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地科联代表团在我院作学术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黄仁国[1]（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提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刘晓[2]（2016）在《科学家的社会责任——1955—1956年西塞尔·鲍威尔教授的亚洲行》文中研究说明依据档案文献,本文讲述1955年底到1956年初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理事会主席,布里斯托尔大学西塞尔·鲍威尔教授先后访问印度、日本和中国的行程。中、日、印是亚洲当时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三个大国。他在印度进行科学访问、到日本推动反对核武器运动,最后出席在中国召开的世界科协理事会会议和十周年庆祝会。为召开讨论核武器的国际科学会议争取支持,鲍威尔不仅与三国核物理学家广泛交流,还接触到尼赫鲁、周恩来等政界人物。此次亚洲之行,是鲍威尔在接替约里奥-居里担任世界科协主席前的一次重要国际活动,也为帕格沃什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政治和学术的基础。
周如玲[3]（2002）在《父亲》文中提出 今年8月28日,是父亲周培源的百年诞辰。我们全家四代都将聚集在母亲身边纪念这一天。但是父亲却不能像90岁那年一样和我们在一起了,他已经离我们而先去了。父亲母亲是我一生中最亲的亲人,生活在他们身边,我觉得安心、有依靠。父亲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不属于“有钱阶级”,
吴永根[4]（1987）在《1987年我院国际交往情况》文中研究说明 1987年,我院派遣出国考察、参加国际专业性学术会议以及工作的科技人员145人,遍及22个国家和地区。我院还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我国政府合作并委托我院举办了"快中了核数据评价中的核理论"顾问组会议和"第十六届国际核数据委员会会议"。1987年,国际友人来院参观、讲学和共同工作的有672人,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作学术报告195次,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江增辉[5]（2013）在《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文中认为竺可桢（1890-1974）,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现代中国全面学习引进西方科学并逐步本土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治学严谨,谦虚谨慎,持之以恒,深受同辈和晚辈的尊敬和爱戴。路甬祥说：“通过挖掘竺老的文化遗产,我们将会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竺可桢特别注重根据中国国情有效推进科学化的进程,做了大量有关科学与教育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他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思想与理念,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精神,建设学科平台,为推进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竺可桢取得的卓越贡献与他十分重视科学方法的研究和创新密切相关,归纳总结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对于当代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提升科学创新的能力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尤其是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观察的的科学态度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榜样力量。根据文献分析结果可知,目前对于竺可桢的研究具有追忆性、零散性、重复性和浅层性几个特征,缺乏成熟有效的竺可桢系统研究框架,富有人文价值的成果较少。因此,本文以“西学东渐”为主线,尝试建立竺可桢系统研究框架：首先,通过对竺可桢相关历史资料的深入调研,利用科学计量法对其著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其生平各个阶段中科学研究的侧重点；其次,在深入调研的前提下,对竺可桢在西方科学思想、教育理念以及科学体制的学习和引进过程中经验和教训展开论述,这也是竺可桢以其科学家、教育家以及领导者的多重身份对我国科学与教育事业进行探索的艰难历程；再次,对上述竺可桢科学贡献及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竺可桢学术成就中的方法论价值,事实上,竺可桢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以及功勋卓著的科教成就绝非偶然,与他对中国国情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准确理解、对中西科学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对科学方法的实践探索密不可分；最后,就竺可桢对我国现代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启示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竺可桢在将西方科学融入中国本土的不懈努力过程中,尊重国情而又大胆创新,以多种身份的优势注重内容与制度并举等经验尤其值得关注学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竺可桢这一典型人物的系统研究,吸取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成功方法、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科学体制化道路、模式和特征,理解中国近代科学演化的艰难历程,而且可以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学习的榜样和不可多得的方法启迪。
