所规定的外国税收抵免的条件作了讨论。美国抵免外国税收的条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纳税人的资格、外国税的条件和程序上的要求，其中外国税的条件规定得最为详细，其核心内容为，可抵免外国税就其主要特征来说必须是美国意义上的所得税。税法为抵免设置这些条件的目的在于，保证抵免仅以消除国际双重征税为限，但在实践中，这个目的并不总能达到。该章还对间接抵免的条件、间接抵免与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第四章对美国国内法所规定的外国税收抵免的限额作了讨论。该章认为，美国现行抵免限额制度的核心内容为分篮限额制度，而分篮限额的主要功能在 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外国税收抵免制度研究于，防止纳税人综合境外的高税率所得和低税率所得进行所谓的“交叉抵免”，在维护美国对境内来源所得征税权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维护其对境外来源所得的征税权。此外，适用于抵兔限额计算的所得来源地确定规则、费用分摊规则和亏损处理规则，也有防范纳税人滥用抵兔、维护美国税收管辖权的功能。不过，现实中的抵兔限额规则在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和维护美国税收管辖权上，总难以达到完全统一的状态。 第五章对如何借鉴美国经验、完善中国所得税法中的外国税收抵兔制度作了探讨。该章在剖析中国现行税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将中美抵免制度作了比较，据此提出了完善中国抵免制度的具体措施。总的来说，美国抵兔制度与中国相比有更多优点，特别在维护本国税收管辖权方面，因此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很多。
刘苇[7]（2015）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三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三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陈红国[8]（2013）在《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 ——基于公平与效率视野》文中认为论文选取了公平效率理论与路径依赖理论作为通篇研究的基础理论和贯穿红线。全文按照先理论前引后分项研究再整体展望的逻辑结构对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立法路径、税制模式、纳税人制度、税基制度、税率制度、征管及法律救济制度等六项具体法律制度进行了路径式的梳理与研究。公平与效率历来都是所有税种研究的基础理念，是评判一个税种开征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个人所得税自诞生之日起就背负了公平与效率的深沉历史责任，虽然英国的个税诞生之时是应战争而设，应效率而生，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个税已然成为调节收入差距、均衡社会贫富分化的不二税种，公平理念的彰显更能突出个税的本质内涵。个税的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注重同样的人纳同样的税，纵向公平注重不同能力的人纳不同的税。个税的效率原则包含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两项内容，个税更注重行政效率。个税的公平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当然，现代个税理论发展更注重对个税公平原则的研究。考察中国三十二年税收调整经济的方式与路径，我们发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在调整之路中往往处于厚此薄彼的态势，看似“兼顾公平”却有将公平处于边缘或去“公平”化之嫌。实务研究表明，现行中国个税不能很好调校收入差距，征税前后，其不能在总体上改观高收入群体与普通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个税的征纳结构表现为一个倒金字塔形态。现行个税往往被看成效率的标志，非公平的选择，其在个税实践中，在不能体现效率的目的同时也忽视了个税公平的彰显。由此，在正确对待公平与效率二者关系时，应将公平与效率置于相互契合的有机统一体中。路径依赖理论是着名经济学家诺思所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理论认为，初始的路径选择对于以后的制度改革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新的制度改革又是路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修正与完善，这是路径依赖中的一种惯性作用。路径依赖理论对于研究中国个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轮个税制度的改革都有可能依赖于上一轮制度的改革或初始的路径选择。1980-1992年间的三大个税法确立了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法律制度。从路径依赖原理角度而言，这十二年间设立的所有制度均是路径的初始选择。初始的选择决定了路径演变的方向，良性合理的制度将会在路径发展过程中得到保留，并且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例如：个税的税务行政与行政诉讼制度、纳税申报制度、代扣代缴制度、超额累进税率制度、费用扣除制度、免税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非合理的制度则会在路径发展过程中得到修正或摒弃，例如：单一的分类税制模式、繁杂的多级税率制、僵化的免征额制度、不公平的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非均衡的法律责任制度等。在个税演进的任何阶段，公平与效率的评判贯穿路径演进的始终。从三大个税的立法背景与立法目的，到各种具体制度，都可以进行公平与效率的推演。从立法的初始背景，可以评判个税设置初衷是为了达到均衡贫富的公平目的，还是为了达到筹集财政的效率目的；从税制模式的选择，可以评判其是属于彰显公平的综合模式，还是属于注重效率的分类模式，或属于折衷公平效率的二元模式；从个税的税基，可以评判其税目甄别、费用扣除、免税项目上公平与效率的各种抉择；从税率结构、税级设计，可以评判其是考虑效率更多一些，还理注重公平更多一些；从个税的征管制度，可以评判纳税申报、代扣代缴是否有利于征纳行为的高效运行；从个税的法律责任，可以评判制度是否在纳税人与税务机关间进行了公平的分配；从个税的法律救济制度，可以评判其是否有效地保护了纳税人的权利。正是因为从路径依赖理论和公平效率抉择两个方面对1980-1992年间的个税演变进行了框架性的梳理，才使得我们有理由分析公平与效率视野下1993年至2012年的立法演进路径。个税的整体立法改革存在着诸多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个税的弱小地位，个税差异性立法、协商民主立法、个税立法权限之间，作为解决困境的方式有很多，本文认为，个税在立法改革路径中，应推改革中国整体税种的结构设计，大幅提高个税的比重；推进个税的法典化，逐步限制行政机关的立法权；维持中央立法的统一性，限制个税的地区差异性立法；稳步推进个税立法的整体性改革，常态个税立法的细节性调整；继续推行协商民主式立法，推动广大纳税人参与个税立法的互动过程。税制模式改革是决定着个税改革的方向。上世纪80年代三大个税在初始路径选择中确定了各自的税制模式，80年个税确定了分类税制模式，86年个体户所得税确定了单项的分类征收模式，86年个人调节税更适宜定性为分类综合的混合税制模式。93年三税合一改革时，保留了分类税制模式，直到今天，二十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对分类税制模式进行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革。税法理论上认为，在三种税制模式中，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最符合公平原则，而分类税制模式则更有利于个税分类征管，利于税收效率的实现。而分类综合税制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集合了前二者的优点。通过宏观与微观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现行的分类税制下，公平的天平是失衡的，以劳动所得为主的工薪所得所占个税的比例一直高达七成左右，而以资本所得为主股利、红利、利息等所得所占的比例不足二成。不同的纳税人会因分项所得不同、收入来源不同、缴纳次数不同而导致纳纵向与横向公平的丧失。中国个税税制模式改革的方向早在1995年就已确定，在国家规划层面，分类综合税制模式一直是改革所确定的目标。但十多年来，改革只停留在书面的计划阶段。从世界各国税制模式的发展趋势来看，单纯的分类税制模式或综合所得模式都已不再是一种改革方向，而将分类和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的各自优点进行混合的分类综合模式已然成为相当多国家个税改革的趋势。中国政府既然已在国家计划中确定了分类综合模式，就无需作目标上的更改，因为根据中国国情及个税征管的实际情况，综合模式、单一税制模式均不适合中国改革的现行状况。推进分类综合税制模式的改革须是渐进的。在改革安排上，应先分类后综合，先“小综合”逐步走向“大综合”，平稳地过渡到以综合为主、分类为辅的所得税征收制度。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法律制度经过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三大个税确定了三种法律主体，一是80年个税的外籍人员主体，二是86年个体户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主体，三是86年个人调节税的中国公民主体。三种个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纳税人主体制度的多头及无序管理，也因此而留下了主体制度改革的空间。