谈元媛[6]（2018）在《叶笃正推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发展的贡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变化科学（Global Change Science）的兴起和发展主要源自于全球性的环境恶化和世界各国政府及科学家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环境问题将始终影响着未来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叶笃正是国际上研究全球变化问题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是我国首批全球变化研究项目的发起人。叶笃正在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学思想和原创性科学成果,也始终为推动着我国全球变化科学事业的长足进步和深入发展而不懈努力。考虑到目前学界全球变化科学学科跨越性大,研究复杂性高,研究课题较分散,常见于围绕地球系统科学开展的研究活动,本选题则将以叶笃正在中国全球变化科学中的所作贡献为研究中心,结合相关史实资料,侧面补充和探讨叶笃正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工作轨迹及学科发展的脉络因素,以便充分开展直观、立体的研究工作。首先,本选题主要利用了文献研究和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史料方面,主要源引了叶笃正生前所在单位提供的馆藏档案、手稿、信件;叶笃正家人所提供的珍贵照片、回忆录、访谈文字资料、视频采访汇编;一些与事件相关的政策文件和时事新闻稿件。结合原始资料,笔者结合人物年谱资料制作了相关统计图表,包括:学术成果统计、科研成果获奖统计、参与行政任职事务统计等。目的是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现和凸显叶笃正在全球变化科学研究中的直接参与科研情况,学术水平和科研贡献,间接地展现出其在中国全球变化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其次,本文分析了叶笃正发展全球变化研究的社会背景和主观因素。试图探寻该研究领域自产生建立直至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系列动因和路径。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大发展、国内良好科研基础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国际外交环境的改善、中国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初步发展以及大规模国际科研项目的合作需要等构成了当时叶笃正在中国发展全球变化研究的客观条件。而其本人作为优秀的气象科学家,深厚的气象学知识功底,广阔的科研视野,杰出的气象科学成就以及丰富的科技管理经验也成为了其此后不断顺利推广全球变化研究的有利因素。叶笃正无论在科学理论和具体实践上都为全球变化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理论上,他提出“有序人类活动”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明确了全球变化适应性研究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实践上,他通过积极参与学术会议、致信国家领导人、主持首个科研项目立项、主导中国完成首个大型野外陆面观测合作实验、出任机构领导、参与国际组织合作、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培养科研人才、倡导学科融合等具体举措不断深化全球变化研究在中国的科学实践。叶笃正推动全球变化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在于: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势必也是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中国并不能独善其身。中国必须借助当时国际合作所涉及的先进研究手段和方式方法,进一步开展环境研究工作,新的分析技术手段的介入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我国可以站在较高的研究平台上把握未来研究方向;我国早期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工作虽取得了成果和学界重视,但仍未达到全球变化研究的科学高度,要达到国际公认的全球变化研究高度,需要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和认可来完成研究重点的确立和组织管理的协调;中国发展全球变化研究具有自己的国家重点,有其一定的实际需要。叶笃正推动全球变化在中国发展的特点则主要有三点:研究过程重视人才培养和交流联系、研究活动取得国家层面的支持与重视、研究成果收获了国际影响力。而叶笃正推动全球变化研究在中国发展的意义则从实际需求出发开拓了未来天气气候预测体系的科研方向;倡导学术交叉与学科融合才是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为此后国家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措施提供科学基础和决策依据。文章最后将对叶笃正在全球变化领域所作贡献进行总结,并对其科学家情怀进行追忆,对未来的全球变化研究事业进行展望。总的来说,本论文的研究工作,对探究全球变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回顾了气象学家叶笃正晚年的科学事业,突出了其对中国气象事业,全球变化科学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为结合更多人文因素、社会时代背景的气象科技史研究作出了有力补充,也可为系统梳理全球变化研究作出参考。
潜伟,李欣欣[7]（2012）在《贝尔纳与中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贝尔纳是英国著名科学家、科学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档案,对贝尔纳与中国官方及学者的交往进行了初步梳理,试图描绘这位科学圣人在中国科学文化中的形象。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于1939年出版,很快即被我国学者如竺可桢等了解并引用。贝尔纳于1954年和1959年两次访华参加国庆庆典,并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与相关人员的交流中,他知无不言地为我国科学发展提供帮助,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但之后由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原因,贝尔纳与中国的交往受到阻碍,他没有获得和李约瑟一样的待遇。