在初始路径选择的影响下，93年三税合一改革时，个人所得税法摒弃了三大个税主体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居民与非居民的纳税人主体制度。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身份的认定主要采用时间与住所两个标准，住所标准包含了家庭、户籍、经济利益三种因素。居民与非居民纳税人主要区别在于税收优惠上，总体而言，非居民纳税人所享有的个税优惠幅度大于居民纳税人。在个税实践中，居民纳税人贡献的税收比例明显大于非居民纳税人，但非居民纳税人的税收贡献也不可小视。三十二年的纳税人主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税的发展，但其也存在的诸多的问题，比如纳税人主体制度的边缘化、居民与非居民纳税人非概念化、统一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缺位等。纳税人主体制度的改革可以从提高纳税人基数、建立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明确定义居民与非居民、改革纳税人身份认定规则等几方面着手，以此加强纳税人主体制度，并为个税改革的成功提供有利的条件。个税的税基主要研究税基范围、费用扣除及免税项目。税基的调整直接关系到个税的横向与纵向公平，而免税制度作为一种税收优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关系了个税的激励效率。三十二年来，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税基范围的调整几经变化；免税项目的设置直接关系税基综范围的扩大与缩小；而费用扣除则是历次个税改革的核心。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三大个税确定了各自税基范围，80年个税确定了六项税范围；86年个体户所得税确定了单项所得范围；86年个人调节税确定了八项税基范围。80年代三大个税在初始路径选择中所确定的税基范围直接影响了93年统一个税法的税基范围。在路径依赖的惯性下，现行个税法共确定了十一项税基范围。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个税的税基范围正趋于稳定，但也存在着某些困境，一是稳定的税基与变化的趋势之间的困境。二是最优税基理论与具体税基制度间的困境。三是拓宽税基范围的困境。四是现行个税如何回应现实生活中关于资本转让所得、遗产所得、虚拟财产所得的困境。作为一种学术探讨，论文认为稳步推进税基范围，优化现行税基所得项目，增加资本利得项目或开征资本利得税，同时也认为开征遗产税的时机未形成。免税制度关系到个税践行的公平与效率，本质上作为一种税收优惠制度，其在保障弱势群体、保障民生生计上具不可替代的公平展示效用，另一方面一定时期内的免税又可促进某种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80年代三大个税确定了各自的免税项目，93年统一人个税法在三大个税的基础上确定了10类免税项目。从1993-2012年二十年时间里，立法及行政机关又相继确定了76项免税项目。免税制度发展表明，现行个税法关于免税的基础理论是多元化的，在此过程中，免税制度在严肃性与灵活性的理论博弈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这个困境中的严肃性体现在个税的免税设计是否应限制于立法机关的基本立法；税务主管机关的授权性免税是否应减少；免税项目的设置是应原则化还是应具体化；地方政府是否应授予一定权限内的免税设置权等。这个困境中的灵活性体现在免税项目的设置期限是应长期化还是常态化；免税更改的标准是否一定要回应社会某些形态或情况的变化；免税项目名称的设置是应模糊化还是应明确化等。论文认为，回应路径发展中困境的改革方式是应制度性地协调处理好免税设置的严肃性与灵活性；将免税权限集中归位于立法机关，减少行政机关的免税设置权，而免税项目的设计应多基于公平目的而设，而少出于效率目的。个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改革与调整是三十二年来个税改革的热点与核心话题。80年代三大个税确定了定额标准扣除和定率比例扣除两种基本制度，这两种制度直接被93年统一个税所吸纳。在二十年的制度发展中，个税从生计扣除、成本扣除、特别扣除三个方面设置了96项扣除项目。现行费用扣除制度直接依赖于税制模式的改革，近年实践表明，现行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着五大方面的问题：一是分项扣除与综合扣除博弈问题；二是现行工薪项目的费用扣除额与居民实际消费支出之间脱节的问题；三是生计扣除项目设置范围过窄问题。四是内外有别的费用扣除制问题；五是标准扣除未指数化调整问题。作为改革的关键措施，费用扣除制度应向综合扣除方向发展；应推行标准费用扣除额与人均消费支出相互联动的机制；应扩大生计扣除项目的范围，建立选择性扣除制度；应彻底废除内外有别的费用扣除制度；应设置指数化的标准额扣除调整机制。世界各国关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累进税率模式，另一种比例税率模式。采用何种税率模式，取决于该国所采用的税制模式。整体而言，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三大个税所采用的税制模式是分类税制模式，该模式直接决定了中国的基本税率模式，即同时采用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路径的初始选择确定双重的税率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1993至2012年间，中国税率改革中最活跃的因素是超额累进税率的改革，其主要围绕税率级次及级距的调整而进行。2011年个税改革时，对工薪所得、个体所得、承包承租所得的税率级次及级距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其中将工薪所得的9级调低至7级，并同时调整了相应的税率；调整了个体所得的级距水平。税率模式直接体现了个税的公平，并能影响到个税效率的实现，其中超额累进税税率模式被公认为是最能体现量能负担原则，最能体现税公平的税率模式，而比例税率虽然在个税的公平上有所欠缺，但其所挥的效率机能是强大的，尤其是低比例税率更容易促进纳税人缴纳个税的积极性，也能促进个税文化的形成。减少税率级次，整体降低税率水平，是当今世界税率改革的趋势，中国个税的改革也应符合这个趋势。除此之外，税率改革中还应涉及最高边际税率调整、超额累进消失、指数化调整、家庭扶养因素、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区别对待等问题。论文认为中国税率的改革应设置指数化税的税率调整方式；改革应借鉴国外的“累进消失制度”；应将家庭婚姻扶养等因素纳入税率调整的基础原因。唯有如此，个税税率的改革才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个税的征管制度直接决定了个税开征的效率，且最终能影响个税践行的公平。80年代三大个税的初始路径选择中确定了源泉扣缴和纳税申报两种典型制度。源于中国个税分类税制模式的决定性影响，两种制度从路径选择伊始就出现一头轻、一头重的非均衡发展局面。其中代扣代缴制度得到了十足的发展，逐渐成为个税征管最重要的制度。而个税的申报制度源于中国税收文化的不发达、个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时至今日，都没能成为个税的主体制度。在路径发展过程中，个税申报制度中诞生了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申报制度，此制度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税申报制度失衡发展的局面，但在整体了也没有达到其开征的预想目的，未能挽回个税申报因扣缴制度成功而被淡化的局面。个税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促使个税高效开征的重要配套制度。80年三大个税各自确定了法律责任制度，此间的法律责任制度属于一种粗线条的制度。93年个税法统一以后，个税的法律责任制度不再由《个人所得税法》单独规定，而统一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个税与其他税种的法律责任制度进行了同质化处理。个税的法律救济制度也随着个税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税务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曾原则性地规定于80年代三大个税中，自90年代统一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施行后，个税的法律救济制度就失去了个性化的特征。个税征管制度的改革是路径发展必然趋势，现行个税征管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纳税申报制度的改革，而全员申报制度、家庭计征、双向申报、申报激励等制度的创设是申报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个税征管配套制度的改革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建立税收信息共享机制、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强化储蓄实名存款制度、建立全新的现金管理机制等是配套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个税的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制度的改革在于完善个税的法律环境建设，改革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建立和完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重新分配举证责任、细化自由裁量权是制度改革的趋势。在梳理完各项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后，论文对个人所得税的演进路径做了一个整体的展望，展望以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立法修改建议稿方式展现，作为一个研究成果，该立法修改建议稿也作为博士论文最后的结论。