中国测绘学会40年回顾编写组[8]（1999）在《中国测绘学会40年——创业、曲折、复苏、奋进、跨越的组曲》文中研究指明 中国测绘学会自1956年筹建、1959年成立以来,经历了一段坎坷之途和若干蹉跎岁月,进入了不惑之年。在纪念中国测绘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中国测绘学术组织发展的历史。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改良主义思潮发展,为抵制列强侵略和使中国富强,在知识界成立科学会形成时尚。清光绪22年（1896）,邹代钧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地图学术团体——武昌舆地学会;光绪23年（1897）,谭嗣同等创办了金陵测量会;光绪24年（1898）,罗辉山等在郴州成立了舆算学会。民国时期,未曾建立测绘学术组织,测绘人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华地学会（葛绥成曾任会长）、天文学会(曹
夏婷婷[9]（2019）在《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激进社会运动进入了高潮,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冷战格局下美苏对拉美的争夺,加剧了拉美地区局势的动荡。在这一政治形势下,拉美的激进青年仿照古巴的先进经验,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和游击运动。这些激进思想的诞生不仅来源于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化,还与拉美各国动荡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相关。阿根廷大量社会运动的爆发,导致部分激进青年判定:国家已具备了革命的条件。这一看法促使他们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蒙托内罗是其中最大的一场激进反抗运动。蒙托内罗反抗运动内生于阿根廷的政治文化中,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革新天主教的社会网络成为他们最初的聚合空间,革新天主教思想为他们提供了对现实的解释工具,推动他们作出革命的论证;其次,蒙托内罗选择了庇隆主义的政治身份,继承了庇隆主义的政治文化,获得了巨大的动员能力,但是他们选取的庇隆主义与庇隆主义运动和庇隆本人出现了偏差,最终导致了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再次,军政府的残酷镇压导致了蒙托内罗的失败,但蒙托内罗对革命形势和国家军事能力的误判以及自身政治组织能力的不足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最后,阿根廷民选政府上台后,对蒙托内罗成员的身份界定成为了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并凸显为阿根廷政治和社会中左右翼矛盾的核心特质。本文基于蒙托内罗组织的核心出版物,对前蒙托内罗成员的访谈、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以及军政府内部的情报文献等一手资料,重构该运动的兴起、组织壮大、流亡、反攻与失败的全过程。通过结合“全球六十年代”、冷战格局与阿根廷的政治社会格局、运动的组织网络、成员的主观思想成因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立体地考察,试图勾勒出该运动具有的阿根廷特色的政治文化。对蒙托内罗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阿根廷当今政坛的政治逻辑。
段治文[10]（2004）在《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文中研究指明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较多的是侧重在对科技史的研究，而对科学文化史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史的研究却很少。本文尝试突破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力图从思想文化史角度，依据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的体制建构以及科学文化观念变迁等三个层次，对当代中国的科技发展的历程进行新的观照。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无序、散漫和缺乏目标的状态，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本文在探讨中国近代科技的源起及其历史文化缺陷基础上，分三个阶段按三个层次系统分析了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科技建制以及科学文化观的变迁。其中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具有新意的探索：比如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及政策环境上，文章系统分析了建国以来三代领导集体的视野和重要探索；在科技发展建制上，文章第一次系统总结了当代中国科学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这就是建国初期新体制的建立、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式“大科学”体制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导向的科技体制初步形成；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上，文章第一次揭示了科技大潮与社会主义思潮两次历史性合流的过程；在科学技术发展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上，文章更是首次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科学文化观经历了“人民科学观”、政治化科学观以及理性化科学观三种形态的历史转换，等等。 通过对中国科学发展历程的文化思考，本文认为：经过长期曲折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已成全社会的共识，深入人心，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以往那种不重视科学以致反科学的老路上去。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目前中国不仅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民众科学素养状况仍是国家竞争力的重大制约因素；而且在如何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问题上更是存在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科技发展仍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制约科学发展的传统的文化因素仍未得到根本突破。探索中国本土科学技术发展的出路，推动中国原创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等，仍是今日中国的严峻课题。 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仅要实现科技全球化与科技本土化的融合，以营造科技发展的良好的战略与文化环境；而且要实现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以构建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良性机制；更要通过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冲破传统的制约科学发展的文化观念，以铸造面向未来的具有科学素养的国民。这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科学文化发展方面的必由之路。
二、国际地科联代表团在我院作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地科联代表团在我院作学术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
| 第三节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
| 第四节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
| 第二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
| 第一节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
| 第二节 中国代表团访美 |
| 第三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
| 第一节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二节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三节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
| 第四节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
| 第六节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
| 第四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
| 第一节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三节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
| 第四节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
| 第六节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
| 第五章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
| 第一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
| 第二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
| 第四节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5）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1 竺可桢专著类 |
| 1.2.1.2 竺可桢纪念文集 |
| 1.2.1.3 学术论文研究 |
| 1.2.2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本文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二章 走向世界的科学先驱——竺可桢及其科学成就 |
| 2.1 竺可桢学术生涯的历程纵览 |
| 2.1.1 家庭背景及求学道路(1890-1916) |
| 2.1.2 教学与学术并重(1918-1935) |
| 2.1.3 投身中国教育事业(1936-1948) |
| 2.1.4 致力科学平台建设(1949-1974) |
| 2.2 竺可桢学术思想的历史背景 |
| 2.2.1 感同身受的社会背景(1890-1974) |
| 2.2.2 学贯中西的教育背景 |
| 2.2.3 融合交叉的学科背景 |
| 2.3 竺可桢学术历程的阶段分析 |
| 2.3.1 科学探索阶段(1916-1928) |
| 2.3.2 学术积累阶段(1929-1949) |
| 2.3.3 学术平台建设阶段(1949-1965) |
| 2.3.4 潜心研究阶段(1966-1974) |
| 2.3.5 小结 |
| 第三章 西学东渐的成功探索——对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引进运用 |
| 3.1 引进西学的早期探索 |
| 3.1.1 科学救国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
| 3.1.2 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性认识 |
| 3.1.3 参加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 |
| 3.2 科学知识的传播践行 |
| 3.2.1 地理学知识的引进 |
| 3.2.2 气象学知识的传播 |
| 3.2.3 科学史研究的推广 |
| 3.3 中西融通的创新典范——历史气候学 |
| 3.3.1 科学知识的发掘与甄别 |
| 3.3.2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创新 |
| 3.3.3 中西融通的成功探索 |
| 第四章 近代教育的艰难实践——对西方现代教育体制的移植嫁接 |
| 4.1 竺可桢教育思想的渊源 |
| 4.1.1 传统儒家教育观的浸染 |
| 4.1.2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影响 |