刘刚[9]（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晶[10]（2011）在《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房地产税收的发展是矛盾和冲突的产物。房地产税收制度是在解决矛盾过程中不断的变化、改革和进步的。在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解决各种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在不断的矛盾调整中,房地产税收制度走向和谐与完整。时至今日,中国房地产税收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压力,将房地产税收改革推向风口浪尖：第一,走过极贫极弱的发展历史,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探索着富国富民的道路,集30年的经验,走出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伴随着农村改革、工业改革、商业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等改革进程,各个行业在进行着改革,各个部门在进行着改革。房地产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房地产行业也开始改革,以土地使用有偿化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住宅自有化住房制度改革在中国开始广泛实施并全面推广。由于原房地产税收制度是基于土地无偿使用而设置的,因此,房地产业的改革成为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动因。第二,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房地产业和原有税收制度的冲突,这种冲突迫使政府必须改革原房地产税收制度,以适应房地产业的发展需求。第三,房地产业的发展引发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上的矛盾激化,结构上的矛盾亦格外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整个购房者作为主体,其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经济的发展是消费者至上,消费者利益受损必然导致房地产业畸形发展。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均衡,需要对原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第四,在社会进步和社会生产过程中,中国社会财富占有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财富差距不仅表现在流量上,而且表现在存量上。为了缩小财富的差距,需要对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流量即调整收入的差距,一是调整存量即调整财产的差距。正是在如此巨大的改革压力下,对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思考变得紧迫而意义非凡。论文分析我国房地产税收的社会经济基础,总结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从与房地产的影响关系与影响程度的角度,分析房地产价格的密切影响因素和一般影响因素；沿着历史的脉搏,探索房地产税收发展的历史轨迹,归纳现代房地产税收的改革历程,从税收要素的角度介绍房地产财产税、房地产商品税、房地产所得税和房地产其他税等房地产税种设置。之后,论文进行现行房地产税收的政治经济分析,分析房地产行业现行地租、税收、收费的状况及税费比重；分析现行房地产企业直接承担和间接承担的税收负担水平；指出在现行房地产税收体系中存在着房地产税种安排略多、房地产重复征税略重以及房地产取得环节、交易环节和保有环节税种设置欠妥等问题：在房地产财产税中存在着的城乡之间土地与房屋存在法律差异、个人拥有不同房产之间存在法律差异、计税依据设计不够公平、个人拥有经营性住房税收流失严重等问题；在房地产商品税中存在着商品税体制滞后、商品税附加制度陈旧等问题；在房地产得税中存在着级差利润调整作用微弱、环保节能导向作用较弱、调节社会财富存量功能较弱和实现社会正义功能尚未得以发挥等问题；最后,对中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现行房地产税收的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税收制度的整体框架内,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确立房地产税在房地产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分类课征的房地产税收基本模式；建立房地产税收体系；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建立房地产估价制度。在理论基础部分,主要从房地产税收政治学、房地产税收社会学、房地产税收伦理学、房地产税收经济学、房地产税收法学等角度,论述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在基本架构部分,主要确立租、利、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体制；确立房地产税收在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房地产税收体系的结构；确立房地产税收的基本模式：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在相关制度部分,主要论证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所必需建立房地产估价制度。房地产按照评估价值计税的必要基础在于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地产重复征税的变革、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增长和国际房地产税制的发展趋势。最后,论文提出现行房地产税收的制度创新的改革进程。根据房地产税收的改革目标,按照改革任务的逻辑关系,考虑各级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和企业与居民对于税制改革的承受能力,房地产税收体系创新应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进行。2011-2015年,与“十二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近期目标；2016-2020年,与“十三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中期目标；2021-2025年,与“十四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远期目标。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近期方案,提供对于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征收房产税、对城市居民用地普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房地产财产税改进方案,改进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房地产商品税改进方案,在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方面、提供在建筑节能方面、节能减排资金投入及使用方面和减排与循环经济方面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中期方案,提供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农村的房地产财产税改进方案,对建筑业、销售不动产业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的房地产商品税改进方案,将土地增值税并入企业所得税、试点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远期方案,提供推广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新设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在交易环节征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保有环节征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在遗赠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实现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目标。
二、重新立法的必要性和所依循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浅析之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新立法的必要性和所依循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浅析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1）反避税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本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 |
| 三、本选题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四、本选题拟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避税的法律界定 |
| 第一节 避税的普遍化与规制必要性 |
| 第二节 避税的概念界定 |
| 一、避税的内涵界定 |
| 二、避税的外延界定：避税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避税的构成要件 |