| 4.1.3 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熏陶 |
| 4.2 西方教育体制的移植探索——中国首个大学地学系的建立与解体 |
| 4.2.1 竺可桢创立地学系的动因分析 |
| 4.2.1.1 哈佛教育的地学背景 |
| 4.2.1.2 中国本土的地学传统 |
| 4.2.1.3 人才资源的短缺现状 |
| 4.2.2 地学系解体原因初探 |
| 4.2.2.1 地理学转向问题 |
| 4.2.2.2 学科发展不平衡 |
| 4.2.2.3 国际地学格局的变化 |
| 4.2.3 竺可桢早期教育思想试析 |
| 4.2.3.1 西学移植与国情传统的矛盾 |
| 4.2.3.2 推动西学东渐发展的客观性 |
| 4.3 西方教育体制的成功嫁接——浙江大学的长足发展 |
| 4.3.1 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实践与反思 |
| 4.3.2 竺可桢教育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
| 4.3.2.1 对中国历史的高度重视 |
| 4.3.2.2 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 |
| 4.3.2.3 对世界教育制度的准确理解 |
| 4.3.3 竺可桢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 |
| 4.3.3.1 高瞻远瞩的培养目标——“领袖人才” |
| 4.3.3.2 独具特色的培养途径——重视“训” |
| 4.3.3.3 科学民主的管理核心——“教授治校” |
| 4.3.3.4 实事求是的建设保证——财政支持 |
| 4.3.3.5 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旅行教育” |
| 第五章 理实交融的独特进路——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的率先垂范 |
| 5.1 海纳百川的全球视野 |
| 5.1.1 日本发展的借鉴 |
| 5.1.2 苏联模式的影响 |
| 5.1.3 西方教育的渗透 |
| 5.2 创建中国气象研究机构的努力 |
| 5.2.1 气象研究所的创建背景 |
| 5.2.2 气象研究所的成立与发展 |
| 5.2.2.1 筹备建立气象研究所 |
| 5.2.2.2 推动全国气象测候所的成立 |
| 5.2.2.3 气象研究所之成果 |
| 5.2.3 中央气象局的设立 |
| 5.3 推动中国地理研究机构的改革 |
| 5.3.1 统一中国地理学会 |
| 5.3.2 地理研究所的创建与发展 |
| 5.3.2.1 筹备地理研究所 |
| 5.3.2.2 地理研究所的合理布局 |
| 5.3.2.3 中国科学院综考会的成立 |
| 5.4 开拓中国现代物候学的研究 |
| 5.4.1 率先在中国展开现代物候研究 |
| 5.4.2 建立中国现代物候观测网 |
| 5.5 促进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发展 |
| 5.5.1 带动中国科学史的专业研究 |
| 5.5.2 创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
| 第六章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竺可桢学术成就的方法论价值 |
| 6.1 对中国国情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 |
| 6.1.1 超凡的顽强毅力 |
| 6.1.2 独特的入世智慧 |
| 6.1.3 清醒的自我认识 |
| 6.2 对中西科学方法的融会贯通 |
| 6.2.1 从“归纳-演绎法”到“假说—演绎法” |
| 6.2.2 还原论、整体论及其融汇互补 |
| 6.3 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准确理解 |
| 6.3.1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态度 |
| 6.3.2 “求真理”的科学追求 |
| 6.4 对科学方法的实践探索 |
| 6.4.1 对实践方法的强调重视 |
| 6.4.1.1 “两只手” |
| 6.4.1.2 地图法 |
| 6.4.2 对方法创新的执着探索 |
| 6.4.2.1 历史气候法 |
| 6.4.2.2 物候现象法 |
| 6.4.2.3 旱涝比值法 |
| 第七章 融入本土的科学发展——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启示 |
| 7.1 弘扬科学的不懈努力 |
| 7.1.1 竺可桢促进科教发展的经验总结 |
| 7.1.2 对科学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 |
| 7.2 尊重国情的创新发展 |
| 7.2.1 立足中华文化传统的科学传播 |
| 7.2.2 我国交叉科学的率先探索 |
| 7.3 内容与制度并举的高瞻远瞩 |
| 7.3.1 多重身份的互相促进 |
| 7.3.2 改造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不懈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竺可桢全集》前四卷目录汇总(1916—1973) |
| 附录二：竺可桢参与社会组织与任职年表 |
| 附录三：人名索引 |
| 附录四：图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叶笃正推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发展的贡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叶笃正推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发展的背景 |
| 第一节 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兴起 |
| 一、全球变化研究的提出与产生 |
| 二、科学的全球变化概念定义 |
| 第二节 中国全球变化研究的探索 |
| 一、中国早期全球变化研究的成果 |
| 二、中国未来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景 |
| 第二章 叶笃正推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发展的过程 |
| 第一节 倡导引入 |
| 一、主动参与国际科研交流 |
| 二、力荐成立国家专业研究机构 |
| 第二节 逐步发展 |
| 一、首创陆面过程研究与国际合作野外观测实验的成功 |
| 二、取得“八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 |
| 三、担任国际科研组织职务 |
| 第三节 开拓创新 |
| 一、中国成立国家气候委员会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CNCIGBP) |
| 二、中国建立首个全球变化专门研究机构 |
| 第三章 叶笃正推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发展的贡献 |
| 第一节 叶笃正推动全球变化研究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贡献 |
| 一、明确了全球变化的适应性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 二、融合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发展方针 |
| 三、倡导学术融合,拓展学科边界 |
| 四、顺应环保热潮,开展科普事业 |
| 第二节 叶笃正推动全球变化研究在中国发展的特点 |
| 一、研究过程重视人才培养和交流联系 |
| 二、研究活动取得国家层面的支持与重视 |
| 三、研究成果收获国际影响力 |
| 第三节 叶笃正推动全球变化研究在中国发展的意义 |
| 第四章 叶笃正推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发展的贡献成因 |
| 第一节 叶笃正推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发展的客观条件 |
| 一、良好研究基础的建立 |
| 二、恰当引入时机的出现 |
| 三、学科发展趋势的需要 |
| 第二节 叶笃正推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发展的主观因素 |
| 一、杰出的气象科研成就 |
| 二、丰富的科技管理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叶笃正发表学术论文统计 |
| 附录二 叶笃正1978年—1985年参与科技管理的具体事务和有关类型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贝尔纳与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学者对贝尔纳的初识 |
| 二贝尔纳1954年访华 |
| 三贝尔纳1959年访华 |
| 四贝尔纳1960年代与中国的交往 |
| 五结语 |
（9）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冷战与极化:蒙托内罗兴起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一节 “全球六十年代”、冷战与拉丁美洲 |
| 第二节 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 |
| 第三节 阿根廷的新左派、反抗运动和游击队的兴起 |
| 第二章 组织与暴力:蒙托内罗初创时期的社会网络 |
| 第一节 蒙托内罗诞生的社会网络 |
| 第二节 革新天主教对蒙托内罗的引领 |
| 第三节 蒙托内罗的暴力化 |
| 第三章 庇隆主义身份与动员:蒙托内罗的发展壮大 |
| 第一节 庇隆主义左派的形成 |
| 第二节 蒙托内罗的庇隆化转向 |
| 第三节 蒙托内罗初期的组织架构与行动剧目 |
| 第四章 持续的暴力:蒙托内罗的困境与失败 |
| 第一节 蒙托内罗陷入僵局 |
| 第二节 国家恐怖主义与蒙托内罗的反攻 |
| 第三节 蒙托内罗的失败 |
| 第五章 恶魔或斗士:蒙托内罗的影响 |
| 第一节 民选政府对军政府与游击队的审判 |
| 第二节 新世纪阿根廷社会对“蒙托内罗”的评价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中国近代科学的源起及其历史缺陷 |
| 一、 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和新开端 |
| (一) 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科学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二) 新中国科学的重建 |
| 1 科研机构的组建与中国科学新体制的建立 |
| 2 科学人才的集聚与自然科学界的大团结 |
| 3 中国科学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
| (三) 科学文化观的第一次转型与民众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探索 |
| 1 科学文化观的转型与“人民科学观”的历史奠定 |
| 2 自然科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与本士化 |
| 3 对民众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探索 |
| 二、 第一代领袖群体的科技战略思想 |
| (一) 工业化视野下的科技观 |
| (二) “向科学进军”的主要思想和实践 |
| 1 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追赶世界科技发展潮流 |
| 2 切实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努力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 |
| 3 科技发展要与中国实际结合，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
| 4 走群众路线，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
| (三) 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首次合流与历史迷途 |
| 三、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 科学体制的转换与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 |
| 1 建国之前中国的科技体制变革 |
| 2 建国以后科学体制的转换与“大科学”体制的建立 |
| (二) 科学建制国家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
| 1 世界科学建制发展的新动向 |
| 2 中国现代化后发展特点的历史要求 |
| 3 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 |
| (三)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作用和反思 |
| 1 科学规划和政策的制定 |
| 2 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 |
| 3 “大科学”体制下取得的突出成果 |