| 一、避税的构成要件及其价值 |
| 二、避税的具体构成要件：构成要件二元说 |
| 三、避税的构成要件及其反避税运作 |
| 第四节 避税的法律性质 |
| 一、避税法律性质的微观维度 |
| 二、避税法律性质的宏观维度 |
| 第二章 反避税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避税还是反避税：税法法治下几个价值的对立与协调 |
| 一、避税还是反避税：税法法治下几个价值的对立 |
| 二、避税还是反避税：税法法治下几个价值的协调 |
| 第二节 量能课税原则与反避税 |
| 一、量能课税原则与反避税：一个税法基本原则再论证 |
| 二、量能课税原则、税收法定主义的关系协调与反避税 |
| 第三节 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与反避税 |
| 一、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与反避税 |
| 二、税收的财政收入职能与反避税 |
| 三、税收的经济社会调控职能与反避税 |
| 第四节 量能课税原则与税收的国家主义职能的关系协调 |
| 第三章 反避税的中心思路：补充税法漏洞及其模式 |
| 第一节 避税的法律根源与反避税的中心思路 |
| 一、避税的法律根源：税法漏洞 |
| 二、反避税的中心思路：补充税法漏洞及其模式 |
| 第二节 税法漏洞补充模式一：立法机关反避税 |
| 一、立法机关税法漏洞补充的合法性论证 |
| 二、立法机关税法漏洞补充的定位：基本和首先的反避税方式 |
| 第三节 税法漏洞补充模式二：司法和行政机关反避税 |
| 一、司法和行政机关税法漏洞补充的合法性论证 |
| 二、司法和行政机关税法漏洞补充的定位：与立法机关反避税的关系 |
| 三、司法和行政机关税法漏洞补充的运作逻辑 |
| 第四章 反避税的具体运作 |
| 第一节 立法机关反避税的具体运作 |
| 一、反避税的国内立法 |
| 二、反避税立法条款的类型一：特殊反避税条款 |
| 三、反避税立法条款的类型二：一般反避税条款 |
| 四、反避税的国际立法 |
| 第二节 司法机关反避税的国际经验与基本原则 |
| 一、司法机关反避税的国际经验 |
| 二、司法机关反避税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具体运作 |
| 一、税法目的解释的具体运作 |
| 二、实质课税原则的具体运作 |
| 三、实质课税原则运作的新思路：类型化观察法的引入 |
| 四、预先约定反避税：一个新型的反避税机制 |
| 第五章 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的实践考察 |
| 一、我国立法机关反避税的实践考察 |
| 二、我国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实践考察 |
| 三、我国反避税法律制度的法理思考 |
| 第二节 我国立法机关反避税的完善 |
| 一、立法机关反避税的基本思路 #"230 |
| 二、反避税立法完善的具体建议 |
| 三、特别分析：我国一般反避税条款立法的完善 |
| 第三节 我国行政机关反避税的定位及其完善 |
| 一、行政机关反避税：中国行政主导型的反避税模式 |
| 二、行政机关反避税的约束机制 |
| 三、一般反避税条款下行政机关反避税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
| 第四节 我国司法机关反避税的制度建构 |
| 一、司法机关反避税制度建构的法律基础 |
| 二、司法机关反避税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2）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及启示 |
| 1.2.1 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
| 1.2.3 当前研究成果的启示 |
| 1.3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结构安排 |
| 1.4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常见避税行为产生的理论根据 |
| 2.1.1 关联交易行为的理论基础：内部化理论 |
| 2.1.2 资本弱化避税的理论基础：MM理论 |
| 2.1.3 受控外国企业避税的理论基础：税收套利理论 |
| 2.2 特别纳税调整的法理基础 |
| 2.2.1 不完备契约理论 |
| 2.2.2 法律不完备理论 |
| 2.2.3 实质课税原则 |
| 2.3 不完备契约视角的特别纳税调整博弈分析 |
| 2.3.1 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税收契约关系 |
| 2.3.2 纳税人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 |
| 2.3.3 税企博弈模型 |
| 2.3.4 博弈结果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的制度变迁与现状分析 |
| 3.1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制度变迁 |
| 3.2 我国企业所得税反避税的制度变迁 |
| 3.2.1 企业所得税统一并轨之前的反避税规定 |
| 3.2.2 《企业所得税法》反避税制度的主要特点 |
| 3.2.3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渊源 |
| 3.3 《企业所得税法》“特别纳税调整”内容解析 |
| 3.3.1 特别纳税调整税制的逻辑链条 |
| 3.3.2 特别纳税调整税制对以往规章制度的细化 |
| 3.3.3 特别纳税调整税制新增的制度 |
| 3.3.4 特别纳税调整税制对国外先进制度的借鉴 |
| 3.4 企业所得税法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反避税特点分析 |
| 3.5 关于税务筹划和特别纳税调整现状的问卷调查 |
| 3.5.1 问卷调查背景和目的 |
| 3.5.2 调查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3.5.3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3.5.4 问卷调查分析结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特别纳税调整办法的不完备性研究 |
| 4.1 关联交易管理的不完备性分析 |
| 4.1.1 关联申报的不完备性 |
| 4.1.2 同期资料管理的不完备性 |
| 4.1.3 成本分摊协议的不完备性 |
| 4.1.4 预约定价安排的不完备性 |
| 4.1.5 转让定价方法的不完备性 |
| 4.2 资本弱化管理的不完备性分析 |
| 4.3 受控外国企业管理的不完备性分析 |
| 4.4 一般反避税条款的不完备性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所得税“合理性原则”的分析判断与案例研究 |
| 5.1 “合理性原则”概述 |
| 5.2 “合理性原则”在新旧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应用 |
| 5.2.1 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应用“合理性原则”的情况 |
| 5.2.2 新企业所得税法应用“合理性原则”的情况 |
| 5.3 税前扣除项目中“合理的支出”的分析判断 |
| 5.3.1 “合理的支出”的基本判断 |
| 5.3.2 判断“合理的支出”的一个案例 |
| 5.4 税前扣除项目中“合理的工资薪金”的分析判断 |
| 5.4.1 “合理的工资薪金”的基本判断 |
| 5.4.2 “合理的工资薪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5.5 税前扣除项目中“合理的借款费用”的分析判断 |
| 5.6 受控外国企业管理中“合理的经营需要”的分析判断 |
| 5.7 一般反避税条款中“合理商业目的”的分析判断 |
| 5.7.1 “合理商业目的”的基本判断 |
| 5.7.2 判断“合理商业目的”的一个案例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税制改革及特别纳税调整措施对企业常见避税方式的影响 |
| 6.1 对纳税人利用外资身份避税的影响 |
| 6.1.1 新税法对利用外资身份避税行为的影响方式 |
| 6.1.2 我国投资目的地和投资来源地情况分析 |
| 6.2 对企业登记注册地点避税筹划的影响 |
| 6.2.1 新税法对企业利用不同投资地点避税行为的影响方式 |
| 6.2.2 税制变革前后东中西部地区吸收投资情况分析 |
| 6.3 对转让定价避税方式的影响 |
| 6.3.1 新税法对转让定价避税行为的影响方式 |
| 6.3.2 上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分析 |
| 6.4 对资本弱化避税方式的影响 |
| 6.4.1 新税法对资本弱化避税行为的影响方式 |
| 6.4.2 上证上市公司资本弱化情况分析 |
| 6.5 对利用特殊目的公司(SPV)方式避税的影响 |
| 6.5.1 税务机关对特殊目的公司转让居民企业股权的裁定 |
| 6.5.2 税务机关对特殊目的公司的反避税立法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1 研究目的 |
| 7.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1 国有和民营企业ETR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2 各地区ETR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3 各行业ETR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回归分析 |
| 7.3.1 影响上市公司ETR的各因素 |
| 7.3.2 各因素与ETR的回归结果 |
| 7.3.3 各因素与ETR回归结果分析 |
| 7.4 实证研究结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及研究创新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完善特别纳税调整税制促进反避税工作的对策建议 |