| 4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并非真正现代的“大科学”体制 |
| 四、 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文化观的历史迷途 |
| (一) 科学文化观的第二次转型与“政治化科学观”的确立 |
| (二) 科学政治化的背景及原因探析 |
| 1 历史原因:人民科学观的进一步发展与高度政治化的形势 |
| 2 根本原因:整风与反右后全社会政治意识畸形转向并向各领域渗透 |
| 3 现实原因:急于求成，全面大跃进形势的推动 |
| 4 内在原因: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泛起 |
| (三) 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与民众科学文化的畸形发展 |
| 1 群众性的科技协作网建立 |
| 2 群众性科技革新运动全面开展和畸形演变 |
| (四) 科学与反科学仅一步之遥 |
| 五、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
| (一) 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的演进 |
| 1 拨乱反正“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开端 |
| 2 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展开 |
| 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的深化 |
| (二) 江泽民对科技战略思想的发展 |
| 1 科技动力论: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基础 |
| 2 科教兴国论: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展开 |
| 3 技术创新论:江泽民科技战略思想的核心 |
| (三) 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合流 |
| 1 关于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深刻阐述和新认识 |
| 2 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再度历史性汇流的战略展开 |
| 六、 中国科技体制的新变革及其影响 |
| (一) 中国科技体制的转型之路 |
| 1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 |
| 2 市场导向的科技体制初步形成 |
| 3 科技发展仍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障碍 |
| (二)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体现 |
| 1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
| 2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科技法制体系 |
| 3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科技奖励制度 |
| 4 开始建设并初步形成了国家创新体系 |
| (三) 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
| 七、 中国社会的科学文化观的新发展 |
| (一) 科学文化观的再次转型与“理性化科学观”的初步形成 |
| 1 科学文化观再次转型的历程 |
| 2 对科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理性化的时期 |
| (二) 民众科学文化的新发展与民众科学素养评价 |
| 1 民众科学文化的新发展 |
| 2 民众科学素养状况仍是国家竞争力的重大制约因素 |
| (三) 制约科学发展的传统的文化因素仍未得到根本突破 |
| 八、 21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
| (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其对科学文化发展的新要求 |
| (二) 科技全球化与科技本土化:营造科技发展的良好的战略与文化环境 |
| (三) 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构建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良性机制 |
| (四) 科学教育化与教育科学化:铸造面向未来的具有科学素养的国民 |
| 附录一: 科学中国的历程:1949-2004年重要文献编目 |
| 附录二: 全国性的科学技术团体一览表 |
| 附录三: 作者在中国科技文化史领域发表的相关成果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国际地科联代表团在我院作学术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2]科学家的社会责任——1955—1956年西塞尔·鲍威尔教授的亚洲行[J]. 刘晓.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6(03)
- [3]父亲[A]. 周如玲. 宗师巨匠 表率楷模——纪念周培源文集, 2002
- [4]1987年我院国际交往情况[J]. 吴永根.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年报, 1987(00)
- [5]西学东渐的成功典范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与教育发展的贡献及其方法论意义[D]. 江增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10)
- [6]叶笃正推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发展的贡献研究[D]. 谈元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8(01)
- [7]贝尔纳与中国[J]. 潜伟,李欣欣. 科学文化评论, 2012(06)
- [8]中国测绘学会40年——创业、曲折、复苏、奋进、跨越的组曲[A]. 中国测绘学会40年回顾编写组. 纪念中国测绘学会成立四十周年论文集, 1999
- [9]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D]. 夏婷婷. 上海大学, 2019(04)
- [10]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变革[D]. 段治文. 浙江大学, 2004(03)