| 8.3 研究创新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3）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股权投资基金制度概览 |
| 第一节 股权投资的概念 |
| 第二节 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概念辨析 |
| 一、股权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公募股权投资基金 |
| 三、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 |
| 四、股权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 |
| 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 |
| 第三节 股权投资的法律特征和法律属性 |
| 一、法律特征 |
| 二、法律属性 |
| 三、内外部法律关系 |
| 第二章 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组织制度选择 |
| 第一节 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一、公司概述 |
| 二、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三、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在各国的发展历程 |
| 四、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的优势与劣势分析 |
| 第二节 信托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一、信托概述 |
| 二、信托制股权投资基金的结构 |
| 三、我国信托法移植中的缺憾给信托制基金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一、普通合伙的起源及其运作机制 |
| 二、普通合伙对股权投资基金的不适用性 |
| 三、有限合伙对普通合伙的改进及其运作机制 |
| 四、两大法系关于有限合伙制度的立法概况 |
| 五、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主要参与方 |
| 第一节 合格投资者 |
| 一、“合格投资者”的概念 |
| 二、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必要性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的立法判断比较 |
| 四、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的立法检讨 |
| 五、对我国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制度的立法建议 |
| 第二节 基金管理人 |
| 一、基金管理人的性质与组织形式 |
| 二、基金管理人存在的必要性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界定的立法模式 |
| 四、我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界定的利弊观察 |
| 第四章 非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与特点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特点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种类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公募股权投资基金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 |
| 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 |
| 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性质分析 |
| 第四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
| 第五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六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
| 第七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问题探讨 |
| 一、统一的《投资基金法》更符合现实需要 |
| 二、不刻意强调私募基金投向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 |
| 四、加强私募所得资金的监管 |
| 五、严格限制私募基金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 |
| 第五章 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 |
| 第一节 股权投资机构公开募集资本概览 |
| 一、基金上市模式 |
| 二、管理机构上市模式 |
| 三、混同上市模式 |
| 四、PE公募成风催生了标普上市PE指数 |
| 第二节 公募型股权投资机构组织形式选择 |
| 一、商业发展公司 |
| 二、有限合伙企业 |
| 三、公司制 |
| 四、有限责任企业 |
| 第三节 海外股权投资机构公募前后对比分析 |
| 一、融资方式的变化 |
| 二、经营风险的变化 |
| 三、信息披露要求的变化 |
| 四、监管方式的变化 |
| 五、流动性的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股权投资机构公开募集资本现状分析 |
| 一、基金上市模式 |
| 二、管理机构上市模式 |
| 三、子公司模式 |
| 第五节 中国股权投资机构上市面临的法律问题 |
| 一、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 |
| 二、公司制普通合伙人不可直接作为上市主体 |
| 三、国有基金管理机构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 |
| 四、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 |
| 五、会计计价方法将抑制股权投资类上市公司投资于早期企业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税收因素对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第一节 税收因素对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一、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
| 二、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优惠政策 |
| 第二节 税收因素对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一、国家法律层面对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
| 二、各地关于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分析 |
| 三、西部地区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
| 第三节 税收因素对外资背景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一、征税模式 |
| 二、具体规定 |
| 三、内、外资股权投资基金享受同等税收待遇 |
| 第七章 我国股权投资募集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加快立法步伐,酌情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 |
| 第二节 对各类组织形式的基金尽可能给予同等法律待遇 |
| 一、组织结构的成本差异较大 |
| 二、获取资本的便捷程度相差甚远 |
| 第三节 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注重对管理人规范和引导 |
| 一、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建立合格投资者的动态标准 |
| 二、从必要条件和限制条件两方面建立基金管理人监督管控体制 |
| 第四节 允许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公开渠道募集资金 |
| 第五节 梳理税政政策,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类 |
| 二、中文论文类 |
| 三、英文文献 |
| 附录：Private Equiry的概念和译法 |
| 一、PE的概念 |
| 二、PE的译法 |
| 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PE的译法 |
| 致谢 |
（4）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 1.5.1 外资企业 |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 1.5.3 利益集团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 3.1.3 结果分析 |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4.1.3 国务院 |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6.1 概述 |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 |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韩外国人直接投资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一、 研究目的及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外国投资法导论 |
| 第一节 外国投资的概念 |
| 一、 外国投资及其特点 |
| 二、 外国投资的产生与发展趋势 |
| 三、 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 |
| 第二节 外国投资环境 |
| 一、 投资政策 |
| 二、 投资概况 |
| 第三节 外资立法的概况 |
| 一、 中国的外资法 |
| 二、 韩国的外资法 |
| 第二章 外国投资的准入制度 |
| 第一节 外资准入的法律管制 |
| 一、 外资准入的自由化 |
| 二、 外资准入的范围 |
| 第二节 外资准入的审批制度 |
| 一、 审批制度的目的和立法原则 |
| 二、 审批机构及其权限 |
| 三、 审批文件和审批事项 |
| 四、 韩国外资准入审批制度 |
| 第三节 外资准入的形式 |
| 一、 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地位及组织形式 |
| 二、 投资性公司 |
| 三、 外资并购 |
| 四、 BOT方式的投资 |
| 五、 韩国外资准入的形式 |
| 第三章 外国投资主体的法律地位 |
| 第一节 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 |
| 一、 外国投资者的一般界定 |
| 二、 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 |
| 第二节 外国投资者的待遇问题 |
| 一、 公平、公正待遇标准 |
| 二、 最惠国待遇标准 |
| 三、 国民待遇标准 |
| 第四章 外国投资的管理制度 |
| 第一节 经营自主权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 |
| 一、 外商投资企业的权力机构 |
| 二、 经营管理机构 |
| 三、 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会组织 |
| 第三节 外资的资本与财产 |
| 一、 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 |
| 二、 出资制度 |
| 三、 收益分配与投资回收 |
| 第四节 外汇管制 |
| 一、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外汇管制 |
| 二、 中国的外汇管理 |
| 三、 韩国的外汇管制 |
| 第五章 鼓励、限制与保护外国投资的制度 |
| 第一节 投资的鼓励和优惠制度 |
| 一、 优惠待遇 |
| 二、 税收优惠制度和其他优惠制度 |
| 第二节 投资限制措施 |
| 一、 投资限制措施的适用合理性和发展趋势 |
| 二、 投资限制措施的具体类型和适用 |
| 第三节 投资的法律保护制度 |
| 一、 投资保护的立法形态及其主要内容 |
| 二、 国有化及其补偿 |
| 三、 解决投资争端 |
| 第六章 WTO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 |
| 第一节 WTO与中韩外资法的调整 |
| 一、 WTO规则在成员方国内的适用 |
| 二、 《TRIMs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 |
| 三、 《GATS》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 |
| 四、 《TRIPs协议》对中韩外资法的影响 |
| 第二节 完善中国外资立法的建议 |
| 一、 投资自由化是各国外资立法的发展趋势 |
| 二、 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点 |
| 三、 中国外资法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
| 四、 统一中国国内市场主体的法律待遇 |
| 五、 中国外资法中确立国民待遇原则 |
| 六、 确定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 |
| 七、 中国建立统一的税收法律体系 |
| 八、 中国积极利用WTO的争端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外国税收抵免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第一章 国际双重征税的产生和美国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途径与方法 |
| 第一节 美国税收管辖权和国际双重征税的产生 |
| 一、 美国税收管辖权 |
| 二、 国际双重征税的产生 |
| 第二节 美国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途径与方法 |
| 一、 避免国际双重征税义务的划分 |
| 二、 美国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途径 |
| 三、 美国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方法 |
| 第二章 外国税收抵免制度：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和维护美国税收管辖权的矛盾和统一 |
| 第一节 外国税收抵免制度的内在结构 |
| 一、 抵免制度中的规则 |
| 二、 抵免制度：避免国际双重征税 |
| 三、 抵免制度：维护美国税收管辖权 |
| 第二节 外国税收抵免制度中的政策和原则 |
| 一、 美国国际税收政策和抵免制度 |
| 二、 效率原则和抵免制度 |
| 三、 公平原则和抵免制度 |
| 第三节 外国税收抵免制度的理想和现实 |
| 一、 抵免制度的理想 |
| 二、 抵免制度的现实 |
| 三、 抵免制度的滥用及其防范 |
| 第三章 外国税收抵免的条件 |
| 第一节 纳税人的条件和程序性条件 |
| 一、 纳税人的条件 |
| 二、 程序性条件 |
| 第二节 外国税的条件 |
| 一、 所得税或所得税的替代税 |
| 二、 实际缴纳或应纳的税收 |
| 三、 外国税的条件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 |
| 第三节 间接抵免的特殊问题 |
| 一、 纳税人的条件和抵免额的计算 |
| 二、 间接抵免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 |
| 第四章 外国税收抵免的限额 |
| 第一节 美国抵免限额制度概论 |
| 一、 历史演变 |
| 二、 现行制度概览 |
| 第二节 现行分篮限额制度 |
| 一、 各主要限额篮 |
| 二、 适用于受控外国公司的透视规则 |
| 三、 分篮限额制度的功能 |
| 第三节 所得来源地确定规则、费用分摊规则和亏损处理规则 |
| 一、 规则的内容 |
| 二、 规则的作用 |
| 第五章 外国税收抵免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现行中国所得税法中的外国税收抵免制度 |
| 一、 中国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国际法途径 |
| 二、 现行国内税法中关于外国税收抵免的规定 |
| 第二节 中美抵免制度的比较和中国抵免制度的完善 |
| 一、 中美抵免制度的比较 |
| 二、 中国抵免制度的完善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7）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与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五、本文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作为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1949-1978） |
| 一、国际经济政治形势 |
| 二、投资的重点形式 |
| 三、法律规制 |
| 第二节 作为改革开放战略的组成部分（1979-1990年） |
| 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
| 二、中国海外投资的准备与尝试 |
| 三、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作为“走出去”战略形成期的组成部分（1991-2000年） |
| 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国内经济良性发展 |
| 二、“走出去”战略政策的形成 |
| 三、法律规制 |
| 第四节 作为“走出去”战略成熟期的组成部分（2001-2007年） |
| 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成熟 |
| 三、法律规制 |
| 第五节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阶段(2008至今) |
| 一、国际经济背景 |
| 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 |
| 三、法律规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理论与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一、国际投资传统理论 |
| 二、全球化浪潮下的新国际投资理论 |
| 三、中国的海外投资理论探索 |
| 四、基于投资理论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第二节 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与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一、国际政治关系理论 |
| 二、基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第三节 中国海外投资的现状与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一、中国海外投资现状 |
| 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趋势 |
| 三、基于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第四节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框架调整应遵循的原则 |
| 一、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之一般原则 |
| 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之特殊原则 |
| 第五节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的重点和主要任务 |
| 一、法律政策的导向性转变 |
| 二、法律体系结构的调整 |
| 三、法律体系层级的调整 |
| 四、国内法律规制的类型调整 |
| 五、多边投资条约的制定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之国内法构建 |
| 第一节 中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 |
| 一、现状考察 |
| 二、问题剖析 |
| 三、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的科学构建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 |
| 一、现状分析 |
| 二、我国海外投资管理制度完善的路径 |
| 第三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
| 一、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 |
| 第一节 中国与他国BITS签订情况 |
| 一、中国与发达国家签定的BITs |
| 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签定的BITs |
| 第二节 中国签订BITS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
| 一、不同缔约对方的BITs具有不同的特点 |
| 二、中外BITs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对中国未来谈判签订BITS的若干建议 |
| 一、关于投资促进条款 |
| 二、关于投资保护条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 |
| 第一节 多边自贸区投资条约发展趋势及法律构建 |
| 一、多边自贸区是深化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手段 |
| 二、中国的多边自贸区投资条约实践及成效 |
| 三、中国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构建 |
| 第二节 非自贸区多边投资条约发展趋势与法律构建 |
| 一、相邻地区(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的构建 |
| 二、非相邻地区多边投资条约的构建 |
| 第三节 普遍性投资条约发展趋势与法律构建 |
| 一、投资与投资者定义条款 |
| 二、投资待遇条款 |
| 三、投资保护条款 |
| 四、投资争端解决条款 |
| 五、环境保护条款 |
| 六、劳工保护条款 |
| 七、例外条款 |
| 八、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禁止条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 ——基于公平与效率视野（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演进的理论前引 |
| 第一节 个税公平与效率的一般理论 |
| 一、 个税诞生过程的公平与效率的考证 |
| 二、 现代个税的公平与效率理论 |
| 第二节 个税公平效率于中国的一般概况 |
| 一、 中国个税公平效率的整体理论背景 |
| 二、 中国个税公平效率的整体实践状况：倒金字塔结构 |
| 三、 中国个税公平的根基：弱化的纳税人意识 |
| 四、 学界对于个税公平效率观的整体研究 |
| 五、 中国税收公平与效率关系逻辑辩证 |
| 第三节 路径依赖理论与个税路径演进的理论联系 |
| 一、 路径依赖理论概述 |
| 二、 个税法律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整体立法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人所得税的立法路径 |
| 一、 1980-1992 年立法统计 |
| 二、 相关立法技术的说明 |
| 三、 立法路径 |
| 四、 立法目的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法律制度的立法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个税的立法统计 |
| 二、 个税立法的特点 |
| 三、 重大立法事件的路径评判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整体立法的路径展望 |
| 一、 现行个税整体立法改革的困境 |
| 二、 个税整体立法的路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基础架构——税制模式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税制模式的演进路径 |
| 一、 个税税制模式的基本划分 |
| 二、 1980—1992 年个税的税制模式 |
| 三、 1980—1992 年个税税制模式的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税制模式的演进路径 |
| 一、 1993 年个税法确定的税制模式 |
| 二、 关于三种税制模式的公平与效率评判 |
| 三、 中国现行分类税制模式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制模式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一、 世界各国税制模式的发展趋势 |
| 二、 中国税制模式改革选择的评判 |
| 三、 中国税制模式改革所遭遇的现实困境 |
| 四、 中国税制模式改革的安排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主体制度——纳税人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纳税人制度及演进路径 |
| 一、 1980 年个税的纳税人制度 |
| 二、 1986 年个体户所得税的纳税人制度 |
| 三、 1986 年个人调节税的纳税人制度 |
| 四、 1980-1992 年纳税人制度的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纳税人制度及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涉及纳税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 |
| 二、 纳税人身份的分类及现行状况 |
| 三、 纳税人制度的路径梳理 |
| 第三节 纳税人制度的路径展望 |
| 一、 纳税人制度的现实困境 |
| 二、 纳税人制度改革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核心要素——税基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税基及演进路径 |
| 一、 个税税基的基础理论 |
| 二、 1980 年个税的税基及路径梳理 |
| 三、 1986 年个体户所得税的税基及路径梳理 |
| 四、 1986 年个人调节税的税基及路径梳理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税基及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个税税基范围的演进路径 |
| 二、 1993—2012 年个税免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三、 1993—2012 年个税费用扣除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三节 个税税基制度演进的路径展望 |
| 一、 个税税基范围的改革展望 |
| 二、 免税制度的改革展望 |
| 三、 费用扣除制度的改革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关键要素——税率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税率制度及演进路径 |
| 一、 税率制度的理论简介 |
| 二、 1980 年个税的税率制度及路径影响 |
| 三、 1986 年个体户所得税的税率制度及路径影响 |
| 四、 1986 年个人调节税的税率制度及路径影响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税率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涉及税率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 |
| 二、 1993 年个税与三大个税关于税率制度的横向对比与路径演绎 |
| 三、 1993—2012 年个税税率制度的归类解析 |
| 四、 现行个税税率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评判 |
| 第三节 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一、 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整体减少累进税率档次 |
| 二、 引进累进消失税率制度，大幅调整级距 |
| 三、 将婚姻与家庭因素纳入计征体系 |
| 四、 整合劳动所得的税率，提高非劳动所得的税率 |
| 五、 实行税率指数化的改革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个人所得税的法律保障制度——征管与法律救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第一节 1980—1992 年个税征管和法律救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一、 个税征管的法律制度 |
| 二、 个税的法律责任制度 |
| 三、 个税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 |
| 第二节 1993—2012 年个税征管和法律救济制度的演进路径 |
| 一、 1993—2012 年涉及个税征管及法律救济制度的法律规范 |
| 二、 1993—2012 年个税征管的法律制度的路径演绎与评判 |
| 三、 1993—2012 年法律责任与法律救济制度的路径演绎与评判 |
| 第三节 个税征管和法律救济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一、 个税申报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二、 个税扣缴制度改革的路径展望 |
| 三、 个税征管配套制度的改革展望 |
| 四、 个税法律责任与法律救济制度的改革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演进的整体设计 |
| 附件：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统计 |
| 附件1：1980—1992 年个税法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2：1993—2012 年个税法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3：1993—2012 年关于税基范围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4：1993—2012 年关于免税制度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5：1993—2012 年关于费用扣除的立法统计表 |
| 附件6：关于个税征管制度及法律责任制度的立法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房地产业面临着全新的发展问题 |
| 1.1.2 房地产业积累了突出的发展矛盾 |
| 1.1.3 房地产业肩负着更多的发展责任 |
| 1.1.4 房地产税收实现快速稳定的增长 |
| 1.1.5 房地产税收改革进程滞后 |
| 1.1.6 房地产税收改革压力巨大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 |
| 1.3 篇章结构及研究方法 |
| 1.3.1 篇章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房地产相关概念、种类与属性 |
| 2.1 房地产相关概念 |
| 2.1.1 土地与地产 |
| 2.1.2 房屋与房产 |
| 2.1.3 建筑物与构筑物 |
| 2.1.4 房地产与不动产 |
| 2.1.5 房地产业与建筑业 |
| 2.1.6 房地产税与财产税 |
| 2.2 房地产种类 |
| 2.3 房地产属性 |
| 2.3.1 房地产的自然属性 |
| 2.3.2 房地产的经济属性 |
| 2.3.3 房地产的社会属性 |
| 2.3.4 房地产的政治属性 |
| 3 房地产税收的社会经济基础 |
| 3.1 房地产体制 |
| 3.1.1 房地产的产权关系 |
| 3.1.2 房地产的所有制关系 |
| 3.2 房地产业发展 |
| 3.2.1 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 |
| 3.2.2 房地产业的发展状态 |
| 3.3 房地产价格表现形式与影响因素 |
| 3.3.1 房地产价格表现形式 |
| 3.3.2 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 |
| 4 房地产税收的形成与发展 |
|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房地产税收 |
| 4.1.1 土地与房屋交易课税 |
| 4.1.2 土地使用课税 |
| 4.1.3 房屋使用课税 |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房地产税收 |
| 4.2.1 土地与房屋交易课税 |
| 4.2.2 土地与房屋使用课税 |
| 4.2.3 现代房地产税收改革历程 |
| 4.3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 |
| 4.3.1 房地产税收体系 |
| 4.3.2 房地产税种设置 |
| 4.4 现行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1 2003～2008 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2 2008～2009 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4.4.3 2009年以来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 5 现行房地产税收的经济分析 |
| 5.1 房地产租、税、费关系分析 |
| 5.1.1 房地产租金与税收 |
| 5.1.2 房地产收费与税收 |
| 5.2 房地产税收水平分析 |
| 5.2.1 房地产税收绝对水平:从税收角度的观察 |
| 5.2.2 房地产税收相对水平:从地租和收纳角度的观察 |
| 5.3 房地产税收体系分析 |
| 5.3.1 房地产税种安排略多 |
| 5.3.2 房地产重复征税略重 |
| 5.3.3 房地产各环节税种设置欠妥 |
| 5.4 房地产财产税分析 |
| 5.4.1 城乡之间的土地与房屋存在法律差异 |
| 5.4.2 个人拥有不同房产之间存在法律差异 |
| 5.4.3 计税依据设计不够公平 |
| 5.4.4 个人拥有的经营性住房税收流失严重 |
| 5.5 房地产商品税分析 |
| 5.5.1 商品税体制滞后 |
| 5.5.2 商品税附加制度陈旧 |
| 5.6 房地产所得税分析 |
| 5.6.1 级差利润调整作用微弱 |
| 5.6.2 环保节能导向作用不足 |
| 5.6.3 调节社会存量财富功能较弱 |
| 5.6.4 社会正义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
| 5.7 总结 |
| 5.7.1 房地产税收职能:有作用但不可无限放大 |
| 5.7.2 房地产税收制度:有缺陷且不可被忽视 |
| 6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目标模式 |
| 6.1 理论基础 |
| 6.1.1 房地产税收社会学 |
| 6.1.2 房地产税收政治学 |
| 6.1.3 房地产税收伦理学 |
| 6.1.4 房地产税收经济学 |
| 6.1.5 房地产税收法学 |
| 6.2 基本架构 |
| 6.2.1 租利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体制 |
| 6.2.2 房地产税收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 |
| 6.2.3 房地产税收体系 |
| 6.2.4 房地产税收基本模式:确立分类房地产税模式 |
| 6.2.5 房地产税收目标模式: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制度 |
| 6.3 房地产估价制度 |
| 7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改革进程 |
| 7.1 近期方案 |
| 7.1.1 改进房地产财产税 |
| 7.1.2 改进房地产商品税 |
| 7.1.3 改进房地产所得税 |
| 7.2 中期方案 |
| 7.2.1 改进房地产财产税 |
| 7.2.2 改进房地产商品税 |
| 7.2.3 改进房地产所得税 |
| 7.3 远期方案 |
| 7.3.1 推广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 |
| 7.3.2 新设遗产税与赠与税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四、重新立法的必要性和所依循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浅析之一（论文参考文献）
- [1]反避税法律规制研究[D]. 王宗涛. 武汉大学, 2013(07)
- [2]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研究[D]. 刘爱明. 中南大学, 2012(02)
- [3]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D]. 黄韬. 南京大学, 2013(07)
- [4]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中韩外国人直接投资法比较研究[D]. 梁孝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01)
- [6]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外国税收抵免制度研究[D]. 蔡连增. 厦门大学, 2002(02)
- [7]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D]. 刘苇.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3)
- [8]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演进路径 ——基于公平与效率视野[D]. 陈红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3(02)
- [9]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10]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李晶.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